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余莉

《群书治要》是一部被称为“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治世经典。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治国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书中对反腐倡廉思想的论述深入而全面。学习《群书治要》，可以使我们深刻反思腐败的根源及其治理策略等问题，对于党员干部全面认识和实现“不想腐”、一体推进反腐倡廉工作、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一、顺应天道，礼主刑辅

古人治国理政首先强调要顺应天道。所谓天道，就是《老子》中所强调的：“天之道，利而不害”，这种利而不害的天道在孔孟儒学之中体现为强调要以仁心施仁政。因此古人以礼、乐、政、刑来治国，用礼来约束人过度的欲望行为，用乐引导人达成中和宁静的心态，通过政治制度激励人符合礼义道德的行为，设立刑罚惩治违背礼义道德的行为。礼、乐、政、刑四者的顺序不能颠倒，特别是把刑罚放在最后，体现了古人以礼乐教化为主、以刑罚处罚为辅的“仁政”思想。

《孔子家语》记载：孔子任鲁国大司寇的时候，有父子两人互相控告，孔子把他们关进了同一牢房，三个月都没有判决。后来父亲撤诉，孔子就把他们都释放了，没有再追究。鲁国的大夫季孙听到这件事很不高兴。他问：“司寇，你欺骗了我。我曾经听您说过，孝是治国的根本。现在杀一个不孝之人就可以警戒全国的百姓都尽孝，但是您不把他杀掉，反而把他赦免了，为什么？”

孔子说：“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身居上位的人无道，没有教育、引导百姓走正道、行孝悌，结果百姓犯了罪，就把他们杀掉，这不符合情理。不教导百姓培养起孝心，却用孝的标准来审判，这是杀害无辜之人。全军溃败不可斩杀士卒，司法混乱不可惩罚百姓。这是因为身居上位者没有实行道德教化，罪责并不在百姓的身上。法令松弛不严谨，却诛杀甚严，这是残害；横征暴敛没有一定时节，这是暴政；不事先教化百姓，却苛求他们尊礼守法，这是虐政。如果政治能够杜绝这三个方面，然后才可用刑。

孔子接着讲述了道德教化的步骤。首先要为人们宣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并且以身作则，让人们信服。人们明白了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就不会轻易地去作恶了；如果宣讲了道德之后还不行，就要尊重贤德之人，劝勉百姓向善；有德之人能够身体力行，又能够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讲解出来，让大家都去学习效仿，社会就会安定和谐了。所以，古人特别尊重老师、尊重贤德之人。如果这样做了还是不行，就要废弃罢黜那些不能遵守道德规范的人，让人们生起畏惧之心。如果这些都做到了，百姓自然端正。倘若还有一些奸邪之徒顽固不化，最后才对他们施以刑罚制裁，这样民众就都能够明理而知耻，而羞于犯罪了。于是就不需要使用严厉、苛责的政令，而刑罚也可搁置不用。然而现在的社会（指当时的社会）却不是这样，社会教育混乱，刑罚繁多，使人迷惑，人们不知不觉地犯了罪，于是又用刑罚来制裁他们。结果，刑罚愈来愈繁多，但是犯罪的人却数不胜数。社会风气由盛转衰已经很久了，虽然有刑法，老百姓能不越轨犯法吗？

孔子的这段阐述非常明确，强调首先要教化民众，如果民众因为没有伦理道德的教化而做了邪曲不正的事，应该给予宽恕。但是宽恕之后，还是一定要兴起伦理道德的教育，让民众知道为人的本分和应尽的职责。

二、顺应人情，教学为先

古人治理国家还强调必须顺应人情。所谓人情，就是孔子所说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既然富贵是人人所欲求的，那么如何避免人们为了追求富贵而不择手段呢？那就是首先要通过教育来加以引导，使人理得心安，然后再通过制度来加以激励和约束，最后才通过刑罚来惩治。

希求荣华富贵是人之常情。如果要想让人、特别是官员做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首先就要对之进行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使之明理。

