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我們繼續學習《群書治要•孔子家語》，請看“王言”。這一篇是孔子講解“明王之道”，也就是王道政治，也就是如何實現最高境界的治理。因為在其中有孔子所說“吾以王言之”，故以“王言”作為篇名，也就是講聖明君主的治國之道。孔子將它概括為“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也就是明王在國內要推行七種教化，就可以固守國家而不必擔心外強進犯；對外推行三種“至行”，就可以征伐不義之國，戰無不勝，而且不耗費財物。我們學習這一章，對於我們理解中國之治的治理境界，以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都有非常重要的借鑒意義。

我們看經文：孔子閒居，謂曾子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居，吾語汝。”

孔子閑坐，對曾子說：“參，你能談論一下聖明君王的治國之道嗎？坐下來我給你講。”“居”就是坐的意思，“語”就是論的意思，論說。

下面孔子就接著說了，因為說的比較長，所以坐下來聽，心裡比較安定。

“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道不尊也；非道，德不明也。”

“道”是用來彰明“德”的；“德”是用來遵循道的，所以沒有德，道就不會得以尊崇；沒有道，德就無法得以彰明。

那麼什麼是道？什麼是德呢？在《中庸》開篇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所以道就是自然而然的本性，也就是法爾如是的自性。按著自性、本性去做就是德。符合道就是德，背離道就是不德。所以道是用來顯明德的，沒有道就沒有辦法判定什麼是德、什麼是非德，這個標準就沒有了。所以說：“夫道者，所以明德也。”

道雖然是本來如是，自然而然，而且還無處不在，但是如果人不去認識它，不去體悟它，也沒有辦法把道彰顯出來。所以孔子也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這就是說，沒有德，道就得不到尊崇。

我們用世間的一個例子來做比喻，比如說牛頓，他為什麼能夠發現萬有引力的定律呢？就是他觀察到蘋果往地上掉，它不往上飛，不往左掉，也不往右跑，它偏偏就往地上掉，他就去觀察研究其中的原因，最後發現了萬有引力的定律。這個引力的定律本來就如此，本來就在我們的生活中時時刻刻都存在著。但是，日用云為而不知，人們沒有去注意它，也沒有去追究它，所以也沒有能夠發現萬有引力的定律。牛頓注意到了蘋果往下掉的現象，去研究，最後才發現了萬有引力的定律。從這裏我們就可以看到：德，就是用來發現、體悟、遵循道的。所以沒有德，也就無法體道、悟道、得道、弘道，道也就得不到尊崇，這個就是“是故非德，道不尊也”。

後面 “非道，德不明也”，就是沒有道，什麼是德、什麼是非德也不明瞭、不明確。比如說“父子有親”，這個是道。因為父母愛兒女，兒女愛父母，他們之間有一種自然的親情，本來如此，不是聖人給我們人為規定下來的，所以父子有親就是道。父母愛兒女、兒女愛父母這種天性怎麼樣保持、維繫一生而不改變呢？順著“父子有親”去做，就是父母慈愛教導兒女，兒女孝敬父母，所以慈和孝就是德。順著慈、孝的德，就能夠使父子之間的親情保持一生而不改變，所以又把孝和慈稱為性德。

《說文解字》中把德解釋為：“德者，得也，外得於人，內得於己。”這個“德”和獲得的“得”是相通的，到底是得到了什麼呢？其實就是得到了道。得道是通過什麼方式來得到呢？“外得於人”，就是通過向聖人學習、通過向經典學習，把自己本有的德行引發出來。“內得於己”，因為你本自具足這種性德，所以才能夠把它給引發出來。就像一個光明、晶瑩剔透的玻璃球，它本來就是光明四射的，圓滿具足了智慧光明，這個就是我們的心性。但是它上面蒙了塵垢，我們通過把它外邊的塵垢一層一層地剝落，使本性的光明顯發出來。這個就是“修道之為教”，就是修行的過程。

那麼孔子是怎麼教學來讓人修道的呢？孔子教育的最高境界就是“道”，所以孔子說：“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雖然最高的境界是“道”，但是他並不是對每一個人都講“道”。為什麼呢？因為我們講法要契理、還要契機。如果講法不契理，就是邪說、是魔說；而講法不契機，對人沒有利益，就形同於閑言語。

在《論語》中，我們看孔老夫子的大弟子子貢說過這樣一句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又說：“子罕言利，與命與仁。”這個“仁”都不容易講，“道”就更不容易講了，怎麼學呢？所以“道”開始學的時候就要講“仁道”，“仁”能講聽得懂，你在世間辦事、辦政治就是仁政；你做企業家就是一個有仁德的企業家，被稱為儒商、有商道。你辦任何其他的事業，從事任何的行業，你都能夠既有利於自己又有利於他人，這個就是自他兩利。人在世間，必須要知道“為仁之道”，這樣才能夠利己利人。如果沒有了“仁道”，結果就是害人害己。“仁道”學起來很難，聽起來也很難。所以孔老夫子也說，縱使朝聞夕死，也不虛此一生，“朝聞道，夕死可矣。”如果你聽不到這個“仁道”，即使長命百歲，也是枉為人。

所以一旦聞到這個“仁道”，就不冤枉到人間走一回。就算早上聽到“仁道”，雖然沒有學成就，還沒有成為聖人，也不枉為人。從這裡我們知道，今天我們能夠坐在這裏來聽《孔子家語》，來學習聖賢之道，是多麼的稀有難得、多麼的幸運。為什麼這麼說呢？你看我們世間有多少人忙忙碌碌、從早到晚，但是一生都沒有機會聞聽到“仁道”，也不知道什麼是“仁”，每一天吃飽了睡、睡了吃，然後再享樂人生。這樣的人生與動物又有什麼區別呢？如果能夠聽聞“仁道”，你就不枉為人，即使是死也可以。像在孔門之中，人家問孔子說：你哪一個學生是可以稱為“仁”呢？孔子都不隨便說“某某人已經是仁了”，可以見得這個“仁”並不容易學、並不容易成就。只有他的大弟子顏回，孔子說他：“其心三月不違仁”，其他都沒有明確地說，哪個弟子已經成仁了。可見這個仁是很不容易學好的。

為什麼學“仁”這麼重要呢？首先你學了仁道，然後一步一步地再往前進，學成了仁的時候，學好了就到了“德”。為什麼呢？因為“仁”字，我們看它是從人、從二，講到我和他人的相處之道，也就是說我們處處以仁慈之心待人，一起心動念，我們就是為人著想，考慮他人的需要，就是關愛人、成全人、幫助人、提升人。久而久之就是“德”了。“德”是本性之中來的，我們說這個本性是什麼呀？它是如如不動的，一動就有了作用，有了作用，這個動就是德。在動的過程中，那個德還是明德，還沒有起變化。但是普通人不動念則已，一動念就起了變化，就牽涉到自私自利的心，明德就失掉了。明德就是被虛妄的私心給障礙了，這個叫煩惱障。“仁”學好的時候，就是你一起心動念，就是為別人著想、處處為別人著想。長期這麼做就是達到了“仁者安仁”的境界，就做得自然而然了。他不動念則已，一動念就是利益他人，這個就是由本性起的德，自然就出現了，煩惱障就不存在了。所以“仁”修圓滿了，就是“德”。

