诸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学习《礼记》。请看《祭义》这一篇。“乐正子春下堂，而伤其足，数月不出，犹有忧色。”门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数月不出，犹有忧色，何也？”曰：“吾闻诸曾子，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矣。故君子跬步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忧色也。壹举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举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弗径，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危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及于身。不辱其身，不羞其亲，可谓孝矣！”

这一段讲的是一个故事，“乐正子春下堂，而伤其足，数月不出，犹有忧色。”乐正子春，春秋时鲁国人，也是曾参的弟子。有孝名，也是因为和曾参学习，名师出高徒，受到他老师的影响，以孝著称。乐正子春有一次从堂上走下来，不慎扭伤了脚，好几个月都没有出门，一直面有愁容。门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数月不出，犹有忧色，何也？”“瘳”，就是愈的意思，痊愈了。他的门下弟子便问道：“老师，您的脚不是好了吗？您好几个月都不出门，到现在还面带愁容，这是为什么呢？”曰：“吾闻诸曾子，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矣。”乐正子春说：“我从前听我的老师曾子说过，父母完完整整地生下我们，我们死时也要完完整整地留下这个身体，归还给父母，这才称得上是孝顺。没有毁坏父母遗留下的这个身体，没有辱没为人一世的善名，这才是圆满的孝顺。”

乐正子春他是曾子的学生，所谓名师出高徒，为什么呢？因为学生在老师身边，每一天看到老师言传身教的教化，他也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曾子，我们都知道是孔子的弟子，虽然不够聪敏，但是因为好学也学有成就，被称为“宗圣”。

在《论语》上记载，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曾子认为做士人就不能够不弘毅，因为士人的责任重大，而所行之道遥远，他们以行仁为自己的重任，而且这种重大的责任要一直担负下去，到死为止。“士”就不是一般的普通百姓。古代把人分成四类，分别为“士、农、工、商”。“士”就是读书人，“农、工、商”都是生产者和营利者，而“士”，是既不生产也不营利，他是尽全力来学“道”，所以“士”专求于学、专讲道，专讲做人的道理。而要把人道讲得清楚透彻，就必须要通达天道。

所谓“天道敏生，地道敏树，人道敏政”。但是对于天道，一般人都很难体悟，要从哪里学起呢？“士”就是要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个忠恕之道学起。虽然这一句话，士、农、工、商都需要学习，但是农、工、商不需要通达，而“士”则需要学得通达。

在《论语》中也记载，子游他到武城去做官，孔子去考察，听到了弦歌之声，于是就说：“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回答说：“从前我听夫子您说过‘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不学道的人不能够发布或者听从命令。君子，也就是在位者学道，他能够用仁爱之心对待百姓，百姓学道，就会听命于在位的君子。“士”就是全神贯注地、专一地学道、悟道、体道、讲道、行道，他和商人不同，是纯粹不生利而分利。但是士、农、工、商之中，“士”却排在最前面，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像孔子也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也就是说，古人把道德仁义，看得比财利更加重要，因为财利能够解决眼前暂时的问题，但是不能够解决长久根本的问题。所以儒家以“志于道”、“读书志在圣贤”为最终目的。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学道就必然会贫穷，其实经典教学，它有四种功用，那就是“立德、立身、通窍、属文”。

首先，它可以树立一个人的德行。“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德”对于国家而言，还是个人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立身”就是我们有什么技能，什么知识、素质能够立身于社会，经典教学，它也有立身之功。还有通窍之功，通窍，用古人的话来说就是开悟，能够明心见性。还有属文之功，也就是写文章。“立德、立身、通窍、属文”，这个顺序也是很有讲究的，不能够颠倒，告诉我们德是本，而技艺是末。

“道”有体有用，用就是行仁，士有通达时，也有贫穷时。孟子就说：“达则兼济天下”，通达的时候就以仁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贫穷时就修养自身，弘扬仁道。当士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按照仁道去做的时候，就是在影响别人，这就是在弘扬仁道，而且弘扬仁道是“一日不死，一日不休”，所以士必须弘毅。

