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我們繼續學習《禮記》，上次我們學到了《禮記•樂記》，今天我們繼續學習《樂記》。請看這一段： 

“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婚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 我們先看到這裏。這一段是寫聖人制禮作樂的目的。

“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人為之節”，孔穎達《疏》引南朝庾蔚之《禮記略解》曰：“人為，猶為人也。言為人作法節也。”意思是說，人為就是為人的意思，先王制禮作樂，作為人的行為法度。

在講這一段之前，《禮記•樂記》中有一段話，它講述了天下大亂的原因：人在初生的時侯，本性都是安靜的，也就是本自清淨。但是當受到外界環境的影響時，心能夠一一地感知，而且容易生出好惡。如果內心的好惡之念不能節制，外在又受到物欲的誘惑，本自清淨的、純淨純善的自性，就會被埋沒而不能顯現。而那些外物不斷地影響人，人如果不能夠自我檢點約束，就一定會被這些外境所同化。被外境所同化，就會埋沒自性而窮極人的貪欲。於是就會產生違逆不順、巧詐虛偽之心；產生恣縱逸樂、犯上作亂之事。因此強者脅迫弱者，人多勢眾者淩辱勢單力孤者，聰明者欺詐愚笨者，勇敢者困辱懦弱者；病人得不到療養，老弱孤獨之人得不到合適的安置。這是導致天下大亂之路，為了避免天下大亂，所以聖人才制禮作樂，以節度人的貪欲好惡。

下面就講具體的一些禮儀：

“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衰麻”，這是說古代的喪服一般是用粗麻布製成的，披在胸前，名衰衣。另有葛麻布帶系在頭部或者腰部，名麻絰。所以衰麻就是代指喪服。

“節喪紀”，就是節制喪事。在《禮記•文王世子》中有這樣一段話：“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鄭玄注曰：“紀，猶事也。”喪紀就是喪事的意思。也就是說在喪禮中，有五服制度。五服，就是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都是根據與死者關系的親疏，來決定穿什麼樣的喪服。“五服之內，大功已上服粗者為親，小功已下服精者為疏。”實際上就是說，在五服之內的親屬，與亡者的關系越近，穿的喪服越粗；與亡者的關系越遠，穿的喪服越精細。所以，跟亡者關系最近的直系親屬，穿的喪服就是最粗的。最粗代表什麼呢？就是他和亡者的關係最親近，所以表達他的哀思是毫不掩飾，以盡哀痛。在喪失至親之人的哀痛中，人往往不能自已，所以沒有心思去顧及喪服的精緻與否。這就是通過喪服的禮制，來節制喪事。

其實，除了喪服之外，還通過喪期的長短來節制喪事。親人過世之後，一個人服喪的時間長短，也是和他與死者的親屬關係來決定的。在《禮記•三年問》中，有這樣一句話：“至親以期斷。”“期”就是一年的意思，一個人為他最親的親屬服喪，以一年時間為限。為什麼是一年呢？因為“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也就是說，在一年之中，天地四時已經完成了一輪的更替，天地之間的萬事萬物，也都有了新的開端。而人的行為也應該順應天道自然，失去親人的哀痛，在經歷了一年的時間後，可以得到平複，就可以恢複正常的生活了。

但是按照禮制的規定，子女為父母服喪卻是要三年的，這又是什麼原因呢？比如說在《論語》中，孔子的弟子宰予就曾經提出過這個問題，他說：三年的喪期，似乎太久了。三年君子不行禮，禮從此而壞。三年君子不作樂，樂將從此而失。而且舊年的稻穀已盡，新的稻穀已經收穫，一年中鑽燧接火的木材也都改換了一遍，似乎一年之期也就足夠了。

對此，孔老夫子什麼態度呢？孔老夫子感歎說：“宰予不仁啊！”就是說他沒有仁德之心。“一個嬰兒生下來之後，要三年才能離開父母的懷抱，為父母服喪三年，是天下通行的制度，難道宰予就沒有父母的三年懷抱之養嗎？”對於子女而言，不僅是與父母血脈相連、因為父母才擁有生命，而且還得到了父母無私無求的呵護與哺育。嬰兒從呱呱墜地到能夠說話走路，大概三年才不需要父母抱著，我們從中也能夠深切地感受到父母養育兒女的那種深恩。

