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天繼續學習《禮記》。請看《祭義》這一篇。“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曰：“吾聞諸曾子，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跬步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弗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危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這一段講的是一個故事，“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樂正子春，春秋時魯國人，也是曾參的弟子。有孝名，是因為和曾參學習，名師出高徒，受到老師的影響，以孝著稱。樂正子春有一次從堂上走下來，不慎扭傷了腳，好幾個月都沒有出門，一直面有愁容。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瘳”，就是愈的意思，痊癒了。他的門下弟子便問道：“老師，您的腳不是好了嗎？您好幾個月都不出門，到現在還面帶愁容，這是為什麼呢？”。曰：“吾聞諸曾子，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樂正子春說：“我從前聽我的老師曾子說過，父母完完整整地生下我們，我們死時也要完完整整地留下這個身體，歸還給父母，這才稱得上是孝順。沒有毀壞父母遺留下的這個身體，沒有辱沒為人一世的善名，這才是圓滿的孝順。”

樂正子春他是曾子的學生，所謂名師出高徒，為什麼呢？因為學生在老師身邊，每一天看到老師言傳身教的教化，他也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曾子，我們都知道是孔子的弟子，雖然不夠聰敏，但是因為好學也學有成就，被稱為“宗聖”。

在《論語》上記載，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曾子認為做士人就不能夠不弘毅，因為士人的責任重大，而所行之道遙遠，他們以行仁為自己的重任，而且這種重大的責任要一直擔負下去，到死為止。“士”就不是一般的普通百姓。古代把人分成四類，分別為“士、農、工、商”。“士”就是讀書人，“農、工、商”都是生產者和營利（“營利”強調從事一項獲利事業的過程或者狀態；“盈利”側重強調投入與產出的關係，追求產出的盈餘，此處建議選擇營利，對應“農工商”三種職人功能，且與教授講義相符）者，而“士”，是既不生產也不營利（理由同上），他是盡全力來學“道”，所以“士”專求於學、專講道，專講做人的道理。而要把人道講得清楚透徹，就必須要通達天道。

所謂“天道敏生，地道敏樹，人道敏政。”但是對於天道，一般人都很難體悟，要從哪里學起呢？“士”就是要從“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一個忠恕之道學起。雖然這一句話，士、農、工、商都需要學習，但是農、工、商不需要通達，而“士”則需要學得通達。

在《論語》中也記載，子游他到武城去做官，孔子去考察，聽到了弦歌之聲，於是就說：“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回答說：“從前我聽夫子您說過‘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不學道的人不能夠發佈或者聽從命令。君子，也就是在位者學道，他能夠用仁愛之心對待百姓，百姓學道，就會聽命於在位的君子。“士”就是全神貫注地、專一地學道、悟道、體道、講道、行道，他和商人不同，是純粹不生利而分利。但是士、農、工、商之中，“士”卻排在最前面，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像孔子也說：“朝聞道，夕死可矣。”古人把道德仁義，看得比財利更加重要，因為財利能夠解決眼前暫時的問題，但是不能夠解決長久根本的問題，所以儒家以“志於道”、“讀書志在聖賢”為最終目的。當然，這也並不意味著學道就必然會貧窮，其實經典教學，它有四種功用，那就是“立德、立身、通竅、屬文”。

首先，它可以樹立一個人的德行。“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德”對於國家而言，還是個人而言，都是至關重要。“立身”就是我們有什麼技能，什麼知識、素質能夠立身於社會，經典教學，它也有立身之功。還有“通竅”之功，“通竅”用古人的話來說就是開悟，能夠明心見性。還有“屬文”之功，也就是寫文章。“立德、立身、通竅、屬文”，這個順序也是很有講究的，不能夠顛倒，告訴我們德是本，而技藝是末。

“道”有體有用，用就是行仁，士有通達時，也有貧窮時。孟子就說：“達則兼濟天下”，通達的時候就以仁治國平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貧窮時就修養自身，弘揚仁道。當士人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是按照仁道去做的時候，就是在影響別人，這就是在弘揚仁道，而且弘揚仁道是“一日不死，一日不休”，所以士必須弘毅。

