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少雄  程丽君

2021年5月3日至4日，由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群书治要》传承委员会和北京师范大学《社会治理》杂志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全国《群书治要》学术研讨会”在福州正祥书院举行。中国人民大学中华经典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给予学术支持。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开放大学、山东建筑大学、中共河南省委党校（河南行政学院）等多所院校和学术研究机构的50余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以“《群书治要》基本问题及其当代价值”为主题，以习仲勋同志为《〈群书治要〉考译》题词“古镜今鉴”为思想指南，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讲话精神为指导，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文化根基”“《群书治要》与百年大党”“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管理”“《群书治要》思想体系研究”“《群书治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等议题，系统研讨了以《群书治要》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和实践内涵，探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久弥新的价值，取得丰硕成果。

《群书治要》是唐太宗于贞观之初令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社稷之臣编纂的治国宝典，以“务乎政术”“本求治要”为宗旨，“采摭群书，剪截淫放”，撷取上始五帝、下尽晋年之间，经、史、子之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道精要，收录典籍六十六部，凡五十余万字。史载唐太宗阅读此书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感慨“览所撰书，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这部书不仅是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的理论来源，东传日本后，又助日本实现了承和、贞观两朝的繁荣。考阅全书，《群书治要》以其高深之见论，简明易行之至理，道出中国传统治理经验之精髓，直指古圣贤王治世安民之心法，实具“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亘古价值。遗憾的是，《群书治要》流传未广，又加战乱，传至南宋仅存十卷，自《元史》之后仅见著录，未得其书。幸而在清嘉庆年间由日本回传中国，迅速引起学界的重视。千年典籍，重映光辉。

研讨会由5月3日的主题报告和5月4日的专题讲座组成。通过两天的研讨，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在建党百年之际，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群书治要》必当发挥“古镜今鉴”的重要价值。

福州市正祥书院院长谢东颖在致欢迎辞中说，《群书治要》作为辅助唐太宗成就“贞观之治”的宝藏，历久弥新，是中国屹立于世界之林的文化之脉，也是引导世界走向和平共处的文化导向，研讨和践行《群书治要》思想内涵是时代的召唤，本次研讨会的举行恰逢其时。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群书治要》传承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刘余莉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社会治理》杂志社编辑部主任杨婷分别代表主办方致辞。刘余莉教授指出，研讨会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福州召开，可谓意义非凡，通过研学实践《群书治要》，有助于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历史文化根基，从而坚定文化自信，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世界和平贡献中国智慧。杨婷主任则认为，要读懂中国制度，必须首先读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结果，具有一脉相承的历史性及独特的民族性。《群书治要》蕴藏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群书治要》传承委员会以《群书治要》为依托，所进行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具有深刻的人文关怀和现实关怀。

全国工商联办公厅副主任沈丽霞、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张波作嘉宾致辞。沈丽霞主任高度认同刘余莉教授的观点，认为本次研讨会围绕《群书治要》的主要思想，联系当代系列重点问题进行研讨，是事关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课题。《群书治要》在失传一千多年后，从庙堂之高、江湖之远，重现在世人面前，必然承担起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使命。张波主席以自身学习《群书治要》为例，认为研读《群书治要》帮助自身提高了思想境界和人生格局，行不久年即得内心之从容淡定和小家、大家之和谐融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由内而外的巨大文化魅力，推动全社会来学习《群书治要》是一件利国利民、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

 一、传统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

“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当代传统文化研究，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说，都亟需构建一种真正体现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当代形态的形而上学。”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哲学教研部原副主任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侯才教授认为，重建形而上学是当代哲学发展面临的一项根本课题和任务。首先必须充分认识构建真正体现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当代形态的形而上学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其次必须探寻和找到趋向“存在”或“道”、实现人与其相统一的合理的方法和路径。侯才教授指出，在哲学史既有的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存在与亲在、普遍与特殊等四种主要方法，以及诉诸逻辑推论、诉诸社会实践和诉诸人自身的心性等三种主要路径中，这些方法和路径虽然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普遍与特殊的方法以及马克思所代表的实践论路径和中国传统哲学所代表的心性论路径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中国传统哲学的心性论路径具有由内而外的特征，提供了一条人与“存在”或“道”相统一的内在路径和模式，是中国文化和哲学几千年积淀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哲学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加以继承、转换和发展。同时，中国传统哲学的心性论路径也为当代研究开启《群书治要》这座宝库提供了重要的理论钥匙。

