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我們繼續學習《孔子家語》，請看《王言》。

“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我們從這裏看起，這一段是總結君王達到“三至”的治理境界必須具備的條件，以及對內、對外所取得的治理效果。

我們看經文：“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智者，能用天下之至和；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所以說：所謂天下最仁德的人，就是能和合天下最親密的人；天下最智慧的人就是能任用天下最和諧的人；天下最聖明的人就是能舉薦天下最賢德的人。國君這三種境界都通達了，就可以征伐不義。

這裏講到了“仁”，“仁者愛人”，愛人就是要讓人生活得好，做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怎麼樣纔能做到這一點？那就是君主必須率先垂範，修身為本、教學為先。自己首先行孝悌，然後教導天下人也行孝悌。當然天下人口眾多，國君並不是總能夠親自去教導所有的人，所以必須任賢使能、興辦教育，由各級官員去教導。所以說天下最有智慧的人必定能夠任用天下最和諧的人。最和諧的人，自己身心和諧，纔能教導別人和諧；自己家庭和諧，纔能教導民眾如何保持家庭關係的和諧，這就是自覺纔能夠覺他。不能夠自己覺悟，而能覺悟他人的，無有是處。而要任賢使能，就要求君主必須有識人之明，這樣纔能夠把天下最賢德的人舉薦出來，做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所以關鍵的關鍵就在於君主明智，這樣纔能夠排除各種障礙，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

從這裏可以看到，作為領導者什麼能力最重要？那就是知人善任的能力。只有他知人善任，纔能夠明辨是非、善惡、美醜、忠奸。而他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也是因為他修身有成，說明他的心地清淨，纔能夠把別人看得一清二楚，否則就會出現“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情況，把君子也會看成小人。中國有一些古話特別值得人尋味，比如說“曲高和寡”“自古聖賢多寂寞”，還說“善人常得謗，善事常易敗”。為什麼會出現這些現象？

首先就是由於“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現象比較普遍。小人的境界平平，做事都是以名利為出發點和推動力。當他看君子做事的時候，也會以自己的境界推測君子，這就是為什麼“自古聖賢多寂寞”的一個原因。聖賢人也和一般人一樣的穿衣、吃飯、走路、喝茶，但是他的用心卻和一般人是不一樣的，他出於什麼心做這件事呢？是在內不在外，所以不被一般人所知。那麼小人就會用自己的心去揣測聖人的心，所以往往把聖人的行為都看錯了，這就出現了對君子人的誤解，甚至誹謗。

在《弟子規》中說：“流俗眾，仁者稀。”在社會中，遭遇仁者都稀有難逢，遇到聖賢更是如珍如瑞。所以聖賢人難遇知音、寂寞寥然也就在所難免，為什麼？因為只有境界相同的人纔能夠惺惺相惜，就像孔老夫子在世的時候周遊列國，也是希望能夠找到能夠認識他，並推廣他智慧學說的人，能夠解民於倒懸之中，救民於水火，拯天下於陷溺。這個時候如果遇到一位明君，其結果必然是《書經》上所說的：“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不世”，就是不是世世代代都能出現的君主，換句話說就是卓越的君主。有卓越的君主纔能夠用卓越的臣子，用卓越的臣子纔能夠立下不朽的功勳。如果孔子在世的時候就遇到這樣一位明君，這位明君一定也會因為重用孔子而創下一代輝煌盛世，被載入史冊。人類曆史可能也會因為他而改寫。

然而可惜的事是當時的君主，或者為眼前的富國強兵的小利遮蔽了雙眼；或者因為不能放下自己的私欲而中途退縮；或者因為孔子弟子多賢德，又恐怕後世會取而代之而放棄。我們再看現代，有很多學者把孔子都解讀為“官迷”，以為他周遊列國就是為了獲得一官半職，這更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還有很多學者把愚昧、落後、封建等等的詞都用來形容孔子的思想言行，這更是誣枉聖人。

當然我們也看到，孔子雖然不得志於當時，但是他的思想在漢代以後被發揚光大，成為推動中國幾千年社會發展的精神動力，至今仍然閃爍著智慧的光芒。孔子的後人一直承傳到今天，保持了兩千多年長盛不衰，代代仍有賢人出現。所以《中庸》上說：“夫大德者，必得其位，必得其名，必得其祿，必得其壽”。孔子所得的是素王之位，萬世之名，百代之祿，無疆之壽。所以我們看曆史，要從長遠的眼光來看，不能因為他一時不得意，就會覺得古人所說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報時不到”是靠不住的。實際上從曆史來看，這個規律還是一定的。所以古人說“不論一身而論天下，不論一時而論久遠”。

“善人常得謗”的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先入為主”的心理。古人對於善人、惡人總結了很多標準。比如說在《格言別錄》中就有這樣一條：“德薄者，其心刻傲，見人皆可憎，故目中所鄙棄者眾；德厚者，其心和平，見人皆可取，故口中所許可者多。”善人都是待人厚道之人，而厚道的一個表現就是常看人優點、學人長處，並且能夠隱惡揚善，因此也不會在背後揚人之惡。而小人恰恰相反，不僅揚人之惡，甚至為一己之私，無中生有，醜化、甚至誹謗善人。別的人聽到了奸人的不實之詞，就會對善人產生了一種“先入為主”的印象，這種“先入為主”的心理，就像“疑人偷斧”的例子一樣，一旦先形成了對人的這種印象，再從這個印象出發，觀察善人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好像和惡人所說的、所誹謗的都相符合。

惡人到處造謠生事、毀謗善人，而善人總是與人為善，既不會毀謗他人，也不會想到、更不會防備別人會誹謗自己。即使知道了惡人誹謗自己，也不屑於為自己辯白，因為什麼？因為“讒焰熏天，舉火焚空，終將自息”。“讒焰”，就像火焰一樣，舉著火把在熏天空。所以說“讒焰熏天，舉火焚空，終將自息”，沒有人理它，它自己就熄滅了。但是那些不明就裏的人，如果沒有知人之明，他認為這是善人默認了惡人的誹謗，便誤以為惡人所言不虛。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其實也是因為缺乏“知人之智”“識人之明”，所以纔容易聽信讒言。就像上次所講的“三人成虎”的故事，特別是對善人的誹謗多了，大家也會覺得這是真實的了。雖然曆史不會重演，但是曆史的教訓可以值得我們後人汲取。領導者唯有保持清醒的頭腦、明智的判斷、無私的境界，纔能夠避免“善人常得謗，善事常易敗”的悲劇，讓善人在世的時候，就能夠充分發揮作用，成就善事。特別是對於領導者而言，知人善任、用賢不疑更是最重要的能力和素質。所以老子纔說“自知者明，知人者智”。明智是領導者從優秀走向卓越的關鍵。

在讀《群書治要》的時候，看到魏徵在序言中寫了這樣一句話：“大奸巨滑，轉日回天，社鼠城狐，反白仰黑，忠良由其放逐，邦國因以危亡”。這說明魏徵大人對這樣的事情非常地有感慨、有感觸，也說明曆史上，忠臣被冤枉、誣陷而不被重用，奸邪之人顛倒黑白、混淆是非，令君主忠奸不分的事例也很多。所以魏徵把這些案例都收集在《群書治要》之中，就是希望後世的領導者能夠引以為戒，對於善人和惡人有清醒的認識，還有明確的辨別，這樣纔能夠保持識人之明，做到任賢遠佞。