“弘”就是大的意思，無論是你的見識，還是學問，心量一切都要廣大。所以古人說“一事不知，儒者之恥”，如果有一件事自己不知道，那都是學儒者的羞恥，這說明儒者的見識學問很廣博，沒有他不通達的事情，而且讀書能夠舉一反三，學以致用，就像孔子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為？”即使把《詩經》三百首都背熟，倒背如流，但是處理政事卻不通達，不能夠把所學的落實在日常生活、工作，為人處事、待人接物之中，背誦得再多，也不得其用。所以“弘”不僅是學問、見識要廣大，還要心胸廣大、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現在的讀書人，如果對國家的政策沒有見識，也無法提出對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或者心量狹小，眼中只盯著自己的名聞利養，這就不能夠稱為“士”，只能稱為“精明的利己主義者”。古代的士所讀之書是聖賢書，所以通達聖賢之道，有能力對社會的治理、國家的安定、天下的太平，提出正確的應對之策。這也是為什麼讀書人——“士”，特別受到重視和尊敬的原因。

“毅”，包咸（正體“咸”與“鹹”各有所用，此處改為“咸”較為恰當）的注解是“強而能斷也”。“強”不是“暴”的意思，而是《易經》上乾卦中所講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意思。我們觀察天道，它具有自強不息的精神，比如說太陽，每一天從東方升起，從西方落下，自古至今，一年四季，從春夏秋冬，寒來暑往，沒有一天是中斷的，這就是天的自強不息。人呢？本性之中也具有這種自強不息的性質，所以“自”就是自性的意思，自性就是這種不息的、好學上進，沒有休息、沒有止息的特點，這個就是“強”。“斷”就是有決斷，而正確的決斷必須運用智慧，所以“弘毅”的“毅”就是既自強不息，又有智慧決斷。

為什麼士必須要“弘毅”呢？因為“任重而道遠”，肩負的責任很重大，行走的路程很遙遠。士肩負何種重任呢？在今天，天下變亂叢生，平天下就是士的責任。士小能治國，再小能齊家、能修身，這都是士的責任。很多人志向很遠大，要成就大事，促進世界和平。成就大事，促進世界和平，這就是古人所說的“平天下”，要從哪里做起呢？《大學》中所講的“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所以要擔當大事，要促進世界和平，必須從修身做起，從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來做起。這樣才能進而去齊家、治國、平天下。

我們知道當今世界衝突不斷，世界和平遙遙無期。其根源在哪里？其根源就在於家庭，在於家庭之中，父子、兄弟、夫妻之間的衝突。一個人在家裏不能夠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夫妻都不能夠互相信任，在社會上，他也必然和他人發生衝突。更進一步講，衝突的根源在自身。為什麼在自身呢？就是真心本性和習性之間的衝突。真心本性是純淨純善的，但是習性卻是自私自利的，充滿貪、嗔、癡、慢、疑，各種煩惱。當利益擺在我們面前的時候，我們首先想到的是利他還是自利？如果每一個人都要利己，唯利是圖，衝突就會隨之而起；如果每一個人都能見利思義，衝突才能夠真正化解。所以促進世界和平，承擔治國平天下的重任，要從修身、修心來做起。

我們學習傳統文化的人，就要做到“在普天之下，沒有我恨的人，沒有我不能原諒的人，沒有我不愛的人”，這樣的人才能承擔起促進和平的使命，所以修身是承擔重任的基礎。一個胸懷大志的人，想治國平天下，弘揚傳統文化，促進世界和平，但是卻不能克服貪、嗔、癡、慢、疑，障深慧淺，如何能夠實現弘願呢？能說不能行，不是真學問。所以在《格言別錄》中也說：“以聖賢之道教人易，以聖賢之道治己難；以聖賢之道出口易，以聖賢之道躬行難；以聖賢之道奮始易，以聖賢之道克終難。”這是提醒人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它是一個長期的、日積月累的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不能夠半途而廢，得少為足。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他以行仁為自己的重任，須臾不離開仁，這個責任不是很重大嗎？人為什麼應該以弘揚仁德為己任呢？我們看這個“仁”字，“亻”加上一個“二”字組成，這是兩個人相處之道，所以仁者愛人，這是“仁”字最基本的含義。想到我們自己就要想到對方，能夠換位思考、將心比心。不懂得為他人著想，人就會自私自利，自私自利的結果是什麼呢？那就是《孟子》中所說的：“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所以，只有仁義之道，才是君王應當重視的。