其實父母對兒女的養育，又何止三年呢？可以說是貫穿了人的一生。所以中國人有句話說：母活一百歲，常憂八十兒。作為子女為父母服喪三年，其實也不過是報父母的恩情於萬一，這是人情之自然。因此，子女對父母之喪的守喪期限，理應比對一般的至親之人更重，也就是在一年的服喪期基礎上加倍，延長到二十五個月。所以三年實際上是二十五個月，就是第三個年頭，到二十五個月的時侯就可以了。

在《禮記•三年問》中也記載：“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群，別親疏貴踐之節，而不可損益也。”鄭玄注：“稱情而立文，稱人之情輕重，而制其禮也。”“稱”就是衡量的意思，也就是說守喪三年是根據什麼來制定的呢？這是通過衡量內心情感的厚薄程度，而制定的相應的禮文，藉此來表明親屬的關係，區別親疏貴賤的界限，因而是不可以隨意增減的。創傷深重，複原的日子就很長，悲痛得厲害，平複的時間就慢。守喪三年的規定，就是根據內心哀痛程度，而制定的與之相稱的禮文，用來表示無以複加的悲痛。

在《貞觀政要•論禮樂》中也說：“禮，非從天下，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人道所先，在乎敦睦九族。九族敦睦，由乎親親，以近及遠。親屬有等差，故喪紀有隆殺，隨恩之薄厚，皆稱情以立文”。這句話的意思是說，“禮”的來源不是從天而降，也不是從地下出來的，而是根據人情事理來制定的。而人道最首要的就是要使九族敦睦、九族和睦。九族和睦，要從孝敬父母開始，由近及遠。親屬之間有親疏的差別，所以喪禮也有隆重和簡省的差別，都是依據恩情的厚薄不同，合乎人情來確定的標準。所以古人制禮的一個原則就是“稱情以立文”，在這些具體的禮儀節度之後，都有古聖先王對人類自然情感的深刻洞察。同樣，這些滲透在日常生活中的禮儀，又反過來潛移默化地培養和陶冶著人的德性。

“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干”，就是盾的意思；“戚”，就是斧的意思。這些都是武舞所執之具，古代的舞有文舞、有武舞，武舞經常執盾、斧，這個就是“干戚”。“和安樂”：如果人過分貪圖安逸快樂而遠離禮義，就用鐘鼓幹戚之樂來調和。

“婚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婚姻”，就是嫁娶之事。在《禮記•經解》中講：“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鄭玄注：“昏姻，謂嫁取也。”“昏”用的是黃昏的“昏”，它是婚姻的“婚”的古字，因為古代的婚禮必在黃昏之時舉行，為其陽往而陰來之故。《白虎通·嫁娶》中也說：“昏時行禮，故謂之婚也。”昏禮在五禮之中屬嘉禮，是繼男子的冠禮和女子的笄禮之後，人生的第二個里程碑。

在周代的時侯，已經逐漸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婚嫁禮儀。在《儀禮》之中有詳細的規制。整套婚禮的儀式分為六個階段，稱為“六禮”，就是“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還有“親迎”。

“納采”，就是由男家家長請媒人，向物色好的女家去提親。“問名”，鄭玄注：“問名者，將歸蔔（卜？）其吉凶。”賈公彥疏：“問名者，問女之姓氏。”就是在女方家長接納提親之後，女家將女兒的年庚八字帶返男家，去占卜吉凶，也是為了避免近親結婚。“納吉”，就是當接受庚帖後，蔔得吉凶，肯定雙方年庚八字沒有相沖相克，也沒有近親結婚這種情形，就去再通知女家。“納徵”，徵，在《禮記·士昏禮》孔穎達《疏》說：“納徵者，納聘財也。徵，成也。先納聘財而後婚成。”所以“納徵”也稱為“納成”，也就是男家往女家送聘禮，經過這個儀禮之後，婚約就完全成立了。“請期”，就是男家擇定合婚的良辰吉日，並徵得女家的同意。“親迎”，也是最隆重的一個禮儀，就是在結婚吉日，穿著禮服的新郎，親往女家迎娶新娘。後代歷朝歷代的婚制，都是在這“六禮”婚制的基礎上加以變化。到了近代，通常祗把“親迎”稱為婚禮，而把“親迎”前面的五項稱為議婚、訂婚等過渡性的禮儀。

男女的結合，為什麼需要通過婚姻的方式呢？《昏義》中說：這是因為男女有別。古人觀察到，男女之間存在著天然的差異，所以需要規定一種合理的秩序，來適應這種差異，而婚姻就是這樣的秩序。

