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家瑞

沟口雄三（1932—2010年）是日本当代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中最具代表性与思想性的大家之一。他出生于日本名古屋市，先后就读于东京大学与名古屋大学。沟口雄三一向治学用功，有着深厚的学术功底，对于中国明清思想史以及近现代思想史均有独到创见。作为战后成长起来的学者，他并非安居一方书斋之人，同时也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他极力主张“空着双手进入历史”的认识论，以毕生之沉潜勾勒出中国近代的历史脉络，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独特的世界史视野，提出了多元文明的世界图景，其研究对于日本乃至世界中国学研究领域都具有先驱性的重要意义。
    （一）
　　少年时的沟口雄三对于西洋文化有着狂热追求，曾形容自己“所有的细胞都散发出西欧文化的气味”。然而在大学期间，他却放弃德文转修中文，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沟口雄三在晚年忆及这一人生转向时说道：“中国革命使我获得了一个自觉，就是涤荡了我的幼年时代、少年时代，以及我遭遇到毛泽东革命时的全部历史。”沟口雄三在大学时了解到了日本侵华历史与中国革命情况。他猛然意识到，自己接受的历史教育是经过涂抹与修改的谎言，也觉察到内心深处对于亚洲的歧视和偏见。这一涤荡使得他的内心发生了颠覆性变化，促使他转向对中国的研究。
　　之后，他花费了毕生精力沉潜于中国前近代的哲学思想与历史研究，提出了“基体展开论”“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等富有创见和影响力的观点。此外，沟口雄三还积极参与到学会活动与社会活动中去。他在东京大学任教期间，创设了“东大中国学会”（后更名为“中国社会文化学会”），其最大特点是打破学科壁垒，不仅关注中国哲学与文学，也关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这在日本是很少有的。沟口雄三在东京大学内部建立了文史哲跨学科对话机制，强调思想史、社会史与文化史的沟通与联动。经过数年耕耘，使得东京大学人文部以其综合性特色成为日本汉学研究的一方重镇。沟口雄三还于2007年作为牵头人联合全日本宋明学专家之力启动了《朱子语类》日译及出版这一浩大的学术工程。他为了筹措资金多方奔走，并为出资企业家的研习机构义务开设《论语》讲座。沟口雄三所主导的这些学术工作对于亚洲乃至世界中国学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沟口雄三认为中国古代典籍的研究并不止于勤勉地积累知识，然后将这些知识进行精密的罗列组合，而是应该将其视为认识一个国家民族的存在方式来认真对待，并将这一学术研究与当下时代联系起来。怀着这样严肃的追求，沟口雄三在其研究生涯中不断自我追问：在这个亚洲不断剧变的时代，我身为日本人为何要研究中国学？我做中国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又是什么？在中国哲学思想的世界沉潜近50年后，他心中的答案逐渐明晰：以他者视角重新思考中国历史运动及其变革的内在逻辑，将亚洲民族国家置于亚洲自己的历史脉络中去理解，进而以中国为方法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固有范式，从人类普遍性立场出发重新理解现代世界的多元性。
　　沟口雄三的这种自我追问，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其学术取向，也促使他作为发起人之一，组织了超越国家和民族的“中日知识共同体对话”活动。参加对话活动的中日两国知识分子，以强烈的责任感和追求正义的共同立场，对于自己的国家民族及当下世界的具体问题均有着深切关怀。对话持续了6年之久，致力于自我批判和对固有偏见的消除，为促进中日之间沟通交流及增进世界各方学者的互相理解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
