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我們繼續學習《禮記治要》，請看《緇衣》篇，鄭玄的《目錄》說：“名曰緇衣者，善其好賢者。緇衣，鄭詩也。”這一篇之所以定名為《緇衣》，是因為篇中引用了《詩經·鄭風·緇衣》這一篇詩，主要的內容是稱讚人君好賢惡惡。《群書治要》中所選的內容，重點在於闡明君民、君臣之道。君仁民從，君君臣臣則上下相安，而且容易治理。君主教民應該重德不重刑。君主是百姓的表率，應該以德行感化民心。因此君主必須謹慎好惡，“言為世則，行為世範。”“上好仁則下必爭先效法”。君主不說虛言，謹言慎行，人民才會言行一致。君主以言教勸善，身教止惡，人民也會謹於言而慎於行。君主與百姓互相依存，君為民心，而民為君體，他們是一體相依、共存共亡的關係。君臣之道在於上下一心，以誠相待。君主坦誠相待，那麼臣下就會竭忠盡智；君主好惡分明，就能夠引導社會風氣，因此君主與臣民就能各得其所。

我們看經文，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孔子說：“如果君上容易侍奉，臣下容易瞭解，刑罰就不必繁多。”這是說如果君主不苛刻暴虐，而臣下又沒有奸詐、機巧之心，刑罰就可以逐漸擱置到一邊去了。

孔穎達的《禮記正義》中說：“君上以正理禦物，則臣事之易也。臣下無奸詐，則君知其情易也。君易事，臣易知，故刑辟息止，不煩動矣。”意思是說，領導者、在上位者，能夠以正確的道理統禦萬物，治國理政，不偏離大道，屬下就必然能夠盡己之責。在位者能夠做到寬厚仁愛，不苛求屬下，屬下對於領導者就沒有奸巧、欺詐的行為，能夠居下誠敬，忠於職守，竭盡全力地完成領導交給的工作任務。這樣君仁臣忠，彼此感恩、彼此信任，團結合作，各自盡到本分，這就是所謂的“君君臣臣”。這個“君君臣臣”曾一度被視為封建專制的產物而被批判，實際上沒有什麼可批判的。它的本意就是要求領導者要像一個領導的樣子，盡到領導的責任；被領導者要像一個屬下的樣子，盡到被領導者的責任。他們各自都明瞭自己的責任，那就是“君君臣臣”；否則的話就是君不仁則臣不忠，領導不能盡到領導的責任，屬下不能夠以忠誠對待領導，這樣各種奸詐行為都產生了，想用刑罰制裁都制裁不過來。這個就是孔子所批判的“君不君，臣不臣。”

在這裏講的“君上以正理禦物”特別重要，也就是說領導者一定要以正確的道理治理國家、統禦萬物。治理國家，不能夠偏離大道。我們知道唐太宗建下了“貞觀之治”，為什麼呢？就是他的言行都與經典的教誨相符合。我們在下邊還會講到。

我們再接著往下看。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背；恭以莅之，則民有遜心。”

這個“德”就是“道德”的意思，“齊”就是“整”的意思。用道德來教導民眾，如果人民不聽從就用禮來整飭，這樣所得的結果就是民有“格”心。這個“格”鄭玄的注解是“來”，什麼意思呢？就是“民心來歸”，也就是人民以犯罪為恥，而且誠心來歸，擁護政府。

在《資治通鑒》中記載，貞觀六年的時候，唐太宗親自查錄被關押的死刑犯的案情，生起了憐憫之心，於是就下令放他們回家，到第二年秋天的時候再來就死。結果怎麼樣呢？到了第二年秋天的時候，這些被放回的死刑犯一共有三百九十位，沒有一個人逃亡，全都按時回來接受死刑的判決，太宗就把他們全部赦免了。歷史上有詩稱讚唐太宗說：“二十又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功成立定和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死囚四百來歸獄，以心感人人心歸。”太宗治國，他確實達到了“不忍欺”的境界，即使是死刑犯都能夠守誠信，就是因為他能夠“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從而感化了人心。

這個“政”就是“法教”或者“法治”的意思，教之以政，就是用政治、法律來引導人民，教導人民，為政者制定法律規章，讓人民來遵行。如果人民不遵行，則“齊之以刑”也就是用刑法來整飭。這樣的結果是什麼呢？就是“民有遯心”，這個遯就是“逃遁”的意思，逃避法律制裁的心。這個也就是《論語》中所說的“民免而無恥”。這個“免”孔安國注為“苟免”，也就是民眾為了苟免刑罰才服從政令，但並不是心服。所以當刑罰稍有鬆弛的時候，人民就會犯法，而且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是為無恥。

在《管子·牧民》中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就是把禮、義、廉、恥作為維繫國家最重要的四個綱常。“國民無恥，亡國之日，不問可知。”如果國民都沒有了羞恥之心，那麼這個國家滅亡之日，不問也自然知道了。

其實不僅僅人民會生起逃避法律的心，而且還會產生怨恨心。因為他做錯了事兒，你懲罰他。他並不認為是自己有錯，所以他就怨恨你對他進行懲罰。孔子他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孔子判案和其他的法官一樣，都是依據案情為人定罪。但是他和別的法官不同之處在於什麼呢？就是要想方設法地杜絕爭訟，那怎麼樣才能夠杜絕爭訟呢？那就是要興起倫理道德的教育，讓人都有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品德。

