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6458字 閱讀需要12分鐘】
《群書治要•孔子家語》①記載，孔子說：“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於其所以危亡，是猶未有以異於卻步，而欲求及前人也，豈非惑哉？”意思是說，從前之事是用以啓發當今之人的。如果一個君主不努力追尋前朝之所以能安穩存在的足迹，又不重視其之所以危亡的原因，這就好像一如往常地倒退行走，卻期求能趕上前人。《易經》說：“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學習古聖先賢的言論和行事，以培養和提高自己的道德學問，是歷代凡有成就者共同的規律，無論是爲君、爲臣，爲政、治學，概莫能外。
在這方面，唐太宗做出了最好的榜樣。太宗二十七歲繼位後，深知創業不易，守成維艱，於是命令魏征、蕭德言等，整理歷代治國資政史料，編撰成《群書治要》一書。唐太宗在讀《治要》後感慨道：“朕少尚威武，不精學業，先王之道，茫或涉海。觀所撰書，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使朕致治稽古，臨事不惑。其爲勞也，不亦大哉！”並命令繕寫《治要》十余部，分賜太子及諸侯王以作從政龜鑑。由此可見，正是太宗對於歷史經驗的尊重和借鑑，使其成就了“貞觀之治”的盛世。
《群書治要》從天道規律、歷史規律、人性規律、社會規律、道德教化規律等方面係統論述了奢靡之害。研讀《群書治要》關於奢靡之害的論述，可以更好地形成共識、凝聚力量，爲堅持不懈地反對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提供信心和動力。
一、天道規律： “天道損有余而補不足。”
《易經》上說，古代的聖人上觀天象，下察地理，從中得出了關於世間一切事物産生、發展和變化的規律。所以，所謂的天道，就是自然而然的規律。在中國古人那裡，我們應當如何行爲並不是隨意規定的，而是奠定在對天道的深刻洞察的基礎之上的。那麽，天道有怎樣的規律呢？
《易經》認爲：“一陰一陽之謂道。”這個陰陽，不是虛玄的，一一都有事實可以作爲依據：譬如，有日必有夜，有寒必有暑，有春夏就有秋冬，有潮漲就有潮落等等。從這個道理來觀察，都是一盈一衰，一消一長。而把這個道理推及到人事，也是如此：例如人世的一盛一衰，人心的一憂一喜等等。中國古人所說的“富不過三代”，講得就是這個道理：第一代創業者往往是白手起家、兢兢業業，用自己的雙手開創了天下。第二代還能耳聞目睹父輩創業的艱難，還懂得克勤克儉，勵精圖治。但是到了第三代，一出生就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久而久之就把祖輩父輩辛辛苦苦開創的基業敗光了。這些變幻的人事，有智慧的人自然會留心看得出來，曉得與日月起落、寒暑往來的道理是一樣的。天道是個太極圖，半邊是黑的，半邊是白的，中間有一個界限；如果過了這個界限，陰陽失去了平均，就要引起變化，這叫做“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換句話說，就是盛極必衰，消極必長，物極必反。
天道是非常簡單的一件事：就是過分的，要受到制裁;吃虧的，要受到補益。這就是《尚書》上所言“天道福善禍淫”以及《老子》上所言“天道損有余而補不足”的道理。孔子就是個典型的例子，他所奉行的就是“溫、良、恭、儉、讓”的德行，而他的子孫後代又都能奉行孔子提出的品德教育思想，所以孔子的後代一直傳到現在保持了兩千多年而不衰。
在歷史上，凡是家道能夠承傳三代以上的家族，都有嚴格的家規、家教、家訓，正如《群書治要•文子》所說：“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奢。故富貴不以明道自鑑，而能爲非者寡矣。”所以，熟讀聖賢經典，提倡節儉、反對奢侈享樂便成爲這些家族家教的重要內容，從而使得“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群書治要•周易》)、“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群書治要•孝經》)、“位也者，立德之機也；勢也者，行義之抒也。”(《群書治要•中論》等思想深入人心。這樣才能做到凡事節約而不奢侈浪費，並能控制自己的欲望，把職位、權勢作爲建立仁德、施行道義的工具，而不是驕奢淫逸的資本，從而避免身敗名裂乃至“富(貴)不過三代”的悲劇。
