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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人之重，不言而喻。古來成就大事者莫不得力於賢士的輔佐。總結《群書治要》中的得人之道，可以概括爲以下七個方面：
一、以善感人
《新語》上說：“夫善道存乎心，無遠而不至也。惡行著乎己，無近而不去也。”如果領導者的言行依順善道，那麽即使很遠地方的人，也都會被感召而來；如果領導者惡行昭著，即使是身邊很親近的人，也會離之而去。相反，“殷纣無道，微子棄骨肉而亡。”所以，能否感召到人才，關鍵在於用人者自身的修爲。
《三略》記載：“有清白之志者，不可以爵祿得；有守節之志者，不可以威刑脅。”意思是說，如果這個人志向清高純潔，就不能夠用高官厚祿來俘獲他；如果這個人堅守節操，便不能夠靠威刑來脅迫他。“故明君求臣，必視其所以爲人者而致焉。”因此，明智的君主求取臣子，一定要看這個人的志向，之後再以適當的方式招致他。“致清白之士，修其禮”，對於那些很清高、道德很純潔的士人，領導者就必須修明自己的禮義，對待士人要有禮敬之心。“致守節之士，修其道。”若要想招致堅守節操的人，領導者也要修明自己的道義。“而後士可致，而名可保”，這樣，賢士才能夠被招來，自己的名聲才可以保全。
《傅子》記載：“舉賢之本，莫大乎正身而一其聽。”意思是若想得到賢才就要修正自身，按照聖賢人的教誨去做。“身不正，聽不一，則賢者不至”，如果自己的修身不端正，聽的不是聖賢教誨，那麽賢德的人就不會歸附。即使歸附也不會被重用，因爲志不同、道不合，所以便會錯失賢才。所以舉賢的根本，還是在於修正自己的身心。《中論》上也曾明確指出，“故人君苟修其道義，昭其德音。慎其威儀，審其教令。刑無頗僻，惠澤播流。百官樂職，萬民得所。則賢者仰之如天地，愛之如親戚，樂之如埙篪，歆之如蘭芳。故其歸我也，猶決壅導滯，注之大壑，何不至之有乎？”意思是說，如果君主、領導者修明自己的道義， 彰顯自己美好的聲譽，謹慎自己的言行，慎重地頒布他的教化和政令，刑法沒有偏頗邪僻之處，恩澤廣泛地流布，百官都安於自己的本分，以盡職盡責爲樂，萬民各得其所，百姓安居樂業，那麽賢德的人敬仰這樣的領導，就像敬仰天地一樣；愛戴他就像愛戴自己的父母親屬一樣，快樂得就像聽到了埙篪合奏的歡樂音樂，愉悅的就像聞到蘭草的芬芳那樣心曠神怡。
尊重賢才的重要性，《屍子》上也有所提及。舜是一個極愛才重賢的人。他任用了禹、後稷、臯陶等五人，自己便實現了無爲而治。天下的人，都以他爲父母，因爲他“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堯向他請教，舜曰“事天”，就是按照天地自然的規律、自然之道去做。“平地而注水，水流濕”，在平地上澆水，水自然會流向低窪潮濕的地方。“均薪而施火，火從燥，召之類也”，在地上放置很多柴火，然後點燃，火自然會首先燒著那些幹燥的木柴，這就是自然感召的結果。因此 “堯爲善而眾美至焉，桀爲非而眾惡至焉”。因爲如此，堯憑借自己的美好德行，感召而來的都是賢良的臣子和人才；而桀品行敗壞，招致的都是德行缺失、 奸詐狡猾的人來與他爲伍。這就是《易經》上所說的“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道理。所以，領導者身邊如果沒有德才兼備的人，那麽就應該反省一下自己德行上是否有欠缺，做到“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若自己德行沒有缺失，優秀的人才就會蜂擁而至。孔子說：“德不孤，必有鄰”，也是這個道理。
二、以禮敬人