在《禮記·昏義》中講了一句話，講到了婚禮的意義，它說：“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將合二姓之好”，古代人有禮的規定，同姓不婚，同一個姓的人是不能夠結婚的。所以婚禮是把兩個不同的姓氏合在一起，這個叫美、這個就叫善。上要奉祀宗廟、祭祀祖先，下要傳宗接代，把祖先良好的家道、家風、家業承傳下去。就如《禮記•中庸》中所說：“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什麼是孝？就是善於繼承先人的遺志，善於循行先人未竟的事業，所以，古代的聖明君王都非常地重視婚禮。平常的人雖然沒有像帝王那樣重視婚禮，但是也是非常重視的，這也是提醒人，個人不是獨立於家族而存在的。古人說“人無倫外之人”，一個人的出生是無數代先祖血脈傳承的結果。婚姻之所以神聖而鄭重，就是因為它讓生活在血緣體系中的個人，實現了綿延家族血脈的責任。而且，人類還通過婚姻，將原本沒有血緣關係的家族結合在一起，成為新的血親團體。如何使這些血親團體代代承傳？那就是每一個人都必須承擔起對整個家族的責任。

當然，古人也並沒有忽視情感在婚姻中的重要性。比如在古代的婚禮過程中，有一個環節就是“合巹飲酒”，也就是把一個葫蘆劈成兩半，作為盛酒之器，夫妻各飲半瓢酒，象徵著夫妻雙方結合為一，也是提醒夫妻雙方，原本就是一體的。而且葫蘆瓜的絲是苦的，酒是甜的，喝了這個酒之後，意味著夫妻從此要同甘共苦。喝完酒之後，還要把這兩個葫蘆瓜系在一起，掛在牆上，是提醒夫妻在今後的生活中，看到這個葫蘆瓜，就想起兩個人結合時的初心。所以婚禮就是使夫妻雙方樹立起了一種一體的觀念，不分彼此、同甘共苦。

“冠笄”。鄭玄注：“男二十而冠，女許嫁而笄，成人之禮。”古代男子二十歲舉行的加冠之禮，一般天子、諸侯，根據需要可以提前到十二歲。女子十五歲時行笄禮，也就是以簪束髮。所以通過加冠、這個帽子，還是以簪束髮，就可以看出這個是男的、還是女的，象徵著這個孩子已經成年。通過這些禮來區別男女之分，這個就是“別男女”。

因為男女本身有生理和心理上的區別，在家庭中的職責也各有分工，所以才作婚姻、冠笄之禮來正之。在《禮記·昏義》中說：“敬慎重正而後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為什麼特別強調婚禮要恭敬謹慎、尊重正式呢？在《禮記·昏義》中記載，在婚禮的“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這五個步驟之中，每逢男方的使者到來時，女方家長都是在廟裏，就是她家的宗廟中鋪設几筵，然後拜迎使者於門外。進入廟門，賓主揖讓升階登堂，在廟堂上聽使者傳達男方家長的意見。為什麼這麼樣的隆重啊？正式呢？之所以這樣做，就是表示對婚禮的敬慎和鄭重其事。

禮由此形成男女之間的區別。男女有別，而後有夫婦的道義；夫婦有道義，而後才有父子親情；父子有親情，而後才能有端正的君臣關係。所以婚禮是關係到五倫關係的和諧。所以說婚禮是禮的根本，這個本，是從“人倫關係的開始”這個意義上講的。雖然夫婦二人沒有血緣的關聯，但祗有通過夫婦的結合、生兒育女，才產生了父子關係、兄弟關係，締結和開創了血緣關係。所以“男女有別”，兩性通過婚禮的合法程序才能成為“有義”的夫婦；夫妻關係確立，父與子之間的純正血緣關係才能明確，這就是“而後父子有親”，家庭才能穩定；最後才能“君臣有正”，使得社會秩序井然，天下安定。在《中庸》中也說：“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

在《孔子家語》中，也有這樣一段話：“昔三代明王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故君子無不敬也。”說以往夏商周三代的聖明君主，必定是尊重、愛護他們的妻子兒女的。妻子是祭祀祖宗、照顧父母的主婦，兒子是祖先的後代，怎麼能夠不尊重呢？所以君主對於妻子兒女沒有不尊重的。從這裏我們看到，古代的聖王一定是敬重他們的妻子，因為妻子是“親之主也”，她要負責祭祀祖先、孝敬公婆、助夫成德、和睦妯娌、教育子女，所以她的責任無比重大。承擔如此重大的責任，定然也是很辛苦，所以丈夫也會感恩妻子、敬重妻子。

