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礼记治要》，请看《缁衣》篇，郑玄的《目录》说：“名曰缁衣者，善其好贤者。缁衣，郑诗也。”这一篇之所以定名为《缁衣》，是因为篇中引用了《诗经·郑风·缁衣》这一篇诗，主要的内容是称赞人君好贤恶恶，《群书治要》中所选的内容，重点在于阐明君民、君臣之道。君仁民从，君君臣臣则上下相安，而且容易治理。君主教民应该重德不重刑。君主是百姓的表率，应该以德行感化民心。因此君主必须谨慎好恶，“言为世则，行为世范。”“上好仁则下必争先效法。”君主不说虚言，谨言慎行，人民才会言行一致。君主以言教劝善，身教止恶，人民也会谨于言而慎于行。君主与百姓互相依存，君为民心，而民为君体，他们是一体相依、共存共亡的关系。君臣之道在于上下一心，以诚相待。君主坦诚相待，那么臣下就会竭忠尽智；君主好恶分明，就能够引导社会风气。因此君主与臣民就能各得其所。

我们看经文，子言之曰：“为上易事也，为下易知也，则刑不烦矣。”

孔子说：“如果君上容易侍奉，臣下容易了解，刑罚就不必繁多。”这是说，如果君主不苛刻暴虐，而臣下又没有奸诈、机巧之心，刑罚就可以逐渐搁置到一边去了。

孔颖达的《礼记正义》中说：“君上以正理御物，则臣事之易也。臣下无奸诈，则君知其情易也。君易事，臣易知，故刑辟息止，不烦动矣。”意思是说，领导者、在上位者，能够以正确的道理统御万物，治国理政，不偏离大道，属下就必然能够尽己之责。在位者能够做到宽厚仁爱，不苛求属下，属下对于领导者就没有奸巧、欺诈的行为，能够居下诚敬，忠于职守，竭尽全力地完成领导交给的工作任务。这样君仁臣忠，彼此感恩、彼此信任，团结合作，各自尽到本分，这就是所谓的“君君臣臣”。这个“君君臣臣”曾一度被视为封建专制的产物而被批判，实际上没有什么可批判的。它的本意就是要求领导者要像一个领导的样子，尽到领导的责任；被领导者要像一个属下的样子，尽到被领导者的责任。他们各自都明了自己的责任，那就是“君君臣臣”，否则的话就是君不仁则臣不忠，领导不能尽到领导的责任，属下不能够以忠诚对待领导，这样各种奸诈行为都产生了，想用刑罚制裁都制裁不过来。这个就是孔子所批判的“君不君，臣不臣。”

在这里讲的“君上以正理御物”特别重要，也就是说领导者一定要以正确的道理治理国家、统御万物。治理国家，不能够偏离大道。我们知道唐太宗建下了“贞观之治”，为什么呢？就是他的言行都与经典的教诲相符合。我们在下边还会讲到。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爱之，则民亲之；信以结之，则民不背；恭以莅之，则民有逊心。”

这个“德”就是“道德”的意思，“齐”就是“整”的意思。用道德来教导民众，如果人民不听从就用礼来整饬，这样所得的结果就是民有“格”心。这个“格”郑玄的注解是“来”，什么意思呢？就是“民心来归”，也就是人民以犯罪为耻，而且诚心来归，拥护政府。

在《资治通鉴》中记载，贞观六年的时候，唐太宗亲自查录被关押的死刑犯的案情，生起了怜悯之心，于是就下令放他们回家，到第二年秋天的时候再来就死。结果怎么样呢？到了第二年秋天的时候，这些被放回的死刑犯一共有三百九十位，没有一个人逃亡，全都按时回来接受死刑的判决，太宗就把他们全部赦免了。历史上有诗称赞唐太宗说：“二十又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功成立定和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死囚四百来归狱，以心感人人心归。”太宗治国，他确实达到了“不忍欺”的境界，即使是死刑犯都能够守诚信，就是因为他能够“教之以德，齐之以礼”，从而感化了人心。

这个“政”就是“法教”或者“法治”的意思，教之以政，就是用政治、法律来引导人民，教导人民，为政者制定法律规章，让人民来遵行。如果人民不遵行，则“齐之以刑”也就是用刑法来整饬。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民有遯心”，这个遯就是“逃遁”的意思，逃避法律制裁的心。这个也就是论语中所说的“民免而无耻”。这个“免”孔安国注为“苟免”，也就是民众为了苟免刑罚才服从政令，但并不是心服。所以当刑罚稍有松弛的时候，人民就会犯法，而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是为无耻。

在《管子·牧民》中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就是把礼、义、廉、耻作为维系国家最重要的四个纲常。“国民无耻，亡国之日，不问可知。”如果国民都没有了羞耻之心，那么这个国家灭亡之日，不问也自然知道了。

其实不仅仅人民会生起逃避法律的心，而且还会产生怨恨心。因为他做错了事儿，你惩罚他。他并不认为是自己有错，所以他就怨恨你对他进行惩罚。孔子他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判案和其他的法官一样，都是依据案情为人定罪。但是他和别的法官不同之处在于什么呢？就是要想方设法地杜绝争讼，那怎么样才能够杜绝争讼呢？那就是要兴起伦理道德的教育，让人都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品德。

