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余莉
《群書治要》是我國古代治政書籍的選輯， 由唐太宗於貞觀初年下令編輯。據《唐會要》卷三六《修撰》記載：“貞觀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秘書監魏徵撰《群書治要》上之”，夾註中說：“太宗欲覽前王得失，爰自六經，訖於諸子，上始五帝下盡晉年，徵與虞世南、褚亮、蕭德言等始成凡五十卷，上之。諸王各賜一本”。魏徵在序文中稱之“用之當今，足以鑒覽前古；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唐太宗讀《群書治要》後，在《答魏徵上〈群書治要〉手詔》中感慨道：“覽所撰書，博而且要，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使朕致治稽古，臨事不惑。其為勞也，不亦大哉！”他認為此書廣博而切要，特令繕寫十餘部，分賜太子及諸侯王以作從政高抬貴手。
由於當時雕版印刷尚未發達，《群書治要》一書至宋朝初年就已失傳。所幸《群書治要》被“遣唐使”帶到日本，被日本歷代天皇及皇子、大臣奉為圭臬，因此在流傳的過程中也幾經抄寫、刊刻、印刷。目前可知的日傳《群書治要》就有九條家本、金澤文庫本、元和本、天明本、天明刊寬政修本、弘化本、昭和本等不同版本，其中1945年發現的九條家本（殘卷）在1952年被定為日本國寶，藏於國立東京博物館。2018年6月21日，日本前首相細川護熙，代表日本永青文庫向中國國家圖書館捐贈36種4175冊珍貴漢籍，其中就包括《群書治要》。這一治世經典對日本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日本學者林信敬在《群書治要》天明本的校正序中指出：日本承和、貞觀年間（約西元834—876年），社會呈現出安定繁榮的盛世局面，應該就是因為講學研讀這部書所成就。島田翰在《漢籍善本考》中稱歎金澤本《群書治要》時說：“筆精墨妙，光耀日月，數百歲下，俾人凜然生敬也。顧亦繼今而後之君子，苟有拜秘府之藏也讀斯書也，則必有思所以斯書之存於今者，感極而泣若予者矣！而唐士之人讀斯書，則其尊崇威敬之心，其有不油然而生者耶？”
誠如斯言，20世紀90年代，中國原駐日大使符浩先生從日本皇室獲贈一套天明版《群書治要》，由唐史研究專家呂效祖先生等對其點校考譯，著《〈群書治要〉考譯》一書。2001年2月25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習仲勳同志為之親筆題詞：“古鏡今鑒”。習近平總書記在2015年發表新年賀詞時，在辦公室書架的顯著位置擺放的正是大部頭的《群書治要》。而且因為《群書治要》摘錄的原著有些在五代之後便已失傳， 唯有在《群書治要》保留了其精華內容，如《屍子》《申子》《桓子新論》《崔寔政論》《昌言》《典論》《劉廙政論》《蔣子萬機論》《政要論》《體論》《時務論》《典語》《傅子》《袁子正書》等，這更使得《群書治要》具有獨特的文獻價值。由此也可得知，習總書記用典中凡是引自以上典籍的名言皆出於《群書治要》。這說明，《群書治要》不僅是唐太宗創建“貞觀之治”的理論基礎，也可為中國共產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借鑒，成為實現“中國之治”的一個思想源泉。
《群書治要·孔子家語》中記載，孔子在為曾子講解治理天下的最高境界時，提到“三至”：“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至高的禮不需要講謙讓，天下就能夠得到治理；最高的獎賞不需要耗費資財，天下的士人都喜悅；最高境界的音樂不需要發出聲音，就能使天下的百姓感到滿足而和睦相處。如果明智的君主能夠認真實行“三至”，結果就是天下的君主都知曉他的名聲，天下的士人都願意做他的臣子，天下的人民都可為他所用。
