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書治要》是一部協助唐太宗創建“貞觀之治”的治世寶典，是領導幹部汲取中華傳統治國理政思想的必讀之書，關於領導之道的內容非常豐富。《群書治要》強調，在上位的領導者必須充分認識自己的職責特點，克服三個易犯的問題，才能實施有效領導，達致領導目標。
《群書治要·周易》中強調：“負且乘，致寇至。”用現在的話講，就是不能既想當官又想發財。在《群書治要·漢書》中，記載了董仲舒對漢武帝的上書，闡明了這一道理：古代的國土，也是今日的國土。同是一片國土，而在古代能夠使國家大治，上下和睦，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官吏沒有奸詐邪惡，因無人犯罪而囹圄空虛；恩德潤及草木，福澤廣被四海。以古觀今，為什麼相差得這麼遠？是什麼地方出現了錯亂，以至道德風氣衰敗成現在這種狀況？
在提出這個問題之後，董仲舒自己進行了回答：想來大概是現今的治國之道比之古時有所差失，或者是與天理有所違背吧？上天對待萬物是公平的，因而也有所分配。譬如，給予了一個動物很鋒利的牙齒，就去掉它的犄角；動物長著翅膀的，就只長著兩只腳。這就是接受了大的好處，就不能再獲取小的好處。同樣道理，古代凡是接受俸祿的為官者（也就是現在的領導幹部），不以體力勞動謀生，就不得從事商貿事業，這也是接受了大的好處就不得再謀求小利。如果已經接受了大的好處，又要謀取小利，連上天都不能使其滿足，更何況是人呢？富有的人奢侈美滿，貧窮的人艱難愁苦，而居上位者卻不予救助，人們就會不樂意生存下去；人民不樂意生存下去，連死都不躲避，又怎麼會躲避犯罪呢？這就是刑罰之所以繁多，但奸邪卻仍然制服不了的原因。所以享受俸祿之家，以俸祿為生就行了，不能與人民爭占產業。這樣利益就可以普遍分佈，而人們也可以家給人足。這是上天的公理，也是上古的治國之道。天子應該取法此道作為制度，大夫也應該遵循它，並成為自己的行為。
這一段話說明，古代的聖賢君子身居爵位，都不願與民爭利，更不會去從事工商業謀取利益，所以百姓才崇敬他們的品行，聽從他們的教導，被他們的廉潔所感化，而不貪婪鄙陋。董仲舒接著說：由此看來，天子、大夫是百姓所效仿的榜樣，怎能身居賢人之位，卻像平民那樣行為？惶惶不安地謀取財利，並經常擔心財用匱乏的，那是一般百姓平民的意識；惶惶不安的求取仁義，並經常擔心不能教化百姓的，這才是士大夫應當考慮的事。最後董仲舒用《周易》上的這句話做總結：“負且乘，致寇至。”意思是說，乘車是君子的位分，而背負肩挑是平民百姓所做的事情。身居君子之位而又去幹平民百姓的謀利之事，必然會招致災禍臨頭。
現在很多領導幹部之所以出現問題，正是沒有依據古聖先賢的教誨，也就是當官的人又想經商，或者官商勾結以謀取利益。正如2015年1月1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同中央黨校縣委書記研修班學員座談時所指出：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當官發財兩條道，當官就不要發財，發財就不要當官。這是因為,人既然選擇了領導幹部這個事業，就應該把怎樣為人民做表率、治理國家、安定人民作為自己考慮的要務，而不是想方設法地去賺錢。正是因為人有這樣一種奉獻精神，選擇了為人民謀利益的高尚職業，所以才特別受到人民的尊敬。所以孟子說，“爵一，齒一，德一”。這體現的是尊崇道德而不是財富的價值觀。當然，如果一個人就是想賺錢，可以選擇去經商。
可見，以禮治國很重要。這個治國之禮要求接受俸祿的人，就不能再從事商貿事業。如果違背了這個禮，社會就會出現苦樂不均、貧富懸殊嚴重，也將為自己招致災難。
《群書治要·中論》講道：“人君之大患也，莫大乎詳於小事，而略於大道；察於近物，而暗於遠數。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亡也。”“大道”，指最高的治世原則，包括大略原則、倫理綱常等；“遠數”，即深遠的謀劃。君主最大的弊病，莫過於詳察小事而忽略治國的重要綱領；莫過於只看到眼前的事物，卻忽略長遠的謀劃。從古至今，只要如此，沒有如此而不滅亡的。
在隋朝時，隋文帝很勤奮，常常從早晨到太陽落山都在理政。唐太宗的很多臣子都高度評價隋文帝的勤奮。但是太宗卻說：“你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雖然很勤奮，但是卻沒有仁厚之心，因此對周靜帝及其母親，都不能善待。隋文帝是擔心自己的做法會引發臣子的不滿，所以很多事情才事必躬親，當然要從早忙到晚。但假如他一天決定了十件事情，全是花費自己的心力，可能會有一半決斷不當。每天都有決斷不當之事，則國家遲早會混亂。所以，應該知人善任，靠群臣的智慧來治理國家。”這就是唐太宗和隋文帝不同的地方。作為君主，特別是最高領導者，不是什麼事都必須親力親為，而要懂得把重要的事情分派給大臣去做。
