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孝经·广至德章第十三》。
在《开宗明义章》孔子讲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并且提出这一至德要道就是孝，但是并没有展开论述。这一章是广宣“至德”之意。天子以其至高的德行，身体力行孝道、悌道、臣道，天下的人自然而然的受到教化。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顺民如此其大者乎”。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见之也。”
“家至而日见之”，根据邢昺的疏，“家至”：就是家家悉到。 “日见之”：天天见面。孔子说：“君子教导民众孝道，不用亲自到家家户户每日见面对之宣讲。”
那应该怎么样做？夹注中说：“但行孝于内，流化于外也”，只是行孝于内。比如说天子对自己的父母尽到孝道，天下人看到天子如此孝敬父母，也自然跟着天子学习，德泽自然感化于外。在《论语》中，孔子也多次强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也是告诉我们上行下效的道理。
孔子还说：“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你率领着大家去做正当的事，还有谁敢做不正当的事？领导者、在位者的率先垂范，对于治国具有关键的作用。
孔子还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假使一个领导者、在位者能够端正自身，办理政治又有何难处？假如不能端正自身，又怎么能够端正别人？推行孝道也是一样，在位者能够身体力行，孝敬父母，天下的人自然起而效法。
在《群书治要·尸子》中记载，舜任用了五个人，而天下大治，但是天下人仍然以舜为父母。而且他达到了无为而治的境界。首先我们看舜，他任用的五个人都是谁？《论语》中也说：“舜有臣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
大禹，世人皆知，他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他的父亲“鲧”也曾经奉命去治理洪水。但是“鲧”采取的是壅堵的方式，结果没有把水治好。“禹”就继承了他父亲的事业，但是他改变了治水的方法，采取了疏通的方式，结果治理黄河有功，所以受禅让继承了地位。“禹”也是夏朝的第一位天子，他最卓著的功绩，除了把黄河的滔天洪水治好之外，就是把中国的国土划为九州。后人尊称他为“大禹”，就是伟大的禹的意思。
“稷”是周家的始祖，他教民稼穑，让人们有东西吃，这也是有德于民。所以为什么周朝可以享年八百多载？都是因为他们的祖先积了厚德，庇荫了子孙。所以凡事都有它的因果，必须相信，那就是自作自受。
所以“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三世而斩”。凡是五代同堂的家庭，都是他们的祖上有厚德，这是从正的方面讲。那反过来讲，这个家庭、家族后代不是很兴盛发达，也是和祖宗不积德有关。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一有不如意的事出现的时候，就不会去怨天尤人。现在社会无论是贫富贵贱，都是怨声载道，什么原因？其实就是不明理所导致的。遇到问题不知道“反求诸己”，反而是推卸责任，责怪、埋怨别人。
下面一个人叫“契”，他是“子”姓，名“契”，是帝喾之子，“尧”的异母兄弟，他也是商汤的祖先。在公元前十六世纪，他的第十四代孙“商汤”起兵灭夏，建立了商朝。商汤传位十七世，三十个君王历时五百多年，最后在商纣王的手里灭亡。“契”最大的贡献，就是他当时担任“舜”的司徒，也就是相当于教育部长。他教导人们什么？教导人们五伦大道，所以在《孟子》中有记载，五伦大道从契的时候就开始教导了。
“皋陶”就是舜禹时期的大理官，也就是司法长官，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大法官。据说他长着青脸鸟嘴，铁面无私，断案公正。作为法官，必须公正无私，不能够以权谋私，凡是以权谋私的法官，下场都不会太好。当然，不仅仅是做法官不能够以权谋私，凡是我们做事情，担任一个职位，都不可以以权谋私。为什么？《大学》中告诉我们：“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凡是以权谋私获得来的财富，都叫“悖而入”，也就是说以不正当的方式获得的。那将怎么样呢？就是以不好的方式败散掉，而且还失去了人家对你的信任。所以以权谋私的人，基本上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最后什么也得不到。这里讲的是“皋陶”。“皋陶”后人就很少。为什么呢？因为作为法官，虽然小心谨慎，但是要判刑，这也是有一定的因果在其中的。