當今選拔人才大多都采用競爭上崗的方法，而古人並不認爲競爭能夠選出人才，反而增強了人與人之間的競爭、猜疑之心。古人認爲提倡禮讓、謙讓，可以增進人的美德，促進社會和諧。真正賢德的君主，一定是任用這種賢德之士並對他們非常尊敬。因此，若想真正獲取賢才，用人者必須有禮敬的態度；而采取競爭上崗的方式獲得的人才，很可能並不是一流的德才兼備之士。《晏子》中曾記載：最上等的人才，是很難舉進，並且輕易便會退位而去；次一等的賢才，是很容易出仕，但同時也很容易罷官而去的；最下等的人，是最容易被舉薦，但是卻最難以被罷退的人。所以大凡願意出來競爭的，很可能是懷有私心的。所以古人任用賢才有一個方法，就是任用那個最謙虛、最禮讓的人，重在讓，而不在於爭。
用人者以禮敬重賢才，則所選用之賢士必能勵精圖治，克盡其能。《孫卿子》曾載：“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意思是尊敬聖賢的人，可以稱王天下；以賢人爲貴的，可以稱霸天下；尊敬賢德的人，可以免於滅亡；怠慢、侮慢賢德的人終究會走上滅亡的道路。這是古今通用的道理。《呂氏春秋》上也曾記載，“賢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言交爭，而不辭其患”。賢明的君主，一定要自己去結交、知遇那些士人。若士人覺得你對他有知遇之恩，就會竭盡全力地回報你；如果你做錯了事，他就敢犯顔直谏，甚至不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危。
《屍子》說：“下士者得賢，下敵者得友，下眾者得譽。故度於往古，觀於先王，非求賢務士，而能立功於天下，成名於後世者，未之嘗有也。夫求士不遵其道，而能致士者，未之嘗見也。”意思是，禮賢下士的人能夠獲得賢才，能夠對敵人禮敬的人，便可以化敵爲友，能夠對眾人禮敬，便能夠獲得眾人的稱譽。所以縱觀歷史的發展和古代聖王的治國經驗，如果不依靠賢才，沒有哪個先王可以立功於天下，成名於後世。而且君主若沒有按照道來求取賢才的話，那麽賢才是不會被招致的。這說明禮敬的態度非常重要，一個領導者禮賢下士、尊敬賢才，才能夠得到賢能之士的幫助，成就事業。
三、以富安人
《墨子》曾記載道：王公貴族治理國家，都想使國家富裕、人口眾多、民心安定，但是卻難以成之。其原因就在於治理國家的人，不能夠以尚賢使能的原則來辦理政治，他們沒有認識到國家賢良之士越多，國家的風氣就越淳厚。所以領導者的任務，就是要得到眾多的賢才，而如何才能得到眾多的賢才呢？道理很簡單，如果想讓國家善於駕車、善於射箭的人越來越多，就要讓他們富裕起來，並且尊敬他們，使他們得到良好的聲譽。這樣國家善於射箭的、善於駕車的人，才會越來越多。因此若想國泰民安，對於國家的賢人，便更要使他們富裕起來、使人們尊敬他們，這樣國家賢德之士，才會越來越多。所以古代的聖王，治理政事、治理國家，有這樣一句話：“勿使不義之人富，勿使不義之人尊，勿親不義之人，勿近不義之人”。對於真正的人才，首要任務就是讓他們富裕，安定其身心，使其無後顧之憂。
《傅子》上有這樣一句話：“凡欲爲治者，無不欲其吏之清也。不知所以致清而求其清，此猶滑其源，而望其流之潔也。”意思是，想要治理國家的人，哪一個人不希望他的官吏都很清廉呢？但是不知道怎樣使官吏清廉，而一味地要求官吏清廉，這就像是攪渾了水源，而希望水流很清潔一樣。而如何使官員保持廉潔，《傅子》就做了一個比喻：伯夷、叔齊這樣的人，讓他們任官做事，但是給他們的俸祿很微薄，那麽他們既不能養活自己又不能奉養家人，這樣的結果必定會導致他們營取私利。從孝道而言，他們的做法無可厚非，因爲骨肉之道不能虧失。但從國家法制的角度出發，營取私利又觸犯了刑法。這樣他們便會處於兩難的境地，久而久之就會對君主滋生怨恨，怨恨的心産生了，仁義的道理也就衰落了。
