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位同學，大家好：

從今天開始，我們一起來學習《群書治要•禮記》。《禮記》是中國古代的一部重要的經典，屬於“十三經”之一。我們知道中國古代的經典，它有一個發展的過程，孔老夫子教授弟子是以“六經”，那就是《詩》、《書》、《禮》、《易》、《樂》、《春秋》，因為“六經”，它的文古義奧，不易通讀，所以隨著時代的發展，就出現了很多輔助性的讀物。比如說《易》有《十翼》，《春秋》有《三傳》，就是《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而《禮》也就有了《禮記》。

“六經”中的《禮》，後來稱為《儀禮》，主要記載的是周代的冠禮、婚禮、喪禮、祭禮等“禮法”，也就是“儀式”，幾乎不涉及儀式背後的“禮義”，也就是“禮”的原理原則，如果不了解“禮義”呢，那麼這些“禮”的儀式就成了毫無價值的“虛禮”。所以孔子的弟子，七十二個賢人，還有他的學生們在“習禮”的過程中，就撰寫了大量闡發“禮”的經義的論文，總稱之為“記”，屬於《儀禮》的附庸。所以，《禮記》就是戰國至秦漢年間儒家學者解釋說明經書《儀禮》的文章選集，它的作者不止一人，寫作時間也有先有後，其中多數篇章，都是孔子的七十二位高徒，還有他們學生們的作品。

到了西漢的時候，傳《禮記》的有兩位：那就是戴德、戴聖。戴德傳的85篇本稱為《大戴禮記》，但是在後世流傳的過程中若斷若續，到唐代就只留下了39篇，而且越來越不受重視；而由戴德的侄子戴聖所傳的49篇本，稱為《小戴禮記》。到東漢末年，著名的經學家鄭玄為《小戴禮記》作了出色的注解，使得這個本子盛行不衰，以致後人再談《禮記》的時候，就把《小戴禮記》稱為《禮記》。

在唐朝貞觀年間，孔穎達奉詔撰作《五經正義》，其中的“禮”，就用《禮記》替代了《儀禮》。從此以後，《禮記》躋身於“經”的行列，與《儀禮》的地位發生了逆轉。到唐代，明經科考九經，其中也包括了《禮記》，所以《禮記》也是“九經”之一，到宋代的時候出現了“十三經”,《禮記》也在其中，成為讀書人必讀的經典。

關於《禮記》的注解，我們知道《禮記》是先秦時候，用先秦詞匯撰寫，到了漢代，很多人已經不太能讀得懂了，於是就有人來為它作注，其中最好的就是東漢經學家鄭玄的注解。

鄭玄，我們有必要對他介紹一下。鄭玄，字康成，他是北海高密人，也就是現在的山東高密縣人。鄭玄年少的時候，做過鄉嗇夫，也就是執掌聽訟、收賦稅的小吏，但是他不樂於為吏，常到學官去求教。鄭玄從少年時代就確立了學習經學的志向，終日沉湎於書卷之中，孜孜以求。他不尚虛榮，天性務實。比如說，在十一、二歲的時候，他曾隨母親到外祖家做客，當時的客人很多，在座的十多位客人個個都是衣著華美、誇誇其談，顯得很有地位、很有派頭。唯有鄭玄默默地坐在一旁，似乎身份和才學都趕不上人家。他的母親看到了，感到面上無光，於是就暗暗地督促他要出頭露面，顯示出一點才華和神氣。但是鄭玄卻不以為然，他說這些庸俗的場面 “非我所志，不在所願也。”

後來，鄭玄到洛陽上了太學，學通了《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後來又從東郡的張恭祖，學了《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之後又去扶風，向馬融求教，在馬融的門下，前三年的時候，都是由馬融的高徒來傳授他，他都沒有見過馬融的面，但是鄭玄日夜鑽研，不曾倦怠。後來馬融聽說他善於算術，才被召見了，從此以後，他才有機會向馬融當面求教。

鄭玄在馬融的門下七年，一心研讀經典。馬融的性格放達，“不拘儒者之節”。他“前授生徒，後列女樂”，也就是在前面教授門徒，帳後設置了女樂。其他的弟子都免不了常常偷看一下這些女子，唯有鄭康成目不轉睛，專心於學業。由此可見，鄭康成的定力也是非同一般。馬融從這裏就知道了，鄭玄日後必有成就。所以鄭玄學成走後的時候，馬融他多次對他的弟子們說：“鄭生今去，吾道東矣。”意思是說：鄭玄這位學生離開以後，我的學問也就會被他帶到東方而發揚光大了。

鄭玄遊學十幾年回到家鄉，已有學生近千人。後來又因為黨爭，被禁錮達14年之久。他趁此正好杜門不出，專修經業。到靈帝末年，才解除了黨禁。大將軍何進聽說鄭玄是一個賢人，於是就派人前去征召他，希望他做官。因為何進極有權勢，州郡的長官都不敢違抗他的意旨，於是就脅迫鄭玄。鄭玄迫於無奈就去拜訪何進，何進很尊重他，為他准備了幾杖，對他的禮遇也是非常的優厚。但是鄭玄並不接受何進所賜予的朝服，只是頭戴著幅巾去見何進，而且是住了一宿就逃奔而去。

當時大將軍袁紹在冀州統領軍隊，他也派使者去邀請鄭玄，並且以盛大的規模招待賓客，鄭玄是最後一個到達的，袁紹就請他上座。其中的賓客中很多都是才俊之士，既有辯才，又有學問，見到鄭玄是儒者，並不認為他是一個“通人”，就是一個學識淵博的通達之人，競相起身向他提問發難。但是鄭玄都依據儒家的經典進行申辯對答，而每一次回答都大大地超出了問題本身的範圍，說了一些這些人從來沒有聽過的話，結果座中的人，沒有一個人不嗟歎心服。

當時汝南的應劭，他也歸順了袁紹，向鄭玄自我引薦說，他說：“我是前泰山郡太守應中遠，想做您的學生，您看怎麼樣？”結果鄭玄怎麼回答呢？鄭玄笑著說，他說：“仲尼之門以四科考察弟子，這四科就是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沒有聽說回、賜，就是顏回、子貢這些人，以官職自稱的。”結果這個應劭聽了之後，臉上就露出了慚愧之色。

袁紹舉薦鄭玄為“茂才”，並且上表推薦他任左中郎將，但是鄭玄也都沒有接受。公車署征召他任大司農，賜給他一輛四馬安車，所經過的地方，所有的郡縣都要派長吏接送。到朝廷之後，鄭玄就以生病的理由回家去了，他想自求回家。但是這個時候，正好袁紹和曹操在官渡僵持不下，袁紹就讓他的兒子袁譚派遣使者，逼迫著鄭玄隨從軍隊。他迫於無奈，就帶病來到了元城縣，因為病情危重而無法繼續行進，這一年他也就病逝了，病逝的時候七十四歲。鄭玄留下遺囑要求薄葬。從郡守以下曾經跟隨他學習的人中，披麻戴孝來參加喪會的有一千多人。