伯益是与大禹同朝为官，因为他善于狩猎、畜牧，就被推为虞官，就是负责当时的山泽、畜牧业等等。因为他在长期狩猎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很熟悉鸟兽的语言和习性，鸟兽多被他驯服，所以在畜牧方面，也是卓有成就。
舜所得到的这五个人都是贤能之人，因为任贤使能，所以达到无为而治。在《论语》中说：“舜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尧就向舜来问他治理天下的方法，到底怎么样可以达到无为而治，而天下还以他为父母的这种境界？舜仅仅回答了两个字，这两个字就是“事天”。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照自然而然的秩序、自然之道来治理。那怎么叫按照自然规律、自然之道来治理？随后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平地而注水，水流湿；”比如说你同样在大地上注水，水自然会流向潮湿低洼的地方；“均薪而施火，火就燥。”同样是把一堆柴火点燃，火自然会点燃干燥的柴火。这就是“召之类也”，就是感召的原因，是自然而然的道理。所以，在后面就得出结论说：“尧为善而众美至焉，桀为非而众恶至焉。”尧帝凭着自己的美德，感召了德才兼备的人来辅佐他；夏桀王品行败坏，所以他任用和感召的人也是德行缺失，甚至是狡诈奸猾之人。这就是《易经》上所说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道理。
领导者明白这个道理，要想使天下民风淳厚，人人都能孝敬父母，应该怎么办？就是自己要从自身做起，为天下人做出一个孝亲的榜样来学习。
在2015年元旦致辞的时候，习总书记的背后书架中多了几样东西：有一部大部头的书就是《群书治要》，还有就是习总书记的全家福。特别是习总书记推着轮椅、推着父亲出去散步的场景。全国人民看到习主席这样地孝敬父母，这样地重视家庭，也自自然然地会起而效法。
所以，在古代，天子、诸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就会自然感召什么样的下属、什么样的臣子、什么样的民众。所以做君主的、做领导者的来不得半点虚假。如果你是以虚假之心、虚情假意对待臣子，这臣子也会以虚假之心来应对。同样的道理，臣子对领导者也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要有恭敬之心、真诚之心。
下面：“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 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
君子教导民众行孝，是要使天下作为父亲的人都能够得到尊重；教导民众奉行悌道，是要天下的兄长都能够受到尊敬。那么怎么教呢？《说文解字》上解释“教”：“上所施，下所效也。”也就是君子以身作则，对自己的父母尽到孝道，就是教天下的人，特别是为人子者，都要孝敬自己的父母；君子以身作则，对自己的兄长尽到悌道，就是教天下为人弟者都懂得尊敬兄长。
但是如果自己的父母兄长过世了，天子又应该如何以身作则教导天下的为人子、为人弟者尽到孝悌之道呢？这个就是夹注中所说的：“天子父事三老，所以敬天下老也；天子兄事五更，所以敬天下悌也。”
三老、五更，根据《汉 官仪》云：“天子无父，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古代设三老、五更之位，天子以父兄之礼养之。三老就是古代掌管教化之官，是由五十岁以上的老者担任，在乡、县、郡都曾先后设置。为什么称为“三老五更”？根据《援神契》注：“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这个三老不是三位老人，而是老人知道天、地、人之事的。什么叫五更？就是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在《汉书·高帝纪》中就记载：“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把民众之中五十岁以上的，有修行，并能率领大众为善的人，这样的人往往德高望重，而且又通达天、地、人之间的规律，作为三老。每一个乡选一人，再从三个乡里的三老中选择一位作为县三老，与县令、县丞、县尉共同教导民众处事，主要也是使民众懂得仁义礼智信等道理。
