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7098字 閱讀需要15分鐘】
唐貞觀五年(631年) 由魏徵等編撰的《群書治要》，輯錄前代經、史、子中豐富的用人思想，總結歷史實踐中的經驗教訓，對用人過程中必須避免的錯誤傾向等問題，論述信實精要，如《群書治要• 六韬》［1］記載，周文王向姜太公請教，君主非常重視舉賢任德，但國家卻得不到治理，這是什麽原因? 姜太公說，雖然君主任命了賢人，但沒有使賢人人盡其能，所以沒有取得效果。賢人得不到合理地任用，便難以人盡其才，因此領導者不可不知用人的七條大忌：
一、用賢而疑
《群書治要•劉廙政論》上說：“自古人君，莫不願得忠賢而用之也;既得之，莫不訪之於眾人也。忠於君者，豈能必利於人？苟無利於人，又何能保譽於人哉？”［2］20 這就是古人所謂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之理。《體論》上有這樣一句話，“使賢者爲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慮之，與愚者斷之；使修士履之，與邪人疑之，此又人主之所患也。”［3］144 用賢而疑是領導者不能與賢人共進退、同取舍的原因，不可不忌。
《桓子新論》記載，求得賢能輔佐之臣，尚有三重難處，使得賢人的才能不能發揮，用人者必須一一了解並善於排除這些困難。其一，“一口不能與一國訟，持孤特之論，幹雷同之計，以疏賤之處，逆貴近之心，則萬不合，此一難也。”僅憑賢人一人的一張口，不能和一國之人來辯論，他保持著很清高獨特的言論，去冒犯那些眾口一辭的言論，他以和君主疏遠的關係及低賤的身份，去悖逆那些和君主親近的人、權貴之士，這個是萬萬不能夠相容的，這是第一個難處。“夫建踔殊，爲非常，乃世俗所不能見也，又使明智圖事，而與眾平之，亦必不足，此二難也。”賢人想建立殊勝卓越的事業，做一些不平常的事情，這是世俗所不能理解、也難以接受的。因此，使用那些明智的人去謀劃事情，卻又讓平庸之輩來議論他，賢人的見解、主張，一定不能夠被這些平庸之人所理解，這是第二種難處。“既聽納有所施行，而事未及成，讒人隨而惡之，即中道狐疑，或使言者還受其尤，此三難也。”［4］81 聽取了賢人谏言，按照谏言來施行，但是事情還沒有完成的時候，讒毀的人就隨著來誹謗他、厭惡他，結果在中途就對賢德之人産生了猜疑之心，進獻善言的人反而受到怪罪，這是第三種難處。任用賢人時，有這三種難處首先需要人君予以解決。
此外，還有一些止善之行，也當爲人君所明察。“智者盡心竭言，以爲國造事，眾間之則反見疑，一不當合，遂被谮訴，雖有十善，隔以一惡去，此一止善也;材能之士，世所嫉妒，遭遇明君，乃一興起，既幸得之，又複隨眾弗與知者，雖有若仲尼，猶且出走，此二止善也。”［4］81身爲人君應該了解此二種情況，不使讒言、佞人從中作梗，而使“信者見疑，忠者被謗”，最終一事無成。
《典語》上把君主和臣子之間的關係做了比喻：“夫君稱元首，臣雲股肱，明大臣與人主一體者也。”“苟非其選，器不虛假;苟得其人，委之無疑。君之任臣，如身之信手;臣之事君，亦宜如手之擊身，安則共樂，痛則同憂。”［3］199 這就表明了君主和大臣的關係，就像頭腦和四肢的關係一樣，應該互相信任，而且沒有任何的疑慮之心。
二、求全責備
《袁子正書》上說：“故凡用人者，不求備於一人。桓公之於甯戚也，知之矣。”［5］凡是君主用人、領導用人，對任何一個人，都不能夠求全責備。“任人之工，不強其拙”，任用人才的特長之處，不強求他做不到的地方，這是任人的大綱。只要一個人不失仁義之心，縱然偶有微瑕，亦可堪重用。古人謂：“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即是不能求全責備之意。
《文子》上記載：“今人君之論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即失賢之道也。”現在，君主評論臣子的時候，不在意他大的功勞和貢獻，而是在他細小的行爲上做文章，求取他小的不善、小的錯誤，這是失去賢士的原因。“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有大譽，無疵其小故。”一個人有很高尚的德行，就不要在他行爲的小節上做文章；人有很大的聲譽，就不要在小的不足上去挑剔。想求得十全十美，一點錯誤不犯的人，在這個世間上是很難找到的。正如《文子》上所說，“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從古至今，從歷史上看，沒有十全十美的、德行無可挑剔的人，所以君子不求全責備於任何一個人。並做了兩個比喻———“夫夏後氏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能無穢;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惡妨大美也。”夏禹所佩戴的璧玉，也不是沒有瑕疵的；夜明珠，也不是沒有汙點的。但是天下的人，仍然認爲他們是寶貴的東西，不以小小的瑕疵來妨礙它的大美。“今志人之短，而忘人之所長，而欲求賢於天下，即難矣。”［6］現在的人只記別人的短處，而忘記他人之長處，還想在天下求得賢才，是難上加難。所以，任人當求其大節不虧，容其小暇微疵。
