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繼續學習《孔子家語》，請看“問禮”。這一篇是魯哀公向孔子請教“禮”的問題，所以以“問禮”作為篇名。孔子闡明了“禮”的作用以及古代先王是如何推行禮教的，為什麼現代的君王不能夠推行禮教。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子之言禮，何其尊也？’”魯哀公問孔子說：“請問大禮是怎麼樣的？為什麼您說到“禮”總是那麼尊崇？”

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生者，禮為大。”孔子說：“我曾聽說，人民之所以能夠正常生活，禮是最重要的。” 中國古人特別強調上下尊卑之間的秩序，孔子向國君回答的時候，是自稱自己的名，我們為了對孔子尊重，我們把他稱為“丘”（讀“某”音）。

“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焉。”“節事”：這個“節”就是制的意思，也就是行事有節制，合乎標準。沒有“禮”就無法按照合適的標準來祭祀天地神明。

古人通過祭祀天地神明，是表達一種知恩報恩、飲水思源、返本報始的意識。因為我們的生活所需、衣食住行，都來自於天地、自然，所以祭祀天地就代表了要對天地、自然萬物保持一種敬畏之心、感恩之心，對於自然萬物都不能夠過度地浪費、過度索取。

這裏提到天地之神，我們要對中國古書中的“神”有一個正確的理解。這個“神”和西方宗教中的“無神論”這個“神”是不一樣的。這個“神”是指在世的時候，對國家、人民有貢獻的人，他過世之後把他尊稱為“神”，並且建立廟給以祭祀，比如說趙雲廟、嶽王廟、關帝廟等等，這些人在世的時候對國家、人民有貢獻，他有某種品德值得後人學習。所以這個“廟”實際上就相當於現在的紀念堂、紀念館、紀念碑等等，都是紀念前人的功德，讓我們學習他的品格，所以這裏邊沒有什麼迷信的含義。在《禮記》中明確記載，對於哪些人應該祭祀，哪些人要定時地給予紀念，這都是教導人要不忘本，知恩報恩。如果人人都能夠知恩報恩，飲水思源，心善、行善、言善，那麼這個社會環境就非常美好。

根據《禮記•月令》記載，仲夏之月，就是在夏天的第二個月，國君要祭祀古代那些在有生之年，曾對人民做出重大貢獻的人，比如說句龍、後稷等等。句龍就是共工氏的兒子，共工氏被顓頊打敗之後，顓頊任命句龍為土正官，負責平整土地，疏導河流。他在這個方面貢獻很大，所以被後世作為“後土”之神加以祭祀。後稷就是帝嚳的兒子，他教導人民稼穡、樹藝五穀，所以被譽為“農耕始祖”、“五穀之神”。所以我們經常說社稷社稷，這個“社”就是指土地神，“稷”就是指五穀神。

再比如，大家都喜歡去供財神，中國人祭祀的這個財神就是文財神范蠡。為什麼要把他作為財神來供奉？並不是說你在他面前放上一百塊錢，他就保佑你賺一百萬，這樣做就是迷信的做法。范蠡本來是越王勾踐手下的名士、謀士，他曾經協助勾踐打敗吳國，收復失地，但是在慶功的時候，他發現勾踐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同富貴，所以他就偷偷地離開了越國，來到了當時的齊國之地，隱姓埋名，開始做生意。結果他很快就賺了一筆大錢，但是他沒有用這些錢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反而把這些錢都拿了出去，救濟那些有需要的窮親戚、舊鄰居等等，結果又從小本生意做起，又賺了一筆錢，他又把這個錢散了出去，如此往返，做了三次，所以曆史上有“三聚財、三散財”之稱。後人認為他很會做生意，所以供他為“財神”。看到這個財神像范蠡，就想到你要想賺錢就要懂得舍得的道理：“小舍小得，大舍大得，不舍就不得。”當然，有的時候你小舍，雖然花的錢很少，但是你的心量很大，那也會小舍大得。

這就是告訴我們中國古代的教育，它是一種高度藝術化的教學方式，讓你看了這一個“像”，就讓我們想到這個人在世的功德以及他身上所代表的品質，這是“神”的意思，“神”就是他在世的時候，對國家人民有重大貢獻的人。所以我們不要認為古人一講到“神”就是迷信，就是不可取的，實際上他都是有教育的內涵，這和西方文化背景中的“神”是不同的意思。

我們祭祀天地為什麼也有教育內涵呢？祭祀天地，首先你就有敬畏之心，你就不敢去做壞事。像《周易》中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你說無法無天，什麼叫無法無天呢？就是你既不相信世間的法律，世間的法律你可以行賄，就可以逃避，如果你又不相信天理，那就叫無法無天。這個天理、自然的規律就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就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報時未到，時候一到，一切皆報”。你有了這個觀念的話，你自然就會不敢去做壞事，你自然也就會遠禍得福。而且你拜天地，你知道有天道的存在，你就會順應天道自然的規律來生產、生活，不能夠違背自然的規律。比如說一年有四季，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我們要按著這個節律來搞農業，纔不違農時。

我們辦政治，古人辦政治，也是按著這個規律來辦政治。比如說春生，在春季的時候來選拔人才，到秋天的時候問斬處罰人才，這也都是按著自然節律來辦政治，而且天道好生而惡殺，天地都是成就萬物、給予萬物，無私地不求回報。

按照這種好生惡殺的規律辦政治，就要“禮主刑輔”，要以倫理道德、禮儀的教化為主，而以刑罰的處罰為輔，這也是“一陰一陽之谓道”的體現。

我們觀察天地萬物，我們從天地身上也學到一些美德，比如說“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它有一種平等無私的情懷，對萬物一視同仁、包容關愛。不是說你是一個綿羊，我就對你很照顧；它是老虎、獅子、狼，我就對它不照顧，這就是平等無私的一種關愛。從這種理念去辦政治，我們要對貧富貴賤的人都同樣地關愛，一視同仁。所以為什麼習總書記提出：“愛護百姓，在脫貧致富的路上，一個都不能少，一個民族都不能少。”這就是效法“天地無私”的一視同仁的精神。《孟子》上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我們不僅是把人當成是自己的同胞兄弟一樣關愛，還要以這種仁愛之心關愛萬物。包括關愛動物、關愛自然生態。你有這種愛心，你就不會破壞生態、破壞環境。

祭祀天地纔有這麼多種好處，怎麼能夠不得到福佑呢？所以孔老夫子說：“我祭則得福。”為什麼孔子祭祀就得福呢？因為孔子“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他對天地萬物都有一種恭敬之心、敬畏之心。而福田靠心耕，一個人有了這些存心，他纔會有這些福報，這是他得福的真正的原因。

“非禮則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焉。”沒有禮就無法區別君臣、上下、長幼的秩序。比如說君臣，君南面，臣北面，這是君臣之間的位次。“上”是指公卿大夫，“下”是指“士”，公卿大夫列於上，士列位於下。在家庭之中，父子兄弟之間的關係也需要有“禮”纔能夠得以實現。比如說父母要慈愛教導兒女，兒女要孝敬父母。所以怎麼樣？“父母呼，應勿緩。父母命，行勿懶。父母教，須敬聽。父母責，須順承”。還有“親有過，諫使更，怡吾色，柔吾聲”，這都是對父母的恭敬。