五更，就是古代的乡官名，用以安置年老致仕的官员。五更就是知晓五行更替变化的老人，这也是古代乡官的名称，都是由那些年老、请求辞去官职的官员来担任，一般是七十岁左右。像《魏书•尉元传》就记载：“卿以七十之龄，可充五更之选。”所以，天子以侍奉父亲的态度奉侍三老，这是表明他尊敬天下的老人；天子以对待兄长的态度来奉侍五更。这是教导天下人尊敬自己的兄长。天子的父兄过世，他是通过这种礼来身体力行，教导天下人如何尽到孝道，如何尽到悌道。
“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天子教导自己的臣子为臣之道，就是要使天下所有的君主都能够受到尊敬。那么天子是如何以身作则教导臣子为臣之道的？因为他高高在上，已经是最高的领导者了，怎么以身作则？在夹注中说：“天子郊则君事天，庙则君事尸，所以教天下臣。”
这个“尸”，也就是神主。孝子的祭祀，看不到亲人的形象，心思无所系念，于是就设立“尸”充当祭祀的对象，使孝子的心意有所寄托。所以“尸”，就是在祭祀的过程中，充当所祭祀神灵象征的特殊身份的人，这个人被称为“尸”，可以由被祭祀者的孙子来担当。像《礼记·曲礼》就有：“孙可以为王父尸。”
天子郊祀时（郊祀祭天的时候），以对待君主的礼节来奉事上天；宗庙祭祀时，则以对待君主的礼节，来奉事代表祖先受祭的尸。这就是为了教导天下人懂得为臣之道。也就是说，天子在祭天和祭祖的过程中，做出为臣的榜样，这样就是以身作则来教导臣子们为臣之道。
当然，这种礼还有很多很多，教导臣子怎么样做为臣之道。比如说朝觐之礼，诸侯国君来朝见天子，他怎么样对天子恭敬，也是教导他手下的臣子，如何尽为臣之道？“《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顺民如此其大者乎？”
夫子讲完了至德之教之后，就引用了《大雅·泂酌》中的两句诗来进行赞美：“恺悌君子，民之父母。” “恺”，乐，和乐的意思； “悌”，易也，简易、容易相处的君子，也就是平易近人的意思。这就是说，和乐而平易近人的君子，能够顺应民心、推行教化。自己身体力行孝、悌、忠的德行，又把这种教化推行到天下，使天下的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者都能孝顺其父母、尊敬其兄长、忠于其君主。换一句话说，至德之君教导人们孝、悌、忠，使天下的父母、兄长、君主，都能得到孝敬、尊重、忠诚，结果就可想而知了。那就是能够达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甚至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境界，因此，他被称为人民的父母。夹注中说：“以上三者，教于天下，真民之父母。”用上述三点来教化天下，真正是人民的父母啊！如果不是具有至高德行的君主，又有谁能够顺应民心到如此广大的程度？所以说“至德之君，能行此三者，教于天下也。”拥有至高德行的君主，能够按照这三点去做，以教化天下。
所以《诗经·大雅·泂酌》中说：“温和而又平易近人的君子，是人民的父母。”若没有至高之德，有谁能够顺应民心，到如此广大的程度呢？这是我们讲的《广至德章》。
下面我们看《广扬名章第十四》。
在第一章《开宗明义章》说“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但是怎么样“扬名”，对于“扬名”的含义并没有进行延伸、讲述。所以在这章中广述“扬名”的含义。这一章列在《广至德章》之后。
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
首先我们看第一句。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
孔子说：“君子侍奉父母能尽孝道，所以可把它移用到对君主的尽忠之上。”要想求得忠臣，怎么样求？忠臣出于孝子的家中，所以可以把孝道移到君主身上。