我们所熟知的历史上著名的“六尺巷”的故事，说的正是这个道理。这些都是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人心正则国治，人心邪则国乱。”所以国家治乱的根本在于人心，要使人心归于正，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怎么样使人心归于正呢？那就是要培养人的仁爱之心、恭敬之心、感恩之心等等廉耻之心，所以要用道德来教导人们；用礼仪来整饬、约束人们，人民就会心悦诚服地来归附；如果用政令来教导他们、用刑罚来约束他们，人们就会产生逃避政令和刑罚的心，这就是：“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遯心。”

社会安定的结果靠的是人心正。而人心善良、人心端正是从哪里培养起来的呢？它并不是靠一两个法律、规章制度就可以解决的，要改变人心依靠的是仁义道德的教育，特别是要从培养人的孝心开始，长养人的仁爱之心、感恩之心，这个社会风气才会变得淳厚。

“故君民者，子以爱之，则民亲之；信以结之，则民不背；恭以莅之，则民有逊心。”

统治人民的人，如果能够以爱护儿女的心来爱护人民，人民就会亲附他；能够以诚信、朴实来团结人民，人民就不会悖逆；能够恭敬地对待人民，人民就会自然生起归顺、敬服之心。

在中国传统治国理政思想之中，特别强调：“在位者要爱民如子，视民如伤。”可以说正是这种爱民如子的仁爱思想，是中国之治的特点。也是使中国之治能够达到“不忍欺”的最高治理境界的关键。

即使是法家的代表人物管子对这种仁爱思想也深表认同。管子就指出：“人主能安其民，则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如果人主能够让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那么人民侍奉君主就如同侍奉父母一样；如果君主有了忧困，人民就会为他感觉到忧伤；国君有了危难，人民愿意为他拼命效力。反之，如果君主把人民视作泥土和草芥一样的低贱，甚至随意践踏、欺凌，那么人民反过来就不会被君主所用，君主有什么忧困的，人民也不会为他分忧；国君有难，人民也不会为国君去赴汤蹈火。如果国君能够把人民视为和自己是一体的，那么国君有了困难，人民怎么会不为国君去效力、分忧呢？

在《六韬》中也记载，周文王向姜太公请教治国之方，姜太公怎么回答的呢？他说：“善为国者，御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慈弟。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对待百姓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就像兄长慈爱自己的弟弟一样。看到老百姓饥寒交迫，就为他们感觉到哀愁，看到老百姓劳苦奔波，也发自内心地为他们感觉到悲伤，要想方设法地帮助解决他们的问题。在《春秋左氏传》中也说：“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一个国家之所以兴盛，就是因为他把人民视为自己的伤病，那么样地加以体恤、加以关爱；而一个国家之所以灭亡，就是把人民视为泥土和小草一样的低贱，可以随意践踏，这是他取祸的原因。

在《群书治要》中还记载了一个故事，赵简子他有两匹白色的骡子，他非常喜欢。阳城胥渠是广门的一个小官，夜晚来求见他，说：“我是您的臣子胥渠，现在得了病。医生告诉我说，如果能够得到白骡的肝，病就可以治好；如果得不到，就得等死。”禀告的人告诉了赵简子，赵简子怎么说的呢？他说：“杀死一个畜生可以救活一条人命，这不是仁义之事吗？”于是就招来了厨师，杀了白骡，将取得的肝脏送给了阳城胥渠。没过多久，赵国兴兵攻打翟族，这位广门的官吏带着左部七百人、右部七百人，奋勇登上城池，斩获了敌军将领的首级。这个小官之所以有这样奋勇争先的态度，就是因为他的君上赵简子能够以仁爱之心对待他，所以他回报的也是一片忠心。

《中论》中说：“故明主之得贤也，得其心也，非谓得其躯也。”明智的君主得到贤才，是得到他的心，而不是仅仅得到他的身。如果“身在曹营心在汉”，那么贤才对于君主也没有太大的帮助。所以，领导者对待属下，关键是要用真诚之心来感召下属，并不是靠什么权谋等等。

我们经常讲子贱治理单父，能够达到“不忍欺”的境界。他的朋友、同学巫马期就想考察一下他治理单父到底有多好，于是就趁着夜色微服私访。结果看到一个人在夜色下捕鱼。但是很奇怪，这个人把捕到的鱼看了一看，又放回到河里去了。巫马期就走上去问，他说：“我看您捕鱼，但是为什么捕上了鱼，又把它们给放回到河里了呢？”这个人就说：“我们的长官子贱告诉我们，不要去捕捞那些还在生长中的小鱼，而我刚才捕上来的恰恰是那些还在生长中的小鱼，所以我把它们放回河里了。”巫马期听了特别地感慨，回来向孔子禀告说：“子贱治理单父能够做到即使无人监管，在夜色下捕鱼，没有人看到，但是也如同是有严刑峻法就在身边，不知道他是怎么样达到这种境界的。”

孔子说：“我曾经听子贱说过，一个人对身边的人有至诚恭敬的精诚之心，这个影响自自然然地就会传到远方。我想他就是把这种方法运用到管理之中了。”

子贱治理单父，他实际上就是做到了我们这里边所说的“子以爱之，信以结之，恭以莅之。”

在《说苑》中也记载，有一次孔子向子贱问，他问：“你治理单父，大家都感到很满意。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

子贱回答说：“我对待百姓的父亲，如同对待自己的父亲；对待百姓的儿子，如同对待自己的儿子。同时，我还体恤孤儿，老百姓有困难的时候，比如说遇到了丧事，我都会为他们感到哀痛。”