凡人對於勤儉節約，都是恭敬歡喜；而對於驕奢淫逸，都是怨怒隱恨。因此天道也是人事的表現，《尚書》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從此可知，我們對面的一切人、一切物，就是天，隨處都是有天理存在其中的。因此，古人教導我們，對他人的勞動果實，要珍惜節約，正如《群書治要•漢書》所言“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意思是古代的人說：“一個農夫不耕種，有的百姓就會挨餓；一個婦女不織布，有的百姓就會受凍。萬物的生長是有時節的，但使用卻沒有節制，這樣財物一定會用盡。”面對由於人類無止境的貪求所導致的資源枯竭和生態危機，古人的遠見卓識不能不引起今人的重視。
二、歷史規律：“成由勤儉敗由奢。”
《群書治要•淮南子》就講到：“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爲，擇善而後從事焉。”意思是說：周成王和周康王繼承文王和武王的基業，遵守明堂制度，明察前代興亡的事迹，看清國家成敗的演變，不合乎道義的話不說，不合乎義理的事不做，言論不隨便出口，舉動不隨便作爲，先選擇出好的方法然後根據它去行事。正因如此，“成康盛世”時，社會安定和諧，甚至達到了囹吾空虛、刑措不用的境界。
而自周成王、康王以後到了漢代，幾乎將近一千年的時間，想治理好天下的君主非常之多，可是太平盛世卻不能複興，這其中的原因是什麽呢？《群書治要•漢書》上用一句話道明了根源：“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原因就在於，領導者舍棄了治國的常理常法，放縱自己的私欲，奢侈風行而荒廢了仁義。《群書治要•魏志下》上記載著臣子有這樣的進谏：所謂好的政治，主要是提倡節約，珍視民力;所謂惡劣的政治，就是隨心所欲，想幹什麽就幹什麽。希望陛下認真考察一下古代的政治，開國之初爲什麽會清明興盛，到末期爲什麽會衰弱以至於滅亡，同時再看一看漢朝局勢的變化，就足以觸動內心而産生戒懼了。
《群書治要•晉書上》也講到：“三代之興，無不抑損情欲;三季之衰，無不肆其侈靡。”也就是說，從歷史上看，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興盛，沒有不是抑制自己情感上的欲望而成就的；三代的衰敗也沒有不是由於咨意講究奢侈浪費而導致的。可見，要重建盛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必須首先杜絕奢靡之風。
關於奢靡之風對國家衰亡的影響，《群書治要》上的論述很多，並把這視爲盛世之主與衰世之主的根本區別之一。《群書治要•政要論》上說：“故修身治國也，要莫大於節欲。傳曰：欲不可縱。歷觀有家有國，其得之也，莫不階於儉約；其失之也，莫不由於奢侈。儉者節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節欲者安。”意思是說修身治國，沒有比節制欲望更重要的了。經傳上說欲望不可放縱。遍觀家庭與國家，其取得成功，沒有不憑藉於儉約的；其導致失敗，沒有不是因爲奢侈的。儉約者控制欲望，奢侈者放縱情感;放縱情感者危險，節制欲望者平安。堯舜所住之處，門前只有三級土台階，夏天穿葛布衣服，冬天穿鹿皮衣服。大禹宮室低矮，飲食微薄。這幾個帝王，不是其心裡不喜好，但是卻做到了十分節儉。可見，大凡歷史上能成功治理國家的君臣，無不是節欲儉樸。
《群書治要•說苑》記載：季文子作魯國宰相，妾不穿絲綢，馬不吃糧食。仲孫忌勸他說：“你是魯國上卿，妾不穿絲綢，馬不吃糧食，別人將會認爲你是吝啬，並且使國家不光彩。”季文子說：“是這樣嗎？我看到國人的父母都還穿粗衣、吃蔬菜，我因此不敢奢侈。而且我聽說君子靠高尚的道德使國家光彩，沒有聽說過是依靠妾和馬。所謂德，是既能使我有所得，也能使他人有所得，所以能夠推行。如果放縱自己，盡情奢侈，沈迷於錯綜華美的色彩，不能反躬自省，怎麽能守衛國家呢？”仲孫忌聽了慚愧而退。
亂世之君臣卻恰恰相反。《群書治要•商君書》說：“今亂世之君臣，區區然皆欲擅一國之利，而搜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國之所以危也。”在這裡就指出，當時亂世的君主、臣子，都得意洋洋地欲獨占一國一方的利益，探求哪個官位更重要，好便利自己謀私，這就是導致國家危亡、不能實現成功治理的原因。
可見，唐朝著名詩人李商隱在《詠史》一詩中所寫的“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正是總結了歷史發展得出的必然規律。