在《后汉书》中，记载着“韦彪论官”的故事。韦彪官居大鸿胪。当时，凡是向皇帝陈说朝事的，大都提到郡国举荐人才不按政绩、功勋的次第，所以守职的人越来越懈怠，而政务也慢慢疏懒，这个过错在州郡一级。韦彪上书说道：“孔子曾说：‘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人的才能和德行很少能够兼备。有的人有德行，但是才能不足；有的人有才能，但是德行不够。德才兼备的人是比较少的。所以孟公绰做赵、魏两国的家臣很优裕，但却不能做滕、薛两个小国的大夫。”这也是出自《论语》。孟公绰廉洁正直、没有贪心，但是政务一繁忙就受不了了。而滕、薛虽然是两个小国，政务繁多，他任两个小国的大夫，就力不能及了。后面，韦彪接着说：“忠孝之人，存心近乎仁厚；而锻炼成熟的官吏，存心近乎刻薄。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能够直道而行，是因为古代用贤，都经过砥砺选练。选拔人才，应该把才行放在首位，不能单纯的只考虑他们的功劳、门第。而其要点，在于选拔孝廉的郡守，郡守贤能，贡举就能够求得合适的人才了。”光武帝听了之后，非常赞同他的建议。
这说明古人选官，忠诚是根本。怎么看一个人能不能够忠诚？就是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这个人有恩义，有情义，有道义，他不能够忘恩负义、见利忘义，才能够把这个职位担当好。这个选取人才的方法在日本的企业一直得到沿用。当企业想提拔某一个人成为中层领导的时候，一定要去家访，去探望这个人的父母，看看他的父母对这个人满不满意，看看他在家是不是一个孝子。在《孝经》中说：“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一个人他不爱自己的父母亲去爱其他的人，这是和性德相违背的；一个人不尊敬自己的父母亲而去尊敬别的人，这也是和礼相违背的。因为我们人生在世，对我们恩德最大的，无过于父母的养育之恩。一个人对父母的养育之恩都能够不去顾，但是对领导照顾有加，怎么可能是真心实意的呢？而一个孝敬父母的人，一旦做了官，就能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因为他自己有父母，就会想到百姓也有父母，把对父母的这种关爱推及到关爱天下的老人身上。自己有妻儿，也会想到百姓有妻儿。有了这种仁孝之心，怎么可能不成为一个好官呢？这样的人也不会贪污受贿，让自己的父母蒙羞。
在《群书治要·晋书》中记载了一个吴隐之的故事。吴隐之早年父亲过世了，他就成了一个孤儿。孤儿就是幼儿无父，叫孤儿。他侍奉母亲非常的孝敬、恭谨，特别注重对父母的色养，就是特别注重和颜悦色地侍奉父母。后来，他的母亲过世了，他怀念母亲，在守孝的时候，因为悲伤过度，差点丧失了性命。他的邻居恰恰是韩康伯家，韩康伯的母亲是一位贤明的、有德行的妇人。每一次听到吴隐之在哭泣的时候，如果她是在吃饭，就会放下碗筷，和他一起哭泣；如果是在织布，她就会放下梭子，也和他一同悲泣。就这样，一直持续到吴隐之的服丧期满。韩康伯的母亲特意嘱咐韩康伯说 ：“如果你以后做了负责选拔人才的官员，一定要推举像吴隐之这样有孝顺之心的人”。果不其然，后来韩康伯到吏部任职，于是他就推荐了吴隐之，而且是越级推荐。从此，吴隐之就成了一位廉洁官吏，被封为龙骧将军、广州刺史。
吴隐之去广州上任的时候，听说广州的北边有一个泉水叫“贪泉”。父老乡亲都传说，一旦饮了贪泉的水，即使廉洁的官员也会变成贪官一个。吴隐之到了广州，先到贪泉舀了一口水喝了，并且赋诗一首：“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古人说喝了这贪泉的水，就会变成贪官污吏。但是我想，假使让伯夷、叔齐这样有廉洁、德操的人，饮了这贪泉的水，终究也不会改变他们廉洁之心。所以他到广州做官，更加地注重德操，非常廉洁，结果使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蛮荒之地都受到了感化，这实际上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因为一个人，他的力量是很小的，周围的人都在贪污受贿、以权谋私，都在骄奢淫逸，但是自己却不受影响，反而能够转变民风，这需要有多大的定力，还有智慧呢？当时的皇帝晋安帝下了一个诏书：“广州刺史吴隐之孝心过人，他把自己的俸禄平均分配给九族的亲属，处在可以贪得的官位上，却不改变他的节操，不讲求自己的享受。虽然家庭可以享受富裕的生活，但是家人所穿的还是粗布衣服。他不改变服饰，革除奢侈的作风，务求简约，所以使南方地带的社会风气大大地改观。朕以为这样的行为应该受到嘉奖，给他进号前将军，赐钱五十万，赐谷千斛。”
吴隐之他做官之所以能够达到这样恭谨、廉洁的程度，就是因为《礼记》上说：一个孝子，一举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小心谨慎，念念想着父母的教诲，不敢因为自己的行为给父母抹黑。所以孝子为官，也一定会清廉恭谨，不敢贪污腐败。
