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天繼續學習《群書治要·禮記·經解》。請看這一句。

“發號出令而民悅，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我們一句話一句話來看。

“發號出令而民悅，謂之和。”發號施令就是發布號令、施行政令，發號施令能夠令百姓喜悅，這叫做“和”。為什麼能夠讓百姓喜悅呢？就是因為領導者發號施令，目的是為了天下人謀福利，所以才能夠使民眾喜悅。古人說“愛出者愛返，福往者福來”，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就像鄒穆公，他能夠為天下人所愛戴，就是因為他對自己非常地節儉，但是對百姓卻非常地寬厚。真正做到了“愛民如子，視民如傷。”

鄒穆公時，他有一個命令，喂養野鴨、大雁要用秕穀，而不能用粟米，粟米脫了殼就是小米，是人所吃的食物。等到糧倉裏的秕穀全都用完了，他就派人到民間去用粟米來換秕穀，結果兩石的粟米才可以換一石的秕穀。下面的人都覺得這樣做實在太浪費了，就向他請示，說：“兩石的粟米才換一石秕穀，還不如直接用粟米去喂養飛禽。”

鄒穆公怎麼說的？他說：“粟米是上等人的食物，不能用來養鳥。周朝有一句諺語叫‘囊漏貯中’，意思是說盛糧食的口袋漏了，但是糧食還是漏在了更大的容器裏。君主是百姓的父母，我們把國庫裏的粟米轉移到百姓的家中，難道這就不是國家的粟米了嗎？讓鳥兒吃這些秕穀，為的就是不損害國家的粟米。粟米是在我們的倉庫裏，還是在百姓那裏，對我有什麼區別呢？”意思是說，這些粟米在國庫裏，還是轉移到百姓的手中，對他來說意義是一樣的。只有明白私積的糧食和公家的糧食是一體的，才是真正的富國之道。正是因為鄒穆公發號施令，都是為了利益人民，而不是出於自私自利，鄒國雖然是一個很弱小的國家，但是像魯國和衛國這樣的大國，都不敢輕視它，像齊國和楚國這樣的大國，也不能威脅它。

當鄒穆公過世的時候，鄒國的百姓非常地哀傷，即使是鄒國四鄰的百姓，也都朝著鄒國的方向表達哀思，民間斷絕琴瑟之音長達一年之久。賈誼對此評論說：“故愛出者愛返，福往者福來。”一位國君，他能以仁愛之心對待百姓，百姓對他的回報也同樣是仁愛。能夠為天下人帶來福祉的人，他自己的福氣也自然會到來。鄒穆公發布施令，就是關心天下百姓的福祉，為天下百姓著想，而不是為了自己驕奢淫逸，一味地滿足個人的私欲，所以他也受到了天下人的愛戴。

當然，發布政令，不僅僅要關心民眾的物質生活，讓人們衣食無憂，更要重視民眾的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禮記·學記》上說：“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建立一個國家，領導一國的百姓，什麼是最重要的呢？最重要的就是興起倫理道德的教育，把人人教成好人、教成善人。這樣，人們才能夠在物質生活豐富之後，還能夠有精神生活的愉悅。

在近現代以來，從西方看，西方社會宣稱“上帝死了”，人們就不再相信宗教了，宗教所承擔的倫理道德教育的任務也隨之被忽視了。在東方，人們疏離了孔孟儒家的教育。倫理道德的缺失，結果是什麼呢？結果就是《孟子》上所說的：“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有人拋棄了“仁、義、禮、智、信”，做人、做事沒有標準，甚至都突破了道德的底線。就像我們看到新聞，有兒子把母親都能夠活埋，像這樣突破道德底線的事情屢屢發生。什麼原因呢？這就是左丘明所說的“人棄常則妖興”。人把做人的常理常法，“仁、義、禮、智、信”，“五倫八德”都給拋棄了，邪惡怪異的事情就產生了，在這種社會環境下生活，就不可能身心安定。

