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我們繼續學習《禮記》。請看《表記》。鄭《目錄》云：“名曰《表記》者，以其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此於《別錄》屬《通論》。”根據鄭玄的《目錄》，這一篇之所以名曰《表記》，是因為他所記錄的是君子的德行，顯現於外在的儀表，所以稱為表記。在《治要》中所選的片段只有兩段。總結來說，可以稱為孔子論仁。

我們看第一段。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

“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是說能行仁愛之事的人有三種，哪三種呢？那就是後面所講的安仁者、利仁者、強仁者。

“仁者安仁”，就是安於行仁愛之事的人，他不行仁愛心裏就不安，不是出於有所欲求，而是安心行仁。他無所畏懼，但是無所無有不仁。

“智者利仁”，就是有智慧的人，他是因為看到行仁能夠得到利益而去行仁愛之事，這是有所欲求而喜好行仁。

“畏罪者強仁”，畏懼犯罪的人是因為有所畏懼而勉強行仁，是出於畏懼心而厭惡不仁之事。

雖然就三者行仁而言，所作所為是相同的，行為的功效也是相同的。但是卻出於不同的存心和動機。這就是給他們分成三種，能行仁愛之事的人有三種。他們與仁者同樣行仁愛之事，並獲得同樣的功績，但其存心，卻未必相同。

“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者同樣行善，功績相同，但是不是真正以仁愛存心呢？這還無法斷定。也就是說，僅僅從一個人行仁的外在行為還不足以判斷他是一個仁者。也就是一個以仁愛存心、安於行仁的人。

“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如果與仁者犯了同樣的過失,那麼這個時候考察他過失的原因、還有存心，就可以斷定它是否是真正的仁德之人。比如說在《論語·述而篇》，記載著孔子的一個故事。陳司敗問孔子說：“魯昭公知禮嗎？”孔子回答說：“知禮。”陳司敗為什麼問孔子魯昭公知禮還是不知禮呢？因為按照《周禮》，也就是周公之禮。同姓不婚，就是結婚不娶同姓。魯君的祖先是周公，而周公是文王的兒子，同姓姬。後來呢，魯昭公又娶了一位姬姓的女子，這就是同姓結婚了。所以陳司敗就問孔子“魯昭公知禮不知禮。”孔子怎麼回答的呢？孔子說：知禮。後來陳司敗就說，誰說君子不黨。誰說君子是不講朋黨的呢？現在我問他，魯君知不知禮。魯君明明就是不知禮，他偏偏說魯君知禮。這就是維護他的朋黨。

孔子怎麼看待這件事呢？孔子說，“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他說我太幸運了，一旦有過失，別人都能夠知道。可見這個過是從什麼地方來講的呢？是從維護朋黨的角度來講的。但是維護朋黨如果是以公心出發，沒有自私自利，是為了國家，為了公利,這就是合乎仁心。如果維護朋黨有私情在的話，目的是為了結黨營私。為了自私自利，那就不符合公心、不符合仁心。所以觀察他所犯的過失，你就知道他有沒有仁心在。為什麼從他的過失裏面能夠看他是不是有仁呢？古人講,過有的是可以避免的，有的是不可避免的。孔子也是一樣。明明知道魯昭公不知禮,但是他說魯昭公知禮。為什麼呢？因為他要是直話直說，說魯昭公娶同姓女子，那就是不知禮。雖是直話，也是實話。但是根據禮的規定，禮還有一個要求，就是臣子應該為君主掩惡，這也是禮。如果你說不知禮。那你就又犯了這一條禮。遇到這兩難的時候，孔子只好承擔自己的過失。而從這個過程當中，我們來觀察他的用心。就知道他是仁德之人。為什麼呢？因為他寧願自己擔當這個過失，也不願意揚君之過。從這個角度來看，它的動機是出於公心。所以出於這樣的動機，我們就可以看到，雖然他犯了這個過失。但是即使犯了這個過失，也是有仁心在的。所以與仁者犯了同樣的過失，觀察他犯過失的原因和動機，就可以斷定他是否是仁德之人。這就是“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

“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孔子說真正的仁者他的一顆心時刻都安住在仁上,終日以此為樂，沒有其他任何的念頭。這就如孔子稱讚顏回“其心三月不違仁”就是這個境界。智者知道行仁德之事對自己有利益有好處，所以才去行善以求福。有智慧的人他能夠明瞭因果的規律,相信“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的道理。所以為了求得福分，也會行仁義之事。畏罪者是害怕惡行會受到懲罰，才勉強去行仁。因為人都是貪戀功績而回避過失。畏罪者是因為知道做不仁不義之事，會受到法律的制裁。因為懼怕法律的懲罰，而勉勉強強地去做仁義之事。

那麼我們現在社會，有的人既缺少仁德之心，不是屬於仁者安仁，又缺少智慧，不相信因果，也不相信行仁能夠帶來利益，所以也不會積極地去行仁。甚至不相信“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天然的、自然的規律，又自以為聰明，可以逃避世間法律的制裁，結果就是無法無天。什麼叫“無法無天”呢？就是既不相信世間的法律，也不相信天理因果的規律。所以作惡是無所不為，這就是可憐愍者了。