我們所熟知的歷史上著名的“六尺巷”的故事，說的正是這個道理。這些都是告訴我們這樣一個道理，那就是“人心正則國治，人心邪則國亂。”所以國家治亂的根本在於人心，要使人心歸於正，這才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那怎麼樣使人心歸於正呢？那就是要培養人的仁愛之心、恭敬之心、感恩之心等等廉恥之心，所以要用道德來教導人們；用禮儀來整飭、約束人們，人民就會心悅誠服地來歸附；如果用政令來教導他們、用刑罰來約束他們，人們就會產生逃避政令和刑罰的心，這就是：“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

社會安定的結果靠的是人心正。而人心善良、人心端正是從哪里培養起來的呢？它並不是靠一兩個法律、規章制度就可以解決的，要改變人心依靠的是仁義道德的教育，特別是要從培養人的孝心開始，長養人的仁愛之心、感恩之心，這個社會風氣才會變得淳厚。

“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背；恭以莅之，則民有遜心。”

統治人民的人，如果能夠以愛護兒女的心來愛護人民，人民就會親附他；能夠以誠信、樸實來團結人民，人民就不會悖逆；能夠恭敬地對待人民，人民就會自然生起歸順、敬服之心。

在中國傳統治國理政思想之中，特別強調：“在位者要愛民如子，視民如傷。”可以說正是這種愛民如子的仁愛思想，是中國之治的特點，也是使中國之治能夠達到“不忍欺”的最高治理境界的關鍵。

即使是法家的代表人物管子對這種仁愛思想也深表認同。管子就指出：“人主能安其民，則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如果人主能夠讓人民過上安居樂業的生活，那麼人民侍奉君主就如同侍奉父母一樣；如果君主有了憂困，人民就會為他感覺到憂傷；國君有了危難，人民願意為他拼命效力。反之，如果君主把人民視作泥土和草芥一樣的低賤，甚至隨意踐踏、欺淩，那麼人民反過來就不會被君主所用，君主有什麼憂困的，人民也不會為他分憂；國君有難，人民也不會為國君去赴湯蹈火。如果國君能夠把人民視為和自己是一體的，那麼國君有了困難，人民怎麼會不為國君去效力、分憂呢？

在《六韜》中也記載，周文王向姜太公請教治國之方，姜太公怎麼回答的呢？他說：“善為國者，禦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慈弟。見之饑寒，則為之哀；見之勞苦，則為之悲。”善於治理國家的人，對待百姓就像對待自己的兒女一樣，就像兄長慈愛自己的弟弟一樣。看到老百姓饑寒交迫，就為他們感覺到哀愁，看到老百姓勞苦奔波，也發自內心地為他們感覺到悲傷，要想方設法地幫助解決他們的問題。在《春秋左氏傳》中也說：“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一個國家之所以興盛，就是因為他把人民視為自己的傷病，那麼樣地加以體恤、加以關愛；而一個國家之所以滅亡，就是把人民視為泥土和小草一樣的低賤，可以隨意踐踏，這是他取禍的原因。

在《群書治要》中還記載了一個故事，趙簡子他有兩匹白色的騾子，他非常喜歡。陽城胥渠是廣門的一個小官，夜晚來求見他，說：“我是您的臣子胥渠，現在得了病。醫生告訴我說，如果能夠得到白騾的肝，病就可以治好；如果得不到，就得等死。”稟告的人告訴了趙簡子，趙簡子怎麼說的呢？他說：“殺死一個畜生可以救活一條人命，這不是仁義之事嗎？”於是就招來了廚師，殺了白騾，將取得的肝臟送給了陽城胥渠。沒過多久，趙國興兵攻打翟族，這位廣門的官吏帶著左部七百人、右部七百人，奮勇登上城池，斬獲了敵軍將領的首級。這個小官之所以有這樣奮勇爭先的態度，就是因為他的君上趙簡子能夠以仁愛之心對待他，所以他回報的也是一片忠心。

《中論》中說：“故明主之得賢也，得其心也，非謂得其軀也。”明智的君主得到賢才，是得到他的心，而不是僅僅得到他的身。如果“身在曹營心在漢”，那麼賢才對於君主也沒有太大的幫助。所以，領導者對待屬下，關鍵是要用真誠之心來感召下屬，並不是靠什麼權謀等等。

我們經常講子賤治理單父，能夠達到“不忍欺”的境界。他的朋友、同學巫馬期就想考察一下他治理單父到底有多好，於是就趁著夜色微服私訪。結果看到一個人在夜色下捕魚。但是很奇怪，這個人把捕到的魚看了一看，又放回到河裏去了。巫馬期就走上去問他說：“我看您捕魚，但是為什麼捕上了魚，又把它們給放回到河裏了呢？”這個人就說：“我們的長官子賤告訴我們，不要去捕撈那些還在生長中的小魚，而我剛才捕上來的恰恰是那些還在生長中的小魚，所以我把它們放回河裏了。”巫馬期聽了特別地感慨，回來向孔子稟告說：“子賤治理單父能夠做到即使無人監管，在夜色下捕魚，沒有人看到，但是也如同是有嚴刑峻法就在身邊，不知道他是怎麼樣達到這種境界的。”

孔子說：“我曾經聽子賤說過，一個人對身邊的人有至誠恭敬的精誠之心，這個影響自自然然地就會傳到遠方。我想他就是把這種方法運用到管理之中了。”

子賤治理單父，他實際上就是做到了我們這裏邊所說的“子以愛之，信以結之，恭以蒞之。”

在《說苑》中也記載，有一次孔子向子賤問，他問：“你治理單父，大家都感覺到很滿意。你能不能告訴我，你是怎麼做到這一點的呢？”

子賤回答說：“我對待百姓的父親，如同對待自己的父親；對待百姓的兒子，如同對待自己的兒子。同時，我還體恤孤兒，老百姓有困難的時候，比如說遇到了喪事，我都會為他們感到哀痛。”