鄭玄晚年寫信給他的兒子，提到他的志向，是“整百家之不齊”，並自稱“頗有讓爵之高”。他無心於功名利祿，一心就想著把這些眾說紛紜的經典給一個好的注解。所以，他所注的《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幹象曆》等等，都非常的有名。又著有《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等等百餘萬字的著作。他的學生將他平日答問弟子的對話，編成了《鄭志》八篇。這個《鄭志》的體裁像《論語》，由此可知，他的教學也是效法孔子，采取了問答啟發的方法。

鄭玄從事教育工作20餘年，提出了一些教育觀點。比如說他認為，初學要從近者、小者學起，並且要十分重視德行教育。而對於道德教育，他提倡要注重“身教”和“力行”，而且他對家庭教育也特別地重視。在晚年給他兒子的信中說：“勖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並且要求家人“菲飲食，薄衣服”，堅持節儉。

鄭玄以他湛深的學養，遍注群經，其中以《三禮注》的成就最高。《後漢書》稱贊他“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括囊大典”，就是所有的大部的、重要的經典，都囊括無遺；“網羅眾家”，眾家的注解，他都一一參考；“刪裁繁誣”，把那個繁瑣的，而且沒有證據的東西，都刪裁了；“刊改漏失”，把那些遺漏的、錯誤的，都給它校刊、改正。從此以後，學者再學這些經典，就知道參考誰的注解了。

鄭玄注經，一反當時繁瑣之風，力求簡潔明快，凡是文義非常明白的地方，都不進行注解，而在經義晦澀處著力。所以他對《禮記》不少篇的注釋，字數反而少於經文，比如他對《樂記》的注釋，一共有5533個字，而《樂記》的經文是6459個字；對《祭法》的注解，只有5409個字，而《祭法》的經文是7182個字。由此可見，鄭玄的注解之所以能夠流傳後代經久不衰，這也不是偶然，和他所下的功夫，還有他的這種注經的方法都密切相關。

到了六朝時期，解釋儒家經義的著作被稱為“義疏”，當時為《禮記》做義疏的人有很多，比如說南方的皇侃；北方的熊安生等等。到了唐朝貞觀中年，孔穎達疏《禮記》，就是以皇氏的這個本子為注解，以熊氏的本子補其不備，“必取文證詳悉，義理精審，翦其繁蕪，撮其機要。”所以他的這個注疏能夠集南學和北學的長處，他寫成了《禮記正義》七十卷，以引證文獻詳盡、史料豐富而見長。所以鄭注與孔疏是一簡一繁、一精一密，被譽為經學史上的“雙璧”。

那麼孔穎達我們也略作介紹。孔穎達，字沖遠，是冀州衡水人，也就是現在的河北薊縣。隋大業初年，就舉明經高第，授河內郡博士。隋煬帝曾召集諸郡儒官聚會於東都洛陽，下詔命令國子秘書學士與這些儒官論議，結果孔穎達為冠，而且年齡是最小。

唐貞觀初年，太宗認為當時儒學師說多門，章句繁雜，於是命令孔穎達主持編撰五經義訓。孔穎達兼采南北經學義疏，以南學為主，編成《五經正義》180卷，成為經學注疏的“定本”。唐高宗永徽四年，也就是653年，在全國頒布《五經正義》。自此以後直到宋初，孔穎達所編纂的《五經正義》成為經學考試的標准，現在也是在《十三經注疏》之中。

孔穎達的思想主要保存在《周易正義》和《禮記正義》兩本書中。他繼承了儒家正統的重視禮的傳統﹐提倡尊卑、貴賤、長幼之間，要有名分和次序的差別，他說：“人之所生，禮為大也。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辨君臣長幼之位，是禮之時義大矣哉。”這當然也是《禮記》的思想。他還認為禮與“天地俱興”，他認為“無”是宇宙萬物的本原﹐說：“萬物之本，有生於無。”在解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時候說：“道是無體之名，形是有質之稱，凡有從無而生，形由道而立，是先道而後形”。 由此可見，孔穎達對形而上與形而下之間的關系，也有深刻的體會。

在鄭、孔之後疏解《禮記》比較有成就的，有宋朝的衛湜的《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采摭群言，最為賅博，去取亦最為精審。”到元朝的時候，有陳澔的《雲莊禮記集說》，簡明可靠。元仁宗延祐年間恢複科舉，規定《禮記》就采用陳澔的《集說》。後來對《禮記》的注解，比較有名的，有清人朱軾的《禮記纂言》、朱彬的《禮記訓纂》、孫希旦的《禮記集解》，鄭元慶的《禮記集說》，但是成就都趕不上孔穎達的疏。

《禮記》一共有49篇。《群書治要》從中選取了22篇。第一篇就是《曲禮》。曲，就是委曲婉轉的意思，學禮要懂得人情世故，要知道每個人他的心理都不同。所以學禮就要求人，為人處事的時候不能直來直往，而要委曲婉轉、自卑而尊人。而禮是曲曲折折的，必須認真學習，才能把禮學好。鄭玄指出，《曲禮》記載了五禮：吉禮、凶禮、賓禮、軍禮和嘉禮。從這五種禮之中，我們可以體會到“禮”是如何委曲婉轉地達到了“絕惡於未萌，而起敬於微眇”的教化效果。就是在這個惡還沒有萌發之前，就給以斷絕，在事的微小方面，能夠提起一個人的恭敬心。

我們今天為什麼還要學《禮記》呢？我們知道中國曆史上被稱為“禮義之邦”，中華文化也被稱為“禮樂文化”，所以不研究《禮記》，就無法體會到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神。而且《禮記》中更多講的是禮的原理原則，不像《儀禮》更多講的是禮法、儀式。因為禮儀的儀式，可以隨著時代的變化而有所損益，但是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禮的原理原則卻是切實可用的，卻是不變的，而且也是新時代制禮作樂的依據。

《曲禮》的開頭，第一章：“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關於這一章的章法，以前的注解都沒有清楚地解釋出來。雪廬老人把這一章的章法講得很清楚，他說：“毋不敬是指心意；儼若思，是指身體；安定辭是指我們口裏發出的言辭。所以學禮的人，要注意三種行為：那就是身、口、意。因為這身口意三種行為發出之後，都有結果，這個結果就被稱之為業。比如說，人的意念一開動，就有意業，身體造作的行為就有身業，口所說出的話就有口業。最後一句，安民哉，是針對古代的天子、國君所講的，警惕他們治國平天下，必須注重從這三個方面進行修養。當然，這一句話普通人也要學習，無論是齊家、創業，都要講究三業清淨；在外面做事，無論是首長還是職員，也都需要在身口意三方面好好地修養。

