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孝经》，请看“谏诤章第十五”。
“谏”，就是劝告的意思。“诤”，就是劝告不听，再用言语去争取。这一章是讲作为儿子、臣子，如果遇到父母或君主有过失时应该谏诤。曾子顺着夫子所讲的扬名之意，进而请教：是否儿子顺从父母的命令就是孝？夫子提出，父母的命令有善有恶，不能一概顺从，因此讲述了谏诤的道理。因此，这一章以“谏诤”作为题目，列于“广扬名章”之后。
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命，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命，又焉得为孝乎？”
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命，可谓孝乎？”
这个“慈”，上面是一个“兹”，下面是一个“心”，看到这个字，告诉我们什么是“慈”？也就是念兹在兹，这个心无时无刻不在对方的身上。
“爱”，是一个“受”中间有一个“心”字，看到这个字，告诉我们什么是“爱”？就是用心地感受对方的需要。当你能用心感受对方需要的时候，那个才叫爱。所以爱不是自私自利，不是要求，更不是索取。
“恭”，着重在外貌，所以我们说貌恭。“敬”，主要是指内心，所以心敬。“闻命”，就是听受教导的意思。
曾子说：“关于慈爱、恭敬、安亲、扬名的道理，学生已经听过您的教诲了。弟子冒昧请问，身为人子，一切都听从父亲的命令，这可以称得上是孝吗？”
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
这里连说了两句“是何言与！”唐玄宗注：“有非而从，成父不义，理所不可，故再言之。”父母有过失，而儿女还去听从，这就是陷父母于不义之中，理所不允。因此夫子反复说了两遍，以示强调。
“昔者”，夫子讲述《孝经》之时，正当周朝衰乱之世，已经没有了这样的谏诤之臣，因此说“从前”。
“天子”，这里之所以不用“先王”而用“天子”，是因为在称“先王”的地方，都是指有圣德而又居于天子之位的圣明之主。而这里，下面讲到“虽无道”，可见是虽然居于天子之位，但是却没有圣人之德的“天子”，因此不称“先王”。
“争臣七人”，什么是臣？在《论语•先进》中解释：“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所以，以道事君、致君尧舜，是饱读圣贤之书的士大夫们的责任和使命，而且也是明君对于忠臣的要求。所以，从道不从君，这也是对臣子的要求。所以“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
“七人者，谓太师、太保、太傅、左辅、右弼、前疑、后丞，维持王者，使不危殆。”所指的七人，有太师、太保、太傅、左辅、右弼、前疑、后丞，他们都是帮助君王治理天下，使君王不至于陷于危险的境地。
在《礼记》中记载：什么是太师？太师的责任是“导之教训”，就是给他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导。
太傅：他的责任是傅之德义，也就是给以伦理道德的教育，使他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
太保：保，保其身体，也就是要给他讲一些养生之道，按照自然节律饮食起居，也包括自己的威仪，行住坐卧都符合礼的规定。
左辅：负责修明政教，讥刺不合法度的行为；右弼：负责纠察祸患以及言说失误、偏斜的地方。前疑：负责纠正法度，确定伦理道德的标准；后丞：负责匡正错误、以及考察变异得失。总之，“四弼兴道，率主行仁。”这四位辅弼大臣要进谏，目的是：使道兴盛、领着君主行仁。
当然，不仅仅是有七位大臣负有进谏的责任，圣明的君主还设立了各种制度，广泛地倾听各方面的声音。在《汉书》中记载：“古者圣王之制，史在前书过失，工诵箴谏，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然后君得闻其过失也。闻其过失而改之，见义而从之，所以永有天下也。”
说古代圣王的制度，有史官在前面记载君主的过失，左史右史，记事记言，他们负责把君主的言论和行为都一一记载下来，特别是要记载君主所犯的过失。这也是一种独特的监督机制，让君主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小心谨慎。
“工诵箴谏”：乐工要读诵规劝的谏言，使王者提起正念和警觉。古代君主在用餐的时候都要奏乐，奏乐的时候也要有乐工读诵箴言警句、还有劝谏的言辞，所以这个音乐不仅仅是娱乐。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古人对于道德教育的重视，是渗透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一切可见的场合。就像我们现在人重视赚钱，所以把商业广告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随处可见的都是商业广告的道理一样。