中国人民大学中华经典研究中心主任焦国成教授认为，如果称《群书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提要，那么“中”观念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要中之要。焦国成教授旨在为传统文化和《群书治要》研究提供一则中国远古圣王代代相传的核心治理理念，认为“中”字是体现中国古人天人合一、阴阳和合等文化精髓的“正法眼藏”。“中”既是思维方法论，也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高原则。以“中”修身可达“中庸”至德，以“中”平治家国天下可摆脱“四海困穷”的状况，使百姓安居乐业，使天下长治久安。焦国成教授进一步指出，当代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提倡“一带一路”，为世界和平贡献大国力量，其背后所蕴藏的正是中国传统“中”道文化内涵。

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所长李萍教授认为，“中”观念所体现的阴阳和合理念是与西方理性主义所不同的思维方式。“阴”与“阳”两面相生相克又和谐统一的关系确立了中国人认识自身和周遭世界的主要认知路径。阴阳认知能力包括两个维度：一个是整体性认知能力，指个体能够从阴与阳两面来全面地看待事物；另一个是动态性认知能力，指个体能够动态地看待事物，认识到阴可能转化成阳，阳也可能转化成阴。

刘余莉教授则从传统文化中的道论着手，认为“道”有途径和终极指归两层含义，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传统政治的逻辑，即以道为体，以仁政为相，以“修身为本”“教学为先”“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为径，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归，其效用自然是家齐、国治、天下平。刘余莉教授强调，在传统治理观念中，政治必须以道为旨归，以及政治要成为通往道的路径。孔子以仁概括德，认为执政者首先要有不忍人之仁心，才能有不忍人之仁政，因此为政者必须以修身为本。仁在君主则体现为爱民，爱民的重要体现就是任人唯贤，教民以道，长善救失，即通过言传身教导民于圣贤之路。因此必须坚持教学为先的治国理念，做到爱民而安，好士而荣。这种“一体之仁”的观念渗透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制度的方方面面，使得中国传统政治展现出不同于西方的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军事、外交等具体制度和政策，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

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程冠军突出强调了《群书治要》贵在“治”字。治与制的最根本区别在于：“制”强调的是自上而下的强制，其突出特点是一元主导，单边思维，其结果容易造成二元对立。“治”所倡导的是上下协同的共治，多元共存，其显著特征是良好沟通，相互理解，相互协商，其目标是创造一个和谐共治善治社会。无论是大禹治水、皋陶执法，还是老子的上善若水，都可以使人从中领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善治。《群书治要》就是一部善治宝典。中国共产党传承了儒家的善治思想，从管理型执政党转变为治理型执政党。从管理到治理，从治理到善治，百年大党，正带领当代中国走向善治。

作为北京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任，孙华教授更关注于传统文化的德教理念，认为正如《群书治要十讲》开宗名义指出的，“修身为本，教学为先：社会和谐的必由之路。”教育是传承、研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途径，在这其中要把握变与不变的辨证关系。不变的是立德树人的教学宗旨。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最根本的教育是长善而救其失；变的是教学模式、教学平台和教学评价体系等具体内容。教与学是一个整体，作为当代教师，应充分贯彻立德树人的教学宗旨，在教育学生的同时也应不断提升自我修养，做一名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合格教师。

二、《群书治要》基本问题及思想价值研究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群书治要》基本问题研究是解读《群书治要》治道精微的基础课题，也只有通过系统梳理《群书治要》的历史渊源、文本特征、思想内涵，研读奉行，方能使这部千年典籍在当代社会治理土壤上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在这其中，《群书治要》的编纂背景及编纂原则更为基础之基础。