《袁子正書》上曾提出，明智的君主設立官位，都是使人和事相稱，不會讓人浮於事。人和事相稱，官吏很少，人民就眾多，從事農業的人多了，物質基礎就豐厚了；另一方面官吏少了，即使提高官員的收入水平，但整體所需要的俸祿相對而言是減少的。假如官吏的俸祿很厚重，他們靠俸祿便可以奉養自己，那麽就沒有必要去有求於人民，去與民爭利。“無求於民，奸宄息矣”，如果對人民沒有所求，不與民爭利，作奸犯科的行爲就沒有了。這說明高薪養廉確實是很必要的，但是高薪養廉，它也需要前提條件。這就是要精簡機構、精簡官員的數量。這樣才不至於給國家造成太大的負擔。《傅子》上說：“欲治其民，而不省其事，則事繁而職亂。”意爲若想治理人民，但是不精簡職事，導致事務繁多，而職能混亂。“知省其職，而不知節其利，厚其祿也。則下力既竭，而上猶未供。”知道精簡官職，但是不知道節省財力，那麽下面的百姓竭盡全力也無法供養做官的人。所以高薪養廉既要做到精簡職位，還要做到“知節其利”，控制官員的欲望，不能走向奢靡享樂。
四、以公待人
《昌言》說：“王者官人無私，唯賢是親；勤恤政事，屢省功臣，賞賜期於功勞，刑罰歸乎罪惡。政平民安，各得其所。則天地將自從我而正矣，休祥將自應我而集矣，惡物將自舍我而亡矣。”意思是說，做君王的人，授予官職應該摒除私心，只將賢德與否作爲考察官員提拔的標准；勤於政事，多次去探望有功勞的人，只對有功勞的人才頒賜，對於那些有罪惡的人，一定有懲罰。這樣的話，政治平穩、人民安定，大家各得其所，結果天地因我而自然地正常了；吉瑞的事情，也因爲我而彙集了；惡的事情，也舍我而去。這些都是“官人無私，唯賢是親”所得到的成果。
《孔子家語》中記載著子路來請教孔子。子路問：“賢明的君主治國首先應該重視什麽呢？”孔子說：“就在於尊敬賢德的人，輕賤不賢德的人。”子路又問：“可我聽說，晉國的中行氏也尊敬賢德的人、輕賤不肖之人，爲什麽他還滅亡了呢？”孔子說：“中行氏尊敬賢德的人，但卻不能任用他們；輕賤不肖的人，但是不能夠罷免他們。結果賢德的人，知道中行氏不重用自己，就有怨恨之心；不肖之人，知道他一定輕視自己，而對他有仇恨之心。結果怨仇這兩種情緒並存於國家，而鄰國的敵兵又在郊外作戰，中行氏還想不滅亡，怎麽可能呢？所以，有賢德的人一定要被重用，不賢德的人一定要被罷免。否則，事業就很難興盛，甚至容易導致滅亡。
《六韬》上也描述了七種賢者不被重用的情況。一曰：“主弱親強，賢者不用。”君主很弱小，反而他的親屬都很強勢，那麽權力就無法集中在君主手中，即使出現賢德的人，也不能夠被任用。二曰：“主不明，正者少，邪者眾，賢者不用。”君主不夠明智，而正直的人少，邪曲不正的人很多，那賢德的人也不會被重用。三曰：“賊臣在外，奸臣在內，賢者不用。”賊臣在外誹謗，奸臣在內進獻谄言，結果賢德的人也不被重用。四曰：“法政阿宗族，賢者不用。”法律政策，都是偏向於自己的親朋好友，這樣賢者就得不到重用。五曰：“以欺爲忠，賢者不用。”把欺騙自己的人當成了忠臣，那麽賢者就不被重用。六曰：“忠谏者死，賢者不用。”賢臣發現君主有錯誤，犯顔直谏，但是君主喜巴結谄媚，惡忠言逆耳，不僅不會獎賞賢臣，反而會置其於危險的境地，那麽賢者也得不到重用。七曰：“貨財上流，賢者不用。”財貨都流到上面去了，即表明君主貪財好利，那麽賢者也得不到重用。這七種賢者不被重用的情形說明，賢德的人才世世代代都不缺乏，只是領導者出於種種原因而沒有加以重用。所以領導者要待人公平，“尊賢去不肖”，同時也必須有智慧，分得清哪些人是賢德的，哪些人是不肖的，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公平待人。
《賈子》記載，君王給人授官分爲六個等級。第一叫“師”，第二叫“友”，第三叫“大臣”，第四叫“左右”，第五叫“侍禦”，第六叫“厮役”。“師”的智慧源源不斷，行爲可以作爲世人的表率。對世人的要求是有問必答，有求必應。他到一個封地，就可以讓這個封地受人尊重；他進入一個國家，就可以讓這個國家受人尊重。“友”的智慧足以磨砺人，行爲足以輔助人，對內能夠匡正君主的過失，對外能夠稱揚君主的美名。“大臣”的智慧足以幫爲政者謀劃國事，行爲足以作人民的表率，仁德足以使上下相處愉悅。他謹然遵守國家的法律，忠於職守，不徇私枉法，即使是君主，也不能夠托他辦一些私事。“左右”可以修養自己的身心，端正自己的行爲，在鄉裡不會做對不起鄉裡的事，他所言所行不會讓朝廷有慚愧之心，不怕冒死去勸谏君主。“侍禦”可以既不貪財、也不淫色，侍君沒有二心，君主有過失，雖然不敢犯顔直谏，但是憂愁的顔色表露在臉上。“厮役”是專指谄媚巴結奉承君主的人。“故與師爲國者，帝；與友爲國者，王；與大臣爲國者，霸；與左右爲國者，強；與侍禦爲國者，若存若亡；與厮役爲國者，亡可立而待。”