特別是對於學儒的人而言，學儒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成就聖人。要學聖人，就必須在身口意三方面下功夫來學習。普通人，也就是我們說的凡夫俗子，身體的行為，口裏所講的話，心裏的所思所想，都是損人利己，自私自利。這就把我們的身口意變成汙染的、變成不清淨的了。所以學儒就是必須把身口意三業，由汙染改變為清淨，就像聖人一樣，公正無私，起心動念、所作所為都是為了利益天下人。也就是說，只要人心裏一動念頭，就是利他的，就不是自私自利的，這就使意業清淨了。三業都能夠清淨，就能夠把人本有的本性彰顯出來，這就成就聖人了。很多人就問了，說我為什麼要成就聖人呢？成就聖人有什麼好處呢？成就聖人，就能從根本上解決生老病死的問題。為什麼呢？因為本性之中沒有這些問題。所以儒家的經典也講本性。比如說《論語》中講：“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孔子的弟子曾子，在《大學》開頭就講：“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什麼是“明德”呢？明德就是從本性而起的性德。曾子又把學問傳給了子思，子思子在《中庸》的開頭也講：“天命之謂性。”所以儒家也講本性。本性是人人所本具，但是凡夫不了解自己的本性，就迷惑，起了無明。學儒的目的也就是把這些迷惑一層一層地去掉，把生死問題解決，成就聖人。那麼，怎麼樣才能把這些汙染本性的東西去除幹淨呢？從哪裏入手呢？《曲禮》開頭的這三句就是教導人要注重自己的身口意，把汙染的三業轉變為清淨的三業。三業清淨了，本性就顯現出來了。所以，學做聖人，就是學從身口意三個方面使得三業清淨。這個道理雖然不高深，但是人人依照它修行，就可以有成就。

“毋不敬”，這個毋，就是莫、禁止的意思。這個敬是一個會意字，左邊是一個苟，苟且的苟，右邊是一個攵，這個“攵”有打擊的意思，打擊誰呢？打擊苟且，打擊做事隨隨便便。所以“毋不敬”，就是不允許做事苟且，所以手裏還拿著個東西來警告。

“毋不敬”，就是講，一個人在起心動念的時候，就要恭恭敬敬。這個敬，也解釋為“誠”的意思。《中庸》上講：“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告訴我們講誠有什麼好處呢？一個人果然有了至誠心，用至誠心來看世間事兒，他就可以預先知道，有預見的能力。因為至誠可以達到本性，誠到極處，就是本性起作用，而本性裏邊沒有時空，時空是一個假象，既然沒有這些假象，時空都突破了，所以他不僅可以知道未來，也可以知道過去。所以至誠心就是本性所起的作用，可以知道未來的事情、過去的事情。那你明白了“敬”這個字的妙用，有這麼多的好處，那我們要不要好好地學這個“敬”字呢？

但是這個“誠”，對於普通人而言，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學到的。儒家的好處就是教人從淺近之處，人人都能學到的地方來入手。所以，“毋不敬”，一切恭敬，從哪裏入手呢？還是要從對孝敬父母，來培養起恭敬心。我們說現在的人，沒有恭敬心。沒有恭敬心，很多人不承認。

我們看一看《禮記•內則》中，關於如何孝敬父母的禮，我們就知道為什麼說現在人沒有恭敬心了。在《禮記•內則》篇中講，兒女侍奉父母應該怎麼樣侍奉呢？這個在古禮中有規定：說這個雞剛叫頭遍的時候，就要趕緊起床，不能懶惰，天已經亮了還在睡懶覺，家事都留給父母做，這就不符合禮了；起床之後，要洗臉、洗手、漱口，戴上冠帽，戴上帽子，再穿上端服，這個端服是古人，做官的人，在正式場合所穿的衣服，還要套上蔽膝，系上大帶，插好笏板。還有，左右佩戴好飾物，為什麼要左右佩戴好飾物呢？怕的是一旦父母有需要，可以隨時取用。

打扮得這麼整齊之後幹什麼去了呢？來到了父母舅姑之所，就是父母和公婆所在的地方，“下氣怡聲，問所欲而敬進之，”對父母公婆說話的時候要和顏悅色，問父母公婆需要什麼？就恭恭敬敬地敬奉上什麼。這個“色”要溫柔，要溫柔的面容來承奉父母。即使父母有了過失，做錯了事，做兒女的仍然是“下氣怡色，柔聲以諫。”還是要和顏悅色地、低聲地、溫柔地加以勸諫。不能夠因為父母做錯了，我們就可以對他厲聲厲氣，把父母呵斥一頓。“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複諫，”如果你的諫言、規勸，不能夠被父母所采用，你還要更加孝敬、更加恭順，沒有什麼抱怨之心，要等父母高興的時候，再次向父母進諫。如果父母發怒了，把兒女打得頭破血流，打得都流血了，也不敢有怨恨之心。不能說你勸父母是為了他好，他不接受，甚至還把你打了一頓，你就對父母心懷怨恨。

我們現在人看了這一段，可能都覺得不能夠接受。首先，我們現在人都講求速度，“深圳速度”，幹什麼事都急急匆匆的，所以沒有時間去裝扮整齊，去向父母請安。另一方面，覺得父母做錯了事，我去勸他，他還聽不進去，把我打得都流血了，我還要對他更加恭敬，這是不是不講人權呀？中國古人，他是從孝敬父母的身上，培養起了一個人，對任何人都不起對立、不起怨恨的心，為什麼他們能夠做到這一點呢？就像大舜，他的後母和弟弟三番五次要置他於死地，他還能夠不懷恨在心，反省自己的不足。雖然得了天子之位，還到原野上去哭泣，因為他覺得自己的孝道沒有盡到，自己的悌道沒有盡到，不能夠讓父母、弟弟滿意，最後他的德行，感化了他的後母，感化了他的弟弟，也感化了天下的百姓。

為什麼這樣做呢？因為聖人，他是一個明理之人，他是一個知道宇宙人生真相的人。那麼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什麼呢？宇宙人生的真相就是我和他，我和動物、植物、自然、山河、大地，所有的萬物，都是一體的關系。既然是一體的關系，就像一個身體一樣，像牙齒不小心咬到了舌頭，那麼舌頭還會和牙齒沒完沒了，要和它對立報複嗎？所以聖人明了了宇宙人生的真相，所以他不和任何人起對立，他靠什麼呢？他靠的是真誠之心的感化，所謂“化敵為友”，怎麼樣才能化敵為友呢？就是靠至誠之心的感化，如果他打我一拳，我就踢他一腳，他又打我兩拳，我再踢他兩腳，這一定是冤冤相報、沒完沒了，彼此的仇怨越結越深，彼此都痛苦，而且也解決不了問題。

所以你看，我們說“化敵為友”、“仁者無敵”，都從這些聖賢人的身上，做出來了。所以一個真正開悟的人，一個真正理解、了解宇宙人生真相的人，他確實可以做到，在這個世界上沒有我恨的人，沒有我不能原諒的人，沒有我不愛的人。這就是聖人和凡夫的區別。