我們再看下一段。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焉，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饑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這一段也比較長，我們一句一句地來學習。“君子不以辭盡人”。孔穎達在《禮記·正義》中說：“言君子與人之交，必須驗行。不得以其言辭之善則謂行之盡善。或發言善而行惡也。”君子與人交往必須要通過他的行為來驗證，不能夠僅僅因為他言詞說得好，就認為他的行為也都是盡善盡美的。因為有的人會發言是善的，但是行為卻是惡的。陳澔在《禮記·集說》中也說：“謂不可以言辭而盡見其人之實，蓋有言者不必有德也。”不能通過一個人的言語就能夠徹底全面地看到他是不是有實德，他是不是有實際的德行？因為有言者不必有德。所以孔子就說：君子是不會因為一個人說話動聽與否，就斷定他賢明與否。不因為一個人言語的動聽，就斷定他是好人。因為他在有的時候可能會做壞事。那麼《論語》中確實也記載，孔子說：“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竹添光鴻在《論語會箋》中說：“有言，謂有善言也。”“有德者必有言”，這個“德”是德行，“言”就是有益於人的言語。有德行的人說話不會害人，也不會說錯話。為什麼呢？因為他的存心在利益大眾，只想對人有好處，所以所說之言必須是有益之言，必然是有益之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但是說有益之言的人，或者是言不由衷，或者是能說不能行，所以不一定有德。那麼《論語》中也說“巧言令色，鮮矣仁。”一個人花言巧語致力於言語的好聽，偽裝出和善的面目，這樣的人一味地去取悅別人，很少能有仁德之心。正是因為一個人巧言令色，很少有仁德之心，所以“有言者不必有德”，因此君子不以言舉人。君子在任用或者推薦人的時候，不能夠因為一個人的言語好聽，就對他委以重任。

《論語》上還說，“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說君子人在言語上應該遲緩、遲鈍、緩慢，但是在行為上要敏捷、要雷厲風行，而不是相反。但是我們看現在西方的競選中，有一些總統的候選人，說了很多漂亮的承諾，但是當選之後卻很難兌現。正是看到了“有言者，不必有德”的弊端，所以古人強調，在選人用人的時候既要聽其言、還要觀其行。

在《群書治要》中，也有很多關於言語的論述，告訴我們為什麼選人不能僅僅憑他的言辭，還要看他的德行。比如說在《中論》中有這樣的論述：“夫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給足以應切問，難足以斷俗疑，然而好說不倦，喋喋如也。”這是說能言善辯的人，他的心智足以洞察到細小的環節，他的言辭也非常巧妙，很注意修飾，伶牙俐齒，足以應對急切的追問。這個“給”，就是口齒伶俐的意思。“難”就是反駁的意思。他的反駁也足以讓世俗人斷定疑惑，但是他好說不倦、喋喋不休，這樣做的後果是什麼呢？“夫類族辨物之士者寡，而愚暗不達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但是世間能夠按類推理分辨事物的人是很少的。而愚鈍不通達的人是多數，誰知道他說的不正確呢？因為他講得頭頭是道，又有演說的口才。結果一般世俗之人就會非常相信他的話。但是實際上他所說的東西很多都是有違大道的。“此其所以無用而不見廢也，至賤而不見遺也。”這就是他之所以沒有什麼用處，但是卻不被廢棄，很低賤卻不被遺棄的原因。“先王之法。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行僻而堅。言偽而辨者，殺之。為其疑眾惑民而澆亂至道也。”古聖先王都有一個法律。對於能言善辯曲解法令的人，能夠混亂禮法和名分，使其失去原意的人，行為邪僻卻堅持不改，言語虛偽而能言善辯的人要處以死刑。比如說孔子當了大司寇，沒過幾天就誅殺了行僻而堅、言偽而辯的少正卯。因為這個少正卯，口才很好，但是所說的都不符合道，但是就是因為他口才好，能言善辯，吸引了很多人，甚至孔子的很多弟子都被他吸引而去。對於這樣蠱惑人心的人。怎麼辦呢？只有把他殺掉。因為一般民眾，他是很難辨別是非的。他的這種能言善辯，會使民眾產生疑惑，而且使人辨不清是非善惡美醜，使世道混亂，使社會風氣變得不醇厚。

在《群書治要·漢書》中有一個故事，講的就是不任人以言的故事。張釋之和漢文帝一起出行，結果文帝就登上了虎圈，就是飼養虎的地方，並且向上林苑的主管來問關於禽獸簿的問題，但是他問了十幾個問題。這個上林尉左顧右盼一個都答不上來。但是在旁邊有一個官職很低的嗇夫，他就主動來替上林尉回答這些問題。對於皇上所問的有關禽獸簿上的問題，他非常熟悉。而且為了讓皇上看到他的才能，他是有問必答，滔滔不絕，喋喋不休。給人的感覺就是他對禽獸簿的情況很熟悉、業務很好，而且口才也不錯。文帝看了，果然就很歡喜。他說：“當官吏的人不就應該是這樣的嗎？”於是他就下詔令提拔這個嗇夫為上林令。這個上林令就是負責主管上林苑的最高官職。這個位置還在上林尉之上，這就是越級提拔的。張釋之看了之後就趕忙上來勸諫，他說：“你覺得絳侯周勃是什麼人？”周勃是西漢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也是西漢的功臣。因為被封在絳縣，所以被稱為絳侯。漢文帝就說：“周勃當然是德高望重的長者。”聽了之後，張釋之又問：“東陽侯張相如是什麼樣的人呢？”這個張相如，也是因為有戰功才被封為侯，他在西漢143位的功臣中位居118位。漢文帝就回答說：“他當然也是長者。”張釋之就說了：“您看絳侯、張陽侯都是德高望重的長者，但是這兩個人在上書言事的時候，就好像說不出話來一樣，沒有什麼口才。現在您越級提拔這個人當上林令，不就是讓大家都仿效這個嗇夫喋喋不休的口辯之才嗎？秦國就是因為任用了那些只會舞文弄墨的刀筆之吏。這些人爭相以亟疾苛察相比試，結果是徒有關文的形式，但是卻沒有惻隱的實德，沒有惻隱同情之心。秦始皇聽不到自己的過失，所以才逐漸地衰敗。到了二世的時候，天下就土崩瓦解了。現在陛下您，因為這個嗇夫能言善辯，就越級提拔，我恐怕天下會隨風響應，爭相去求能言善辯的人，而不求有真材實德的人。而且下級跟從上級他的迅速程度，就像響之應聲、影之隨形一樣迅速。所以皇帝的一舉一動都不能夠不審慎、明察。”漢文帝聽了之後啊，也受到了警醒。