孔夫子听了之后说：“你已经做得不错了，但是只做到这些还不够。”

子贱接着说：“我像对待父亲那样对待的人有三个，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的人有五个，我结交的朋友有十一个。”

孔夫子听了说：“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的人有三个，可以教导百姓孝了；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的人有五个，可以教导百姓悌道了。”就是友爱兄长。“结交朋友有十一个，可以教导百姓好学了。”因为“朋友”就是“同门曰朋，同志曰友”，那都是可以切磋琢磨道业的人。“但是做到这些还不足够，这是中等的善事，只有中等的人会归附你。”

子贱听了之后，又说：“在百姓之中，比我贤德的人有五位，我对待他们非常地恭敬，他们教导我治理国家的方法。”

孔子听了之后，赞叹说：“想成就大事的人，秘诀就在于此了。以前尧舜都是非常谦恭地对待臣下，这样才感召了贤德之士帮助他治理国家。所以，能够尊敬贤德的人、举用贤德的人，这才是百福的根本、贤明的关键。可惜你治理的地方太小了，如果你治理的地方大，那么你所取得的成就就可以和尧舜相提并论了。”

子贱靠什么达到不忍欺的境界？为什么能够把单父治理得井井有条？民情而治，正是因为子贱做到了“子以爱之，则民亲之；信以结之，则民不背；恭以莅之，则民有逊心。”特别是他非常尊敬贤德之人，所以也感得了贤德之人竭尽全力地来回报他。

我们再往下看，子曰：“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而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矣。故上之所好恶，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孔子说：“下级侍奉上级，不是服从他的命令，而是服从什么？而是服从他的行为。这也就是提醒我们，要让大众受到教化，不能只靠言语，上级爱好的东西，下级必然会比他更加爱好，甚至超过君主。所以居于上位之人，自己喜好或厌恶什么，不可以不谨慎，因为这一切都将成为人民的表率，老百姓效法君主，是如影随形，非常迅速。”

在《群书治要·晏子》中记载，晏子逝去之后十七年，齐景公宴请大臣饮酒，大家兴致很高，又去射箭。齐景公射出了一支箭，结果这个箭不仅没有射中靶心，连靶子都没有射中，就是完全脱靶了。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大厅之中饮酒的诸位大夫却异口同声地称赞：“好箭法！好箭法！”像是出自一个人之口。齐景公一脸怒气，大声叹息，把箭给抛开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很生气，自己射箭射得都脱靶了，结果这些臣子们还赞叹他的箭法好，可以说是阿谀奉承到了极致。

齐景公对刚走过来的弦章说：“弦章，寡人失去晏子已经有十七年了，在这十七年中再也没有听到有谁指出寡人不对的地方。今天寡人射箭脱了靶，但是叫好的声音却整齐划一，如同出自一人之口。”

这个弦章很有智慧，他说：“这是诸位臣子没有才德！凭他们的才智，不足以明察君主的过失；以他们的勇气，又不敢触犯君主的龙颜，所以才出现了众口一词的情形。但是臣也听说，君主喜欢穿的，臣子们也就喜欢穿；君主喜欢吃的，臣子们也喜欢吃。尺蠖（就是一种软体的无脊椎动物）吃了黄色的叶子，身体就会发黄；吃了青色的叶子，身体就发青。可能君主您还是喜欢听谄媚之言吧！”

齐景公听了之后说：“你的话很有道理！”这个景公也很能反省，知道今天的局面还是和自己喜欢听谄媚、巴结的话有关系。

所以君主所作所为、所言所行，不能够不谨慎，因为都是下属的表率。我们现在道德教育为什么不得力？我们经常说，这个属下怎么说都说不听、这个学生怎么说都说不听、这个孩子怎么说都说不听。什么原因？就是我们把教育、道德教育变成了说教，而并没有把正确的做出来。所以当属下、学生、孩子看到上面的所作所为和他所说的不一致的时候，那就会起逆反之心，所以“言教者讼，身教者从。”你只用言语去教导他，自己做不到，他就会有逆反，甚至给你起争讼。你都没有做到，有什么资格说我？“身教者从”，如果我们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做得对，那么不用去说属下，他们自然也去跟从着做正确的事。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岂必尽仁。”孙希旦在《礼记集解》中说：“遂，成也。以仁遂，言民之仁无不成也。然此非民之皆能仁也，由禹好仁，故民皆化于仁尔。”“遂”就是“成”的意思，“以仁遂”意思是说人民的仁德无不成就，但是这并不是人民都能够有仁德，而是因为禹好仁德，所以人民也跟着他被教化得有了仁德之心。

孔子说：禹即位才三年，人民在仁德修养方面都有所成就，难道他们原本就都是仁人吗？说明老百姓是因为效法禹做仁德之事，并不是他们本来都是仁人。这也是讲到了在位者言传身教的影响，确实是如影随形，潜移默化。