所以，雖然在五倫關系之中講“父慈子孝”，講父母要慈愛教導兒女，兒女要孝敬父母，但是，每一個人都要要求自己，而不要求對方。也就是說父母對兒女的慈愛，不以兒女是否孝順為前提；兒女對父母的孝順，也是不以父母是否慈愛為前提，他們都是反求諸己，盡好自己的本位。我們想一想，如果每一個人都能“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每一個人都能夠盡到自己的本分，這個社會的沖突、矛盾是不是都化解了呢？所以這個就是“禮”，它都是要求自己，不要求別人。而且是從侍奉父母的過程中，讓人逐漸把“我”給放下了，“我執”就沒有了，培養了一個人不和任何人起對立的心，即使自己受了委屈、受了誤解，好心不被父母所認同、理解，甚至還把自己痛打了一頓，都不可以起怨恨心，為什麼呢？因為一個人有怨恨心，這就是嗔心，這就是一種煩惱，我們修行要什麼呢？要去除煩惱，消滅“貪嗔癡”，你說你有嗔心，是不是自己修養不好呢？

那我們想一想，這一點我們現在人能做得到嗎？不要說父母把你打的頭破血流，就是父母罵你一句，說得重了一點兒，打你一下，你就對他怒目而視了，這個對立的情緒就起來了。到社會上，老師說你兩句，你就不高興了，再打你一下，那還怎麼得了？所以你看現在的老師，怎麼敢打人呢？稍微說學生說得重了一點兒，這學生回家就告父母，父母回去就去找校長，校長再去找老師，你說這個老師，還敢再說孩子嗎？這個孩子，他有了錯誤，沒有人敢給他指正過來，他怎麼會不一錯再錯呢？在過去的時候，只有父母和老師才可以說孩子的過失，現在這個社會又和古代有所不同了，現在，能夠說你過失的人，看來只有父母了，當然甚至現在父母都不敢說孩子的過失了，說孩子說得重一點，這孩子就離家出走了。所以你說，這孩子還怎麼教呢？社會之所以出現很多反常的行為、悖逆的行為，那不是沒有原因的，是因為沒有了“禮”的教育，所以這個禮教，它不是吃人的，它是保護我們的，是讓我們身心和諧、家庭和睦、社會和諧的。但是，往往是積非成是，把錯誤的積累多了，人們認為是正常的，而把那個正常的，比如說兒女對父母很恭敬、很孝順的行為，卻認為是不正常的了。

我們再想一想，如果一個孩子從小接受了這樣的良好的禮儀教化，那麼還會出現我們現在社會上所出現的打罵公婆、不孝敬公婆、和父母頂嘴，甚至把父母攆出去，不侍奉的現象嗎？這些現象如此的普遍，就是因為忽視了禮教的原因。所以“禮”的教育，它是讓一個人能夠過一個幸福美滿的人生，讓一個社會能夠安定，讓一個國家能夠太平的教育，但是可惜的是，很多人認識不到它的深意，還把它批評為繁文縟節，這都是要值得深思的。

在《禮記•祭義》中，也記載著一個故事，我們從中也能夠體會到古人對父母的恭敬之心，以及這種恭敬之心對自己的意義。比如說，《禮記•祭義》上記載，說擔任樂正之職的子春，在下堂的時候，不小心把自己的腳給傷到了，結果過了幾個月，還是面帶愁容。有一個弟子就問了，他說：“老師，您的腳已經好了，為什麼這麼長時間過去了，您還是滿面愁容呢？”子春怎麼回答的呢？他說：“父母生下我們的時候，給了我們一個完完整整的身體，我們要把這個完完整整的身體保護好，這才是孝。”所以，如果我們要盡孝的話，每行一步路都不敢忘記父母，每說一句話都不敢忘記父母。如果我們每走一步路都不忘記父母，每說一句話都不忘記父母，我們走路的時候就要選擇那個大道，而不會選擇那些有危險的羊腸小路；如果有舟可乘，就不會冒險遊水過河，這都是不敢以父母給我們的身體做危險的事。如果你每說一句話都不敢忘記父母，一定不會口吐惡言，因為你一旦口吐惡言，別人也會惡言回罵你，你就會辱沒自己的名聲，甚至讓父母蒙羞。

所以你看看這個古人，他們是這樣學習的，也是這樣力行的。所以，你看這個子春，就是因為一次沒有注意，把自己的腳傷到了，他都覺得自己沒有恭敬心，沒有盡到對父母的孝心。

為什麼呢？因為《孝經》上也說：“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所以你對身體很恭敬，很關照，這也是讓父母放心，這也是最基礎的孝。

所以在《禮記·祭義》上也說：“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我們的身體是父母給予的、生養的，用父母所給予的身體去做事情，怎麼敢不恭敬呢？所以生活起居不莊重，就是不孝的表現；事奉君主不盡到自己的忠心，也是不孝的表現；做官不敬業，也是不孝的表現；與朋友相處不誠信，也是不孝的表現；上陣作戰不勇敢，也是不孝的表現。為什麼呢？因為以上這五點都做不到，災禍就會殃及父母，所以怎麼敢不恭敬呢？

所以一個真正的孝子，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是小心謹慎、恭恭敬敬。為什麼呢？因為他的心中有父母，生怕自己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不謹慎，使父母蒙羞。這就是《弟子規》上所說的：“身有傷，貽親憂；德有傷，貽親羞。”所以你看，如果一個人心裏想著父母，他怎麼可能去貪汙受賄、違法亂紀呢？因為一旦自己貪汙受賄、違法亂紀，被抓進監獄，別人都會指著父母的脊背說，“你看他的兒子因為貪汙受賄、職務犯罪，現在還關在監獄呢！”怎麼讓他的父母抬得起頭？所以一個人有孝敬之心，也可以使自己的人生避免很多的災難。

所以這個恭敬心是從孝敬父母培養起來的。而尊敬父母的這個敬來延伸，就是尊敬老師，尊師重道，所以孝道和師道是中華文化得以承傳的兩大法寶。在《呂氏春秋》上有這樣一句話：“忠孝（忠臣孝子），人君人親之所甚欲也。顯榮，人子人臣之所甚願也。”哪一個領導不希望自己的屬下對自己很忠心；哪一個父母不希望孩子對自己很孝順呢？反過來也是一樣，哪一個屬下不希望自己得到領導的信任，身居高位；哪一個兒子不希望自己聲名顯達，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呢？但是，“人君人親不得所欲，人臣人子不得所願”。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往往是當君主、當領導的人，或者當父母的人，卻得不到忠臣、孝子；當兒子、臣子的，也得不到自己所希望的功名利祿。什麼原因呢？原因就是不知理義。“不知理義。在君父則不仁不慈。在臣子則不忠不孝。”而不知理義的原因又在哪裏呢？“不知理義，生於不學”，就是因為沒有學習聖賢經典。就像我們現在的社會，無論是貧富貴賤都是身心不安，身心不安是一個結果，請問原因在哪裏？ 古人說理得心安。因為他不明理，一旦當了領導，就開始驕奢淫逸、以權謀私，權錢交易、權色交易，升官就是為了發財，也不知道為長遠、子孫後代考慮，所以本來可以一帆風順、平步青雲，但是結果卻是鋃鐺入獄、自毀前程。這是什麼原因？就是因為沒有學習曆史的經驗，沒有讀聖賢書，沒有學習《群書治要》。所以古代的聖王沒有不尊師重道的。

我們在教學的過程中也發現，一個人有什麼樣的毛病、過失都可以糾正，但是只有一種人是最難以幫助的，哪一種人呢？就是那種特別自以為是的人，傲慢，認為自己比誰都好，誰都不如自己好，把誰都不放在眼裏，沒有人可以成為自己的老師。這樣的人就是聖人來到他面前給他當老師，也幫不了他。

