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余莉

《群书治要·周易》中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学习古圣先贤的言论和行事，以史为鉴，培养和提高自己的修身境界和智慧学问，是历代凡有成就者共同的规律，无论是为君、为臣，为政、治学，概莫能外。《群书治要》从天道规律、历史规律、人性规律、社会规律、道德教化规律等方面系统论述了戒奢崇俭的必要性，对于领导干部更好地形成共识、凝聚力量，坚持不懈地反对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坚定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

一、天道规律：“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周易》中记载，古代的圣人上观天象，下察地理，从中得出了关于世间一切事物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古人所谓的天道，就是自然而然的规律。在中国古人那里，人应当如何行为并不是随意规定的，而是奠定在对天道的深刻洞察的基础之上的。那么，天道有怎样的规律呢？

《周易》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阴阳，不是虚玄的，一一都有事实可以作为依据：譬如，有日必有夜，有寒必有暑，有春夏就有秋冬，有潮涨就有潮落等等。从这个道理来观察，都是一盈以衰，一消一长。而把这个道理推及到人事，也是如此：例如人世的一盛一衰，人心的一忧一喜等等。中国古人所说的“富不过三代”，讲得就是这个道理：第一代创业者往往是白手起家、兢兢业业，用自己的双手开创了天下，第二代还能耳闻目睹父辈创业的艰难，还懂得克勤克俭，励精图治，但是到了第三代，一出生就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久而久之就把祖辈父辈辛辛苦苦开创的基业败光了。这些变幻的人事，有智慧的人自然会留心看得出来，晓得与日月起落、寒暑往来的道理是一样的。天道是个太极图，半边是黑的，半边是白的，中间有一个界限；如果过了这个界限，阴阳失去了平均，就要引起变化，这叫做“阳极则阴生，阴极则阳生”；换句话说，就是盛极必衰，消极必长，物极必反。

可见，天道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就是过分的，要受到制裁；吃亏的，要受到补益。这就是《尚书》上所言“天道福善祸淫”以及《老子》上所言“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道理。在历史上，凡是家道能够承传三代以上的家族，都有严格的家规、家教、家训，正如《群书治要·文子》所说：“生而贵者骄，生而富者奢。故富贵不以明道自鉴，而能为非者寡矣。”所以，熟读圣贤经典，提倡节俭、反对奢侈享乐便成为这些家族家教的重要内容，从而使得“君子以俭德避难，不可荣以禄”（《群书治要·周易》）、“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群书治要·孝经》）、“位也者，立德之机也；势也者，行义之杼也”（《群书治要·中论》）等思想深入人心。这样才能做到凡事节约而不奢侈浪费，并能控制自己的欲望，把职位、权势作为建立仁德、施行道义的工具，而不是骄奢淫逸的资本，从而避免身败名裂乃至“富（贵）不过三代”的悲剧。

凡人对于勤俭节约，都是恭敬欢喜；而对于骄奢淫逸，都是怨怒隐恨。因此天道也是人事的表现，《尚书》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从此可知，我们对面的一切人、一切物，就是天，随处都是有天理存在其中的。因此，古人教导我们，对他人的劳动果实，要珍惜节约，正如《群书治要·汉书》所言：“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则物力必屈。”意思是说：古代的人说：一个农夫不耕种，有的百姓就会挨饿；一个妇女不织布，有的百姓就会受冻。万物的生长是有时节的，但使用却没有节制，这样财物一定会用尽。

奢靡之风会导致天下的粮食等物资缺乏，甚至会导致全球的资源危机。《大学》中讲：“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反之，则如《群书治要·汉书》中所说，“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哉。”生产者、特别是生产粮食的人愈来愈少，而浪费者、不劳而食者愈来愈多，奢侈浪费的风气也愈来愈严重，天下的财产怎么会不枯竭！

康熙皇帝在位时，曾颁布《圣谕十六条》用以教导百姓，其中就有“尚节俭以惜财用”，强调开其源尤当节其流，即不仅要知道如何生产、聚集财富，还要知道节约、俭省财用，这样才能使得包括粮食在内的物质及财富“不可胜用也”。

面对由于人类无止境的贪求所导致的粮食不足、物资短缺，以及资源枯竭和生态危机，古人的远见卓识不能不引起今人的重视。全球资源危机从根本而言是由人们愈来愈膨胀的欲望与地球的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所致。因此戒奢崇俭也是解决环境问题、资源枯竭问题的出路。

二、历史规律：“成由勤俭败由奢”