“以公待人”還體現在對薦賢者的態度上。《屍子》記載：作爲臣子，如果舉薦賢才給君主，意味著將自己置於被冷落的危險之中，君主如果不賞賜他，他就不會再這樣做。所以，進谏賢臣的應該受上賞，得到最高的地位。古時的宰相，並不是最有能力的人，但都是能夠進薦賢才的人。只有這樣，賢才才會源源不斷地出現，國家才會日益昌盛。鮑叔舉薦管仲的故事就是最好的說明。《屍子》中還記載：“有大善者，必問孰進之；有大過者，必雲孰任之。而行賞罰焉，且以觀賢不肖也。”意爲臣子若有大的功績，就要追尋是誰推薦他的，一同給以賞賜；而臣子有了大的過失，也一定要追問是誰舉薦了此人，並且對舉薦人進行連帶的處罰。所以，對於爲政者而言，一定要秉承“進賢者爲上賞，蔽賢者爲上戮”的原則，這樣才會使得國家野無遺賢，昌盛發達。
五、以誠動人
《體論》中記載：“君臣有義矣，不誠則不能相臨。”君臣之間應該以道義相處，沒有真誠之心，就不能互相面對，也不能去統治這些臣子，針對這樣的表述，《屍子》中列舉了文王、桓公的例子。周文王去求見太公的時候，一天五次往返；齊桓公對待管仲極爲慷慨，賜予他數座城池作爲封賞。因此文王、桓公之所以能夠稱霸天下就是因爲他們任用賢才。利用賢才補充他們的不足，受到了天下的尊重和認可。在《中論》上也曾表明：“故明主之得賢也，得其心也，非謂得其軀也。”意思是明智的君主得到賢才，是得到他的心，不是得到他的身。如果“身在曹營心在漢”， 對領導者也沒有太多的幫助，所以對待下屬，關鍵要做到用真誠心來感動。
古時的君主對於臣子，可以以誠相待。《體論》中記敘了古代的聖君對臣子非常關心愛護，當臣子生病的時候，他便會多次去探望；當臣子過世的時候，他會親臨大斂、小斂這樣的喪禮，並且在喪葬期間他都會減衣縮食，不奏琴瑟。這種表現並不是所謂的形式主義，他憂戚悲傷之心是由內而外的。所以“世未有不自然，而能得人自然者也”，說明世間沒有不是出自於本心而得人的。“色取仁而實違之者，謂之虛”，若是表面對人仁慈，內心實際上有所違背，這就叫虛僞。“不以誠待其臣，而望其臣以誠事己，謂之愚”，不能夠以真誠心去對待自己的臣子，還希望你的臣子，能夠以真誠心來侍奉自己，這是愚蠢的君主。所以只有仁愛之心、只有真誠之心，才能夠以誠換誠、以心交心，而不是靠什麽謀略、計謀、鑽營等。
六、以德教人
《管子》中曾這樣記載：“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道，莫如教之。”得人的方法，就是要讓人們受到利益。而真正使人們受到利益的，就是要教育他。“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教育的目的，是使人善良的方面不斷地增長，而使人的過失得以挽救，所以教導的國君，應該同時具備三個職能，那就是“君、親、 師”。這意味著領導者不僅要管理下屬，還要像父母關愛兒女一樣地去關愛下屬，教導下屬做人的道理，這些才是真正利人之道。
《漢書》記載著這樣一段話：“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聞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教化大行，天下和洽。”我聽說，堯授命爲天子之後，是以天下爲擔憂，沒有聽說，他是以天子之位爲享樂的。因此他誅殺了、驅逐了那些亂臣賊子，一定要求得賢聖之人來治理國家。所以教化才能夠流行， 天下才能夠和睦融洽。
關於如何教化百姓，《政要論》說：“故君子爲政，以正己爲先，教禁爲次。若君正於上，則吏不敢邪於下。吏正於下，則民不敢僻於野。”只有正己才能化人，教導屬下並制定懲罰和禁止的這些規定，都是其次的，領導者首先要做一個表率。