孔夫子聽了之後說：“你已經做得不錯了，但是只做到這些還不夠。”

子賤接著說：“我像對待父親那樣對待的人有三個，像對待兄長一樣對待的人有五個，我結交的朋友有十一個。”

孔夫子聽了說：“像對待父親一樣對待的人有三個，可以教導百姓孝了；像對待兄長一樣對待的人有五個，可以教導百姓悌道了。”就是友愛兄長。“結交朋友有十一個，可以教導百姓好學了。”因為“朋友”就是“同門曰朋，同志曰友”，那都是可以切磋琢磨道業的人。“但是做到這些還不足夠，這是中等的善事，只有中等的人會歸附你。”

子賤聽了之後，又說：“在百姓之中，比我賢德的人有五位，我對待他們非常地恭敬，他們教導我治理國家的方法。”

孔夫子聽了之後，讚歎說：“想成就大事的人，秘訣就在於此了。以前堯舜都是非常謙恭地對待臣下，這樣才感召了賢德之士幫助他治理國家。所以，能夠尊敬賢德的人、舉用賢德的人，這才是百福的根本、賢明的關鍵。可惜你治理的地方太小了，如果你治理的地方大，那麼你所取得的成就就可以和堯舜相提並論了。”

子賤靠什麼達到不忍欺的境界？為什麼能夠把單父治理得井井有條？民情而治，正是因為子賤做到了“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背；恭以莅之，則民有遜心。”特別是他非常尊敬賢德之人，所以也感得了賢德之人竭盡全力地來回報他。

我們再往下看，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而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孔子說：“下級侍奉上級，不是服從他的命令，而是服從什麼？而是服從他的行為。這也就是提醒我們，要讓大眾受到教化，不能只靠言語，上級愛好的東西，下級必然會比他更加愛好，甚至超過君主。所以居於上位之人，自己喜好或厭惡什麼，不可以不謹慎，因為這一切都將成為人民的表率，老百姓效法君主，是如影隨形，非常迅速。”

在《群書治要·晏子》中記載，晏子逝去之後十七年，齊景公宴請大臣飲酒，大家興致很高，又去射箭。齊景公射出了一支箭，結果這個箭不僅沒有射中靶心，連靶子都沒有射中，就是完全脫靶了。但是沒有想到的是，大廳之中飲酒的諸位大夫卻異口同聲地稱讚：“好箭法！好箭法！”像是出自一個人之口。齊景公一臉怒氣，大聲嘆息，把箭給拋開了。為什麼呢，因為他很生氣，自己射箭射得都脫靶了，結果這些臣子們還讚歎他的箭法好，可以說是阿諛奉承到了極致。

齊景公對剛走過來的弦章說：“弦章，寡人失去晏子已經有十七年了，在這十七年中再也沒有聽到有誰指出寡人不對的地方。今天寡人射箭脫了靶，但是叫好的聲音卻整齊劃一，如同出自一人之口。”

這個弦章很有智慧，他說：“這是諸位臣子沒有才德！憑他們的才智，不足以明察君主的過失；以他們的勇氣，又不敢觸犯君主的龍顏，所以才出現了眾口一詞的情形。但是臣也聽說，君主喜歡穿的，臣子們也就喜歡穿；君主喜歡吃的，臣子們也喜歡吃。尺蠖（就是一種軟體的無脊椎動物）吃了黃色的葉子，身體就會發黃；吃了青色的葉子，身體就發青。可能君主您還是喜歡聽諂媚之言吧！”

齊景公聽了之後說：“你的話很有道理！”這個景公也很能反省，知道今天的局面還是和自己喜歡聽諂媚、巴結的話有關係。

所以君主所作所為、所言所行，不能夠不謹慎，因為都是下屬的表率。我們現在道德教育為什麼不得力？我們經常說，這個屬下怎麼說都說不聽、這個學生怎麼說都說不聽、這個孩子怎麼說都說不聽。什麼原因？就是我們把教育、道德教育變成了說教，而並沒有把正確的做出來。所以當屬下、學生、孩子看到上面的所作所為和他所說的不一致的時候，那就會起逆反之心，所以“言教者訟，身教者從。”你只用言語去教導他，自己做不到，他就會有逆反，甚至給你起爭訟。你都沒有做到，有什麼資格說我？“身教者從”，如果我們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做得對，那麼不用去說屬下，他們自然也去跟從著做正確的事。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孫希旦在《禮記集解》中說：“遂，成也。以仁遂，言民之仁無不成也。然此非民之皆能仁也，由禹好仁，故民皆化於仁爾。”“遂”就是“成”的意思，“以仁遂”意思是說人民的仁德無不成就，但是這並不是人民都能夠有仁德，而是因為禹好仁德，所以人民也跟著他被教化得有了仁德之心。

孔子說：禹即位才三年，人民在仁德修養方面都有所成就，難道他們原本就都是仁人嗎？說明老百姓是因為效法禹做仁德之事，並不是他們本來都是仁人。這也是講到了在位者言傳身教的影響，確實是如影隨形，潛移默化。