曾子聽後，請求孔子詳加解釋其深意。孔子說：古代明智的君主熟知天下賢德之士的名字。不僅如此，還要調查他們是否名副其實。如果他們的確名副其實，就給予他們一定的名位。這就是最高的禮不需要謙讓，天下便能夠得到治理。用天下的俸祿，使這些賢德之士富裕，這就是最高的獎賞不需要耗費太多資財，天下的士人都喜悅。只要君主封賞的都是有德行的賢良之士，天下之人都會稱讚領導者英明。如果領導者能做到這些，天下讚歎的聲音自然就興起來了，這就是至高的音樂不需奏出聲音，天下的人民都能和睦相處。
要達到這種理想的治理境界的關鍵就是要領導者賢明，能夠知人善任。因為如果賢德之士在位，他們的言傳身教會使人民自然受到良好教化，彼此和睦相處，人民也會心悅誠服為國君所用。
治理的最高境界說起來很容易，但實行起來達到效果卻很難。因為在實踐中，君主任用賢德之士存在著各種難處。《群書治要·申鑒》把這些困難總結了十條。這十條難處可以歸納為三個方面。
“一曰不知。”即沒有識人之明， 因而不能辨別誰是真正賢明的人。 老子曰：自知者明，知人者智。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這些都說明知人並非易事，要有相當的辨別能力。
“二曰不求。”即不知道用心去求取人才。《群書治要·傅子》說：“夫聖人者，不世而出者也。賢能之士，何世無之。”聖人確實不是世世代代都有的。古人說，“五百年而有王者興”，五百年才出現一位聖王。但是賢德之士，哪一個時代沒有呢？既然如此，為什麼領導者卻得不到人才？
《傅子》中對此論述道：虞舜、文王、武王等聖人，想要實行王道，賢臣就會出現來輔佐他們；齊桓公想要稱霸天下，管仲這樣的臣子就出現了；秦孝公想要富國強兵，商鞅這樣的法士也就來輔助他了。“欲王則王佐至，欲霸則霸臣出，欲富國強兵，則富國強兵之人往。求無不得，唱無不和，是以天下之不乏賢也，顧求與不求耳，何憂天下之無人乎？”至聖的明王一旦宣導，天下的賢人自然會應和。天下並不缺乏賢才，只看求與不求罷了，怎麼會憂愁天下沒有人才？
《群書治要·說苑》記載，齊宣王請淳於髡談論一下宣王有什麼愛好。淳於髡說：“古代君王所喜歡的有四種，而大王只喜歡其中的三種。”齊宣王問其故。淳於髡說：“古代的君王喜歡駿馬，大王也喜歡駿馬；古代的君王喜歡美味，大王也喜歡美味；古代的君王喜歡美色，大王也喜歡美色。但是，古代的君王喜歡賢士，唯獨大王您不喜歡賢士。”齊宣王聽後說：“國家沒有賢士，如果有賢士，我自然喜歡他們。”淳於髡說：“古代有驊騮、騏驥這樣的駿馬，現在沒有這樣的駿馬了，但大王會從眾多的馬中去選取，可見大王您是真的喜好駿馬；古代有豹胎、象胎這樣的美味，現在沒有這樣的美味了，但是大王也會從眾多的美味中去選取，可見大王也是真的喜好美味；古代有毛嬙、西施這樣的美女，現在沒有了毛嬙、西施，但是大王也會從眾多的美女之中去選取，可見大王也是真喜歡美色。如果大王一定要等待堯舜禹湯時代那樣的賢士出現才喜歡他們，那麼堯舜禹湯時代那樣的賢士也就不喜歡大王您了。”齊宣王聽了之後默默無語。這則故事說明，天下其實並不缺少賢士。世間德才兼備的人很多，只是君王（領導者）沒有用心去求取罷了。
求取賢才，關鍵在於領導者對賢才要有恭敬、禮遇、真誠的態度。所以，禮敬賢才、重視賢才與否，是評價一個領導者是否賢明的重要標誌，更是一個領導者能否建功立業的根本保證。
《孔子家語》記載，魯哀公向孔子請教當時的君主誰最賢明。孔子說：“我沒有遇到過賢明的君主，如果非要說有一位賢明君主的話，那就是衛靈公吧。”哀公問其原因。孔子說：“衛靈公的弟弟公子渠牟的智慧、信義可以治理千乘兵車的中等國家，衛靈公很喜愛並且非常重用他。衛國的士人王林國，如果發現賢德之人，就一定會舉薦，如果看到賢德之人被退黜，就把自己的俸祿分給他，所以衛國沒有被埋沒的讀書人。衛靈公知道了這件事，便對王林國非常尊敬。衛國有一位士大夫慶足，每逢多事之秋，他一定會出來輔佐君主國家；當國泰民安時，他便從官位上退下來，把位子讓給那些賢德的人。衛靈公對他非常尊敬，奉為上賓。衛國還有一位大夫史鰍，開始與衛靈公政見不和，便想離開衛國。後來衛靈公知道自己錯了，在郊外住了三日，反省自己，琴瑟不奏，一定要等史鰍回國之後，靈公方肯回朝。所以，我認為衛靈公是一位賢明的君主。”可見，孔子認為真正賢明的君主，一定是知人善任之人，非常重視求取賢德之士。而要求取賢德之士，君主必須有禮賢下士的態度。