《群书治要·淮南子》中描述了在周成王和周康王统治时期的盛况：“成康继文武之业，守明堂之制，观存亡之迹，见成败之变，非道不言，非义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为，择善而后从事焉。”意思是说，周成王和周康王继承文王和武王的基业，遵守明堂制度，明察前代兴亡的事迹，看清国家成败的演变，不合乎道义的话不说，不合乎义理的事不做，言论不随便出口，举动不随便作为，先选择出好的方法然后根据它去行事。正因如此，“成康盛世”时，社会安定和谐，甚至达到了囹圄空虚、刑措不用的境界。

而自周成王、康王以后到了汉代，几乎将近一千年的时间，想治理好天下的君主非常之多，可是太平盛世却不能复兴，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群书治要·汉书》中用一句话道明了根源：“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也。”原因就在于，领导者舍弃了治国的常理常法，放纵自己的私欲，奢侈风行而荒废了仁义。《群书治要·魏志下》中记载着臣子有这样的进谏：所谓好的政治，主要是提倡节约，珍视民力；所谓恶劣的政治，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希望陛下认真考察一下古代的政治，开国之初为什么会清明兴盛，到末期为什么会衰弱以至于灭亡，同时再看一看汉朝局势的变化，就足以触动内心而产生戒惧了。

《群书治要·晋书上》也讲到：“三代之兴，无不抑损情欲；三季之衰，无不肆其侈靡。”也就是说，从历史上看，夏、商、周三代之所以兴盛，没有不是抑制自己情感上的欲望而成就的；三代的衰败也没有不是由于恣意讲究奢侈浪费而导致的。可见，要重建盛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首先杜绝奢靡之风。

关于奢靡之风对国家衰亡的影响，《群书治要》中的论述很多，并把这视为盛世之主与衰世之主的根本区别之一。《群书治要·政要论》中说：“故修身治国也，要莫大于节欲。传曰：欲不可纵。历观有家有国，其得之也，莫不阶于俭约；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尧舜所住之处，门前只有三级土台阶，夏天穿葛布衣服，冬天穿鹿皮衣服。大禹宫室低矮，饮食微薄。这几个帝王，不是其心里不喜好，但是却做到了十分节俭。可见，大凡历史上能成功治理国家的君臣，无不是节欲俭朴。

北宋名臣司马光在其家书《训俭示康》中写道：“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反之，“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司马康在父亲的教育下，从小就懂得俭朴的重要性，他以此家训为镜子，不断鞭策自己，后来历任校书郎、著作郎，以俭朴、廉洁扬名于世。

乱世之君臣却恰恰相反，以骄奢淫逸为乐。《群书治要·尚书》记载：帝禹之孙、帝启之子太康身居帝位而不务正事，贪图安逸享乐，丧失了应有的品德，百姓都对其怀有二心。他纵情游乐没有节制，在洛水之南打猎，百余天不回京都。有穷国国王后羿，趁着国民不能忍受其所作所为的机会，在黄河岸边阻挡太康回都。当时，太康的五个弟弟侍候他们的母亲随从打猎，在洛黄交汇的河湾等候他。其五个弟弟都埋怨太康，遂遵循大禹的训诫而作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五子之歌”。其中之一这样说道：“训有之曰：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获弗亡。”意思是说，在内迷恋女色，在外迷恋游猎，纵情饮酒毫无节制，贪嗜歌舞不知满足，住着高大的房子，墙上还雕饰彩色图案。以上几项只要沾有一项，就没有不灭亡的。更何况现在某些领导干部以上几项全都沾染了呢？这一训诫直到今天仍然有助于领导干部提起戒慎警惧之心。

可见，唐朝著名诗人李商隐的“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正是总结了历史发展得出的必然规律。这一规律在古代适用，在今天也依然适用。据统计，美国只有30%的家族企业到了第二代还能够延续，等到了第三代就只有12%了，继续往下发展，四代以后仍然能够存在的家族企业，则只有３%。“酒店老板，儿子富人，孙子讨饭”，这是西班牙的说法，“富裕农民，贵族儿子，穷孙子”的说法来自葡萄牙，而德国人则用“创造、继承、毁灭”来形容家族企业在三代里的发展情况。

三、人性规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

在古人看来，人性生而虚明洞彻，人心原本也是平和的。正是因为贪着物欲，所以使心性受到染污，失去了本有的光明。从而导致了利令智昏，情令智迷。这恰如一晶莹剔透的水晶球，原本光芒四射，但是为污泥所染，蒙蔽了本有的光芒。正如《群书治要·老子》所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而修身的目的，无非是去除外在的染污，回复心性的光明。这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明明德”。

《群书治要·文子》中说：“水之性欲清，沙石秽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唯圣人能遗物反己，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倾也。”意思是说，水的本性是清净的，但沙石却使其混浊；人的本性是安静的，但是欲望却来祸害它。只有圣人能够抛弃物欲而回归自己的本性。圣人不被物欲所控制，淡然自若的心态不被欲望扰乱，这样才能身处高位而不危险，保持安稳而不倾覆。人性虽然本自清净，但是人的七情五欲却蒙蔽了清净的本性。因此，必须必须节制情欲，才能复归本性。