兄弟姐妹之間也有一種倫常秩序，這要求兄長要友愛幫助弟弟妹妹。所以這個“友”在古代，寫作兩只手互相攙扶。意思是說弟弟妹妹有了困難，做兄長的要去幫助，這是天經地義的事，不要再講什麼條件。弟弟妹妹即使是高官，即使是有財富，但是對於兄長依然要恭敬、要聽從。所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之間，如果沒有“禮”就沒有辦法確定他們的名位和本分。

在漢朝剛剛建立的時候，國家的禮制還沒有確定。很多的大臣都是出身草莽。有的時候喝醉了酒，就在皇帝面前爭功，甚至大喊大叫，劍拔弩張，還破壞了宮殿的建築。這不僅使皇帝的威嚴掃地，官員之間的凝聚力也大打折扣了。於是叔孫通就建議漢高祖議定禮儀制度，並且在整個朝廷加以推行，以正君臣之位。讓這些臣子知道見了皇帝應該用什麼樣的禮儀來行事。結果經過一段時間地操練，這些王公大臣都學會了朝堂之禮，再也不像以前那樣松散邋遢了。漢高祖非常高興，贊歎地說：“我到了今天，纔知道作為天子的尊貴。”

從這裏說明什麼呢？說明治理國家，如果沒有“禮”，臣子就會懈怠，君主也沒有威嚴。君主沒有威嚴不是一件好事。為什麼？因為他說的話，大臣都不當一回事，政令也很難執行，就缺少執行力。 所以《弟子規》，它是最簡單的“禮”。但是最簡單的“禮”，你做到了，很多問題都迎刃而解。比如說“或飲食，或坐走，長者先，幼者後。”無論是吃飯還是走路，都是長者在先，幼者在後。這個次序規定下來，就是在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培養起孩子的恭敬心、感恩之心。比如說孩子的爺爺奶奶，已經忙碌了一天，又是做飯，又是收拾屋子，又是洗衣服等等。但是這個孩子，對家庭的貢獻最少、付出最小，他怎麼有資格先動筷子？所以，這個禮規定下來了，他就有對長輩的恭敬心和感恩之心。長幼之間也是一個有次序的倫理關係。這些通過“禮”一規定，大家都很明確，很多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就不會把小孩子培養成小公主、小皇帝。

“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疏數之交焉。”“疏數”，就是指稀疏和密集，這裏指親疏的意思。

沒有“禮”，就無法區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之間的遠近親疏關係。所以“禮”的功能之一，就是確定了人與人之間的親疏遠近關係。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在喪服之中有五服制度。喪服有五等，稱為五服。這五服就是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通過看人所穿的喪服就可以看出他和亡者的親疏關係，這就稱為“五服制”。五服之內的親屬與亡者的關係越近，穿的喪服越粗；與亡者的關係越遠，穿的喪服越精細。為什麼？穿的越粗代表他和亡者的關係最近，因為這個時候他的哀思之情是難以控制的，他是毫不掩飾、毫不修飾地以盡哀思，所以來不及置辦精細的喪服。而與亡者的關係越遠，穿的衣服就越精細一點。這就是根據五服的禮制來確定人與人之間的親疏、遠近的關係。這個制度一確立，你和亡者是什麼樣的關係，該穿什麼樣的服飾，你就很清楚了。

再如，我們講“父子有親”，父子之間的這個親情到底親到什麼程度纔叫親？是否應該向西方人學習，父子之間直呼其名或者稱兄道弟，像朋友一樣，這樣纔顯得親近呢？其實西方人就是一個不懂禮的國家。我們五千年的文明，他是連一點皮毛都沒有，但是我們在改革開放之後，崇洋媚外，認為凡是西方的，就代表了先進的東西，所以西方人怎麼做，我們就跟著怎麼學，其實就把人倫關係給搞紊亂了。

父母親在家庭之中應該保持一份怎樣的尊嚴？在《孝經》中說：“聖人因嚴以教敬”，這也都在“禮”上有規定。比如說，“祖可以弄孫，父不可弄子。”什麼意思呢？就是說祖父、爺爺可以讓孫子承歡膝下，享受天倫之樂，可以和孫子在那裏玩耍，但是父親跟兒子就不可以。為什麼？因為做父親的在家裏還承擔著教育兒女的責任，所以要讓孩子對父親有恭敬之心，他時時要表現出一種威嚴在。如果做父親的威嚴掃地，孩子對他會很輕慢，把他的話不會放在心上，那就會很造次，怎麼可能教育好孩子呢？如果我們不懂得這些道理，最後孩子長大了，教育出現了問題，最後後悔也來不及了。

所以“禮”，它有“定親疏”的作用。懂得這些禮，對於我們現在一些流行的說法、做法，我們就知道它是對的，還是錯的。對的原因在哪裏？不對的原因在哪裏？所以“禮”絕對不是繁文縟節，不是古人閑得沒事幹了，想出了很多的規定，用來約束我們。恰恰相反，這些禮都是源自於生活，具有深遠的考慮。它一定是為了讓人生活得更幸福。讓人能夠得以保護纔設計的。

古人說這個“禮”，它有“起敬於微渺，絕惡於未萌”的作用。就是說在生活的微小之處，培養起人的恭敬之心。比如說“或飲食，或坐走，長者先，幼者後”，這是很微小的一件事，但就是在這微小之處培養了一個人的恭敬心。“絕惡於未萌”，父子之間有親，但是不能過分地親密，這樣就不會讓兒女造次，對父、母親的話不放在心上，就是說，在這個惡還沒有萌芽之前就把它給杜絕了。

我們想一想，當一個刑事犯罪分子在逃亡的時候，我們要發動很多的警車、警察，然後來抓捕他，光是警察每一天要用的盒飯，都要花費很多很多，更何況他對國家生命、國家的人、財產所造成的損傷呢？我們想一想，如果有了這種禮儀道德的教化，後邊所有這些全都給節省了，怎麼能說它是繁文縟節呢？其實恰恰是因為“禮”讓我們的社會治理是非常節省的、是非常高效的。

“是故君子此為之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教示百姓”。所以君王對此十分重視，用自己所能做到的事情教化、示範百姓，使他們也順禮而行。

正是因為古代的君王對“禮”的重要性認識得非常深刻，所以他們能夠帶頭恭敬、奉行禮。這樣，身教者從，上行而下效，老百姓也會順禮而行，所以禮教在全社會很容易推廣開來。那他們是具體怎麼做的？“卑其宮室，節其服禦，車不雕璣，器不雕鏤，食不二味，心不淫志，以與萬民同利。古之明王之行禮也如此”。“卑其宮室”：就是使自己的宮室低矮簡陋。“節其服禦”：節制服飾、車馬等器用。“雕璣”：就是刻畫漆飾成凹凸花紋。“雕鏤”：就是雕琢、刻鏤。他們居住低矮簡陋的宮室；使用節儉樸素的服飾、車馬等器用。乘坐的馬車不加雕刻漆飾，使用的器物不雕琢刻鏤，飲食味道單一，不放縱欲望。以便與萬民同享利益，古代賢明君王就是這樣恭敬行禮的啊！

當我們看到這些經書上的記載，立刻就會想到曆史上的一些聖君的所作所為。比如說《史記》中記載：“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堯在治理天下的時候，他的房屋非常簡陋，茅草蓋的屋頂不加修剪，櫟木做的椽子也沒有砍削，沒有過多的裝飾，非常質樸。