《群書治要·屍子》中說：“下士者得賢，下敵者得友，下眾者得譽。故度於往古，觀於先王，非求賢務士，而能立功於天下，成名於後世者，未之嘗有也。夫求士不遵其道，而能致士者，未之嘗見也。”禮賢下士的人能夠得到賢才，能夠對敵人禮敬的人可以化敵為友，能夠對眾人禮敬的人可以獲得眾人的稱譽。縱觀整個歷史發展和古代聖王的治國經驗，如果不依靠賢才，沒有哪個先王可以立功於天下、成名於後世。如果君主沒有按照正道來求取賢才，賢才也招致不來。這說明領導者真誠、禮敬的態度非常重要。領導者對賢德之士有真誠恭敬的態度，才能得到賢能之士的真誠幫助，成就事業。
“三曰不任。”即不能任用賢德之士。《群書治要·中論》記載：即使是末代的亡國之君，其朝廷中也不是沒有可以使天下大治的臣子，其府庫中也不是沒有聖賢的典籍，但他們最終免不了滅亡，原因就在於“其賢不用，其法不行也”。有賢德的人，但是不被君主重用；有聖賢的典籍及治國的方法、策略，但是沒有被君主推行。這就是“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
《孔子家語》中記載，子路請教孔子：“賢明的君主治國首先應該重視什麼？”孔子說：“尊敬賢德的人，輕賤不賢德的人。”子路又問：“可是我聽說晉國的中行氏也尊敬賢德的人，輕賤不賢德的人，為什麼他還是滅亡了？”孔子說：“中行氏尊敬賢德的人，卻不能任用他們；輕賤不賢德的人，卻不能夠罷免他們。賢德的人知道中行氏不重用自己，就有怨恨之心；不賢德的人知道他輕視自己，就對他有仇恨之心。怨、仇這兩種情緒並存於國家，而鄰國的敵兵又在郊外作戰，中行氏想不滅亡，怎麼可能呢？”如果像中行氏這樣，有了賢德的人卻不能重用，有不肖之人卻不能罷免，這樣就很難治理好國家，事業也很難興盛。
《群書治要·六韜》列舉了七種賢者不能夠被國君重用的具體原因：第一，“主弱親強，賢者不用”。君主弱小，他的親屬勢力強大，權力無法集中在君主的手中，即使出現了賢德的人，也不能被君主重用。第二，“主不明，正者少，邪者眾，賢者不用”。君主不夠明智，而身邊正直的人少，邪曲不正的人多，賢德的人也不會被重用。第三，“賊臣在外，奸臣在內，賢者不用”。賊臣在外誹謗，奸臣在內進獻讒言，賢德的人也不會被重用。第四，“法政阿宗族，賢者不用”。法律政策都是偏向於自己的親戚，導致任人唯親，而不是任人唯賢，這樣賢者就得不到重用。第五，“以欺為忠，賢者不用”。把欺騙自己的人當成是忠臣，賢者就不會被重用。第六，“忠諫者死，賢者不用”。忠臣發現國君有錯誤，不惜犯顏直諫，指正其過錯。但是君主喜歡巴結諂媚、阿諛奉承的人，厭惡直言不諱的人，不僅不獎賞賢臣，反而會置賢臣於危險的境地，這樣賢者也得不到重用。第七，“貨財上流，賢者不用”。財貨都流到上層，也就是君主貪財好利，而賢德的人最大的特點就是沒有自私自利、貪財好利的心。君主有這種喜好，賢德的人當然不會得到重用。古人把這些賢德之人不被重用的情況都列舉出來，警示後代的領導者要引以為鑒。
“四曰不終。”即雖然任用了賢德之人，但是不能善始善終。《群書治要·典語》中將君主和臣子之間的關係作了一個形象的比喻：“夫君稱元首，臣雲股肱，明大臣與人主一體者也。”古代的人把君主稱為頭腦，把臣子稱為大腿和胳膊，也就是四肢，表明大臣和君主原本是一體的關係，就像一個身體一樣，誰也離不開誰，互相配合，互相信任。堯帝能夠明瞭地辨別德才兼備的人，並且讓德才兼備的人擔任官職，這樣就如同強健了四肢，也就能輔助身體，對自己的幫助怎麼會小呢？如果一個人不符合選拔的標準，就不要白白地授予他官位；如果真正得到了德才兼備的人才，就要任用沒有懷疑。這樣，君主任用臣子就像身體信任他的手一樣；反過來臣子侍奉君主，也就像手觸摸他的身體一樣。他們共用安樂，共同患難，是一體的關係，誰也離不開誰，怎麼能夠互相懷疑呢？這說明，君主和大臣的關係就像頭腦和四肢的關係一樣，應該是互相信任，而沒有任何疑慮之心，只有這樣任用賢才才能善始善終。
“五曰以小怨棄大德。六曰以小過黜大功。七曰以小短掩大美。”這幾條都是指在用人過程中求全責備。
