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福一致：〈群书治要〉中的德福观》，刘余莉、聂菲璘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刘余莉

德、福及其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伦理学研究的重要范畴，中西方自古以来的圣贤哲人，对此都有深刻思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因而，与西方哲人通过逻辑推理得出德福之间关系的研究方法不同，中国古代典籍不仅记载了大量关于德福关系的论述，还收录了丰富的个体及国家层面关于德福一致的历史验证。

　　《群书治要》中的德福关系——德福一致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有关德福之间关系的内容和论述极其丰富，遍布典籍。首先，德是福的重要内容。《尚书·洪范》“五福”中的第四福是“攸好德”，即修养美德。这不仅说明德是福的重要内容，也说明了修德是有福的前提。古代字书《玉篇》也有“德，福”的解释。

　　《群书治要》作为治国理政之书，汇集了古代帝王兴衰成败的历史及规律。书中虽然没有单独的章节论述德福观，但是对德福关系的论述非常丰富，德福一致的思想贯穿全书。在《群书治要》中，德福一致的德福关系被认为是宇宙人生大道中不变的规律之一。

　　首先，德行是福祉的基础。《国语·晋语六》对此有明确的论述：“夫德，福之基也，无德而福隆，犹无基而厚墉也，其坏也无日矣。”德行是福祉的基础，没有德行而福祉隆盛，例如财多位高名声大，也会像没有地基的土墙，其崩坏是指日可待的。因此，德、福分别像一棵大树的根系和枝叶花果，要想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必须根深蒂固，才能经得起风吹雨打。

　　其次，德福之间的基本关系是德福一致。如《群书治要·周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群书治要·尚书》“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弗可逭”；《群书治要·论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等。总之，典籍中对祸福的论述俯拾即是，有德者福；施德政者国祚兴；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德福一致思想揭示了决定个人及国家兴衰成败的深层根源，即“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

　　最后，虽然德福一致是德福之间的基本关系，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却有众多看似德福不一致的现象。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这种“不一致”只是看似背离，并非事实上真的不一致。导致这种看似不一致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对全部的事实了解不清。《群书治要·文子》云“有阴德者，必有阳报；有隐行者，必有昭名”，不了解一个人的阴德和隐行，就容易对“阳报”和“昭名”产生疑惑；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人们对主导德福关系背后的因果规律认识不清，从而不能正确解释现实中所谓的“德福背离”的现象所致。为了深入说明这一道理，本书对德福一致背后的因果规律的特性进行了概括总结：必然性、普遍性、相应性、历时性、放大性、变易性。以因果律的特性为基础，就能对这种看似德福背离的现象作出解释。

　　《群书治要》德福一致思想的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

　　深入研究《群书治要》中的德福一致思想及其背后的宇宙观基础与作用规律，并把德福一致及因果规律扩展至研究国家治乱安危盛衰成败的层面，证明德福一致的观点并非迷信，以经史合参、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式阐释其于古代治道中所起的作用，具有填补研究空白的创新意义和独特的学术价值。

　　具体而言，《德福一致：〈群书治要〉中的德福观》的学术意义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本书首次对《群书治要》中的德福观进行深入系统研究，在梳理《群书治要》中关于德福关系观点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德福一致是《群书治要》德福观的基本观点，并从道德品质、道德行为和制度伦理三个维度，以史论结合的方式研究其与个人祸福荣辱、国家兴衰成败之间的密切关联，弥补学界对《群书治要》德福观方面研究的不足，具有填补空白的学术意义；

　　第二，德福关系之争由来已久，本书通过研究《群书治要》中的德福观的深层内涵，并对德福一致背后的因果规律及其特性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和概括，对看似德福背离的现象做出了合理解释，经史合参，证明德福一致的规律性；

　　第三，本书在梳理《群书治要》中诸子百家关于因果原理思想的基础上，分析了其在此问题上论述的一致性，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对因果律之质疑及误解。

　　本书研究的实践价值在于，研究并论证德福一致思想及因果规律对于当代人培养廉洁自律的道德品质，树立坚定明确的道德信仰，保证道德教育深入人心、行之有效，维系人伦关系和谐有序，促进社会安定太平，特别是对于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总之，《群书治要》所蕴藏的治国理政思想，特别是关于个人祸福与国家盛衰的经验和规律，是历经数千年考验所累积的宝藏结晶，历久弥新，不仅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重要文化命脉，也是全人类各民族实现和平发展的智慧源泉。因此，从《群书治要》这部治世经典出发，深入研究其中的德福一致思想并总结其中的因果作用原理，对于坚定文化自信，实施行之有效的道德教育，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实践价值。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