三、能不當官
所謂的“能不當官”，即人的能力與其所擔任的官位不相匹配。這有兩種情況:一種是能力低者被授予高官；另一種是所擔任的官職不能充分發揮自己的特長。
《管子》上說：“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7］158 － 159 考察一個人的才能，明智的君主選擇賢人必臨之以事而驗其能。 在試用的過程中，能夠看出這個人是否有真才實學。這是避免不能稱官的有效途徑。能不能稱官，要看他的能力和官位是否相當。能力很低，就不能授予高官。反之亦然。
《典語》上還講：要“料才核能”地去任用人才。“夫料才核能，治世之要也”，料就是要評估、估量，估量人的才能，考核他的能力，是治理國家的要務。“凡人之才，用有所周，能有偏達，自非聖人，誰兼資百行，備貫眾理乎？”凡是人的才能，他的用處，都是有一定的範圍，能力也有偏通之處，並非每個人都是聖人，有誰能兼通百行百業，明白各種道理？“故明君聖主，裁而用焉”，所以明智的君主，都是衡量人的才能來給以任用。
“昔舜命群司，隨才守位；漢述功臣，三傑異稱。”在歷史上，舜任命百官的時候，也是根據每個人才能的不同，給以不同的位置。比如說任命臯陶來斷獄，任命契爲司徒掌管五倫的教化，任命禹來治水。“漢述功臣，三傑異稱”，漢朝表彰功臣的時候，蕭何、張良、韓信被稱爲“三傑”，也是根據他們各自的功勞而給以不同封號。張良“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裡之外”，善於出謀劃策；蕭何“振國家、服百姓”，擅長治理國家、百姓；韓信“連百萬大軍，戰必勝、攻必取”，擅長率軍打仗，是將將之才。他們各自的才能不同，因此封號也不同。“況非此俦，而可備責乎？”這些人物尚且如此， 更何況不是像他們這樣傑出的人物呢？怎麽可以對他們求全責備呢？“且造父善禦，師曠知音，皆古之至奇也。”造父是善於駕車的人，師曠天生就是盲人，但是他的聽力特別好，辨音的能力特別強， 所以“師曠知音”，這都是古代最神奇的人。“使其探事易伎”，探也作換，讓他們彼此交換自己從事的職業和技藝。“則彼此俱屈”，意思是他們也都盡力了，但是還不知道怎麽樣去勝任。“何則? 才有偏達也。”人的才能是有偏通、有專長的。“人之才能，率皆此類，不可不料也。”人的才能大概都是像這種情況，所以不能夠不估量人的才能去委以重任。“若任得其才，才堪其任，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有用士而不能以治者，既任之，不盡其才，不核其能，故功難成而世不治也。”有的君主用了這些士人，還是不能夠把國家治理好，是什麽原因呢？因爲雖然任用了他，但是他的才能，沒有充分地發揮，也沒有根據他的能力，來給他一個適合的位置，“功難成而世不治。”很難獲得功效，國家也得不到治理。“馬無辇重之任，牛無千裡之迹，違其本性，責其效事，豈可得哉。”馬沒有像牛一樣去負辇耕地的任務，牛也沒有奔跑千裡的能力，如果違背本性去任用它，還希望能夠有成效、功效，這怎麽可能得到呢？任用人才也是一樣的，“使韓信下帷，仲舒當戎，於公馳說，陸賈聽訟，必無曩時之勳，而顯今日之名也。”［3］202 － 203 這就凸顯了檢才任用的重要。孔子所謂“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四、德不當位，功不當祿
《潛夫論》中記載：“是故先王爲官擇人，必得其材，功加於民，德稱其位，此三代開國建侯，所以能傳嗣百世，歷載千數者也。”［4］140 古代的先王爲官職選擇人才，一定要得到德才兼備的人，使他功勞惠及於廣大的民眾，他的德行和他的位子相稱，這是夏商周三代的君主建立國家封侯的根本，所以能夠傳承百世，歷載千年。
在《管子》上也記載：“君之所審者三”，君主要審慎的有三個方面，“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君主要審慎考慮的有三個方面，第一就是他的德行和位置不相匹配，第二就是他的功績、功勞和他所享受的俸祿不相匹配，第三就是他的能力和他的官位不相匹配，這三者是治亂的根本。
《管子》上還說：“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於尊位;功力未見於國者，則不可與重祿； 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7］92 在一個國家，他的德義還沒有顯明於朝廷，就不可以給他很高的官位;他的功勞沒有被國家、人民所認同，就不能夠給很重的俸祿;他做事不能夠取信於民，就不可以讓他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德行很高，位置很低，是過；德行很薄，位子卻很高，這個是失。“甯過於君子，而無失於小人。”甯可讓君子處於卑位，也不要讓小人居於尊位。“過於君子，其爲怨淺矣；失於小人，其爲禍深矣。”君子很有德行，即使産生怨恨也不會太深;但是如果讓沒有德行的小人，處在很高的位置上，所産生的災禍、影響可就深遠了。《管子》告誡我們，一定不要讓沒有德行的人處於高位。