禹他確實非常有仁德之心，在《群書治要·說苑》中記載：禹王有一次出門，遇到了被押解的罪人，他下車詢問狀況之後，就為他痛哭流涕，左右的人看了之後都大惑不解，說：“這是犯罪的人自己不走正路所導致的，君王您何必如此傷心？”禹就說：“堯舜的時期，人們都以堯舜之心為心，但是當我當了國君之後，百姓都以各自的私心為心，各自以自私自利的態度為人處世、待人接物，私心生起來了，我為此感到傷痛。”古人說“行有不得，反求諸己。”這些古聖先賢確實做到了“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孔子說：“上面的人愛好仁，下面的人就會爭先恐後地去做仁德之事。”在《古文觀止》中，有一篇文章叫《義田記》，記載的是范仲淹先生的故事。范仲淹在世的時候興辦義田。當時的義田有一千畝。他樂善好施，有仁慈之心，潛移默化地影響了他的後代子孫。傳到清朝的時候，他的後代將義田擴大到了四千畝。范仲淹自己生活非常清寒，對自己要求也非常的嚴格，结果在過世的時候連棺材都沒有，更沒有為後代留下任何的錢財，並且留下了千古名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現代人看了這樣的行為，可能會嘲笑他，說他太傻了。但是現代人其實是“聰明反被聰明誤”，因為我們反觀歷史，范仲淹的兒子都做到了宰相、公卿、侍郎，而且個個都是道德崇高，並且能夠守住他父親的遺志和家風，把好的風範代代相傳。

范仲淹的大兒子叫范純仁，有一次范仲淹讓范純仁從京城幫他把五百斗的麥子運回江蘇老家，在中途當中，范純仁就遇到了他父親當年的一位好朋友，也就是他父親的一個故舊。這個朋友就把自己家庭的狀況告訴了范純仁。原來他的父親去世了，卻沒有錢安葬；女兒到了要出嫁的年齡，但是也沒有嫁出去，因為生活狀況比較窘困。范純仁聽完了，馬上就把賣五百鬥麥子的錢全都給了這位長輩，結果錢還是不夠；他就當場把這個運麥子的船也賣掉了，把所有的錢都給了這位長輩。范純仁處理完這件事之後回京城向他的父親報告，當他講到自己在途中遇到了父親的故友，最後決定把賣五百斗麥子的錢拿去幫助他，然後他說：“但是錢還是不夠。”說到這裏的時候，范仲淹就抬起頭來對兒子說：“那你把船也賣了呀！”范純仁說：“我已經把它賣了”。你看，父子同心，全是一片仁德之心，所以家道可以長久不衰。你看范家的這種純厚的仁德之心讓他們家吃虧了嗎？古人說：“吃虧是福”，其實根本沒有吃虧，而是得了大福。到了清朝，有人統計，范家出了七十多位做到部長以上的官員。不僅如此，范家的家風一直承傳到現在，代代都有賢人出現，沒有出現我們現在所說的富二代、官二代的現象、啃老族的現象。什麼原因？就是因為他們明白“忠孝傳家遠”、“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的道理。

我們現在人都是望子成龍、望女成鳳，都希望子孫能夠賢達昌盛。但是卻教導孩子自私自利，結果是適得其反。所以我們學習傳統文化有什麼好處？其實好處就是四個字：“趨吉避凶”。讓你用正當的手段、合適的手段達到你的願望，你想追求成功，你想追求財富、想追求幸福，這些都可以一一辦到。只要用正確的方法去追求，否則的話不僅追求不到，還給自己還有兒女埋下了禍根。

下面一句：“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唱遊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弗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這個“綸”就是“綬”的意思，也就是當時的有秩嗇夫所佩戴的綬帶；“綍”就是牽引棺柩所用的粗大繩索；“遊言”就是浮遊無實、不可用之言，如空話、戲言等等。“可言不可行”在《禮記集解》中解釋：“可言不可行，謂過高之言，不可見之於行事者；可行不可言，謂過高之形，不可言之以率人者。”意思是說，“可言不可行”就是指言過其實的、過高的言語，能夠說到，但是做不到。“可行不可言”指的是過於高尚的行為，不能說出來，用以引導普通人，為什麼？因為他要求太高，人們做不到，容易讓人產生畏難情緒，或者導致說一套做一套。還有一種行為可以做，即使做了也無人知曉，但是卻不能說與人聽，這樣的事情，君子也是不做的。就像司馬光先生所言：“我平生所為之事，沒有一件不可與人言。”也就是《中庸》上所說的“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這個是可言、可行不可言的兩種情況。

這個“危”，“言不危行”的“危”就是高的意思，“言不危行”就是言不高於行，不會言過其實，“行不危言”就是行不高於言，言行相應。

孔子說：“君王說的話像細絲，到了百姓那裏就成了綬帶了；君王說的話像綬帶，到了百姓那裏就成了粗壯的繩索了。所以身居高位的人，不帶頭隨便說一些無益的空話、戲言等。可以說而做不到的話，君子是不會去說的；可以做卻又不可說的事，君子是不會去做的。能夠這樣，百姓就不至於言過其實，也不會出現說一套、做一套，表裏不一的情況了。”

這句話特別強調了為人君者每說一句話都會產生很大的影響，所以要特別謹慎。在《群書治要》中也記載著“天子無戲言”的故事：唐叔虞是周成王的弟弟，有一次成王跟叔虞開玩笑，把桐葉削成圭形贈給叔虞，並且說用這個來封賜你，就是用這個來封賞給他。於是這個史官就請成王選擇一個好日子，封叔虞為諸侯。成王說：“我不過是跟他開玩笑罷了”，史官就說了：“天子沒有開玩笑的話，一旦說出的話，史官就會把它記錄下來，還要用禮儀來完成它，用樂章來歌唱。”於是周成王就把叔虞封為唐國之侯，“君無戲言”、“天子無戲言”這個典故就是出自於這裏。

古代的天子每說一句話，都有史官在旁邊認真地記錄，所以不能夠說錯話，不能夠隨意說話，都要謹言慎行。雖然對領導者而言是“君無戲言”，但是對於一般百姓而言也要學習信守承諾。《易經》上說：“言行，君子之樞機”，告訴人們：一個人成敗、榮辱、禍福的關鍵就取決於一個人的言行。孔子以四個科目來教導學生，首重德行，其次就是言語，然後才是政事和文學。