因為什麼呢？因為這些皇帝其實從小也是讀聖賢經典。他也是知道“巧言令色，鮮矣仁!”的道理。於是漢文帝就稱張釋之說得好，廢棄了提拔嗇夫為上林令的詔書。

那麼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古人評判或者任用一個人才，並不主要看他的口才如何，說得多漂亮，而主要看他是不是有真材實德，做事能不能辦好？有沒有執行力？所以習近平總書記在剛剛擔任總書記之後，帶領著新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去參觀復興之路之後，就提出“空談誤國、實幹興邦”。這句可以說是切中時弊，而且也有深刻的意義。  

在《群書治要·傅子》中也說“上好德則下修行，上好言則下飾辯”。如果在上位的君主喜歡德行，那麼下級就會紛紛地去修養自己的品行；如果上面的人喜歡言談，下邊的人就會爭相修飾自己的言辭向能言善辯的方向發展。

“修行則仁義興焉。飾辯則大偽起焉。”人人都重視修養品行，天下的仁義之風就興盛起來；但是人人都學著能言善辯，虛偽的社會風氣就會興起，這是必然的徵兆。

“德者難成而難見者也，言者易撰而易悅者也。”但是問題是德行的成就、修養需要很長的時間，所以也很難成就，很難被發現，被瞭解。但是言語卻是很容易被撰寫出來的，也很容易取悅於人。像現在我們各個地方都在培養傳統文化的老師，但是這個傳統文化的老師非常的缺乏，為什麼呢？因為能夠講的人可能有很多，但是能夠把經典落實的人，確實並不多見。所以古人說，“經師易得，人師難求。”所以真正培養一個好的傳統文化的老師，那要十年二十年都不止，那不是速成班可以培養出來的。所以，這就更體現了這個人才培養，他就是需要一個很長時間的過程，不能夠操之過急。“先王知言之易，而悅之者眾，故不尚焉。”古聖先賢都知道，言語很容易，而且愛聽好話的人很多，所以並不崇尚言談。並不是像我們現在的人很喜歡去學演講術，三個月可以速成，古人並不是崇尚言詞。“不尊賢尚德，舉善以教，而以一言之悅取人，則天下之棄德飾辯，以要其上者不尠矣。”如果不崇尚賢能之人，重視道德。也就是引導人們向善來教化百姓，卻只憑說話好聽來選取人才，天下背棄道德僅憑能言善變而要求他們的君主給予其封賞的人就不會少了。因為“德難為而言易飾也”，正是因為德行修養很難成就，很難成功，但是把口才鍛煉得好，卻是一件相對容易的事。所以古人強調不能因為一個人的言語能力很好，說得很好聽，就對他委以重任。

《傅子》上還說“聞言未審，而以定善惡，則是非有錯，而飾辯巧言之流起矣。”這句話對我們特別有啟發，說如果領導者聽了他人的言論，比如說對人譭謗，對人稱歎，但是他並沒有審慎地去考察這個人為什麼要譭謗這個人，為什麼要稱歎這個人，沒有調查研究就妄下結論，以此來確定是非善惡，那就很容易導致錯誤的判斷。由此還會導致喜歡說不實言論的風氣越來越盛行。比如說某人到領導面前說一個同事的壞話。這個領導聽了之後，就信以為真了，也沒有去調查研究他所說的是不是事實，就對這樣的人他所譭謗的人產生了懷疑，或者是產生了誤解，或者是留下了偏見，如果這個領導者總是這樣做的話，那麼就會導致什麼呢？下邊喜歡到他面前說別人壞話的人，講那些不實言論的人就會越來越多了。所以這裏邊就得出結論了，說：“聽言不如觀事，觀事不如觀行，聽言必審其本，觀事必校其實，觀行必考其跡”，

這句話就是提醒我們觀察一個人、聽人的言語，不如觀察這個人所做的事。觀察一個人所做的事，不如觀察這個人的行為，而且聽一個人的言論還一定要清楚他講話的原因。也就是他講話的目的，居心何在？觀察一個人所做的事情，還要核查他是不是符合事實，真實可靠。觀察一個人的行為，還要觀察他這樣行為的原因。在選拔和任用人才的時候，要把這三者都綜合起來參照考慮,才能避免僅僅憑一個人的言語，就對人委以重任的弊端。

中國人有句話說“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為什麼呢？因為一個有德行的人，他是不會在背後揚人之惡，也不會總到領導者面前，說別人的是非的。那麼那個經常到你面前說是非的人，他往往也會到別人面前說你的是非。因為他的這個方法、習慣是恒常的，所以對於這樣的人就要小心謹慎。要觀察他說的是不是事實，他說話的用意何在、動機何在，是不是因為嫉賢妒能啊？這個就是需要領導者能夠用心考察。 