古人說，娶一個好的妻子可以旺三代，而娶一個不好的妻子可以敗三代，這也都不是誇張。正是因為如此，古人對女子的教育比男子的教育更加重視，所以才出現了《女誡》《內則》《女論語》《女範捷錄》等專門針對女德教育的《女四書》。對女德的重視，並不是傳統社會壓迫女子、輕賤女子的象徵，恰恰相反，這是重視女子的特徵。為什麼呢？我們想一想，假設女子的德行無關緊要，那還何必如此地重視呢？因為好的母親來自於好的姑娘，好姑娘是世界的源頭，如果源頭都受到污染，怎麼能夠保證整個水流的清澈呢？所以中國人很早就認識到了女德、母教，對於社會和諧、天下太平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實際上對女子、對女德的重視，不僅僅是中國人的專利，所有先進的、開明的思想家，開明的民族，開明的文化，都會重視對女子的教育。比如說英國著名的道德學家斯邁爾斯就說：“民族祗不過是家庭、人民和母親的最終結果而已。可以肯定的是，一個民族的品格，可以通過女人的教養和優雅而得以提升。”可以說，正是中國傳統重視女德和母教的文化，塑造了中華民族的優秀品格，使得中華民族得以生生不息、綿延不絕。

在二次大戰之前，就有一些歐洲學者一直在討論：為什麼四大文明古國，唯有中華文明承傳至今，保持了五千多年經久不衰？經過研究，他們得出結論：那是因為中國人特別重視家庭教育的結果。歷史證明，這個結論是合理的。

中國人對家庭教育的重視是從胎教就開始了，貫穿了人的一生，一直到“慎終追遠”。早在周文王的母親太任懷孕的時候，就特別的重視胎教。在史書記載：“周太王少子季曆，娶太任，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能以胎教子，而生文王，母子皆聖也。”正是因為文王的母親是一位聖人，所以才把文王也培養成聖人。而文王的祖母太薑、夫人太姒也都是聖母，所以歷史上把她們稱為“三太”。正是這“三太”的良好母教，奠定了周朝八百年的基業。所以後世人把“夫人”尊稱為“太太”，就是期許對方能夠培養出聖賢的兒孫。

重視從家庭開始進行倫理道德教育，至今仍然有合理性，為什麼呢？因為人一出生，首先面對的就是家庭關係，正是在家庭之中，孩子從父母，特別是母親的身上，學會了為人處世的基本原則和態度。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世界沖突的根源在家庭，在家庭之中父子、夫妻、兄弟之間的沖突。你想想，他在家裏和父母，和妻子、丈夫、兄弟都不能夠和睦相處，走到社會，又怎麼能夠和陌生人和睦相處呢？所以古語講：“閨閫乃聖賢所出之地，母教為天下太平之源。”如果一個孩子在家庭裏，接受了母親言傳身教的影響，知道如何去孝敬父母、友愛兄弟，與人和睦相處、以和為貴，形成了謙恭有禮、嚴謹誠信的態度，培養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品德，他走上社會，自自然然地就知道如何去領導、同事、朋友，還有陌生人和諧交往。

所以斯邁爾斯也說，他說：“女性的影響力到處都是一樣的。在所有國家，她的性情氣質，都影響著民族的道德、習俗和品格。”在中國古人看來也是如此。女人對國家民族的貢獻，可能不在於自己的事業有多輝煌，而是在於什麼呢？在於把自己的兒孫培養成孔子、孟子、范仲淹、林則徐那樣的聖賢人。我們假設女子和男子一樣的能幹，兩個人的事業都很輝煌，但是卻因此忽視了兒女教育，結果兒女成了紈絝子弟，甚至年紀輕輕就鋃鐺入獄、不務正業，那麼再輝煌的事業也沒有人可以繼承，那也不過是曇花一現，怎麼是可持續的發展呢？如果缺少良好家教的子女又淪落為腐敗的官員、不誠信的老闆、鋃鐺入獄的恐怖分子等等，我們想一想，他對國家和民族的危害有多大？