《群书治要·崔寔政论》中也指出：“夫人之情，莫不乐富贵荣华，美服丽饰，铿锵眩耀，芬芳嘉味者也。昼则思之，夜则梦焉，唯斯之务，无须臾不存于心，犹急水之归下，下川之赴壑。”这说明，人之常情，莫不喜好并追逐物质的享受，如果任其发展，就会做出违背本性、越礼非分、乃至丧天害理的事来。所以古人把“欲”比作深渊，提出要调理情感、节制欲望。

古人云：欲是深渊。奢靡之风的盛行，使人沉溺于享乐奢侈而不能自拔，丧失了心性之正，导致的是欲壑难填，久而久之就会走上玩物丧志的道路，甚至为了满足自己的不断增长的欲望而泯灭天良。所以圣人制礼作乐，正是为了教人回归本自清净的本性：“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群书治要·礼记》）

四、社会规律：“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邪巧作”

从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奢靡之风导致了资源匮乏以及作奸犯科行为的产生，也是刑罚产生的根源。

《管子》中论述道：以前圣君开始制造车船，是为了方便百姓办事。而今的君主制造车船就与此不同了。完备、坚固、轻巧、便利都具备了，却仍向百姓横征暴敛，用来装饰车船，用彩色刺绣装饰车辆，用精雕细刻装饰舟船。于是，女子放弃纺织而去学习刺绣施彩，所以百姓挨冻；男子放弃耕种而去学习雕刻，所以百姓挨饿。君主制造车船如此华美，左右亲近的臣子亦都效仿。这样，百姓饥寒交迫，所以去作奸犯科。违法乱纪的事多了，那么刑罚就越苛刻，刑罚苛刻国家就会动乱。国君真正想使天下太平，确实憎恶天下混乱，那么从制造车船的节俭上就不能不审慎了。可见，车船只是便利人们的实用工具，不该成为竞奢斗富的摆设。

管子还分析道：“国奢则用费”，当一个国家有了奢侈浪费的风气时，它的花费就会非常多。“用费则民贫”，花费很多，老百姓就会贫穷没有钱财。就像现在很多国家因为奢侈浪费已经在花费第二代、第三代的钱财。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根源在于自私，甚至自私到连后代子孙的利益都不予考虑的程度。“民贫则奸智生”，一些人已经习惯于过着奢侈浪费的生活，因为由奢返俭难，没有钱财花费就会很难受，因而就会产生奸智的念头，“奸智生则邪巧作”，结果邪巧的做法就出来了。可见“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匮不足之所生，生于侈。”所以要想从根本上杜绝奸邪欺诈的行为，就要从提倡节俭、遏制奢靡之风开始，这是国家和每个家庭的当务之急。

《群书治要·说苑》中记载，魏文侯问李克刑罚产生的根源，李克回答说“生于奸邪淫佚之行也”，指出刑罚的根源是产生于人们邪曲不正、放纵奢侈的行为：“凡奸邪之心，饥寒而起。淫佚者，文饰之耗。……饥寒并至，而能不为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饰美以相矜，而能无淫佚者，未尝有也。故上不禁技功，则国贫民侈。国贫民侈，则贫穷者为奸邪，而富足者为淫佚，则驱民而为邪也。民已为邪，因以法随而诛之，则是为民设陷也。刑罚之起有源，人主不塞其本，而督其末，伤国之道也。”

李克认为，凡是奸诈邪曲的念头，都是由饥寒引起的；淫逸放纵的行为，是因为耗神于文饰。饥寒交迫，而能不做奸邪之事者很少；男女装扮精美并以此互相夸耀，而能不骄奢淫逸者，也未曾有过。所以君主不禁止奇技淫巧，防止其泛滥，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国家越发贫困，百姓愈来愈奢靡浪费。国家贫困、百姓奢侈，那么贫穷者为了谋求享受，就会去做奸邪之事；而富足者则会放纵欲望，做出荒淫之行，这就等于是驱使百姓去做坏事。百姓既已被驱上邪路，做出坏事，又随即用法令诛杀他们，这就如同为百姓设下了陷阱。所以，刑罚的兴起是有根源的，君主若不从根本上加以杜绝，而只从枝末上来禁止人们的恶行，这是“伤国之道”。因此，先王治理天下，“必明法度以闭民欲，崇堤防以御水害”，即通过礼法、制度，做到防患于未然，并教人把欲望调适在合理的范围内，做到欲而不贪。