禹他确实非常有仁德之心，在《群书治要·说苑》中记载：禹王有一次出门，遇到了被押解的罪人，他下车询问状况之后，就为他痛哭流涕，左右的人看了之后都大惑不解，说：“这是犯罪的人自己不走正路所导致的，君王您何必如此伤心？”禹就说：“尧舜的时期，人们都以尧舜之心为心，但是当我当了国君之后，百姓都以各自的私心为心，各自以自私自利的态度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私心生起来了，我为此感到伤痛。”古人说“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些古圣先贤确实做到了“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子曰：上好仁，则下之为仁争先人。”孔子说：“上面的人爱好仁，下面的人就会争先恐后地去做仁德之事。”在《古文观止》中，有一篇文章叫《义田记》，记载的是范仲淹先生的故事。范仲淹在世的时候兴办义田。当时的义田有一千亩。他乐善好施，有仁慈之心，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后代子孙。传到清朝的时候，他的后代将义田扩大到了四千亩。范仲淹自己生活非常清寒，对自己要求也非常的严格，结果在过世的时候连棺材都没有，更没有为后代留下任何的钱财，并且留下了千古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现代人看了这样的行为，可能会嘲笑他，说他太傻了。但是现代人其实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因为我们反观历史，范仲淹的儿子都做到了宰相、公卿、侍郎，而且个个都是道德崇高，并且能够守住他父亲的遗志和家风，把好的风范代代相传。

范仲淹的大儿子叫范纯仁，有一次范仲淹让范纯仁从京城帮他把五百斗的麦子运回江苏老家，在中途当中，范纯仁就遇到了他父亲当年的一位好朋友，也就是他父亲的一个故旧。这个朋友就把自己家庭的状况告诉了范纯仁。原来他的父亲去世了，却没有钱安葬；女儿到了要出嫁的年龄，但是也没有嫁出去，因为生活状况比较窘困。范纯仁听完了，马上就把卖五百斗麦子的钱全都给了这位长辈，结果钱还是不够；他就当场把这个运麦子的船也卖掉了，把所有的钱都给了这位长辈。范纯仁处理完这件事之后回京城向他的父亲报告，当他讲到自己在途中遇到了父亲的故友，最后决定把卖五百斗麦子的钱拿去帮助他，然后他说：“但是钱还是不够。”说到这里的时候，范仲淹就抬起头来对儿子说：“那你把船也卖了呀！”范纯仁说：“我已经把它卖了”。你看，父子同心，全是一片仁德之心，所以家道可以长久不衰。你看范家的这种纯厚的仁德之心让他们家吃亏了吗？古人说：“吃亏是福”，其实根本没有吃亏，而是得了大福。到了清朝，有人统计，范家出了七十多位做到部长以上的官员。不仅如此，范家的家风一直承传到现在，代代都有贤人出现，没有出现我们现在所说的富二代、官二代的现象、啃老族的现象。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明白“忠孝传家远”、“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道理。

我们现在人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都希望子孙能够贤达昌盛。但是却教导孩子自私自利，结果是适得其反。所以我们学习传统文化有什么好处？其实好处就是四个字：“趋吉避凶”。让你用正当的手段、合适的手段达到你的愿望，你想追求成功，你想追求财富、想追求幸福，这些都可以一一办到。只要用正确的方法去追求，否则的话不仅追求不到，还给自己还有儿女埋下了祸根。

下面一句：“子曰：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唱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弗可言，君子弗行也。则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这个“纶”就是“绶”的意思，也就是当时的有秩啬夫所佩戴的绶带；“綍”就是牵引棺柩所用的粗大绳索；“游言”就是浮游无实、不可用之言，如空话、戏言等等。“可言不可行”在《礼记集解》中解释：“可言不可行，谓过高之言，不可见之于行事者；可行不可言，谓过高之形，不可言之以率人者。”意思是说，“可言不可行”就是指言过其实的、过高的言语，能够说到，但是做不到。“可行不可言”指的是过于高尚的行为，不能说出来，用以引导普通人，为什么？因为他要求太高，人们做不到，容易让人产生畏难情绪，或者导致说一套做一套。还有一种行为可以做，即使做了也无人知晓，但是却不能说与人听，这样的事情，君子也是不做的。就像司马光先生所言：“我平生所为之事，没有一件不可与人言。”也就是《中庸》上所说的“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这个是可言、可行不可言的两种情况。

这个“危”，“言不危行”的“危”就是高的意思，“言不危行”就是言不高于行，不会言过其实，“行不危言”就　是行不高于言，言行相应。

孔子说：“君王说的话像细丝，到了百姓那里就成了绶带了；君王说的话像绶带，到了百姓那里就成了粗壮的绳索了。所以身居高位的人，不带头随便说一些无益的空话、戏言等。可以说而做不到的话，君子是不会去说的；可以做却又不可说的事，君子是不会去做的。能够这样，百姓就不至于言过其实，也不会出现说一套、做一套，表里不一的情况了。”

这句话特别强调了为人君者每说一句话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要特别谨慎。在《群书治要》中也记载着“天子无戏言”的故事：唐叔虞是周成王的弟弟，有一次成王跟叔虞开玩笑，把桐叶削成圭形赠给叔虞，并且说用这个来封赐你，就是用这个来封赏给他。于是这个史官就请成王选择一个好日子，封叔虞为诸侯。成王说：“我不过是跟他开玩笑罢了”，史官就说了：“天子没有开玩笑的话，一旦说出的话，史官就会把它记录下来，还要用礼仪来完成它，用乐章来歌唱。”于是周成王就把叔虞封为唐国之侯，“君无戏言”、“天子无戏言”这个典故就是出自于这里。

古代的天子每说一句话，都有史官在旁边认真地记录，所以不能够说错话，不能够随意说话，都要谨言慎行。虽然对领导者而言是“君无戏言”，但是对于一般百姓而言也要学习信守承诺。《易经》上说：“言行，君子之枢机”，告诉人们：一个人成败、荣辱、祸福的关键就取决于一个人的言行。孔子以四个科目来教导学生，首重德行，其次就是言语，然后才是政事和文学。