讀史使人明智。雖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還有“先入為主”的心理，使得“善人常得謗”在當時不可避免，也使人常常發出“自古聖賢多寂寞”的感慨。但是曆史卻總是公平的，《大學》中說：“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周易》中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還有《左傳》中說：“多行不義必自斃。”《尚書》中也講：“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論語》中說：“德不孤，必有鄰”。 這些經典中的教誨卻是恒常不變的規律，至今仍然發人深省。所以明白了這些道理，你就不會去和小人斤斤計較，甚至他打你一拳，你就踢他一腳，還是會順著進德修業的正確道路不斷地行進。

這就說明能否知人善任、任人唯賢是區分領導者明智與否的重要標準。如果君主沒有知人之明，即使賢人出現，也不能夠得到重用。更何況賢者都不貪圖名利，經常隱居不出。

所以在《晏子》中，把人才分為了三個等級，上、中、下。最上等的人有什麼特點？“難進而易退”，最上等的人才是難以出來做官、難以被舉薦，但是很容易被罷退，就辭官而去。為什麼？因為這樣的人他與世無爭、與人無求，出來做官、不做官，都不是為了自私自利，所以他無所求，“人到無求品自高”。如果他看到這個國君確實有德行，有願望把國家治理好，讓社會安定，他就對他幫助、出來輔佐他，就像諸葛亮，要劉備“三顧茅廬”纔能把他禮請出來，這是最上等的人才。

中等的人才，“易進而易退也”，很容易出來做官，但是也很容易被罷退。為什麼？因為他無論是進是退，都是看時節因緣。古代的讀書人，“進則兼濟天下，退則獨善其身”，如果有條件，有君主賞識他、重用他，他願意輔佐這個君主把國家治理好；如果看到君主沒有德行，他就隱居了。這就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進則兼濟天下，退則獨善其身”，無論是進是退，完全是看緣分。

“其下易進而難退也”，最下等的人，是很容易舉薦出來做官，但是卻很難罷退，為什麼？很顯然，這些人出來做官，就是自私自利、升官發財而已，為的是個人的名利，所以他很踴躍地出來做官，但是你要把他罷退的時候，就難上加難了。

有一些地方，學習西方的競爭上崗的方式選拔人才，那我們想一想，通過競爭上崗的方式選拔的人才，是哪一等的人才呢？就是這裏所講的最下等的人才，很容易出來做官，但是卻難以罷退。充其量選拔出來的就是中等的人才，就是很容易出來做官，也容易罷退。但是要選那些上等的人才出來，就非常困難了。所以《禮記·月令》中講，季春三月要幹什麼呢？“開府庫，出幣帛，聘名士，禮賢者。” 國君要打開府庫，取出財幣繒帛，聘問名士，禮敬賢者。聖王要治理天下，必須選拔德才兼備的人才，所以主動訪求人才，知人善任，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這樣纔能夠垂拱而治。

所以這裏說，“天下之至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這一句話說起來很簡單，只有這幾個字，但是實際在生活中落實起來，那確實是難上加難，必須得有非常明智的君主出現，纔能夠做到選天下之至賢。

後面：“是故仁者莫大於愛人，智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能。有士之君，能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供命而已矣。”

所以說，仁者莫過於愛護人民，智者莫過於知賢，善政莫過於選賢任能。擁有賢良人才的君王如果能夠做到以上三點，那麼四海之內的人民都會擁戴他，並且聽命於他。

愛人對於從政者而言就是愛民。在《尚書》中就明確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在《尚書》中記載，禹王的孫子，啟的兒子太康身居帝位卻不務朝政，放縱情欲而沒有節制，百姓對他很怨恨，但是他還不知反省。有一次他到洛水之南去打獵，打了上百天都不回京都，國民怨聲載道。有窮國的國王後羿把太康攔在了黃河岸邊，不讓他回國。

這個時候，太康的五個弟弟都埋怨太康不理朝政而陷入了困境，於是分別做了一首詩來勸諫太康，這也就是曆史上著名的《五子之歌》。其中有一位弟弟說：“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廩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弗敬。”意思是說，人民是國家的根本，根本牢固了，國家纔能夠安寧。我看天下的愚夫愚婦都能夠戰勝我，對於民怨豈能在乎已經顯露的，應該在未顯露的時候就有所謀劃。我面臨著億萬的民眾，畏懼的心情就如同用腐朽的繩索駕馭六匹馬拉的馬車。我們想象一下，這個駕車的韁繩已經腐朽了，而有六匹馬拉著這個馬車，說明什麼呢？很容易脫韁，所以要非常地小心。作為民眾的君主，怎麼能夠不謹慎恭敬呢？ 

到了孟子的時候，進一步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思想。在荀子那裏，關於人民是社稷之本，也有這樣的論述，他說：“身為執政者，擁有國家而不能愛民利民，卻期求人民親附自己、愛戴自己，這是不可能的；人民不親附、不愛戴，而期求人民為己所用、為己效死，這也是不可能的；人民不能為己所用、為己效死，而期求兵力強勁、城池堅固，也是不可能的；兵力不強勁、城池不堅固，而期求敵人不來侵犯，還是不可能的；敵兵來了，而希求沒有危險、不被削弱、不被滅亡，同樣是不可能的。所以人君要想國家富強、穩固、安樂，不如首先反省一下自己對於人民的態度。如果想使下屬親附、人民團結，不如反省一下自己政事辦得如何。”所以，荀子強調了一國之君“愛民而安”的道理。

在位者對待人民的態度與人民對在位者的態度，就像響之應聲、影之隨行一樣自然而然，也就是統治者、在位者怎麼對待人民，人民也就怎麼對待在位者。所以在《管子》中就講到：“人主能安其民，則民視其主，如視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反之，“人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為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如果國君不能夠使人民安樂，那麼人民也就不會為他分憂；如果國君不會讓老百姓安居樂業，那麼人民也不會為君主效死。這說明什麼呢？要想治理好一個國家，得到民眾的擁護，在位者必須能夠安其民、愛其民。

在《說苑》中記載，有一次齊宣王到社山去打獵，老百姓聽說了都趕過去看望他。齊宣王看了就很高興，於是就下令老百姓可以免收租稅。老百姓一聽非常歡喜，紛紛地拜謝，只有一位閭丘老人沒有拜謝。齊宣王看了之後就說：“可能我封賞的不夠豐厚，大家嫌我封賜得太少了，那我再賜令百姓不用去服勞役。”這老百姓一聽，更加歡喜，又紛紛拜謝，但是閭丘老人還是沒有拜謝。齊宣王一看，就問他：“先生是不是覺得我有什麼過失，所以兩次都沒有拜謝。”這位閭丘先生說：“我聽說大王在此遊獵，所以特地來拜見大王，我希望能夠從大王那裏得到長壽、得到富裕、得到尊貴。”

齊宣王一聽，可能感覺這個老人家太貪心了，於是就說：“人死生有命，人的死生都是有定數的，所以我沒有辦法讓你長壽。雖然我的倉廩府庫很充實，但是那是用來防備不時之需的，也不能讓你富裕。我們國家大的官職沒有缺額，小的官位又太卑賤，所以也沒有辦法讓你尊貴。”齊宣王很委婉地就把這老人家的請求給拒絕了，意思是說，我沒有辦法讓你長壽、讓你富裕、讓你尊貴。