五、道德教育规律：“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长期以来，道德教育之所以很难深入人心，甚至还让人对道德教育产生了反感，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把道德教育变成了“说教”。《群书治要·礼记》记载：“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而从其所行，信民化行不拘言也。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矣。故上之所好恶，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说明良好有效的道德教育是“正己化人”，也就是《说文解字》中所说的“教，上所施，下所效也。”

当季康子患盗而求教于孔子时，孔子回答道：“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孔子以为，人有欲心，才有盗心，有盗心就会作盗贼，所以答复季康子：假使你自己不贪欲，虽然你奖赏人为盗，而人也不去盗窃。意思是说，上行下效，居在上位的人不欲，则在其下的人便会以欲为耻，所以纵然有赏也不愿作盗贼。在《论语》的其他地方，孔子也多次强调：“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能正其身，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于正人何？”实践证明，“言教者讼，身教者从”，“上之化下，犹风之靡草。今上无去奢之俭，下有纵欲之弊。”（《群书治要·后汉书》）领导者和教育者先受教育才符合道德教育的规律。因此，从领导干部做起，反对奢靡之风和享乐主义，才能带动整个社会兴起勤俭节约的风气。

《群书治要·孔子家语》记载着孔子和鲁哀公关于当时国君为什么不能修明礼教的对话。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国君之所以不能成功地推行礼教，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自己不能像古圣先贤那样率先厉行节约，反而过着奢侈浪费、荒淫无道的生活：

鲁哀公问孔子说：“请问什么是大礼？为什么你一谈到礼就那么尊崇呢？”

孔子回答说：“百姓之所以能够正常的生活，礼是最重要的保障。没有礼就无法按照一个合适的标准来祭祀天地神灵；没有礼，就无法区别君臣、上下、长幼的秩序；没有礼，就无法区别男女、父子、兄弟、婚姻、亲族的远近亲疏关系。所以，君王对此十分重视，带头恭敬奉行，然后以自己率先所做出来的样子来教化百姓，使他们顺礼而行。居住简易低矮的房屋，穿戴节俭的衣服饰物，乘坐的马车不加雕饰，使用的器物不精雕细刻，饮食不讲求美味，心里也没有过分的奢望，使自己与万民百姓有福同享。古代贤明的君主是这样恭敬行礼的啊！”

哀公又问：“当今的君王，为什么不能这样去做呢？”

孔子回答说：“当今的君王追求利益，贪得无厌，荒淫无道，奢侈无度，懒惰怠慢，游手好闲，一味地搜刮百姓的钱财来满足其贪心，使百姓抱怨朝廷；违背众人的意愿，去征讨政治清明的国家；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择手段；任意使用暴虐严酷的刑罚诛杀人民，而不依据正常的法度。从前君王治理和役使百姓都是按前述的做法去做，现在君王则是按照后面的做法。可见，当今的君王不懂得修明礼教了。”这段对话启示我们，道德教育之所以不得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在位者不能率先接受道德教育并身体力行伦理道德的要求，却要求百姓积极参加道德教育和实践，从而是把道德教育变成了愚昧百姓的工具。

《礼记》中说：“国奢则示之以俭。”如果一个国家奢侈之风盛行，就要教导人们崇尚节俭。《群书治要·论语》中也说：“礼，与其奢也，宁俭”，强调节俭更符合礼的要求。而提倡节俭必须从在位者做起，才能起到效果。

针对我国奢靡之风的现状，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有些领导干部爱忆苦思甜，口头上说是穷苦家庭出身，是党和人民培养了自己，但言行不一，心里想的是自己当上官了，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要好好享受一下当官的尊荣，摆起官架子来比谁都大。享乐主义实质是革命意志衰退、奋斗精神消减，根源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正确，拈轻怕重，贪图安逸，追求感官享受。奢靡之风实质是剥削阶级思想和腐朽生活方式的反映，根源是思想堕落、物欲膨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提出了“八项规定”。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对于餐饮浪费现象，他用了八个字作评价：“触目惊心、令人痛心！”这就是“国奢则示之以俭”。而在位的领导者能够带头节俭，就会起到上行下效、立竿见影的教育效果。

在唐朝时，杨绾做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他为官清廉，崇尚节俭。他被封的命令下达之日，郭子仪正要宴客，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就把坐中的声乐减了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干的随从本来人数众多，也于当天就减少了；中丞崔宽把房屋建造得豪华奢侈，结果马上下令把它拆毁。可见，上行而下效的感应效果如“影之随行、响之应声”一样迅速。

总之，“读史使人明智。”习近平同志在《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的讲话中谈到：“历史的兴替演进、起伏变幻，往往沉淀出许多规律，完全可以古为今用、古为今鉴。”研读中华传统的经、史、子、集，可以让领导干部深刻全面地认识到奢靡之风的危害，从而自觉地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号召，把它从外在的道德要求转化为自己内心信念的主动追求，最终彻底杜绝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