《大學》上講：“大學之道，在明明德”，這個“明德”是通過修行才得以彰顯的。那怎麼修呢？就是從“仁”開始修，“仁”修圓滿了，“明德”自然就出現，“明德”出現，就跟本有的本性相一致了。這個就是《華嚴經》上所說的“隨緣不變，不變隨緣”，聖人能夠達到的境界。所以孔子講這個仁道就是這麼重要，它是明德、是成道的基礎。所以儒家的學問、孔子的教育，他不是從最高處講，而是從基礎這一個方面來講。為什麼呢？因為他一講出來，人人都可以做到。如果一開始就講最高的境界，人家問你，從哪里開始學呀？你說“道可道，非常道”，那別人確實沒有辦法學，“道”確實是不可言說，開口即錯、動念即乖。但是你這樣說，別人也得不到利益，也無從下手。所以相對而言，從仁入手開始，比較容易。

如果學仁還是覺得困難，還是不知道從何入手，怎麼辦呢？還不是沒有辦法，就是學“恕道”。孔老夫子說，恕是“為仁之方”，那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你看，你一聽就明白了，這件事我該不該做呀？我不希望別人怎麼對我，我就不能夠這樣去對別人。為什麼說它是行仁之方呢？因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還有一個“己”和“人”的區分，所以他是愛人如己，只是達到仁的方法，它還不是仁。仁是什麼呢？後面我們講到的是“一體之仁”，但是你只要從這開始學，你由恕道學到仁，再到德，然後再到道，這是一以貫之的，你是能夠學成就的。所以孔子說：“吾道一以貫之”，是一貫的。這個道講到深處，那就是孔子教育所達到的最高的境界，就是“志於道”的道，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為道”的道，也就是開發本性的、修養性德的道。

雖有國之良馬，不教服乘，不可以取道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

“服乘”，“乘”就是“駕”的意思，駕馭。有一個成語叫“服牛乘馬”，什麼意思呢？就是役使牛馬駕車的意思。這句話就是說：即使有全國知名的良馬，不教以正確的方法來駕馭，就不能夠上路疾馳；雖然有廣博的土地和衆多的人口，不用道來治理，也不可能王霸天下。這裡主要是強調以道治國的重要性。孔子說：“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這一句話可以說是傳統文化精髓的綱領性的概括。在古人那裡，為什麼要學習技能呢？為什麼要從事一個職業呢？它不僅僅是一個謀生的手段、谋利的手段，而是把它作為一種修道的途徑、得道的方法。

這個道，老子曾經說“為道日損”。他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所不為。”這就告訴我們，求學的方法和求道的方法是不一樣的。求學求的是廣學多聞，知識越豐富、越廣博越好。但是你有知就有所不知，比如說整個知識是一個整體，你只要有知的東西，那麼相對應的，你一定有不知的東西，你就不可能獲得“全知”。那怎麼樣才能做到無所不知呢？那就是必須求無知，無知起作用就是無所不知。所以求道的過程不是一個逐漸增加的過程，而是一個不斷減損的過程。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比喻，古人經常用比喻來說明問題。因為你這麼說大家很難理解，比如說有一個鏡子，鏡子上面什麼圖畫都沒有，所以胡人來可以現胡，漢人來可以現漢，男人來現男人，女人來現女人，誰來都可以呈現誰的像。這是為什麼呢？就是因為它上面什麼圖畫都沒有，是無知的境界，所以它起作用，一照就是無所不知。如果它上面畫上了圖畫，那就是鏡子上被畫上了一些圖畫，塗上了一些塗料，誰來都映照不出誰的像。或者你有的畫了，有的沒畫，畫上的這一部分你就照不出來外境，它就不可能達到無所不知的境界。

鏡子所達到的狀態是無所不知，但是它本身是一塵不染，是寂而常照，照而恒寂。這說明中國古人求的是智慧，求的是道，而和西方人求學、求知識的方法是不一樣的。智慧是聖人去除思慮之後所達到的本自具足、本自清淨、本來如此的境界。而知識是通過人的思維想像、邏輯分析，最後設計得出來的結果。

不僅如此，中國古人還認為“人皆可以為堯舜”，“途之人可以為禹”。也就是你在大街上隨便路過、碰到的一個人，都可以成為像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那樣的聖人，可以無所不知。所以，無所不知並不是一般人不可企及的目標，這就和西方文化有所不同了，因為在西方的基督教之中，全知的上帝只有一個，其他人都是上帝的子民。所以用西方求知識、求學的方法來理解中國古聖先賢的智慧來求道，那就是在方法論上有困難了。

中國古代的聖人通過“滌除玄覽”的方法，就是把你的思慮放下，不起心、不動念、不分別、不執著，最後就達到了得道之人。得道之人在儒家就稱為聖人，在道家就稱為“真人”。他們達到了一種天人合一的境界，就是莊子所說的“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這個就是“道”，按照這個“道”，也就是“一體”的宇宙觀來為人處世、待人接物，這個就是有德之人。所以“德者，得也”，有德的人就是按著道來做的人，他就會達到“得道者多助”“順天者昌”的境界。王陽明先生也說：“夫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他這裡沒有說“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你看這個字啊，一個字之差，境界不一樣。為什麼不說“與”呢？我“與”天地萬物，那就是我和天地萬物是一種對立的關係。這和中國古人的觀念就不一樣了，這個是西方式的觀念。為什麼呢？西方人才有主體與客體、主觀與客觀、人與自然的對立，這個就叫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而在中國一體的觀念之下，父與子是一體的，君與臣是一體的，夫與婦是一體的，兄弟一體、朋友一體。這種一體的宇宙觀告訴我們，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所以，在中國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在這種一體的宇宙觀的指導下來治國理政、生產生活，才使中華文明得以延續五千多年而不衰。

用西方的二元對立的方式來理解中國的“一體”的思維方式就會產生誤讀和誤判。比如說我們不理解父子是一體的，所以認為你講孝道就是對兒子的不尊重，對子權的忽視；因為不理解夫婦是一體的，你講女德，認為是對女子的女權的踐踏；因為不理解君臣是一體的，你講“臣忠”，他認為是忽視了人權，這都是因為沒有這種“一體”的觀念。導致這種誤解和誤讀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為什麼呢？因為只有像孔、孟、老、莊這樣的聖賢人才能夠知曉“道”，才能夠體悟“道”，才能夠達到“道”的境界。所以老子也說：“道可道，非常道”，又說：“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剛才我們也講過孔子的弟子子貢也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所以，得道之人畢竟是少數人，他們站在二十層樓，而一般的人是站在二層樓，他們看不到聖賢人所達到的境界，而且還想把聖人拉到兩層樓，說你所見到的就是我見到的境界，誤解聖人，這也是常有的事情。

孔子他設立私學，有教無類，最終的目的，其實就是讓弟子通過學習，身體力行，最後體悟到道，成為一個有德的人。順應自然之道，安排生產、生活，這樣才能夠樂天知命、治國、平天下。所以道雖然存在，無處不在，但是如果我們不去主動學習它、體悟它、發現它，實踐道，那麼人也不能成為得道之人，這個道也不可能對人的人生有什麼啟發和幫助。所以孔子才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漢代的揚雄在《法言》篇上對儒下了一個定義，說“通天地人謂儒”。告訴我們學習儒家的人，他對於天地自然的規律、社會人倫關係的道理都通達無礙，瞭解得很透徹。在《周禮•天官》上說：“四曰儒，以道得民”，第四種執掌是儒，儒是幹什麼的呢？它給我們講道，所以它深得民心，受得人們歡欣喜悅地擁護和接受。這告訴我們道德教育應該是人們主動地、歡喜地去接受的，不是我們逼迫著人們，讓人們硬著頭皮去參加的。那麼“得民”說明它深得民心。“道”具有“費而隱”的特徵，不為人們理解和接受。所以《中庸》上有一句話說：“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說明“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而無所不包。所以它的範圍是非常廣博的，它的道理也是非常深刻的，可以說是無所不包、無所不含。