閭丘老人家一聽就知道齊宣王誤會自己的意思了，所以他就說：“我希望大王您能夠選拔那些有德行的人來做官吏，讓他的法度、制度公平合理，這樣我就可以稍微延長壽命了。”法度公平合理，那老百姓就不會無緣無故地被抓去判刑，這樣就可以稍微長壽了。“還有賑濟百姓要適時，不要有事沒事地隨便煩擾百姓，這樣的話，我就可以少許地得到富裕了。”比如說遇到災荒的時候，國君能夠及時開倉賑濟百姓，讓百姓得到足夠的糧食、衣服等等急需的物資，還不要時常騷擾百姓，這樣他就可以得到富裕了。“還希望大王再發布一個命令，命令年少的人都要尊敬年長的人，廣布教化，興起孝悌之風，這樣作為年老的我就可以稍微地得到尊貴了。”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這位閭丘先生對國家的時事看得很清楚，他不是出於自私自利的貪心，為自己求得富貴、長壽，還有尊貴，而是希望齊宣王能夠任用好的官吏，實行好的政策，這樣讓老百姓得到長久真實的利益。

最後閭丘先生又說：“如果您讓我們不交田租，也不去服徭役，結果會是什麼樣子？倉廩必然會空虛，國家也沒有可指使的人，這本來就不是我所希望的。”所以這個閭丘先生雖然是一介布衣，平民百姓，但是他看問題卻非常深遠，不是只看到眼前的蠅頭小利，不是只想到自己的自私自利，而是能夠從整個國家的治理、從整個國家的前途命運來考慮。齊宣王聽了這樣的話，也由衷地贊歎，稱許說：“您講得太好了”。由此可見，真正愛民如子就應該選擇那些德才兼備的人出來做官，這樣百姓才能夠真正得到長壽、富裕和尊貴。所以“愛民而安，好士而榮”，這是治理國家最根本的兩個原則。愛民就必然選擇德才兼備的人來做官，這樣給百姓帶來真實的利益。而德才兼備的人出來做官，他也必然會提醒、勸告君主要愛民如子，視民如傷，實施那些對百姓有利的政策，所以這兩者也是相輔相成、密切相關的。

在《群書治要·孫卿子》，也就是《荀子》中：“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也。”具體怎麼做？那就是要“明分職，序事業，拔材官能，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悅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 

“序事業”，就是把事情的輕重緩急要分清楚，按照事情的輕重緩急來安排工作，不能夠把重要的事放在後面，把不重要的事情擺在前面，這樣就本末倒置。

“明分職”，“分職”就是分掌的職務，也就是要講求分工，把各個職位的職責都明確下來，讓官員能夠分治其事，明確各個部門掌管的職務。

“拔材官能”，就是選拔賢才，任用有能力的人為官。當然要做到“拔材官能”，領導者必須沒有猜忌之心，做到用人不疑，而且也要有識人之明。

“莫不治理”，一切都治理得井井有條，“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這樣為公效忠的道路就會暢通無阻，而行私請托的門路就會被杜絕。

“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公正、道義的風氣就會彰明，而為個人謀私的事情就會止息。

“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悅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這樣做了以後結果就是：品德深厚的人能夠得以重用；諂媚奸佞的人就受到遏制；貪圖利益的人就被辭退；廉潔奉公的人能夠受到重用，這就是愛好賢士的結果。

“仁者莫大於愛人，智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能”這三句話，其實就是《荀子》上所說的“愛民而安，好士而榮”。要求執政者必須做到愛民如子、知人善任、選賢任能。

我們看到習總書記的治國理念與這個治國理念也是一脈相承的。黨的十八大之後，習總書記明確提出“我將無我，不負人民”，“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必須怎麼做？“打鐵還需自身硬”，所以以零容忍堅決反對腐敗，堅持全面從嚴治黨，而且特別強調了選賢任能的重要性。比如說在2013年，他就在用人方面提出：“用一賢人則群賢畢至，見賢思齊就蔚然成風。選什麼人就是風向標，就有什麼樣的幹部作風，乃至就有什麼樣的黨風。各級黨委及組織部門要堅持黨管幹部原則，堅持正確用人導向，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努力做到選賢任能、用當其時，知人善任、人盡其才，把好幹部及時發現出來，合理使用起來。” 

在《領導幹部要讀點曆史》的重要講話中，習總書記又強調說：“中國曆史上凡是有作為的政治家都非常重視人才問題，他們深深懂得‘為政之道、任人為先 ’的道理，在選人、用人方面留下了很多可取的思想和經驗，諸如知人善任、選賢任能、才兼文武、德才兼備、敬賢敬能、禮賢下士，訪求俊彥，唯賢是舉，人盡其才，才盡其用，避其所短，用其所長，勤於教養，百年樹人等等。”可見曆史的興替演進、起伏變幻，往往沉澱出許多規律，完全可以古為今用、古為今鑒。這也是我們今天為什麼大力倡導學習《群書治要》的重要原因。學習《群書之要》，對於深入理解和認真落實習主席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堅定文化自信，確實具有重要的意義。而且我們從中可以看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的一脈相承。

 “夫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是故誅其君而改其政，吊其民而不奪其財。故曰：明王之征也，猶時雨之降也，至則民悅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眾，此之謂還師衽席之上。”聖明君王所征伐的國家，必定是道義廢棄的國家，所以纔誅殺其國君，改變其混亂的政治，安撫民眾而不奪取他們的財物。所以說聖明君王的征伐就像天降及時雨，一到達，民眾就喜悅。因而施惠的範圍越來越廣博，得到的親附越來越多，這就是所說的征伐也能穩操勝券，安享太平。

就像曆史上武王伐紂，湯王伐夏桀，都是解民於倒懸，為人民除害，因此稱為“吊民伐罪”，安撫人民，討伐有罪之人。目的達到之後就止息兵戈，幫助民眾恢複正常的生產生活，所以能夠得到人民的擁戴和信任。所以曆史上聖明的君主在對待戰爭的問題，始終是堅持不戰、慎戰，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是可以使用武力的，什麼情況呢？就是以行仁義為前提，這樣纔能戰無不勝，攻無不克。

習總書記對於中國傳統的慎戰思想也有深刻的把握。在2017年，習近平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的演講中指出：“中華文明曆來崇尚‘以和邦國’、‘和而不同’，‘以和為貴’。中國《孫子兵法》是一部著名兵書，但其第一句話就講：‘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其要義是慎戰、不戰。幾千年來，和平融入了中華民族的血脈中，刻進了中國人民的基因裏。”

在2017年12月，習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議上的主旨演講中又強調：“回顧曆史，支撐我們這個古老民族走到今天的，支撐五千多年中華文明延續至今的，是根植於中華民族血脈深處的文化基因。中華民族曆來講求‘天下一家’，主張民胞物與、協和萬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美好世界。我們認為世界各國盡管有這樣那樣的分歧矛盾，也免不了產生這樣那樣的磕磕碰碰。但世界各國人民都生活在同一片藍天下，擁有同一個家園，應該是一家人。世界各國人民應該秉持‘天下一家’理念，張開懷抱、彼此理解、求同存異，共同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而努力。”