我們知道有一個成語叫“自暴自棄”，什麼叫自暴自棄？在《孟子》中這樣解釋：“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這就是自暴自棄的標準。也就是人們說的話、言語和禮義的精神不相應，這個就叫自暴；人的起心動念，一言一行跟仁義相違背，這個就是自棄。

我們知道古人對言語是有很多的要求，比如說“不妄語、不惡口、不綺語、不兩舌。”“不妄語”就是不能夠隨便欺騙別人，說話要誠實守信，說到做到，一諾千金；“不惡口”就是不能夠粗魯罵人、出口傷人；“不綺語”就是不能夠花言巧語，說一些勾引、誘惑的話，引導人去做惡事。在《弟子規》中也說，“凡出言，信為先，詐與妄，奚可焉。”又說“奸巧語、穢汙詞，市井氣，切戒之。”但是我們看有很多的領導特別喜歡開玩笑，講一些黃色笑話，好像不這樣講，就不夠幽默。其實這都是沒有修養、沒有教育所導致的。還有就是“不兩舌”，就是不能夠搬弄是非、挑撥離間。這些都是對言語最基本的要求。但是人在生活中經常會犯這些錯誤。

有一個電影叫《手機》，就揭示了一個普遍的現象，你看現在人都使用手機，但是每一天在使用手機的過程中說謊話、騙人、不誠信，這樣的次數都會達到二、三十次。所以現在社會普遍的現象就是欺上瞞下，說話往往不守承諾。這個確實是“人不學，不知道。”把錯誤的當成正常的去奉行，積非成是。

古人講“言為心聲”，一個人的言語通常表達了一個人的心聲，一個人經常所思所想都會從言語上不由自主地表現出來。那麼古人說：“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君子愛人都是希望對方提升德行，所以表現在言語上總是說利益人的話，有助於人德行提升的話；而小人愛人是姑息人的過失，順從人的欲望，所以他說出的話往往是取媚於人，讓人放縱欲望，自我感覺良好，甚至飄飄然。所以人要懂得去辨別什麼樣的言語才是愛語，什麼樣的言語才是正直之語，才是真正有利於自己的話。

再下一句，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弊，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甚爾出話，敬爾威儀。’”這個“道”就是同那個“導”，“引導”的“導”，“教導”的“導”；“禁”同那個謹慎的“謹”；“終”就是後果、結果的意思；“稽”就是考察的意思。孔子說：“君子以言語教導人們向善，以身作則，使人們行為謹慎。所以每說一句話之前，必定先想到它的後果；每做一件事之前，必定先考慮到它可能會造成的弊端。這樣人民才會說話謹慎而行事小心。《詩經》中說：‘言出於口，務必謹慎，儀態端莊、威嚴恭敬。’”

我們知道在周成王和周康王的統治時期，四十年監獄沒有死刑犯，被稱為“成康之治”。在《淮南子》上稱讚周成王、周康王繼承了文王和武王的基業，他們是怎麼做的呢？是“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為，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周成王和周康王不符合道的話不說，不符合義的事不行；從來不隨便出口說話，行為舉止也都符合經典，擇善而從，不敢隨意作為。從這裏可以看到，聖人的行為是方正的，是可以作為後世的表率的。所以聖賢人、君子人他們的言語行為和普通大眾不一樣，都是謹言慎行，說話也要符合經典、符合大道；做事要符合聖人的教誨，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能夠成為社會大眾的表率。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禦民之淫，則民不惑矣。”

“可述而志也”，這個“志”就是“知”的意思。《禮記集解》注解說：“志，猶識也”。就是和那個“默而識之”的“識”是相通的。“可述而志，謂其言可稱述而記識也。”什麼叫“可述而志”呢？就是他的言語可以稱述，而且能夠為後人所牢記。可以記載下來，作為後人的法則，可以為人所效法。

“可望而知也。”在陳浩《禮記集說》中說，“君之待臣，表裏如一，故曰可望而知。臣之事君，一由忠誠，其職業皆可稱述而記志。”什麼叫“可望而知”呢？就是說君主對待臣子能夠做到表裏如一，所以一望可知。臣子侍奉君主都是能夠做到忠誠，所以他的職責和功業都可以稱述而被記載下來，為後人所瞭解。

“上人疑”，這個“疑”，《禮記集解》說，“疑，謂好惡不明也。”“下難知”，這個“難知”說有“奸心也”，就是有奸詐不測之心；這個“淫”就是貪婪、奢侈的意思。

孔子說，“人君居上而能坦誠待下，一望可知，人臣居下而能勤勉盡忠，其職責功業皆可為人稱頌牢記，那麼君主就不會懷疑臣下；臣下也不會蒙蔽君主了。居上位的人好惡不明，就會使人民迷惑而不知所從；居下位的人心懷奸詐，就會使尊長格外操勞。因此，治理人民的君主必須清楚地表明自己的愛好，以引導社會的風氣，謹慎自己的行為，不要沾染惡習，以防止人民也隨著放縱自己的欲望，這樣人民就不會陷於迷惑了。”這個就是《孝經》中所說的“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也。”要明白地曉示人民，要讓他們知道，作善就有慶賞，受到獎勵；作惡就應該受到刑罰。那麼人民自然就知道禁令的嚴重性，而不敢違犯法紀。