古人读书志在圣贤，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所以是利用一切可能的场合来加以提醒人：伦理道德的教育。
比如说汤王，他在自己洗脸的盘子上还刻了一句话，所以说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每一天在洗脸的时候，要提醒自己，德行也要像这个脸一样，每一天都要更新，日新又新，这样每一天才有进步。
“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然后君得闻其过失也。”平民百姓在道路上可以批评时政的得失，做生意的人在市场上可以议论朝政，总之就是要让民众有合适的渠道表达自己的意愿，使民情上达。从民众表达的意愿之中，为政者能够看到施政的得失，国君能够听到自己的过失。听到自己的过失之后，重要的是能够改过，见到正义的、符合道义的就听从，顺着去做，这样才能够永久的拥有天下。从这一段议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中国人很早就非常重视吸收民主、采取民主建议的形式，聆听天下人的声音。
在《管子》中也记载，齐桓公有一次向管仲来请教，说：“我想拥有天下而不失去天下，得到权利而不丧失权力，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管仲怎么回答的？他说：“你要认真地考察百姓所厌恶的，从而引以为戒。”接着他说：“黄帝立明台之议，尧有衢室之问，舜有告善之旌，禹立谏鼓于朝，汤有总街之庭。”在黄帝的时候就设立明台，目的是什么呢？让群臣在这里议论国事。尧设立衢室为的也是使下情上达，主动去问百姓有什么意见。舜在朝门外设立了进谏的旌旗；禹王在朝门外设立了进谏的鼓；汤王设立了一个能够使街头巷尾的议论、意见都能汇总的庭堂。这些制度的目的是什么？“以观民诽也”，都是用来听百姓的批评建议的。“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这就是古代英明的圣王之所以能够拥有天下，而不丧失天下；得到权力，而不丧失权力的原因。
这说明天子拥有广大的天下，需要倾听不同方面的声音，才能了知下情。在这里只是举了争臣七人，足以看出谏争的功劳之大。
所以孔子说：“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在古时候，天子有七位直言劝谏之臣，即便天子无道，也不会失其天下。”
在《孔子家语》也记载：孔子说：“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汤武以谔谔而昌，桀纣以唯唯而亡。”什么是谔谔？“谔谔”，就是直言无讳的样子。“唯唯”，就是恭敬地答应，应答之声。孔子说：“良药苦口难咽，但是却有利于治病。正直的劝谏听来不顺耳，但有利于自我提升。商汤周武王是因为广纳直言劝谏而国运昌盛；夏桀商纣因为狂妄暴虐，群臣只能唯命是从，而导致了国家的灭亡。”
比如说夏桀王，他整天荒淫无度，喝酒作乐，不务朝政。臣子关龙逄来进谏，站在他的身边不走。夏桀王很生气，于是他把关龙逄关了起来，并且很快就把他给处死了。因为夏桀任用的全是奸佞之臣，结果夏朝很快就灭亡了。
商纣王也是如此。在《史记》中记载，商纣王每一天喝酒享乐，沉迷于靡靡之音，喜欢和女子饮酒取乐。当时他的手下也有一些忠臣，他任用的人才也不少。他任用的三公是鄂侯、九侯和西伯昌，西伯昌就是后来的周文王。九侯有一个女儿，长得很美丽，九侯就把她进献给商纣王。但是九侯的女儿不喜欢过度淫欲，商纣王很生气，就把她给处死了。不仅如此，把九侯也杀死，并且做成了肉酱。鄂侯看到了就去劝谏，用非常严厉的言语指正他。商纣王很生气，把鄂侯也杀死了，还把他做成了肉干。西伯昌听到了这件事，就不免暗暗地叹气。被纣王知道了，就把他关在了羑里。后来西伯昌的几个臣子晋献给纣王一些美女、宝马，还有金银珠宝。商纣王才把西伯昌放了出来。
纣王的身边还有三个贤臣，微子、比干和箕子。微子三番五次地进谏纣王，结果纣王不听，没有办法，微子就逃走了。比干犯颜直谏，商纣王很生气，他说：“我听说圣人的心和凡人的心不一样，我要看一看比干的心是不是和凡人的不一样。”于是就杀了比干，剖视其心。箕子看到纣王这样的荒淫无道，非常害怕，知道自己去进谏也不会有效果。于是装作癫狂，沦为奴隶。但是商纣王还是不放过箕子，把他关了起来。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再也没有人敢去进谏了，结果商朝也很快灭亡了。后来周武王吊民伐罪，商纣王穿着珠宝玉石装饰的衣服投入火中，自杀身亡。
