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天繼續學習《孔子家語》，請看《王言》。

曾子曰：“道則至矣。弟子不足以明之。”

曾子說：“這樣的治國之道真是達到了極致了！只是學生愚鈍，還不足以明白其中的道理。”

孔子曰：“參，汝以為姑止此乎？”

孔子說：“曾參，你以為只是這些就夠了嗎？”

“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有法，必裂地而封之，分屬而理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

“裂地而封之”，“裂地”，就是劃分屬地。“封”，《說文解字》解釋：爵諸侯之土也。“裂地而封之”，就是劃分屬地分封給諸侯。“伏”，就是藏匿的意思。

古代聖明的君王治理百姓是有方法的，一定把土地劃分區域分封給諸侯，使其分別在自己的屬地進行治理。這樣一來，賢良之人就不會被埋沒，兇暴之徒也就無處藏身。

我們要知道，在中國歷史文化的語境中，“封”、“建”這兩個詞的意思是什麼？“封建”就是分封建國的意思。在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中說：“天子諸侯曰國，大夫曰家。”也就是諸侯所治理的區域稱為“國”；卿大夫治理的區域稱為“家”。所以“家”“國”都是表示一定的治理或管轄地域，在這個地域中有相似的政治架構和社會功能，只是大小級別不同，這就是所謂的家國同構。在中國古代典籍中，體現家國同構的文獻非常豐富。

比如在《易經•師卦》之中有這樣一句話：“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大君”就是指天子。“開國”就是建立諸侯，“承家”就是封為大夫，承受家邑。天子頒佈命令，封賞功大者，使之開國為諸侯；封賞功小者，使之承家為卿大夫。《象傳》又說：“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天子頒佈命令，是為了評定功績，進行封賞。封爵要根據功勞的大小，目的是為了使國家安定。因此開國承家，必須用君子，不能任用小人。因為小人不符合治國平天下的正道，必將使國家陷入混亂。

從這裏關於家、國的論述中可以看到，諸侯的屬地就叫“國”，大夫的屬地就稱“家”。所以說“家國同構”，這裏的“家”並不是我們現代意義上的家庭，而是指大夫所封的“家邑”，它和諸侯所封的“國”具有同樣的政治架構，承擔著同樣的治理、祭祀和教化等社會功能。所以對於“家國同構”的這個含義，不能夠誤解，更不能在誤解的基礎上對它進行錯誤地批判。

在這種制度下，每個諸侯管理多大的土地區域，每一區域又分封了多少大夫，每個大夫分封了多少家都一清二楚。在這種情況下，賢德的人就無處隱居，暴民也無處藏身。因為諸侯、大夫對於自己屬地，每家每戶的人口都瞭解得清清楚楚，無有遺漏。所以想隱居、想藏身都辦不到。

其實這種“裂地而封之，分屬而理之”的管理方式是一直承傳到今天。比如說我們整個國土分成若干省、直轄市，再分為自治區；像自治區和省之下又劃分成不同級別的市；市下面又劃分為區或者縣；縣、區下面又劃分成街道、鄉鎮；鄉鎮、街道下面又劃分為村或者社區等等。每一個村或者是社區有多少戶人口，每戶、每家有多少人也都是一清二楚。

我們在現代社會又借助於高科技，比如說手機登記掃碼，還有大資料的搜索，你是哪個社區的人，你現在住在哪里，也都是一清二楚。這種管理方式，在基層社會管理中，特別是在這次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過程中，可以說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有人把它稱之為網格化的管理，其實這種管理方式不是一天兩天形成的，都是在長期的社會歷史發展中，經過不斷地試錯、糾偏、改進和完善而形成的，一直延續到今天。所以歷史的經驗不容忽視，古聖先賢已經累積了五千多年的管理經驗、治理經驗，這是我們最值得珍惜和借鑒的寶貴財富。

特別是我們看到“暴民無所伏”這一句話，我們更加有感觸。在防疫的過程中，因為加強了社會基層的管理力度，結果很多犯罪分子、通緝犯都無處藏身，最後不得不投案自首。當然，這也從反面說明，在平時的時候，基層社會管理的效力沒有充分發揮出來。如果平時就加強基層社會管理，這些暴徒其實就不可能那麼長時間，安然地逍遙法外。所以下面就講了具體的方法，就是如何進行加強基層的社會治理，才在平時也能夠達到這種效果。