《傅子》中對於這方面的解釋更爲具體：“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後身正，身正而後左右正，左右正而後朝廷正，朝廷正而後國家正，國家正而後天下正。”立德的根本就在於端正自己的身心，自己的心端正之後，行爲就自然端正了，行爲端正了，左右的人也會跟著端正，那左右任命的親近之人都端正了，整個朝廷也就端正了，整個朝廷端正了，整個國家就能端正，最後天下也都能夠端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國家；國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以爲政者若想治國平天下，必須要從修養自己的身心來做起。《傅子》上記載：“正道之不行，常由佞人亂之也。”正道不能夠得以推行，是邪曲奸佞之人在作怪。桀信任他的佞臣推役侈，把敢犯顔直谏的诤臣關龍逢誅殺了，結果夏朝就滅亡了；商纣王信任佞臣惡來，把犯顔直谏的臣子比幹剖食其心，結果殷朝也滅亡了。
然而從古到今奸佞之人卻大多受到重用，針對此種現象，《傅子》回答說：奸佞之人善於養人的私欲，所以私利、欲望很多的領導者便喜歡奸佞之人。而“唯聖人無私欲，賢者能去私欲也”。聖人是沒有私欲的，賢者能夠去除自己的私欲。“有見人之私欲，必以正道矯之者，正人之徒也”，看到人的私利、欲望生起了，用正道來矯正、勸告，這就是正直的人。“違正而從之者，佞人之徒也”，若違背了正道，而順從了人的私利和欲望，這便是奸佞之人。所以領導者以此標准進行考察就了解佞正的區別了。教人首要先正己，自己要去除自私自利，防止財色名利等各種欲望的誘惑，只有這樣才能示人以德。
七、以道成人
《論語》中明確指出，“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道是宇宙和人生的真相，是一種自然而然的規律。中國傳統的儒家、道家、佛家，都是以追求“道”爲根本目的。人生於世就要思考人生的價值，追求道，體認道，順道而行。
孔老夫子曾說“朝聞道，夕死可矣”。若明了道，那麽對死亡也就了無恐懼。《說文解字》將“德”解釋爲“得也，外得於人，內得於己”。表明有德的人就是得道之人。有德之人對宇宙人生的真相，都通達無礙。從外在看來，會受到眾人的支持與擁護；從內在而言，獲得的是心靈的坦蕩、安甯，所以了悟道的人便會具備“君子坦蕩蕩”的特點。所謂君子，是指在學道的過程中，雖然沒有像聖賢、得道之人那樣對宇宙人生的真相徹底地通達明了，但是他能夠助人爲樂、 成人之美，還能夠放下自私自利、名聞利養，做到心胸坦蕩，對人寬容，故每一天歡欣喜悅。相反，“小人長戚戚”，小人一心只想到自己的利益，爲了自己的利益，爾虞我詐、勾心鬥角，還想方設法地去謀算別人。這樣的人總是處於郁郁寡歡的憂戚狀態。
以道成人就是要按照“道”的要求培養人爲聖賢，至少也爲君子，杜絕淪爲小人。《大學》開篇就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明明德”是使自己的明德開顯出來，是使自己覺悟。“親民”就是覺他，幫助他人也覺悟，開發他的明德。“止於至善”就是“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也就是止於道。 因此得人最重要的就是能夠成就他、幫助他、提升他，這樣人才會真正歸心，而且會非常盡心盡力地完成自己的本分。
《群書治要》的得人之道，雖然清楚明白，卻言易行難，需要不斷地實踐磨砺。若真正地按著這七個方面去做，則國家不少賢德之士，社會不少賢德之民。招致了賢德之士，聚合了賢德之民，政治自然清明，社會自然安定，國家自然長治久安、昌盛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