所以國家發號施令要讓民眾喜悅，就不僅僅是重視經濟的發展，重視物質文明的提高，重視社會民生，更應該重視倫理道德教育，重視精神文明建設。這也就要求各級領導幹部，都應該起到“君親師”的作用，只有把老百姓教好，才能過上身心安樂的生活。對領導者如此，對一般百姓也是如此。古代人為什麼這麼喜歡做官？做官，他可以用自己的所學所能，來貢獻於國家、服務於人民。而且有一筆好的收入，可以養家糊口，讓家人衣食無憂。而且是因為自己有德行，能夠率先垂範，力行“仁、義、禮、智、信”，所以受到社會大眾的尊敬。

孟子也說：“爵一、齿一、德一”，就是讓我們尊敬有爵位的領導者，尊敬上了年紀的人，尊敬有道德的人。所以古人做官，起到了“君親師”的作用，把老百姓都教得非常好，幾乎沒有訴訟的案件發生。他沒有事可做，就生活得很輕松，可以遊山玩水，寫詩作畫。現在的領導幹部，為什麼日理萬機還忙不過來？其實根本原因，就是因為忽視了倫理道德的教育，所以人與人之間的紛爭、怨恨、爭訟越來越多了，讓領導幹部也是應接不暇。人們雖然富裕了，但是卻“富而不樂，貴而不安”，生活在惶恐不安、牢騷抱怨、身心不樂之中，也談不上有知恩報恩的心了。

下一句，“上下相親，謂之仁。”上下能夠相親相愛、團結互助，這叫做“仁”。“上”就是指領導者，“下”就是指被領導者。為什麼上下能夠相親？上下相親的原因，在於他們之間是一種道義的結合，而不是純粹的功利的結合。我們看現代的企業，企業家和員工之間的關係非常緊張，什麼原因呢？原因就是沒有按照中國傳統倫理道德教育的理念，去治理企業，把企業之間上下級的關係，純粹地變成了利害關係、功利關係。

孟子很早就提醒我們，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領導者把被領導者，當成手足一樣加以關愛、加以照顧，被領導者會對領導者加倍地回饋，把他當成自己的心肝寶貝，更加地重視、更加地關愛。相反，“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就像現在的領導，認為我把你雇來了，已經給你工資了，你給我出力幹活就好了，還把他呼來喚去的，不尊重人格。下班之後，員工在超市遇到了領導，都是什麼樣的反應呢？就是一低頭，裝沒看見就過去了，就像看到一般的國人，一般的陌生人，沒有太多的親密。更有甚者，“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領導者把被領導者的生命，看得像泥土和小草一樣的低賤、不值錢，可以隨意地踐踏。那麼員工說起老闆都是這樣的態度，說：“我們那個老闆簡直就是一個吸血鬼，甚至連吸血鬼都不如。”就是像讎敵一樣加以痛恨，原因就在於領導者對於被領導者的態度，他是一種功利的態度、利害的態度，甚至是一種剝削的態度。這個企業就不可能有和諧的文化。

有一個代表團到一個企業去參觀，他們首先到了食堂，考察之後就非常不滿意，說：“給員工這樣的飯吃，員工都不應該給老闆工作。”中午吃完飯，又來考察車間，考察完之後，他們就更不滿意了，說：“員工用這樣的態度給老闆工作，老闆都不應該給他們飯吃。”這是什麼原因呢？就是因為彼此之間都沒有換位思考、將心比心。做老闆的沒有想到，企業之所以有利潤的增長，能夠長期地穩定發展，都是一線員工辛苦地付出，所以你起碼對他們的健康要負責任，要把飯菜搞好。員工也感受不到領導的體貼關心，工作也就是混時間，只要把錢拿到手就可以了，所以也不是盡心盡力地認真負責。