《群書治要·袁子正書》中說：“故凡用人者，不求備於一人。”齊桓公和寧戚的故事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寧戚想去侍奉桓公，但是他窮困潦倒，沒有辦法舉薦自己。於是，他就為那些走商的人駕車，終於到了齊國，晚上住在城門之外。這時，齊桓公到郊外去迎接客人，晚上開了城門，讓趕車的人都回避。寧戚正好在車下喂牛，看到桓公，趕緊敲響牛角， 唱起了淒厲的商歌。桓公聽到歌聲後說：“這個唱歌的人可不是平凡之人。”由此可見，桓公也很了不起，他聽一個人的歌聲，就知道這個人不平凡。
於是，齊桓公就命令把寧戚載進城去。齊桓公返回國內，寧戚來求見，勸說桓公要統一整個國家。第二天，寧戚又來求見，勸說他要稱霸天下。齊桓公聽了他的進諫，非常高興，就想任命他做官，委以重任。但是在這個時候，群臣有不同意見。有人說，此人是魏國人，魏國離齊國不遠，不如派人去打聽一下，如果他確是賢才，又有德行，再任用也不遲。桓公說：“你講得不對！如果去打聽他，恐怕他會有小的過惡，因為他有小的過惡，就忘記了他大的好處，這是君主所以失去天下賢士的原因。而且人才本來就是難以用尺度去衡量的，並非十全十美，我們只要用他的長處就可以了。”桓公沒有派人去打聽寧戚的為人，而是對他委以重任，封他為卿。正因為齊桓公這個舉動得當，所以得到了賢士，能夠稱霸天下。
由此可見，大多數人都不是聖賢人，免不了有一些小的過失、缺點、不足，如果希望人沒有任何瑕疵，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任人不能求全責備。
《群書治要·文子》中說：“今人君之論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細行，而求其不善，即失賢之道也。”現在的君主評論臣子時，不在意他大的功勞和貢獻，而在他細小的行為上做文章，挑剔他小的不善、小的錯誤，這是失去賢士的原因。“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有大譽，無疵其小故。”所以，一個人有很高尚的德行，就不要在他細小的行為上做文章；一個人有很大的聲譽，就不要在小的不足上去挑剔。這說明，人無完人，如果想求取十全十美、一 點錯誤都不犯的人，的確很難。
《文子》中說：“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夫夏後氏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能無穢。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惡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長，而欲求賢於天下，即難矣。”從古至今，從歷史上看，沒有十全十美、德行無可挑剔的人，所以君子不求全責備於任何一個人。後面還作了兩個很好的比喻：夏禹佩戴的璧玉，也不是沒有瑕疵的；夜明珠，也不是沒有污點的。但是天下人仍然認為它們是寶貴的東西，不以小小的瑕疵來妨礙它們的大美。如今只記著別人的短處，而忘記了他的長處，還想在天下求得賢才，這是難上加難。
由此可見，即使是很珍貴的璧玉、夜明珠，都不是沒有瑕疵的。如果君主對人求全責備、過於苛刻，還想求得賢才，也是不可能的。古人講：“任人之工，不強其拙。”這是任人的大綱。可見，任人不能求全責備，否則也會失去賢才。
“八曰以幹訐傷忠正。”《群書治要·劉廙政論》中說：“自古人君，莫不願得忠賢而用之也。既得之，莫不訪之於眾人也。忠於君者，豈能必利於人？苟無利於人，又何能保譽於人哉？”自古以來，做君主的沒有不想得到忠賢之士而任用的。但是得到這些忠賢之士後，卻又不免去向眾人調查。忠於君主的人哪里能夠事事都有利於他人？如果有一件事得罪了人，沒有為人帶來利益，怎麼能夠讓眾人都稱讚，在眾人中都得到好的名聲呢？