我們學習傳統文化的人，讀到習總書記的這些講話就覺得特別的熟悉。實際上就是用現代的語言把中國傳統的這種慎戰、不戰，以及戰爭必須以仁義為出發點的思想又講述了一遍。

下面我們看“大婚”。看下一篇。

這一篇主要節錄了孔子與魯哀公的對話。這篇對話是以天子諸侯的婚事為核心，所以以“大婚”作為篇名。在春秋時期，天子諸侯的婚事是國家政治延續的根本，而且在任何時期，夫妻關係都是五倫關係的核心，所謂有夫婦然後纔有父子，有父子然後纔有君臣。夫婦這一種倫理關係端正了，對內能夠盡宗廟祭祀之禮，延續祖宗的家風、家道、家業；對外能夠以禮義治理天下，樹立上敬下愛之風。所以中國古人言：“正天下，首正人倫，正人倫，首正夫婦”。

我們看經文：孔子侍坐於哀公，公問曰：“敢問人道誰為大？”

哀公就是魯定公之子魯哀公，是春秋時期魯國第二十六任君主。孔子陪魯哀公坐著說話，哀公問孔子：“請問人道之中什麼最重要？”

孔子對曰：“夫人道，政為大。夫政者，正也。”

孔子回答說：“人道之中政治最重要。”如果把政治辦好，國泰民安，人民過上幸福的生活，人心自然歸附。

所以說“天道敏時，地道敏樹，人道敏政”。在人道之中辦政治是最重要的。所以孔子也鼓勵自己的弟子從政，那怎麼樣纔能夠辦好政治呢？要從政首先自己要學為君子，學為聖賢，這樣所辦的政治纔稱為聖賢政治。所以後面就對“政”下了一個定義，“夫政者，正也”，“正”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要使人端正，怎麼使人端正？後邊說：“君為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君主自己端正了，百姓自然就會跟著端正。所以辦政治就是要“使人正”，“使人正”就是領導者、國君要率先垂範，帶領大家做正當的事。

“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之不為，百姓何從？”君主的所作所為都是百姓效法的榜樣，如果君王做得不正，君王或者是不作為，百姓跟他學什麼呢？

所以在《論語》中，孔子多次強調領導者、在位者的率先垂範。他說：“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假如在位者能夠端正自身，那麼對於辦理政治這件事又有何難處呢？如果在位者不能夠端正自身，又怎麼能夠端正別人呢？

在《群書治要•政要論》中也這樣說：“故君子為政，以正己為先，教禁為次。”君子辦理政治，首先要端正自身，然後再以教育和約束為其次。我們現在都提倡學習古文，從認識中國古代的漢字開始學習。為什麼呢？因為漢字和我們現在使用的漢字用法和意義已經有所區別了，我們提倡學習古代的漢字，目的就是讓我們更加深入理解經典的含義。

比如《說文解字》，它用言簡意賅的話把每一個字最原始的意思都解釋得很清楚。比如“教”這個字，在《說文解字》中解釋為“上所施，下所效也”。看到這一句話就知道良好有效的教育方式是上面怎麼做，下面就跟著怎麼效法。“教”這個字在小篆中是怎麼寫的呢？左邊是一個“孝”，這個“孝”（）。上面是一個叉，下面是一個一模一樣的叉叉。再下面是個孩子的“子”，右邊（）是一只手拿著一個柳條教具。左邊“孝”告訴我們教育要從教“孝”開始，“百善孝為先。”“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與。”那麼怎麼教導“孝”（）呢？上面這個叉叉是父母、老師所畫的，下面一模一樣的叉叉是孩子所畫的。告訴我們身教勝於言教。右邊（）一只手拿著柳條，告訴我們，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過程，必須老師、父母經常拿著教具、柳條不斷地耳提面命，不斷地進行提醒，所以要有耐心。如果一個孩子教不好，屬下教不好，學生教不好，就要從這兩方面來找原因：第一，我自己的身教做得如何？如果自己的身教做得不錯，第二，就是看看自己是不是有耐心。因為他的習氣毛病形成不是一天兩天的，你要想改正他也需要有耐心，時常地提醒，常常地勸導。這兩點都做到了，就能夠把孩子教好。

在《論語》中，孔子把上行下效的道理講得更加具體，他說：“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如果在上位的好禮，民眾就不敢不恭敬。在古代的皇帝，他非常尊師重道，一般接見群臣的時候是面南背北，以君臣之禮來接見。但是在接見老師的時候，他自己降階，以主賓之禮來接見，一個站在東面，一個站在西面。大家一看，皇帝都如此尊師重道，那自己也會形成尊師重道的風氣，這個就叫“上行而下效”。

《孝經》中說：“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 在位的人說話不能夠隨隨便便，《論語》中說：“一言興邦，一言喪邦”。身為一國之君，身為一個團隊的領導者，每講一句話，都要考慮它的影響，這樣他所講的話纔能夠為人所稱道。所作所為能否給民眾帶來歡樂，能否讓人們歡喜接受，讓人聽到之後能夠依教奉行，他的德行、道義可以使人尊重；他做事情都能為人民所效法，他的容貌舉止都有可觀之處，言外之意就是很文雅，讓人們所仰望。他的一言一行、處事待人接物、進退都要符合法度，都有可觀之處。他這樣統領民眾，民眾對他恭敬又愛戴，向他學習、仿效，這樣就能夠推行德教。這就是“上好禮”，在下的百姓就會生起恭敬心，也都會彬彬有禮地接待客人。

“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 在上位的喜好義，“義者，宜也”，和“適宜”的“宜”是相通的，也就是他所作所為都合情、合理、合法，那麼民眾就沒有人敢不服從。所以在上位的人要按著規矩來做，按著道來做，纔能夠讓人心悅誠服。這也說明在上位者，處事要公平正義。

《大學》中說：“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像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他們自己有仁愛之心，他們行的是仁義，所以全國百姓也就興起了仁義之風。而到了末代的夏桀王、商紂王實行暴虐的統治，結果天下百姓也從而行暴。一個國家、一個團隊之所以出現很多問題，亂象叢生，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為領導者、一把手出了問題。

在《德育課本》中記載，唐朝有一位官員叫張鎮周，本來在壽春當官，後來他被調回自己的家鄉舒州去做都督。調回自己的故鄉任職，可想而知，那裏有很多的親戚、故舊，如果他要徇私枉法，老百姓就會生起怨氣，因為他有失公平；如果他一律鐵面無私，那又傷人情，怎麼辦呢？

在他還沒有上任的時候，他就先回到自己的故里，大擺宴席，請所有的親朋好友大吃大喝了十天。大家都吃得很高興。到了第十天，親朋好友要離開的時候，他送給了每一個人一個大禮包，裏邊都是金銀、綢緞等等，大家非常喜歡的東西。而且就在送他們出去的時候，他流著淚說：“我回到自己的故鄉當官，而官員是要與人民保持距離的，所以過了今天以後，我就不能跟你們這樣常常吃喝、暢談了，以後凡事都要秉公處理。”講到這裏，他自己也很真誠地痛哭流涕。我們想一想，這些親戚朋友們在這兒吃了十天，又接受了他的厚禮，還看他說了這一番真誠的、發自肺腑的話，當然能夠體會到他的難處。所以他當官之後，就沒有親戚朋友通過私人關係來向他求情。他處理事情不徇私枉法，所以老百姓都心悅誠服，民心很快就安定下來。他剛剛回來任職的時候，有老百姓可能就會擔心，他會不會偏向自己的故舊，偏向自己的親朋好友？但是他處事公平，讓大家生起了信心，所以也沒有人心生不平。所以中國古人處理事情要做到合情、合理、合法，這樣纔讓人心服口服。這就是符合義，這就是“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