在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時候，有一些西方的員工，他們因為老闆拿不出工資了，他們就紛紛地示威、抗議、遊行，結果這種不理性的舉動，使企業雪上加霜，所以很多企業就倒閉了。但是韓國的員工，不僅沒有去示威、罷工、遊行，反而把他們平時的積蓄拿了出來，交給了老闆，說：“老闆呀，我們這麼多年，之所以有穩定的收入養家糊口，都得益於您對我們的關愛。現在企業遇到了瓶頸，我們願意和您同舟共濟、共渡難關。這些錢您拿去用。因為一旦企業倒閉了，我們幾千員工的家計也就沒有了著落。”我們看一看，為什麼這樣感人的舉動，沒有出現在儒家的發源地——中國呢？其實就是因為在改革開放相當長的時間中，我們放棄了，或者說沒有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認為西方的管理方式是最先進的，紛紛到西方去學習。

還有人質疑，說“傳統文化是在傳統農耕社會發展起來的，是建立在家族血緣關係的基礎之上的。到了現代社會，社會化的大生產和市場經濟，使得血緣家族的關係已經不復存在。傳統文化也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壤。”這些觀點看上去似是而非，因為講這些話的人都是專家學者、權威人士，也講得頭頭是道，但是實際上並沒有抓到根本。因為中華傳統文化最重要的特點，強調的是“倫理道德的教育”，人與人之間的結合是道義的結合，而非功利的結合，這是它能夠起作用的根本。比如說即使是同一家人、存在血緣關係的人，如果沒有了倫理道德的教育，也仍然會出現兒子把自己的母親活埋，兄弟因為一點點財產吵上法庭這樣的現象。但是在古代重視了倫理道德的教育，可以一家族的人，上千口、幾代同堂，仍然是其樂融融。

像我們以前講過一個“陳昉百犬”的故事。因為這一家人吃飯的時候，長幼有序，如果有一個人沒有來，大家都會等他。這種長幼有序的觀念，無形之中就影響到他們家養的一百條狗，只要有一條狗還沒有來，其它的狗都會東張西望，就等著這個狗來，等這個狗來了之後，才一起去吃食物、一起就食。這說明什麼呢？說明關鍵不在於血緣關係，而在於什麼呢？有沒有良好的倫理道德的教育。如果沒有良好的家風、家教，即使是兄弟姐妹也可以吵上法庭，甚至反目成讎。關鍵在於接受了什麼樣的教育。

中國古人從小就學習禮讓、謙讓、退讓，念念為對方著想。《弟子規》中說：“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兄弟姐妹之間，看中的是恩義、情義、道義、手足之情。“言語忍，忿自泯；財物輕，怨何生。”如果兄弟姐妹把財物看得淡一點、看得輕一點，把手足之情看得重一點，怎麼可能因為一點財產就會起爭執呢？彼此之間在交流溝通的時候，言語上互相忍讓一下、少說一句，怎麼會起爭執呢？《弟子規》它就兩句話，你只要做到了，兄弟姐妹之間就能夠和諧相處。有了這樣良好的倫理道德教育，使人做事念念都為對方著想。遇到利益的時候，也是首先考慮到對方，這就是禮讓、謙讓、退讓。怎麼會有爭執發生呢？

但是，我們受到西方極端個人主義的影響，“競爭”成了主流的價值觀，講自私自利。為了獲得自己的利益，就必須去和別人競爭，好像不競爭，就得不到自己的利益。競爭再向上提升就是鬥爭，鬥爭再向上提升就是戰爭。產生了一系列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的問題，這些也都是戰爭產生的根源。英國著名的歷史哲學家湯恩比先生，在系統地考察了各國的發展史，特別是文明發展史、文化發展史之後，從文化學的角度提出，說：“能夠真正解決21世紀社會問題的，唯有中國的傳統文化。”為什麼呢？因為中國傳統文化，它強調的是“一體的宇宙觀”。父子是一體的，君臣是一體的，兄弟是一體的，夫妻也是一體的，朋友也是一體的，我和他人、和動植物、和天地萬物都是“一體”的關係。既然是一體的關係，就像一個身體一樣，誰也離不開誰，就應該是團結互助，就應該是力行仁愛。