雖然“道”具有“費而隱”的特徵，但是並不是遙不可及的。恰恰相反“道不遠人”，而且也與人的生活密切相關。就像《中庸》上說的“極高明而道中庸”、“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孔子的偉大之處就是讓人們在日常生活之中，在人的生產、生活、學習和技藝之中，能夠體悟到道、接近道甚至能夠得道，所以我們看，有琴、棋、書、畫，孔子當時教弟子也有“六藝”，琴道、棋道、武道、茶道，後邊只要加上一個道，說明它就不僅僅是一個技藝、謀生的手段、谋利的方式，而是和“道”相通的。各行各業都可以成就聖人，聖人也出現在各行各業，從事各種技藝也都可以成為求道的一種方式。對於從政的士大夫而言，辦政治這個過程也同樣可以成為求道的過程、成聖成賢的過程。“讀書千遍，其義自見”，“其義自見”就是見到了本性。為什麼“讀書千遍，其義自見”呢？就是因為你通過讀書把心給讀得清淨下來了，而通過讀書的方法，把你的本性、本有的性德開啟出來了，這個就是“明明德”。所以讀書也是求道，辦政治也同樣是求道。通過辦政治無私忘我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也是開啟自性明德的一種辦法。所以明德和親民是一不是二，正是通過親民來開啟了自性的明德。什麼叫“親民”呢？就是幫助人民來覺悟，也讓他找到自己的明德，這兩者都達到至善圓滿的境界，就是“止於至善”。所以中國人從政也是一種求道得道、成聖成賢的過程，所以把它稱為政道、治道。

“道”對於一般人而言，雖然深不可測，似乎遙不可及，但是怎麼樣呢？孔子，他把這個東西變得非常的簡單，能夠從我們身邊的人和事去入手，他就把這個道，統之於相對具體的“仁”。所以孔子的學說又被稱為“仁學”，孔子所宣導的政治也被稱為“仁政”，因為“仁”是“道”的體現，它也是建立在“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基礎之上，所以“仁”也被稱為“一體之仁”。

孔子對“仁”的解釋，最基礎的解釋就是“仁者，愛人”要有愛人之心，才能成為具有仁德的人。要成為仁者，就必須愛人，而不能害人，一切惱害人的話不能說，一切惱害人的事也不能做。而且這裡的人是一切人，包括我喜歡的人、也包括我不喜歡的人，包括我的親人、也包括我的仇人。所以“仁”是一種平等的愛，它具有清淨、平等、覺悟的特點。雖然是平等的愛，但是必由親始，必須從孝親，還有孝敬父母、友愛兄弟、孝悌來入手，來培養起仁愛之心。而且因為緣分的不同，它表現出來的形式也不一樣。

這種仁愛之心表現在父子之間的關係，就是父慈子孝；表現在兄弟之間的關係，就是兄友弟恭；表現在君臣之間的關係，就是君仁臣忠；表現在夫妻之間的關係，就是夫義婦德；表現在朋友之間的關係，就是朋友有信，這個就叫隨緣不變。隨著你的所在的緣分表現出來的都是仁愛之心，仁愛的本質是一樣的，但是它的形式是不一樣的，為什麼呢？因為緣分不同，深淺不同，所以做父母的，愛自己的兒女要多一些，這也是人之常情。這就告訴我們，你要有仁心，才能夠成為仁者，所以孟子提出“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仁政是怎麼來的呢？是由仁心而來，在位者有仁心才能施行愛人的仁政。所以《大學》中講，“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特別強調了君主，也就是領導者修身的重要性。唯有領導者克己復禮、懲忿窒欲、戒奢崇儉、戒驕守謙，才能夠回歸本性的、清淨的明德。

仁心的主要體現就是愛人，所以有仁心、施仁政的領導者，他必須能夠愛民如子、視民如傷。《六韜》中說：“善為國者，禦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慈弟也。見之飢寒則為之哀，見之勞苦則為之悲。”善於治理國家的人，對待百姓就像慈愛的父母對待兒女一樣，就像兄長關愛弟弟一樣，見到他們勞苦奔波，就會為他們感覺悲哀，看到他們飢寒交迫，也為他們感覺到哀愁。而歷史的發展也表明能夠愛民、能夠重民，國家才能夠興盛，否則必然衰亡。《春秋左氏傳》也說：“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

我們知道，很多西方人都批判說中國人不講人權，因為在歷史上從來沒有提出過人權的概念，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中國人有這種君仁臣忠的理念，所以不用提出“人權”的概念，已經把“人權”維護得很好了。一個好的領導者必須同時具備三個職能，那就是“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他既領導管理百姓，又像父母慈愛兒女一樣去關愛百姓，除此之外，還教導百姓做人的道理，希望他們覺悟，也成為一個有明德的人，明明德。這樣的領導者，老百姓對他是感恩戴德，所以不需要拿著人權再去和領導者討價還價。這是中國歷史上為什麼沒有提出“人權”的原因。

愛民一個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教民，也就是把民衆也引向聖賢、君子之路，這就是《大學》上所講的“親民”。所以為政者不僅要自覺還要覺他，不僅要自利還要利他。《孟子》也說：“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人們吃飽了飯，穿暖了衣服，也有了好房子住，但是沒有良好的道德教育，人就會墮落得離禽獸不遠了。所以良好的道德教育使人免於墮落為禽獸，使人能夠往上提升，能夠提升自己的境界。《禮記·學記》上說：“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良好的教育就是使人的善良不斷地增長，使人的過失得以挽救。“長善”就是立德，“救失”就是樹人，和我們現在的教育理念是完全一致的。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古人治國理政強調“建國君民，教學為先”。

怎麼教才能夠取得效果呢？《說文解字》上解釋：“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孔子在《論語》中也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這說明良好有效的道德教育必須是上行而下效，不能夠把道德教育變成說教。也就是說我們要把自己所說的做到，身體力行、率先垂範，才能夠取得預期的效果。這就告訴我們，各級領導者都要以修身為本，自覺覺他，這樣才能夠達到“得道者多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的效果。如果不懂得以道去治國，沒有學道，就是以盲引盲，最終就會成為桀、紂那樣衆叛親離。從這裡我們就明白了為什麼古人特別重視對太子的教育，而且特別重視對他施以經典的教學。在太學之中，教導各級後備的領導者也是要接受經典的教學，科舉考試也必須考經典，因為古人所體悟的“道”都記載在經典之中。所以，歷代開明的君主都讀經典，都學經典，把經典教學作為教育的基本功課，這樣才能使國家的治理以及所頒佈的大政方針都符合於道的方向。

如果你不學經典，那就對道一無所知，方向選錯了，即使很努力，最後南轅北轍。就像我們現在，很多的地方講創新，但是因為沒有學道，不知道什麼樣的創新才是真正有益的創新。比如說有的地方開辦賭場，認為能夠吸引資金，能夠賺錢，這個就是可取的。有的地方也向西方學習，把西方的這些遊戲機全都搬過來了，開了遊戲場。但是我們知道西方的這些遊戲都是以殺人、打人的多少作為晉級的標準，如果孩子經常學習，就會產生一種暴力的傾向。包括我們看這些西方的大片，引進了很多西方的大片，很多大片都是以暴力色情的內容為主，看了這些大片就是把人的暴力色情的傾向都引發出來了。所以這些東西就是不知道“道”所做出的創新。所以講創新，不是你發明了一個新的東西、發明了一個新的科技就是創新。創新，必須順著道的方向去創新，必須是有利益社會大衆的身心健康，也是要幫助人覺悟，符合於明明德、符合於道的方向去創新，這個創新才是可取的。