“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在上位的人講求信用，說話算話、信守承諾，民眾就不敢不用情，這個“情”就是情實，“用情”就是以誠相待、以誠實相待。上面的喜好誠信，就沒有人不敢用真情，沒有人敢不盡忠。

“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 真正做到這些，即在上位的人好禮、好義、好信，結果是什麼呢？四方之民都會用布將小孩背負在背上，投奔你而來。像曆史上，舜在曆山耕田的時候，“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舜到曆山一年之後，這個地方就變成了一個小村落，聚集了很多人；兩年之後，來投奔的人更多了，變成了一個小城鎮；過了三年，舜所在的地方就變成了一個大城市。

從這裏也啟發人們思考：中華文化如何走向世界？《大學》中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要把中華文化推廣到全世界，為全世界帶來安定、和平，首先要把自己的國家治理好。用中華文化把自己的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人民安居樂業，整個社會呈現出一片祥和的狀態，大家自自然然地都願意前來學習。

要想中華文化真正走向世界，必須首先自己樹立起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特別是在經濟發展、國家富強的同時，要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用倫理道德、聖賢教育重塑禮義之邦。正如習總書記在考察曲阜之後的講話中所強調的：“只要中華民族一代接著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們的民族就永遠充滿希望。”試想，一個充滿希望、生機勃勃、還有祥和之氣的民族，當然會吸引來眾多的目光。吸引世界各國的人們前來學習中華文化，並且把這種愛好和諧、追求和平的文化帶回到自己的國家。這種意義上的中華文化走出去，纔能夠真正影響到世界，具有持久的生命力，這也纔真正體現了中華文化的軟實力。

如果在位者不好禮樂，不喜歡禮樂道德的教化，大家即使來到這個國家，但是政治混亂，他們也活不下去。這就是《孟子》中所說的：“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現在有很多國家，社會動蕩不安，本來有人想到這裏投資做生意，但是一看政局不穩，還經常有戰亂，也就不敢來了。所以要想中華文化走向世界，重要的是自己深入理解自己的優秀傳統文化，對自己的文化升起信心，並且用傳統文化把自己的國家治理好。

我們再往下看。

“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魯哀公又接著問：“請問如何處理政事？”怎麼樣把政治辦好？從哪裏入手？

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庶物”，就是萬物、眾物的意思，各種事物。孔子回答說：“夫婦有別，父子有親，君臣有信，這三種關係處理好了，萬事萬物之間的關係也就跟著理順了。”特別是作為國君，能夠把這三種關係處理好，更能為國家的百姓做出表率。夫婦有別，這個“別”並不是地位和身份上的差別，而是說在職責上有分工。男子要負擔家庭的經濟收入，創造經濟收入使家人衣食無憂，養家糊口；而做妻子的，要承擔起教育兒女的責任。“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如果沒有後繼的人才，家道、家業、家風都無法承傳。所以要把兒女教導好，就必須由母親來承擔兒女的教育工作。

在曆史上，周朝之所以能夠享國八百年，成為曆史上最長的一個朝代，為什麼？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重視家庭教育，有良好的母教。我們現在很多人都把夫人尊稱為“太太”，這個“太太”是怎麼來的？其實就是來自於周朝的三位女聖人，文王的祖母是太姜，母親是太任，夫人是太姒，這三位都是聖賢的母親，因此教導出聖賢的兒孫。把“夫人”尊稱為“太太”，就是期許她成為聖賢的母親，教導出聖賢的兒孫。

史書記載，文王的母親太任，在懷孕的時候就非常地重視胎教，她做到了“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不好看的景色都不去看；淫詞歌舞都不去觀聽；口裏所講的話是很溫柔的話，連傲慢的言語都沒有，更何況粗魯罵人的話？正因為文王的母親是一位聖人，所以教出的孩子文王也是一位聖人。古代的時候，對人的教育，它是貫穿了一個人一生的過程，是始從胎教，到慎終追遠。所以中國人是最懂得教育的，教育的效果也是最明顯、最成功的。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大部分時間都保持了和平穩定的局面，靠的就是教育。所以夫婦有別的“別”不是身份和地位上的差別，而是在職責上有分工，這樣纔能保持一個家族可持續地長久發展。

“父子親”，父子之間的親情，不是聖人給我們規定下來的，父母愛兒女，兒女愛父母，他們之間有一種自然而然的親情。怎麼把這種自然的親情保持一生，順著親的方向去發展？那就是要做到父慈子孝。“慈”，上面是一個“茲”，下面是一個“心”。我們從這個字上感受到父母的心，念茲在茲，時時刻刻都在兒女的身上。《大學》中有一句話說：“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沒有誰是先學了養孩子纔出嫁的。但是她有了孩子之後，自自然然地就知道怎麼樣教養，這孩子一哭，她就知道孩子可能要吃奶了，可能尿床了。為什麼？其實很簡單，就是因為她心時時刻刻都在孩子的身上。因為母親的真誠心、愛心，所以就讓她自自然然地懂得了如何去照顧孩子、撫養孩子。當然“慈”並不是一味地滿足兒女的欲望，而是要教導他做人的道理。所以孩子做錯事，你打他、罵他、教訓他，這仍然是對孩子的慈。“孝”，上面是“老”字的一半，下面是一個“子”字，告訴我們下一代和上一代是一體的，沒有兩個，如果有代溝，這個“孝”就不存在了。中國幾千年，我們看曆史，沒有發現兒女和父母之間有代溝的問題，什麼原因？就是因為有孝道的教育。

“君臣信”，領導者與被領導之間要建立起信任關係。如果沒有信任，在位者發號施令，在下位的人都不去執行，政令就得不到實施，所以沒有執行力。這三者都能夠做到，政治纔能夠自然辦得好。

“內以致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也”。這個宗廟就是古代的天子、諸侯祭祀祖宗的地方，在家族內部修明祭祀祖先的宗廟之禮，使之足以配祭天地之神。

在《論語》中，孔子的弟子曾子說：“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民風淳厚是結果，原因在哪裏呢？原因在於人心厚道。人都有知恩報恩、飲水思源、返本報始的意識，那為了培養人們知恩報恩、返本報始的意識，怎麼樣來設立一個制度呢？中國古人他有一個思想，就有相應的制度來保證使這個思想落實。我們希望民風淳厚，而民風淳厚就需要有制度來保證，所以就有了祭祖的制度，祭祀祖先。一個人連祖先都念念不忘，想著定時去祭祀，那麼對於眼前的父母，哪有不照顧、不孝順的道理呢？而君王率先垂範祭祀祖先，甚至以祖先配祀天地，這麼樣的隆重顯示了對祖先的尊敬、不忘本。這樣百姓也會起而效法，結果就是民風淳厚。

“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也。”“直言”，根據鄭玄的注解，就是正言，也就是出政教。在朝廷頒布推行政教之禮，足以樹立上下之間的恭敬。