古人講“一體之仁”。什麼是“一體之仁”呢？就是我們要向愛自己的身體一樣去愛護他人，這個叫“一體之仁”。其實我們有“自己”和“他人”的時候，和“一體之仁”已經有差別了。因為“一體”是不分彼此的，你還有“我”，還有“他”，還有這種對立的觀念，實際上已經和“一體之仁”差了一點了。但是對於一般人，他體會不到什麼是“一體之仁”，所以就怎麼樣呢？告訴我們要“愛人如己”，就是你要像愛自己一樣去愛別人。

“愛人如己”怎麼樣做呢？就是要從“忠恕之道”來做起，那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都是讓我們要換位思考、將心比心。《弟子規》中也說“將加人，先問己；己不欲，即速已。”任何事你要做給別人之前，首先都要捫心自問，我希不希望別人以這樣的方式、態度對我，如果我不希望，那也不能夠以這樣的態度、方式去對待別人。所以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就是“仁、義、忠、恕”，你能夠做到“仁、義、忠、恕”四個字，很多問題矛盾就會迎刃而解。

所以對人要有真誠的仁愛之心。別人對我沒有真誠，我對別人還是一味地真誠，還要有仁愛心，那就是要“愛人如己”。正是因為傳統文化有這些理念，所以湯恩比先生，在深入了解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後，對比了各國的文化，提出了“唯有中國的傳統文化，才能夠為世界帶來希望與和平。”這是一個外國人說的。

“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也就是說，百姓有所需而不必去求，就能得到滿足，這就叫做“信”。人民還沒有提出要求，但是做領導者的、做君主的，已經看到了他們的需求。這說明什麼呢？這說明領導者他有仁愛之心，他的心念念都關注著人們的福祉，念念想給百姓帶來真實的利益，這就叫做“信”。如果一個君主能夠主動地看到百姓的需要，在百姓還沒有提出要求時，就對他很關心，滿足他潛在的內心的需要，這個領導者就能夠獲取下屬的信任。

我們看很多企業，員工到這裏來，就是為了掙工資、養家糊口的，他也沒有想到要學習傳統文化，也沒有想到去學夫妻相處之道、教育兒女之道，來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但是，站在高遠的領導者，他能洞察到員工如果要實現幸福美滿的人生，不僅要有物質上的保證、經濟上的收入，還必須有一個正確的人生態度、正確的價值觀。所以怎麼樣啊？主動送員工去參加免費的傳統文化學習。開始的時候，還有很多員工不理解，甚至還會抱怨，但是他們學著學著，就越來越認識到，領導者確實是時時、處處、念念為自己著想，最後都被感化了。這就是“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他們對領導者的回報是什麼呢？一定是忠心，就是竭盡全力地去為企業付出，不講條件。這就是以心換心的結果。

“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消除天地間的災禍、危害，這就叫做“義”。《大學》中說：“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做人民的父母、做人民的領導者，應該是什麼態度呢？人民喜好什麼，自己要喜好，人民厭惡什麼，自己也厭惡。人民喜歡什麼呢？人民喜歡人際關係和諧、人倫關係穩定，每一個人都過上幸福安樂的人生，不要生活在惶恐不安之中。做領導者的就要興起道德教育。人民也不喜歡顛沛流離，不喜歡戰爭，戰爭給人帶來的痛苦是非常深重的，做領導的，也要解民之憂、濟民之困。在歷史上，像武王伐紂、湯王伐夏桀，那都是迫不得已，解民於倒懸。不是為了實現自己的野心，而是為天下人除害。所以他們的行為被稱為“義舉”。

而有的時候，“天下之害”可能就是領導者自身。如果領導者利欲熏心、驕奢淫逸，一定會傷害天下百姓的利益，所以他本身就成了天下之害。比如說他為了滿足自己的驕奢淫欲之心，他的心思就不會在治理國家、治理天下，滿足老百姓的需要上，國家治理不好，老百姓就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甚至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欲，想方設法地盤剝百姓，這樣就成了天下之害了。所以領導者必須首先克除自己的私欲。