“弘”就是大的意思，无论是你的见识，还是学问，心量一切都要广大。所以古人说“一事不知，儒者之耻”，如果有一件事自己不知道，那都是学儒者的羞耻，这说明儒者的见识学问很广博，没有他不通达的事情。而且读书能够举一反三，学以致用，就像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虽多，亦奚以为？”即使你把《诗经》三百首都背熟，倒背如流，但是处理政事却不通达，不能够把所学的落实在日常生活、工作，为人处事、待人接物之中，你背诵得再多，也不得其用。所以“弘”不仅是学问、见识要广大，还要心胸广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我们看一看现在的读书人，如果对国家的政策没有见识，也无法提出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或者心量狭小，眼中只盯着自己的名闻利养，这就不能够称为“士”，只能称为“精明的利己主义者”。古代的士所读之书是圣贤书，所以通达圣贤之道，有能力对社会的治理、国家的安定、天下的太平，提出正确的应对之策。这也是为什么读书人——“士”，特别受到重视和尊敬的原因。

“毅”，包咸的注解是“强而能断也”。“强”不是“暴”的意思，而是《易经》上，乾卦中所讲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意思。我们观察天道，它具有自强不息的精神，比如说太阳，每一天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下，自古至今，一年四季，从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没有一天是中断的，这就是天的自强不息。人呢？本性之中也具有这种自强不息的性质，所以“自”就是自性的意思，自性就是这种不息的、好学上进，没有休息、没有止息的特点，这个就是“强”。“断”就是有决断，而正确的决断必须运用智慧，所以弘毅的“毅”就是既自强不息，又有智慧决断。

为什么士必须要“弘毅”呢？因为“任重而道远”，肩负的责任很重大，行走的路程很遥远。士肩负何种重任呢？在今天，天下变乱丛生，平天下就是士的责任。士小能治国，再小能齐家、能修身，这都是士的责任。很多人志向很远大，要成就大事，促进世界和平。成就大事，促进世界和平，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平天下，要从哪里做起呢？《大学》中所讲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所以要担当大事，要促进世界和平，必须从修身做起，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来做起。这样才能进而去齐家、治国、平天下。

我们知道当今世界冲突不断，世界和平遥遥无期。其根源在哪里？其根源就在于家庭，在于家庭之中，父子、兄弟、夫妻之间的冲突。我们想一想，一个人在家里不能够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夫妻都不能够互相信任。在社会上，他也必然和他人发生冲突。更进一步讲，冲突的根源在自身。为什么在自身呢？就是真心本性和习性之间的冲突。真心本性是纯净纯善的，但是习性却是自私自利的，充满贪、嗔、痴、慢、疑，各种烦恼。当利益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利他还是自利。如果每一个人都要利己，唯利是图，冲突就会随之而起；如果每一个人都能见利思义，冲突才能够真正化解。所以促进世界和平，承担治国平天下的重任，要从修身、修心来做起。

我们学习传统文化的人，就要做到“在普天之下，没有我恨的人，没有我不能原谅的人，没有我不爱的人”，这样的人才能承担起促进和平的使命。所以修身是承担重任的基础。一个胸怀大志的人，想治国平天下，弘扬传统文化，促进世界和平。但是却不能克服贪、嗔、痴、慢、疑，障深慧浅，如何能够实现弘愿呢？能说不能行，不是真学问。所以在《格言别录》中也说：“以圣贤之道教人易，以圣贤之道治己难；以圣贤之道出口易，以圣贤之道躬行难；以圣贤之道奋始易，以圣贤之道克终难。”这是提醒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是一个长期的、日积月累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不能够半途而废，得少为足。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他以行仁为自己的重任，须臾不离开仁，这个责任不是很重大吗？人为什么应该以弘扬仁德为己任呢？我们看这个“仁”字，“亻”加上一个“二”字组成，这是两个人相处之道，所以仁者爱人，这是“仁”字最基本的含义。想到我们自己就要想到对方，能够换位思考、将心比心。不懂得为他人着想，人就会自私自利，自私自利的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孟子》中所说的：“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所以，只有仁义之道，才是君王应当重视的。