中国从汉代就实行了“举孝廉”的人才选拔机制，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一个孝子，他言行举止小心翼翼，唯恐辱没父母的名声。就像吴隐之，时刻要保持自己的清廉之志，所以哪怕是一丁点的小事，都不会放纵自己。吴隐之在年轻的时候，曾有一次吃到咸菜，因为味道太鲜美，于是就抛弃不吃。在广州做官时，手下人给他送鱼，常常剃去鱼骨和刺，只留下肉。吴隐之察觉了他的用意，责罚并开除了他。在历史上，两晋时期的官风极其腐败，日食万钱、比阔斗富的丑闻经常发生，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黑暗时期。但即使在官场风气如此恶劣的环境之中，吴隐之依然能够清廉自守，成为一代廉吏，名垂青史。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吴隐之他的孝德根基扎得很深，所以才能够面对各种诱惑屹立不摇。
“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
侍奉兄长能够尽到悌道，所以可以把它移用到对尊长的敬顺之上。像西周初年的周公，就是一位友爱兄弟、讲求悌德的典范。在约公元前1047年，周武王兴兵打败了昏君商纣，建立了周朝。但是武王在第二年就患了重病，卧床不起。当时天下还没有平定，百废待兴，朝中的群臣一下子就乱了阵脚。太公和召公就想占卜吉凶，周公建议再等一等，为什么？他说： “如果祖先们在天之灵知道了，也会忧虑悲伤的”。但是如何才让哥哥恢复健康呢？周公就暗暗决定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哥哥武王的寿命。于是，他悄悄地设立了祭坛，捧着玉璧、玉圭，向祖先虔诚祈祷：“您们的长孙周武王现在辛劳成疾，身患重病。如果先祖们真的需要一个子孙前去侍奉，那就请让我代替哥哥去吧。我多才多艺，可以好好地侍奉你们。但是哥哥武王，却不如我多才多艺，而且他身为周朝天子还肩负重任，请先王们庇佑他吧！”为了表示他的诚心，周公还让内史记下他舍身代兄的祝祷词，然后进行占卜，结果为大吉。这就预示着武王的病会痊愈，即使不能够痊愈，先王也会同意周公代替武王。
得到这个结果，周公很高兴，立即赶到宫里祝贺武王：“哥哥，占卜结果是大吉，您是不会有灾祸的，您只需要考虑如何治理好天下，其他的都不用担心。”周公还把写有祝祷词的册文放到柜中密封起来，并且告诫守柜的人，不许泄露他舍身代兄的事。
周公身为辅佐大臣，可以说是权高位重，但仍然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来换取哥哥的安康，同胞兄弟之间的手足情深，令人为之动容。这一份源自天性的骨肉同胞之情，就是“悌”德的天然基础。
周公敬爱兄长，辅佐武王开创了一个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在武王去世之后，他又遵从武王的遗愿，尽心尽力地辅佐武王的儿子成王。在他摄政期间，他把对兄长的尊重，转化为对于贤者的礼敬，因此留下了“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的典故。
古代的时候，男人的头发都很长。他在洗头发的时候，突然有贤德之士来求见了，为了让贤德之士不要久等，他马上就把头发绾一下，赶快去接待贤士。而在他洗头发的过程中，要多次停下来出去接待贤士；在吃饭的时候也是如此。吃饭的时候，正在嚼着肉干，古代的这个肉干比较硬，突然有贤德之士来求见了，他也马上就把肉干吐在旁边，起身去接待贤士，吃一顿饭的功夫要多次停下来。
从这个典故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周公为国为民、竭忠尽智，虽然日理万机，但是对于贤士还非常地礼敬。这种礼敬贤者的态度，和他对兄长的尊重是密不可分的。
中国人还把对兄弟的友悌之情推而广之，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正如《苏子卿诗四首》中所写到的：“骨肉缘枝叶，结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兄弟姐妹，一奶同胞、手足情深，就像长在一根树枝上的几片树叶一样，是离不开彼此的。而朋友之间的感情也是亲如兄弟、弥足珍贵。再把目光放远一些，我们生而为人，都是同胞，大家脚踩着同一片土地，头顶着同一片蓝天，又哪有什么互不相干的陌生人呢？都应该友好相处、相亲相爱。