要克除私欲，就要有壯士斷腕的決心。就像《了凡四訓》上講，改過要發三種心：首先就是恥心，然後就是畏懼心，然後就是勇猛心。對於自己小的過失，“如芒刺在肉，速與抉剔”。就像你的肉裏紮了一個刺兒一樣，你得馬上把它挑出來。對於自己大的過失，“如毒蛇齧指，速與斬除，無絲毫凝滯”。對於自己身上大的過失，就像毒蛇咬了你的手指一樣，你趕快就把這手指斬斷，不能夠有絲毫的猶豫。否則的話，毒素遍滿全身，自己的性命都難保，所以要毫不猶豫地克除自己的欲望，改過行善。

在佛教的寺院裏，有一個大雄寶殿，大雄寶殿裏面供奉的都是大英雄，什麼樣的人被稱為“大英雄”？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不是戰勝千軍萬馬的人被稱為大英雄，而是能夠戰勝自己的煩惱習氣、自己的毛病習慣、自己的欲望的人，這樣的人能夠戰勝自己，才能夠無所不勝。競爭競爭，從來都不是去和別人爭，都是和自己的煩惱習氣做鬥爭。你能夠戰勝自己，那就是沒有什麼戰勝不了的，這樣的人才能夠成為大英雄。在《續小兒語》中，有這樣一句話，說：“威震四海，勇冠三軍，只沒本事，降伏自心。”你能夠降伏自心，戰勝自己的貪嗔癡慢，這樣的人才被稱為“大英雄”。

我們看了這四句話，我們感受到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抗疫過程中，中國政府所承擔的，就是對這四句話的完美詮釋。也就是說，中國政府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中，之所以能夠迅速地取得成效，就是因為遵循了這四點。

首先我們看“發號出令而民悅，謂之和。”在農曆新年的第一天，習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就強調：“要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絕不能因費用問題耽誤患者救治。”這一點就贏得了百姓的喜悅，因而能夠萬眾一心，積極主動配合政府的各種防疫舉措。這和西方的某些國家民眾對政府的號召不屑一顧、質疑，甚至以暴力形式反對政府抗疫措施的現象形成了鮮明對比。產生這種反差的重要原因，就在於中國政府，它發號出令的出發點，就是全心全意為廣大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負責，所以能夠贏得人們的喜悅，這個就是“發號出令而民悅，謂之和。”

再看“上下相親，謂之仁。”正如習總書記在5月22日，也就是昨天，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內蒙古代表團的審議時所強調的，他說：“古人講‘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黨章明確規定，我們黨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黨在任何時候，都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在重大疫情面前，我們一開始就鮮明提出，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我們在全國範圍內，調集全國最優秀的醫生，最先進的設備，最急需的資源到湖北和武漢，全力以赴投入疫病救治，救治費用全部由國家承擔。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護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價。”他還說：“無論年齡再大、病情再重，我們也絕不放棄。”這次抗疫鬥爭中，我們成功救治的年齡最大患者108歲。

我們也都看到，國家從各省派遣340多支醫療隊，四萬多名醫護人員支援武漢，以舉世罕見的速度建成了火神山、雷神山醫院，還有十六所方艙醫院，ICU一天的治療費用高達百萬人民幣。這和西方國家拔掉老年人的呼吸機等等重利輕義的行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以人為本”的這種方式、政策、政令，感化了億萬人民，讓人民也不由自主地紛紛投入到疫情防控的工作之中。

在抗疫的關鍵時刻，有無數的逆行者捨小家為大家，義無反顧地奔赴戰疫的最前線，千千萬萬的普通百姓眾志成城、共克時艱，用各種方式為抗疫貢獻一己之力。正如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所講到的：“廣大醫務人員英勇奮戰，人民解放軍指戰員勇挑重擔，科技工作者協同攻關，社區工作者、公安幹警、基層幹部、新聞工作者、志願者堅守崗位，快遞、環衛、抗疫物資生產運輸人員不辭勞苦，億萬普通勞動者默默奉獻，武漢人民、湖北人民堅韌不拔，社會各界和港澳臺同胞、海外僑胞捐款捐物。中華兒女風雨同舟、守望相助，築起了抗擊疫情的巍峨長城。”