在《贞观政要》中记载，贞观四年的时候。房玄龄向太宗报告，说当时的盔甲和兵器的完备已经超过了隋代。太宗怎么说的呢？太宗说，虽然保卫国家需要武器，但维护国家安定和平的最重要的是仁义。君臣上下，一心为百姓着想，使百姓安居乐业，这才是最重要的武备。所以太宗强调：我用来维护国家安定，最重要的武备是仁义，而不是兵器。古人说，即使是大国，虽然“忘战必危”，忘记战争是危险的，但是“好战必亡”，好战一定会亡国。像隋炀帝时候，武器繁多、装备完善、财力雄厚，但是依旧没能阻止亡国。

“以利为名，则有不利之患矣。”如果把利益看得最重要，那么人生，包括整个社会，都会产生不祥和祸患。像《孟子》中就说：“王曰‘何以利吾国’？”假如每一个国君都说，怎么样利益自己的国家。“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就是像我们现在的国家各级领导干部，就会只寻求怎么样利益自己的家族。“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读书人和老百姓也都说，怎么样利益我自身，结果必然是唯利是图。所以“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从上面的领导者到底下的老百姓，每一个人都谋求私利，国家就危险了。

为什么危险了呢？孟子他接着说：“万乘之国”，就是一个拥有万乘车马的大国，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实力很雄厚的国家了。但是如果大夫都谋取私利，诸侯国的国君就会被“千乘之家”的大夫篡位。大夫谋取私利，下面的士人也会谋取私利，大夫也会被士人推翻。如此一来，整个国家就没有安定可言。

我们看一看当今的世界，也是受到西方功利主义价值观的普遍影响。从国际上国家之间的交往，到家庭中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普遍以利益为指归，缺乏伦理道德和道义。结果在家庭中出现了不孝父母、打骂父母，甚至活埋父母的禽兽不如之事。兄弟因为财产、遗产吵上法庭，夫妻之间同床异梦、喜新厌旧、见异思迁，也是没有道义可言，这个家庭就危险了。从国家而言，出现了食品安全问题，假冒伪劣问题，贪污腐败问题，国有资产流失等等问题。国际之间，你看在疫情中间，甚至出现了口罩等防疫品多次被“截胡”的事件。这都是由重利忘义所导致的。

孟子说：“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没有一个有仁爱之心的人，会遗弃他的父母的。“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也没有一个重视道义的臣子，会轻慢他的君主的。所以怎么样呢？重要的是整个社会要兴起仁义道德的教化，转自私自利为见利思义，这样才能转变、化解整个时代的危机。所以“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如果全世界各国、各党、各级领导人，都能学习《群书治要》，以仁义忠恕、真诚慈悲为治国理念，矛盾冲突自然就会化解，世界和平自然就会到来。这也是为什么汤恩比先生说：“能够真正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的，唯有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中国的文化，它是符合天道的称性的文化，所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所以“任重而道远”，“道远”就是承担大道，至死方休。“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个路程，不是很遥远吗？就如曾子，他一生力行孝道，到临终之前，还让弟子打开他的被子，检查自己的身体是否完好。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所以曾子临终前才说：“而今而后，吾知免夫”，从今以后，我才可以免于担忧没有尽到孝道了。曾子的这些话，都是他一生躬行实践的心得体会，当然，他的言行自自然然地也会影响他的学生。

在《礼记·檀弓》中，还记载着“曾子易箦”的故事。鲁国大夫季孙子为了表达对曾子的敬意，曾经送给曾子一个大夫专用的竹席。后来曾子得了重病，卧床不起，他的学生乐正子春（就是我们今天这里所讲的乐正子春），前去探望的时侯，听到侍僮指着曾子的睡席好奇地问：“这是大夫用的席子吧，光泽多么的华美啊。”

曾子听到这番话就说：“这是季孙子赐予我的，我现在坐不起来，无力去更换这张席子。”因为他并不是大夫，用这样的席子是违礼的。于是他便让儿子把这张席子换下来，但他的儿子说：“您的病是这样的重，身体又不便移动，还是等天亮之后再换吧。”曾子就对儿子说：“你爱我，还不如这个侍僮。”