那么这些典故都是提醒，但凡荒淫无道而且不愿意听臣子进谏的领导者君主，下场都不是很好。因为他们的错误，一天一天地严重。自己贡高我慢的心越来越强烈，看不到自己的过失，不接受忠言劝谏，最终导致了灭亡的结果。所以，忠言虽然难听，但是有利于我们德行的提升。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特别的观照能力，又没有善友在旁边提醒，那就可能是一错再错，错得很离谱了自己还不知道。
一般人都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喜欢被赞叹、被肯定、被表扬。特别是当了领导之后，随着自己的地位一天一天地提升，有求于自己的人越来越多，自以为是的傲慢之心不知不觉日益增长。而当自己已经习惯于谄媚巴结的话、奉承的话、肯定的话、赞叹的话，突然有一个人来当面指正自己的过失，就感觉很难受，甚至内心还起对立，这样就很难看到自己的过失了，问题也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在《群书治要·傅子》中指出：“正道之不行，常有佞人乱之也。”正道之所以不能够顺利地推行，常常是由于奸佞之人在作怪。纵观历史，从古至今，奸佞之人却大都受到重用，这是什么原因？
在《傅子》中说，奸佞之人善于养人的私欲，所以私利欲望很重的领导者就喜欢奸佞之人。“唯圣人无私欲，贤者能去私欲也。”圣人是没有私欲的，而贤者也能够去除自己的私利和欲望。“有见人之私欲，必以正道矫之者，正人之徒也。”看到人的私利、欲望升起来了，就用正道来矫正、劝告他，这就是正直的人。“违正而从之者，佞人之徒也。”如果违背了正道，顺从人的私利和欲望，看到人的私欲升起来了，不仅不去劝告，反而还顺从他，一味地满足他，这就是奸佞之人。如果领导者以这样的标准进行考察，就能够了解并区别奸佞的人，还有正直的人，他们的区别了。【】
在历史上，有很多臣子为了取媚君主，特别善于观察君主的喜好，一味地投其所好，领导者喜欢听什么就顺着什么去说，喜欢什么就送给他什么。所以现在的贪官为什么都能够无一例外地被人拉下水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都有私心、私欲，都有喜好，不是贪财的，就是贪色；不是贪色的，就是贪利。所以你看他喜欢钱，就送他钱，喜欢色的就送他色，喜欢名利的就给他出名，喜欢字画的就送给他字画，喜欢古玩的就送给他古玩。即使他不喜欢，还有他的家人喜欢，比如说他的妻子、父母、儿女，看到他们喜欢什么就送给他什么，看到他们重视什么就讨好他什么，结果怎么样，结果无一例外地都被拉下了水。所以古人说“无欲则刚”，只要人有欲求，有一样东西放不下，就没有办法达到高尚的境界。所以古人说“人到无求品自高”，如果人还有贪求财色名利，都会被人控制、被人蒙蔽。
除去贪求之外，君主要不被人所蒙蔽，还要广泛地听取意见，使下面的言论传达到君主这里。所以《政要论》中说：“为人君之务在于决壅，决壅之务在于进下，进下之道在于博听。”为人君者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被人蒙蔽，那么怎么样才能不被人蒙蔽呢？不被蒙蔽的关键在于使下情上达，那又怎么样使下情上达呢？能够使下面的言论传达到君主这里的关键，就是要广泛地听取众人的意见。所以他说：“博听之义，无贵贱同异，隶竖牧圉，皆得达焉。”要想真正能够广泛地听取大众的建议，关键就是做到贫富贵贱都一视同仁。使得做奴役的、做童仆的，乃至于放牧养马的，都能够把他的意见传达给君主。这样做了就使他所闻、所听、所见的非常广博，那么将会“虽欲求壅，弗得也”，即使有臣子想蒙蔽他，也就做不到了。
当然，作为一个明君，除了博听，仅仅做到博听还是不够的，还要怎么样？还要善于辨别、认真考察，做到采纳有方。
在《群书治要·体论》中说：“夫听察者，乃存亡之门户，安危之机要也。”什么叫门户？就是事物的关键。“机要”呢？也是关键的意思。“听察”，就是听取和考察各种意见，这是什么？这是国家存亡安危的关键。为什么这么说？“若人主听察不博，偏受所信，则谋有所漏，不尽良策；”假如君主不能广泛地听取和明察，只接受亲信者的言论，那么谋划一定有疏漏，不能尽是好的策略；“若博其观听，纳受无方，考察不精，则数有所乱矣。”假如能够广泛地听取和明察，但是采纳的方法不对，考察也不精确，策略必然混乱无章。这就是提醒做领导的，既要广泛地听察，但是听取建议的时候，还必须认真地去考察，不能够什么话都听，不知道辨别。