在《群書治要·墨子》中，針對建造宮室還專門有一段論述：聖王建造房屋是便於生活的，而不是為了讓人觀賞的；制作衣服、腰帶、鞋子，也是為了有益於身體，不是用來顯示奇異的。聖君自身節儉，並且以此教育人民，因此天下的百姓都可以得到治理，財物用度都得以滿足。如今的君主建造宮室與此完全不同，他們一定會向百姓大量徵收財物，凶殘地掠奪百姓用於衣食的資財，用來建造宮室臺榭、曲直交錯的景觀和彩繪雕刻的裝飾。國君建造這樣的房屋，左右親近的臣子也紛紛仿效，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國家的財物不足以用來防備饑荒、救濟孤寡，所以國家貧窮，百姓難以治理。最後墨子得出結論說：如果國家領導者確實想要天下太平，憎惡天下混亂，建造宮室就不能夠不節儉。

墨子的這一段論述，把建造宮室的節儉與奢華提高到關係國家興衰成敗的高度來認識，這一點也成為有識之士的共識。曆史上的君主一旦出現這方面的奢侈，這些臣子都會極力勸諫。

在《周語·楚語》中就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楚靈王建造了章華臺，建造得非常奢侈，他和伍舉一起登上樓臺，就問：“這個樓臺美嗎？”伍舉怎麼回答的？他說：“臣聽說，國君以尊敬、任用賢人為美事；以安定人民為樂事；以聽從善言為耳聰；以能夠招致遠方的民眾為賢明，還沒有聽說過是以建築物的高大莊嚴、彩繪雕刻的考究精致為美的。先君莊王建造匏居臺，高度能夠觀望預示吉凶的天象就夠了，大小僅夠容納宴用的石器和餐具；所用的木材不妨礙城郭守備之所需；所用的經費也不由府庫支出；百姓不會因此耽誤農時，官吏不必改變上朝的常規，莊王因此能夠平定動亂，戰勝敵人，而不被諸侯所憎惡。如今，君王建造這座高臺，勞民傷財，致使五穀不豐、官吏煩勞，曆時幾年纔建成，臣不明白它究竟美在何處？所謂美，應該是對上下內外、大小遠近都沒有害處，這纔稱得上美。如果是看起來美觀，但將財物用盡，還要盤剝百姓應有的利益，使自己富有而使百姓貧窮，怎麼能算得了美呢？作為一國之君，要領導百姓，並且與百姓共處。如果百姓都瘦了，君主又怎麼能獨肥呢？”意思說，如果百姓都貧窮了，作為一國君主，又怎麼能夠獨享富裕呢？“先王建造臺榭，不過是用來講習軍事、觀望顯示吉凶的天象而已。選址不占用耕地，建造不浪費錢財；施工不煩擾官吏的事務，時間上不耽誤百姓的耕作。建造臺榭，選擇的是貧瘠堅硬、不適合耕種的土地；用的是加固城防剩下的木料；官員、屬吏是在政事之餘，纔到現場去參與，利用百姓四季的農閑時間來完成。建造臺榭，是為了利益人民，沒有聽說是要窮盡百姓資財的。如果君主認為這樓臺很美，把建造樓臺視為正事，那麼楚國就危險了。”

所以我們為什麼提倡讀《群書治要》呢？讀《群書治要》，可以使人們建立一種共同的榮辱觀和道德觀。到底什麼是榮、什麼是恥，是以建造奢華的辦公大樓為榮，還是以勤儉為榮，大家讀了之後，就會達成一致。所以在《群書治要》中，它沒有太多具體的政策制度，它講的都是道理。這個道理你聽明白了，大家就會達成共識，自然知道應該怎麼做，這就是古人所說的“理得心安”。

我們現在都在講文化，領導幹部讀《群書治要》，就可以成為一個有“文化”的人。因為文化的本質就是“以文化人”，以這些《群書治要》“經、史、子”中的文章，來教化人民。從不知道節儉變得節儉了；從不知道感恩變得感恩了；從不知道孝親尊師變得孝親尊師了，這就叫“以文化人”。通過讀文章，變化了人的氣質，變化了人的行為方式，提升了人的品德，這就是文化的作用。

聖明的君主讀了《群書治要》之後，對他們為政到底起沒有起作用呢？我們知道，唐太宗就是靠《群書治要》這一本書的理念，來建成了“貞觀之治”的盛世。

在《貞觀政要》中，記載著唐太宗的很多故事。比如說在《貞觀政要·論儉約》中記載，貞觀元年，唐太宗對侍臣這樣說：“自古以來，帝王凡是要大興土木，都必須要順應民心。從前大禹鑿九山、通九江，耗費人力巨大，但是卻沒有人抱怨，為什麼？因為這是人心所向，反映了百姓的意願。秦始皇營建宮室，人們都反對，因為秦始皇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欲、違背了民心的原因。朕現在想建造一座宮殿，材木等等已經都准備好了，但是想一想秦始皇的教訓，決定不再興建了。古人曾說，不要做無益的事情而損害了有益之事。見到不引起貪心的東西，心就不會被擾亂。由此可知，見到那些誘人之物，心很容易被汙染。比如說，那些精雕細鏤的器物、珠寶玉器、服裝玩物，如果縱情享受，滅亡的日子立刻就會到來。”他還要求自王公以下，宅第、車服、婚嫁、喪葬等，如果用度超過了規定而過於奢華，都要一律禁止。從此之後，二十多年社會風俗崇尚儉樸，衣服沒有錦繡，物質富饒，沒有出現挨餓受凍的情況。雖然“貞觀之治”，物產豐富，國家富強，但是沒有驕奢淫逸，富人知道節儉，所以貧富之間懸殊沒有那麼大。

在貞觀二年的時候，有公卿上奏皇帝說：“依照‘禮’,夏季最後一個月可以居住在建在高臺上的樓榭。現在暑天未退，秋季的連綿大雨剛剛開始，皇宮低下潮濕，所以請陛下營建一座樓閣來居住。”唐太宗怎麼說？他說:“朕是有氣力衰竭的病，不適宜居住在低下潮濕的地方，但是如果同意了你們的請求，浪費實在太多。從前，漢文帝想建造一座露臺，但是算了一下花費，相當於十戶百姓人家的費用，他就放棄了這個念頭。朕的德行比不上漢文帝，而耗費的財物卻要超過他，難道這是作為民之父母的國君之道嗎？”所以盡管公卿再三上書奏請此事，太宗終究沒有答應。太宗確實是汲取了曆史的經驗教訓，知道要節制自己的欲望，不能夠損害百姓的利益，來滿足自己的私欲，所以他纔創下了“貞觀盛世”。

在《貞觀政要·論君道》中也記載，在貞觀元年，太宗又對侍臣說：“朕每思傷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禍。若耽嗜滋味，玩悅聲色，所欲既多，所損亦大，既妨政事，又擾生民。且復出一非理之言,萬姓為之解體，怨讟（dú）既作，離叛亦興。朕每思此，不敢縱逸。”唐太宗說：“朕常常想，能傷害自身的並不是身外的東西，而是由於自身有這樣那樣不良嗜好，纔釀成災禍。如果一味地講究吃喝，沉溺於聲色，欲望很多，損害也就很大，既妨礙政事，又擾害百姓；如果再說出一些不合理的話來，就會更加弄得人心渙散，怨言四起，眾叛親離。每當朕想到這些，就不敢放縱享樂，貪圖安逸。”