如果君主自己不賢明，就不知道什麼樣的人是忠賢之士。即便忠賢之士已經到他身邊來輔佐，君主也會懷著一種猜疑之心，向眾人再去調查。而眾人又不一定都是賢德忠正之人。那麼，奸邪之人就會對賢德之士有一些偏頗的言語和評論。如果君主聽之任之，就會對忠賢之士產生懷疑，從而不予重用。
《群書治要·體論》中記載：“使賢者為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慮之，與愚者斷之；使修士履之，與邪人疑之，此又人主之所患也。”任命了賢德之人做事，又讓不賢德之人來議論他；讓有智慧的人來謀劃，卻又讓愚鈍的人來決斷；讓有修為的人去履行某一件事，卻讓奸邪之人去懷疑他，這些也是君主經常犯的錯誤。正是因為這些君主對於賢德之人不能做到用而不疑，經常產生猜慮之心，結果使得賢才的才華不能得到充分施展，這也是失去賢才的一個重要原因。
“九曰以邪說亂正度”，即以邪說擾亂正規的法度。這個法度，是指治國的常理常法，也就是“五倫”“五常”“四維”“八德”，等等。
《孔子家語》記載，孔子去做魯國的司寇。上任才幾天，就把少正卯殺了。因為少正卯言偽而辯，能言善道，別人都辯不過他，但是他所講的都是有違於大道的，會擾亂民心，使人心迷惑。對於這樣“以邪說亂正度”的人，只好把他殺掉。
“十曰以讒嫉廢賢能。”因讒言嫉妒而廢棄了賢能之士。《戰國策》中“三人成虎”的故事，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魏國大臣龐蔥很受魏王的器重。魏王派龐蔥陪同世子去趙國做人質。龐蔥知道國君很容易受左右之人的影響，聽信讒言。所以，臨行之前，他向魏王講述了一則寓言。他說：“大王，如果有人對您講，大街上有一只老虎，您會相信嗎？”魏王想都沒想，說：“寡人當然不信，老虎招搖過市，這種事情怎麼可能發生？”龐蔥接著問道：“如果又有一個人從街市上回來，告訴大王街上有一只老虎，這回大王信嗎？”魏王猶豫了一下，說：“這就很難說了，要考慮一下。”龐蔥繼續問：“如果第三個人也這樣說，大王會信嗎？”魏王肯定地點了一下頭，說：“如果三個人都這樣講，那肯定是真的了。”龐蔥說：“街上怎麼可能有老虎？街上沒有老虎是事實，那些說有老虎的人只是在互相傳謠而已。可是大王您為什麼會相信？就是因為說的人太多了，所以大王才相信。而現在我和世子要到趙國做人質，趙國遠離魏國，比從這到大街的距離不知道遠多少倍。而這時候如果進讒言、誹謗我們的人又不止三個，大王可能就會懷疑我們。希望大王您能夠明察。”魏王聽了之後說：“我知道該怎麼辦。”
龐蔥走後，譭謗的聲音很快就傳到了魏王那裏。結果當世子結束了人質的生活，回到魏國時，龐蔥就再也見不到魏王了。這說明，魏王已經不再信任他，也不想任用他了。由此可見，讒言的力量是多麼可怕。即使魏王已經提前受到提醒，做過預防，但是仍然敵不過讒言的氾濫。
古人說：“謠言止於智者”。特別是領導者要知道“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一個真正有德行的人，真正希望團隊團結和諧的人，是絕對不會故意製造矛盾，影響人際和諧的。
聽信讒言的原因在於“讒不自來，因疑而來；間不自入，乘隙而入。”所以，古聖先賢教導君主“反求諸己”，要檢討自己是否疑心太重，對身邊的人有成見、有嫌隙，才使讒言趁機而入。
而進讒言者一般都是出於嫉妒之心。嫉妒心讓人心理失衡，還容易導致怨恨，甚至因此還做出一些誹謗、傷害他人的行為。
在重用賢才方面，要排除這十種難處，才能夠使賢人、聖人受到重用。孔子是聖人，在世時周遊列國，希望自己的仁愛學說能夠為一位開明國君所採用，把國家治理好，為天下人做出良好的示範，讓天下人都來學習，卻也遭遇了重重困難。