比如说在贞观三年的时候，太宗对房玄龄和杜如晦说，他听闻古代帝王上合天心，都是能以上天的仁慈之心来治国，因而能让天下太平。同时，这些帝王除了有仁爱之心之外，关键还是有这些股肱大臣的辅佐。他体会到这一点，就广开直言之路，让臣子劝谏。太宗广开言路的目的，当然是要了解自己政事的得失，看看老百姓中有没有被冤枉的。但是近来发现，有些上奏言事的人都是在揭发人家的隐私，谈论百官的缺点，而且非常的琐碎，和国家的安定根本没有什么关系。结果怎么样？大多数的人都是在利用皇帝广开言路的机会批判别人的隐私。
太宗接着说，他考察历史上的很多皇帝，都是因为一些人攻击臣子的隐私，造成君主怀疑臣子，对臣子不信任了。而一旦君王不信任臣子，下情就不能上达了。臣子想竭尽全力地为国家出谋划策，也就做不到了。
所以中国人讲事都非常讲究中庸之道，没有偏颇在一边。虽然他鼓励人们犯颜直谏，提不同的意见直言不讳，但是也要懂得不能听谄媚的话，也不能够听诽谤别人的话，也不能够听不符合公义的话。不能因为那些没有见识的人专门告发别人的隐私，进献谗言，而去怀疑臣子，乱了君臣之间的关系，这样对国家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太宗下令，从今以后，假如有人上书攻击别人的阴私小恶，就要定进谄言的罪。
所以太宗皇帝一方面广开言路、听取谏言，另一方面，也能够明察、分辨这些劝言的邪正，这样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使谋划、策略不至于错误。
现在，在提拔干部的时候都要进行公示，在公示期间，只要有人举报这个干部有问题，无论是真、是假，都会导致对这个干部的提升有影响。而进献谗言的人、无理攻击的人却没有任何的惩处，这也是有失偏颇之处。所以太宗的这一个做法就很值得我们借鉴。这也说明，成为一代明君，成为一个能够纳谏的明君，非常的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首先自己要没有私欲，做到无欲则刚，这样的话谏言才能够听得进。第二，还要博听，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各种人的意见，使下情上达。这还不够，第三，还要有分辨能力，能够辨别忠奸、真假、是非。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奸臣，他也是像忠臣一样，甚至表现得比忠臣还要忠诚，这个时候，作君主的就要懂得明辨是非、善恶、美丑。
“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
诸侯，诸侯国的国君有五位直言劝谏之臣，即便无道，也不会失去他的国家。
在《群书治要·吴志》中说：“兴国之君，乐闻其过；荒乱之主，乐闻其誉。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臻；闻其誉者，誉日损而祸至。”能够使国家兴盛的君主有什么特点？就是喜欢听那些指正自己过错的话。而荒淫败乱的君主，喜欢听赞美的话。愿意听自己过失的君主，过失一天一天地消除，福分就会到来；而喜欢听美言的君主，德行会一天一天的受损，灾祸也就降临了。这是通过对比兴国之君和荒乱之主面对谏言的做法，来指出他们不同的结果。
我们学过《弟子规》的人都知道“闻誉恐，闻过欣”的道理。所以孔老夫子的弟子子路“闻过则喜”，听到别人过来给他指正过失，他是非常欢喜、高兴地来接受。而禹就更近了一步，“禹闻善言则拜”，他听说有人给他指正过失、提好的建议，他会给人礼拜表示感谢。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人看到自己的过失是很难的，所以不知道自己有过失，就谈不上改过，也就谈不上提升。正是因为他们对谏言有这样的表现，所以才让属下敢于也愿意给他们提建议。君主也不是圣贤人，还没有达到圣贤的程度，自然会犯这样或者那样的过失，如果他们有幸遇到犯颜直谏的忠臣，就有机会改正自己的过失，进而成为圣明之主。在《吕氏春秋》中讲到，楚文王得到了当时有名的“茹黄狗”、“宛路箭”。他到云梦泽去田猎，三个月都不回来，也就不理朝政了。而且还从丹地得到了一个美女，每天和这个美女歌舞升平，一年都没有上朝，没有办理朝政。后来他的太保申就说了：“先王曾经占卜，认为我做太保是一件很吉祥的事，现在您的罪理应受鞭刑。”楚王说：“能不能变换一个方法，不要用鞭刑责罚我？”太保申说：“我承继的是先王的法令，不敢废除。如果您不受鞭刑，就等于是废弃了先王的法令。我宁愿获罪于您，也不愿意获罪于先王。”楚王听了就说：“好吧。”于是，太保申就把席子拉了过来，让楚王趴在上面，把五十根细细的荆条绑在一起，跪着把它放在了楚王的背上，如此做了两次，然后说：“大王您可以起来了。”楚王问：“既然都有了鞭笞的名义，您就不如痛快淋漓地、名副其实地打我一顿好了。”太保申说：“我听说，对于君主、对于君子，能让他感到羞耻就可以了，对于小人，才要让他感到疼痛。如果让他感到羞耻，他都不改变自己的行为，让他感到疼痛又有什么帮助？”太保申说完之后，站起身来走出去，请求楚王把他处死。你看太保申，他去觐见楚王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自己被处死的准备了，但是即使如此，他也不愿意看着楚王犯过失而不去劝谏。楚文王说：“这是我的过失，太保您又有什么过失？”后来楚王改变了自己的行为，他把太保申重新招回来，杀了“茹黄狗”，折了“宛路箭”，把丹地的美女也放了回去，一心一意地治理楚国。最后，楚文王兼并了三十九个国家，使楚国的地盘非常的广大。