所以法國作家約瑟夫·德·梅斯特爾曾經這樣說：“千真萬確，女人沒有創造出什麼傑作，她們沒有寫出《伊利亞特》《被解放的耶路撒冷》《哈姆雷特》《菲德爾》《失樂園》《答爾丟夫》。沒有設計出聖彼得大教堂，沒有創造出《彌賽亞》，沒有雕塑出《阿波羅》，沒有畫出《最後的審判》。她們既沒有發明代數和望遠鏡，也沒有發明蒸汽機。但她們所做的事情，比所有這一切都更偉大、更優秀。因為正是在她們的膝頭，造就出了正直、高尚的男男女女——這才是世界上最傑出的作品。”

反觀我們社會缺少聖賢君子，根源在哪裏？就是缺少聖賢的母親。因為現在夫妻雙方都去賺錢，所以兒女教育這件事被忽視了。由於缺少對母親所承擔的教育子女的神聖使命的深刻認識，使得一些母親放棄了“教育子女”，這一個對國家民族具有深遠意義的重要職責，而去追名逐利，這不能不說是捨本逐末。所以，古代的這些禮，確實也值得我們現代人去反思和藉鑒，不要去盲目批判。

“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射鄉”，依鄭注，指大射禮和鄉飲酒禮。大射禮是為了祭祀擇士而舉行的射禮。鄉，就是鄉飲酒禮，它也屬於嘉禮，是一種尊老、敬老的宴飲活動。射禮、鄉飲酒禮中，都含有“尊賢養老”的思想。特別是鄉飲酒禮，使一鄉之人在宴飲歡聚之時，就潛移默化地受到教化。這種習俗，在社會中起到敦親睦族、止惡揚善的作用，在歷史上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我們看看鄉飲酒禮是怎麼樣進行的。在《禮記•鄉飲酒義》之中，展現了“黨正”所舉行的鄉飲酒禮上，尊老精神是如何通過儀禮的方式表達出來的。“黨正”就是在古代的時候，每五百家為一黨，黨正掌管一黨之中的道德教化和祭祀活動，有點像現在的鄉長或者鎮長，也就是地方長官。“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在鄉飲酒禮上，六十歲的長者坐在席上，五十歲的人就需要站在一旁服侍、陪侍，聽從差遣，以此來表明對長者的尊敬。

後面還說：“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悌。”“豆”就是指一種盛食物的器具，類似於高腳盤。六十歲的人面前，陳設三豆食物，三盤食物，七十歲者陳設四豆，八十者陳設五豆，九十者陳設六豆。豆象徵著對長者的供養，長者年歲越大，所獲得的食物供養也就越多。由此可以看到，在鄉飲酒禮上，處處透露出按照年齡所形成的秩序，以此向當地參加這種禮儀活動的百姓，傳達出養老、尊老的道德觀念。而這種養老、尊老風氣的形成，也是為了培養孝悌的德性。也就是說一個人對陌生的老人都能夠尊敬，回到家裏對自己的父母，怎麼會不尊敬呢？

但是，古人為什麼不通過講道理、做宣講的方式，對鄉人進行孝悌的道德教育呢？在《鄉飲酒義》中，有這樣一段非常耐人尋味的話：“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君子所說的孝，不是通過挨家挨戶講道理、天天見面做宣講的方式加以教導的，而是集合百姓觀看鄉射禮，通過鄉飲酒禮來教導他們的。這樣一來，百姓自然而然就會懂得如何行孝悌。事實上，百姓也許根本不懂得很多關於孝悌的深刻道理，但是在既莊重而又親切的宴飲之上，從賓客的身份，到宴會上賓客不同的角色，再到根據年齒所受待遇的不同，都鮮明直觀地讓在場的百姓感受到一種尊老的氣氛，這就使百姓心中對老者的尊重之情油然而生。

鄉飲酒禮是一種尊老敬老的禮。從這兒我們也可以看到，尊老敬老是中華傳統美德，自古以來就非常受重視。比如說在《孔子家語》中也記載，魯哀公問孔子，說：“大夫們都勸我，要大力提倡尊重年老之人，年長之人，這是否可行啊？”孔子怎麼回答的呢？孔子說：“您果真能夠做到這一點，從此以後，普天下的老百姓都要仰賴您的無量功德了，哪裏僅僅是魯國受益呢？”從孔子的回答就知道了，尊老敬老是多麼的重要。哀公說：“為什麼這麼說呢？”