所以我們說“人不學，不知道；人不學，不知義。”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特別提倡要學習《群書治要》。《群書治要》是唐太宗的時候，派魏徵等大臣把唐朝以前經、史、子之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精髓都概括出來，也就是說把這些最精要的東西給概括出來。因為它是給皇帝看的，皇帝日理萬機，時間有限，所以它所選取的一定是精華中的精華。又因為它是給皇帝治國理政看的，所以它的內容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当然，怎麼穿衣、怎麼吃飯、怎麼待人接物當然也很重要，但並不是最重要的，這些內容就給刪去了。当然，和禮有關的穿衣還是要明白的，因為古代的穿衣也不是隨便穿的，也是有禮在其中，有教育的內涵在其中的。這就是告訴我們，從《群書治要》入手，我們可以最容易地明白什麼是治國之道。如果全世界各黨、各級、各層、各個方面的領導幹部都能夠學習《群書治要》，那確實可以達到見和同解，天下太平。所以我們不僅要給中國人講《群書治要》，還要把《群書治要》翻譯成各國的語言文字，向全世界去推廣，特別是美國等等這些大國更需要學習，後面我們還會講到。

那我們再往下看：

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而可以守，三至行而可以征。

“七教”後面會具體講到，就是七種道德教化。“三至”就是三種至高的原則，後面也會講到。因此，古代聖明的君王對內修明“七教”，對外實行 “三至”。修明“七教”，就可以守住國家，推行“三至”就可以征伐不義。

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沖千里之外；其征也，還師衽席之上。

這個“沖”，“折沖”這個“沖”是戰車的一種，是沖車，“折沖”就是使敵人的沖車折返，也就是克敵制勝的意思。“衽席”就是床席，“還師衽席”就是得勝回朝，安享太平。按照聖明君王的治國之道，守衛自己的國家，並能使敵人的戰車折返於千里之外。如果征伐不義之國，也一定能夠得勝還朝，安享太平。 

我們看，在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對各個國家的治理能力都是一場平等的考驗。在面對“新冠肺炎”入侵的時候，中國的領導人是從容應對、現場指揮，全國人民萬衆一心、衆志成城，結果迅速遏制疫情的蔓延，取得了應對疫情的一個又一個的階段性的勝利，並且進而積極地提供國際援助，承擔了一個世界大國應盡的責任，和世界各國共度難關。

相比較而言，美國的領導人卻是自亂陣腳、謊話連篇，民衆抗議、示威、遊行，甚至暴力對抗，致使疫情不斷升級。在這個時候，美國不僅不能夠自我反省，反而還不斷地甩鍋、抹黑、指責、制裁別的國家；不斷地“退群”、推卸責任。如今再加上美國換屆選舉中，民主選舉所引發的對立，使美國社會更是處於混亂之中。昔日的世界強國，它的風采好像也一去不復返了。那麼人們不禁要問，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的呢？如果我們想知道什麼原因呢，我們讀《群書治要》就能找到答案。

在《群書治要·文子》中說：“亂國之主，務於廣地，而不務於仁義，務於高位，而不務於道德，是舍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也就是說，為國家造成動亂的領導人，他有一個特點，什麼特點呢？只是注重擴大勢力範圍，而不重視施行仁義，只是致力於追求高位、權力，而不注重修養道德。這種做法就是捨棄國家所能生存的條件而造成滅亡的因素。

所以一句話，“務於廣地，而不務於仁義；務於高位，而不務於道德”，這就是美國衰敗的根本原因。你看我們童蒙教育經典《弟子規》上就說：“勢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無言”。“勢”不僅僅是講政治上的權勢，也包括經濟上的優勢、軍事上的威勢等等。中國古人從童蒙階段受教育就知道“勢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無言”的道理。

在《群書治要·淮南子》中記載這樣一個故事：趙襄子指揮軍隊攻打敵國，結果怎麼樣啊？大獲全勝。但是在吃飯的時候卻面露愁容。他身邊的人大惑不解，就問：“一天就攻下了兩座城池，這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啊！但是為什麼大王您卻面帶憂色呀？”趙襄子怎麼回答的呢？他說：“你看，江河發大水，不過三天就會退去，颶風暴雨在一天之中也不過是一會兒的事。如今我們趙家的德行積累得不夠深厚，又一天攻下了兩座城池，恐怕衰亡會接踵而至啊。”孔子聽說了這件事怎麼評價呢？他說：“趙家要昌盛了呀！”為什麼要昌盛啊？因為趙襄子能夠居安思危，認識到積累道德這個比擴大地盤更根本的問題，所以能夠使國家昌盛。如果他獲得了小小的勝利和成就，便沾沾自喜、驕傲自滿，那就很容易失敗。所以打勝仗並不難，難的是能夠保持勝利的結果。所以創業不易，守成維艱。我們看在歷史上，在春秋戰國時期，齊、楚、吳、越這四個國家都曾經是戰勝敵國的強國，但最後又都衰亡了，原因在哪裡呢？就是他們不懂得如何保持勝利的結果，唯有有道德的君主才能夠保持住勝利的成果。

所以，中國自古以來就強調“王天下”，而不是“霸天下”。“王天下”就是《大學》中所說的“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身修好了，德行涵養得深厚了，你才能夠承載得了那麼大的基業。所以我們中國國家領導人能夠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口號、命題和理念。為什麼呢？因為也是有中華文化的底蘊。君主能夠率先垂範，以修身為本，那麼百姓也跟著來修身，結果是人心和善、家庭和睦、社會和諧、天下太平。當別的國家使臣來訪的時候，看到人與人之間相處得非常的和睦，彬彬有禮，他自然生起效法之心，主動向中國學習禮樂文化，这就是為天下人做一個好的榜樣，這就叫“內聖外王”，就叫“王天下”。

從歷史上看，“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商湯一開始管轄的地盤是方圓七十里，但他能夠成為天下諸侯國效法的榜樣。西伯昌（就是後來的周文王）開始所管轄的地域也不過是百里之地，但是能夠讓所有的諸侯都臣服，都是因為他們的厚德。特別像周文王，還是做西伯昌的時候，做諸侯的時候，有虞、芮兩國的國君因為田畔產生了爭執，因為他們知道文王德高望重，所以就向他來請求裁決，讓他來評理。結果他們來到了西伯昌所統轄的範圍，看到人與人都互相謙讓，沒有人爭執。他們看了之後很慚愧，就沒有見西伯昌，回去了，而且互相以田畔相讓。這就說明這些諸侯國之所以臣服周，就是因為他們為文王的厚德所折服，因而主動來學習他以仁義道德為核心的文化。

從歷史上看，中華文化之所以對鄰邦、對世界產生深遠的影響，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當時外國人來到中國，看到人與人之間相處彬彬有禮，五倫關係非常地和睦，社會安定，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所以他們非常地羡慕，把中國譽為“禮義之邦”、“華夏之族”，把當時中國的皇帝尊稱為“天可汗”，就是天底下公認的領導者，願意來學習中國的禮義文化。這就是“中心悅而誠服”。

特別是鄭和下西洋的時候，他帶領的是世界上最強大的艦隊，走過了很多的國家和地區。但是他每到一地，帶給那裡人們的是茶葉、絲綢、先進的造紙術、造船術，而沒有侵佔別的國家一寸一尺的土地。所以，直到今天，鄭和還為世界人們所紀念。我們今天提出“一帶一路”的倡議，從根本上說，正是這種仁義精神的延續。