在《貞觀政要》中記載，貞觀四年的時候，房玄齡向太宗報告，說當時的盔甲和兵器的完備已經超過了隋代。太宗怎麼說的呢？太宗說，雖然保衛國家需要武器，但維護國家安定和平的最重要的是仁義。君臣上下，一心為百姓著想，使百姓安居樂業，這才是最重要的武備，所以太宗強調：我用來維護國家安定，最重要的武備是仁義，而不是兵器。古人說，即使是大國，雖然“忘戰必危”，忘記戰爭是危險的，但是“好戰必亡”，好戰一定會亡國。像隋煬帝時候，武器繁多、裝備完善、財力雄厚，但是依舊沒能阻止亡國。

“以利為名，則有不利之患矣。”如果把利益看得最重要，那麼人生，包括整個社會，都會產生不祥和禍患。像《孟子》中就說：“王曰：‘何以利吾國’？”假如每一個國君都說，怎麼樣利益自己的國家。“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就是像我們現在的國家各級領導幹部，就會只尋求怎麼樣利益自己的家族。“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讀書人和老百姓也都說，怎麼樣利益我自身，結果必然是唯利是圖。所以“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從上面的領導者到底下的老百姓，每一個人都謀求私利，國家就危險了。

為什麼危險了呢？孟子他接著說：“萬乘之國”，就是一個擁有萬乘車馬的大國，這在當時也是一個實力很雄厚的國家了。但是如果大夫都謀取私利，諸侯國的國君就會被“千乘之家”的大夫篡位。大夫謀取私利，下面的士人也會謀取私利，大夫也會被士人推翻。如此一來，整個國家就沒有安定可言。

我們看一看當今的世界，也是受到西方功利主義價值觀的普遍影響。從國際上國家之間的交往，到家庭中家庭成員之間的交往，普遍以利益為指歸，缺乏倫理道德和道義。結果在家庭中出現了不孝父母、打罵父母，甚至活埋父母的禽獸不如之事。兄弟因為財產、遺產吵上法庭，夫妻之間同床異夢、喜新厭舊、見異思遷，也是沒有道義可言，這個家庭就危險了。從國家而言，出現了食品安全問題，假冒偽劣問題，貪汙腐敗問題，國有資產流失等等問題。國際之間，在疫情中間，甚至出現了口罩等防疫品多次被“截胡”的事件。這都是由重利忘義所導致的。

孟子說：“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沒有一個有仁愛之心的人，會遺棄他的父母的。“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也沒有一個重視道義的臣子，會輕慢他的君主的。所以重要的是整個社會要興起仁義道德的教化，轉自私自利為見利思義，這樣才能轉變、化解整個時代的危機。所以“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如果全世界各國、各黨、各級領導人，都能學習《群書治要》，以仁義忠恕、真誠慈悲為治國理念，矛盾衝突自然就會化解，世界和平自然就會到來。這也是為什麼湯恩比先生說：“能夠真正解決21世紀社會問題的，唯有中國的傳統文化。”因為中國的文化，它是符合天道的稱性的文化，所謂“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所以“任重而道遠”，“道遠”就是承擔大道，至死方休。“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這個路程，不是很遙遠嗎？就如曾子，他一生力行孝道，到臨終之前，還讓弟子打開他的被子，檢查自己的身體是否完好。因為“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所以曾子臨終前才說：“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從今以後，我才可以免於擔憂沒有盡到孝道了。曾子的這些話，都是他一生躬行實踐的心得體會，當然，他的言行自自然然地也會影響他的學生。

在《禮記·檀弓》中，還記載著“曾子易簀”的故事。魯國大夫季孫子為了表達對曾子的敬意，曾經送給曾子一個大夫專用的竹席。後來曾子得了重病，臥床不起，他的學生樂正子春（就是我們今天這裏所講的樂正子春），前去探望的時侯，聽到侍僮指著曾子的睡席好奇地問：“這是大夫用的席子吧，光澤多麼的華美啊。”

曾子聽到這番話就說：“這是季孫子賜予我的，我現在坐不起來，無力去更換這張席子。”因為他並不是大夫，用這樣的席子是違禮的。於是他便讓兒子把這張席子換下來，但他的兒子說：“您的病是這樣的重，身體又不便移動，還是等天亮之後再換吧。”曾子就對兒子說：“你愛我，還不如這個侍僮。”