《群书治要·魏志》中记载，王昶是太原郡晋阳县人，后来升任了兖州刺史，他为哥哥的儿子和自己的儿子取名时，都依照谦虚和诚实的意思，体现出他对儿子和侄子们的期许。他的侄子，一个叫王默，字处静；一个叫王沈，字处道。他自己的儿子，一个叫王浑，字玄冲；一个叫王深，字道冲。

王昶告诫他们说，为子之道最重要的是珍爱自己的身体，培养良好的品行，并以此来使父母的名声显扬。孝敬仁义是各种品行中最重要的品行，也是立身的根本。人们只有讲孝敬，家族内部才会安定；讲仁义，才能深受乡亲们的尊重。但是君子有时候能得到富贵声名，但是却不想要或不愿意要。这是因为他们厌恶不由正道而得来的名利。人生值得担忧的事，是只知进而不知退，只知放纵欲望而不知满足，所以，才会有遭受困辱的忧患，才会犯下令人悔恨的过错。常言道，人不知足，往往会丧失其所拥有的，知足的富足才是长久的富足。观察往事的成败，看清将来的吉凶就会明白，追名逐利、贪得无厌的人，没有能保持家族不衰而长久享有福禄的。希望你们立身处世要遵从儒家的教诲，奉行道家的箴言，所以用深沉、静默、谦和、淡泊之意为你们取名字，希望你们顾名思义，不敢违背、逾越圣人的教诲。在古时候，盘、盂上铸有铭文，几、杖上也刻有教戒，为的是低头抬头都能看到圣人的教诲，以提醒自己不要有越轨行为。更何况这些警言就在自己的名字之中，能不随时提起警诫吗？接着，王昶写道：“夫物速成则疾亡，晚就则善终。朝华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恶速成。”大凡事物发展过快则衰亡也快，缓慢稳定地发展则容易有圆满的成果。早晨开花的草到了傍晚就凋落了；而茂盛的松柏，即使在非常寒冷的冬天也不会枯萎。所以，德高才大的君子忌讳速成。

松柏到了非常寒冷的冬天也不会枯萎，是因为松柏有深根。《大学》上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道德是根本，财富等只是末枝。“财”不仅指财富，还指一个人的声望、地位等。古人说“厚德载物”，一个人的德行深厚，才能承载高名、厚禄、显位而没有祸患。这正如植物根深才能叶茂。

孔子说：“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凡事愈是求迅速，愈是达不到目标；仅仅看到眼前的蝇头小利，结果反而把大事耽误了。《大学》中还说：“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财富是以不正当的方式获得的，也必将以不好的方式败散掉。如果官员追求财富，想一夜暴富，采取了种种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坑蒙拐骗的手段，最后使自己锒铛入狱，这就是“欲速则不达”。

古人教诲后人用心良苦，还把败散钱财的方式概括为五个方面：第一是官府，官员以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换来的金钱，随着自己东窗事发、锒铛入狱也被没收、充公，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第二是水灾、第三就是火灾，即不义之财还可能会被洪水漂夺走，被大火焚烧掉；第四是盗贼，古人讲“盗亦有道”，专门劫富济贫，偷盗、敲诈、勒索为富不仁之人；第五是不肖子孙，即败家子、啃老族等，也会把不义之财败散掉。

《群书治要·尚书》中讲到，看一个官员是否有发展前途，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来观察：“内作色荒”，一个人在内兴起迷恋女色之风；“外作禽荒”，在外又兴起游猎的风气；“甘酒嗜音”，喜欢饮酒没有节制，还迷恋歌舞、靡靡之音；“峻宇雕墙”，住的房屋又高又大，墙上还雕绘着图饰。“有一于此，未或弗亡。”上述情况有一种出现了，就没有不灭亡的。后面还有夹注，“此六者，有一必亡，况兼有乎”！以上所说的这六种情况有一种出现了，就必定会灭亡，更何况这六种情况全都出现了呢？如今很多高官纷纷落马，但基本都有以上表现。