《呂氏春秋》後面還接著講，說：“今尊不至於帝。智不至於聖。而欲無尊師。奚由至哉。至於道也。此五帝之所以絕。三代之所以滅。”說你看現在的人，他的地位比不上古代的聖王，智慧也比不上古聖先賢，但是還不尊敬老師，那想得到道就不可能了。所以如果我們是為了求學、求道，但是又不尊師，那就是不可能達到預期的目的。這裏邊就講到了尊師的問題，古人說，“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誠敬得十分利益”，當然百分誠敬也就得百分利益，沒有誠敬就得不到任何利益。所以古人對於老師特別地尊重，這也從古禮上有所表現。譬如說這個學生跟著家長去見老師的時候，這個家長通常是父親，父親帶著孩子首先對孔子，大成至聖先師的像行最重禮，這個最重禮，古代是三跪九叩首的禮，在現代就是三鞠躬禮。這還不算，行完禮之後，請老師上座，然後父親帶著兒子對老師行最重禮。為什麼這樣表現呢？我們想一想，一個孩子心目中最尊敬的人就是他的父親，他看到自己的父親對老師如此的畢恭畢敬，對老師的教誨怎麼敢不聽從呢？而老師教他什麼呢？老師教他孝敬父母。所以老師教導孩子孝敬父母，父母教孩子尊敬老師，父母親和老師一配合，這個孩子很容易教好了。

對老師的尊敬，還可以通過一些具體的稱呼來加以表現。譬如說這個孩子，男子二十歲的時候行冠禮，也就是成人禮，這個時候，他的同學、平輩，送給他一個字，表示對他的尊敬。從此以後，他的所有親屬，比如說祖父母、叔叔、伯伯，還有他的同學、朋友，都要稱他的字，表示對他的尊重；他到朝廷去做官，皇帝要稱他的字，表示對他的尊敬；只有兩種人，可以一生稱他的名，第一就是他的父母，其次就是他的老師，所以你看《論語》，孔老夫子稱這些弟子，都是稱他們的名，這說明什麼呢？說明老師的恩德和父母的恩德是相等的，父母給我們身命，老師給我們慧命。

在喪禮之中，父母過世要守喪三年，要穿孝服；老師過世也要守心喪三年，也就是說雖然不用穿孝服，但是要從內心表達對老師的恭敬和感恩，不能夠忘記老師的教誨，你看孔子的弟子，他過世之後都守喪三年。子貢他守喪六年，這都是師生之間深情厚誼的一種自然流露。

在皇帝接見群臣的時候，一般都是以君臣之禮來接見，也就是皇帝面南背北：一個在南面，一個在北面。但是在接見老師的時候，他就必須降階，以主賓之禮來接見，一個站在東面，一個站在西面。這就是提醒皇帝，雖然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但是老師他永遠是你的老師，不是你的臣子。“上行而下效”，皇帝都有尊師重道的心，整個朝廷、整個社會也都能興起尊師重道的風氣。對老師的恭敬心也就培養起來了。所以現在很多人也在強調尊師重道，我們也把9月10日定為了教師節，但是整個社會也沒有興起尊師重道的風氣，什麼原因呢？就是因為缺少了禮的引導，潛移默化的熏陶。

從尊敬老師，再延伸出來，就是要敬重尊長，這個就是講的兄長、長輩、領導等等。在《了凡四訓》中也講，說：“敬重尊長，與凡年高、位高、德高、識高者”，都應該尊重。“年高”就是年齡比我們高、比我們長；“位高”，就是位子比我們高，他是領導、是主管；“德高”，就是德行比我們高；“識高”，見識廣博，這樣的人都要尊敬。怎麼樣尊敬呢？“深愛婉容，柔聲下氣”。對長輩說話、對領導說話要柔和恭敬，而且還要習以成性，養成習慣，當然這種恭敬的習慣，是在對父母、對老師已經養成了。這種恭敬和氣，導致的結果是什麼樣的呢？古人說：“心平氣和，千祥雲起；心浮氣躁，一事無成”。你看他這樣的恭敬和氣，怎麼會沒有福報呢？心平氣和地伺候人，應對事物，這樣的話，這個人就特別地有福氣；相反，心浮氣躁，一事無成。現在的年輕人，為什麼說不好教呢？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心靜不下來，心浮氣躁，所以學什麼都很難學踏實。

除了敬重尊長之外，還要恭敬一切人。像《孟子》上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把這種恭敬心推而廣之，以孝敬父母老師的心來恭敬和我們一切有緣的人。我們這樣做有什麼效果呢？從我們平時待人接物中，我們就能夠體會到：“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再比如，現在我們看有一些自然災害，比如說，有一些地方發生地震，地震之後有泥石流。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自然災害呢？就是因為我們對待山上的原始森林，這些山河大地、花草樹木沒有恭敬之心，結果反過來，大自然也會反撲、報複我們。這就是你對自然沒有恭敬心所導致的惡果。

所以，孟子也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也就是說，不僅要把這種恭敬心停留在對人的恭敬之上，還要延伸到對自然、對萬物的身上。

再比如說，我們對物品很恭敬，無論用什麼東西，從哪裏拿來的，還放回到原處，我們下次再找的時候，就不會花費很多時間，做很多無用功。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學習《弟子規》呢？《弟子規》整篇教導我們學會一個“敬”字。比如說：“置冠服，有定位，勿亂頓，致汙穢”，這是對冠服的恭敬，你對冠服恭敬，冠服就能夠用很長時間，保持常新；“房室清，牆壁淨，幾案潔，筆硯正”，這是對房室、學習工具的恭敬；“墨磨偏，心不端，字不敬，心先病”，你看我們自己的心不恭敬，自己覺察不到，但是我們可以觀察周圍的環境，如果我們的物品擺放不整齊，衣服亂丟亂放，字寫得很潦草，別人都認不出來，說明什麼？說明我們的心已經不恭敬了。

有一個朋友曾經送給我一份明代狀元趙秉忠的考卷複制品，我們打開這個考卷一看，就非常地感歎。為什麼呢？因為這個狀元所寫的考卷，每一個字都是一筆一畫，沒有潦草，全都是小楷字，更沒有一個字的塗抹，你看起來，和現在的字帖一樣，就像印刷出來的，大小勻稱，筆畫都是很清楚，沒有一個字是任意的、潦草的。從這裏我們感覺到，我們現在人心浮氣躁、心浮氣躁，但是沒有體會。看了這個考卷，我們突然意識到，現在人的心浮氣躁已經達到了怎樣的程度。

我們在家裏，能夠心存誠敬，與家人相處，能夠互相尊重對方，這個家一定能夠整齊，家一定能夠治理得好。出門在外，在社會上辦任何事情，只要做到這個“敬”字，就能做得完美。這個“敬”、這個“誠”，是人人可以做的，而且做了之後，就有效果，反過來就會令你增長信心。“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然後我們從對待親人的這種相對的誠敬，做到絕對的誠敬，那就是對一切人事物都能夠保持這種誠敬，這就是“至誠”，你的本性就現前了，就找到你的本性了。所以儒家的修行都是教我們從淺近的、相對的開始學，然後越學越有信心。這個就是修行的下手之處。