　　作为重视方法论的学者，沟口雄三提出了自己的历史认识论，构建了当时颇具冲击力的研究范式，开启了日本中国学研究之新风气。
　　在沟口雄三对中国学研究的思考中，回到真实的历史本身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沟口雄三认为：“虽然人们总是说历史学是有关事实的学问，但是我觉得历史学是有关事实的选择方法和组合方法的学问。”因此，在历史叙述这一工作中，历史学家的意图成为根本问题之一，即历史学家从什么立场出发来选择事实并进行组合，期待借此传达什么声音。对此，沟口雄三的主张是“空着双手进入历史”。这意味着历史学家必须放弃既有的意识形态、知识框架以及内在偏见。此外，研究者需要在不限定研究主题与对象的前提下，以时代先后为顺序，阅读尽可能多的文献。这样才能排除寻找事实、取舍组合的可能，进而寻找到历史的本来样态。
　　此外，“空着双手进入历史”的同时必定有一个进入历史的自我存在。沟口雄三强调，这一自我存在的意图，必须不同于意识形态与既定偏见之类的意图，而应属于更高层次的“被给定的意图”。他以自身经验为例，指出自己的研究意图为：与当今世界的偏见与歧视战斗，对抗亚洲研究领域中以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为框架的偏见与偏见的再生产。这一意图也是他追寻中国历史脉络的动力所在。值得注意的是，沟口雄三专门指出，自我存在的意图虽然是推动历史研究的原动力，但并不直接构成研究者进行历史叙述的先行前提。因此，研究者们必须一直保持对自己意图的不断追问。
　　沟口雄三认为，只有经由不带任何先在观念地对史料的沉潜，某种历史脉络和历史动力才有可能自行浮现。沟口雄三在提出这一历史认识论的同时，也将其诉诸学术实践。他沉潜于明清思想史中，将哲学性的思想史与经验性的社会史融合起来，勾勒出了从宋代二程学、朱子学到明清思想家群的动态历史脉络，由此提出了著名的“基体展开论”，即中国近代是以中国固有传统为基体发展而成的，主张抛开欧洲标准与进化史观等预设的历史观念，而从中国内部出发进行研究阐释。沟口雄三的历史观重构，为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论述框架。
    （三）
　　沟口雄三在深入宋明理学思想世界之后，发现中国思想自有其发展的内在逻辑与脉络，无法以欧洲的历史叙述与价值观念为基准来评判分析。这一发现促使他以相对于欧洲的“亚洲”为空间单位，构筑出了新的研究范式和历史视野，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更为宏大的气象，形成了多元性世界文明图景。
　　在沟口雄三所在的时期，主流学界的世界认识建立在以欧洲标准为世界标准的基础之上。但沟口雄三在长期的学术探索中，通过中国的哲学文本与历史文献看到了一个以欧洲标准无法把握与衡量的世界。他的著作《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中国的冲击》以及《作为方法的中国》等，均在对当时主流的知识模式发起挑战，试图构建独立于西方现代性价值体系的学术范式。在他的论述中，中国的内在历史逻辑有着自己的独特性，并非遵照或对立于西方标准的存在。在中国的哲学概念或历史脉络中，有的与西方价值相关或相对。但两者在很多情况下处于互不相交的状态，各自发展不同的历史叙事。可惜的是，学界常常因为欧洲标准，忽视或拒绝去关切中国历史的独特性。
　　值得注意的是，沟口雄三对欧洲标准的拒绝，并非为了独尊亚洲标准。他试图通过建立多元化历史观来充实人们对于世界的多元性认识，构筑多元的世界图景。在认识中国特殊性的同时，欧洲标准便得以相对化。这可以帮助我们打破以往视欧洲中心主义为普遍标准的思维框架，找到更为包容、准确的评价标准。但除了认识中国，还需要“把视野扩大到中国之外，展开一种超越哲学、思想和思想史框架的新研究”，去追寻比之更高的目的。
　　沟口雄三指出：“以中国为方法的世界，就是把中国作为构成要素之一，把欧洲也作为构成要素之一的多元的世界。”在这一构想下，欧洲和亚洲作为世界的一部分各有其特殊性，两者都应被放在世界的背景下来进行理解。因此，不同国别的学者们应当站在文化的立场与人类普遍性的立场上，通过平等地理解世界不同部分的历史脉络，来探索更高层次的世界秩序，创造和谐包容的多元世界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