英國著名的歷史哲學家湯恩比先生在系統地研究了各個國家的文化發展史的基礎上，從文化學的角度提出，能夠真正解決二十一世紀社會問題的，唯有中國的傳統文化。特別是在《未來屬於中國》這一本書中，他提出，要避免世界動亂、拯救人類文明，未來的世界必須走向統一，因此，建立大一統國家是必要的。但是這個統一絕非是依靠軍事、強權的統一，而是依靠文化的統一。特別是當今世界，生物圈的環境污染、資源枯竭等全球危機，依靠狹隘的政治國家是無法應對的，應該以整個地球的視野去應對。而中國在歷史上，有長期統一的歷史經驗，中華文化也擁有天下一家的胸襟以及和而不同的智慧。所以，湯恩比把未來的希望寄託在中華文化之上是非常智慧的。如果中華文化被世界各國所學習和接受，必然能夠帶來世界和諧、和平和希望。因為什麼呢？因為中國文化是符合道的文化，是講求道德仁義的文化。

《群書治要·新語》中也說：“治以道德為上，行以仁義為本，故尊於位而無德者絀，富於財而無義者刑，賤而好道者尊，貧而有義者榮。”意思是說，治理國家要以道德為上，處理事情要以仁義為根本。地位高貴卻缺乏德行的人會被貶黜；富有財產但不講道義的人會被處刑；地位低下但珍愛德操的人會受尊崇；貧寒但講求仁義的人會榮耀。後邊還舉了例子。商紂王的酒池可以用來划船，糟丘可以用來登高遠望，這難道還能算是貧窮嗎？他擁有統領四海的權柄，主宰著九州的百姓，這難道能說是武力弱小嗎？然而論其功業卻不能夠保全自身，論其威勢卻不能守住社稷，這絕對不是因為貧窮弱小，而恰恰是由於自身缺乏道德、對百姓不夠仁義！所以，懂得如何謀利卻不明白大道的人，必然是衆人所謀取的目標。敢於使用武力卻缺少仁義的人，必定是戰爭攻伐的對象。

《史記》上記載，商紂王他天資聰穎，口才很好，辦事敏捷，力氣超過常人，他能夠空手和猛獸搏鬥。他有智慧足以應對臣下的勸告，言辭足以掩飾自己的錯誤。但是他驕奢淫逸，不聽忠臣勸告，每天和妲己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還製造炮烙之刑殘害百姓，使得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最後，周武王弔民伐罪，紂王兵敗自亡。身為一國之君，紂王他擁有廣大的地盤、強大的軍隊，但卻因為沒有道德，不講仁義，最終逃不了滅亡的命運。在歷史上，像紂王這樣數不清的歷史故事，也都驗證了《周易》中所說的“厚德載物”，以及“德者，本也；財者，末也”的道理。《大學》中所說的“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在的財富、身份、名聲、地位，都是枝葉花果，靠什麼來承載呢？靠深厚的道德。作為一國之君，要使國家經久不衰，必須順應道德、仁義，“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是否講求道德仁義是理解中國之治和美國之亂的文化密碼。為什麼中國國力蒸蒸日上，而美國卻越來越混亂？因為我們還是按照道德、仁義來治國。所以，我們也希望美國人，特別是美國的領導者，要學習《群書治要》。他學了《群書治要》，他的國家就不會亂作一團。很多治國方略、對外的政策也都會調整。

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

只要對內推行“七教”，國君就不會因為政事而辛勞，對外實行“三至”，國家資財就不會耗費。這就是聖明君王的治國之道。

在歷史上，聖明君王的治國之道都能夠得以體現。比如說，在貞觀盛世的時候，對內社會治安好得令人難以置信。好到什麼程度呢？我們通過一個例子就可以說明。在貞觀六年的時候，全國被判處死刑的犯人有三百九十個人。唐太宗心懷慈仁，他就命令他們這一年回家過年，第二年秋天的時候再返回來執行死刑的判決。結果怎麼樣了？到了第二年秋天的時候，這三百九十位被判處死刑的犯人，無一例外地按時回來接受死刑的判決。唐太宗一看，非常感動，又把他們全都赦免了。所以，推行聖賢教誨，對內確實可以國泰民安，對外實行王道，確實能夠王天下，給世界各國都做一個好的榜樣。

在《貞觀政要》中記載，太宗曾經對群臣說：“貞觀初年，人們頗有異議，認為當今不能夠施行王道，只有魏徵勸我推行王道，推行聖賢教誨。朕聽了他的話，結果怎麼樣，不到幾年就達到中原安定、邊遠外族臣服的結果。突厥從來就是中原的強敵。如今突厥的首領卻配刀值宿來做禁衛，部落也跟著穿戴大唐的衣冠。朕能取得這樣的成就，都是魏徵的功勞。”所以，用聖明的明王之道來治國，就可以對內安定，而對外也能夠王天下，萬國來朝，中心悅而誠服。

曾子曰：“不勞不費之為明王，可得而聞乎？”

曾子聽了，非常想知道這種不為政事而奔忙，也不耗費資財，就能夠稱上聖明的君王之道。所以就再向孔子請教，您能再給我詳細地講講其中的道理嗎？

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

禹，大家都知道，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他是採取了疏導的方式治理黃河，結果受禪讓得了帝位，他也是夏朝的第一位天子。禹最卓越的功績，除了治理黃河之外，就是把中國的國土劃分為九州，後人稱之為“大禹”，就是“偉大的禹”。

皋陶，也是帝舜時候的大理官，就是司法長官，用現在的話來說，他是我國歷史上的第一位大法官。據說他長著青臉鳥嘴，鐵面無私、斷案公正，所以他被史學界、司法界公認為是中國司法的鼻祖。孔子說：古代的舜帝，有大禹和皋陶這樣得力的臣子在左右輔佐，他不用離開坐席，而天下便得到治理，這樣，君王還有什麼辛勞的呢？舜之所以能夠得到大禹、皋陶等賢能之人，也是因為他自己修養德行修養得好。《論語》上說：“舜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他就是把自己修身修到了，然後任賢使能，感召了天下的賢德之士來輔佐，他可以達到“無為而治”。

堯曾經問舜治理天下的方法，舜回答了兩個字，這兩個字就是“事天”。什麼叫“事天”呢？就是按照天道自然的規律來治理。天道自然的規律是什麼呢？後面接著講：“平地而注水，水流濕”。比如說你同樣是在平地上注水，水自然會流向潮濕低窪的地方。“均薪而施火，火就燥”。同樣是想把一堆柴火點燃，火自然會把乾燥的柴火點燃，“召之類也”，這就是“感召”的原因，這就是《周易》上所說的“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所以，後面他得出結論說：“堯為善而衆美至焉，桀為非而衆惡至焉。”堯帝憑著自己的美德，所以感召了德才兼備的人；夏桀王品行敗壞，所以他所任用和感召的也是德行有缺失的人，甚至是狡猾奸佞之人。這告訴我們，要想達到無為而治，關鍵就在於自己要修身為本。

下面說：

若乃十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此則生財之路也。而明王節之，何財之費乎？

如果只按收成百分之十的標準徵稅，派用百姓服勞役每年不超過三天；按季節讓百姓進入山林湖泊狩獵打魚，卻不向他們徵收任何賦稅，這些都是生財之道。而聖明的君王節制財物的用度，怎麼會耗費資財呢？