“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君子愛人是成就他的道德，讓他時時有警覺、有提升，不能夠違背禮。而小人愛人，是姑息他的過失，甚至放縱他的欲望，滿足他的要求，卻不過問這些是否是符合禮。所以曾子說：“你愛我，還比不上這個僕童。我何必要用這塊席子呢？我能守禮而終就足夠了。”於是他的兒子只好扶起父親更換床席，還未等曾子躺穩，他就過世了。曾子他確實做到了“死而後已”，所以他這一句話，感動了無數的後人，也流傳千古。大聖大賢他們的言語、言論，都是出自於自己真正力行的功夫，否則也說不出這樣流傳千古的話。

正是因為曾子力行孝道，也讓他的弟子——子春深受影響。所以他說：“故君子跬步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

“跬步”，跨上一足曰“跬”，連跨兩足為“步”，所以“跬步”實際上就是半步。“因此君子即使邁出半步路，都不敢忘了對父母的孝道，這回我竟然忘了孝道，所以我才會面有愁容。”

“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弗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危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身。”

“道”就是正路，“徑”是邪僻的小路、捷徑。“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身。”《大學》中也有說：“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如果你說的話是悖理悖德之言，這叫“言悖而出”，也會被別人回罵你。所以“惡言不出於口，則忿言不反於身矣。”做人應該每走一步路都不敢忘記父母，每說一句話都不敢忘記父母。正因為每走一步路都不敢忘記父母，所以走路必定要選擇寬廣的正道，而不貪圖捷徑，不去走那些不安全的羊腸小路。過河時必定選擇乘船，而不輕易游水，因為不敢將先父母遺留下來的身體去冒險。正因為每說一句話都不敢忘記父母，所以自己絕不會說惡言惡語，這樣也就不會招致別人的辱罵。

“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自己這個身子沒有蒙受羞辱，也就是讓父母沒有蒙受羞辱，這才可以說是孝順！這就是《弟子規》上所說的：“身有傷，貽親憂；德有傷，貽親羞。”而且不僅是父母生前是如此，在父母過世之後，也要如此保持。

可以說，孝是一切德行產生的根本，教化所產生的根源。人如果不知恩報恩、忘恩負義，這個是結果，原因何在呢？就像我們現在很多人，資助別人上大學，但是受資助的人，連一個感恩的信、感恩的話也沒有。很多人說，我們社會需要感恩教育。實際上，如果一個人連父母這麼大的養育之恩，都不能夠記在心上，想著念念去報答，對於陌生人的資助，又怎麼可能記在心上，想著去報答呢？這就是孝道的缺失。

我們現在提倡熱愛祖國、熱愛人民，但是提倡了很長時間，仍然是愛不起來，什麼原因呢？因為一個人連自己的父母都不能夠愛，對自己的兄弟都不能夠幫助友愛，怎麼可能對陌生的人民去關愛呢？“愛祖國、愛人民”就像道德大廈的第五層，它的根基就是孝敬父母、友愛兄弟、尊敬老師。結果根基都沒有，就希望第五層、第六層，建起來的都是空中樓閣，聽起來很高尚，實際上做不到。

現在很多的青少年，動不動就離家出走，甚至自殺。很多專家說：“我們需要生命教育。”實際上我們學了《孝經》：“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如果他知道孝心、知恩報恩之心，他知道自己的出走和自殺，對父母帶來的這種傷害，他還會輕易地去離家出走，走上自殺和輕生的道路嗎？包括現在的犯罪率，特別是青少年的犯罪率、離婚率上升，什麼原因呢？因為他覺得這都是個人的私事，心裏沒有想到父母對他的擔憂，更沒有想到回報父母的養育之恩，養父母之心，養父母之志，讓父母放心。

還有現在貪汙受賄、以權謀私，很多高官鋃鐺入獄，這也是“德有傷，貽親羞”，給父母帶來的是無比的羞辱，怎麼能對得起父母的養育之恩呢？更何況那些啃老族、富二代、官二代，包括現在遺棄老人、打罵父母，這些現象，都是和沒有孝道的教育密切相關、直接相關。所以“孝”是多麼的重要！孔子的弟子有子說：“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經典上的任何一句話都不是白說的，只要我們抓住了，我們理解它的深意，很多社會問題就迎刃而解，這也是我們為什麼要學經典的意義。

“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是故天子巡狩，諸侯待見於境，天子先見百年者。”