使有司日省而時考之，進用賢良，退貶不肖，然則賢良者悅而不肖者懼。

這個“省”就是視察的意思。再派有關官員每日去視察、經常考核；提拔任用賢良的人才；降職、罷免不賢德之人，這樣賢良之人就會喜悅，而不賢德之人就會懼怕。

這是一種舉薦和發現人才的制度。賢良之人，在百姓中都有好的口碑，這樣就被地方官進薦、舉用；不賢德的人，在群眾中口碑不好，人人也都知道他，就被貶退、甚至罷免。而且為了避免官員不作為、不舉薦人才，或者晉用自己的親戚朋友，和有連帶關係的人，或者給自己送禮的人，還有一項重要的連帶責任制度，那就是：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

這種制度自古以來就有了，比如說在戰國時期的典籍中就有了明確的記載。在《群書治要·屍子》一書中講到：“若能做到舉薦賢者有賞，舉薦不肖者負連帶責任，若是沒有能夠舉薦賢人，便把他稱為是無能之人。如此一來，人們就會多多地舉薦賢者，而且臣子如果立了大功，就一定追問誰是他的舉薦者，一同賞賜。如果犯了大過，也同樣追問是誰任用了他，連帶給以處罰。”這種獎懲制度和連帶責任制度，把能否薦賢納入官員的政績考核，而且是重要的考核目標。這樣就調動了官員薦賢的積極性，也使官員不敢隨便舉薦無德之人，形成“進賢退不肖”的良好政治風氣。 

在《漢書·武帝紀》中記載，漢武帝就曾下詔說：“十室人家的縣邑，一定有忠信之人；三人同行，其中一定有我可以向他學習的老師。但是如今全郡之中，卻連一位賢良之士都沒有被舉薦給朝廷，這是因為朝廷的教行沒有下達落實，而使得具有孝廉之行的君子向上進言的路途被阻塞。郡守、縣令是維護人倫教化的地方官，這樣將如何輔佐我瞭解下情、教化百姓、勉勵民眾、推行鄉里的教化呢？何況舉薦賢士會受到上等的賞賜，埋沒、遮蔽賢士會受到重罰，這是古代的原則。”於是，漢武帝就命令當時的有關官員討論，對那些不能舉薦賢良的郡縣官員應該如何處理。

這些官員經過討論，上書分析說：“諸侯向朝廷舉薦人才，首次推舉的人才，如果得當，就稱他為好德；第二次推舉得當，就稱其賢明；第三次推舉人才得當，便稱其有功。朝廷對他們進行崇高的獎賞。諸侯如果不向朝廷舉薦賢才，第一次被發現就貶爵，第二次削地，第三次爵位和土地全部削盡。勾結於下而欺罔君上的人要處死；諂媚於上而欺罔臣民的人要處刑；參與國政而不能造福於人民的要棄逐；身居要職而不能進諫賢才的要退位，這就是勸善懲惡的措施。今日詔書要求發揚先代帝王選賢舉能的傳統，令郡守、縣令推舉孝廉賢才，是為了教化人民、移風易俗。那些對舉賢詔令置若罔聞的官吏，當以不遵朝命論處。不能培養與發現賢才就是不能勝任其職，應該罷免。”這些上奏都被漢武帝所採納。

正是因為古人認識到了任賢選能的重要性，所以才有了連帶責任制，以保證能夠真正賢德的人被舉薦出來，而不是舉薦親私。這種連帶責任制也被後世所效仿，成為一項有效的薦賢保障制度。這種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官員不作為、不薦賢以及忌賢妒能、任人唯親等問題，這也是值得我們借鑒的。像我們現在很多的官員“帶病提拔”，本來都有問題了，還三番五次地受褒獎、受提拔，這都是要追究連帶責任的。下麵說：

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才能。

“鰥寡”，“老而無妻曰鰥”，所以叫鰥夫；“老而無夫曰寡”，所以稱為寡婦。也就是成年無妻或者無夫的人稱為鰥寡之人。“孤獨”，“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所以孤兒就是幼年沒有父親的人。“恤”：“振貧老曰恤”，就是賑濟貧窮的或者是老年的人，這個稱為“恤”。憐憫鰥夫寡婦；撫育、贍養幼年失去父母的孤兒和年老無子的人；體恤救濟貧窮困苦的人；誘導百姓孝敬父母、敬長愛幼；選拔賢能出眾的人才，這些都是地方官的職能，這也是要求地方官要關心幫助社會的弱勢群體，實現“天下為公，選賢舉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理想治理局面。