在《群書治要·周書》中也說“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如果我們憑一個人的言語取人，那麼人就會想方設法地致飾於言語的好聽。如果我們是一個人的德行行為來取人，人們就會竭盡全力地提高自己的德行，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飾言無庸”就是裝飾自己的言語沒有用，會很平庸。竭盡提高自己的行為德行才會有所成就。那麼這句話是非常有針對性的，就像我們在選人用人的過程中，要避免僅聽一個人的言語，特別是演講能力、演說能力就判斷他能不能勝任這份工作。經常這樣做就會出現差誤，經常以言取人，就會要出現差誤。

好，我們再看下一句。“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孫希旦在《禮記集解》中說：“天下有道，則人尚行，故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人尚辭，故辭有枝葉。行有枝葉，則行有餘於其言；言有枝葉，則言有餘於其行。故以言觀人者，皆不足以盡其賢否之實也。”當天下有道的時候，社會有道德的時候，那麼人們都崇尚修養自己的德行，所以這個德行就像枝葉一樣茂盛，這叫行有枝葉就是有益於道德的提升。

當天下無道的時候，社會沒有道德的時候，那麼人人都崇尚言辭，所以說“言有枝葉”，就是說言語像枝葉一樣茂盛，就顯得過於虛偽和浮華。“行有枝葉則行有餘於其言”就是你的德行像枝葉一樣茂盛，那麼結果就是你行得多而說得少。而言辭像枝葉一樣茂盛，那就是說得多而德行不足，做不到知行合一，做不到言行一致。因此，“以言觀人者，皆不足以盡其賢否之實也。”所以你僅僅聽一個人的言語來觀察人，這個不足以徹底地瞭解這個人是否是賢德。

“行有枝葉”那我們看在歷史上有很多這樣的例子，比如說“季劄掛劍”的例子，這個春秋時候季劄是吳國的公子，他要去出使魯國，在途中就路過了徐國，徐國國君就宴請他、招待他。在吃飯的過程中這個徐國的國君眼睛就盯著他身上的佩劍看來看去，這個佩劍是出使別國的信物。古人說“視思明，聽思聰。”這個季劄很聰明，他一看就知道徐國國君的心意了，就是特別喜歡這把佩劍。於是他在心裏想，等我完成了出使任務回來，路過徐國的途中，我就把這個劍贈送給徐國的國君。他這樣想了一下，然後就去出使魯國了，在完成使命回來的路上，又經過了徐國。才知道徐國的國君已經過世了。但是季劄仍然信守承諾，來到了徐國國君的墓前，就把這個劍掛在了他墓前的樹上。他隨從的人員看了就覺得奇怪，說“公子，你又沒有說出來要把這個劍送給徐國的國君，你又何必如此呢？即使您說出來已經答應他了，可是他現在都已經過世了，你又何必這樣做呢？”季劄說“雖然徐國的國君過世了，但是我心已經許諾了，我不能夠違背自己的心意。”於是堅持把這個劍掛在了樹上，送給徐國的國君。

所以你看中國古人這種誠信，確實不僅僅是對自己說出來的言語信守承諾，就是連自己心裏許下的諾言、沒有說出來的話、別人不知道的，他都能夠信守承諾，這就叫“行有枝葉”。一個人言語做事都守信，才能夠受到信賴，在社會上處事，待人接物才事事順利。

那麼作為官員更要對百姓講誠信，這樣才能夠取信於民。正如孔子所說的，“民無信不立。”因為你如果不能夠取信於民，那麼百姓對你頒佈的各種命令、政策都不能夠支持配合，不能夠做到令行禁止，甚至政令不通，那麼如何才能治理國家呢？那麼怎麼樣取信於民呢？要取信於民，就必須做到“微言而篤行之”。就是你所許下的一個微小的承諾、所說的一個微不足道的話，都能夠來例行它。

像我們看到的東漢“郭伋候亭”的故事，就是一個“微言而篤行之”的典範。郭伋他在做地方官的時候，一次外出巡行路過美稷，看到幾百個孩童騎著竹馬在道路上迎拜。原來這些孩子聽說他要到來，特意是從很遠的地方趕過來歡迎他。郭伋向孩子們道謝，並且約定回來的日子再和他們見面。但是他回來的時候卻比約定的日期早了一天，郭伋怕失信於孩子們。於是怎麼樣呢？他就在野外的亭棧住下來，等了一天，到了約定的日子，才又進入了美稷。你看這個郭伋，他是一個地方官，對於孩童們都能夠信守承諾，做到了一諾千金。所以他也深得百姓的信任和愛戴。這都是“行有枝葉”的例子。

那我們再往下看。“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焉，則不問其所舍。”當君子跟有喪事的人在一起，如果不能資助他，就不會問他花了多少費用；跟貧困的人在一起，如果沒有能力饋贈他，就不會問他需要什麼東西；如果有行客路過，自己沒有地方供他住宿，就不會問他打算在哪裏投宿。為什麼呀？都是為了避免說空話做空的承諾，沒有發自真情實意，只是寒暄而已。