在夾注中還說：“夫婦正則可以治政言禮矣。”夫婦這一倫端正了，出來纔可以治理政事、談論禮教；“身正乃可以正人矣”，自身端正纔可以端正他人。

“物恥則足以振之，國恥則足以興之，故為政先乎禮，禮其政之本與。”這個“物”，《玉篇》解釋：“凡生天地之間，皆謂物也。”興就是起的意思，所以說興起。羞恥萬事萬物不合理法，則足以振興禮教；羞恥國家不合禮制，則足以興建禮制。所以治理國家必須先推行禮教，禮不纔是政治的根本嗎？

所以中國古人治國，是以禮治國。為什麼禮這麼重要？我們可以以婚禮作為例子，來講一講禮的作用，為什麼禮重要？怎麼推行禮？以禮治國的效果是什麼？

在《禮記•昏義》中講：“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

古人是在黃昏的時候娶妻，所以這個“昏”就是“黃昏”的“昏”。根據鄭玄的注解：“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其陽往陰來之意。”鄭玄注，娶妻之禮都是在黃昏的時候進行，所以稱為昏禮。為什麼必須在黃昏的時候進行呢？是取它陽往陰來的意思。

“將合二姓之好”，就是婚禮是將以締結兩個姓氏之間的美好。古代人講，禮上有規定：“昏，同姓不昏。”就是同一個姓，比如說同是姓劉的那是不能結婚的，這也是避免近親結婚。

“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上要敬事宗廟、祭祀祖先，下要傳宗接代，培養賢德的兒孫，也就是要把祖宗美好的家道、家風、家業代代相傳。所以，古代的君子非常重視婚禮。

在《禮記集解》中，記載著呂大臨的一個注解，他說：“物不可以苟合，必受之以賁。蓋天下之情，不合則不成，而其所以合也，敬則能終，苟則易離。必受之以致飾者，所以敬而不苟也。昏禮者，其受賁之義乎？故自納采至親迎，皆男先乎女，所以別疑遠恥，成婦之順正也。”

這一段話比較長，我們一句一句地來看。

“物不可以苟合，必受之以賁”。這句話是出自《周易•序卦傳》：“物不可苟合而已矣，必受之以賁。”蘇軾在《東坡易傳》卷九講到：“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際所謂合也，直情而行謂之苟，禮以飾情謂之賁。”意思是說，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的交際、結合，如果只是順著這個情，直截了當地去表達這個情，這個就叫“苟”，苟且的“苟”，也是隨意、隨便、苟且的意思。

“禮以飾情謂之賁”，通過這個禮來文飾情感，用禮表達這個情，這個就叫“賁”。所以，“賁者，飾也。”“賁卦”這個“賁”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修飾、美飾、裝飾、文飾的意思。所以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人與人之間不可以隨意結合，必須通過禮來文飾情感。”如果沒有禮，那麼有情感就結合在一起，那與動物又有什麼區別呢？

“蓋天下之情，不合則不成，而其所以合也，敬則能終，苟則易離。必受之以致飾者，所以敬而不苟也。”大概因為天下的情感不結合就不能成全，所以就有結合之道。它的結合之道是什麼呢？那就是必須采取敬慎的態度。敬慎則能夠善始善終，隨意結合就容易離散，就像我們說的閃婚閃離。

你看古人很早就告訴我們了，敬慎地對待結合纔能夠善始善終，如果隨意結合就容易離散。只接受必得經過禮義修飾節度的感情，就是敬慎而不隨意的表現。比如說男的喜歡女的，女的喜歡男的，那麼就苟且隨便結合在一起了，那麼很隨便地結合在一起，將來也會很容易地分開。我們現在人，比起古人對這些道理了解得很少。很多年輕人都羨慕西方人試婚、未婚同居，覺得這樣很隨意、很自由，沒有負擔。但是不知道帶來的結果是很不好，對自己很痛苦，而且對社會安定和諧也造成危害。

所以，很隨便地結合在一起，將來也很容易地分開，這就叫“敬則能終，苟則易離。”這也是為什麼古人把婚禮看得很重要，要有這麼多的步驟來體現對婚禮的敬重。

後面又說：“昏禮者，其受賁之義乎？故自納采至親迎，皆男先乎女，所以別疑遠恥，成婦之順正也。”婚禮不就是接受經過禮義修飾的情感之義嗎？不能有了情感就直接表達，必須通過禮義的文飾之後纔接受這種情感，纔是合情合理的。因此婚禮中從納采到親迎的整個過程中，都是男子先於女子，就是男子主動，女子被動，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避免嫌疑，遠離恥辱，成就婦人順從貞正的美德。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男歡女愛是一般人的人之常情。就像孟子所講的：“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但是有室有家必須遵從禮的規定，不能有苟且的行為。孟子也說，假如“鑽穴隙相窺，逾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比如說你鑽了個洞去窺視人家，跳牆和人家私奔，這無論是父母還是國人都會輕賤你，瞧不起你。這說明什麼呢？如果不遵循一定的婚禮制度，甚至苟且通奸這樣的行為發生，就會遭到父母和國人的輕賤。

元朝吳澄也這樣說：“不受幣則不可以成男女之合。”也就是男女之間如果沒有納幣訂婚，就不能夠親近往來，更不能有不正當的關係。為什麼要建立這樣的禮呢？禮都有防患於未然、防微杜漸的作用，就是讓男女雙方對婚姻有慎重的態度。

那我們從婚禮的這個制定可以看到，婚姻之禮是順著人情來進行的，因為男歡女愛是人之情，一般的人都有的，但是又不能夠像動物那樣苟且隨便，所以纔有了婚禮。婚禮是人生中最重大、最重要的場合，大家都很重視，所以要很隆重。但是這個隆重並不是奢侈浪費、打鬧嬉戲，然後就共入洞房，而是需要有“敬慎重正”的態度，這樣纔能夠久遠。

所以《禮記·昏義》中又講：“敬慎重正，然後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禮記正義》孔穎達疏說：“敬慎重正者，言行昏禮之時，必須恭敬謹慎，尊重正禮，而後男女相親。若不敬慎重正，則夫婦久必離異，不相親也。”如果沒有這種敬慎重正的態度，那麼夫婦之間相處久了，就會離異，也沒有了這種相親相愛的感情了。

在《禮運》中，講的是“夫義婦順”，但是在《昏義》中沒有談“順”，而是著重談的“義”，為什麼呢？因為夫婦之道，不擔心婦不夠順，而擔心什麼？擔心“苟於順而傷於義也”，就是隨隨便便地恒順了、順從了，但是這種順從是有傷於義的，是不符合於禮義的。如果不符合於禮義，這個順也就不可常保，所以這裏特別強調立“夫婦之義”。從這裏我們看到，婚禮的設計，目的是成就兩個人長久的幸福，而且給人以教育的作用，培養起人們對婚姻的責任感，這個就叫“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從其欲而制之以義。”所以這個禮，它是“因其情”，順著人情，但是又不能夠讓人情泛濫，而要以禮來做節度。“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從其欲而制之以義”，順從人的欲望而怎麼樣呢？用義來節制。

後面接著講，說：“義簡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遠，故民之從命也速。”這個義理非常簡單，雖然簡單卻很完備。比如說，中國古代的價值觀就有五個字，仁、義、禮、智、信。它簡單到極處只有一個字，所以它易記、易行，容易記憶，也容易在社會上普遍地推行，但是這裏邊的義理又非常的深刻。

