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為世界上唯一一個和平崛起的大國，用幾十年的時間完成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飛躍，創造了“中國奇跡”。新中國從建國時的一貧如洗，經過短短幾十年的努力，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引發了世界驚歎。英國學者馬丁·雅克在其著作《當中國統治世界》一書中敏銳地指出：“認為中國對世界的影響主要體現在經濟方面，實在有些過時。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可能也會產生無比深遠的影響。”如今，隨著中國日益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央，“中國之治”與“中國模式”“中國智慧”“中國方案”等越來越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中國的成功，歸根結底是中國制度和中國治理模式的成功，所以世界各國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探究中國治理的特質和優勢。在中國制度形成的過程中，有很多因素都發揮了作用，其中重要的當屬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傳承。因此，要讀懂中國制度，離不開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入理解和正確認識。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所以優秀，是因為它是“志於道”的文化，追尋的是宇宙人生的大道。老子指出，求道的方法與求學不同：“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古聖先賢正是通過無為、無知的方式達到了無不為、無所不知。這與西方人求知識的方法已然不同。在求知的過程中，即使知識再豐富，但只要有知，就會有所不知，就不可能達到“全知”的境界。而聖人無知的境界，就如鏡子一樣，上面乾乾淨淨，什麼圖像都沒有，但是鏡子本身的作用就能達到“無所不知”，可以“寂而常照，照而恒寂”。中國古人認為：“人皆可以為堯舜”，即任何人通過學道都可以成聖成賢（“全知”）。但是在西方文化中，“全知”的上帝只有一個。因此，用西方求知識的方法理解中國古聖先賢的智慧，在方法論上就已存在相當的困難。
方法論的不同也導致了世界觀和認識論上的分歧。西方人的世界觀和認識論以“二元對立”為主要特徵：主觀與客觀、主體與客體、自我與他人、人與自然界，等等。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滲透到方方面面，於是父子、夫婦、老闆與員工、乃至兄弟、朋友、企業、國家之間都成為彼此對立的關係。所謂的競爭、博弈論、修昔底德陷阱等概念和理論，都是在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中產生的。用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和眼光來審視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父慈子孝、夫義婦德、君仁臣忠、兄友弟恭、朋友有信、協和萬邦、天人合一等理念，不可避免會導致誤讀與誤判。例如，因為不理解父子一體，而批判中國人的孝道是愚孝；因為不理解君臣一體、君民一體，而批評中國人講忠君是沒有人權；因為不理解夫婦一體，而誤解中國人強調女德是忽視女權。
中國古人很早就形成了“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世界觀。，在這種“一體之仁”的觀念之下，父與子、夫與婦，乃至兄弟、朋友、君臣、國家之間都是和諧一體的關係，因而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在這種整體的思維方式下，中國雖然經歷了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但是仍然保持了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乃至國與國之間的和諧相處，從而使得中華文明作為歷史上唯一一個沒有中斷的文明得以延續。究其原因，在於中國人在絕大多數的歷史階段中都尊重了古聖先賢“志於道”的發展方向，遵循了“天人合一”的世界觀，採取了“一體之仁”的整體思維方式，堅持了“民胞物與”的道德觀念。這種世界觀、思維方式、道德觀念滲透在國家治理和社會制度的方方面面，具體體現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法律、外交等思想觀念和制度設計之中。這包括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風、四海一家的大一統傳統，德主刑輔、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張，民貴君輕、政在養民的民本思想，等貴賤均貧富、損有餘補不足的平等觀念，法不阿貴、繩不撓曲的正義追求，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道德操守，任人唯賢、選賢與能的用人標準，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改革精神，親仁善鄰、協和萬邦的外交之道，以和為貴、好戰必亡的和平理念，等等。