所以你看《論語》中就特別強調了這個“信”字。“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那麼在《德育課本》中，也有一個“范式守信”的故事。                這個范式他在年輕的時候在太學求學，和張劭是好朋友，兩個人一起請假回家鄉。范式就對張劭說：“兩年之後我會返回來。到時會去拜訪您的父母大人。”於是他們一起約定了見面的日期。後來約定的日期就要到了，張劭就把這件事全部向母親說了，請母親準備酒食來等候迎接范式。他的母親說：“兩年之前分別，約定在千里之外見面，你何必這麼認真呢？難道他真的會來嗎？”張劭說：“范式是一個講信用的人，一定不會違背約定。”母親看他說得這麼肯定就說：“如果這樣，我應當為你釀酒。”到了約定的那一天，范式果然來到了，兩個人一起登上大廳拜見這個張劭的父母，並且盡情歡飲，然後分別了。所以你看古人說話，確實是一言九鼎，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說到就要做到。

我們再往下看。“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這個淡就是沒有酸醋味，所以君子之間的交情像水一樣。小人之間的交情，像甜酒那樣。君子的交情雖然淡薄，卻能相輔相成，可以長久。小人的交情雖然甘甜，但是日久就會敗壞。為什麼君子之交淡如水，但是卻可以長久，可以相輔相成就呢？就是因為君子之間的交情是道義之交，所以可以天荒而地老。是因為彼此志同道合，而不是因為有利可圖而交往。因此怎麼樣呢？“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

就像在《左傳·襄公二十一年》中記載著一個“祁奚請免叔向”的故事，這個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典型案例。在西元前552年，晉大夫欒盈因為晉國權臣范宣子的驅逐而逃亡去了楚國。范宣子殺死了欒盈的同黨，叫羊舌虎。並且囚禁了羊舌虎的兄長叔向。叔向這個時候是太傅，因為他的弟弟羊舌虎是欒盈的同黨，所以被牽連，身陷囹圄，被關進監獄。有人譏諷叔向不會自保，叔向對此卻悠然淡定。這個時候有一位奸佞之臣叫樂王鮒,前來探望叔向，並且主動地提出，他願意去向范宣子求情，為叔向免罪。樂王鮒在晉平公那裏是一位寵臣，他的話可以說是晉平公無不照辦。然而叔向面對小人的虛情假意卻不為所動，他（樂王鮒）來了的時候，也沒有施禮。樂王鮒走了的時候，也沒有去送他，而且還說只有祁奚才能夠救他。而這個時候的祁奚其實已經告老還家，不在朝中了。羊舌氏家族的老管家聽說這件事之後就對叔向說：“樂王鮒在君王面前說話沒有不照準的。他去請求赦免您，您卻不答應。而祁大夫沒有樂王鮒的這個能力，可是您卻說只有祁大夫才能替你請免。您這是根據什麼判斷的呢？”叔向說：“樂王鮒是阿諛之臣，怎麼能夠救我呢？而祁大夫“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親”，怎麼會獨獨剩下我而不救呢？”這個叔向對祁奚非常地瞭解。說他“外舉不避讎”，就是祁奚曾經舉薦他的仇人解狐來接替他做晉國中軍尉。說他內舉不避親，就是指解狐去世之後，祁奚又舉薦他自己的兒子祁午接替晉國的中軍尉。那麼他舉薦這兩個人呢，一個是他的仇人，一個是自己的兒子。並不是因為他是自己的仇人，而不去舉薦，也不是因為祁午是他的兒子就不敢去舉薦。為什麼呢？因為他都是選擇最適合這個位置的人。所以叫“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親。”叔向接著說，《詩經》中說：“有正直德行的人，四方之國的人都會歸順他。”而祁大夫就是正直無私、一心為公的人。所以他堅信祁奚一定會來救自己。果然，這個時候的祁奚雖然已經還鄉。但是他聽說了這件事兒，立刻乘上驛站的傳車前來拜見范宣子。他不顧年邁、不懼顛簸，乘上驛站的車馬，就是為了能夠很快地到達晉國的都城，唯恐救人不及時。祁奚見了范宣子這樣的勸諫他：“《詩經》上說：‘對社稷百姓的恩惠無邊，子孫會永遠保有它。’《尚書》中說：‘聖哲的謀略功勳是可以用來保國安民的。’有謀略，且很少犯過失，教導百姓不知疲倦，叔向就是這樣的人。他是國家的柱石，是安定社稷所依賴的臣子。假使他十世的子孫有罪過，也要寬恕赦免。為什麼呢？這就是為了鼓勵賢能之人為國家做出貢獻。現在因他的弟弟羊舌虎這一人一事就使他不能免於身難，殺了叔向這樣的社稷之臣，不是很糊塗嗎？”祁奚還接著勸諫，引經據典，他說：“鯀因為治水不力，被舜流放到羽山並且死在那裏，舜啟用鯀的兒子禹治水成功，由此，夏朝興起。那麼這個例子，就是不因父親的罪過而廢黜他的兒子。商湯之孫太甲即位後，荒淫無度。商湯的國相伊尹把他放逐到桐宮。在那裏，太甲真心悔過，痛改前非。伊尹使之複位，並且繼續輔佐他。太甲始終沒有怨恨之色。伊尹是商朝的開國元勳、三朝元老，也是太甲的老師，這是君臣之間不相怨恨。管叔、蔡叔背叛周室，幫助殷朝遺民謀亂。周公平定叛亂之後，仍然輔佐周成王。你看周公和管叔、蔡叔是兄弟，但是並沒有因為兄弟而遭到牽連，這是兄弟之罪不相牽連。怎麼能夠僅僅因為叔向的弟弟是欒盈的同黨，就因此囚禁了社稷之臣，拋棄了國家。您若力行善事，樹立好榜樣，誰敢不聽從您，並更加勉勵效忠呢？為什麼非要濫殺社稷之臣呢？”范宣子聽了這一番話，很高興。他接受了祁奚的勸諫。於是和祁奚同乘的一輛車去向晉平公進言，最終赦免了叔向。那麼故事最精彩的地方在於後面。叔向被赦免之後，祁奚沒有去見叔向就直接回去了。而叔向也沒有去向祁奚道謝，就去上朝了。你看祁奚和叔向這兩個人，一個不求謝，一個不道謝，而且雙方都不用見面。這個境界之高，確實令人驚嘆不已。而他們之所以能夠達到如此的境界，都是因為他們相互瞭解對方的為人和德行。深知對方和自己都是一心為公，正直無私。做事的出發點完全是為社稷和百姓著想。