正是因为孝悌观念的延伸，使得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个人、家族、国家、天下是不可割裂的，而是一个整体。因此，中国人共同体的观念非常开阔，不是一个家族，不是小团体主义、一个地区主义，而是超越了地方局限性的大天下情怀。这种大天下情怀，正是从孝悌观念延展而来。
对父母的孝德推展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把对兄长的“悌”德延展开来，“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就可以打破血缘的界限，将这一份仁爱互助之心向身边的人辐射，进而向更广大的人群延伸，最终形成仁慈、博爱、和谐、友好的社会氛围。因此，古代中国以及现代中国，都高度重视“孝悌”之德的传承与培养，它不仅有利于家庭和谐，还可以培养出人关心他人、关心社会的爱心。
总之，悌德在培养对尊长的敬顺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这里说：“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以恭敬之心奉事兄长，则能敬顺，这种敬顺之心可以移到对待尊长的身上。
“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理”，治的意思。能够将家庭治理好，家族治理好，就能够把治家的方法移用到处理政务上。
我们知道在尧帝的时候，当他考虑帝位的候选人时，就请诸位诸侯来举荐贤德。大家都对尧帝说，在民间还有一个没有娶妻的人，名叫虞舜，他是盲人的儿子。他的父亲不遵德义，母亲不讲忠信，弟弟狂傲无礼，但是舜都能够用孝顺、友爱之心与他们亲睦相处，使他们上进，而不至于发展到奸恶的程度。可见舜，他确实是一位至孝之人。他的父亲瞽叟愚顽无德，后母没有慈爱之心，弟弟象又很傲慢，他们都想杀舜，但是舜却恭谨孝顺，恪守孝道，最终感化自己的父母兄弟这样的人。
尧听了之后就说：“那我就先考验考验他吧!”于是尧就把自己的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舜，通过她们来观察他的德行，又让九个儿子拜舜为师，来观察他的处世之道。
舜让两位妻子迁居到妫水（妫音guī）旁边，她们都能够遵行为妇之礼，不敢因为自己出身高贵而骄慢舜的家人。尧的九个儿子也更加忠厚谨敬。尧认为舜做得很好，就让舜谨慎地教导人们五伦大道，也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在舜的教导之下，人们都能尊崇五伦的教化，教育办得也很好。尧又让舜广泛地参与百官事务的管理，结果各种事务也处理得有条有理。尧又让舜在四方之门迎接来朝见的宾客，结果接待得庄严肃穆，诸侯和远方的宾客对主人都很恭敬。尧又让舜进入山林川泽，遇到暴风雨，舜从来不迷失方向。尧认为舜有超人的智慧，就把舜召来说：“你谋划的事情都能做到，说过的话都有成效，已经三年了，你可登上帝位了。”但是舜没有迫不及待地要接受天子之位，他仍然认为自己的德行不够，缺少历练，还不足以让人心悦诚服，因而辞让。到了后来舜才接受了尧帝的禅让。
尧在禅让帝位给舜之前，对舜进行了几个方面的考察，首先考察的就是他的治家能力。为什么？这就是《大学》上所说的“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在这里也说，“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夹注中讲：君子所居则化，所在则治，故可移于官也。君子所居住的地方，自然会被他所感化，所在的地方自然可以得到治理，所以可以把这种办事能力移到做官治民之上。这也就是《大学》中所说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特别是古代的家族和现在的家庭不一样，都是大家族，小则上百口人，大则上千口人。能够把这样复杂的家族关系处理得井井有条，这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比治国更容易，必须有足够的德行、智慧和忍让。舜对百姓的教化是身教，民众对舜的信任和拥戴，也是因为他修身有成。
在《史记》中记载，舜在历山耕种，历山的人都互让田地边界；在雷泽捕渔，雷泽的人互相推让居所；在黄河边制作陶器，那里生产的陶器没有粗糙破损的，没有假冒伪劣产品。一年的时间，舜居住的地方便成为了一个村落，两年成为一个集镇，三年成为一个都城。这都是因为舜他有高尚的德行，还有高度的智慧所感召的结果。