所以人君的大患“莫大乎詳於小事，而略於大道”。即在細小的事情上很明察，卻忽略了治國的重要綱領。可見，愈是上位者，愈要明白自己的職責所在。上位者的工作就是以身作則，教化人民，而且還要做對決策，知人善任。如果上位者管理的事情過多，精力就會分散，心就難以定下來。《大學》中說：“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人要靜才有定，有定力才有智慧，才能夠決策正確。而且事情如果都被領導者做了，屬下的積極性就難以調動。所以領導者應該充分授權，使下屬充分發揮才智。這樣自己就有更多時間靜下來提升智慧，做好決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盟軍的最高指揮官艾森豪將軍只管四個人：海軍總司令、陸軍總司令、空軍總司令、參謀總長。艾森豪將軍還常常去打高爾夫球。因為他是決策的人，必須保持放鬆、冷靜，否則他做錯一個決策，可能傷亡的是數萬人，甚至幾十萬人。如果他每天雜事很多，神經緊繃，就考慮不清重要的事。而且艾森豪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善於發現和任用人才。因此，喬治·巴頓、範佛裏特等一大批名將，都為他所用。可見，領導者的重要任務是任人，而不是做事。
關於這一點，《群書治要·慎子》中講：“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無事。”君臣相處的道理是百官各司其職，臣要去做事，而君主不用做具體的事。“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焉。仰成而已，故事無不治。”君主安逸享樂，臣子勤奮工作，臣子要盡智盡力把事情做好，而君主不要參與具體事務，仰仗臣下成功就可以了。這樣，國家政事沒有治理不好的。
如果君主什麼事情都親自去做，而且務求比臣下還做得好，這是代替臣下擔任責任而承受勞苦，臣下反而安逸了。君主如果喜歡搶在臣下之先把事情做好，那麼臣下就不敢搶在君主之前去做好事。如果臣子都把自己的聰明才智隱藏起來，國事一旦有了失誤，臣子反而會反責君主。這是臣子背叛君主、國家出現禍亂的做法。
君主的才智不一定是群臣中最賢明的。君主不是最賢明的，還要自視為最高明，從而掩蔽臣子之謀，就會力不從心。假使君主的才智是最高明的，但是僅憑君主一個人的智慧，而把臣下的智慧全都掩蓋了，也會導致過於勞累。勞累過度就會使身體產生疲倦，身體產生疲倦也會使才智枯竭，才智枯竭又會回到力不從心的道路上去。
所以君主、領導者，如果事事都親自去做，事必躬親，那麼臣下就不必去做事了。這就等於君主和臣子交換了位置。君主本來應該是決策，很清閒；臣子應該是做事情。結果現在卻反過來了，領導把事情全做了，下屬反而安逸、無事可做，這是“君臣易位”。即君主和臣子的位置交換了，這種顛倒就會導致混亂。
“人君任臣而勿自躬，則臣事事矣。是君臣之順，治亂之分，不可不察。”君主如果放手將具體實事都交由屬下做，而不必事必躬親，臣下就會盡職盡責地去做事，臣下的積極性也被調動起來，聰明智慧也得以發揮。這是關係到君臣和順，治亂區分的大事，君主不能不明察。這就是“任人者逸,自任者勞”。
《群書治要·劉廙政論》上也有一段類似的話：“人君所以尊敬人臣者，以其知任人臣，委所信，而保治於己也……若多疑而自任也，則其臣不思其所以為國，而思其所以得於君，深其計而淺其事，以求其指撝。”君主之所以尊敬人臣，是因為他知道如果任用臣子，並且對他們信任，把重要的事情託付給他們，他們就能夠幫助自己治理國家，保住太平。如果君主多疑，自己親自去做事，他的臣子就不再思考怎樣可以治國，而是去思慮怎樣可以得到君主的歡心。他們一心一意想方設法要得到君主的歡心，而不是想著怎樣把事情做好。換句話說，大家都在琢磨人，而不是在琢磨事。這是因為君主對於任用的臣子有所懷疑，所以事必躬親，不想真正放手讓臣子去做事，因而造成過多的干預。結果臣子也變聰明了，為了避免君主猜忌，他就想方設法地投君主所好。這樣君主對他也就沒有什麼疑慮和防範了。
這說明領導者之所以事必躬親，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對屬下不能夠完全信任。如果領導者總是管一些具體的小事，而忽略了做決策、任賢使能等關係治國的長遠謀略，就導致“察於近物，而暗於遠數”，只看到近處的東西，卻忽略了長遠的謀劃。