當孔子到達楚國的時候，楚昭王本來都想重用孔子了，為了表示自己對孔子的敬重，還想把有居民的方圓七百里的土地封給孔子。但是，令尹子西進讒言說：“大王您看，在您出使諸國的使者之中，有像孔子的弟子子貢這樣的人才嗎？”楚昭王一想，說：“沒有。”子西又說：“大王的相國之中，有誰的德行能和顏回相比嗎？”楚昭王說：“沒有。”子西說：“大王的將帥之中，有像子路這樣的人物嗎？”楚昭王又說：“沒有。”子西說：“大王的各部長官，有像宰予這樣的人才嗎？”楚昭王仍然說：“沒有。”令尹子西說：“楚國的祖先在周受封時，封號是子、男的爵位，封地僅有方圓五十裏。現在孔子修習三王五帝治理天下之道，彰明周公、召公的德業，大王如果任用他，那麼楚國還能世世代代保住泱泱數千裏的土地嗎？周文王在豐地，周武王在鎬地，領地才不過方圓百里，原本只是小國的國君，最後都能夠稱王天下。而現在如果孔丘佔有方圓七百里的土地，又有賢能弟子的輔佐，這恐怕不是楚國的福分。”楚昭王聽了之後，認為他說得很有道理，於是就放棄了給孔子封地、重用孔子的想法。這完全是因為君主沒有知人之明， 以小人之心度聖人之腹。
聖人周遊列國，並不是想升官發財，而是希望遇到一位明君，能夠把自己仁愛學說推廣於天下，讓百姓過上幸福生活，社會和諧，天下太平。但是這些國君、臣子往往以小人狹隘的私心揣度聖人的心量，結果導致聖人在世時也不能被重用。所以，古人說不世之臣要遇到不世之君，才能建立不世之功。即卓越的臣子要遇到英明的君主，才能夠建立不朽的功勳，否則即使如聖人孔子也難免被埋沒。
“十難不除，則賢臣不用。賢臣不用，則國非其國也。”如果以上列舉的十難不排除，賢臣就不能被起用；賢臣不被起用，國家就不成其為國家了。如果君主不能任賢遠佞，或者任人出於個人的喜愛，任人唯親，都必然招致國家的敗亡。
《群書治要·昌言》中說：如果君主任用的人，不是自己的親屬就是自己寵倖的人，沒有任人唯賢而是任人唯親，任人出於自己的喜好；所愛的不是美女，就是諂媚巴結的人；以和自己的觀點相同與否作為評判好人壞人的標準，根據自己的喜怒來行賞罰；喜歡美女而忽視朝政，不理國家大事，百姓被冤枉、殘害。在這種情況下，雖然對待各方祭祀非常恭敬，毫不違背四時之禮；審判案件都是嚴格地在冬日行刑，按著四時的規律處理國家大事；用於占卜的蓍草和龜甲，堆積於廟門之中；用以祭祀的純色牲畜，都成群成對地系在豎石之上；占星的人坐在占星臺上不下來，祝史跪在祭壇旁不離去。縱使做到了所有這些，也無益於挽救敗亡。
這段話意義深刻，告訴君主治國的關鍵在於能夠“任人唯賢”。賢德之人能夠教導百姓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道理，真正把人心轉惡向善，國家才能得以治理。相反，如果不注重任人唯賢，即使費盡心力於占卜、祭祀等儀式，人心卻不能轉變，也免不了敗亡。
關於任人尊賢的重要性，《群書治要·周易·益卦》中說：“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身處上位的人能以禮敬的態度對待在下位的人，前途一片光明。《群書治要·周易·屯卦》中說：“以貴下賤，大得民。”雖然身處高位，但能夠謙恭地尊敬地位卑微的人，一定能夠大得民心。
《說苑》中論述道：“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將懷遠而致近也。”如果明智的君主能夠佈施恩德，並且以謙恭的態度對待地位卑微的人，就能夠使遠方的人得以安撫，使近處的人得以親附。
反之，“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雖有千裏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如果朝中沒有賢德之人，就像鴻鵠沒有翅膀一樣，雖然想翱翔千裏，但最終也不能夠達到。“是故絕江海者，托於船；致遠道者，托於乘；欲霸王者，托於賢。”如果想橫渡江海，就要依託於舟船；想行遠路，就要依賴於馬車；想稱霸天下興起王業，就必須依託賢德之人。
“非其人而欲有功，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如果所任用的不是合宜的人，而想成就功業，就如同是在夏至那一天，卻期望夜晚的時間長；向天射箭以求能射到魚一樣， 當然是不可能的。這樣的事情對於虞舜、大禹這樣的人都是很困難的，更何況是一般的君主呢？