楚文王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功业，都是太保申犯颜直谏的结果。假设当时文王犯了这些过失，却没有太保申这样的人敢于指正他的过失，他可能就会沉迷下去，再也不可能让楚国治理好了。
在《群书治要·昌言》中说：“人主有常不可谏者五焉：一曰废后黜正，二曰不节情欲，三曰专爱一人，四曰宠幸佞谄，五曰骄贵外戚。”《昌言》中说，君主有五种情况通常是不可以劝谏的，哪五种情况？
第一就是废除皇后、废除太子。为什么？“废后黜正，覆其国家者也；”废除皇后，废除太子是可以使国家倾覆的事儿；这说明皇帝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做出这样的选择，所以在这种情况不能够劝谏。
第二种就是对自己的情欲很放纵、不节制。为什么不能劝谏？“不节情欲，伐其性命者也。”不节制情欲，危害的是君主的性命，也就是说君主放纵情欲，自己连自己都控制不了，已经完全被这个欲望所左右了。
第三是专爱一人。“专爱一人，绝其继嗣者也”；专门宠幸一个人，就会断绝后代；所谓的“情令智迷”，在这个时候，也是不可劝谏的了。
第四是宠幸阿谀奉承的人。“宠幸佞谄，壅蔽忠正者也”，宠信谄谀奸佞之徒，就会阻塞正直之人的上进之路。
第五是骄贵外戚。“骄贵外戚，淆乱政治者也”，放纵重用外戚，就会使国家的政治混乱。
以上这五种情况都不能够犯颜直谏。为什么？“此为疾痛，在于膏肓；此为倾危，比于累卵者也。然而人臣破首分形所不能救止也。”这些情况，如果用病来比喻，就是病入膏肓；如果用危险来比喻，就是危如累卵。即使臣子们肝脑涂地，也难以拯救。因为什么？因为在这些情况下犯颜直谏，君主很可能不采取臣子的建议，而直谏的臣子也很可能被处死。但是太保申，虽然看到文王不节制情欲，而且宠爱一人，仍然冒着生命危险去劝谏君王，可以说是极其忠义，也正是因为他的劝谏，才改变了楚文王乃至整个楚国的命运。
当然，进谏的方式、方法可以有很多，不一定都是犯颜直谏。在《孔子家语》中记载，孔子将忠臣进谏的方式方法分为五种：一曰谲谏，二曰戆谏，三曰降谏，四曰直谏，五曰风谏。“谲谏”就是郑重提出问题而委婉地进行劝谏；“戆谏”就是刚直而没有任何文饰地劝谏；“降谏”就是低声下气地、降低身份地进谏；“直谏”就是直言规劝；“风谏”也就是用委婉曲折的语言来规劝。
采用哪种方式，要依据具体的情境做出选择。魏征能够直谏唐太宗，因为什么？因为他面对的是太宗皇帝，一代明君。假如换成另外一个皇帝，那他这样的犯颜直谏，可能三个脑袋都不够，所以还要看具体情况。
东汉大儒马融仿效《孝经》，写了一部《忠经》，在这一部书中，他详细地谈论了忠君之事。尽忠，首先要知上，就是要了解你的领导、了解你的君主，不仅要知道他的脾气秉性，还要知道他的胸襟抱负，这样才能够更好地侍奉君主、长上。所以劝谏要达到良好的效果，也要知道长上的脾气秉性。所以知上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迎合、谄媚、巴结，取得长上的宠信，这样做还是出于私心。知上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尽忠职守，和君主一同走在大道之上，把国家治理好，这才是知上的目的。当然也包括纠正君主的偏失。
在孔子看来最好的进谏方式是什么？那就是讽谏，所以他说：“吾其从风谏乎。”也就是说不直接指责君主的过失，而是通过举例、比喻、引经据典、借物说理等进行规谏，其语言婉转含蓄，也让君主容易接受。
在《战国策》中记载着“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就是一个讽谏的例子。战国时，齐威王有个臣子邹忌，身高八尺有余，长得非常高大，相貌堂堂。有一天他看着镜子中自己，突然自我感觉良好，于是他就问妻子：“我和城北的徐公比起来，谁比较英俊呢？”城北的徐公是当时齐国众所周知的美男子。结果妻子回答说：“徐公比您差远了，还是您比较英俊。”邹忌听后很高兴。没过多久他又问他的妾：“我和城北的徐公比起来，谁比较英俊？”妾也很快不加思索地回答说：“他比您差多了，还是您比较好看。” 邹忌听了又很高兴。有一天邹忌的朋友来找他，在谈话当中，邹忌又问朋友：“我跟徐公比起来，谁长得英俊？”他的朋友说：“当然是您了，他怎么能跟您比呢？”