魏徵聽了之後就說：“古代聖明的君主，也都是先從自身入手，纔能遠而推及一切事物。過去楚莊王去請教詹何，問他治理好國家的要領，詹何卻用加強修身的方法來回答。”這在《群書治要》中也有記載，楚莊王問他，應該如何治理國家？“詹何說，沒聽說過自身修養好而國家卻混亂的。陛下所明白的道理，實在很符合古人所說。”所以從這一段話中，我們也體會到魏徵大人和唐太宗確實是同心同德，確實是古人所說的“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所以君臣能夠齊心協力，共同創下“貞觀盛世”。

這裏邊所說的“節其服禦”，還有“心不淫志，車不雕璣，器不雕鏤”，其實都可以想到曆史上的很多案例。比如說“節其服禦”，在《後漢書》中記載著漢明帝的皇後馬皇後的故事。馬皇後被立為皇後之後，更加地謙和恭敬。她能夠誦《易經》，愛讀《春秋》《楚辭》，尤其喜歡《周官》。她穿的衣服常常都是用厚繒做的，就是用粗布做的衣服，裙子上連裝飾的花邊都沒有。宮中各位姬妃來請安的時候，遠遠地看她的衣袍很粗疏，還以為是綾綢縐紗之類的，但是走到跟前一看，纔知道原來是用粗布做成的，她們就都笑了。皇後說：“這種厚繒特別適合染色，所以用它做衣服。”她的品德，後宮沒有人不贊歎的。

在建元二年夏天，遇到了旱災，談論朝事的人認為這是沒有封外戚的緣故，所以紛紛上奏，說應該按照過去的章程來封外戚。結果太後下詔，不准給自己的兄弟們進封，在詔書中這樣寫道，有這樣一段話：“我雖然是天下之母，但是身穿厚繒衣服，飲食不求甘美，左右只穿黑布衣服，沒有麝香、不加修飾的原因，就是想以身作則給下邊做一個表率。認為外戚們看到這些情形會應該反躬自問，但他們只笑著說太後平日喜愛節儉。從前從濯龍門上經過，看到外家問候起居的人，車如流水，馬如遊龍，奴僕們都穿著綠色臂衣，領和袖子都是純白色的。反回頭看一看我的禦者，不及他們很多。我之所以不加譴責他們，只是停止他們每年的開支費用，是希望能用這種方法使他們私下裏覺得慚愧，但他們仍然懈怠，沒有憂國忘家的觀念。”也就是說，他們還是只顧著小家的幸福，沒有憂慮到國家應該提倡節儉。馬皇後考慮到整個國家的興衰，為的是不給整個國家造成不良的影響，所以纔不同意封這些外戚。但是在外親中，凡是謙和本分、有義行的人，太後都對他們溫言勸勉，並且賞賜些財物。若有人犯有細小的過錯，她先以嚴厲的顏色，然後再批評教育。對於那些車服華麗，不遵守法度的人，便取消他們的資格，遣送回歸故裏。這樣一來，朝廷內外都受到感化，衣被、車服規劃如一，外家惶恐，比明帝永平年間更加謹慎。這都是馬皇後自己率先垂範，所以能夠感化自己的兄弟，讓他們能夠自己貶損，而不是去奢侈浪費、爭功爭名。

再看“心不淫志”，不過分放縱自己欲望的故事。在東漢的時候，我們知道有一位賢臣，就是宋弘，“糟糠之妻不下堂”的典故，就是說的宋弘的故事。有一天，他在和漢光武帝談話，剛好宮廷裏面換了幾幅新的仕女圖，仕女圖上的美女都畫得很美。光武帝邊和宋弘講話，眼神就飄到仕女圖上去了。宋弘看到皇上的眼睛飄來飄去的，注意力也不集中了，馬上就提醒皇帝。他說了一句很善巧的話，他說：“孔子說：‘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孔子說：“我從來沒有見過喜好女色那樣喜好道德的。”聖人的話十分管用，為什麼管用？因為古代的皇帝也是從小熟讀聖賢之書。所以一經提醒，漢光武帝就不好意思了，馬上說:“來人，把它撤掉。”並且對宋弘說：“聞義則服，可乎？”。

漢光武帝也很難得，他一聽到正確的建議、規勸的話，馬上就加以改正。所以他就問宋弘：“我聽到這麼好的教誨，馬上就去做，這樣可以嗎？”你看這個皇帝，他有這樣的態度，這也是百姓之福，社稷之福。所以我們學了這一段話 ，也想到在《尚書》上有一句話說：“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弗亡”對內興起了迷戀女色之風，對外喜歡遊獵、遊戲，沒有節制，還喜歡飲酒，沉溺於靡靡之音，住的房屋又高又大，牆上還雕刻著花紋，這都說明極盡奢侈。以上描寫了六種情況，只要有一種情況出現在你的生活中，那都沒有不滅亡的。這都是警告做君主、做領導者的，要克服欲望。

我們現在人講競爭，其實競爭絕對不是去和別人爭，而是和自己的壞毛病、壞習氣做鬥爭。人在沒有成為聖人之前，各有各的習氣。比如說貪嗔癡慢疑，光這個貪，就有貪財、貪色、貪名、貪利、貪吃、貪睡等等不同的貪。還有的人貪玩，還有的貪功。這種貪，只要遇到有好的緣分，貪愛之心就生起來了。雖然習氣不同，但是都離不開一個貪字。所以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

修行從哪裏修起？就是從克服自己的欲望開始，返回到禮的要求來。一個人能夠改正自己的毛病習氣，對於這些外在的財色名利都不貪了，這樣的人才被稱為大英雄，纔被稱為聖人。很多人喜歡看武俠小說，其實很多武俠小說沒有代表中國文化的精神，為什麼？真正的英雄一定能夠過美人關。過不了美人關的，不配稱為英雄。你看關公，他被稱為豪義之人，特別講道義。為什麼他被關帝廟供奉，萬世景仰？就是因為他能夠克服這些財色名利的誘惑，而有道義、有恩義、有情義，所以一個人能夠戰勝自己的習氣，這才是無往而不勝的。

所以你不要去跟別人爭，而是要和自己的欲望和習氣做鬥爭。我們現代人，也有很多富人，也有很多領導幹部。都希望別人稱自己為貴族。沒有人希望別人稱自己暴發戶的。那你怎麼成為貴族呢？讀《群書治要》，你就知道貴族和暴發戶的區別在哪裏。暴發戶有了錢、有了勢之後，就拿著錢去驕奢淫逸，買名牌衣服、名牌轎車、名牌配飾、名牌化妝品，名牌手提包，不知道把錢該用在哪裏。而貴族是即使他們有錢有勢之後，仍然生活得很簡樸，而拿著錢去救濟窮苦、興辦教育、搞慈善事業。特別是我們看到早年下南洋的那些華人。他們身上都有貴族的氣質。這些人很多人都是白手起家，但是他們掙了錢，事業有成之後，自己仍然過著很簡樸的生活。但是對於祖國的建設，特別是興建教育、辦學校，特別地慷慨，這樣的人纔是貴族。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哀公說:“當今的君主，為什麼不能行禮了呢？”