叔向不應不拜樂王鮒，以此來回絕小人；不告不謝祁大夫徑直上朝，以此來待君子。這表明叔向明白祁奚救自己並不是為了自己。公恩不必私門謝。叔向知道報答祁奚最好的方式就是盡忠報國。他把以公報德表演到了極致。祁奚不見叔向而歸，表明自己救人是盡忠臣的本分。並不認為自己有私恩於人，也不求回報。自己是為了國家社稷才去救免賢臣，並不是對叔向有偏私。所以事前不去見叔向而請，事後也不需要叔向對他有所回報，所以不見叔向而歸。祁奚只有對國家的忠心，對百姓的仁心，而毫無對自己的私心。所以無私才能做到無畏，無畏才敢於擔當，犯顏直諫。祁奚本已告老，仍然念念不忘社稷百姓，不忘忠臣良將。確實做到了古人所說的“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他不顧年老體邁，趕乘驛站傳車，並且冒著生命危險，敢言直諫就是為了保住國家的社稷之臣。其實“欒盈出奔楚”這件事呢，在晉國一共有五位大夫逃亡，牽連了十位大夫被殺，三位大夫被囚。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大忠大勇，沒有高超的勸諫智慧，沒有無私無我的精神。是根本無法行這個救人之事的。所以這個“祁奚請免叔向”這個故事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典範。《新序》中講：“聖人以天下為度”。祁奚和叔向都是胸懷天下、心系蒼生的人。他們所思所想，所作所為，都是以天下為出發點。這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他們彼此是志同道合，相互理解的人。祁奚與叔向之間的交往，就是以道義相交，是君子之交。所以在《說苑·尊賢》中講，“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聲氣相同，即使身處異地也會同頻共振。德行相合，即使從未謀面，也會互敬互親。真正君子、聖賢之間的交流，甚至不需要語言，是無聲的交流，是心與心的交流。所以君子之交淡如水，雖然淡，但是卻可以超越時間，超越空間，直至天荒地老。相反，小人之交開始時像甜酒一樣，甜膩膩的。是因為有利害喜好在其中，是功利之交，情欲之交。結果是“以利交者，利盡而交疏；以勢交者，勢傾而交絕；以色交者，花落而愛渝。”彼此是以利益相交往，這個利益沒有了交情也就決裂了。彼此是以權勢相交往，一旦權勢不在了，那也就交情疏遠了。彼此喜歡對方的美色，是以色相相交往,那麼一旦臉上有皺紋了，榮華不在了，那麼這個愛也就終止了。這說明什麼呢？這個利害、功利之交、情欲之交都經不起考驗。雖然開始的時候像甜酒一樣，但是卻不能夠長久。

下面再看，“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饑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君子不以空話討人的喜歡。因為他的言語一定是出於本心，這是忠實之道。因此，人民也受到君子的感化，必然會興起忠實的風氣。因此說“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所以君子問人是否覺得冷，同時就會送衣服給他穿。問人是否饑餓，同時就會送食物給他吃。稱讚某人品德高尚，同時就會授予他相應的爵位。這都是為了說到做到，不說空話。那我們知道在《論語》中，孔老夫子說“巧言令色，鮮矣仁！”這個“巧言”就是善於辭令。這個“令色”就是以容貌悅人。為什麼“巧言令色，鮮矣仁”呢？因為這個仁德之心，他是由本性而來。像下午的時候，菲璘在講《中庸》的時候，講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這個“性”就是人自然而然的本有的東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必須要明瞭這個“性”。但是什麼是“性”呢？很抽象，所以就要講“修道”。但是這個“道”還是很難理解，所以就講要“修德”。這個“德”說起來還是很抽象。於是就給人講“仁”。這個“仁”是從人從二，也就是人與人之間的相處要講求厚道。而巧言令色之人，只是注重言辭的美善和外表的巧飾，所以很少有仁德之心。仁厚既少，與這樣的人講道德就更是難上加難了。所以學習仁道的人應該多從這句話來醒思自己是不是巧言令色之人？

這個“鮮矣仁”的“鮮”就是少的意思。也就是說，這樣的人很少能夠達到仁的境界。孔子在講到人的言語和容色時說：“君子有九思。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他的顏色就是容貌，外表是溫和的、恭敬的，言語是中性的。做事要有誠敬之心，竭盡全力。《論語》中還記載著子夏說，“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意思是說，你從遠處看君子，感覺到他非常莊重，當你走近他，覺得他很溫和，而聽他的言語也是很嚴肅、很嚴厲的。

在《曲禮》中也說“儼若思，安定辭”。這個人的容貌，給人的感覺是很莊重的，他說話是非常的平和、平穩，心平氣和。又說“禮，不妄說人，不辭費。”從禮的要求上來講，或者說凡是符合於禮的行為，“不妄說人”，也就是不隨意的去諂媚巴結，討人喜歡。這個“妄”就是沒有實際的；“不辭費”就是言語非常簡單。