比如說“仁者愛人”，這個“仁”包括了“親親”，親愛父母，孝敬父母，又包括“仁民”，仁愛百姓，還包括了“愛物”，對萬物都要有仁愛之心。而且怎麼樣去行仁呢？孔子又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就是要從恕道來作為行仁的方法。培養人的仁愛之心，要從哪裏做起呢？要從孝敬父母來做起，所以“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這個“仁”字，要把它展開來講，義理無量無邊，所以簡要詳明，就是“義簡而備”。

“禮易而法”，這個禮設置得很簡易，因為它設置得簡易，所以容易遵守。這個“法”就是效法的意思。如果這個禮太繁雜，就不容易效法，而且會讓人升起厭煩之心。

“去情不遠，故民之從命也速”。古代的人設置這個禮是非常有學問的，它離人情不遠，設置得合情合理，所以纔讓人們迅速地遵從它。比如說我們看《禮記》中講到祭禮，就說這個祭禮不能設計得太頻繁，如果設計得太頻繁，頻頻地祭祀就會讓人升起厭煩之心，就會讓人粗心大意。同時祭禮也不能夠設計得太稀疏，如果好長時間也沒有一次祭祀，那人們就會疏忽了它，因為疏忽甚至把祭祀的事情給淡忘了，也升不起對祖先的敬意。所以這個禮要設計得恰如其分，設置得合情合理，纔容易讓人遵守。

治國以“禮”的結果是什麼？“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 對於個人來說，按照禮去做，身心泰然端正，肌膚豐滿潤澤，這是人的康健。“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人身心清淨，在臉上有所表現，他的肌膚幹淨，不是滿面黑色，還有充盈、滋潤，這都是心地清淨的一種反應。

“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五倫關係處得好，父子篤厚、兄弟親睦、夫婦和順，這是家庭的康健。所以為什麼傳統文化很多人願意學？因為學了之後，本來夫妻要離婚的，不離了；本來兒女不孝父母的，開始給父母洗腳了；本來兄弟為了財產要吵上法庭的，最後和睦相處了，這就是學的效果，學和不學大不相同。

“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 大臣能夠秉公守法，小官清正廉明，官職序位明確，各盡其責，君臣相互匡正，這是國家的康健。“君臣相正”，這個“正”，就是匡正的意思。中國古人認為忠臣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看到國君有過失，能夠犯顏直諫，不能一味地順從他的過失，諂媚巴結，那叫愚臣，不叫忠臣。

“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禦，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 天子以道德為車乘，以樂教來駕馭，諸侯之間以禮友好往來，大夫們以法排定次序，士人們以誠信彼此成就，百姓和睦相處，這是天下的康健，這種狀態稱為“大順”。

而要達到這樣的治理境界，沒有其它的原因，正是因為古聖先王能夠修“禮”以達到“義”，踐履誠信，而達到和順的境界。這樣的太平盛世，就是以禮治國，順應天理、人情的必然結果。這就是為什麼講“禮”是政治的根本。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子”就是妻子和兒女。孔子接著說：“從前夏、商、周三代的聖王必定敬重自己的妻兒，這是有大道理的呀！”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傳統文化沒有不敬妻子的，更沒有歧視婦女的。“男女有別”，並不是說男女地位上有差別，而是根據自然之道來指導人生得出的結果，這個“道”就是自然而然的規律。“順天者昌，逆天者亡”，順應天道來生產生活，纔能夠昌盛發達；違逆了天道就必然滅亡。在男女出生，他們的生理和心理就是有差別的，這個差別是自然而然的，按照這個差別來分配男女的工作任務，那就是“男主外，女主內”。特別是在農業社會，創造經濟收入更是由男子來承擔。女子，根據她生理、心理的特點就是教育兒女，把兒女培養成聖賢人。根據這種職責，就要求“夫義婦德”，做丈夫的要有恩義、有道義、有情義；做妻子的要有德行，這樣纔能夠言傳身教，把兒女教導好，能夠起到相夫教子的作用。所以只有做到了“夫義婦德”，夫妻關係纔能夠處理好。

古代的聖王一定是敬重他們的妻子的，為什麼？下面接著說：“妻也者，親之主也。”因為妻子是“親之主也”，她負責祭祀祖先、孝敬公婆、助夫成德、和睦妯娌、教育子女，所以她的責任無比的重大。中國古人說，娶一個好太太可以興三代，而娶一個不好的妻子就可以敗三代，這個絕對不是誇張。

為什麼妻子能夠受到特別的尊重呢？因為中國古代的妻子，她完全沒有自己，很多的妻子都不要自己的名字，她是不圖名、不圖利，一心一意地把家照顧好，幫助丈夫事業成就，讓他沒有後顧之憂。作為丈夫的，對這樣的妻子怎麼能夠不感恩、不敬重呢？

在《易經》上說：“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說明女子要效法大地的德行，大地很安靜、很平穩，所以做妻子的不能夠常常發火。“安”字，上面是一個寶蓋，下面是個“女”字。上面這個寶蓋，代表家，下面這個“女”字，代表女子在家，在家就安、就幸福。女子還要非常地厚重沉穩，就像大地一樣有德行，大地有什麼德行？“地之穢者多生物”，大地汙穢、肮髒的地方，反而植物長得很茂盛。所以女子越是忍辱負重，越有德行，這個家的幸福纔越有保證。她這樣的忍辱負重、對家庭有這麼大的貢獻，當然受到丈夫的敬重。

做丈夫的也有丈夫之道，要做到“領妻而不管妻”，就是把妻子領到為人處世的大道之上，而不是處處、事事都去管她。因為管人是地獄，你去管她，她也不會服從，甚至還會逆反。那麼怎麼樣領妻？就是丈夫自己要走在做人的正道之上，首先要立住“三剛”，“三剛”不是“三綱五常”的“三綱”，是“性剛無脾氣、心剛無私欲、身剛無嗜好” 。

“性情剛正”體現在什麼地方？並不是說脾氣很大，脾氣很大的人稱為“暴夫”，很軟弱的人稱為“懦夫”。“剛正”恰恰體現在能克制自己的脾氣，不隨意發怒。如果丈夫的脾氣不好，身邊的妻子、孩子就會很沒有安全感，感到很緊張，很有壓力，不願意和他相處。為什麼？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他因為芝麻大的小事大發雷霆，讓人戰戰兢兢，時間久了，周圍的人都神經緊繃，很有壓力。

“心剛無私欲”，不能娶了媳婦兒忘了娘，偏愛妻子、兒女，而薄待父母。“身剛無嗜好”，做男子的要修身，把自己的不良嗜好，抽煙、喝酒、好色、賭博，這都不行。丈夫修身修得好，又能夠創造經濟收入，使家庭生活得以保障。有恩義、有道義、有情義，妻子當然會敬佩他，願意聽從教導，所以教也是身教勝於言教。做丈夫的敬重妻子，體現在他對妻子很體貼，對妻子的付出很感恩，還要讓妻子有安全感、有依靠，生活很踏實、很幸福。

“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其次，還要處理好和孩子的關係，那就是敬子。因為孩子是“親之後”，是祖宗父母的後代，但是敬子並不是孩子要什麼就滿足什麼，而是要把祖宗的德行、祖輩的精神品質、人生的經驗、創業的教訓傳授給子孫，讓這些好的德行、好的家風、家道代代相傳，這纔是真正的敬子。