如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結果，具有一脈相承的歷史性及獨特的民族性。這說明，任何一個國家的制度和治理體系皆非憑空出現，一定有其歷史文化的淵源。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四中全會的重要講話中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具有深厚的歷史底蘊”。因此，要讀懂中國制度，必須首先讀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特別是其“志於道”的發展方向和“一體之仁”的文化基因。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要瞭解今天的中國、預測明天的中國，必須瞭解中國的過去，瞭解中國的文化。當代中國人的思維、中國政府的治國方略，浸透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基因。”
歷史上中國之治達到的最高境界是“不忍欺”。《史記·滑稽列傳》記載，歷史上曾出現過三種治理境界：春秋時子產治理鄭國，嚴密的法律和監督機制使人民不能做惡，達到了為政“不能欺”的境界；戰國時西門豹治理鄴縣，通過設置嚴厲的法律制度，使人民不敢做惡，達到了為政的“不敢欺”境界；春秋時孔子的弟子宓子賤治理單父，將孔子所宣導的仁義忠恕與治理之道相結合，使人民不忍心違法亂紀，達到了為政的“不忍欺”境界。與西門豹的“不敢欺”、子產的“不能欺”相比，子賤的“不忍欺”顯然更勝一籌，是更高層次的治理境界。
那麼，如何才能達到“不忍欺”的治理境界呢？《群書治要·傅子》中講：“明君必順善制而後致治，非善制之能獨治也；必須良佐有以行之也”。這說明，實現善治必須具備兩個條件：善制（完善的制度）和良佐（德才兼備的領導人才）。善制是實現善治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當代西方著名倫理學家麥金泰爾也指出，無論道德原則設計得多麼具體和完美，如果人們不具備道德品格或美德，這些原則就不會起作用。換言之，公正的制度必須得有正義美德的人才能設計出來，而即使公正的制度設計出來了，也必須有正義美德的人才能實施到位。這也就是荀子所說的：“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可見，德才兼備的聖賢君子為實現善治所必需。要實現善治，就必須保證“賢者在位，能者在職”。
德才兼備的領導幹部不會憑空出現，必須通過教育來培養。在西方宗教文化的背景下，教會承擔著道德教育的職能，人的道德品質依靠教會培養，領導者也不例外。從歷史上看，在西方國家的治理體系中，在注重公平正義的制度設計的同時，對領導者的道德教育也並未忽視。
與西方的宗教文化傳統不同，中國文化是一種重視倫理道德教育的倫理文化。如果說在西方的宗教文化傳統中，宗教承擔著道德教育的職能，政治與道德教育相分離是其基本特徵，那麼中華傳統的倫理文化，則以政治與道德教育合一為基本特徵，甚至政治本身就具有教育的內涵。在這種政治體系中，道德教育由國家來負責，通過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宗教教育等不同形式，使中華傳統的倫理道德教育深入人心。
通過學校教育進行道德教育，是中國治理的一大特色。古代的君王，無不把教化人民作為治國要務，設立太學在國都推行教化，設立庠序（地方學校）在地方教化人民。在道德教育中，堅持以孝道為本、文化為要、身教為先的原則，通過以禮樂射禦書術為內容的教育，把人培養為文質彬彬的君子、聖賢，即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人。在整個學校教育體系中，特別重視對官員的品德教育。不僅如此，良好的禮樂教化，還可以“絕惡於未萌”“起敬於微渺”，甚至還可以達到“不忍欺”的治理境界，使人不僅不敢作惡、不能作惡，也恥於作惡，不想、不願作惡。
正因為德才兼備的領導幹部為實現善治所必需，所以中國古代的制度完善也是圍繞著“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這一核心而展開。在各種制度建設中，特別重視人才選拔機制以及與此相關的考試制度、教育制度，並在人才選拔中秉持“爵非德不授，祿非功不予”的準則，使官吏的選舉、考核、監察、獎勵、培訓和管理制度確保將德才兼備的人選拔到領導職位上。
總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植根中國大地、具有深厚中華文化根基的制度。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必須建立在對中國獨特文化傳統的充分認識與研究的基礎之上。只有從延續中華傳統文化血脈中開拓前進，在傳承和發展中華傳統治國理政思想的基礎上，推進我國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才能實現“中國之治”。
作者：劉余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