过了一天，徐公到家里来做客，邹忌很认真地观察徐公，心里想：“人家比我英俊多了，我怎么比得过人家呢？”等徐公走了之后，邹忌再在镜子面前一照，看来看去，觉得自己比徐公实在差得太远了。后来他就想，明明我比人家长得差太多了，为什么我的妻子、小妾，还有我的朋友都说我比较英俊呢？想来想去他想明白了。原来“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我的妻子是太偏爱我了，因为她有偏私，所以她看不清楚。这就是《大学》中所说的“身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就是我们一般人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因为自己太喜欢这个人了，所以怎么看也怎么喜欢，怎么看她也怎么漂亮，看不出什么问题，看不出什么缺点。“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小妾之所以说我长得比较帅，是因为她害怕我不宠爱她，因为她怕我，才说我长得好看。这就是“身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心里有恐惧了，看问题也看不清楚了。朋友为什么说我比徐公还英俊呢？“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是因为这个朋友他有求于我，所以才说我长得比较好看。
一天，邹忌将这些事情就讲给了齐威王，威王觉得很有意思。结果邹忌突然话锋一转，说道：“国君，我们齐国有千里之地，有一百二十多座城池，而您身边的女子，每一个人对您都有偏私，都讲好话给您听。我才有一个妾惧怕我，但是朝廷所有的大臣都害怕您。我家里只有三个人迎合我，我已经搞不清状况了，自认为自己比那个美男子徐公都英俊。而全齐国的人都有求于您，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看得清事实的真相吗？还能不被蒙蔽吗？”齐威王也很有智慧，他就赞叹，说“您说得太好了。”然后齐王自省，并且提出了具体的做法，这些做法也值得我们借鉴。他说：“从现在开始，臣子能当面指出我的问题的，受最高的赏赐；能够上书写奏章，指出我的问题的，受中赏；在一些公共场合能够准确地议论我的过失，并且能够传到我的耳中的，受下赏。”
齐威王的这个举措一公布，结果怎么样？门庭若市，臣民百姓都来纷纷地给他提不同的意见。过了几个月之后，就慢慢地少了，偶尔还会有人来劝。一年之后，就几乎没有人来了，因为什么？因为齐威王的过失全都改正过来了，老百姓和臣子也没有什么意见可提了。
一年之后，齐国附近的燕国、韩国、赵国、魏国都来拜见齐王。因为齐威王的德行好，国家强盛，别的国家也不敢冒犯他，还要恭敬他。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战胜于朝廷”。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效果？就是因为君王有德，他在朝廷中施行德政，善于听从不同的意见，明察自己的过失，改正施政的弊端。结果他不用动一兵一卒，就让别的国家佩服敬畏了。
我们也可以想一想，这么多人给齐威王提意见，肯定有和他的想法做法完全不一致的意见，他都能够欢然接受，所以才出现了诸国敬服的景象。
“大夫有诤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
这个“家”，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天子诸侯曰国，大夫曰家。” 《康熙字典》说：“大夫之邑曰家。”所以这个“家”，不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家庭”的“家”，而是指大夫所治理的区域，也就是大夫的采地、食邑称为“家”。这种意义上的“家”，在经典中经常出现，比如说孟子说：“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文字学？学文字学，就是因为同样一个字，比如说“家”，在古代的时候，它有具体的含义，在经典之中它也有不同的意思。如果我们没有深入文字学，按照我们现在的小家庭的这个“家”去理解这个“家”，你就不明白什么叫家国同构。
诸侯所治理的区域称为“国”，卿大夫所治理的区域称为“家”。这说明“家”和“国”都表示一定的治理或者管辖的区域，在这个地域中有相似的政治架构和社会功能，只是大小和级别不同，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讲家国同构。很多人批评传统文化，讲家国同构，还不知道什么是“家国同构”。
卿大夫有三位直言谏诤之家臣，有三位能够直言谏诤的臣子，即使大夫无道，也不会失掉其家。这个“家”是指大夫的采地和食邑。