“未有遺年者。”“年”就是“齒”的意思，也就是上了年紀的人，老年人。虞、夏、商、周的時期，虞就是虞舜，夏、商、周，天下最偉大的帝王，他們都沒有忽略過對老年人的尊敬。因此當天子巡行視察時，諸侯率領眾人，在自己的邊境上迎候，並等待接見，天子到達後，卻首先主動去看望該國中年滿百歲以上的老人。“禮”就是倡導敬老、尊老的意識，天子詢問諸侯國的國君，年滿百歲老人的住所，然後親自前往探望，這是到這個諸侯國所做的第一件事。

虞舜、夏、商、周（正體“周”與“週”各有所用，此處應用“周”）四代之治，都是根據當時社會的狀況，施以側重點不同的教誨，目的是隨時救弊。就像《孔子家語》中所說的——有虞氏尊有德行的人為貴，同時特別尊重老年人；夏後氏尊有爵位的人為貴，同時特別尊重老年人；殷商人尊世祿之家為貴，同樣尤其尊重老年人；周人尊敬孝敬父母的人為貴，但是仍然對老年人特別尊重。他們所尊崇的側重點雖然有不同，但是在尊敬老年人這一點上卻是共同的。也就是說，凡是盛世的君王，沒有崇尚遺棄老年人的。因為盛王都是以恩義、情義、道義的原則來治國處事，否則它也不能夠成為盛世。不拋棄曾經對國家有貢獻的老年人，這樣才不會引導見利忘義、忘恩負義的社會風氣，也不會出現恃強淩弱的不良現象，這都是盛世的特點，文明社會的標誌。

我們看一個社會是否比另一個社會更文明，怎麼看呢？當然，GDP的增長、經濟的發展，是一個重要的參考，但是這僅僅是一個方面，另外，像愛老、尊老、敬老，也是一個重要的標誌。其它比如說犯罪率，特別是青少年的犯罪率低、離婚率低，環境保護好、生態文明程度高等等，都是衡量社會文明的重要指標。這樣的社會才是一個均衡、全面發展的社會。

祭  統

之所以這一篇的篇名稱為《祭統》，是因為它所記載的是祭祀的根本，“統”就是“本”的意思。在這一篇中，主要闡明了祭祀的重要性。祭祀是教育的根本，而恭敬是祭祀的根本。沒有了恭敬心，不重視祭祀，無論是孝親、事君，都不得其正。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也，自中生出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這一段話很重要，我們也一段一段地看。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這句話強調了“禮”的重要性。在治理社會的各種舉措之中，沒有比“禮”更要緊的了。前面講過，禮具有四種功用，那就是“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說明“禮”可以幫助人們確定遠近親疏的關係，避嫌決疑、區別異同、明辨是非。在《左傳·隱公十一年》中記載，說：“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禮”具有治理國家、安定社稷，讓人們尊卑有別、上下有序、利益後代的重要作用。為什麼“禮”具有這些重要的作用？因為“禮”是源於天地的秩序。

在《左傳·昭公二十五年》中，有一個故事，講了“禮”的本質，還有它的重要性。昭公二十五年，諸侯在黃父會盟，鄭國的子太叔謁見晉國的趙簡子，趙簡子就向他詢問揖讓進退之禮。子太叔回答說：“這是儀，不是禮。”趙簡子就問：“敢問什麼是禮？”

子太叔回答說：“我曾聽先大夫子產說：‘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就是說，禮是上天的常道，大地的法則，民眾行為的依據。天地的常道，民眾實際上都在效法，效法上天、日月星辰的運行，依循大地高下剛柔的本性，而滋生了六種氣象，也就是陰、陽、風、雨、晦、明。這六氣又生出世間運行所使用的五材，即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氣，入口為酸、鹹、辛、苦、甘五種味道；顯露於眼，它就是五種顏色，青、黃、赤、白、黑；貫通於耳為五種聲調，宮、商、角、徵、羽。這五味、五色、五聲，如果過分，就會使人迷惑、混亂，人們就會喪失、迷失恒定之性。也就是說，無論是滋味還是聲色，如果過分了，就會傷害人恒常不變的本性。”像《老子》也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怎麼辦呢？要制定禮，來奉養人的恒定之性。人有好、惡、喜、怒、哀、樂這六種情緒，所以人君為政，應該審慎地權衡適宜時代的禮法，來節制好、惡、喜、怒、哀、樂六種情志，使之不過節。禮節禮節，就是用禮來節度好、惡、喜、怒、哀、樂這六種情緒。悲哀時有哭泣，快樂時有歌舞，高興時有施捨，憤怒時有斬鬥，悲哀、快樂的情緒不失常規，才能與天地的本性相和，因此也才會長久。古人制禮作樂，就是為了使人的情志保持平和的狀態。