這一段主要是講：君主要按照自然節律，來安排民衆的生產生活，而且要愛惜民力、節儉用度，這樣才不會耗費民力、財力。

在《群書治要·漢書》中說：“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代的人說：一個農夫不耕種，有的百姓就會挨餓；一個織女不織布，有的百姓就會受凍。萬物的生長是有時節的，但是使用卻沒有節制，這樣財物一定會用盡。在康熙皇帝的時候，他曾經頒佈《聖諭十六條》用以教導百姓，其中有一條就是“尚節儉以惜財用”。強調開其源尤當節其流，不僅要知道如何生產、聚集財富，還要懂得節儉、儉省財用，這樣才使財物，就是各種物資、財富“不可勝用也”，用不完。在位者，也就是有權有勢的人，他如果不明理，有了條件之後就容易走上奢靡之道，而奢靡之風會導致天下的物資缺乏，甚至導致全球的資源危機。《大學》中說：“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知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生產財富是有它的規律的，生產的人多，使用的人少，生產得急疾迅速，用得要緩慢，財才能夠恒常地充足。反之，就像《群書治要·漢書》中所說的，“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哉？”生產的人、特別是生產糧食的人越來越少，而浪費的人、不勞而食的人越來越多，奢靡、放縱的風氣越來越嚴重，天下的財產怎麼會不枯竭呢？

如今我們面對人類無止境的貪求所導致的糧食不足、物資缺乏、以及資源枯竭和生態危機，古人的這些教誨，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重視。全球環境危機、資源危機，從根本上說，就是人們越來越膨脹的欲望和地球的有限資源、有限的承載力之間，構成了一對矛盾，而這個矛盾是隨著人的欲望的膨脹成為不可調和的了。所以，在上位者能夠戒奢崇簡，就能夠帶動整個社會的風氣崇尚節儉、反對奢靡，這也是解決環境問題、生態問題、資源問題的根本出路。

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無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知節；此之謂七教也。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則本正矣。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

“齒”是年齡的意思，“尊齒”就是尊敬年長之人。曾子說：“敢問老師，什麼是七教呀？”就是怎麼樣教，才能夠達到這麼好的治理境界？孔老夫子回答說：“上敬老則下益孝”。在位的人能夠尊敬老人，臣民就更加孝親。古人特別強調尊敬老人，為什麼呢？因為尊老、敬老就是提倡一種知恩報恩、飲水思源的意識，告訴人們要以“恩義、情義、道義的原則”為人處世、待人接物。老年人就是對這個社會貢獻最多的人。下一代人之所以能過上幸福的生活，都得益於上一代人所做出的貢獻。所謂“前人栽樹，後人乘涼”，所以人要知恩報恩，對老年人特別尊重。

但是我們現代社會卻恰恰相反，對老年人越來越忽視、越來越冷漠，甚至還出現了很多不贍養父母，甚至歧視、打罵父母的現象。這是什麼原因呢？原因也很簡單，就是因為我們越來越以功利的原則為人處世、待人接物。很多人認為老人他只有消費，沒有生產，是年輕人的包袱，是社會的累贅。所以才對老年人不聞不問，而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教育孩子的身上，為什麼呢？我現在對他好，他以後也會對我好，這實際上也是一種功利的思想。殊不知上行而下效，你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被兒女看在眼裏，記在心上，以後他也會按著這種方式來為人處世，來對待你。

所以孔老夫子說：“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我們放棄了老年人，不去照顧，不去孝養，把所有的關愛放在了孩子的身上，結果家庭不吉祥了。為什麼呢？小孩子自我為中心，成了小公主、小皇帝，結果他以後也不會有恩義、道義、情義，也不懂得孝敬父母，這個家道就不能承傳，家道就會衰落。所以古人特別的重視敬老，這就是提倡一種知恩、報恩、飲水思源的意識。那麼“上所施，下所效”才是良好有效的道德教育。

古代的皇帝也都是率先垂範、以身作則，尊敬父母、孝敬老人。比如說，歷史上出現孝子最多的朝代就是漢代，因為漢朝皇帝奉行孝道。比如說漢文帝，他的母親薄太后在生病的時候，他親自奉上湯藥，真正做到了“親有疾，藥先嘗；晝夜侍，不離床”。他母親病重的三年之中，他每天睡覺都是衣不解帶，為什麼呢？怕的是在半夜的時候母親突然會有什麼狀況他不用再穿衣服、浪費時間，隨時都可以服侍。所以對父母的孝就體現在侍奉父母的點點滴滴，全心全意地為父母著想。正是因為他以孝治天下，所以漢朝出現了很多的孝子，紛紛效仿皇帝的孝心。

漢代的時候，每一個皇帝他的諡號中都有一個“孝”字，比如說漢孝文帝、漢孝武帝都是有一個“孝”字，說明漢朝是以孝治天下的，所以也出現了文景之治，天下太平。漢朝的皇帝非常的有智慧，不僅自己身體力行孝道，還把那些孝子選出來作為榜樣，舉善而教。比如說《三字經》上有“香九齡，能溫席”，說的就是漢朝黃香的故事。漢朝的黃香九歲的時候，冬天的時候就用身體為父親把床鋪暖熱，夏天的時候就用扇子把床席為父親扇涼，然後才讓父親去住。這種體貼入微，從小就養成了習慣。當漢朝的皇帝知道這件事之後，立刻重賞黃香，並且賜給了他八個大字，說“江夏黃香，舉世無雙”。將這樣的孝子榜樣樹立起來，讓全天下的百姓都向他學習效法。於是，這個孝的觀念就在全國普遍的推行。像我們現在評選全國道德模範，其中就有孝親的模範，評選孝子。

“上尊齒，則下益悌”，就是君上（在位者）尊重年長者，年長者主要是指同輩之中的年長者，那麼臣民就更加友愛兄長。我們知道中國自漢朝以來，一直到清朝都是以禮治天下。

這個禮有五種，吉、凶、軍、賓、嘉，祭禮就是屬於吉禮，婚禮、冠禮都屬於嘉禮，還有鄉飲酒禮也屬於嘉禮。這些禮滲透在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貫穿到人從始至終一生的過程。這絕對不是繁文縟節，而是把道德教育滲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那我們看在朝廷中怎麼樣體現尊老之禮呢？

朝廷中爵位相同的就以年長者為尊，七十歲以上的長者他就可以拄著拐杖到朝廷。國君詢問事情的時候，要為他安置座位，就是後世所說的幾杖之禮。八十歲以上便不在朝為官了，那皇帝有事要向他請教，要親自到家裏去請教，這樣敬老之風就擴展到整個朝廷。

在基層也是如此，我們現在講基層治理，其實有很多經驗，可以從傳統文化中學習。古代的時候，五百家為一黨，一黨的領導者就是“黨政”，“黨政”掌管一黨的道德、教化、祭祀等等。在《禮記·鄉飲酒義》這一篇之中，記載了在黨政所舉行的鄉飲酒禮之上是如何體現尊老敬長的精神的。是這樣說的：“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名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悌。”在鄉飲酒禮上，六十歲的長者坐在席上，五十歲的就在一邊站著陪侍，聽從差遣，以此表明對長者的尊敬。六十歲以上的人面前，陳設三豆食物。豆就是高腳盤，是一種容器。七十歲者陳設四豆，八十歲者陳設五豆，九十者陳六豆。

這個豆就象徵著對長者的供養，也就是說長者的年齡越大，所獲得的食物供養也就越多。所以，在鄉飲酒禮之中，處處透露出按著年齡長幼所形成的秩序，這也是向當地的百姓傳達出尊老、敬老的道德觀念，而這種尊老、養老的觀念也助長了百姓孝悌的德行。

比如說，我們看到鄉里的領導人連我們（自己）的父母都這麼尊敬，（我們）對自己的父母怎麼能夠不孝敬呢？陌生人都能夠對我們自己的父母這樣的尊敬、供養，那作為兒女對於老人怎麼能不贍養呢？所以，人生最可貴的就是能將知恩報恩的心自自然然地保持一生而不改變。那麼這個禮的作用，就是幫助我們提起感恩之心。