作為領導者、在位者而言，什麼是應該提倡的，什麼是不應該提倡的，他喜好什麼、厭惡什麼，一定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貞觀政要·誠信》中記載，在貞觀初年的時候，有人上書請求斥退皇帝身邊的佞臣，也就是邪佞的、諂媚巴結、阿諛奉承的人。太宗就對上書的人說：“我所任用的人，我都認為他們是賢臣。您認為誰是佞臣呢？”這個人就向太宗提議了一個辦法，他說：“我住在民間，的確不知道誰是佞臣，但是請陛下假裝發怒，以試探身邊的大臣。如果有人不畏懼雷霆之怒，仍然直言進諫，這個人就是正直之人。如果有人一味地依順陛下，不分曲直地迎合皇上的意見，那麼這個人就是佞邪之人。”你看一般人聽到這個辦法，可能會覺得這個人很聰明，因為用了這個辦法立刻就能夠辨別直臣和佞臣。但是“太宗謂封德彝曰：‘流水清濁，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猶水，君自為詐，欲臣下行直，是猶源濁，而望水清，理不可得。’”太宗怎麼說的呢？太宗說，君王對於整個政治而言，就像河流的源頭，如果源頭污染了，中下游的水怎麼能夠清澈呢？君王不真誠，臣子百姓怎麼能夠真誠啊？如今君王希望臣子真誠、正直，自己卻使用詐術，裝作雷霆大怒來對待臣子。這就如同水源渾濁卻希望水能夠清澈一樣，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不能夠輕視意念的力量，假如領導者裝模作樣試探屬下，那麼屬下也會受其影響並效法。如果領導者經常疑神疑鬼，他身邊的人也會經常懷疑人，疑神疑鬼；領導者經常批評別人，那麼他身邊的人也一定經常批評別人；領導者的脾氣很大，那身邊的人往往也跟著脾氣很大。如果屬下沒有學習聖賢教誨，還沒有辨別是非的能力，那麼一定就會上行而下效，效法領導者的言行。所以人和人相處會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所以古人也特別強調交什麼樣的朋友、和什麼樣的人相處十分重要。一定要什麼呢？“親附善友，如霧露中行，雖不濕衣，時時有潤。”一定要結交善良的君子、賢人，和這樣的人交往，你就像在霧水中、露水中行走一樣，雖然打濕不了你的衣服，但你時時感受到德風的滋潤，自己也會不知不覺地提高德行。

真正有責任感的領導者，要隨時隨地的謹慎自己的言行，以免誤導屬下。說的每一句話都要符合經典，而不是根據個人的意願、個人的喜好，這才是對屬下真正的愛護。當然這也需要有深入經典的功夫，因為如果太宗他沒有深入經典，他可能會對這個人大加讚歎，認為他很聰明。但其實這個人的方法、態度都是錯誤的。太宗很有智慧，他懂得“因地不真，果招迂曲”的道理。這個念頭和手段都不真誠，怎麼能夠使得臣子響應的是真誠和正直呢？唐太宗接著說“朕常以魏武帝多詭詐，深鄙其為人，如此，豈可堪為教令？”這個魏武帝就是曹操，曹操常用詐術，所以太宗對曹操經常不齒：我常常認為魏武帝曹操言行多詭詐，所以很看不起他的為人。現在如果讓我也這樣做，不是讓我效法他嗎？這不是實行政治教化的好辦法。他又“謂上書人曰：‘朕欲使大信行於天下，不欲以詐道訓俗，卿言雖善，朕所不取也。’”

唐太宗他非常的寬厚，他又對這個上書的人說：我想要使誠信遍佈於天下，不想用詐騙的行為損害社會風氣，你的話雖然很好，但是我不能採納。

這句話也體現了太宗的智慧，他並沒有責罵上書之人，因為他畢竟也是提供了建議和方法。太宗沒有因為自己真誠，就對別人的不真誠或者狡詐的行為輕視、傲慢，甚至責罵，而是肯定了他為國出力的這份存心。

這一段話也是教導人們，君臣之間相處要用誠心，才能夠互相感應。在《群書治要・體論》中有這樣一段話，說：“天地有紀矣，不誠則不能化育；君臣有義矣，不誠則不能相臨；父子有禮矣，不誠則疏；夫婦有恩矣，不誠則離；交接有分矣，不誠則絕。以義應當，曲得其情，其唯誠乎。”

“天地有紀矣，不誠則不能化育。”天地有綱紀，不真誠就不能化育萬物。天地的綱紀表現在——比如說一年有春夏秋冬，寒來暑往。這個四時無論對於任何人，還是對於山河大地、動物、植物、礦物都是相同的。不是只為某一個人或者某一類的動植物而來。它沒有任何偏私，就如同春雨普潤，它是無私的，萬物都能夠得到它平等的滋潤。所以古人說：“日月無私燭也，四時無私行也。”日月的光普遍地照在大地上，沒有絲毫的偏私；春夏秋冬也沒有私行，這個“行”就是流行、行動，這個就是大地的真誠，是平等的、無私的照顧萬物，使天地萬物各遂其生，各得其所，所以天之道就是誠。

《中庸》上也說“誠者，天之道也”。真誠是每一個人本有的天性。不僅僅是人，也是萬物的本性。這個就是“天命之謂性。”“誠之者，人之道也”，那麼人就應該效法天道去體現、恢復這種真誠，這個就是“率性之謂道。”人們依循經典、依循聖賢的教誨來恢復自己的明德，恢復自己的真誠，這就是人的修行之道。

在《論語》中，子張問善人之道，孔子怎麼回答的呢？孔夫子回答：“不踐跡，亦不入於室。”什麼意思呢？這個子張問的是善人之道，就是學做善人，還不是學做聖賢。要讀聖賢書，成為聖賢人還有更高的要求。那麼學做善人只是最低的標準，但是這個最低標準對於現在人而言，也都很難守住了。怎麼樣才能成為一個善人呢？孔夫子說，“不踐跡，亦不入於室”，“踐跡”就是踏著足跡。不遵循成功之道去學習，怎麼能夠成為善人呢？所以要成就自己的學問，恢復自己的明德，就要怎麼樣呢？就要“從明師受戒，專信不犯、精進奉行、不失所受。”否則，就不能夠登堂入室。這個“明師”並不是有名的老師，而是明理的老師、明白的老師。他按照經典的教誨來修行，有修、有德，甚至有證，是過來人。所以你跟著他學習，才能夠學有成就。所以要時刻謹記經典的教誨、老師的教誨。