“儼若思”，這個“儼”，是形聲字，“人”是形，右面的“嚴”，是讀音。當然這個“嚴”雖然是標音，但是也有其意思，就是莊嚴的意思，也就是說一個人的身體莊嚴的，就好像在那裏思考一樁事情一樣。我們看一個人在思考某一件事情的時候啊，身體不知不覺的，一動不動，坐在那裏，顯得很莊重。這就是要求我們身體無論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都要保持莊重。身體一莊重，就表示這個人的身份，不像那些隨隨便便的人，身體不端正、歪斜，甚至還做很多的壞事。身體莊重才能不受汙染，小人自然無法與你接近。

這個“儼”，根據鄭康成的注解，就是“矜莊”的意思，矜持莊重。告訴我們舉止端莊、穩重，像若有所思的樣子。在《論語》上也有這樣一句話，說：“君子不重則不威。”漢代揚雄在《法言·修身篇》上也提出，做人要取四重，哪四重呢？就是“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

這裏邊就講到了這個“貌重則有威”，也就是我們的容貌莊重，讓人看了有威嚴。在容貌上啊，孔子教導我們“色思溫，貌思恭”，表情要很溫和，雖然表情溫和，但是很恭敬，這樣讓人覺得你既好親近，但是又不敢造次，對你有敬畏之心。他既覺得很想親近你，但是他又不敢造次，為什麼呢？因為你自己的容貌莊嚴有威儀，這樣就恰到好處。

我們學禮，就是要學其莊重。走路有走路的姿勢，站有站相，坐有坐相，睡有睡相，這就是莊重。人做事都是由身體表現出來的，所以身體的莊重，表現出來的就是所做的事情端正，不偏斜。比如說，待人不會不平等，更不會做傷害他人的事情。所以由身體的端正，就引伸出來，身體所做之事，都是正直無私。也就是身體表現的行為，都是正直無私的，那麼這個人的身行就由汙染的、自私的，轉變為清淨的、不自私的。

“安定辭”，這個“辭”就是言辭，所說的話，說的話，要安定。沒有學過“禮”的人，說話要安定，不容易。一般人的言語說出來沒有章法，東一句西一句，沒有前後次序，邏輯混亂，這就談不上定。或者說了一大堆話，別人不知道什麼意思，抓不住重點。這是什麼原因呢？“言為心聲”，因為他心中無定。如果心中有定，在世間待人接物，處理各種事情都會有條不紊。所以言語就代表了一個人心裏所想，你心裏如果能夠定，那你做人就有做人之道。在家作父母，就能夠“慈”，作兒女就能夠“孝”，夫婦相敬如賓，兄弟互相友愛，再到外邊社會上，與平等的朋友之間相處，就講求信用，處理上下級的關系，就能夠做到“君敬臣忠”，對上要盡忠，忠於職守，對下要尊重。所以每一個人都知道每個人的本分，這就有做人之道，做人的准則就定住了，發出的言語就能有次序，不會亂講。說話哪一句話在前面講，哪一句話在後面講，哪一句話該講，哪一句話不該講，就能把握好了。而且是不說則已，一說出來，就那樣的安定。

這一點如何來學呢？守住“五倫之道”就可以做到“安定辭”，還可以根據孔子的“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來學習。這個“吉人”，“吉人”就是沒有什麼危險，一切時候都是吉祥的。“吉人”的言語很少，他不是不說話，而是很少，只要言語一發出來，對人對己都有利益。

古人說“禍從口出”，都是因為口裏說出的言辭招來禍患。而“吉人”的言辭不會招禍。“吉人之辭寡”，什麼意思呢？就是他不會說那些無用的廢話，只要說出來就是利益他人。“躁人之辭多”，浮躁的人心裏不定，見到人特別話多，你只聽他說話，他沒有讓你說話的機會。這種人說話，好的地方就是可以發表自己的意見，但是令聽者很疲勞。而且“言多必失”，言語多了一定有說的話讓人受不了，或者說的話不是時候，就會招來災禍。

所以，在言辭上，不要學浮躁的人，要學吉祥的人。浮躁的人說話，不是得罪某一個人，就是對社會人群產生傷害。就像現在的一些公眾人物，說出來的話都是壞人心術，把人引到邪路上。所以，正當的言語才說，不正當的言語不要說，否則會傷害人，不僅傷害別人，也會傷害自己。因為話多傷氣。

所以我們要學“吉人之辭寡”，這樣事事都吉祥如意，才能夠把口業轉成清淨的業。“吉人之辭寡”，我們與人說話的時候，還要多引用經典上的話，多引用聖賢的言語，比如說孔老夫子的話、孟子的話，我們要常常引用，這個言語自然就安定了。這是最切實可行的修行方法。比如說，我們看習總書記，特別喜歡引用經典中的話，引用聖賢人的話，這樣的效果非常好，而且都符合自然而然的道理，自然天道。千萬不要學那些大眾傳播媒體中的負面言語。我們能夠自己這樣學，也要提醒學生這樣學。雖然現在的學生不好教，但是我們能夠用至誠心把這個道理講清楚，就會有人願意來學習。

所以這個“安定辭”，就是“審言語也”，告訴我們的言語要審慎。像在《弟子規》中，也有很多關於言語的要求，比如說，“奸巧語，穢汙詞；市井氣，切戒之。”就像我們說話的時候，不要講那些黃色笑話、欺騙人的話、不誠信的話，這些都是要避免的。現在的很多領導在吃飯的時候、交談的時候，也都講黃色笑話，以此來取樂，但是這樣一來，就讓這個領導不太受人尊重了。所以言語特別的重要。

我們經常說要講“愛語”，這個“愛語”不是花言巧語、取媚於人、巴結奉承的言語，而是對人有真實利益，能夠提升他、幫助他、教育他、提醒他的話。古人有一句話說：“力賤得人敬，口賤得人憎。”一個人很願意出賣自己的力氣幫助別人，這樣的人，常常受人尊敬；而一個人言語過多，過多又不妥當，就會遭人厭惡。

《周易》上還有一段話，對我們觀察一個人的言語、了解一個人的性情也非常地有幫助。這一段話是這樣說的：“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遊，失其守者其辭屈。”將要背叛的人，他的言語表現出來就是慚愧不安；心中有疑慮的人，言辭表現出來就是散漫枝節；吉祥的人，言辭少；內心浮躁的人，言辭多；誣陷好人的人，言語表現出來就是遊移不定；失去操守的人，言辭就會屈曲不直，因為他做錯了事，失去了操守，所以有一些理屈詞窮的感覺。

在《了凡四訓》上有一句話，說一個人有很多過惡的時候，就會表現出來“見君子而赧然消沮”，就是看到一個真正有德行的人，他會感覺到很不好意思，很慚愧，非常地扭捏。為什麼呢？因為自己做了錯事，很慚愧，表現在外面，就是言辭屈曲不直。所以你看，我們觀察一個人的言語，也可以了解一個人的品性。