在《墨子》上說到：“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與之爵，重與之祿，任之以事，非爲賢賜也，欲其事之成。”古代的聖王治理國家，都是根據人的德行的高低來給以官位，崇尚賢德的人，即使是農民、工匠、商人，如果他們有能力就舉薦他們，授予他們爵位，給他們豐厚的俸祿，任以政事讓他們來處理，並不是因爲賢德就受到封賞，而是因爲想把事做成功就必須堅持這個原則。“故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受賞，量功而分祿。”根據德行的高低來排列官位，以官職來服務社會、服務國家、侍奉君主，按功勞給以賞賜，評量功績而給以俸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恒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避私怨，故得士。”［8］沒有恒長富貴的官，也沒有恒長貧賤的百姓，舉薦賢德的人，罷免不賢的人，這樣才能夠做到崇尚公義，避免私怨，才能夠得到賢士的輔佐。《墨子》上的這一段話，進一步闡明了要任人唯賢，對有德行、有功勞的人給以封賞，無論賢臣的出身地位如何，都要客觀公正地對待。
《中論》上也有類似的闡述：“古之制爵祿也，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功大者其祿厚，德遠者其爵尊；功小者其祿薄，德近者其爵卑。是故觀其爵，則別其人之德；見其祿，則知其人之功。不待問之也，古之君子貴爵祿者，蓋以此也。”［9］官與德、祿與功相稱，就是名副其實。
《傅子》上載：“爵非德不授，祿非功不與。二教既立，則良士不敢以賤德受貴爵，勞臣不敢以微功受重祿，況無德無功，而敢虛幹爵祿之制乎。”又言“不修行崇德，則不得此名，不居此位，不食此祿，不獲此賞。此先王立教之大體也。”如果沒有很高的德行，就不獲得這個名聲，不居於這個官位，不能夠獲得這個俸祿，也不能夠獲得這個封賞，這是先王立教的根本。“夫德修之難，不積其實，不成其名。”德行的修養是很難的，如果沒有長期的修養功夫，沒有實際的德行，就不能夠成就好的聲譽。“夫言撰之易，合所悅而大用。”這個言說、撰寫、粉飾都很容易，能夠獲得君主的喜悅，合君主的心思就被重用，“修之不久，所悅無常，故君子不貴也。”［10］修行的時間不需要很長久，而君主所喜好的也不會不變，會經常改變，所以君子不貴通過言語投合君主的喜好來獲得官位，領導者也不能僅憑人的言語就授予官位。
五、偏信壅塞
《政要論》上有這樣一段論述：“爲人君之務，在於決壅；決壅之務，在於進下；進下之道，在於博聽。”君主的要務在於排除蒙蔽，不要受人蒙蔽，排除人蒙蔽的關鍵就是在於使下面的言論都能夠傳達到君主這裡。“進下之道，在於博聽”，而能夠使下面的言論傳達到君主這裡，最關鍵的在於廣泛地聽取眾人的意見，即“博聽之義，無貴賤同異，隸豎牧幸，皆得達焉。”而若想真正達到廣泛地聽取大眾的建議，關鍵就要做到貧富貴賤都一視同仁，使得奴役的、做童仆的、放牧的、養馬的都能夠暢所欲言，並且他們的意見都能傳達到君主那裡。“若此則所聞見者廣，所聞見者廣，則雖欲求壅，弗得也。”［2］113 如果能做到這一點，那麽君主所聽到的、所看到的就很廣泛，如果他所聽到的、所見到的很廣博，那麽就沒有什麽東西可以蒙蔽他了。
這說明君主不要偏信，以免被人蒙蔽。而要做到這一點就是要廣泛地聽取眾人的意見，甚至基層工作者的意見。在歷史上有很多的臣子爲蒙蔽君主，就觀察君主的喜好，君主喜歡什麽他就順著君主的意思去說，進而控制君主。如秦朝趙高就是蒙蔽君主的佞臣，他看到皇帝很喜歡咨意遊樂，放縱自己的情欲，便趁機對皇帝說，當皇帝的之所以尊貴就是因爲他能夠爲所欲爲，就是因爲人們感覺他像神明一樣，只有得到人民的仰望才能夠被尊重。而神明是只能聽說，不能露面的，所以不能讓大臣總是能夠見到皇帝，這樣才能夠顯示出皇帝的威嚴。結果秦二世就信以爲真，從此趙高專權，當他最後喪身亡國時，才幡然醒悟原來自己被趙高蒙蔽了。這說明，如果偏信一個人的言論，就容易被人蒙蔽，而聽不到下面的意見。人君身居高位猶其如此。所謂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不可不小心也。
六、妒賢畏能
《孫卿子》中有這樣一句話:“故明主好同，暗主好獨；明主尚賢使能飨其盛，暗主妒賢畏能而滅其功。”［11］明智的君主喜歡和大家共同商議事情，而昏庸的君主喜歡獨斷專行。明智的君主尚賢使能，進而使國家得到治理，人民安居樂業。而昏庸的君主妒忌賢德的人，畏懼有能力的人，結果就毀滅了他的功績，致使國敗家亡。這表明妒賢忌能的人做不了大事，而且還把已有的功績喪失掉。
明智的君主對臣子用之不疑，而且認爲臣子的貢獻就是自己的貢獻，臣子的能力就是自己的能力，這樣才能具備最高的智慧，進行最好的統治。“人主之不通乎主道，則不然，自爲之則不能，任賢者惡之，與不肖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國家之所以危。”那些不懂得做君主之道的人，卻不是這樣認爲的，自己沒有能力又厭惡賢德的人，懷有忌心，並且與不肖的人去陷害诋毀忠良，這是功名之所以受到傷害，國家之所以危亡的重要原因。