最可怕的就是隨著社會地位的逐漸提升，隨著財富的逐漸累積，這個報恩的心越來越少，認為那些成就都是全憑自己的本事。所以，很多學生在沒有上大學之前還懂得孝敬父母、聽父母的話，但是上了大學之後就開始瞧不起培養自己成才的父母。像父母在農村萬里迢迢地來看他，他都不好意思介紹給同學，說這是我們家鄰居的老伯。這個都是被外在的虛榮心把自己本性的本善給蒙蔽了。

還有的人有了錢之後，覺得父母都是自己照顧，兄弟姐妹也是靠自己照顧，自己付出的最多，所以對父母說話不恭敬，對兄弟姐妹也沒有禮貌了。“兄道友，弟道恭”，這個做弟弟妹妹的恭敬心就沒有了，這也是內心被外在的虛榮污染了。所以這種變化可以說是潛移默化、不知不覺，但是自己卻很難意識到。所以必須依靠教育，把人的這種本性本善給喚醒。

所以古人強調孝悌，就是要培養人知恩報恩的意識。從愛父母、愛兄弟，把這個孝悌之心推廣到愛一切人、愛一切生命。這種仁愛之心才是和天地萬物保持一體之心的根本，這是做到天人合一的根本。所以這個孝悌，它是人的本性、人的天性。一個人懂得愛自己的父母，他也懂得天下的父母都不容易。

他知道友愛自己的兄弟，也就知道天下的兄弟都要講求情義。將這種友悌之心推而廣之，他就懂得尊重一切生命，也就愛好和平、反對戰爭。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宣導國際聯盟、奠定世界和平基礎的美國第二十八任總統威爾遜，他就是一位孝子。威爾遜的父親在他很小的時候就過世了，家裏非常的貧窮。他的母親是靠為別人洗衣服供他讀書，而且經常鼓勵他要刻苦讀書。威爾遜深深地感受到母親的偉大，對母親的教導總是恭敬地聽從。他時常的勉勵自己，一定要發奮讀書，無論如何也不能辜負母親的期望。所以，他讀書有動力，也是因為他有孝心。所以古人說，孝心一開，百善皆開。我們現在修學不精進，每一天虛度時光，沒有精進之心，什麼原因呢？其實就是沒有孝心。對父母的期望都放在耳後了，對那些如父母的、需要幫助的民衆也都沒有提起這種責任心。

威爾遜因為品學兼優，在畢業的時候就獲得了美國著名的普林斯頓大學所授予的特殊榮譽。普林斯頓大學有一個很有意義的傳統，就是在每一屆學生畢業的時候，都要從畢業生之中選出一位德才兼備——最優秀的、品行最端正的學生，授予榮譽金牌，表彰他的品學兼優，可以做大家的模範。但是這個學生的名字在畢業典禮之前都是保密的，只有校長和教務長兩個人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

這一天，普林斯頓大學的畢業典禮正在舉行，幾百位大學畢業生坐在大禮堂的中央。其他的來賓、家長都擠滿了禮堂。大家心裏最緊張而渴望知道的就是誰能獲得這一屆的品學兼優的金牌，誰能得到這一最高的榮譽。畢業典禮依照程序進行，歷史性的表彰時刻終於來了，當書記官以洪亮的聲音宣佈“本屆獲得品學兼優金牌的榮譽生是烏托羅·威爾遜”時，全場立刻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

威爾遜忍住心中的激動，從校長的手中接過了金牌。但是當他走下臺的時候，卻沒有回到自己的位置，而是一直向家長們的坐席走了過去。他在家長中尋找他敬愛的母親，可是卻怎麼也沒有找到。並不是因為他的母親沒有來觀禮，而是因為他年長、家窮的母親只穿了一件很粗陋的棉衣來出席典禮。所以不好意思和那些衣飾高貴的家長坐在前排，而是坐在了最後排的柱子旁邊。

威爾遜從前排尋找到後排，最後終於發現了他頭髮斑白的母親。他跑到母親旁邊，雙手捧著榮譽金牌，恭敬地對母親說：“媽媽，請您接受！這金牌是媽媽多年辛勞養育的成果，不是我的。我是替慈愛的媽媽領取金牌。” 他說完以後就將金牌為母親掛上，然後擁抱著母親。孝順的威爾遜感激母親的辛勞養育，把自己的榮譽歸功於母親，使整個的會場都深受感動，很多人都流下了淚水。

孝敬父母本來就是人的性德。但是現在很多人認為孝順是中國的古老思想，是落伍的行為。其實知恩報恩、飲水思源是人類的良知。不論古今中外，人類的良知是相同的。威爾遜雖然是美國人，他沒有受過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教育，不知道孝敬母親應該怎麼做。但是“人之初，性本善”，人的本性本善是相同的。通過威爾遜的故事，也讓我們能夠體會到《大學》中所說的“德者本也，才者末也。”正因為威爾遜是一位孝子，所以他能夠知恩報恩，不僅榮獲了品學兼優的榮譽金牌，後來，更成為美國總統，並且令人讚歎的是他還宣導世界和平。所以美國的強大也不是偶然的，美國強大的時候也是有一些德才兼備的領導者作為他們的總統，這也是他能夠強大的原因。

如果人們忽視了孝心的培養，忽視了孝道的教育，結果會是什麼樣呢？不僅受恩者對施恩者的施惠行為表示冷漠，出現忘恩負義的行為，還會使一些不正常的現象成為正常的現象，積非成是。什麼是不正常的現象呢？人知恩報恩、飲水思源是正常的現象。但是，現在有一些人不知恩、不報恩，甚至認為施恩的行為是理所當然，甚至還想方設法地去矇騙施恩者。比如說我們看西方國家有些福利政策很好，對於老弱病殘、鰥寡孤獨的人給予了特別地政策扶持、福利照顧。但是這些人並沒有對政府生起感恩之心，反而抱怨政府做得不夠好，甚至還有人做假賬矇騙政府。這都是因為缺少教育所導致的。所以，雖然物質生活發展了，經濟發達了，但是如果缺少孝悌的教育，並不能給人帶來心性地提升，不能夠讓人活得心安理得，也就沒有幸福可言，更體會不到君子坦蕩蕩的境界。

一個人從小培養起孝道的品質，對父母能夠做到養其身、暖其心、解其憂、尊其言、承其志、繼其業，這才是把孝道做得圓滿。進一步把這種孝心擴大，關愛、尊敬所有的老年人，所以大孝孝天下的父母。人們學習傳統文化，能夠對天下人生起愛心、生起同情心，正是因為有孝道的基礎。如果父母處於悲苦的境界，都是冷漠的、麻木不仁的，你說你讓他對其他的陌生人能夠關心、有同情心，這也是不可能的。古人說“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也說“百善孝為先”。所以，孝悌是和人的性德相應的，是本性本有的德行，自自然然。古人的教化也是順應人性來施教，也會很容易得到好的效果。

“上樂施，則下益寬”，君上樂善好施，臣民就更加寬厚。我們在歷史上也看到這一點，在《古文觀止》中有一篇文章叫《義田記》，記載的就是范仲淹先生的故事。范仲淹在世的時候，興辦義田。當時的義田有一千畝，他自己樂善好施，有仁慈之心，潛移默化地影響了他的兒孫。到了清朝的時候，後代將義田擴大到四千畝。范仲淹在世的時候，“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把自己的俸祿拿出來興辦義學、興辦義田，但是自己連喪葬費都不夠。