剛才我們也說《論語》中講“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這個“訥”呢，就是看起來言語很遲鈍，說的話也很少。但是句句中肯，能夠說到實處，沒有閒言碎語。從這句話來看呢，都是講一個人的語、色，都是要做到誠於中而形於外。他內心有真誠恭敬之心，所以表現出來的言語容貌自然而然就是如此。這句話也是教導人從言語上不要去學諂媚巴結，在容貌上要恭敬，而不是裝出一個美善的樣子。

在蕅益大師的《論語點睛》中解釋：“巧言，口為仁者之言也。令色，色取仁也。仁是心上功夫，若向言色處下手，則愈似而愈非。”這就是告訴我們“巧言”呢就是口裏講的是仁者的言語。“令色”就是“色取仁也”，換句話說，他的容貌言行都做的像一個仁人君子的樣子，外表上裝成這樣。但這個是做作的，並非真實。所以孔子才說“鮮矣仁”，就是很少能夠達到“仁”這個境界。

下面這句話說得也很好，“仁是心上功夫，若向言色處下手，則愈似而愈非”，也就是說“仁”是靠修行心地得來的。所以《論語》中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這個仁愛之心從哪裏培養起來的呢？就是從對父母的孝敬之心，對兄弟的友悌之心來長養。所以孝悌之心是仁愛之心的原點。因為修仁就是修這顆仁愛之心。那麼一個人如果僅僅是從語言和容貌處下手。反而會越裝越裝不像。因此，巧言令色的人是很難體會到“仁”這個境界的。

這個“巧言”呢，就是古人所說的“好其言語，口為仁者之言。”“好其言語”就是將世間所說的好話都說盡。好話說盡就是愚弄人。目的無非是恭維別人、諂媚別人。但是其內容無實。

“無實”這兩個字意思很深刻，當然它可以淺講，也可以深講。從淺的層次上來講，言語無實，就是言語不誠實。如果一個人的言語誠實，就應該心裏想什麼就說什麼，表裏如一，內外一致，能夠做到誠實不妄語，這也算得上是誠實，這是從淺處講。那麼從深處來講，什麼叫“無實”呢？什麼樣的人說的話才是真實的呢？如果一個人能夠看到“諸法實相”，也就是瞭解到宇宙人生真相的人，他所說的話才是真實的。才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妄語者。”如果一個人沒有見到宇宙人生的真相，那他所說出來的言語不是真實的。那就是“巧言”。所以這個“實”從哪裏來的呢？這就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了。

所以孔子想教導學生的，也就是希望人們怎麼樣去求實。那麼求這個“真實”，就是此地所講的“仁”。“仁”它是萬事萬物的根本。為什麼說它是萬事萬物的根本呢？比如說我們看這個植物,核桃裏有核仁？杏核裏有杏仁。這個“仁”，就是我們說的“仁”，就是生機。它是活的，不是死的。如果說死的就變成“麻木不仁”了。所以我們說求真實，就是求這個仁。

那麼這個“仁”是怎麼求得到的呢？換句話說，這個真實諸法實相怎麼樣修學才能夠得到呢？聖人告訴我們，要從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來做起。“格物”就是要我們革除物欲。這個格物歷史上有很多種解釋，實際上，一個很可以讓人接受的解釋就是要“革除物欲”。也就是我們在財色名利的面前，能夠如如不動把持住自己，做出正確的選擇，這個才叫“格物”。如果你能做到這一點，說明你格物有功夫了才能達到“致知”。就是你有智慧了，你的心性沒有被蒙蔽了，那你就能夠判斷是非善惡美醜，這就叫“致知”。

“誠意、正心”都是心地上的功夫，也就是古人所說的直心、深心。要從心地上下功夫，我們就需要離開巧言。所以凡是聖賢人，都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要在這個上面用功。就像司馬光先生講他的修身從哪裏入手呢？就是從“不妄語”開始入手，不說謊話騙人。後面還說，巧言不僅僅是我們說出的言語，“凡著書立說，不本之躬行心得者皆是”，這就嚴重了。也就是說，我們著書立說，不是我們自己的躬行心得。那麼這些也都屬於“巧言”。

什麼是“心得”呢？這兩個字很重要。後面的小注是這樣寫的：“心得者，悟入實證也。”也就是說，所謂的心得都是聖賢人，經過修學後體悟到、親證道、親眼所見的境界，這個寫出來的報告才是“心得”。

所以古聖先賢，他們幾乎都是這樣來做的。比如說我們讀的四書。四書除了《論語》和《孟子》之外，還有《中庸》和《大學》。《中庸》就是古聖先賢所體悟的、所覺悟的、觀察的宇宙人生的真相。它是真實的道理，所以屬於理論。而《大學》是把《中庸》的這理論運用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它講的是具體的方法。所以在儒家講知行合一。這個理論是王陽明先生提出來的。他也是受到了佛教的影響和啟發。佛教中講“解行相應”。他把這個“解”換成了“知”。把“相應”換成了“合一”，所以提出了“知行合一”的理論。這就是啟發我們聖賢之學都是講理論、講方法、講解行相應、講知行合一、講實行。而這個《論語》就是孔子把《中庸》的理論和《大學》的方法在生活中躬行實踐運用得出的一個心得報告。所以孔子他說自己一生“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為什麼這麼說呢？這也並非是孔子謙虛。因為聖賢人的心性和我們一般人的心性都是一不是二。聖人和聖人的心性更是相通的，因為他們都證得了同樣的境界。所以他們所看到的所體悟到的古聖先賢的道理是一不是二。沒有增加一點，也沒有減少一點，所以他沒有什麼創新。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通過學習古聖先賢的這些理論、方法，最後自己也達到了聖賢的境界，就是親證了聖賢的境界。所以《論語》就是孔子根據古聖先賢的理論方法去實踐而得出的心得報告。而《孟子》是孟子作為賢人，學習古聖先賢的道理之後，在生活中去實踐應用所做出來的心得報告。