在《中庸》上也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對於“中”，很多人都達不到，就是我怎麼會沒有喜、怒、哀、樂呢？喜、怒、哀、樂都沒有發出來的狀態，才稱為“中”的狀態。這是一般人難以企及的，那麼就退而求其次，求“和”的狀態。喜、怒、哀、樂都發出來了，但是都沒有過分，都符合於禮的節度，這就是“和”。所以“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趙簡子一聽，就說：“太偉大了，禮真是宏大深奧啊！”

子太叔回答說，他說：“禮是上下的綱紀，天地的秩序，也是民眾得以生存的依靠。因此，先王特別尊崇它。人們能夠自我調整其情志，以達到禮的要求，就叫做成人。”什麼叫“成人”呢？就是你能夠按照禮的要求，調整自己的情志，使自己的情緒總是處於平和的狀態。“說禮宏大深奧，不是很適宜嗎？”

趙簡子聽了之後，就說：“我願意終生奉行這些話。”這一段話強調，“禮”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是“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對於調整人的情志，使人的情志回歸到本性中和的狀態，具有重要的作用。

但是“禮”又和“儀”是不同的，在《左傳·昭公五年》中，還有一個故事，也是強調了“禮”和“儀”的區別。這也是我們學禮的過程中要特別重視的。

魯昭公到晉國去，從接受郊外的慰勞之禮，以至贈送財物，都沒有失禮的地方。晉平公對汝叔齊說：“魯君不是也很精通禮嗎？”汝叔齊回答說：“魯君哪裡懂得禮呀！”晉平公就說：“為什麼呀？從在郊外的慰勞，以至贈送財物，都沒有違背禮。為什麼說他不懂禮呢？”

汝叔齊回答說：“這是‘儀’而不可以說是‘禮’。‘禮’是用來保有國家、推行政令、無失百姓的，但是現在魯國的政令在三家大夫之手，卻不能收回來。有子家羈這樣的人才卻不能重用，觸犯與大國的盟約，又欺騙、欺侮虐待小國。在他人為難之際獲取利益，卻不知道自己也有危難。公室的軍隊一分為四，百姓就食於三大家族。”三大家族就是三家大夫。“臣民中沒有人心存公室，沒有人為公家著想，沒有人為昭公謀劃未來。身為一國之君，危難將要降臨到自己身上，卻不憂慮自己的處境。禮的根本與枝末就體現在這些地方。他卻反復地演習禮儀，以禮儀為急務。這樣還說他精通禮，不是相差得太遠了嗎？”

君子說：“汝叔齊很懂禮。”這是一句評論。

這就說明學禮要“重實質不重形式”。禮的本質是真誠、恭敬、仁義、感恩之心，外在的贈品、祭品，這些都是形式。就像我們有一些地方學習傳統文化，躬鞠得很圓滿，九十度鞠躬禮，但是人與人之間不能夠和睦相處。一個人在外面去做義工，打著學習、弘揚傳統文化的名義，但是對父母都不能夠孝敬，和兄弟不能夠和睦相處，這都是重形式而沒有實質，這和禮是大相徑庭的。

前面我們講過“大樂必易，大禮必簡。”孔子也強調：“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所以，真正莊重典雅的音樂一定是和易的，真正莊重典雅的禮也是簡易的。禮樂，它都是重實質不重形式，很多人批判，說傳統文化講求繁文縟節，這個是大大的誤解。這個是儀，不是禮。孔子反復地強調：“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所以，禮與其搞得很奢華、很排場，不如節儉。喪事與其和易，寧可表現出發自內心的哀戚。這都是強調學禮要重實質而不重形式，當然，形式也很重要，因為通過外在的禮儀形式，可以怎麼樣呢？通過規範人的行為，進而讓人生起恭敬和感恩之心。但是僅僅強調“儀”，而沒有實質，那就和“禮”相差甚遠了。

我們今天因為時間關係，先講到這裏，我們下次接著講“祭禮”的重要性。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