三、人性規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
在古人看來，人性生而虛明洞徹，人心原本也是平和的。正是因爲貪著物欲，所以使心性受到染汙，失去了本有的光明。從而導致了利令智昏，情令智迷。這恰如一晶瑩剔透的水晶球，原本光芒四射，但是爲汙泥所染，蒙蔽了本有的光芒。正如《群書治要•老子》所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而修身的目的，無非是去除外在的染汙，回復心性的光明。這就是《大學》上所說的“明明德”。
《群書治要•文子》說：“水之性欲清，沙石穢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唯聖人能遺物反己，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傾也。”意思是說，水的本性是清淨的，但沙石卻使其混濁；人的本性是安靜的，但是欲望卻來禍害它。只有聖人能夠抛棄物欲而回歸自己的本性。聖人不被物欲所控制，淡然自若的心態不被欲望擾亂，這樣才能身處高位而不危險，保持安穩而不傾覆。
古人雲：欲是深淵。奢靡之風的盛行，使人沈溺於享樂奢侈而不能自拔，喪失了心性之正，導致的是欲壑難填，久而久之就會走上玩物喪志的道路，甚至爲了滿足自己不斷增長的欲望而泯滅天良。
《群書治要•尚書》記載：帝禹之孫、帝啓之子太康身居帝位而不務正事，貪圖安逸享樂，喪失了應有的品德，百姓都對其懷有二心。他縱情遊樂沒有節制，在洛水之南打獵，百余天不回京都。有窮國國王後羿，趁著國民不能忍受其所作所爲的機會，在黃河岸邊阻擋太康回都。當時，太康的五個弟弟侍候他們的母親隨從打獵，在洛黃交匯的河灣等候他。其五個弟弟都埋怨太康，遂遵循大禹的訓誡而作歌，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五子之歌”。其中之一這樣說道：“訓有之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獲弗亡。”意思是說，在內迷戀女色，在外迷戀遊獵，縱情飲酒毫無節制，貪嗜歌舞不知滿足，住著高大的房子，牆上還雕飾彩色圖案。以上幾項只要沾有一項，就沒有不滅亡的。更何況現在某些領導幹部以上幾項全都沾染了呢？這一訓誡直到今天仍然有助於領導幹部提起戒慎警懼之心。
四、社會規律：“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奸智生、邪巧作。”
從社會發展的規律來看，奢靡之風導致了奸邪的産生，並且使道德教化難以取得實效並深入人心。
《群書治要•管子》論述道：“以前聖君開始制造車船，是爲了方便百姓辦事。而今的君主制造車船就與此不同了。完備、堅固、輕巧、便利都具備了，卻仍向百姓橫征暴斂，用來裝飾車船，用彩色刺繡裝飾車輛，用精雕細刻裝飾舟船。於是，女子放棄紡織而去學習刺繡施彩，所以百姓挨凍；男子放棄耕種而去學習雕刻，所以百姓挨餓。君主制造車船如此華美，左右親近的臣子亦都效仿。這樣，百姓饑寒交迫，所以去作奸犯科。違法亂紀的事多了，那麽刑罰就越苛刻，刑罰苛刻國家就會動亂。國君真正想使天下太平，確實憎惡天下混亂，那麽從制造車船的節儉上就不能不審慎了。”可見，車船只是便利人們的實用工具，不該成爲競奢鬥富的擺設。
管子還分析道：“當一個國家有了奢侈浪費的風氣時，它的花費就會非常多(則用費)。“用費則民貧”，花費很多，老百姓就會貧窮沒有錢財。而現在很多國家因爲奢侈浪費已經在花費第二代、第三代的錢財。這種不合理的現象根源在於自私，甚至自私到連後代子孫的利益都不予考慮的程度。“民貧則奸智生”，一些人已經習慣於過著奢侈浪費的生活，因爲由奢返儉難，沒有錢財花費就會很難受，因而就會産生奸智的念頭，“奸智生則邪巧作”，結果邪巧的做法就出來了。可見“奸邪之所生，生於匮不足；匮不足之所生，生於侈。”所以要想從根本上杜絕奸邪欺詐的行爲，就要從提倡節儉、遏制奢靡之風開始，這是國家和每個家庭的當務之急。
五、道德教化規律：“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長期以來，道德教育之所以很難深入人心，甚至還讓人對道德教育産生了反感，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把道德教育變成了“說教”。《群書治要•禮記》記載：“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而從其所行，信民化行不拘言也。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說明良好有效的道德教育是“正己化人”，也就是《說文解字》上所說的“上所施，下所效”。