確實，“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在這次抗擊疫情的過程中，湧現出很多英雄人物。比如說51歲的武昌醫院院長劉志明，他說：“一張床位就是一條命。”帶領醫護人員用三天的時間，改造了504張床位，因為日夜連軸工作，而不幸因公殉職。火神山醫院的參與建設者有七千餘名，他們不分晝夜地趕工，從方案的設計到建成交付，僅僅用了十天的時間。許多工人在完成工作之後，還堅決不領工資，借此表達對國家的支持。汶川縣龍竹村的村民們，駕車36個小時，走了1300多公里，將一百噸蔬菜運抵武漢，分送給六家醫院。在災害面前，舉國上下患難與共，前方後方同心協力，海內海外和衷共濟，無數平凡的人們守望相助，用無私和大愛彰顯了民胞物與的精神境界，用責任和擔當詮釋了家國情懷的深沉內涵，這充分顯現了“上下相親，謂之仁。”

而中國之所以能夠形成這種“上下相親”的局面，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為什麼這麼說呢？西方國家，基本上采取兩黨制或多黨制，這就使得政黨頒布的政策、采取的措施，大都是從本政黨，以及與政黨相關的少數人的利益為根本出發點。正是這種偏私的存在，使得實行兩黨制或多黨制的國家政府，難以得到最廣泛的民眾支持。而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為自己的執政理念，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自己的根本宗旨。特別是在十八大之後，習總書記明確提出：“我將無我，不負人民。”“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所以能夠形成團結一切可以團結力量的局面，在抗疫的過程中形成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的局面，使得中國的疫情防控迅速取得成效。這就充分彰顯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

第三，“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在這次疫情防控中，中國在國內疫情防控形勢依然嚴峻的情況下，依然無私地向疫情嚴重的友邦捐贈醫療物資，並且派駐醫療隊伍實施援助。同時，還支持世界衛生組織，在世界衛生組織被美國威脅斷供之際，中國多次表示支持世界衛生組織，並在疫情發生期間，先後向世衛組織提供了五千萬美元的捐款。不僅如此，在第73屆世衛大會上，中國還宣布將提供二十億美元國際援助，支持疫情受災國，在中國建立全球人道主義應急倉庫和樞紐，建立三十個中非對口醫院合作機制，同時將疫苗作為全球公共產品供全球使用等等。

我們看到的是，中國從上至國家領導人、疫控防治專家，下到百姓，都通過各種方式，與世界人民分享中國防控疫情的成功經驗和做法，充分體現了“四海之內皆兄弟”的仁愛情懷，還有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的擔當精神。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主動對世界各國人民“雪中送炭”的實際行動，就是“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的表現。也讓世界人民，看到了中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誠意，也一定會感召越來越多的國家，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而攜手努力。

第四，“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病毒沒有國界，不分種族。面對疫情挑戰，中國不斷呼籲國際合作，呼籲各國人民應守望相助、風雨同舟，合作抗擊疫情。也贏得了很多外國政要、智庫學者的贊同和認可，他們說：“當人類面臨公共衛生危機時，中國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采取了一系列積極行動。中國向一百多個國家地區和國際組織提供支持和援助，推動抗疫國際合作，體現了大國責任與擔當。”

國際合作抗疫，進一步彰顯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重大意義，更加證明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命題是順應天道規律、辦理政治、處理國際關係的重要體現。中國自古以來就提倡“天人合一”，強調 “與天地合其德”，而天地的大德就是生養萬物，所謂“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正是“天有好生之德”，就要求我們效法天地之德，愛護萬物一視同仁，這就是仁。王陽明先生也說：“夫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正是這種“一體之仁”使我們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命題。

要從根本上除去“新冠肺炎”這一天地之間的禍患，還是必須重新認識中國古人“天地與我共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宇宙觀，重新樹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生態觀，重新理解“民胞物與”的價值觀。擺正人在自然界中“與天地參”的位置，按照自然規律來生產生活，這樣才能夠“贊天地之化育”，保持人與自然萬物和諧一體的發展關係。要贏得抗疫的勝利，走真正可持續發展之路，也還是必須依靠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理念。這種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可以幫助全人類轉危為安、化險為夷，除去天地之害。