《小兒語》上有一句話說：“一切言動，都要安詳，十差九錯，只為慌張。”這也是提醒我們莊重對人很重要，慌裏慌張的就容易出現錯誤。

莊重體現在方方面面。在《禮記·玉藻》中也講到，說：“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足容”，就是我們行走的時候，一定要穩重，像大象一樣四平八穩，非常緩慢。曾國藩就經常教導弟子說：“要走路慢，說話慢，吃飯慢。”都是教導孩子們在日常生活中培養起一種穩重的作風。

“手容恭”，就是在坐的時候手容恭敬，要手斂；“起腳斂手”，在走路的時候不能甩著胳膊，手容要恭敬。“目容端”，這個“目”就是眼睛，“端”就是端平的意思，就是既不能向上，也不能向下，因為或者顯得很傲慢，或者顯得很不屑、心不在焉。這都告訴我們眼睛是心靈的窗戶，我們心裏有傲慢，或者心裏有刻薄，心裏有不滿，表現在眼睛上都不一樣。還有的人跟你說話的時候，眼珠子嘰裏咕嚕地亂轉，說明什麼呢？說明這個人心思很複雜，心眼兒動得很快，在那兒不停地轉、不停地動。

“口容止”，這個“止”就是停止的止，告訴我們話要適可而止，要給別人表現的機會。君子不能夠無言，不能夠不說話，但是起碼要做到慎言。比如說《論語》中，《裏仁》篇有一章經文，說：“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訥”就是講話遲鈍、言語遲鈍，跟別人講話不會搶著講，而是慢半拍，說話也很謹慎，但是做事的時候行動很敏捷，這就是君子。

在《論語·季氏》中也提到如何講話，“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孔子講，隨侍君主往往容易犯三種過失，這個過失都是言語上的過失。第一種，“言未及之而言”，就是不該你講的時候你就講了，這就是犯了心浮氣躁、沒有耐性的毛病，不懂得觀時機。第二種，“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該講的時候還不說，這就是隱匿，這又是過失，錯過了講的時機。第三種，“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瞽”就是“盲”，盲目，在君主，特別是領導旁邊，不懂得察言觀色，不知道君主的意向在哪裏，亂說話，說話也不看對方的意向，不看場合，這樣就會失禮，甚至會壞事。所以，這三種過失我們都要避免，這就要求我們在生活中要留心，要用心地觀察，你才能知道領導的意向。這就要求我們隨時要把心收攝起來，不可以放逸，一放逸往往就會犯過錯。

“聲容靜”，就是我們的聲音，說話的聲音不能大聲喧嘩，像噪音一樣。我們中國人說話聲音都很大，比如說坐飛機的時候，第一排的人，聲音可以傳到最後一排；在中餐廳彼此交談的時候，這聲音都是亂嚷嚷的一片。但是你到了西餐廳，就沒有這樣的表現，西方人他很重視感受別人的需要，所以不能因為自己的交談影響了別人。

“頭容直”，這個“直”就是不歪斜，要端正。像我們在和人交流的時候，不能把頭側在一邊，這也是我們人容易犯的一個毛病。“氣容肅”，這是我們的喘氣聲音不要太重，要給人一種肅靜的感受。“立容德”，就是我們站立的時候，不能倚在一邊兒，一定要端正，這樣給人一種有德行、有身份的感受。

“色容莊”，也就是容色要莊重，給人一種有威儀的感受，別人就不敢輕慢。這個都是告訴我們“君子不重則不威”。這也是我們講的“儼若思”，就是要學其莊重。

“安民哉”。“儼若思，安定辭”，後面的一句就是“安民哉”。也就是說你把“毋不敬”，從心念上對一切人都恭敬；“儼若思”，身體行為都恭敬；“安定辭”，就是言語安詳穩定，條理分明，言語清淨，這樣才能夠安定人民。

“安民哉”，這是指國君天子，他要治國平天下，能夠使人民安定。當然了，這些話普通人也要學，無論是我們學道還是在世間辦事，要排除一切障礙，就要學習這幾句話。同時我們教育學生、晚輩，凡是與我們來往的人，比如說同行、同學等等，一有機會就把聖人的道理向他們介紹。我們自己這樣學習，凡是跟你有緣的人，甚至只有一面之緣的人，你也能夠使他得到安，得到安然。這樣的話，就會影響越來越多的人。

天子安天下人，國君安一國之人。那麼學道的人呢？學道的人也是要安天下人，就是讓世界人都能夠和平相處。古人講天下太平，現在講世界和平，講“人類命運共同體”。那怎麼樣才能夠達到呢？我們學道的人，學理的人，自己這樣學習，也把它推而廣之，推給天下人，那麼這個世界就和平了。我們念頭清淨，行為清淨，言語清淨，無論是起心動念還是言語行為，都是為天下人著想，那麼你就是代替聖人說話，這樣才能真正得到世界和平。這是我們講的這一句。

“傲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這個“傲”就是傲慢，“欲”就是貪欲，“志”就是存在心裏的志向，這個“樂”，就是享樂歡樂。

首先我們看這個“傲”，“傲”這個字，原來上面這個字，是“出”，下面是“放”字，到了隸書，這個“出”就改為“士”，下面是個“方”字，而右面是一個“攵”，篆字，就是“放”，那麼這個“傲”，就是出、放，什麼意思呢？就是出去放蕩，遨遊的意思。所以這個“傲”，就是在外面放蕩沒有拘束，不守禮，放蕩不羈，這個就叫“傲慢”。傲不可長，無論哪一個人，都有“貪嗔癡慢疑”，這被稱為根本煩惱。但是你要成就聖人，就必須把傲慢心去除得幹幹淨淨，這樣你的本性才能顯現出來。這個“傲慢”是本有，是我們的根本煩惱，要想一下子去除幹淨，普通人也不能做到，所以這裏講“傲不可長”，說明什麼呢？告訴我們傲慢心不可增長了。一般人的傲慢心是一天一天地增長，但是他不知道。以前人他都讀聖賢書，都知道控制自己的傲慢心。現在人是學科學，而且崇拜的是西方的功利思想，不學儒家的經典，也不學禮，所以傲慢心一天一天地增長，結果是什麼呢？災難一天一天地增加。因為你以傲慢心說話做事，無意之中得罪了別人，人家來報複你了，你自己還不知道怎麼回事。