關於君主任人唯賢的效果，《袁子正書》中說：“夫處天下之大道而智不窮，興天下之大業而慮不竭，統齊群言之類而口不勞，兼聽古今之辨而志不倦者，其唯用賢乎？”想安處天下大道，而智慧無窮無盡；興辦天下的大業，思慮不會枯竭；統一百家之言，而不費口舌；兼聽古今言論，而心智不感疲倦，只有依靠任賢才能實現。可見，只有任賢使能，才可使君主不費勞苦、自身安逸，就能使國家得以治理。
觀古宜鑒今，《群書治要》中所總結的君主用人的十重難處，也是當今領導幹部在識人用人中常存的問題、易犯的毛病。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用一賢人則群賢畢至，見賢思齊就蔚然成風。選什麼人就是風向標，就有什麼樣的幹部作風，乃至就有什麼樣的黨風。各級黨委及組織部門要堅持黨管幹部原則，堅持正確用人導向，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努力做到選賢任能、用當其時，知人善任、人盡其才，把好幹部及時發現出來、合理使用起來。”
《群書治要》中指出，用人直接關係著國家的興衰成敗、治亂安危。得賢首先要知賢，並把觀察賢士的方法總結為八觀六驗、六戚四隱、三參、四慎、五儀、六驗、七害、八征、九慮等等，以此全面觀察人的心性，判斷其是否賢德。觀人雖有方法可尋，但招納賢士最重要的因素還是“有德此有人”（《大學》），即修養自己，通過“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周易》）的方式感召人才。得賢後，還必須敬賢、任賢。判定賢人應遵循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原則，重視選拔忠孝之士、賢德之士、廉正之士和讓賢之士擔任官職。任賢當安賢，對待賢士要做到態度上誠敬、物質上保障、制度上激勵，這些都是感召和留住賢士的重要方法。而任賢尤其要注意避免求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信、信而複疑，不能官非其任、祿非其功，杜絕求全責備、嫉賢妒能、聽信群小、黨派之爭等情況的發生， 因為這些都會導致失賢。
古人的用人制度體現了這些思想。例如，中國自漢代就實行了“舉孝廉”的人才選拔機制，要求官員的選拔必須秉持“爵非德不授，祿非功不予”的準則，並進而從官吏的選拔、考核、監察、獎勵、培訓和管理制度上落實了“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的主張，從而保證了德才兼備的人被選拔到領導職位上。在這種政治制度中，所有的制度建設都是圍繞著如何把人培養成為一個賢德之人、如何把賢德之人選拔在領導的位置上而設計的，其結果就是《六韜》中所說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害民者有罪，進賢者有賞，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
習近平總書記在《領導幹部要讀點歷史》的講話中談到，“中國歷史上凡是有作為的政治家都非常重視人才問題。他們深深懂得“為政之道，任人為先”的道理，在選人用人方面留下了很多可取的思想和經驗，諸如知人善任、選賢任能，才兼文武、德才兼備，敬賢敬能、禮賢下士，訪求俊彥、唯賢是舉，人盡其才、才盡其用，避其所短、用其所長，勤於教養、百年樹人等等。”古人在長期政治實踐中所總結出來的系統的觀人、選人、得人、任人的思想、制度和方法，仍然值得今人認真借鑒。
領導者閱讀《群書治要》，可以起到“古鏡今鑒”的作用，把提升領導幹部的政治辨別力落在實處，這也是提升領導能力、執政能力的重要方面。
* 劉余莉，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傳統文化促進會《群書治要》傳承委員會主任。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專案“《群書治要》中的德福觀研究”(19BZX123)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