當季康子患盜而求教於孔子時，孔子回答道：“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孔子以爲，人有欲心，才有盜心，有盜心就會作盜賊，所以答複季康子：“假使你自己不貪欲，雖然你獎賞人爲盜，而人也不去盜竊。”意思是說：上行下效，居在上位的人不欲，則在其下的人便會以欲爲恥，所以縱然有賞也不願作盜賊。在《論語》的其他地方，孔子也多次強調：“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苟能正其身，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於正人何？”實踐證明，“言教者訟，身教者從”，領導者和教育者先受教育才符合道德教育的規律。因此，從領導幹部做起，反對奢靡之風和享樂主義，才能帶動整個社會興起勤儉節約的風氣。
《群書治要•孔子家語》記載著孔子和魯哀公關於當時國君爲什麽不能修明禮教的對話。從中可以看到，當時的國君之所以不能成功地推行禮教，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他們自己不能像古聖先賢那樣率先厲行節約，反而過著奢侈浪費、荒淫無道的生活：
魯哀公問孔子說：“請問什麽是大禮？爲什麽你一談到禮就那麽尊崇呢？”孔子回答說：“百姓之所以能夠正常的生活，禮是最重要的保障。沒有禮就無法按照一個合適的標准來祭祀天地神靈；沒有禮，就無法區別君臣、上下、長幼的秩序；沒有禮，就無法區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的遠近親疏關係。所以，君王對此十分重視，帶頭恭敬奉行，然後以自己率先所做出來的樣子來教化百姓，使他們順禮而行。居住簡易低矮的房屋，穿戴節儉的衣服飾物，乘坐的馬車不加雕飾，使用的器物不精雕細刻，飲食不講求美味，心裡也沒有過分的奢望，使自己與萬民百姓有福同享。古代賢明的君主是這樣恭敬行禮的啊！”哀公又問：“當今的君王，爲什麽不能這樣去做呢？”孔子回答說：“當今的君王追求利益，貪得無厭，荒淫無道，奢侈無度，懶惰怠慢，遊手好閑，一味地搜刮百姓的錢財來滿足其貪心，使百姓抱怨朝廷;違背眾人的意願，去征討政治清明的國家；爲了滿足自己的欲望，不擇手段;任意使用暴虐嚴酷的刑罰誅殺人民，而不依據正常的法度。從前君王治理和役使百姓都是按前述的做法去做，現在君王則是按照後面的做法。可見，當今的君王不懂得修明禮教了。”這段對話啓示我們，道德教育之所以不得力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在位者和領導幹部不能率先接受道德教育並身體力行倫理道德的要求，卻要求百姓積極參加道德教育和實踐，從而是把道德教育變成了愚昧百姓的工具。
總之，“讀史使人明智”。習近平同志在《領導幹部要讀點歷史》的講話中談到：“歷史的興替演進、起伏變幻，往往沈澱出許多規律，完全可以古爲今用、古爲今鑑。”研讀《群書治要》這一部涵蓋了經、史、子的資政巨著，可以讓領導幹部深刻全面地認識到奢靡之風的危害，從而自覺地響應黨中央提出的“厲行節約、反對浪費”的號召，把它從外在的道德要求轉化爲自己內心信念的主動追求，最終徹底杜絕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
主要參考文獻
[1] 劉余莉主編.群書治要譯注(全二十八冊)[M].北京：中國書店，2012.
[2] [唐]吳兢.貞觀政要[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 錢穆.論語新解[M].北京：三聯書店，2012.
[4] [宋]程頤.周易程氏傳[M].北京：中華書局，2011.
[5] [宋]程颢、程頤.二程集 [M].北京：中華書局，2004.
[6] [明]蕅益大師.四書蕅益解[M]. 北京：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2012.
注釋：
①見《群書治要譯注》，中國書店2012年版。以後有關《群書治要》的引文均出自此書，故從略。
本文係國家開發銀行資助、中央黨校2012年度校級一般課題《〈群書治要〉政治倫理思想研究》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