孔子對曰：“今之君子，好利無厭，淫行不倦，荒怠慢遊，固民是盡，以遂其心，以怨其政，忤其眾，以伐有道。”“固民是盡”，就是固執地搜刮盡人民的財物。“忤”就是逆的意思。孔子回答說：“當今的君王追求利益、貪得無厭、放縱行為不知疲倦，過分怠惰、遊手好閑，一定要搜刮盡百姓的錢財，來滿足自己的私欲，使百姓抱怨朝政，違逆民眾去征討有道義的國家。

“ 求得當欲，不以其所，虐殺刑誅，不以其理。”為了滿足自己的欲望不擇手段，就是無原則地求取來滿足自己的欲望。暴虐地對待人民，肆意刑罰殺戮，不用正確的方式治理國家。

“夫昔之用民也由前，今之用民也由後，是即今之君子莫能為禮也。”從前的君王治理人民，用的是前面所說的方法，現在君王卻用的是後面的做法，這就是當今的君王不懂得修明禮教的原因了。在這裏，孔子一針見血地指出，當時的君王之所以不能成功地推行禮教，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自己不能夠像古聖先賢那樣厲行節約，節制欲望，反而過著奢侈浪費、荒淫無度的生活。在位者不能率先避免驕奢淫逸之風，而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欲不擇手段，不顧民眾的死活，所以禮教不能推行。這就是上行而下效。

在《淮南子》之中也這樣講到：“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跡，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為，擇善而後從事焉。” 周成王和周康王繼承了文王和武王的基業，遵守明堂制度，明察前代興亡的事跡，看清國家成敗的演變。不合乎道義的話不說，不合乎義理的事不做，言論不隨便出口，舉動不隨便作為，先選擇出好的方法，然後根據它去行事。正是因為他們能夠做到這些，所以在成康盛世的時候，社會安定和諧，甚至達到了囹圄空虛、刑措不用的境界。

但是從成王、康王以後，一直到了漢代，幾乎有將近一千年的時間，想治理好天下的君王很多，但是太平盛世卻不復出現。這是什麼原因呢？在《漢書》中，用一句話講出了原因：“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也就是說領導者、在位者放棄了治國的常理常法，放縱自己的情欲，奢迷風行荒廢了仁義。所以亂世之臣和聖明的君主卻恰恰相反，他們是以驕奢淫逸為樂，所以唐朝詩人李商隱在《詠史》中說：“曆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這就是總結了曆史興衰成敗的規律得出的結論。

禮儀道德教育之所以不能夠深入人心，不能夠讓人們對道德教育產生信心，甚至還產生反感，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位者、統治者把道德教育變成了“說教”，就是說得很好，但是自己做不到。所以《禮記》上說：“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而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這說明了良好有效的道德教育就是“正己化人”，就是“上所施，下所效”。所以在《論語》中記載，當季康子患盜而向孔子求教的時候，孔子怎麼回答呢？“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如果你自己沒有貪心，就是賞人家去做盜賊，人家都不會去盜竊。告訴他居上位者的人沒有貪欲，在下位的人也會以貪欲為恥，縱然有賞，也不願意去做盜賊。這說明“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也就是说，要教育者和領導者先受教育，這纔是符合道德教育的規律的。所以從領導幹部開始做起，反對奢靡之風、享樂主義，纔能夠帶動整個社會興起勤儉節約的風氣。

《禮記》中說：“國奢則示之以儉。”如果一個國家奢侈之風盛行，怎麼辦？就要教導人們崇尚節儉。《論語》中說：“禮，與其奢也，寧儉。”雖然奢和儉都不符合“禮”，一個是過，一個是不及，但是強調節儉更符合於禮的要求。要提倡節儉，必須從在位者做起，纔能夠起到好的效果。

針對我國奢靡之風的現狀，習總書記就指出：“有些領導幹部愛憶苦思甜，口頭上說是窮苦家庭出身，是黨和人民培養了自己，但言行不一，心裏想的是自己當上官了，終於可以揚眉吐氣了，要好好享受一下當官的尊榮，擺起官架子來比誰都大。享樂主義實質是革命意志衰退、奮鬥精神消減，根源是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不正確，拈輕怕重，貪圖安逸，追求感官享受。奢靡之風實質是剝削階級思想和腐朽生活方式的反映，根源是思想墮落、物欲膨脹、燈紅酒綠，紙醉金迷。”在這種情況下，黨的十八大之後，黨中央提出了“八項規定”。在2020年，習總書記對制止餐飲浪費行為又作出重要指示。對於餐飲浪費現象，他用了八個字來做評價：“觸目驚心，令人痛心！”所以他提倡節儉、反對浪費，這就是“國奢則示之以儉”。而在位者、領導幹部能夠帶頭節儉，就會起到上行下效、立竿見影的教育效果。

比如說在唐朝的時候，楊綰做了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因為他為官清廉，崇尚節儉，結果怎麼樣？他被封的命令下達的當天，郭子儀正在宴客，聽到這個消息，立刻就把坐中的聲樂減了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的隨從本來人數眾多，也就於當天就減少了；中丞崔寬把房屋建造得豪華奢侈，結果怎麼樣？馬上下令把它拆毀。從這個例子中，我們就可以看到上行下效的感應效果，就像“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一樣迅速、自然。

總之，“讀史使人明智。”研讀《群書治要》這一部涵蓋了經、史、子的資政巨著，可以讓領導幹部深刻地認識到奢靡之風的危害，從而自覺地響應黨中央提出的“厲行節約，反對浪費”的號召。把這個號召從外在的道德要求轉化為自己的內心信念，主動追求，這樣纔能徹底的杜絕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 特別是對於那些老板、商人來說，“八項規定”對他們沒有什麼約束力。但是如果他們能夠學習《群書治要》，能夠明白“成由勤儉破由奢”的道理，知道暴發戶和貴族的區別，他們也會自願地反對奢靡浪費，提倡勤儉節約。

這是我們講的“問禮”，下面我們接著看“五儀”這一篇，這一篇記述了孔子將人分為五等，就是“五儀”，詳述了“五儀”的不同標准，所以這一篇以“五儀”作為篇名。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為治，敢問如何取之？”“論”，就是辯論的意思，“辯”就是辯識。“與之為治”。“與”，就是用的意思。魯哀公向孔子問道：“我想辨識魯國的賢能之士，用他們來治理國家。請問如何選用他們呢？”如何選拔人才非常地重要。

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有聖，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孔子說：“人可以分為五個等級：有庸人，士人，君子，賢人，聖人。能審慎地辨別這五等人，治國之道就具備了。”

 “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賢以托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暗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而不知所執，此則庸人也。”“訓格”，“格”，就是法的意思，也就是“規範、典範”。“托”，就是寄的意思，托付、寄托。“暗”，就是不明的意思。“務”就是專力的意思。

所謂庸人，就是心中沒有謹記慎重行事、善始善終的規範；口裏也不談論可以奉為行為准則的教誨之言；不選擇賢者以為人生的寄托；也不力行聖賢教誨以安定自己；小事聰明，而大事糊塗，不知道自己的追求，凡事隨波逐流而沒有主見，這樣的人就是庸人。世間的庸人很多，每天談論家長里短，張家長、李家短，甚至還損人利己，但是對於怎麼樣謹慎地落實聖賢教誨，怎麼樣提升自己的德行，或者說回歸自性明德，他們都沒有時間去理會。

 “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遍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智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得之，行既由之，則若性命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率”可以理解為遵循的意思。“處”可以理解為定。“性命形骸”這個“骸”就是手足首身也。