因史载各异，《群书治要》究竟出自何人之手众说纷纭。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学院讲师刘海天博士经过研究，澄清了学界误解，提出魏徵才是《群书治要》的主编者，而其主撰机构当为秘书监。刘海天博士进一步以魏徵为切入点，探究《群书治要》与“贞观之治”之间的切实联系，认为魏徵政论同《群书治要》中的治国理论紧密联系，是直接影响唐太宗施政路线与具体政策制定的重要参考。《群书治要》中的政治理论在“贞观之治”中发挥了全方位的应用与实践作用。

《群书治要》传承委员会副主任聂菲璘博士梳理了《群书治要》的历史流传情况及现存本的递嬗关系。《群书治要》作为一部“帝王学”之书，是太宗皇帝实现“贞观之治”的思想理论基础。这部书不仅在禁中传阅，盛唐时期就已走向民间，流入西域，敦煌遗书S.133写卷定名为《群书治要·左传》节本便是例证。东传日本后，史载有四位日本天皇阅读此书，幕府时期武家政权的执政者也争相阅读。自东瀛回传后，《群书治要》再次传入宫中，并由于其“佚存书”的特点，在清末学术界引起了校勘、辑佚的热潮。

《群书治要》传承委员会宣传部部长郭家瑞通过将《老子》与《群书治要·老子》相比较探讨《群书治要》的编纂原则，认为编纂者在对经典原文进行择录剪裁的过程中确有通盘考量，而绝非简单删削。《群书治要·老子》文本中留存了治身、治国的内容，有调和儒道之争的趋势，强调以“一体”的高度实现以道治国。编纂者这一取舍蕴含了对当时主要政治人物及主流思想的整体理解，不仅符合《群书治要》“务乎政术”、“本乎治要”的编纂原则，同时也是对当时历史要求的一个回应。这样的编纂方式使得《群书治要·老子》既能切合当时的时代要求，能够经世致用，又超越了儒道之分的狭隘观念，成为一部兼具时代性与超越性的经典之作。

湖南衡阳和泽书院讲师邹紫玲以《毛诗》修身诗篇为切入，探究《群书治要·毛诗》中的致用思想，通过对《群书治要·毛诗》编纂方式和内容的探究，认为魏徵等人在剪裁时确有考虑《毛诗》本身的思想性质和文本结构，突出敬慎是领导者清明的重要品格，认为敬慎外在表现为威仪和节欲。对于如何生起敬慎，则强调应具有忧患意识。由编纂者的删削可以看出《群书治要·毛诗》的编纂思维：以原典为基，以“用”为神，将治政理论的精华与古代君主、将相的得失摘选出来，以使文本有针对性地，而且提纲挈领式地激发领导者的忧患意识。针对有学者认为《群书治要》是魏徵等人“以编代作”的作品，邹紫玲认为并非如此。《群书治要》是魏徵等人在对所选原典的整体思想进行系统性把握后，辑录了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后世具有指导意义的内容而成，因此《群书治要》不仅具有时代性，更具有超越性。