“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
这个“令”就是善的意思。因为士，他没有臣子，所以靠贤友来辅助自己。
唐玄宗注解：“益者三友。”邢昺疏：“论语文，即‘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是也。”又《论语》云：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在《论语》中说，子贡问什么是友？孔老夫子回答说“忠告而善道之”。这说明了善名是因为接受忠言劝告而后才成就的。“忠告而善道之”，这样的人才称为友。
那么《论语》中还说，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也有三种。与正直无私的人交友；与宽恕的人交友；与见闻广博的人交友。交这三种朋友，对自己的德行都有益处。
这个“直”就是正直的朋友，这个人心中没有弯弯绕绕，正直无私，不会害人，也害不了你。想要交到正直的朋友，自己必须首先正直。如果自己不是一个正直的人，那么正直的人也不会与自己成为朋友。
“友谅”，就是交宽恕的朋友，这样的朋友对一切事情都能够宽恕，不苛刻要求，也不把别人的过恶记在身上，记在心里。很多地方把“谅”解释为“信”。但是“信”，就和前面的“直”字很接近。为什么接近呢？因为直者必信。所以“谅”解释为“恕”更加合适，就是和宽恕的人交朋友，自己没有压力，心情也会很好，很自然。
“友多闻”，就是交博学多闻的朋友。多闻的人能够通达，遇到事情能够提起经典中的教诲，不会钻牛角尖儿。和博学多闻的人交朋友，还可以帮助自己解决困惑。所以《礼记·学记》中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就如同井底之蛙。那么如何避免孤陋寡闻？就是要交博学多闻的朋友。
当然这个“博学”，学的是什么？特别是在知识爆炸的现代社会，学的越多不一定越有智慧。这个“博学”，主要学的是圣贤之道，对儒释道的学问都能够通达，这样才有能力辨别是非邪正，不会被蒙蔽欺骗。博学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学习知识技能，而是以开智慧为目的。所以要做到博而不杂。什么叫博而不杂？比如说“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善财童子，去参访五十三位善知识，这五十三位善知识来自各行各业，修学的方法各不相同。参访完毕之后，他是什么态度？就是四个字，“恋德礼辞”。恋德就是感恩，礼辞就是恭敬辞别。什么意思？就是你所修学的方法、修学的理论我知道我了解，但是我还是坚持自己的方法。所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告诉人们，一定要精、专一、精进、博而不杂。
所以老师教学最怕的学生，跟着这个老师学几天，跟着那个老师学几天。这样的学生是教不出来的，一般的老师也不愿意教，也教不了这样的学生。这个是讲正直无私的朋友、宽恕的朋友、博学多闻的朋友，对自己的德行是有帮助的。
下面是讲三种损友。
“友便辟”，就是善于逢迎的朋友，很会说话、言语巧妙、绝不得罪人的朋友。这种人善于谄媚、恭谨周旋、顺承他人，但是很可能就失去了正直。
“友善柔”，就是要避免交善于伪善奉承、面柔的朋友，“面柔”就是“巧言令色”中的“令色”。
“友便佞”，就是善于言辞、巧言善辩的朋友，这样的人可以无理辩三分。
交以上这三种朋友，都有损失。那么《弟子规》中告诉我们：“闻过怒，闻誉乐。损友来，益友却。”我们闻到过失就生气，闻到称誉就欢喜，那么有损害的朋友就来了。损友，对你有损、德行有损的朋友就来了。而对你有益的、德行提升有帮助的朋友就走了。
“闻誉恐，闻过欣。直谅士，渐相亲。”如果你听到别人赞叹你，你战战兢兢，自己真的有别人赞叹的那么好吗？这是别人过分的赞叹吧！“闻过欣”，听到别人说我们的过失，反而像大禹一样欢欣喜悦地接受。这样，正直、宽恕，或者诚信的朋友，就和你亲近了。
“善相劝，德皆建。过不规，道两亏。”交朋友最重要的就是互相劝善，如果看到朋友有过失就去劝谏，两个人都建立了道德，在德行上都有提升。如果看到朋友有过失而不去规劝，两个人都亏失了道义。
还说“能亲仁，无限好。德日进，过日少。”能亲近仁德的人，和有仁德之心的人交朋友，这样可以使自己的德行每天都有增长，过失每一天都有减少。
总之，有益的朋友，就是能够看到你的过失并且劝谏的朋友，帮助你改正过失、提升自己、改过迁善的朋友。所以士人若有直言规劝的朋友，自己就不会失掉美好的名声。“令名”，就是善名的意思。当然我们想想，现在一般的读书人，也很难遇到能够直言规劝自己的朋友，能够直言说自己毛病的人，只有自己的父母、家人。
后边，说“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