《群書治要·後漢書》中講道：“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秦朝之所以滅亡，就是因為能夠諫諍的人被誅殺，而阿諛奉承的人卻受到賞賜，善言凝結於忠臣的口中講不出來，國家的命令都是出於讒邪之口。厭惡懲罰能夠犯顏直諫之人，喜好獎賞阿諛奉承之人，也是領導者之大忌。
《群書治要·賈子》上記載著一個故事，講的正是這個道理。梁懷王對賈子說，現在人把能夠得到天地之道的人，稱為“先生”，這是為什麼呢？賈子就說，“先生”這個號是個泛稱，大可稱國君，中可稱卿大夫，下可稱一般的平民百姓。如果為其正名，它不是“先生”而是“先醒”。也就是說，“先生”一詞來自於“先醒”，即先覺醒。有的君主沒有學治國之道，終日茫然不明得失，不知道治亂存亡的根本原因，每天匆匆忙忙，就像喝醉了酒一樣。而賢明的君主好學不倦，勤於治國之道而不覺厭倦，因此，他很聰慧，較先明白治國之道。一旦治理國家，他就知道怎樣把國家治理好；國家還沒有混亂，他就知道國家混亂的原因；國家還沒有安定，他也知道如何使國家安定；國家沒有危亡，他也知道它危亡的根源何在。這樣的人稱為“先醒”，就是先覺悟、先覺醒。世間的君主，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
楚莊王與晉國交戰，大獲全勝。回來路過申侯的封地，申侯為他進奉飯食。但到了日中，楚莊王還沒有吃飯。申侯就來請罪。楚莊王歎道：“這不是你的過失。我聽說過這樣一句話：‘君主是賢明的君主，又有賢師來輔佐的人，可以稱王；君主是中等的君主，又有良師來輔佐的人，可以稱霸；君主是下等的君主，他的群臣又沒有一個趕得上他的，這樣的人一定會滅亡。’現在我是下等的君主，而我的群臣又沒有人能比得上我。我也聽說過，‘這個世間不會缺少賢德的人’，而天下有賢德的人，我卻得不到，像我這樣的人，生活在世上，還吃什麼飯呢？”可見，楚莊王雖然戰勝了晉國這樣的大國，他的道義能夠使諸侯都順從，但是他還想著怎樣得到賢良的人來輔佐自己，到了日中都忘記吃飯。這樣的人可稱為明君，這被譽為“先醒者”。
宋昭公逃亡到了邊境，喟然歎了一口氣說：“唉，我知道我之所以滅亡的原因了。因為自從我稱王之後，我身邊事奉的人有數百人，無一不說我是聖明的君主。在內聽不到我的過失，在外也聽不到自己的過失，所以才淪落到了今天的地步。我今天有這樣的困境也是應該的。”此後，他洗心革面，白天學道，晚上講道，勤學不厭。兩年之後，他的美名遠聞。宋人就把他迎回來，重新使他複國，終於成為一代賢君。死後，人們給他一個諡號，稱為“昭公”。他亡國之後又醒悟存亡的原因，所以被稱為“後醒者”。
從前虢國的國君驕縱放逸，而且自吹自擂，諂媚巴結的人都受到重用，犯顏直諫的臣子都被誅殺放逐，致使政治一片混亂，整個國家的人都不服從他了。後來，晉國就舉兵討伐，虢君被迫出走。他逃到一個水澤地，說“我渴了，想喝水。”他的車夫就給他敬獻了一杯清酒。過了一會兒他又說：“我餓了，想吃飯。”他的車夫又給他敬獻些肉幹、乾糧。虢君很高興地問：“從哪得來的這些東西啊？”車夫說：“我已經儲備很久了。”虢君問：“你為何要儲備這些東西呢？”車夫說：“我是為了國君您逃亡的時候，防備路上饑渴而準備的。”虢君問：“你早就知道我會有逃亡的這一天嗎？”車夫說：“我知道。”虢君說：“你既然知道，為什麼不勸諫我呢？”車夫說：“因為您喜歡聽諂媚巴結的話，而厭惡正直的話。如果我過去勸諫的話，恐怕早就沒命了。”虢君聽了之後勃然大怒。於是，車夫趕緊謝罪。他說：“對不起，我的話確實有點言過其實。”虢君問他：“那麼是什麼原因導致我會逃亡？”車夫說：“國君您不知道，您之所以逃亡，是因為您太賢明了。”虢君就說：“賢明是可以使人生存的，而我卻落得逃亡的地步，為什麼？”車夫說：“因為天下的君主都不賢德，只有君主您賢德，所以才會逃亡。”虢君聽後喜笑顏開地說：“唉，你看，是賢德使我落得了如此困苦的境地呀！”後來，他走到山中，又困又餓，很疲倦，枕著車夫的腿就睡著了。車夫趁他睡著時，把自己的腿撤走，用一石塊代替，自己離去了。虢君餓死在山中，被禽獸所吞食。這就是一個已經滅亡了還不醒悟的人，被稱為“不醒者”。
以上三個故事對比鮮明，分別講述了“先醒”“後醒”“不醒”的不同結局。可見，領導者能夠任用犯顏直諫的屬下，對自身的成敗至關重要。
總之，領導者“負且乘”“詳於小事而略於遠數”“正諫者誅，諛進者賞”是取禍之道，值得現代領導者引以為戒。
作者：劉余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