“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君子爱人是成就他的道德，让他时时有警觉、有提升，不能够违背礼。而小人爱人，是姑息他的过失，甚至放纵他的欲望，满足他的要求，却不过问这些是否是符合礼。所以曾子说：“你爱我，还比不上这个仆童。我何必要用这块席子呢？我能守礼而终就足够了。”于是他的儿子只好扶起父亲更换床席，还未等曾子躺稳，他就过世了。曾子他确实做到了“死而后已”，所以他这一句话，感动了无数的后人，也流传千古。大圣大贤他们的言语、言论，都是出自于自己真正力行的功夫，否则也说不出，这样流传千古的话。

正是因为曾子力行孝道，也让他的弟子子春深受影响。所以他说：“故君子跬步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忧色也。”

“跬步”，跨上一足曰“跬”，连跨两足为“步”，所以“跬步”实际上就是半步。“因此君子即使迈出半步路，都不敢忘了对父母的孝道，这回我竟然忘了孝道，所以我才会面有愁容。”

“壹举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举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弗径，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危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及于身。”

“道”就是正路，“径”是邪僻的小路、捷径。“是故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及于身。”《大学》中也有说：“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如果你说的话是悖理悖德之言，这叫“言悖而出”，也会被别人回骂你。所以“恶言不出于口，则忿言不反于身矣。”做人应该每走一步路都不敢忘记父母，每说一句话都不敢忘记父母。正因为每走一步路都不敢忘记父母，所以走路必定要选择宽广的正道，而不贪图捷径，不去走那些不安全的羊肠小路。过河时必定选择乘船，而不轻易游水，因为不敢将先父母遗留下来的身体去冒险。正因为每说一句话都不敢忘记父母，所以自己绝不会说恶言恶语，这样也就不会招致别人的辱骂。

“不辱其身，不羞其亲，可谓孝矣！”自己这个身子没有蒙受羞辱，也就是让父母没有蒙受羞辱，这才可以说是孝顺！这就是《弟子规》上所说的：“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而且不仅是父母生前是如此，在父母过世之后，也要如此保持。

可以说，孝是一切德行产生的根本，教化所产生的根源。人如果不知恩报恩、忘恩负义，这个是结果，原因何在呢？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资助别人上大学，但是受资助的人，连一个感恩的信、感恩的话也没有。很多人说，我们社会需要感恩教育，实际上，如果一个人连父母这么大的养育之恩，都不能够记在心上，想着念念去报答，对于陌生人的资助，又怎么可能记在心上，想着去报答呢？这就是孝道的缺失。

我们现在提倡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但是提倡了很长时间，仍然是爱不起来，什么原因呢？因为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能够爱，对自己的兄弟都不能够帮助友爱，怎么可能对陌生的人民去关爱呢？“爱祖国、爱人民”就像道德大厦的第五层，它的根基就是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尊敬老师。结果根基都没有，就希望第五层、第六层，建起来的都是空中楼阁，听起来很高尚，实际上做不到。

现在很多的青少年，动不动就离家出走，甚至自杀。很多专家说：“我们需要生命教育。”实际上我们学了《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如果他知道孝心、知恩报恩之心，他知道自己的出走和自杀，对父母带来的这种伤害，他还会轻易地去离家出走，走上自杀和轻生的道路吗？包括现在的犯罪率，特别是青少年的犯罪率、离婚率上升，什么原因呢？因为他觉得这都是个人的私事，心里没有想到父母对他的担忧，更没有想到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让父母放心。

还有现在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很多高官锒铛入狱，这也是“德有伤，贻亲羞”，给父母带来的是无比的羞辱，怎么能对得起父母的养育之恩呢？更何况那些啃老族、富二代、官二代，包括现在遗弃老人、打骂父母，这些现象，都是和没有孝道的教育密切相关、直接相关。所以“孝”是多么的重要！孔子的弟子有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经典上的任何一句话都不是白说的，只要我们抓住了，我们理解它的深意，很多社会问题就迎刃而解，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学经典的意义。我们再看下一段。

“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遗年者。是故天子巡狩，诸侯待见于境，天子先见百年者。”