我們知道，傲慢心是根本煩惱，不能一下子斷除，那就要從淺近處來學習。一旦你的傲慢心生起來了，就要馬上警醒，不讓它增長，把它降伏住。佛教講“一心不亂”，這是斷煩惱，那個不容易做到。但是伏煩惱就比較容易，就像石頭壓草，你只要把它壓伏住就可以了，不需要連根拔起，這就要比斷要容易得多。所以你平時能夠伏住傲慢的煩惱，就是修道，伏住傲慢心，不拿傲慢心待人接物。包括我們做學問也是如此，沒有傲慢，保持謙虛。比如說聖人的話，我們看不懂，我們不能隨便批評它是糟粕，要多看一看古人的注解，還是看不明白，就要拿經來以經注經，就要拿著別的經典來對照研究，不能夠以傲慢心來研究經典。待人也是如此，我們和人說話的時候，多聽聽別人的意見，不要總是存有自己的成見。你看孔老夫子，他都已經是聖人了，他還向小孩子項橐學習，向師襄學音樂，問禮於老聃。這些人都還不是聖人，但是孔子還謙虛地向他們學習，說明什麼呢？說明孔子的傲慢心完全沒有了。那我們做不到完全沒有傲慢心，我們開始就把傲慢心壓下去，能夠以謙虛之心待人，那麼感得別人也自然不敢以傲慢心對我們，人人都謙虛相待，那麼你在這個世間辦事就沒有障礙，修道也會一天一天地進步。

“傲不可長”這句話，其實用處非常的廣泛。我們把這一點應用在世間，那麼你今天在世間，就沒有任何冤親債主。過去所結下的冤親債主，只要我們能夠把這個煩惱壓伏下去，那麼過去的也不起現形，那你在這個世間就一切平安無事了。在平安無事之中道業一天一天地進步，並且以這個道理勸告一切有緣人，你就是一個“君子儒”，就是你不僅自己修行，還以這樣的道理教化別人，這就是“君子儒”，其實就是行菩薩道。

“欲不可縱”，這個“欲”，就是欲望的意思，也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但是你要成就聖人也必須斷除。但是欲望和傲慢一樣也是不容易斷除的，不是你說斷就斷的，那麼開始用功的時候，也是要讓欲望不能夠放縱。欲望的習氣不必學習，自自然然就在那裏增長、放縱了。那麼這個欲望增加的結果，就是自己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欲望，造成無窮的後患。所以古人說，“欲是深淵”，一旦放縱沒有底級。所以鄭康成他的注解說，傲慢也好，欲望也好，如果不能控制住，任它增加，就會為自己招來無窮的後患。

“志不可滿”，人的志向，自己不能感覺滿足，一滿足就不能再進步了。就像我們在世間做事情，覺得我做得不錯了，覺得我很滿意了，實際上，好，還需要更好。比如說我們做慈善事業，今天幫助人家做了一件好事，救濟了一個人，就覺得已經夠了。但是實際上，這種救濟人的事業不能滿足，因為天下需要救濟的人太多太多了。除此之外，我們做任何對他人、對國家、對社會有利益的事情，都不能夠感覺滿足，好上還要加好，這個好是沒有止境的，所以叫不可以滿，“志不可滿”。再比如求學，我們在世間辦事，辦事有辦事的方法。辦事必須求學，你不學怎麼懂得如何辦好事呢？再比如說修道，你學做聖人，不懂得修道的方法和原理，你怎麼修法？從哪裏入手呢？所以要懂得學做聖人的道理在哪裏，然後用功來學習，這個就是學習的方法和學問。所以求學不能夠感覺滿足。無論辦事情的學問還是求道的學問，都要終身學習。這就像我們世間所說的一句話，“活到老學到老，學到老，學不了”。求學無有止境，不可滿足。所以這個“志”，就是無論辦事情的志向還是求道的志向都不可以滿足。

“樂不可極”，這個“樂”，就是娛樂享樂的事情，不可以樂到極處。比如說現在有人白天娛樂，吃喝玩樂還不夠，到了晚上還整夜不眠，通宵達旦地娛樂，這就是“極”。樂到極處就會“樂極必反”、“樂極生悲”，就會招致災禍。

愛好娛樂也是與生俱來的。儒家的教育了解人與生俱來的習氣，所以教導人不要娛樂，一般人都不能接受，所以怎麼樣呢？告訴我們不要放縱，不要過分。像在《中庸》上就講，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喜怒哀樂愛惡懼”，這七情沒有發出來的狀態，被稱為“中”的狀態。但是這個“中”的狀態只有聖人才能體會到，對於一般的人體會不到，怎麼辦呢？就退而求其次，求那個“和”的狀態，那就是“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就是說你喜怒哀樂發出來了，但是都有一定的節制，不能夠讓它繼續發展，如果繼續發展，這個喜怒哀樂都是煩惱，不僅修道修不成，在世間辦事也辦不成。所以這裏強調“發而皆中節”，就是要符合“禮”的節度，不能夠再增加了，就是“樂不可極”。所以貪圖快樂也是煩惱，是與生俱來的習氣，也絕不是在短時期就能斷的。所以儒家也是教我們先從能夠做的開始用功，只要能夠做到“樂不可極”就好了。如何做到呢？比如說我們人都有正常的工作，在工作之餘，我們可以去娛樂，在飲食睡眠之後，可以去娛樂，不能夠像現在的人，狂歡，整夜不眠，通宵達旦，去賭博飲酒、群聚、娛樂、跳舞、卡拉OK，這都是樂到極處了。那麼樂到極處就給自己招致災禍。

假如這四句都做不到，傲慢心繼續增長，欲望繼續放縱，求學辦事的“志”，經常感覺自我滿足，娛樂卻盡量地娛樂，就會為自己招致災禍。

所以，曆史上的夏桀和商紂，都是因為這四點沒有做好，所以招致的災禍。我們看夏桀王，他是通宵達旦地狂歡，不做正當的事情，不把天下人放在心裏，為天下人謀福利，而是寵愛自己的妃子妹喜，暴虐地對待天下人，所以就亡國了。就是因為傲慢，欲望放縱，志滿，認為自己最高明，聖人的學問都不足以學習，也是樂到極處。所以，把夏禹打下的天下、得來的天下給斷送了，做了亡國之君。再看殷紂王，也是寵愛他的王妃妲己，不能遵照這四句話來實行，反而背道而馳，結果也是亡國。

所以這四條和《曲禮》上一章合起來，這是我們學習《禮記》的原理。就是“禮”，它有“禮”的儀式，有“禮”的原理原則。“禮”的儀式可以隨著時代的變化而不斷地變化，但是“禮”的原理原則卻永遠不能改變。比如說我們第一章講的“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講三業清淨身口意，在古代你學做聖人是如此，在今天你要學做聖人也必須如此，到未來也是如此。現在整個世界的人，都與“身口意三業清淨”背道而馳，按照這個趨勢，未來還有更不好的事情出現。所以我們不用看新聞報紙，就知道明天後天發生的事情。少不了什麼呢？比如說有小偷，搶奪，還有詐騙集團，還有兒女殺父母，甚至父母殺兒女，還有校園槍擊案等等。那麼這些問題是什麼原因呢？都是因為背離了聖賢的教誨，沒有按照《禮記·曲禮》上的這些教導來做。所以要想化解災難，要成就聖人，那就必須學習儒家的經典。那麼《禮記》就是其中重要的經典之一。所以無論是什麼時代，無論時代惡化到什麼程度，只要你想“明明德”，你想成就聖人，就要學道，就要按照《曲禮》的這兩章來學習。越是時代惡化到不可再惡化的時候，惡化到極處的時候，越是要按照聖人的教誨來學習，才能夠避免災禍。這個是我們今天所講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