我们知道有一个成语叫“自暴自弃”，什么叫自暴自弃？在《孟子》中这样解释：“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这就是自暴自弃的标准。也就是人们说的话、言语和礼义的精神不相应，这个就叫自暴；人的起心动念，一言一行跟仁义相违背，这个就是自弃。

我们知道古人对言语是有很多的要求，比如说“不妄语、不恶口、不绮语、不两舌。”“不妄语”就是不能够随便欺骗别人，说话要诚实守信，说到做到，一诺千金；“不恶口”就是不能够粗鲁骂人、出口伤人；“不绮语”就是不能够花言巧语，说一些勾引、诱惑的话，引导人去做恶事。在《弟子规》中也说，“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又说“奸巧语、秽污词，市井气，切戒之。”但是我们看有很多的领导特别喜欢开玩笑，讲一些黄色笑话，好像不这样讲，就不够幽默。其实这都是没有修养、没有教育所导致的。还有就是“不两舌”，就是不能够搬弄是非、挑拨离间。这些都是对言语最基本的要求。但是人在生活中经常会犯这些错误。

有一个电影叫《手机》，就揭示了一个普遍的现象，你看现在人都使用手机，但是每一天在使用手机的过程中说谎话、骗人、不诚信，这样的次数都会达到二、三十次。所以现在社会普遍的现象就是欺上瞒下，说话往往不守承诺。这个确实是“人不学，不知道。”把错误的当成正常的去奉行，积非成是。

古人讲“言为心声”，一个人的言语通常表达了一个人的心声，一个人经常所思所想都会从言语上不由自主地表现出来。那么古人说：“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君子爱人都是希望对方提升德行，所以表现在言语上总是说利益人的话，有助于人德行提升的话；而小人爱人是姑息人的过失，顺从人的欲望，所以他说出的话往往是取媚于人，让人放纵欲望，自我感觉良好，甚至飘飘然。所以人要懂得去辨别什么样的言语才是爱语，什么样的言语才是正直之语，才是真正有利于自己的话。

再下一句，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虑其所终，而行必稽其所弊，则民谨于言而慎于行。《诗》云：‘慎尔出话，敬尔威仪。’”这个“道”就是同那个“导”，“引导”的“导”，“教导”的“导”；“禁”同那个谨慎的“谨”；“终”就是后果、结果的意思；“稽”就是考察的意思。孔子说：“君子以言语教导人们向善，以身作则，使人们行为谨慎。所以每说一句话之前，必定先想到它的后果；每做一件事之前，必定先考虑到它可能会造成的弊端。这样人民才会说话谨慎而行事小心。《诗经》中说：‘言出于口，务必谨慎，仪态端庄、威严恭敬。’”

我们知道在周成王和周康王的统治时期，四十年监狱没有死刑犯，被称为“成康之治”。在《淮南子》上称赞周成王、周康王继承了文王和武王的基业，他们是怎么做的呢？是“非道不言，非义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为，择善而后从事焉。由此观之，则圣人之行方矣。”周成王和周康王不符合道的话不说，不符合义的事不行；从来不随便出口说话，行为举止也都符合经典，择善而从，不敢随意作为。从这里可以看到，圣人的行为是方正的，是可以作为后世的表率的。所以圣贤人、君子人他们的言语行为和普通大众不一样，都是谨言慎行，说话也要符合经典、符合大道，做事要符合圣人的教诲，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能够成为社会大众的表率。

子曰：“为上可望而知也，为下可述而志也，则君不疑于其臣，而臣不惑于其君矣。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恶以御民之淫，则民不惑矣。”

“可述而志也”，这个“志”就是“知”的意思。《礼记集解》注解说：“志，犹识也”。就是和那个“默而识之”的“识”是相通的。“可述而志，谓其言可称述而记识也。”什么叫“可述而志”呢？就是他的言语可以称述，而且能够为后人所牢记。可以记载下来，作为后人的法则，可以为人所效法。

“可望而知也。”在陈浩《礼记集说》中说，“君之待臣，表里如一，故曰可望而知。臣之事君，一由忠诚，其职业皆可称述而记志。”什么叫“可望而知”呢？就是说君主对待臣子能够做到表里如一，所以一望可知，臣子侍奉君主都是能够做到忠诚，所以他的职责和功业都可以称述而被记载下来，为后人所了解。

“上人疑”，这个“疑”，《礼记集解》说，“疑，谓好恶不明也。”“下难知”，这个“难知”说有“奸心也”，就是有奸诈不测之心；这个“淫”就是贪婪、奢侈的意思。

孔子说，“人君居上而能坦诚待下，一望可知，人臣居下而能勤勉尽忠，其职责功业皆可为人称颂牢记，那么君主就不会怀疑臣下；臣下也不会蒙蔽君主了。居上位的人好恶不明，就会使人民迷惑而不知所从；居下位的人心怀奸诈，就会使尊长格外操劳。因此，治理人民的君主必须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爱好，以引导社会的风气，谨慎自己的行为，不要沾染恶习，以防止人民也随着放纵自己的欲望，这样人民就不会陷于迷惑了。”这个就是《孝经》中所说的“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也。”要明白地晓示人民，要让他们知道，作善就有庆赏，受到奖励；作恶就应该受到刑罚。那么人民自然就知道禁令的严重性，而不敢违犯法纪。