我们学习了历史就知道，当今中国的很多干部培养模式和制度，还能从尧舜这里找到历史渊源。从尧帝禅让舜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古的圣君选贤的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其中特别强调以孝德为先的选贤标准。
其次，在任命之前，要对候选人做全方面的考察。就像尧从公、私两个方面来考察舜。在私的方面，首先考察舜齐家的能力。因为《大学》上也说，“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像我国现在考察领导干部，家人的状况也被纳入考察的内容，因为这体现着领导干部教导、影响家人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齐家的能力，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很多领导干部之所以锒铛入狱，都是被家人拉下马的。此外，在公的方面考察的不仅仅是政绩，还要考察这个干部在民众中的口碑。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干部选任，之前都进行公示，公示期间一般是七到十五天。在这个期间，要广泛听取群众的反映和意见，再正式实施对他的任职。这就是在“大事”上看德，在“小节”中察德。而这个过程也是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的过程，也是一个民主的过程。
第三，在选贤之后，舜没有立即即位，而是经历了历练和考核。这个过程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进入高层的领导干部要经过系统、全方位的培养和考验。所以中国，中高层领导干部的选拔实行的不是西方式的民主选举制。像西方的民主选举，我们也看到它具有以言取人、引发对立、自赞毁他、结党营私等问题。中国不是采取西方式的民主选举，但是又充分地发挥了民主的作用。同时也不迷信选票，既有民主，也有集中，它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是根据干部的实际工作能力和政绩，进行考核、选拔、任用。干部必须从基层做起，再经过换岗，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不同的工作地域进行磨练，积累从政的经验。之后再根据政绩以及群众的反响进行晋升。比如说中国最高决策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候选人，几乎都担任过两任省委书记或具有其他相应的工作历练。
在中国，即使治理一个省，对主政者的才干和能力的要求也都非常高。因为中国的一个省的平均规模，特别是东部省份，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人口数量，几乎都是欧洲几个国家的规模。因此，在中国的干部培养选拔制度下，不可能将低能的领导者，甚至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领导者选入国家最高领导层，这在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国现行的选人、用人体制就没有任何可以提升的空间。如果我们能够借鉴和强化中国传统“举孝廉”的人才选拔标准，在教育制度和考试制度中更加注重对传统经典的学习和教育，公务员考试和选拔更加注重以德为先、德才兼备的原则。举荐官员的过程中，适当地实行连带责任制，以及更加深入地借鉴中国古代的谏议制度，倡导人人敢说真话、敢讲实话的良好氛围，这样的选人用人制度就更加完善。
下面一句：“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唐玄宗注：“修上三德于内，名自传于后世。”在内修养以上三种德行，名声自然传于后世。哪三种德行？就是上一章所讲的移孝以事于君、移悌以事于长、移理以施于官。也就是说这三种德行不丧失，其美好的名声自然传于后世。
就如我们前面所讲的三个例子：吴隐之坚守清廉的操守始终不渝，因此从做官到去世，屡次被朝廷奖赏，后世的清廉之士也以他为榜样，所以孝子吴隐之终成一代廉洁官员的典范。此外，像“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大舜孝感动天”的德行也至今仍被人们广泛传颂。