所謂“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那麼哪些人是老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老夫子，都是老人。《群書治要》上所記載的經、史、子的教誨也都是老人言。所以要時刻學習、時刻銘記在心、時刻用這些教誨來修正自己的行為。

“誠”是我們本有的真心。但是習性障礙了真心的顯現。所以只要克服習性，真心就可以恢復。那麼從哪里入手？那就是要從格物入手。格除物欲和習性，智慧才能夠顯露。格物，就要格除貪、嗔、癡、慢、疑和成見。比如說“貪”，與人相處的時候，斤斤計較，就無法達到真誠。當心中生起自私自利的念頭，不懂得換位思考，也無法達到真誠。

夏蓮居老先生，曾經引用禪宗祖師僧璨大師的話說：“煩惱起於愛憎，愛憎起於分別。是以《信心銘》雲：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煩惱都是源於愛憎之心，所以成就大道並不難，不過是格除人的分別、愛憎之心而已。有喜惡、愛憎的感受，就是愛憎和分別的心。當人們把分別、執著、愛憎的心格除，那麼真心就會洞然恢復，明德和智慧也就會顯現。

在日常生活中，不論面對何種境緣，人們都應該修煉自己不起愛憎和分別的心，而且要常懷恭敬一切的心。當人在挑剔外在的境緣時，其實就失去了真誠。很多人遇到問題，總是想改變外在的環境，認為換一個工作、換一個團隊，甚至換一個另一半，就能夠改善狀況，但是卻永遠不能解決問題。為什麼？因為“境緣無好醜，好醜在於心。”一切的外境緣分其實都是自己心顯現的結果。所以古人說，“智人除心不除境，愚人除境不除心。”一個人在境界當中起分別、起愛憎，就會增加他的煩惱習氣。而有智慧的人不向外求，他知道問題全部出於內心，緣分都是自己內心的感召和變現，只要不斷地放下分別、執著，境緣就會自然好轉。所以人要有能力去轉變境界，而不是被境界所轉。古人說：“境緣無好醜，好醜在於心。”沒有絕對的壞事和障礙。“若能轉境，則同如來”，看起來不好的境緣，實際上它本身並沒有好壞之分，而是我們的心分別、執著，有了愛憎，所以才有了好壞之分。如果能夠把一般人看起來不好的境緣，轉變為好的境緣，這才是真正的智慧。如果面對順境和好的人際關係，人們就有貪愛之心；面對逆境和不好的人際關係，人們還有厭惡、還有憎恨，這就說明人仍有嗔心。所以，如果面對一切境緣都能夠充滿感恩，就不會產生好惡，也不會逃避。

學習傳統文化要時常冷靜反省，自己的境界是否有提升，提升了多少，改掉了哪些習氣？修行要在生活中來勘驗，要歷事煉心。如果五年、十年過去之後，自己的貪、嗔、癡、慢不僅沒有逐漸淡化，反而越來越嚴重，那麼學道就學錯了。對人不分別、不愛憎；對事，當下就是最好的安排，全心全意地、真誠、慈悲地去面對，這樣人的境界就會很快提升。

修道就是修這顆心，看人們內心放下了多少，是否歸於清淨、平等、覺悟，而不在於人背了多少經典。如果僅能背誦很多經典，而不能夠按著經典去做，這就是《弟子規》上所說的“長浮華，成何人”，徒增了人的虛榮之心。比如我們在與人交談的時候，我們可以把《論語》、把《詩經》中的話講得頭頭是道，但是與自己的日常生活、言談舉止、待人接物毫不相關，這就不是真學問，這就很難得到真正的利益。

所以修行就是要在生活中養成沒有分別、沒有執著、沒有愛憎之心。所有的境界都是上天的安排，都是在考驗人們最嚴重的習氣。比如說，一個人情執很重，那他就會往往遇到一個境界，考驗他是否還有對感情的執著；一個人很愛生氣，就會總遇到容易生氣的境界，考驗他是否還會動怒，還有嗔心；一個人做事畏手畏腳，就會遇到沒有退路的境界，讓他只能破釜沉舟。所以人不分別，就得大受用；不挑剔境界，要從內心下功夫，這就是“智人除心不除境”。愚昧的人恰恰相反，只是一味地抱怨外在的境界，而沒有觀照自己內心是否含有貪、嗔、癡、慢、疑和成見，這就是“除境不除心”。這樣，即使外在的境界發生改變，但是同樣的問題還會依然再次出現。因為什麼？因為你在這個問題上沒有過關，就像你考試總是沒有考及格，所以同樣的題目就要一考再考。原因在哪兒？在於沒有改變自己的內心。

要恢復真誠，首先要將貪念放下、將追名逐利的心放下。比如說一個人如果看名利、欲望看得很重，甚至超過了看重父母，那麼怎麼能夠提起孝心呢？現在很多人都認為自己很孝順，但是如果我們看一看古代的德育故事，就會感到很慚愧。為什麼呢？你看古人，為了父母連死亡都毫不畏懼，所以能夠顯現出誠心。而我們為父母僅僅做了一點微不足道的貢獻，就已經認為自己付出了很多，這怎麼能夠顯出誠心呢？