所謂士人，心中有堅定的目標信念，謀劃有執守的原則，雖不能徹底洞悉道德、技藝的根本，但是一定有所遵循；雖不能完全具備所有的美善，但一定有其操守；所以，智慧不務多，務求慎重理解其所知的是非，也就是說對於自己所知的東西一定要有審慎的態度，我學的這個東西是合乎道的還是不符合道的，要有所辨別。言辭不務多，務必慎重言辭的意義，也就是說一定要知道自己說的是什麼，能夠明確地表達自己的意思。行為不務多，務求慎重清楚行為的緣由，也就是說一定要知道自己為什麼這樣做，行為的原因是什麼。智慧已能判斷所學正確，言談已能得其要旨，行為也跟從了，就像人的性命、身體一樣不可改變，這就是心有所主，不會隨意地改變自己的志向。富貴不足以使他驕慢，貧賤也不會讓他憂戚，這就是士人。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成為士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士人他的目標、志向非常地明確，而且堅持不懈、持之以恒，還能夠做到寵辱不驚，這都是比較高的要求了。

“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義在身而色不伐。

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君子也。”“伐”，就是自我誇耀的意思，“專”，就是擅、自是，擅自、專斷的意思。所謂君子，言語必定忠實守信，而且內心沒有抱怨；身行仁義而沒有自我誇耀的神色；考慮問題通達明智而言辭不專斷；篤行自己所信守的道義，自強不息、從容不迫，好像人將超越他，但最終達不到他的境界，這就是君子。“油然”是什麼意思呢？不進之貌，就好像他的所作所為也沒有特別地努力、特別地精進，是自然而然的。就好像你能夠超越他，但終究還是趕不上，這樣的人就是君子。

“所謂賢者，德不逾閑，行中規繩；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富則天下無宛財，施則天下不病貧，此賢者也。”“逾閑”，就是逾越法度。“行中規繩”，“中”，就是合的意思；“規”就是有法度也；“繩”，就是戒的意思；“宛財”，就是積聚的財物。

所謂賢人，德行不逾越法度；行為中規中矩，他的言語可以讓天下人效法，而不會招來災禍，他的道德足以教化百姓，而不會傷害自身。他若富裕，天下沒有積聚的財富，他若施惠，天下沒有貧苦之人，這樣的人就是賢人。

為什麼他的言語足以讓天下人效法，而不會招來災禍呢？因為他的言語都符合於道德，而且他的德行和他的名聲相互匹配。所以即使名揚天下，為眾人所效法，他自己也不會有什麼災禍，不會出現德不配位的現象。如果他富裕了，天下沒有積聚的財富，為什麼？因為他不會“積財傷道”。他富裕了就會惠施百姓，而不是把錢財積累在自己的家中，那麼“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象就不會發生。

“所謂聖者，德合天下，變通無方，窮萬世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並日月，化形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識其鄰。此聖者也。”“庶品”，就是眾物、萬物的意思。“敷”，就是布、散。“識”就是認識、識別。

所謂聖人，他們的品德符合天地之道，變通自如；能窮盡萬事萬物的發展規律，協調萬物，使之自然和諧。把他的大道傳布天下，因此成就其品性。他的明德智慧與日月同輝，

教化遍行若神，下層的民眾不知道他的德行，見到他的人也看不出他的境界。他這樣的人就是聖人。“鄰”，有境界、域、界域的意思。

聖者的德行合於天地，就像《易經》中所說的，聖人與“天地合其德。”他不是像賢者那樣中規中矩地做事，他會隨著時節因緣的變化，變通無礙，沒有一定的執著。就像我們經常所說的“法無定法”，他會隨緣不變。就像孟子評價孔子，說他是“聖之時者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他能夠窮通萬事萬物終始循環往復的規律。中國人不說“始終”，而說“終始”，說明這個結束並不是真正就結束了，而是又一個開始。所以他明白萬事萬物循環往復的規律，能夠使萬物自然協調，能夠把大道傳布天下，使天下人自然地改變情性。為什麼？就是春風化雨，潤物細無聲。他們自然地就改變情性了，然後形成了一定的道德品性；他的光明和日月同輝，他的教化影響非常神速，就像神明一般。百姓不知道他的德行，即使見到聖人，也不知道他高深莫測，不知道他的境界到底達到了怎樣的程度，甚至還覺得他和常人沒有什麼兩樣。

從這裏我們看到，聖人他不是故意表現得與眾不同，更不會讓人感覺到稀奇古怪。聖人看起來和常人無異，常人做什麼，他也做什麼。但是他的存心是不同的。他能夠和社會大眾和光同塵，但是實際上他的德行教化影響卻非常地廣泛，這樣的人就是聖人。

君主能夠區別這些由低到高五種境界的人，就能夠知道如何辨別、重用君子、賢人、聖人，把國家治理好，建立不世之功。所以，首先要知道如何分辨不同等級的人才。

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若何？”哀公說：“太好了！要不是您這樣賢明，寡人就聽不到這樣的至理名言了。盡管如此，寡人從小生在深宮之中，被婦人們撫養長大，未曾感受過哀痛、憂慮、辛勞、恐懼、危險，恐怕不足以推行您所講的關於五等人的教誨。該怎麼辦呢？”

孔子曰：“君入廟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機筵。其器皆存而不睹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

“阼階”就是東階，主人迎接賓客的地方。“榱桷”就是屋椽。“機筵”，就是幾案和座席。“筵”，《說文解字》上解釋為：“竹席也”，古人鋪在地上的座席。

 孔子說：“君主您每次進入宗廟時，沿著右側行走，從東側階梯登上廟堂，抬頭看到屋頂的椽子，低頭看到盛滿祭品的幾案和座席。這些器物都在，卻再也見不到逝去的先祖了。君主您因此感到哀傷，就知道什麼是哀傷了。”

 “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昧爽”，就是天將曉而尚暗之時。“夙”，就是“早敬也”。“夙”，就是早的意思。“興”，就是起的意思。“昧爽夙興”就是天剛剛亮的時候就起床，早早地起床了。“平旦”古人根據天色，把夜半以後分為雞鳴、昧旦、平旦三個階段。雞鳴就是指天明之前；昧旦就是指天將亮而未亮的時候；“平旦”就是指天亮的時間。天未亮就起床，穿戴整齊，天剛亮就臨朝聽政，考慮國家的危機、困難。一件事處理不當，就會成為禍亂滅亡的開端。君主您以此感受憂慮，就知道什麼是憂慮了。

“日出聽政，治乎中昃，諸侯子孫往來為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中昃”，就是日過午而見西斜，下午太陽西落的時候。“日出聽政”，就是太陽剛剛開始出來就開始處理朝政，一直到下午太陽西斜，接待各國諸侯子孫等來往的賓客，行禮揖讓，謹慎自己的威嚴禮儀，君主您以此感受辛勞，就可知道什麼是辛勞了。

“緬然長思，出乎四門，周章遠望，睹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緬然”，遙遠的樣子。“周章”，周遍流行，遍及各地。追念遙遠的曆史，走出國門，放眼四望，看到許多滅亡國家的廢墟。君主，您以此感受恐懼，就可知道什麼是恐懼了！

“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既明此五者，而又少留意於五儀之事，則於政治乎何有失哉！”