所以古人總結出很多教子的格言，像“孝悌為傳家之本，勤儉為持家之本，謹慎為保家之本，和順為齊家之本，詩書為起家之本。”如果我們多讀一些聖賢書，在教子方面就會少走很多的彎路。

現在的很多孩子都被慣成了小公主、小皇帝，就是因為做家長的“愛之不以道，適足以害之也”。哪個父母不愛兒女的？但是愛兒女卻沒有用正確的方法去引導他、教育他，反而把孩子給害了。所以溺愛的“溺”寫得很有味道，它是一個三點水加一個“弱”字。看到這個字告訴我們，你愛孩子，把孩子愛得身體很弱，辦事能力很弱，而沒有任何承受挫折的能力，肩不能擔，手不能提，上個學書包還要由父母、保姆來代勞，這樣都是“愛之不以道，適足以害之也”。 所以《孟子》中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增益其所不能”。人要成才，必須得到各種各樣的鍛煉，讓身體得到鍛煉，讓心智得以磨練，不管面對什麼樣的境況都能夠坦然處之，做到泰山崩於前而面不改色，這樣纔能夠把孩子培養好。

所以這個敬呢？特別重視要用良好的教誨來引導孩子，不能夠一味地滿足孩子的欲望。所以古人說，“慣子如殺子”，“養子不教如養驢，養女不教如養豬”。養了兒子你不教育，等他長大脾氣像驢一樣，頂撞父母，不尊敬父母，甚至打爹罵娘，沒有絲毫感恩之心。養的女兒只會吃喝享受，到了婆婆家裏不知道孝敬公婆，也不知道怎麼做家務，不知道助夫成德，更不懂得如何教育兒女，自己的責任都沒有盡到，每一天很懶惰，就愛享受、打扮，這不就像養豬一樣了嗎？

“是故君子無不敬也。”所以君子沒有不尊敬的，也就是一切恭敬。“敬也者，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支也，敢不敬與？” 說到敬，最重要的就是敬身，也就是敬重自身。自身是祖宗父母的分支，怎麼敢不恭敬呢？

“親之支也”，在《禮記》中這個“支”寫作樹枝的“枝”。“親之支也”意思就是父母的分支。那麼怎麼樣敬重自身呢？敬重自身要做到兩點：第一，就是要保護好自己的身體。《弟子規》中說：“身有傷，貽親憂”。自己身體有損傷，讓父母家人跟著不放心，跟著會憂愁。《孝經》中也說：“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把自己的身體保護好，不要一會這頭疼了，那又胃疼了，這都會讓父母很憂心，這是孝的開始。那麼除了這之外，還要提升自己的德行，讓父母放心。所以“德有傷，貽親羞”，自己德行上不夠完美，為人處世、待人接物還有很多的問題，處處有障礙，會讓父母跟著擔心。一個真正能夠讓父母放心的人，那就是一個完美的人了。所以古人纔說“求忠臣於孝子之門”。當然孝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會想到，是不是會給父母蒙羞？所以他非常小心謹慎，怎麼樣呢？也就非常地有教養。我們這一代人，最怕別人說我們的一句話就是“你這個人沒有教養”，這一句話不僅說了自己，還說了自己的父母。所以，我們德行上有虧欠，就會讓父母蒙羞。《孝經》上也說：“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這樣纔能夠把孝盡得圓滿。

 “不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也；傷其本，則支從而亡。” 不敬重自身就是傷害了父母，傷害父母就是傷害了根本，傷害了根本，枝幹也就隨之枯亡。

“三者，百姓之象也。”這個“象”就是效法和仿效的意思。這三者，自身、妻子、兒女，百姓和君主同樣都擁有，所以百姓自然以君主為榜樣來效法。

“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修此三者，則大化愾於天下”。這個“大化”，就是廣遠、深廣的教化。這個“愾”它有兩個讀音，當“滿”字的時候，讀作“kài”，當“志”字的時候他讀作“xì”。“身以及身”，就是敬重自身，進而推及到敬重他人。

一個人只有自愛纔能夠愛人，只有自尊纔能夠尊人。《弟子規》中說：“將加人，先問己；己不欲，即速已。”這件事我該不該做？我首先捫心自問，我希不希望別人以這樣的態度方式對我？如果我不希望別人這樣對我，那我也不能夠這樣去對待別人。

敬愛自己的兒子，你纔知道天下的人都是父母所生，所以你也知道敬愛天下人的兒子。所以一個真正愛自己兒子的國君，也肯定不會輕易地發動戰爭，因為一發動戰爭，有多少家庭的兒子都要走上戰場，喪失生命。

敬愛自己的妻子，也能敬愛他人的妻子。怎麼樣敬愛呢？就是以禮相待。這種推己及人的做法就能夠使自己的心量拓開，繼而做到襟懷天下、心繫蒼生。君王做好這三件事，教化纔能夠推廣到普天之下。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敬恭以從命。若是，則可謂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公曰：“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者，乃人之成名也，百姓與名，謂之君子，則是成其親為君而為其子也。”

孔子遂言曰：“為政而不能愛人，則不能成其身，不能成其身，則不能安其土；不能安其土，則不能樂天；不能樂天，則不能成身。”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夫其行己不過於物，謂之成身。不過於物，合天道也。”

這一段話說明哀公也很好學，哀公問孔子說：“請問什麼是敬重自身？”

對於一國之君而言，敬重自身就是要使自己修身有成，這樣纔能使江山事業代代相傳。所以孔子回答說：“國君發表錯誤的言論，民眾就會說不正當的話；國君如果做了錯誤的事情，民眾也會起而效法做錯誤的事情。國君的言論不可超越政令，行動不可超越規範。自己的言行不超越政令、規範，老百姓就會恭敬地聽從國君的命令。如果這樣，就可以說是能夠敬重自身了，能夠敬重自身就能夠成就雙親的名聲了。”

哀公又問：“什麼是成就雙親的名聲？”孔子回答：“所謂的君子就是成就了名聲的人，能敬重自身的人，百姓把它稱為君之子，就是君的兒子，這樣就使他雙親得到榮顯，使他的雙親成為君，這就是成就了雙親的名聲。”孔子隨後說：“治理政事而不能夠愛護民眾，就不能夠成就自身。不能夠成就自身，就不能夠安穩地擁有自己的國家；不能安穩地擁有自己的國家，就不能樂行天道；不能夠樂行天道，就不能夠成就自身。”

哀公問：“什麼是成就自身？”孔子回答說：“使自己無過錯於天下，就稱之為成就自身。無過錯於天下，就是國君的言行、思想都符合於天道，一個國君能夠做到這一點，那就是成就自身了。”

這說明作為一個好的國君，敬重自身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要求他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能夠成為社會大眾效法的榜樣，言行、舉止沒有過錯，不違背常理，而且還都符合於天道。所以要成為一個好的君主，就不能夠不好學，不能夠不學習經典，因為道都記在經典之中。

“人不學，不知義；人不學，不知道。”

如果不學習經典，不了解什麼是治國常理、常法，按照自己的意思喜好去治國，往往是背道而馳，那就是逆天者亡。

好，那我們今天就學習到這裏，不足之處，希望大家批評指正，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