所以，要对官员进行官德教育，最重要的使官员明白长久保持富贵的道理：“君子以俭德避难，不可荣以禄。”（《群书治要·周易》）。“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群书治要·孝经》）。“位也者，立德之机也；势也者，行义之杼也。”（《群书治要·中论》。这样，才能使官员做到凡事节约而不奢侈浪费，并能控制自己的欲望，把职位、权势做为建立仁德、施行道义的工具，而不是骄奢淫逸的资本，从而避免身败名裂乃至“富（贵）不过三代”的悲剧。

古人说：“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因为古人所读的经书皆与天道人情相应，因此理得心安，不会轻易作恶。譬如，《群书治要·周易》中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尚书》中讲“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老子》中讲“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等等，都成为古代读书人立身处世的原则，使他们不仅不会轻易作恶，反而还熏陶出了如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尚节操。

三、高薪养廉，不必腐败

古人的道德教育并非空洞的说教，而是从各种激励制度上为“不想腐”创造“不必腐”的条件。古人认为，从国家招揽人才的角度而言，对于真正的人才，除了提供他们施展才华的舞台、发挥他们的才能以外，使他们富裕起来、受到尊敬，并给其良好的荣誉也是十分必要的。

《群书治要·墨子》中记载：治国之人，都希望使国家富裕、人口众多、民心安定，但是却难以达成。这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治国之人不能以“尚贤使能”的原则来办理政治，他们没有认识到，国家的贤良之士愈多，社会风气就愈淳厚。所以领导者的任务，就是要得到众多的贤才。但是如何才能得到众多的贤才？道理很简单，就像如果想让国家善于驾车、善于射箭的人愈来愈多，就要让这些人富裕起来、受到尊敬，并得到良好的声誉。因此，若想国泰民安，就要使贤德之人富裕起来，受人尊敬爱戴，让他们处于高贵的地位，受到赞誉，这样国家的贤德之士才会愈聚愈多。所以，古代圣王治国理政奉行这样一句话：不让不义的人富裕，不让不义的人尊贵，不亲爱不义之人，不接近不义之人。

《群书治要·韩诗外传》中记载：宋燕在齐国做宰相，结果被驱逐。回来之后，便招了门尉陈饶等26个人说：“诸位大夫，有谁愿意和我一起去投奔其他诸侯国？”结果陈饶等人都趴在地上，无人应答。宋燕叹气道：“太可悲了！为什么士大夫容易获得，但却难以使用？”陈饶回答说：“并不是士大夫容易获得而难以使用，是您不能够正确的安抚他们。”宋燕问：“此话怎讲？”陈饶说：“您给士人的薪俸，只有三斗的黍稷，结果他们养家糊口都不够，但是您家的野鸭、大雁却有吃不完的粮食，这是您的第一个过失；您家果园种满了梨子、栗子，后宫妇女用这些果子互相投掷，但是士人却从未尝到过一颗，这是您的第二大过失；您家的绫罗绸缎，华丽的装饰在厅堂之上，随风而破败，但是士人却不能用它做衣服的滚边，这是您的第三个过失。钱财是君主您所轻视的，而生命是士人所重视的，您连自己所轻视的东西都不能付出，却希望士人能够付出他们所重视的东西。这就好比您制造的是软质而不锋利的铅刀，却希望它能像名剑干将那样锋利，岂不很难办到吗？”宋燕一听，便知道自己错了，他不能待人以仁，士人又何能与他共进退、同甘苦？所以尊敬贤才，给予其足够的俸禄，使其过上体面的生活是基本要求。因此，在《群书治要》中也出现了类似关于“高薪养廉”的必要性的讨论。

《群书治要·傅子》中说，“凡欲为治者，无不欲其吏之清也。不知所以致清而求其清，此犹滑其源，而望其流之洁也。”想要治理好国家的人，谁不希望官吏都很清廉？但是不知道怎样使官吏清廉，而一味地要求官吏清廉，这就如同搅浑了水源，却希望水流很清洁一样。至于如何使官员保持廉洁，《傅子》上做了一个比喻：即使像伯夷、叔齐这样廉洁的人，让他们任官做事，但是给他们的俸禄却很微薄，他们既不能养活自己，也难以奉养家人，结果必定会导致他们营取私利。从孝道而言，他们的做法无可厚非，因为骨肉之道不能亏失；但从国家法制的角度出发，营取私利又触犯了刑法。这样他们便会处于两难的境地，久而久之就会对君主滋生怨恨，怨恨心一产生，仁义的道理也就衰落了。