“六籍纷纶，百家踳驳”，《群书治要》曾因其罗具各家典籍的呈现方式被部分学者归为类书，而仅将《群书治要》应用于校勘、辑佚，在一定程度上忽视甚至否认《群书治要》具有完整的思想体系。《群书治要》是否存在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关乎《群书治要》的研究视角及挖掘《群书治要》思想义理的深度和广度，故此次研讨会多有学者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刘海天博士指出，鉴于《群书治要》有确定的主编者——魏徵，魏徵理应统筹了整部典籍的增删，使得全书具有了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与完备的思想体系。《群书治要》传承委员会理事、中共河南省委党校（河南行政学院）讲师徐佳佳博士认为“为政以德”是《群书治要》全书的中心思想。无论是此书的成书缘由，还是编纂体例，都印证了这一中心思想。《群书治要》以“以儒为纲”为编纂原则，以“经史互参”为编纂体例，其中的经、史、子三部皆以“为政以德”为基本遵循。“敬天”即“尊德”是《群书治要》视角下“为政以德”思想的理论基础。无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视域下亦或在《群书治要》中，政治的合法性均表现出了浓厚的“敬天”意蕴。《群书治要》中“敬天”与“尊德”实为一体，在二者的融合之中体现了“为政以德”的理论逻辑。《群书治要》反复强调的“德能配位，相得益彰”“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则从实践的经验层面对“为政以德”进行了验证。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伦理学博士生程丽君以“敬”为切入点探究《群书治要》的思想体系。通过对《群书治要》中所蕴含的“敬”的意蕴及相关文本、注解进行探究，程丽君认为如果魏徵等人对“敬”以及相关文本、注解的选择遵循了与全书主旨相契合的原则，那么其他思想内涵和文本、注解的选择也当具备相同的原则。《群书治要》中“敬”具有警、慎、肃、爱敬、敬重之义，呈现出淡化宗教特性，保留人文特性，突出政治特性三个主要特点。由对“敬”的探析可知，编纂者所选取的内容同全书主旨相契合，是编纂者进行了通篇考虑的结果。“今之所撰，异乎先作”，魏徵等人在《群书治要》的编纂过程中始终有一主旨贯彻始终，架构起了全书统一的思想体系。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伦理学博士生黄少雄以《群书治要·管子》中的政教思想为研究对象，认为《群书治要》虽“只删不增”，但其绝非辑录典籍的类书，在取舍之间实则体现了编纂者的思想趋向和价值认同。《群书治要·管子》删去了《管子》原文中占据主要地位的道论，而以君、臣、民为核心字眼，着力探讨这三种政治身份的对象关系，说明《群书治要·管子》不再从形而上的道，而是从现实角度的民本关怀中，自下而上地立论政教思想之枢要。黄少雄认为，《群书治要》本自有一个思想体系：经部具有纲领性质，史部以事述理与经部理事合参，子部是对经、史二部理事的阐发与运用，各部、各卷之间前后呼应，相互补充。《群书治要·管子》仅是《群书治要》体系之一环，应当在《群书治要》体系中理解编纂《群书治要·管子》的深意。

魏徵在《群书治要序》中交待了编撰《群书治要》的现实意义，即是“务乎政术”，通过剪裁圣哲先贤之典籍，以求“博而寡要”、“网罗治体”，以明为君难而为臣不易，以为后世治道之垂范。在《群书治要》看来，言治当以君明为首要，以臣贤为辅翼，以德教为根本，因此《群书治要》一书中蕴含着丰富的君德、官德、德教等内容，体现了《群书治要》重道德、重教化的求本务实的价值取向。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伦理学博士生、国家开放大学讲师葛斯青以《群书治要》君主修身思想研究为主线，力求构建以“知”和“行”的关系为横向逻辑，以道德和伦理为纵向逻辑的《群书治要》君主修身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对《群书治要》的君主修身思想进行梳理。葛斯青认为，从个体道德角度而言，君主当以知、仁、勇之次序，做到学以致知、学以致用，以仁爱之心力行爱人，求己自省、改过迁善。从伦理层面而言，《群书治要》以父子、君臣、君民关系为次第，指出君主首先当明晰孝为德本，以孝治国，同时要谦德昭明，恭谨慎行，最后还要能够以民为心，戒奢以俭。通过梳理《群书治要》君主修身思想，有助于挖掘古代君主经由修身实现德治之途径，为当代领导者涵养官德，明晰“修己安人”治理方式提供理论基础。

张波主席结合个人学习、工作经历，以《把研读国学经典作为修身律己的重要途径》为题，论述学习《群书治要》对提升官德修养的重要意义。她认为通过学习传统文化，自身的修养境界不断提高，能够自觉以君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工作中不再患得患失，而是更深刻地领悟到无论身处何种岗位，都能为党和人民做出贡献这一道理。随着学习的深入，自身的志向愈发坚定，为人民服务的意识越来越强，脚步亦越来越坚定。通过将古人的教诲内化于心，外显于行，自律意识不断增强，真正做到了慎独、慎初、慎微。