作为领导者、在位者而言，什么是应该提倡的，什么是不应该提倡的，他喜好什么、厌恶什么，一定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贞观政要·诚信》中记载，在贞观初年的时候，有人上书请求斥退皇帝身边的佞臣，也就是邪佞的、谄媚巴结、阿谀奉承的人。太宗就对上书的人说：“我所任用的人，我都认为他们是贤臣。您认为谁是佞臣呢？”这个人就向太宗提议了一个办法，他说：“我住在民间，的确不知道谁是佞臣，但是请陛下假装发怒，以试探身边的大臣。如果有人不畏惧雷霆之怒，仍然直言进谏，这个人就是正直之人。如果有人一味地依顺陛下，不分曲直地迎合皇上的意见，那么这个人就是佞邪之人。”你看一般人听到这个办法，可能会觉得这个人很聪明，因为用了这个办法立刻就能够辨别直臣和佞臣。但是“太宗谓封德彝曰：‘流水清浊，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犹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是犹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太宗怎么说的呢？太宗说，君王对于整个政治而言，就像河流的源头，如果源头污染了，中下游的水怎么能够清澈呢？君王不真诚，臣子百姓怎么能够真诚啊？如今君王希望臣子真诚、正直，自己却使用诈术，装作雷霆大怒来对待臣子。这就如同水源浑浊却希望水能够清澈一样，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不能够轻视意念的力量，假如领导者装模作样试探属下，那么属下也会受其影响并效法。如果领导者经常疑神疑鬼，他身边的人也会经常怀疑人，疑神疑鬼；领导者经常批评别人，那么他身边的人也一定经常批评别人；领导者的脾气很大，那身边的人往往也跟着脾气很大。如果属下没有学习圣贤教诲，还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那么一定就会上行而下效，效法领导者的言行。所以人和人相处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古人也特别强调交什么样的朋友、和什么样的人相处十分重要。一定要什么呢？“亲附善友，如雾露中行，虽不湿衣，时时有润。”一定要结交善良的君子、贤人，和这样的人交往，你就像在雾水中、露水中行走一样，虽然打湿不了你的衣服，但你时时感受到德风的滋润，自己也会不知不觉地提高德行。

真正有责任感的领导者，要随时随地的谨慎自己的言行，以免误导属下。说的每一句话都要符合经典，而不是根据个人的意愿、个人的喜好，这才是对属下真正的爱护。当然这也需要有深入经典的功夫。因为如果太宗他没有深入经典，他可能会对这个人大加赞叹，认为他很聪明，但其实这个人的方法、态度都是错误的。太宗很有智慧，他懂得“因地不真，果招迂曲”的道理。这个念头和手段都不真诚，怎么能够使得臣子响应的是真诚和正直呢？唐太宗接着说“朕常以魏武帝多诡诈，深鄙其为人，如此，岂可堪为教令？”这个魏武帝就是曹操，曹操常用诈术，所以太宗对曹操经常不齿：我常常认为魏武帝曹操言行多诡诈，所以很看不起他的为人。现在如果让我也这样做，不是让我效法他吗？这不是实行政治教化的好办法。他又“谓上书人曰：‘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诈道训俗，卿言虽善，朕所不取也。’”

唐太宗他非常的宽厚，他又对这个上书的人说：我想要使诚信遍布于天下，不想用诈骗的行为损害社会风气，你的话虽然很好，但是我不能采纳。

这句话也体现了太宗的智慧，他并没有责骂上书之人，因为他毕竟也是提供了建议和方法。太宗没有因为自己真诚，就对别人的不真诚或者狡诈的行为轻视、傲慢，甚至责骂，而是肯定了他为国出力的这份存心。

这一段话也是教导人们，君臣之间相处要用诚心，才能够互相感应。在《群书治要・体论》中有这样一段话，说：“天地有纪矣，不诚则不能化育；君臣有义矣，不诚则不能相临；父子有礼矣，不诚则疏；夫妇有恩矣，不诚则离；交接有分矣，不诚则绝。以义应当，曲得其情，其唯诚乎。”

“天地有纪矣，不诚则不能化育。”天地有纲纪，不真诚就不能化育万物。天地的纲纪表现在——比如说一年有春夏秋冬，寒来暑往。这个四时无论对于任何人，还是对于山河大地、动物、植物、矿物都是相同的。不是只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类的动植物而来。它没有任何偏私，就如同春雨普润，它是无私的，万物都能够得到它平等的滋润。所以古人说，“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日月的光普遍地照在大地上，没有丝毫的偏私；春夏秋冬也没有私行，这个“行”就是流行、行动，这个就是大地的真诚，是平等的、无私的照顾万物，使天地万物各遂其生，各得其所，所以天之道就是诚。

《中庸》上也说“诚者，天之道也”。真诚是每一个人本有的天性。不仅仅是人，也是万物的本性。这个就是“天命之谓性。”“诚之者，人之道也”，那么人就应该效法天道去体现、恢复这种真诚，这个就是“率性之谓道。”人们依循经典、依循圣贤的教诲来恢复自己的明德，恢复自己的真诚，这就是人的修行之道。