除此之外，历史上留名青史的忠臣大都是孝子。比如说为大家所熟知的“扇枕温衾”的黄香，后来官至尚书令，在任期间，勤于国事、一心为公，又通晓边防事务、调度军政有方，深得汉和帝宠信；魏晋时期，“卧冰求鲤”的王祥，为了侍奉父母隐居二十年，父母离世后出仕，曹魏时历任大司农、司空、太尉等职，封爵睢陵侯。西晋时拜太保，进封睢陵公。任内高洁清廉、克勤克俭、倡导教化，深得高贵乡公曹髦和晋武帝的器重，去世后谥号“元”；三国时期“哭竹生笋”的孟宗，后来官至司空，位列三公。在任期间，他体恤民情，关心百姓疾苦，勤于政务，为吴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还有北宋时期以“铁面无私辨忠奸”而著名的“青天”包拯，为侍奉父母辞官尽孝十年，后来他的双亲离世，他守丧期满重新出仕。历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使，官至枢密副使，正二品。在任期间，他清正廉明、刚直不阿、不徇私情、英明决断，敢于为民请命，深受百姓爱戴，去世之后还追赠礼部尚书，谥号“孝肃”等等。这些例子数不胜数。中国古代谚语有说：“忠臣孝子人人敬，侫党奸贼留骂名。”
因此，君子在家中把这三种德行的根基养成，将来就能建功立业，其美好的名声自然就会传于后世了。当然我们要注意，这里的扬名于后世，不是追求世间的名闻利养，这是虚名，是靠不住的，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而且“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就像《了凡四训》中所说的“世之享盛名而实不副者，多有奇祸”。在世间享有很盛大的名声、妇孺皆知、家喻户晓的人，但是怎么样呢？却德不配位，这样的人往往有突如其来的灾祸。所以这里的“名”，就是《开宗明义章》中所讲的“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的“名”，也就是说这个“名”是以立身行道为前提。古人认为：人生于天地之间，是万物之灵，所以与天、地并称为“三才”。所以应该怎么样？要“赞天地之化育”，要明了天地之道、学习天地之道、遵循天地之道、顺应天地之道。这样才能够参赞天地之化育、力行天地之道、弘扬天地之道。这样的人就是要成就君子、成就贤人、圣人之名。如何力行天地之道？我们知道，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孔子讲的政治学，就是要求为政者完全放下自私自利，而为天下人谋福利。其实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为什么不为自己谋福利？因为无论官做得多高、钱赚得再多，临终的时候也依然心怀恐惧，而且什么都带不走。但是学圣人就不一样了。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换句话说，如果能够学成圣人，对于死亡都无有恐惧，还有什么可值得恐惧的呢？自己成就圣人之名，也帮助他人成就圣人，这才是真正的“扬名于后世。”这样也把父母的名弘扬出去了。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立上这个名，让天下后世的人一提到你、一提到这个名，就愿意向你学习。后世儒家的人说：“名教中人”。什么是名教？就是以名来立教，一提到你的名，就想到你的品质，要想到向你学习。这个“名教中人”就是从《孝经》“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这里学到的。
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立名、扬名于社会中和我们一般世俗人所讲的争名夺利有着根本的不同。与人争名夺利，越争越成为小人，连君子的标准都达不到。而这里的立名是要从孝悌学起，成就君子、圣贤之名。而且这个名不需要你争，自自然然就来了，这就叫实至名归。这才是名立于后世。你这样学才是名教中人，让后世的人一听到你的名字就肃然起敬，愿意向你学习。就像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还有孔老夫子那样，无论各行各业的人，一提到他们，都愿意向他们学习。并不是说只有从政的人才能够成为圣人，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学成圣人，因为各行各业都可以有君子、圣人的示现。
我们今天就先学习到这里，不足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