在聂菲璘博士看来，《群书治要》之所以强调“德”，是因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德与福是因循相续的两个概念，修德即可受福，“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就是这种观念的体现。德福一致观是中国传统伦理型文化的重要特征，在中国传统道德教育中起到重要作用，是中国传统圣贤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群书治要》中有关德行和福祉之间关系的内容丰富。通过分析个体及国家层面的历史验证，可以得出德福一致的结论。德福一致是一个普遍规律，在其背后起作用的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一朴素的因果律。聂菲璘博士将这一因果律总结为必然性、普遍性、同质性、相应性、历时性、变易性、放大性七个特点，认为上述特点不仅能阐释“德福一致”，还能阐释看似“德福背离”的现象。在中国传统社会，道德教化之所以行之有效，德福一致观深入人心是其中重要原因。深入理解《群书治要》中德福一致的思想，不仅可以净化人心、安定社会，还能对国家实现太平盛世产生促进作用。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讲师邢梦潺以《群书治要·礼记》为视角，探究当代教育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宗旨，认为当代学校教育存在的问题正如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所述：“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立德树人教育宗旨的缺失在学生中催生了功利主义、利己主义等问题，所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立德树人的重要性。礼文化的弘扬有助于贯彻立德树人的教育宗旨，因在行礼的过程中能够潜移默化地培养起学生的恭敬之心、礼让之心。《群书治要·礼记》有言：“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的弘扬有助于培养人与人之间的仁爱之心，促进社会和谐。

《群书治要》传承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谭英教授高度认同与会学者发表的观点，认为所谓“德福一致”就是《易传》“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所揭示的道理。中华文明之所以历久弥新，就是因为古圣先贤发现了“德福一致”这一重要启示，并将对道德的理解融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中，引导天子以至于庶人进德修业，常为常新。道德修养的提升需要依靠教育，所谓“知难行易”，只有“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五者皆备，才能谓之“学儒”。当今社会亟需能够深入经典，明理、明道的教师，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道理讲清楚，使更多人受益。

三、《群书治要》与当代社会治理

2021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武夷山市考察时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刘余莉教授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继承了中国传统治道体系的精髓。中国共产党强调党性修养，提倡领导干部讲政德是传统政治中“修身为本”的当代体现；独特的党校教育，在学校教育中重视思政课，在社会教育中重视发挥文化“以文化人”的作用体现了“教学为先”的德教精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的奋斗目标与传统政治中“爱民而安”一脉相承；民主集中制的人才选拔机制和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取向体现了传统政治中“好士而荣”的贤才政治。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种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发展阶段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坚实根基。深入研究代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群书治要》，古镜今鉴，有助于充分理解中国传统的治道体系以及建立于治道基础之上的政治逻辑，因而也有助于读懂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治理体系，实现“中国之治”。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报刊社编审、学习时报社经济社会部负责人储峰同样认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难题的重要智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资源，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治国理政的精髓渗透于新时代的执政理念、执政思维以及战略布局中。储峰教授进一步指出，传统民本根基，系统思维和整体思维，传统小康思想，“修齐治平”的传统理想追求，传统廉政思想等五个方面的传统智慧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相得益彰，表明当代中国正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加以挖掘开发，坚定文化自信，逐步摆脱西方文化范式下的“自卑情结”。她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不断造就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彰显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发展的突出贡献。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它是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的，旨在规范和维持社会秩序、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协调社会关系、增进社会和谐、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社会进步的活动。”北京师范大学民生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谢琼教授从两个视角看待当代社会治理和传统文化的关系。从第一个视角而言，谢琼教授认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道德是一切良治善治的基石。纵观历史，中华民族始终十分注重发挥德治的作用，以道德教化促进善治。通过创造性地转化和创新性地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以文化人，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引导人们讲道、尊道，讲理、守理，提升人的素质修养，把价值追求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把抽象的概念、崇高的追求变成人们实实在在的行动，就可以从源头上预防社会矛盾的产生，系统性地增加社会的和谐因素。从第二个视角而言，企业对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发展是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路径之一。企业在稳定发展运行的同时，也为企业员工提供了富有秩序的生活支撑，并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公益志愿服务，承担诸如慈善、救助、扶贫济困、敬老慈幼等社会伦理责任解决社会问题。企业在弘扬传统文化，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方面做了许多探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也展现了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成长的中国优秀民营企业的社会担当和家国情怀，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治理、社会治理的良好融合，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实践的影响。