在《论语》中，子张问善人之道，孔子怎么回答的呢？孔夫子回答：“不践迹，亦不入于室。”什么意思呢？这个子张问的是善人之道，就是学做善人，还不是学做圣贤。要读圣贤书，成为圣贤人还有更高的要求。那么学做善人只是最低的标准，但是这个最低标准对于现在人而言，也都很难守住了。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善人呢？孔夫子说，“不践迹，亦不入于室”，“践迹”就是踏着足迹。不遵循成功之道去学习，怎么能够成为善人呢？所以要成就自己的学问，恢复自己的明德，就要怎么样呢？就要“从明师受戒，专信不犯、精进奉行、不失所受。”否则，就不能够登堂入室。这个“明师”并不是有名的老师，而是明理的老师、明白的老师。他按照经典的教诲来修行，有修、有德，甚至有证，是过来人。所以你跟着他学习，才能够学有成就。所以要时刻谨记经典的教诲、老师的教诲。

所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那么哪些人是老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老夫子，都是老人。《群书治要》上所记载的经、史、子的教诲也都是老人言。所以要时刻学习、时刻铭记在心、时刻用这些教诲来修正自己的行为。

“诚”是我们本有的真心。但是习性障碍了真心的显现。所以只要克服习性，真心就可以恢复。那么从哪里入手？那就是要从格物入手。格除物欲和习性，智慧才能够显露。格物，就要格除贪、嗔、痴、慢、疑和成见。比如说“贪”，与人相处的时候，斤斤计较，就无法达到真诚。当心中生起自私自利的念头，不懂得换位思考，也无法达到真诚。

夏莲居老先生，曾经引用禅宗祖师僧璨大师的话说：“烦恼起于爱憎，爱憎起于分别。是以《信心铭》云：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但莫憎爱，洞然明白。”烦恼都是源于爱憎之心，所以成就大道并不难，不过是格除人的分别、爱憎之心而已。有喜恶、爱憎的感受，就是爱憎和分别的心。当人们把分别、执着、爱憎的心格除，那么真心就会洞然恢复，明德和智慧也就会显现。

在日常生活中，不论面对何种境缘，人们都应该修炼自己不起爱憎和分别的心，而且要常怀恭敬一切的心。当人在挑剔外在的境缘时，其实就失去了真诚。很多人遇到问题，总是想改变外在的环境，认为换一个工作、换一个团队，甚至换一个另一半，就能够改善状况，但是却永远不能解决问题。为什么？因为“境缘无好丑，好丑在于心。”一切的外境缘分其实都是自己心显现的结果。所以古人说，“智人除心不除境，愚人除境不除心。”一个人在境界当中起分别、起爱憎，就会增加他的烦恼习气。而有智慧的人不向外求，他知道问题全部出于内心，缘分都是自己内心的感召和变现，只要不断地放下分别、执着，境缘就会自然好转。所以人要有能力去转变境界，而不是被境界所转。古人说：“境缘无好丑，好丑在于心。”没有绝对的坏事和障碍。“若能转境，则同如来”，看起来不好的境缘，实际上它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而是我们的心分别、执着，有了爱憎，所以才有了好坏之分。如果能够把一般人看起来不好的境缘，转变为好的境缘，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如果面对顺境和好的人际关系，人们就有贪爱之心；面对逆境和不好的人际关系，人们还有厌恶、还有憎恨，这就说明人仍有嗔心。所以，如果面对一切境缘都能够充满感恩，就不会产生好恶，也不会逃避。

学习传统文化要时常冷静反省，自己的境界是否有提升，提升了多少，改掉了哪些习气？修行要在生活中来勘验，要历事炼心。如果五年、十年过去之后，自己的贪、嗔、痴、慢不仅没有逐渐淡化，反而越来越严重，那么学道就学错了。对人不分别、不爱憎；对事，当下就是最好的安排，全心全意地、真诚、慈悲地去面对，这样人的境界就会很快提升。

修道就是修这颗心，看人们内心放下了多少，是否归于清净、平等、觉悟，而不在于人背了多少经典。如果仅能背诵很多经典，而不能够按着经典去做，这就是《弟子规》上所说的“长浮华，成何人”，徒增了人的虚荣之心。比如我们在与人交谈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论语》、把《诗经》中的话讲得头头是道，但是与自己的日常生活、言谈举止、待人接物毫不相关，这就不是真学问，这就很难得到真正的利益。

所以修行就是要在生活中养成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爱憎之心。所有的境界都是上天的安排，都是在考验人们最严重的习气。比如说，一个人情执很重，那他就会往往遇到一个境界，考验他是否还有对感情的执着；一个人很爱生气，就会总遇到容易生气的境界，考验他是否还会动怒，还有嗔心；一个人做事畏手畏脚，就会遇到没有退路的境界，让他只能破釜沉舟。所以人不分别，就得大受用；不挑剔境界，要从内心下功夫，这就是“智人除心不除境”。愚昧的人恰恰相反，只是一味地抱怨外在的境界，而没有观照自己内心是否含有贪、嗔、痴、慢、疑和成见，这就是“除境不除心”。这样，即使外在的境界发生改变，但是同样的问题还会依然再次出现。因为什么？因为你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过关，就像你考试总是没有考及格，所以同样的题目就要一考再考。原因在哪儿？在于没有改变自己的内心。

要恢复真诚，首先要将贪念放下、将追名逐利的心放下。比如说一个人如果看名利、欲望看得很重，甚至超过了看重父母，那么怎么能够提起孝心呢？现在很多人都认为自己很孝顺，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古代的德育故事，就会感到很惭愧。为什么呢？你看古人，为了父母连死亡都毫不畏惧，所以能够显现出诚心。而我们为父母仅仅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贡献，就已经认为自己付出了很多，这怎么能够显出诚心呢？