孔子說：“在過去，有虞氏，也就是虞舜，尊有德行的人為貴，而同時特別尊重老年人；夏後氏尊有爵位的人為貴，也同時格外尊敬老年人；殷商人尊世祿之家為貴，同樣尤其尊重老年人；周朝人尊孝敬父母的人為貴，仍是對老年人特別尊重。虞、夏、殷、周是天下的盛世王朝，那時候沒有遺棄老年人的，老年人受到天下的恭敬已經很久了，僅次於侍奉自己的父母。

因此，在朝廷上爵位相同的時候，以年長者為尊。七十歲以上的人可以拄著拐杖到朝廷，國君詢問事情的時候要給他安置座位；八十歲以上便不在朝廷做官了，國君要有事詢問，就得親自到他家裏去請教，於是敬老之風就擴展到了整個朝廷。在走路的時候，不敢與年長者並肩而行，不是錯後就是跟隨在身後，跟父輩行走的時候是隨後而行，跟兄長行走是錯行於側。遇到老年人，自己不論是乘車還是騎馬，包括隨侍人員都要避讓。頭髮斑白的老年人，自己不挑擔子上路行走，而由年輕人來代勞，於是敬長之風就延伸到道路之上了。

在鄉裡提倡敬老，老年人就不會缺衣少食，強壯就不會侵犯弱小，人多不欺負人少，於是敬長之風就擴展到州郡街巷了。而且古代還規定，五十歲就不承擔跟隨打獵的勞役了，五十歲算老年，就不承擔朝廷的勞役，也不用再參加上山打獵之類的事，但是在分發獵物的時候，要給年長者多分一些，於是敬長之風就擴展到捕獵活動中。軍旅部隊中，爵位相同的以年長者為尊，於是敬重長上的意識就擴展到軍旅。聖賢君王以孝悌之道教化百姓，從朝廷開始，推行到道路上，達到州縣街巷，連打獵者都相互仿效，軍隊中也互相學習。於是天下百姓共同以此作為道義的準則，寧死也沒有人敢去違犯。”哀公聽了之後贊歎地說：“真是太好了！”

可以說，尊老敬老是文明社會的重要標志之一。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提倡尊老敬老就是提倡知恩報恩、飲水思源的社會風氣。老人都是為這個國家社稷有所貢獻的人，所以說“前人栽樹，後人乘涼”。所以我們提倡尊老、敬老，就是提倡不忘本。如果沒有這種知恩報恩、飲水思源的，以恩義、情義、道義為處事的原則來行事，取而代之的就是以功利的原則來處事。功利就是以“這件事是不是有利於我”來作為評價標準，功利主義是以“是否有利於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來為標準進行取捨，就會出現什麼呢？就會出現《樂記》上所說的“強者脅弱，眾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等恃強淩弱的現象。

所以在改革開放之後，有很多人也是向西方學習，以功利主義原則來為人處事，結果認為老人祗有消費沒有生產，所以把老人視為包袱、視為負擔，對老人、包括自己的父母，也就失去了應有的尊重。這個都是沒有教化，或者是對教化不夠重視所導致的。重視禮儀對德性涵養潛移默化的塑造力量，對於我們今天的思政課教育也很有啟發。也就是說怎麼樣使思政課、道德教育課深入人心呢？宣講是一方面，另外還要藉助具體禮儀的推行，比如說成人禮、尊師禮等等，目的就是使人們明辨是非善惡，行為有所依止。

因為沒有這個“禮”，人做錯了事，他自己都不知道，因為沒有標準、沒有學過。就像有一個人他做壞事被警察抓起來了，警察對他說“你這個人很不孝”。結果這個小偷說：“你怎麼知道我不孝，我對我父母挺好的。”沒有學過《弟子規》：“身有傷，貽親憂；德有傷，貽親羞。”自己德行上有損傷，讓父母跟著蒙羞，這是大不孝，但是他還認為自己對父母好，自己是個孝子，什麼原因呢？就是“人不學，不知道；人不學，不知義。”當然包括我們自己，也是沒有系統的學習古代的這些“禮”，自己也會時常做一些不知不覺違反禮儀的事。所以說，道德教育、思政課通過禮儀，能夠涵養人的心性，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