在《德育故事》中有一個“實夫拜虎”的故事。包實夫在路上遇到了一個兇惡的老虎，但是因為他至誠的孝心，他就和這個老虎說，他是要回家奉養父母的，結果他的這個真誠心和這一念孝心，讓兇惡的老虎都受到了感化，最後沒有吃掉他。因為這老虎它也有本性，它的本性只不過是被習性所控制，所以人的真誠之心不僅可以感化人，還可以感化動物，就看你有沒有足夠的真誠。

在《中庸》上說，“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至誠心顯露就能夠見性；至誠見性之人就能夠感動他人；“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不僅可以感化他人，動物、植物也可以被他感化；“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所以他就可以和天地一樣化育萬物。君子聖賢的德風，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也可以說是“叁矣”。《三字經》中也講：“三才者，天地人。”人和天地並列被稱為“三才”。就是因為人能夠盡其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和天地一樣化育萬物。怎麼樣才能辦到？就是必須恢復人們的真心，即至誠之心，就能夠做到。

人要懂得自愛，要明瞭自己有真心明德，不能夠糟蹋了自己的本性本善，人要恢復自己的明德、本善，進而去化育萬物，這樣的人生才是最有價值的人生。所以這個說明什麼？“誠”是人的本性，所以怎麼樣呢？把這種“誠”運用於處理五倫關係之中。

所以說“君臣有義矣，不誠則不能相臨。”君臣之間是有道義的，不真誠就不能相處共事。這個“義者，宜也”，就是做君的有做君主適宜的責任；做臣子的有做臣子適宜的本分，各盡其責，各守本分，君臣之間才能夠和睦相處，互相感恩、互相協助。“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對臣的義就表現為對臣子恭敬有禮，做之君、做之親、做之師。這樣屬下就會竭盡全力地完成領導交給自己的任務，這就是盡忠。這個“忠”就是為人臣的本分，竭盡全力地完成自己的責任。

“父子有禮矣，不誠則疏。”父子之間是有禮節的，但是不真誠就會無禮而疏遠。我們前面學過《禮記·內則》，教導我們兒女侍奉父母應該遵循怎樣的禮。禮有形式，長期遵循這些形式的要求，能夠培養出一個人的恭敬之心，但是如果徒有形式而缺少了內心的恭敬，就無法達到真誠，父子之間的關係就會疏遠。比如孝敬父母，給父母洗腳。如果只是為了給別人看的，或者是為了讓父母認同自己，而沒有從內心表達出對父母的感恩和恭敬，那這就把禮變成了形式。所以重要的是體現出內心的誠敬。

“夫婦有恩矣，不誠則離。”夫婦之間是有恩義的，不真誠就會忘恩而離異。夫妻之間是有道義、情義和恩義的，這才是真心，才和真誠相應。不誠就是把恩義、情義、道義都拋諸腦後。“不誠則離”，忘恩負義就會離異。所以《弟子規》上講：“恩欲報，怨欲忘。報怨短，報恩長。”人與人之間相處，特別是夫妻之間相處，對方對我有恩，我們要“受人滴水之恩，常思湧泉相報。”對方做了一百件事，有九十九件事對不起我，但是有一件事對我有恩，那我也要記住這一件事，而忽視那九十九件。那麼彼此之間有仇怨，就不要老是把它留在記憶裏，每想起一遍就傷害一次自己，這個確實是拿別人的錯誤懲罰自己。所以“報怨短，報恩長。”心裏銘記的都是對方的付出和恩德，而把夫妻之間的不愉快給忘記，這個“誠”才能夠得以體現。我們以前講過宋弘“糟糠之妻不下堂”的典故，就是因為他能夠記住妻子和自己同甘共苦的情義。即使是能和皇帝攀上親戚，能夠成為皇帝的姐夫，他都能夠婉言謝絕。這是因為什麼？這是因為夫妻之間有真誠的愛心，所以面對成為皇親國戚的誘惑，能夠依然如如不動。

“交接有分矣，不誠則絕。”結交朋友是有情分的，不真誠就會因無情而斷絕來往。朋友之間要以誠信相交，隨著天長日久，這個情分就像陳年老酒一樣，也越來越濃，越陳越香。但是如果朋友之間是以利害相交，或是以權勢相交，那就不會真誠了。就會“以利交者，利盡而交疏，以勢交者，勢傾而交絕。”交往也會因為沒有情義，沒有真誠而斷絕。

“以義應當，曲得其情，其唯誠乎？”“以義”，就是以道義來處事、待人接物就能夠應對恰當。很多人總是擔心自己的言談舉止應對不恰當，那麼實際上沒有必要。只要你能夠以真誠之心，以道義來應對事物，待人接物，你自自然然就能夠應對得當。“曲得其情”，這個“曲”就是細微詳細地的體察對方的心意和需要，或者瞭解事實的真相。“其唯誠乎？”唯有用真誠心才能夠做到這一點。人們之所以不能夠感受對方的需要和真誠的想法，真實的想法，就是因為自己沒有真誠心。什麼叫真誠呢？什麼叫“誠”呢？曾國藩對“誠”下了一個定義：“一念不生謂之誠。”也就是你放下了自己的妄想、分別、執著的時候，你心裏沒有一個雜念，這樣才能夠做到換位思考、將心比心，站在對方的立場上去考慮對方的感受，才不是把自己的想法、喜好強加於人，這個才能夠看到對方真正的需要。所以大道至簡，只是在一個真誠心而已。把這個真誠心運用到五倫關係之中，特別是君臣關係之中，那就是能夠讓上下級之間關係相處和諧，而且還少去了很多的麻煩。這個就是這一句話告訴我們的。

我們今天時間也到了，我們就先學到這裏，我們下次再見，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