在李萍教授看来，企业对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发展尤其是阴阳式认知能力的运用，是中国绝大多数成功企业家具备的能力之一，这种能力使得企业家通常并不追求矛盾的化解或消亡，而是能够深刻认识到矛盾的正反两面性和动态变化性，由此获得相辅相成、转化提升之效。阴阳式认知能力所体现的整体观思维运用于人际管理当中，使各部门互相依托，可以避免西方二分的理性思维所产生的过于僵硬、缺乏解释力的弊端，使企业更具包容性。李萍教授呼吁对中国企业管理模式的研究，明晰其中的理论构架和运转逻辑，由研究推动制度创新，带来活力。

刘余莉教授认为所谓中国式管理用儒家的话来概括就是“君仁臣忠”式的管理。不同于西方的对立关系，中国式管理中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是一体的关系，彼此相互关爱、相互感恩、相互团结，共同成就一个事业。她将中国式管理的特点概括为五个方面：治国之道、管理之道、致富之道，理财之道和道中之道。实现国之善治，要在四字：“富之”、“教之”。落实管理之道，要坚持礼主刑辅，充分发挥道德教化防患于未然的效果。致富的根本在于德行，所谓“厚德载物”、“福田心耕”，此即致富之道——德本财末。理财之道的核心为“财散人聚”，良心企业往往在创造财富之后回馈社会、员工、客户，获得更多支持，财富也越聚越多，形成良性循环。古人所言“千金散去还复来”即是此理。中国式管理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领导者能否正己化人，修养自身，以真正的德行感化他人，此乃道中之道。

《群书治要》传承委员会理事、组织部部长罗嘉羽认为中国历史是一部圣贤文化传承的历史，传承的内容是中华文明的道统、教统和政统。当今中国与世界日益形成强烈的反差，反差背后是制度和文明基因的不同。可以说，中国数千年形成的“选贤任能”的执政传统产生的一流领导人，推动了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崛起，而西方选举政治产生的平庸领导人导致西方世界快速地走向衰败。《群书治要》作为一部治政宝典，蕴含着丰富的选贤任能思想，对于现代企业管理具有深刻的启示效应。企业管理者应当注重企业发展的根脉，依道而行，遇事反求诸己，懂得以财聚人，以德行感召人，做到识才、惜才、敬才、爱才，不断为企业发展注入鲜活的生命力。

沈丽霞主任结合实际工作，以具体案例论证传统文化为企业管理带来的良好改观。沈丽霞主任报告称，一些企业根据中华文化“仁爱”传统，设立了“积福制”这一管理模式。“积福制”的主旨就在于充分调动人性中善的力量，激发企业员工自我管理的能力。“积福制”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奠基，以人性本善为前提，引导员工互相扬善、互相鼓励，营造向善向上的教育环境。这些企业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积分标准，如工作中做了别人未做的事，积10分；做得比别人都好积20分；做得特别好且产生了积极影响积50分等等，并定期召开“积福制”分享会鼓励大家分享身边发生的好人好事，同时根据积分排序在分享会上颁发奖励，包括奖金、休假、培训、旅游等。积福制的实施充分发挥了人的潜能，凝聚起企业的力量。企业负责人率先垂范，员工用心做事，企业的管理与发展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功。

自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来，这种以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为目的的全球价值观逐步获得国际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共产党结合时代需求所提出的应时之法，同时也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息息相关。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李红姗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基于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明多样化的历史现实。全球性的生存危机和困境频繁出现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成为时代的必然。而中国之所以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拥有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群书治要》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赓续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生生不息地滋养着东亚文明与世界民族的发展。“天人合一”的共同体观念正是《群书治要》外交思想的本体论依据。彼此尊重、和而不同是《群书治要》外交思想的基本前提。贵信重义、合作共赢是《群书治要》外交思想的题中之义。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群书治要》外交思想的终极导向。从《群书治要》中汲取智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重要的在于吾辈之行动。

山东建筑大学讲师秦芳博士以《群书治要》首卷《周易治要》为中心，认为由乾坤同体的世界观，树立天人同体的人生观，培养体用为一的实践品格，打造万事万物复归本来一体的和合状态是中华民族一直以来悉心致力的事业，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基石。共同体思想应由每一位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一代继承并发扬。研学、实践《群书治要》对于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实现国泰民安、天下大同的理想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