“未有遗年者。”“年”就是“齿”的意思，也就是上了年纪的人，老年人。虞、夏、商、周的时期，虞就是虞舜，夏、商、周，天下最伟大的帝王，他们都没有忽略过对老年人的尊敬。因此当天子巡行视察时，诸侯率领众人，在自己的边境上迎候，并等待接见，天子到达后，却首先主动去看望该国中年满百岁以上的老人。“礼”就是倡导敬老、尊老的意识，天子他要询问这个诸侯国的国君，年满百岁老人的住所，然后亲自前往探望，这是到这个诸侯国所做的第一件事。

虞舜、夏、商、周四代之治，都是根据当时社会的状况，施以侧重点不同的教诲，目的是随时救弊。就像《孔子家语》中所说的：“在过去，有虞氏尊有德行的人为贵，同时特别尊重老年人；夏后氏尊有爵位的人为贵，同时特别尊重老年人；殷商人尊世禄之家为贵，同样尤其尊重老年人；周人尊敬孝敬父母的人为贵，但是仍然对老年人特别尊重。”他们所尊崇的侧重点虽然有不同，但是在尊敬老年人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也就是说，凡是盛世的君王，没有崇尚遗弃老年人的。因为盛王都是以恩义、情义、道义的原则来治国处事，否则它也不能够成为盛世。不抛弃曾经对国家有贡献的老年人，这样才不会引导见利忘义、忘恩负义的社会风气，也不会出现恃强凌弱的不良现象，这都是盛世的特点，文明社会的标志。

我们看一个社会是否比另一个社会更文明，怎么看呢？当然，GDP的增长、经济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参考，但是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另外，像爱老、尊老、敬老，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其它比如说犯罪率，特别是青少年的犯罪率低、离婚率低，环境保护好、生态文明程度高等等，都是衡量社会文明的重要指标。这样的社会才是一个均衡、全面发展的社会。

这是我们讲的《祭义》，我们再看《祭统》。

《祭统》，之所以这一篇的篇名称为《祭统》，是因为它所记载的是祭祀的根本，“统”就是“本”的意思。在这一篇中，主要阐明了祭祀的重要性，而且祭祀是教育的根本，而恭敬是祭祀的根本。没有了恭敬心，不重视祭祀，无论是孝亲、事君，都不得其正。我们看经文。

“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也，自中生出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唯贤者能尽祭之义。”这一段话很重要，我们也一段一段地看。

“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这句话强调了“礼”的重要性。在治理社会的各种举措之中，没有比“礼”更要紧的了。前面我们也讲过，礼具有四种功用，那就是“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说明“礼”可以帮助人们确定远近亲疏的关系，避嫌决疑、区别异同、明辨是非。在《左传·隐公十一年》中也记载，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礼”具有治理国家、安定社稷，让人们尊卑有别、上下有序、利益后代的重要作用。为什么“礼”具有这些重要的作用？因为“礼”是源于天地的秩序。

在《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中，有一个故事，讲了“礼”的本质，还有它的重要性。昭公二十五年，诸侯在黄父会盟，郑国的子太叔谒见晋国的赵简子，赵简子就向他询问揖让进退之礼。子太叔回答说：“这是仪，不是礼。”赵简子就问：“敢问什么是礼？”

子太叔回答说：“我曾听先大夫子产说：‘夫礼，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就是说，礼是上天的常道，大地的法则，民众行为的依据。天地的常道，民众实际上都在效法，效法上天、日月星辰的运行，依循大地高下刚柔的本性，而滋生了六种气象，也就是阴、阳、风、雨、晦、明。这六气又生出世间运行所使用的五材，即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气，入口为酸、咸、辛、苦、甘五种味道；显露于眼，它就是五种颜色，青、黄、赤、白、黑；贯通于耳为五种声调，宫、商、角、徵、羽。这五味、五色、五声，如果过分，就会使人迷惑、混乱，人们就会丧失、迷失恒定之性。也就是说，无论是滋味还是声色，如果过分了，就会伤害人恒常不变的本性。”像《老子》也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怎么办呢？