國君是舟，百姓就是水，水可以載舟，也可以使舟沉沒。國君從這裏感受危險，就可知道什麼是危險了。國君明白這五個方面後，再稍稍留意五等人才的識別任用，那麼辦理政治又怎麼會有失誤呢？”“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這也成了一句名言。唐太宗對這一句話就深信不疑，並且常常用這句話來教導太子。

在《貞觀政要》中記載，唐太宗說：“我聽說古人自古以來就很重視胎教，我卻沒有時間顧及這些，但是，我總是不失時機地教導太子。自從他被立為太子之後，我總是在生活中給予他適時地引導。”

譬如，太子在吃飯的時候，唐太宗就問：“你知道飯的道理嗎？”太子答：“不知道。”唐太宗就說：“飯是經過農民辛勤耕種、收獲纔能夠獲得的。要注意使民以時，不奪農時，纔能夠經常吃到這樣的好飯。”

看到太子騎馬的時候，他就又問：“你懂得馬的道理嗎？”太子又搖搖頭說：“不知道。”太宗說：“馬可以幫人做很多事，幫人勞作、拉車。但是不能夠把馬力用盡，纔能夠經常有馬騎。”

太子去乘船的時候，太宗就問：“你懂得船的道理嗎？”

太子又答：“不知道。”太宗說，“君主就好比是船，人民就好比是水，水可以載船，也可以把船顛覆。你以後要當皇帝了，對於這個道理，不能夠不小心警戒。”

看到太子靠在一棵樹上休息，太宗又問：“你懂得樹的道理嗎？”太子又答：“不知道。”太宗說，“你看這棵樹雖然彎曲了，但是你用墨線來校正它，仍然可以把它當成直木來使用。君主雖然德行不夠，但是只要聽從臣下的勸諫，仍然可以成為聖君。”

太宗這樣經常引導太子，說明他對這些道理深信不疑，認為按照這些道理去做，纔能夠使自己的位置坐穩，使天下太平，江山代代能夠承傳。所以讀書，特別是讀經典的好處就是讓人明理，理得心安，這樣纔不會像一般人那樣忙忙碌碌地去追求大房子、名車，過上驕奢淫逸的生活。所以《易經》中也說：“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領導幹部常常學習這些教誨，並且身體力行，相信很多的災禍確實可以避免。

當然也有人會問了，他說：“你看我們不貪、不占，又不能貪財、貪色、貪名、貪利、貪吃、貪睡、貪玩。那麼人生還有什麼自由可言啊？人生還有什麼意思呢？”其實他們所說的這個‘自由’並不是真正的自由。他們是被自己的欲望所控制而不能自拔，就像吸毒一樣，越吸越上癮。

中國人認為的自由，就是能夠掌控自己的欲望，面對財色名利的誘惑如如不動，能夠把持住自己。比如說你在錢面前不動心了，你對錢就自由了；別人拿美色來誘惑你，你面對女色能夠不動心了，你在色面前就自由了；如果你對名利不動心，那麼在名利面前你就自由了，這纔是真正的自由。

所以為什麼孔子的弟子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因為他已經看破了，已經把這些外在的財色名利放下了，那麼這些東西就不足以成為控制他身心的枷鎖了。

中國人有一句話叫“名韁利鎖”，你喜歡“名”，這個名就是一個韁繩，把你纏了一道；你喜歡利，這個“利”又是一個韁繩，又把你纏了一道，經過層層地捆綁，你就喘不過氣兒來了，怎麼會不煩惱重重，壓力很大呢？顏回為什麼活得這麼自在？因為這些外在的東西，財色名利，古人把它稱為身外之物，因為你連自己的身體都不能夠控制，對於這些身外之物，又怎麼能夠控制的了呢？顏回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他把這些東西放下了，他就獲得了真正的身心自由。所以如果你喜歡貪財，別人拿錢來賄賂你，你就得為人去辦事，甚至冒著丟官的危險，這個錢財就成為誘餌，你就可能跳下深淵；如果你貪色，就有人給你送美色作為誘餌，誘惑你，你也會因為貪色而身敗名裂，哪有自由可言？

儒家常講：“人到無求品自高”。如果你有求，你就會對人低三下四，哪有什麼清高可言？所以，儒家的君子確實能夠做到“人到無求品自高”。

“進則兼濟天下，退則獨善其身”，無論是進還是退，都是隨緣而已。有沒有人用我呢？有人用我，我就兼濟天下；沒有人用我，也很好，就獨善其身。所以，有求就沒有放下，就會被這些所求之物束縛身心。就像李白他寫的詩中所說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你對名利沒有放下，對權勢沒有放下，你就得“摧眉折腰事權貴”。

看莊子，楚威王聽說莊子很賢能，就派遣使臣帶著豐厚的禮物去聘請他出任宰相。莊子笑著對楚國的使臣說：“千金，確實是厚禮；卿相，確實是高貴的位置，但是您難道沒有見過祭祀天地用的犀牛嗎？喂養了它好幾年，然後給它披上帶有紋飾的綢緞，把它牽進太廟去做祭品，在這個時候，它即使再想做一頭獨立的小豬，難道還能辦得到嗎？您趕快離去，不要玷汙了我，我寧願在小水溝裏身心愉快地遊戲，也不願被國君所束縛，我終身不願意做官。這樣可以使自己的心志愉快。”

中國人給隱士也做了傳記，為什麼給隱士做傳呢？因為這些隱士有一個特點，就是“與人無爭，與世無求”，他們把財色名利這些東西都看得很淡，所以不願意為這些事情所束縛。當然，還有一種人，他們連“品自高”這個“品”都不求了，那是幹什麼呢？他把“我”完全放下了，把“我”放下了，去幹什麼？去幫助眾生覺悟，這樣的人就是更高境界的人。他把“我”放下了，“我貪、我愛、我癡、我慢、我疑”自然就沒有了。如果還有一個“我”，就會有“我”要控制、“我”要占有、“我”很得意等等。這個“我”實際上是不好放下的，相對於貪財色名利這些外在東西的人，儒家的一些君子已經把這些身外之物放下了，但是還有一個“品自高”。言外之意，他並沒有真正地放下“我”，還有一個“我的品”沒有放下。真正把“我”放下的人就是：看對方需要什麼，大眾需要什麼、社會需要什麼、民族需要什麼、國家需要什麼，那我的身體算什麼？我的生命算什麼？這些全都可以奉獻出來，這就是更高境界了。

 “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哀公問孔子說：“請問選取人才的方法。”孔子對曰：“事任之官，無取捷捷，無取鉗鉗，無取啍啍。”不是“哼哼”，“哼哼”沒有這一橫。“捷捷”，就是貪食不已的樣子，引申為貪得無厭。“鉗鉗”，就是胡亂應對，不謹慎誠實。“啍啍”，多言而欺詐的樣子。孔子回答說：“根據個人所能勝任的事情授予官職。不要任用貪得無厭的人，不要任用言語胡亂應對、不謹慎的人，也不要任用多言欺詐、不誠實的人。“捷捷，貪也；鉗鉗，亂也；啍啍，誕也。”“捷捷”是貪得無厭，“鉗鉗”是胡亂應對，“啍啍”是多言欺詐。