所以說“以禮治國”或者說“禮樂制度”是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治理制度，它可以“絕惡於未萌，起敬於微渺”，具有防患於未然的效果。所以古人建國，三年之內一定是制禮作樂、頒布禮樂，讓人們的行為有明確的依止。我們今天說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也需要重視和藉鑒古人以禮治國的經驗。這對於促進形成社會文明風尚、促進社會文明進步，都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食饗”是指以酒食宴請賓客之禮。在《孔子家語‧論禮》中說：“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通過食饗之禮來規範交接的禮節，這叫正交接。

後面又說“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禮”用以裁節民心，使人“毋不敬”，一切恭敬。“樂和民聲”，借用樂的五聲和律呂來調和民眾的聲音。“政以行之”，孔穎達的疏曰：“用禁令以行禮樂也”，就是用政令來推行禮樂。“刑以防之”，孔穎達的疏曰：“若不行禮樂，則以刑罰防止也。”也就是說，用刑罰來防止不行禮樂的行為。“四達而不悖”，“四達”就是達於四方。禮、樂、刑、政四事達於四方而民不悖逆，“則王道備矣”。王道就是和霸道相對的，通常也是指以仁義治理天下的政治主張。

所以古聖先賢創制禮樂，作為人的法度。喪服和哭泣的禮儀，是用以節制喪事而制定的；鐘鼓干戚之樂，是為了調和貪圖逸樂之人的心行而製作的；婚禮、冠禮和笄禮，是為了區別男女之分而制定的；大射禮、鄉飲酒禮和食饗之禮，是為了規範交際而制定的。禮是用來裁節民心的，樂是用來調和民聲的，發布禁令是用來推行禮樂的，動用刑罰是為了防止禮樂不能推行。禮、樂、刑、政四事達於四方而民不悖逆，王道之治就完備了。

所以中國自古以來就是提倡王道而反對霸道。“王道”其實很簡單，用《弟子規》上的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勢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無言。”我們用自己的權勢或者是軍事實力使人能夠臣服於自己，他是口服心不服，但是我們能夠用道義服人、道理服人，人家是“中心悅而誠服”。但是西方人卻不明白這個道理，所以許多西方國家在近幾百年來，所奉行的都是霸道的文化、霸權文化。

在1924年，孫中山先生就對比了西方的霸道文化和東方的王道文化，在《大亞洲主義》的演講中這樣講道：“就最近幾百年的文化講，歐洲的物質文明極發達，我們東洋的這種文明不進步。從表面的觀瞻比較起來，歐洲自然好過亞洲。但是從根本上解剖起來，歐洲近幾年是什麼文化呢？是科學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這種文化應用到人類社會，祗見物質文明，祗有飛機炸彈，祗有洋槍大炮，這是一種武力的文化。這種專用武力壓迫人的文化，用我們中國的古話來說就是‘行霸道’。所以歐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但是我們東洋向來輕視霸道的文化。還有一種文化，好過霸道的文化，這種文化的本質是仁義道德。用這種仁義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不是壓迫人，是要人懷德，而不是要人畏威。這種要人懷德的文化，我們中國的古話就是‘行王道’。所以亞洲的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

在《群書治要•淮南子》中有這樣一句話，它說：“今謂強者勝，則度地計眾；富者利，則量粟稱金。如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萬乘之國無破亡者矣。國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這句話說得非常好，它說“現在有人認為祗要強大就可以致勝，於是便丈量本國的地域、計量本國的人口。認為祗要富有，國事就順利，所以熱衷於計量儲存的糧食、稱量金銀。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擁有千乘馬車的君主無不可以稱霸諸侯，有萬輛馬車的大國便永遠不會滅亡。所以國要亡，即使很大也靠不住，施行王道政治，即使很小的國家也不可輕視。由此看來，國家所以存在，是因為有道，而不在於其大，國家之所以滅亡，在於失道，而不在於其小。”所以東方的文化是王道文化，西方的文化是霸道文化。講王道就是講仁義道德，講霸道就是主張功利強權。講仁義道德，是用公義公理來感化人，而講功利強權，是用洋槍大炮來壓迫人。

孫中山先生在演講中也指出：“現在世界文化的潮流，就是在英國、美國，也有少數人提倡仁義道德。至於在其他各野蠻之邦，也是有這種提倡。由此可見，西方之功利強權的文化，便要服從東方之仁義道德的文化。這便是霸道要服從王道，這便是世界的文化日趨於光明。”這個就是王道政治和霸道政治的區別。由此也讓我們看到了中華文明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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