“要制定礼，来奉养人的恒定之性。人有好、恶、喜、怒、哀、乐这六种情绪，所以人君为政，应该审慎地权衡适宜时代的礼法，来节制好、恶、喜、怒、哀、乐六种情志，使之不过节。礼节礼节，就是用礼来节度好、恶、喜、怒、哀、乐这六种情绪。悲哀时有哭泣，快乐时有歌舞，高兴时有施舍，愤怒时有斩斗，悲哀、快乐的情绪不失常规，才能与天地的本性相和，因此也才会长久。也就是说，古人制礼作乐，就是为了使人的情志，保持平和的状态。”

在《中庸》上也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对于“中”，很多人都达不到，就是我怎么会没有喜、怒、哀、乐呢？喜、怒、哀、乐都没有发出来的状态，才称为“中”的状态。这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那么就退而求其次，求“和”的状态。喜、怒、哀、乐都发出来了，但是都没有过分，都符合于礼的节度，这就是“和”。所以“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

赵简子一听，就说：“太伟大了，礼真是宏大深奥啊！”

子太叔回答说，他说：“礼是上下的纲纪，天地的秩序，也是民众得以生存的依靠。因此，先王特别尊崇它。人们能够自我调整其情志，以达到礼的要求，就叫做成人。”什么叫“成人”呢？就是你能够按照礼的要求，调整自己的情志，使自己的情绪总是处于平和的状态。“说礼宏大深奥，不是很适宜吗？”

赵简子听了之后，就说：“我愿意终生奉行这些话。”这一段话强调，“礼”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对于调整人的情志，使人的情志回归到本性中和的状态，具有重要的作用。

但是“礼”又和“仪”是不同的，在《左传·昭公五年》中，还有一个故事，也是强调了“礼”和“仪”的区别。这也是我们学礼的过程中要特别重视的。

鲁昭公到晋国去，从接受郊外的慰劳之礼，以至赠送财物，都没有失礼的地方。晋平公对汝叔齐说：“鲁君不是也很精通礼吗？”汝叔齐回答说：“鲁君哪里懂得礼呀！”晋平公就说：“为什么呀？从在郊外的慰劳，以至赠送财物，都没有违背礼。为什么说他不懂礼呢？”

汝叔齐回答说：“这是‘仪’而不可以说是‘礼’。‘礼’是用来保有国家、推行政令、无失百姓的，但是现在鲁国的政令在三家大夫之手，却不能收回来。有子家羈这样的人才却不能重用，触犯与大国的盟约，又欺骗、欺侮虐待小国。在他人为难之际获取利益，却不知道自己也有危难。公室的军队一分为四，百姓就食于三大家族。”三大家族就是三家大夫。“臣民中没有人心存公室，没有人为公家着想，没有人为昭公谋划未来。身为一国之君，危难将要降临到自己身上，却不忧虑自己的处境。礼的根本与枝末就体现在这些地方。他却反复地演习礼仪，以礼仪为急务。这样还说他精通礼，不是相差得太远了吗？”

君子说：“汝叔齐很懂礼。”这是一句评论。

这就说明学礼要“重实质不重形式”。礼的本质是真诚、恭敬、仁义、感恩之心，外在的赠品、祭品，这些都是形式。就像我们有一些地方学习传统文化，躬鞠得很圆满，九十度鞠躬礼，但是人与人之间不能够和睦相处。一个人在外面去做义工，打着学习、弘扬传统文化的名义。但是对父母都不能够孝敬，和兄弟不能够和睦相处，这都是重形式而没有实质，这和礼是大相径庭的。

前面我们讲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孔子也强调：“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所以，真正庄重典雅的音乐一定是和易的，真正庄重典雅的礼也是简易的。礼乐，它都是重实质不重形式，很多人批判，说传统文化讲求繁文缛节，这个是大大的误解。这个是仪，不是礼。孔子反复地强调：“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所以，礼与其搞得很奢华、很排场，不如节俭。丧事与其和易，宁可表现出发自内心的哀戚。这都是强调学礼要重实质而不重形式，当然，形式也很重要，因为通过外在的礼仪形式，可以怎么样呢？通过规范人的行为，进而让人生起恭敬和感恩之心。但是仅仅强调“仪”，而没有实质，那就和“礼”相差甚远了。

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先讲到这里，我们下次接着讲“祭礼”的重要性。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