《孔子家語》上記述了曾子和孔子的一段對話。曾子問:“敢問何謂三至？”孔子說：“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明王笃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12］曾子向夫子詢問“三至”的道理，夫子說最高的禮不需要講謙讓，天下卻可以得到治理，最高的獎賞不需要耗費資財，但是天下的士人都喜悅，最高的音樂不需要發出聲音，但是天下的百姓都和睦。如果明智的君主能認真地實行這“三至”，那麽天下各個諸侯國的君主就可以知道他的名聲，天下的士人都可以做他的臣子，天下的百姓都可以爲他所使用。曾子又請孔子詳細地解說。孔子說：“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意爲古代明智的君主，一定對天下賢德之士的人都很了解，知道他們的名字。“既知其名，又知其實”，既知道他們的名字，還要去調查一下是不是名副其實。“既知其實，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知道他名副其實有真才實德，那就以天下的爵位來尊敬他，給他授以高官厚位。這就是最高的禮不需要講謙讓，但是天下能夠得到治理。“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就是用天下的俸祿使這些賢德之士都富裕，即爲“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因爲君主封賞的都是那些有德行的賢良之士，所以天下的人都會非常地喜悅。“如此，則天下之明譽興焉”，如果能做到這一點，那麽天下贊歎的聲音就興起。“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這就是音樂教化的最高境界，不需要奏出聲音但是天下都非常和睦。這段論述說明，只要君主知人善任，任用賢德，不需要花費很大的精力就可使天下得以治理，而且也不要耗費資財，天下的賢士都能夠各得其所而喜悅。而且因爲賢德之士在位，通過他們的言傳身教，民眾自然也受到良好的教化，彼此和睦相處。這再次說明君主、臣子的位置不能夠顛倒。 君主的任務就是知人善任，不能夠嫉賢妒能，只有做好這一點，國家才可以得到治理。
以上是《群書治要》中論述的用之大忌。對一個領導者而言，要真正任用賢才，使人盡其能，必須力免這六個傾向。只有這樣，才能做到賢者竭其力，百姓服其治，政治清正廉明，國家長盛不衰。
參考文獻:
［1］劉余莉． 群書治要譯注:第 31 卷［M］． 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2012:4．
［2］劉余莉． 群書治要譯注:第 47 卷 ［M］． 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2012．
［3］劉余莉． 群書治要譯注:第 48 卷 ［M］． 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2012．
［4］劉余莉． 群書治要譯注:第 44 卷 ［M］． 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2012．
［5］劉余莉． 群書治要譯注:第 50 卷［M］． 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2012:137．
［6］劉余莉． 群書治要譯注:第 35 卷 ［M］． 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2012:73．
［7］劉余莉． 群書治要譯注:第 32 卷［M］． 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2012．
［8］劉余莉． 群書治要譯注:第 34 卷［M］． 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2012:222．
［9］劉余莉． 群書治要譯注:第 46 卷［M］． 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2012:134．
［10］劉余莉． 群書治要譯注:第 49 卷［M］． 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2012:50．
［11］劉余莉． 群書治要譯注:第 38 卷［M］． 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2012:187．
［12］劉余莉． 群書治要譯注:第 10 卷［M］． 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20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