《群书治要·崔寔政论》对这种情况做了更形象的比喻：对于俸禄不足的官员而言，希求他们奉公执法，就像是“渴马守水”、“饿犬护肉”一样困难。即让饥渴的马守护水源，让饥饿的狗看护肥肉，若想让牠们不越雷池，那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世间存在着有傲骨、够清廉的人，但百中难觅其一。仅凭道德修养的约束，不能够使所有官员都洁身自好，圣王必须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国家必须给官员丰厚的俸禄，以防止其不必要的贪心。贪心止住了，为官者便不会与百姓争利。历史上的晏子就是明显的例子。晏子做宰相时，他的俸禄足够养活五百家的人口；也就是说，他的俸禄对于维持自己及家人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绰绰有余，因此他不必去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故而，首先要解决官员经济上的后顾之忧，才能使其心无旁骛，安心于本职工作，为国为民竭忠尽智。

《群书治要·袁子正书》也提出，假如官吏的俸禄很厚重，他们靠俸禄便可以奉养自己，就没有必要去与民争利。“无求于民，奸宄息矣”，如果对人民无所求，作奸犯科的行为就不太可能产生。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因贪污受贿失去官位，就会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得不偿失，官员也就不会轻易权钱交易了。

四、完善激励，全面养廉

通过“高薪”达到“养廉”之目的，确实是很必要的。但是即使实行了高薪的制度，也不必然一定就能够实现廉洁的最终效果，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

首先，确立“爵非德不授，禄非功不与”（即爵位不授予没有德行的人，俸禄不给予没有功劳之人）的选人标准，确保所用之官为贤能之人。《群书治要·傅子》说：“爵非德不授，禄非功不与。二教既立，则良士不敢以贱德受贵爵，劳臣不敢以微功受重禄，况无德无功，而敢虚干爵禄之制乎！”在古人看来，“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富贵的地位，这是人之常情。如何顺着人情引导人们正当的追求富贵的地位？在《傅子》中论述说：封爵授禄，是国家权力的根本，也是实现富贵的正路，不能不予以重视。既然如此，就应做到“无德的不授爵位，无功的不给俸禄”。这两条规矩确定了，贤良之士不敢以微德接受高贵的爵位，敬业的臣子不敢以微小功绩接受重禄，何况无德无功的人，怎敢以虚假追求爵位和俸禄？建立爵禄的原则既已确定，就一定要公开选用合适之人并予以重用。品德高尚、功劳大的人授予重爵高位，享受厚禄高官；德行浅薄、功劳少的人授予低爵小位，享有薄禄低官。

为了确保将贤德之人选拔出来，从汉代开始就实行了“举孝廉”的人才选拔机制。地方官负责把具有孝廉质量之人举荐出来，做为官吏的候补，由国家培养。因为一个人孝敬父母，就会忠于国家；一个人廉洁，就没有贪心，不敢妄取钱财。而为了进一步引导地方官举荐公正，把真正具有孝廉质量的人举荐出来，而不是任人唯亲，徇私舞弊，还有一个制度加以保证，即《群书治要·傅子》上所说的，“进贤者为上赏，蔽贤者为上戮”。如果一个官员举荐的人才为国家建功立业，国家一定对举荐者给予最高的赏赐；相反，如果这个官员手下有人才他却不举荐，反而因嫉贤妒能把人才埋没了，一经发现，这位官员也会受到国家最高的惩罚。当然，如果这个官员所举荐的人做了祸国殃民的事，举荐者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样，就保证了德才兼备的人出任领导位置，而且还可以避免官员任人唯亲、不担当、不作为以及嫉贤妒能的行为。

其次，“除无事之位”，“并从容之官”，即精简机构，减少官员的数量。如果机构重叠、官员位置很多，导致很多官员人浮于事，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增加官员的俸禄，就必然会加重人民百姓的负担，人民对“高薪”的举措就会产生不满。所以“高薪养廉”的另一个前提就是必须“少其吏”，也就是使官员的人数减少。