邢昺疏：“《内则》云：‘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而复谏。’《曲礼》曰：‘子之事亲也，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言父有非，故须谏之以正道，庶免陷于不义也。”
在《礼记·内则》篇上说，父母有过失，做儿女的应该低声下气、欢愉的表情，而且温柔的声音来劝谏。劝谏不被父母所接受，还要更加恭敬、更加孝顺，待父母欢悦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再去进谏。在《礼记·曲礼》中也说，儿女侍奉父母，对父母三次劝谏了，父母还是不听从，就应该“号泣而随之”，就是哭着再去进谏。说明父母有过失，都需要用正道来劝告父母，使他们免于陷于不义。因为做儿女的不忍心看着父母陷于不义之中，而不去劝告。所以说，如果父亲有能够劝谏自己的儿女，就不会陷于不义的境地。
“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命，又焉得为孝乎？”
因此，当父亲有不符合道义的行为，作为人子的就要劝谏。只是一味地顺从，怎么能够称得上是孝呢？
在《群书治要·昌言》中记载，说：“人们侍奉双亲，要不离开父母身边，不因为劳累困辱而倦怠，听从父母的话，满足父母的期望。孝子看到父母身体不安，就睡不着觉；看到父母饮食不佳，自己也难以下咽。终生都孜孜不倦地这样做，就不会遭到父母的厌恶。”
同样的道理，事奉君主领导，如果不出现过失，就不会得罪领导、父母。而且在工作的过程中，避免拈轻怕重，认真完成所有任务。臣子事奉君主，如果获得君主的赏识，不能恃宠而骄，反而更加敬业；如果怀才不遇，也不要心怀怨恨，反而更加勤勉。无论处于安危或者险易的状态，都不改变他的志向和诚心。这样孜孜不倦地保持终生，就不会遭到君主的憎恶。
人与人交往，应该做到仁爱、宽恕、谦逊、礼让，忠诚是发自于内心，信用显扬于外，不听流言蜚语，爱憎没有偏私。不是因为我喜欢这个人，就对他好一些；不喜欢那个人，就对他厌恶。在私下的时候，严防责备别人。和朋友相聚的时候，多说别人的长处。有辜负我的人，我对他更加宽厚；有怀疑我的人，我对他更加真诚、更加信任。别人有祸患、灾难，一定要去帮助，暗中施恩于人而不图回报，暗中立功而不求为人所知。像这样孜孜不倦地保持终生，与人交往就不会被憎恶。
侍奉父母，如果不为父母理解、认可，那么一定是孝行尚未做到至善圆满；事奉君主、领导，如果不被君主领导所认可，一定是忠诚、忠贞没有尽到极致；与人交往而不被人理解、认可，那也是信义没有达到极致。
当然，行孝并不是一味地顺从父母，有时违背父母也同样是孝。那什么样的时候可以违背父母呢？ 下面他说：
“父母怨咎人，不以正己，审其不然，可违而不报也。”如果父母埋怨怪罪别人，而不知道反求诸己、端正自己，那么做儿女的就可以违背父母之命，而不去报复别人。
“父母欲与人以官位爵禄，而才实不可，可违而不从也。”如果父母要给无才无德之人官位爵禄，也可以违背父母之命。
“父母欲为奢泰侈糜，以适心快意，可违而不许也。”如果父母追求奢侈靡费的生活，就可以违背父母之命，不予答应。
“父母不好学问，疾子孙之为之，可违而学也。”如果父母不喜好圣贤教诲，而且还反对子孙求学，这种情况，就可以违背父母的意愿而去学习。否则，还会陷父母于不义。
“父母不好善士，恶子孙交之，可违而友也。”如果父母不喜欢贤良之士，反对子孙和这些贤德之士交往，也可以违背父母之命，与这些人交朋友。
“士友有患故，待己而济，父母不欲其行，可违而往也。”如果朋友遇到了困难，需要自己去帮助他们，但是却遭到了父母反对，也可以违背父母之命前去帮助。
后面这一段结论，说得很好：“故不可违而违，非孝也；可违而不违，亦非孝也。”不该违背的你却违背了，这是不孝；而应该违背的，却没有违背，这也是不孝。那凭什么标准来判断该不该违背？后面这样得出了结论：“好不违，非孝也；好违，亦非孝也。其得义而已也。”一味地讲不违背父母，这是不孝，因为如果父母做了不义的事情，你也不违背父母，那就是成就父母去作恶，这就是不孝了；一味地喜欢违背父母之命，也是不孝。父母说你的是对的、是符合道义的，但你仍然违背父母，这也是不孝。所以最后这一句话是关键，“其得义而已也”，主要看你所做的事情是不是符合道义？符合道义的，就应该去做；不符合道义的，就不应该去做。所以古人说：“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最终还是以道义为旨归。
中国古人从来没有讲过“愚忠、愚孝”，而是讲了做父亲的、做君主的有了过失、违背道义的时候，做儿子的、做臣子的要去劝谏，这才是尽到了子女和臣子的责任。
好，我们这一章就先学习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