現代人聽到這樣的故事，可能會覺得范仲淹太傻了，誰能向他這樣學習呀！但是傻人有傻福，他的後代子孫都非常地發達。有人做了統計，他的後代到了清朝的時候出了有七十多位做到部長以上的官員。不僅如此，他的後代一直承傳到今天，還出了很多有德行、有學問的賢人。他自己的四個兒子，也是都做了公卿、侍郎，個個道德崇高。所以聰明反被聰明誤，很多人自以為聰明，自己費盡心思，貪占國家的利益、以權謀私、驕奢淫逸，但是成由勤儉敗由奢、富不過三代。所以古聖先賢留下的教誨，一定是讓人過上真正幸福、美滿、成功、可持續的人生。而不遵循古聖先賢的教誨去做，人生必定會出現災難，這就是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對於古聖先賢的教誨，不能夠有懷疑，一定要依教奉行。久而久之，就能夠體會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越是在生活中力行聖賢教誨，越能夠有發自內心的喜悅，驗證古聖先賢的教誨真實不虛，越對古聖先賢生起信心。這種內心的喜悅，會讓人感到人生很充實、很踏實，而不會讓人越走越空虛。

“上親賢，則下擇友”。君上親近賢士，臣民就重視選擇朋友。在上位的人尊師重道、親近賢德之人。比如說在清朝的時候，皇帝禮請儒釋道三家的大德到宮廷裏講經，並且率領百官、妃嬪一起學習。結果創建了“康乾盛世”。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從上到下都是學習聖賢教誨，都是順天而行，得道者多助。但是後來慈禧太后也去聽經，她去聽的時候好像這些人都在講她，她一生氣，把這個宮廷講經的傳統給廢棄了。宮廷不講經，人自私自利的心就生起來了，結果才導致了清朝的腐敗。這個時候，外國人才乘虛而入。所以，清朝的衰落並不是因為傳統文化的原因，而是因為不講傳統文化的原因。但是，當時的一批知識份子在去探討清朝腐敗的原因時，把這個原因錯誤地歸結為中國傳統文化，所以才導致了對傳統文化的批判。

在《弟子規》中也說，“能親仁，無限好，德日進，過日少”。如果我們能夠親近賢德之人和聖賢人做朋友，結果就是潛移默化地受到薰陶，不知不覺地，你的思想行為、言談舉止、境界也就得到提升。古人說“親附善友，如霧露中行，雖不濕衣，時時有潤。”和善良的、有道德學問的人做朋友，就像你在霧水中、露水中行走一樣，雖然打濕不了你的衣服，但你時時蒙受德風的滋潤，不知不覺自己也成為一個賢德的人。我們學習《群書治要》，其實就是與聖賢人為伍，天天接受聖賢風範地熏陶，自己也不知不覺地沾染了聖賢的風範。

“上好德，則下無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知節”。君上注重道德修養，臣民就不會做不可告人之事；“無隱”就是沒有可隱瞞的事。就像司馬光先生所說的，“我平生所為之事，沒有一件不可與人言”，就是光明磊落。所以孟子說，人生有三樂，哪三樂呢？“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所以“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寧可天下人負我，不可我負天下人，這樣的人才胸懷坦蕩。君上厭惡貪婪，臣民就恥於相爭；君上清廉謙讓，臣民就知道堅守節操。這都是教導領導者、父母，還有教育工作者，要身體力行，所以，對下屬、對兒女、對學生，就會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在《後漢書·魯恭傳》中記載著魯恭在做中牟縣令的時候，他以德化治理百姓，不用刑罰，結果使民風淳善。有一個人叫許伯，他很多年一直在和人爭田產，郡守和縣令都不能判決。到魯恭成為縣令的時候，就為他評判曲直，因為魯恭自己很有德行，評判合理、合情、合法，於是雙方都退堂自責，並且暫停耕作，互相推讓田界。

還有一位亭長，從老百姓手裏借了一頭牛，結果就藉故不還了。牛主人就將此事告到了魯恭的面前，魯恭把亭長召來，屢次命令他把牛還給人家，但是亭長仍然不從。魯恭嘆息地說：“這是教化不行的結果呀！”。於是就準備辭官不做，結果縣內的這些官吏、屬下都哭著挽留他。亭長看到這種局面，心生慚愧，非常懺悔，所以就把牛歸還給人家，並且還請求到獄中服罪。你看一個人有德行，確實能夠感化下面的人悔過自新。魯恭赦免了他，不再過問這件事，因為他能夠知過改過。於是所有的官吏和人民，都更加心悅誠服。

在建初七年，與中牟縣相鄰的郡縣，都有螟蟲危害莊稼。而魯恭所治理的縣，和鄰縣犬牙交錯，但是奇怪的是螟蟲唯獨沒有進入中牟縣。當時的河南尹袁安聽說了這件事，懷疑這個情況不屬實，於是就派一個叫肥親的官員親自去查看。魯恭陪同肥親來到了田間，他們坐在桑樹之下，有一只野雉飛了過來，停在他們身邊，也不怕人，旁邊有一些孩童在玩耍。肥親就問他們：“你們為什麼不去捕捉野稚啊？”結果這個兒童們怎麼回答呢？他們說：“這個野稚還要餵養它們的小雞娃。”聽到這個回答，肥親突然站了起來，對魯恭告別說：“我這次來的原因，就是想查看您的政績究竟辦得如何？如今看來，螟蟲不侵犯中牟縣，這是第一件令人奇異的事；教化施及到鳥獸，這是第二件奇異的事；連小孩子都有仁愛之心，不去捕捉野稚，因為野稚還要照顧它們的雞娃，這是第三件令人感到奇異的事。我久留在此，只能白白打擾賢者。”於是，他就告辭離去了。回去之後，肥親把在中牟縣所看到的一切都彙報給袁安。這一年，嘉禾生長在中牟縣，就是那種很好的稻米、稻子。河南尹袁安就上書，把這些情況一一地彙報給當時的皇帝，就是漢光武帝，光武帝對此也感到非常的驚異。這是在《群書治要·後漢書》上記載的歷史故事，通過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一個地方能夠治理得好，和這個地方官員本身的修身、德行密切相關。

所以，這個“教”，左邊是一個“孝”字，寫作一個叉叉（乂），下面一模一樣的叉叉（乂），再下面是一個孩子的“子”，右面是一個手拿著一個柳條。左邊這個“孝”，告訴我們“上所施，下所效也”，教育要從孝道開始。那怎麼教兒女孝呢？就是做父母的自己要做出孝親的榜樣，讓孩子學習，讓孩子看到。那右面手裏拿著一個教鞭，拿著一個柳條，告訴我們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要父母拿著柳條，不斷地耳提面命，時時提醒，要有耐心。所以孩子、學生、屬下教不好，可以從兩方面去找原因，第一個方面就是自己的身教做得如何，第二是不是有足夠的耐心。因為一個人他的習氣養成不是一天兩天的事，要糾正他的習氣也不是一堂課兩堂課就能夠起作用的，所以要長時熏修。

“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則本正矣。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七教”就是上面所說的七條道德教育，是治理人民的根本。政治教化的原則確定了，根本就端正了。凡是在位者，都是人民的表率，表率端正，還有什麼事物不端正呢？這個就是強調治理人民，在位者的率先垂範是最重要的。“上行而下效，大臣不廉，小臣必汙；小臣不廉，風俗必敗。”所以，領導者、父母、老師這個身教是潛移默化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甚至起心動念都要小心謹慎。這就是告訴我們，在位者不能一味地要求、指責、挑剔下屬，而是要負起責任，靠自己的言行身教，把家庭、團隊、還有企業、單位的社會風氣給它帶起來。我們看到，凡是傳統文化學得好的企業，全都是“一把手”工程，就是這個企業家、老闆自己能夠率先垂範，力行《弟子規》的教誨，這樣才能夠“上行而下效”，帶動一幫志同道合的人，把這個企業用傳統文化給治好。這就是我們今天要學習的內容，不足之處也歡迎大家批評指正，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