在《德育故事》中有一个“实夫拜虎”的故事。包实夫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凶恶的老虎，但是因为他至诚的孝心，他就和这个老虎说，他是要回家奉养父母的，结果他的这个真诚心和这一念孝心，让凶恶的老虎都受到了感化，最后没有吃掉他。因为这老虎它也有本性，它的本性只不过是被习性所控制，所以人的真诚之心不仅可以感化人，还可以感化动物，就看你有没有足够的真诚。

在《中庸》上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至诚心显露就能够见性；至诚见性之人就能够感动他人；“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不仅可以感化他人，动物、植物也可以被他感化；“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所以他就可以和天地一样化育万物。君子圣贤的德风，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也可以说是“叁矣”。《三字经》中也讲，“三才者，天地人。”人和天地并列被称为“三才”。就是因为人能够尽其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和天地一样化育万物。怎么样才能办到？那就是必须恢复人们的真心，即至诚之心，就能够做到。

人要懂得自爱，要明了自己有真心明德，不能够糟蹋了自己的本性本善，人要恢复自己的明德、本善，进而去化育万物，这样的人生才是最有价值的人生。所以这个说明什么？“诚”是人的本性，所以怎么样呢？把这种“诚”运用于处理五伦关系之中。

所以说“君臣有义矣，不诚则不能相临。”君臣之间是有道义的，不真诚就不能相处共事。这个“义者，宜也”，就是做君的有做君主适宜的责任；做臣子的有做臣子适宜的本分，各尽其责，各守本分，君臣之间才能够和睦相处，互相感恩、互相协助。“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对臣的义就表现为对臣子恭敬有礼，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这样属下就会竭尽全力地完成领导交给自己的任务，这就是尽忠。这个“忠”就是为人臣的本分，竭尽全力地完成自己的责任。

“父子有礼矣，不诚则疏。”父子之间是有礼节的，但是不真诚就会无礼而疏远。我们前面学过《礼记·内则》，教导我们儿女侍奉父母应该遵循怎样的礼。礼有形式，长期遵循这些形式的要求，能够培养出一个人的恭敬之心，但是如果徒有形式而缺少了内心的恭敬，就无法达到真诚，父子之间的关系就会疏远。比如孝敬父母，给父母洗脚。如果只是为了给别人看的，或者是为了让父母认同自己，而没有从内心表达出对父母的感恩和恭敬，那这就把礼变成了形式。所以重要的是体现出内心的诚敬。

“夫妇有恩矣，不诚则离。”夫妇之间是有恩义的，不真诚就会忘恩而离异。夫妻之间是有道义、情义和恩义的，这才是真心，才和真诚相应。不诚就是把恩义、情义、道义都抛诸脑后。“不诚则离”，忘恩负义就会离异。所以《弟子规》上讲：“恩欲报，怨欲忘。报怨短，报恩长。”人与人之间相处，特别是夫妻之间相处，对方对我有恩，我们要“受人滴水之恩，常思涌泉相报。”对方做了一百件事，有九十九件事对不起我，但是有一件事对我有恩，那我也要记住这一件事，而忽视那九十九件。那么彼此之间有仇怨，就不要老是把它留在记忆里，每想起一遍就伤害一次自己，这个确实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所以“报怨短，报恩长。”心里铭记的都是对方的付出和恩德，而把夫妻之间的不愉快给忘记，这个“诚”才能够得以体现。我们以前讲过宋弘“糟糠之妻不下堂”的典故，就是因为他能够记住妻子和自己同甘共苦的情义。即使是能和皇帝攀上亲戚，能够成为皇帝的姐夫，他都能够婉言谢绝。这是因为什么？这是因为夫妻之间有真诚的爱心，所以面对成为皇亲国戚的诱惑，能够依然如如不动。

“交接有分矣，不诚则绝。”结交朋友是有情分的，不真诚就会因无情而断绝来往。朋友之间要以诚信相交，随着天长日久，这个情分就像陈年老酒一样，也越来越浓，越陈越香。但是如果朋友之间是以利害相交，或是以权势相交，那就不会真诚了。就会“以利交者，利尽而交疏，以势交者，势倾而交绝。”交往也会因为没有情义，没有真诚而断绝。

“以义应当，曲得其情，其唯诚乎？”“以义”，就是以道义来处事、待人接物就能够应对恰当。很多人总是担心自己的言谈举止应对不恰当，那么实际上没有必要。只要你能够以真诚之心，以道义来应对事物，待人接物，你自自然然就能够应对得当。“曲得其情”，这个“曲”就是细微详细地体察对方的心意和需要，或者了解事实的真相。“其唯诚乎？”唯有用真诚心才能够做到这一点。人们之所以不能够感受对方的需要和真诚的想法，真实的想法，就是因为自己没有真诚心。什么叫真诚呢？什么叫“诚”呢？曾国藩对“诚”下了一个定义：“一念不生谓之诚。”也就是你放下了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的时候，你心里没有一个杂念，这样才能够做到换位思考、将心比心，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考虑对方的感受，才不是把自己的想法、喜好强加于人，这个才能够看到对方真正的需要。所以大道至简，只是在一个真诚心而已。把这个真诚心运用到五伦关系之中，特别是君臣关系之中，那就是能够让上下级之间关系相处和谐，而且还少去了很多的麻烦。这个就是这一句话告诉我们的。

我们今天时间也到了，我们就先学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