後面這一段很重要：“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求智能者焉。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邇也。”“慤”，就是謹慎誠實的樣子。所以射箭的弓要調整好之後纔能使它強勁；馬馴服之後纔能期待它成為良馬；讀書人必須先具備誠敬的德行，然後纔看他的智慧和才能。沒有德行而又能力很強的人，就像豺狼一樣不可接近。這段話用一個很形象的比喻告訴我們，為什麼選人必須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原則。弓如果沒有調整好，但是它卻強勁有力，可能傷到自己或自己的人；馬還沒有把它馴服，是一匹烈馬，你騎上去，它可能把你摔下來，傷到自己；士人必須首先具備恭敬、謹慎、誠實等美德，纔求他有智慧能力。如果他沒有這些德行，卻多才多藝、能力很強，那就像豺狼一樣不可親近，因為你親近他，他也容易傷害最親近的人。

司馬光先生在《資治通鑒》中曾經對德才的關係有這樣一段論述：“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並且根據德與才將人分為四類，“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在這四類人中，最當引起注意的就是才能勝過德行的“小人”，因為博學多才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沒有德行作為基礎，就可能知識越多、能力越強，對社會的危害反而越大。所以司馬光提出，凡是選舉人才，如果得不到聖人、君子，與其得到小人，還不如得到愚人。這是因為君子用才能來行善，而小人卻用才能來作惡。用才能行善，則善無不至；用才能來作惡，惡也會席卷而來。

古人這個比喻確實非常好，現代人用很簡單的語言也把人才分成了四個層次：第一，“有德有才是正品”。就像工廠生產產品，培養人才也是可以做類比，一個人既有德行又有能力的，這是我們社會所急需的，叫正品。第二，“有德無才是次品”，這個人有德行，但是才能不夠，經過培養還是可以任用的，雖然不像正品那麼好用，但也不至於給國家社會帶來損害。第三，“有才無德是毒品”，有才能、聰明智慧，但是沒有德行的人，就如毒品、危險品一樣，會對國家、社會造成很大的危害。比如說我們現在出現的高科技犯罪，電腦專家用自己的技能去“黑”別人的網站，為別人制造障礙，設置很多的障礙讓人家的網站不能順利工作，這樣的人雖有才能，但對社會的危害比較大。這些犯罪之人沒有將所學的知識、技能轉化為貢獻社會的資糧，反而竊其為犯罪的工具。另外還有一種人就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打著冠冕堂皇的道德外衣，帶著偽君子的面具，但是卻做著自私自利、以權謀私的醜惡勾當，一旦被人發現，就令人們對道德教育喪失信心。比如說有一些腐敗分子，前幾天還在反腐敗的大會上慷慨激昂地說：“我們一定要把反腐敗作為關係到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要問題來抓”。結果過了幾天，自己被紀檢機關帶走了，他們作為道德體系的腐蝕劑，危害更加深遠，這是毒品。最後，“無才無德是廢品”，當然這樣的人屬於少數。

《韓詩外傳》中也記載著，孔老夫子把士分成了五種：有權勢的士人，家庭富裕、資財雄厚的士人，天資勇猛強悍的士人，智慧聰敏的士人，相貌美好的士人。看這五種士人都是擁有美好的天然稟賦。但是如果家裏有權勢的士人，不用尊貴的權勢愛護民眾、實行道義，反而以尊貴的權勢橫行無忌、暴戾傲慢；家庭富裕的士人不用財富賑濟窮苦，反而憑著財富過著驕奢淫逸、糜爛、沒有節制的生活；天資勇猛、強悍的士人，不去勇敢地保家衛國、攻城野戰、建功立業，反而因為勇敢而欺淩百姓，甚至挑起私人之間的爭鬥；智慧敏銳的世人，不用智慧為國家出謀劃策，反而用聰明做邪惡之事，掩飾奸詐的行為；相貌美好的士人，不用美貌統禦群臣、治理民眾，反而要用美貌蠱惑女子，滿足私欲，這些士人就是喪失了他們各自的美好稟賦。

所以，雖然有一些人有優勢、有才能，但是沒有道德，不為國家、為人民做貢獻，反而對國家人民造成危害。孔子說：“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領導者任用人才，要以公義為出發點，不能夠由於私心用人，結黨營私。只有任用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人才，纔能夠把政事辦好。

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耶？”哀公問孔子說：“國家的存亡禍福，確實是由天命支配，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嗎？

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天災地妖，弗能加也。”地妖就是在大地上生長的反常怪異之物。在《左傳•宣公十五年》說：“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天時不正常叫災，比如說六月飛雪；“地反物為妖”，地上長出了不正常的動植物等等，這就叫妖。孔子回答說：“國家的存亡禍福都是由人自己決定的，天災地妖都不能夠改變國家的命運。”後面舉了兩個例子。

“昔者，殷王帝辛之世，有雀生大鳥於城隅焉。”“城隅”，就是城的角落。“帝辛”就是商紂王，因為他沉湎酒色、窮兵黷武，和夏桀並稱“桀紂”，是典型的暴君。從前殷商帝辛時期，有一只鳥雀在城牆角生下了一只大鳥。一只小鳥雀卻生下了一只大鳥，這在當時被認為是一種吉祥的徵兆。“帝辛介雀之德，不修國政，殷國以亡。”商紂王借助鳥雀的瑞相福德而不理朝政，結果怎麼樣？殷朝因此滅亡。“此即以己逆天時，得福反為禍者也。”這就是因為自己違逆天道，得到上天的福瑞卻把它轉為災禍的事例。

“又其先世殷太戊之時，道缺法邪，以致夭孽，桑榖生朝，七日大拱。”“夭孽”，就是物類反常的現象，古人也是認為是不祥之兆。“夭”通妖怪的“妖”。“桑榖”就是兩個木的名字，古時候以桑榖生於朝，是作為不祥之兆。 “大拱”這個“拱”，就是“斂手也”，兩只手收斂在一起，拱手，“大拱”，就是形容粗大。又在紂王的祖先殷太戊統治時期，道德缺失，法度邪曲不正，以至樹木生長出現反常的不祥現象，桑榖二樹生長於朝堂，七天就長到兩手合攏那麼粗了。“太戊恐駭，側身修行，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至者，十有六國。”“側身”，傾側其身，表示戒懼不安；“重譯”就是重重翻譯。太戊十分恐懼，馬上謹慎、恭敬地修養德行，三年之後，遠方國家仰慕他的道義，通過重重翻譯前來朝拜的國家多達十六個。“此即以己逆天時，得禍轉為福者也。”這就是因為自己改變天道，將禍兆變為福祉的事例。

“故天災地妖，所以儆人主也；寤夢徵怪，所以儆人臣也。”“寤夢”就是醒時有所見而成的夢，“徵怪”就是怪異的徵兆。所以說，天降災害、地生妖異，是用來警告國君的；各種夢異和怪誕的徵兆是用來警告大臣的。

“災妖不勝善政，夢怪不勝善行。能知此，至治之極也，明王達此也。”天降的災害，還有地生的妖異勝不過國家的善政；夢異和怪兆勝不過人的善行。能明白這個道理，就是治國的最高境界，只有聖明的君王纔能達到這個境界。

這個故事主要是告訴我們，天災地妖都是上天垂相，是用來警告君主和大臣的，讓他們能夠反省自己。如果君主和大臣及時反省，修養自己的德行，推行善政，就可以改變這種不祥的徵兆，能夠轉至太平，所以根本還在於人心的轉變。

所以《易經》上說：“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決定一個人前途、命運、禍福，還有祥瑞的，是什麼？是自己的德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這纔是必然的規律。

我們今天就先學習到這裏，不足之處歡迎大家批評指正，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