從前的讀書人，讀書志在聖賢。古人做學問呢講求四個步驟，那就是信、解、行、證。首先需要對古聖先賢的理論方法要相信。因為聖賢人告訴我們要誠信，不妄語。那麼他自己當然也是誠信，不妄語。所以首先要對他們生起信心，然後要理解他們所說的這些理論方法，在生活中去實行，最後自己也證得了同樣的境界，這是我們做學問要達到的目的。所以我們著書立說，如果確實是自己躬行心得的報告。那麼這個是可取的。如果著書立說的目的是為了牟取私利，為了自己出名，這個就離聖賢的學問越來越遠了。這就叫自欺欺人。所以我們看到這一句話，就要反省自己，我們自己所學的是不是躬行之後的心得？

那麼再看“令色”。“善其顏色，少能有仁也”。這是說外表上裝出一副慈悲仁厚的面貌，只有外表，但是沒有內容，內心卻是另外一樣，沒有仁慈、惻隱之心。“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就是外表裝成諂媚巴結，迎合別人的一副面孔,但是其目的是為了得到自己的利益，滿足自己的私欲。這樣的人就迷失了自己的本性。如果一個人本性沒有迷失,即使是對自己有利益的事，他也不會因此去諂媚巴結別人。所以“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也就是說，一個君子在利益和欲望獲得或者現前的時候，他首先看的是符不符合道義。如果不符合道義，縱然有這個機會，也不肯去獲得。而小人則無所顧忌，他不顧道義，只顧自己的欲望，這就是小人。而“巧言令色者”，實際上就是麻木不仁的這一類人，他不知道通過巧言令色所獲得的利益,實際上通過正常的手段和方法也同樣能夠獲得，沒有必要通過諂媚、巴結、偽裝去獲得。所以古人說“君子樂得為君子，小人冤枉做小人”。

那麼學了這句話，確實是讓我們自己時時反省。這個巧言令色的人，是不是我們自己？比如說我們總是想裝出一副仁慈的樣子、裝出一副有修養的樣子、裝出一副很關心人的樣子。但是心裏並沒有惻隱的實際，就很可能成了巧言令色之人。還有我們著書立說寫了很多東西，但不是自己的心得報告，自己也並沒有親證到那個境界，甚至很可能很多都是道聽途說，這樣也容易導致巧言令色。如果我們是這樣的，就要“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所以學君子，學聖賢之道，並不是用這一個標準去衡量別人，說某某某是巧言令色，某某某是小人。如果我們這樣學，恐怕孔老夫子都要掉眼淚了。“鮮矣仁”。仁者，人心，所以要從心地上來下功夫。

在下面還有幾條小注寫得也非常好。“朱子曰，聖學不外求仁。”聖學，聖賢的學問，儒家的教育，宗旨都是在求仁。仁講的是兩個人相處之道，要推己及人。實際上說兩個人相處之道，推己及人的時候，已經和真正的仁差了一層。真正的仁是什麼呢？是“一體之仁”，我和別人就是一體的，其實哪有我和別人之分呢？這都是我們自己的妄想、分別執著出來的，本來就是一體的。

那麼怎麼樣做到這個一體，達到這個一體呢？孔子他特別的平實，他就是告訴我們從孝悌來做，所以聖賢之教宗旨是求仁。“其行之也，以孝弟為先”。也就是在實行上要以孝悌為基礎。也就是說，你求仁德求聖賢，從哪裏學起呢？就是從孝敬父母，尊敬師長，來體會這種“一體之仁”。

“其賊之者，以巧言令色為甚。”這個“賊”就是賊害的意思。破壞人道、破壞孝悌、障礙我們求仁的第一個因素，就是“巧言令色”。所以一個人不誠實、處處想欺騙別人，在做學問上、在求道之上就很難前進。這就是說“巧言令色”和“求仁”是很遠的，相差甚遠，而且是“賊害”求仁道的。後面還說“但務巧令以媚人者，必非誠實之事。”這個不仁之人他心術不正，專門用巧言令色來諂媚、巴結人，討人喜歡，這樣的人是假仁假義，不是真正的仁。所以一定不是誠實的人。

“故學，必先誠意正心也”。也就是說，一定要從誠意、正心來學習，來提升自己的修行。所以修身前面有四個步驟，那就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這個就是讓我們做任何事情都要首先問一問自己的存心。存心能夠正，這個事情才會有好的結果；存心不正，這個結果也一定不好。這就叫“因地不真，果招迂曲”。所以這就是主要強調的是我們在言語上、容貌上應該保持真誠。

古人知道一個人花言巧語致力於言語的好聽，而裝出偽善的面目，很少有仁德之心。所以古人對於言語就不會過分地重視，不是像我們現在這麼重視。現在很多地方特別是西方選拔領導者，像總統競選的時候都要進行演講。演講的時候言語非常巧妙，非常感染人，可以說是妙語連珠。但是這個人是不是有真才實德呢？那我們看一看特朗普就知道了。所以我們很難從他一兩次演講中就辨別出，他是真正的有仁德之心的人。

好，那我們今天呢就學習到這裏，不足之處歡迎大家批評指正，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