《群书治要·刘廙政论》中阐述到：“知重其禄而不知所以少其吏者，则竭而不足。”知道增加官员的俸禄，但是不知道精简官员的数量，就会使国家负担过重，财力就会空虚不足、入不敷出。所以必须精简人员，“使人当于事”。《群书治要·袁子正书》也记载，明智的君主设立官位，都是使人和事相称，不会让人浮于事。人和事相称，官吏数目减少，人民的数量就会增多，从事农业的人多了，物质基础就丰厚；另一方面官吏的数目减少，即使提高官员的薪俸标准，但整体所需的薪俸数目相对而言却是减少的，这样就不至于给人民造成过重的负担。《群书治要·魏志》也说：“除无事之位，损不急之禄，止浮食之费，并从容之官，使官必有职，职任其事，事必受禄，禄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当今之所宜也。”撤除无事可干的职位，减省不急需的俸禄，停发不做事、白领俸禄之人的费用，撤并无事可做的官员。让每一位官员一定有职责，有职责均需承担事务，承担事务一定要接受俸禄，用俸禄代替耕作，这是古代的常规，也是当今社会应该采取的原则。

反之，如果不能精简机构、减少官员的数量，由于职位很多，官员数目庞大，人浮于事，结果官员的俸禄都很微薄，不足以维持自己及家人体面的生活。他们对自己的收入不满意，就可能出现贪污受贿、与民争利的现象。所以，只有精简官员，使人当于事，俸禄充足，官员不必与民争利，官员腐败还会付出很大的代价，他们就会珍惜职位并廉洁奉公，从而走向一个良性循环。

最后，提高官员的责任感和道德感，以尽其力。《群书治要·刘廙政论》指出：“知少其吏，而不知所以尽其力者，则事繁而职阙。”知道增加官员的俸禄，也知道精减职位、减少官吏，但是如果不懂得如何使官员竭尽全力的尽好本分，事情就会繁多而显得职位短缺。所以在精简机构、减少官员数目的基础上，还要提高官员的责任感，让他们能够竭忠尽力、负责、高效地完成工作，这样才不致显得人手短缺，“高薪养廉”才能行得通。

在古人看来，高薪对于养廉是必要的，但是也同时看到“欲是深渊”，如果缺少道德教育，高薪不仅不会达到养廉的效果，还可能走向骄奢淫逸的反面。例如，《群书治要·文子》说：“生而贵者骄，生而富者奢。故富贵不以明道自鉴，而能无为非者寡矣。”所以，在高薪的基础上，还必须加强对官员进行道德教育。因为虽然官员的数量减少了，但是如果官员的贪心很重，欲望没有止境，不知道节省财力物力，那么百姓竭尽全力也无法供养做官之人，结果仍会为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也会为自身招致灾祸。

总之，《群书治要》对如何使官员“不想腐”的论述深入而全面，从中我们不难体会，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史，累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正如习总书记在201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所强调：“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做为今天的镜鉴。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

《群书治要》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治国理政思想的精粹集成，对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及的种种问题，都有深刻阐述。学习《群书治要》，可以引导人深入反思腐败的根源及其对治等问题。历史证明，中国传统政治是建立在“圣贤教育”基础上的“圣贤政治”，所有的制度建设和改革，都是围绕着如何把人培养成为君子圣贤而设计；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重视伦理道德教育的圣贤文化，以净化人心、长善救失，培养圣贤君子为核心要务。忽视了圣贤教育的制度改革，不仅无法挽救因人心堕落而出现的腐败问题，反而还会产生“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的弊端；忽视了圣贤教育的文化建设，不仅无从实现身心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和平的良好愿望，反而还会使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导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后患。因此，汲取《群书治要》中的养廉思想，对于全面认识和实现“不想腐”、一体推进反腐倡廉工作、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借鉴和启示。《群书治要》的普遍弘扬，不仅有助于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而且也将贡献于国际社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协和万邦、世界大同的理想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