我們接著往下看，“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器”，就是用來做事的方法、工具。“義與信，和與仁”是推行王道、君臨天下的必備工具，如果衹有統率治理百姓的願望，而沒有統率治理百姓的工具，那是不會成功的，而且“義、信、和、仁”，也都需要通過“禮”來表現。也就是說，在古人看來，即使要稱霸諸侯，也要講求“義、信、和、仁”，要把“義、信、和、仁”作為稱霸天下的工具。所以，對於一個國家的領導者來說，講求“義、信、和、仁”是至關重要的。比如說在《荀子》中就說：“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強殆中國，無他故焉，信也。”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勾踐，都原本是身處偏僻狹小之地的國君，但是後來他們能夠威震天下，使那些中原諸國都感受到威脅。為什麼呢？並不是出於什麼其他的原因，而是因為他們講求信用，“是所謂信立而霸也”，也就是說他們建立起了信用，所以才稱霸諸侯。

在《左傳》中也講：“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如果為政者的信用還沒有得到彰顯，不能夠為民眾所知曉，道義就無法建立。怎麼樣才能夠讓民眾信任自己呢？在《群書治要·中論》中講：“欲人之信己，則微言而篤行之；篤行之，則日用久；日用久，則事著明；事著明，則有目者莫不見也，有耳者莫不聞也，其可誣乎？”如果為政者想讓人們信任自己，即使是許下一個小小的承諾，也都要盡力實現，真正兌現自己的承諾，效果才會越來越長久。效果日益長久，事情會更加清晰，事情清晰，則有目共睹、有耳皆聞，誰還能夠歪曲事實呢？所以為政者要取信於民，就必須做到“微言而篤行之”。小小的承諾，要認真去實行來兌現、履行自己的諾言，並且要久久為功、持之以恒。不是只有言辭的承諾，更要依靠自己的實際行動來信守承諾。

就像中國在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倡議之初，有一些國家也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猜疑中國提出這些理念背後的政治企圖，但是中國繼續是以誠待人，與世界各國積極開展互利合作，加強國際援助，堅持走共同繁榮之路。特別是在這次抗擊疫情的過程中，中國的負責和擔當贏得了越來越多的國際認可。他們也越來越相信，中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確實是出於誠心，而沒有其他的目的企圖。

反之，如果不能夠使自己的信義彰顯，會是什麼結果呢？在《荀子》中這樣說道：“不務張其義，濟其信，唯利之求，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內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這句話說得非常好。它說你不致力於伸張自己的道義，成就自己的誠信，反而唯利是圖。在國內不顧後果地來欺詐人民、追求小利，對外不顧一切地欺詐與他結盟的國家，以追求大利。在內不好好地治理自己已經擁有的國家，而常常想侵占別人所有的國家。結果是什麼呢？“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得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如果這樣，他的臣子和百姓，就沒有不以欺騙之心來對待君主的。君主欺騙臣民，臣民也欺騙君主，就必然導致上下分崩離析。

“如是，則敵國輕之，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亡。”這樣一來，敵國就會輕視他，與他結交的國家也會懷疑他。權術陰謀日漸猖獗，以至於國家不可避免地出現危機，以至滅亡。這說明，導致一個國家衰亡的原因，在於自己“多行不義必自斃”。如果一個國家的領導者，不遵行“仁、義、禮、智、信”這些治國的常理常法，而是專門靠玩弄權術、陰謀來治國，必然害人者終害己。這一段話特別值得美國人學習和警醒，即使在處理國際關係上，也並非強權就是公理。它也是有“道”存在的。

中國傳統文化，它講的是興衰存亡的普遍規律。誰按照這個規律去做，誰就是“得道者多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誰違背了這個規律，必然是“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叛之”。我們觀察如今的國際形勢，正是中國時時處處都是順天道而行，所以必然是順天者昌。而美國很多時候都是有逆天道的，是逆天而行，結果也必然是走向衰敗。通過學習傳統文化，我們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我們今天時間到了，我們先學習到此地。我們下次再見，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