看到這句話就讓我們想到，如果地方官員都能夠負責盡職，把養老育幼的問題做好，把扶貧的工作做好，把孝悌的教育做好，把選賢舉能的工作做好，那麼基層社會是非常和諧、穩定的。就不會出現很多上訪的問題，更不會像西方社會，出現很多示威遊行的問題。

這裏也告訴我們，扶貧不僅僅是物質上的扶貧，給他物質上的照顧。如果不告訴他貧窮是怎麼來的，不教育他要靠自己的勤勞來致富，可能會讓他越扶越懶惰，越扶越沒有志氣，“等靠要”的習慣養成了。所以“扶貧先扶志”，更重視教育上的扶貧、精神上的扶貧。只有對那些弱勢群體，確實是身體有疾病或者是身體能力不足的這些人，才是給以照顧和體恤。

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于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

如果國家做好這七個方面，四海之內就沒有遭受刑罰的人了。身居上位者愛護屬下，就如愛護心腹；屬下愛戴居上位者，如同幼兒對於慈母。上下能如此相互親愛，那麼一下達命令，百姓就會遵從，一頒佈措施就得以推行。民眾感念君長的恩德，近處的人心悅誠服，遠方的人也會前來歸附，這便是政治的最高境界。

現在我們都在講“中國之治”，我們學了《孔子家語》，就知道歷史上最高的治理境界是什麼樣的了，四個字概括“中國之治”的特點，那就是“君仁臣忠”。“君”就是領導者，“臣”就是被領導者。領導者對被領導者仁愛、關心、教育，被領導者對於領導者回饋的就是忠心耿耿、竭盡全力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所以他是不忍心欺騙他們的領導。所以“不忍欺”才是最高的治理境界。這七個方面都與道德教化相關。

所以古代的社會治理，它特別重視人心的治理，特別是在基層社會治理中，要充分發揮教化的功能。這樣才能使人心向善，養老育幼的問題都得以解決；鰥寡孤獨、老弱病殘幼都得以照顧，社會安定和諧。所以，基層領導幹部作為和不作為，效果大不相同，而且如何作為也必須要有智慧。我們看到，現在習總書記宣導在基層建設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其實這個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就有點像古代的庠序，就是地方、鄉鎮所建的學校，它承擔著教導人們仁義慈悌道理的功能。人人都接受這樣的教育，這樣的話，這個地方社會風氣良善，違法亂紀的人就非常少，這也是特別值得提倡的。

田獵畢弋，非以盈宮室也；征斂百姓，非以充府庫也。“田獵”，就是打獵；“畢”，就是掩網的意思，是捕捉鳥兔的一種網；“弋”，夾註曰：“繳射也”，也就是把箭系在繩子上再射出去。打獵捕捉鳥獸，不是為了充盈宮室；徵收賦稅也不是為了充實國庫。到底是為什麼呢？

慘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多信而寡貌。

“慘怛”就是憂傷悲痛；“寡貌”就是質樸自然、不加矯飾的意思。而是以悲憫之心補給不足之人；用禮儀節度以減損有餘之人；重視誠信，不重視浮華矯飾。這就是告訴我們，要通過國家的宏觀調控來減少貧富差距，避免富者更富、窮者更窮。富的人就會驕奢淫逸，貧窮的人連溫飽問題都不能夠得以解決，就會鋌而走險，違法亂紀。

所以在《群書治要·說苑》中就記載，魏文侯問李克，刑法產生的根源。“刑法是為什麼產生呢？”李克回答說：“生於奸邪淫佚之行也”。他指出，刑法產生的根源在於人們邪曲不正的、還有放縱奢侈的行為。他說：“凡奸邪之心，饑寒而起；淫佚者，文飾之耗。……饑寒並至，而能不為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功，則國貧民侈。國貧民侈，則貧窮者為奸邪，而富足者為淫佚，則驅民而為邪也。民已為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為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源，人主不塞其本，而督其末，傷國之道也。”

李克認為，凡是奸邪這種念頭不是偶然產生的，都是因為饑寒交迫，不得已才引起的。而淫佚放縱的行為是因為耗神於文飾。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過分地關注於奢侈品，怎麼打扮得美貌，怎麼來進行裝飾。饑寒交迫而能不做奸邪之事的人是很少的。男女裝扮精美，並且以此互相誇耀而能不驕奢淫逸的人，也是未曾有過的。所以君主不禁止奇技淫巧，防止其氾濫，導致的結果就是國家越發貧窮，百姓越來越奢靡浪費。國家貧困、百姓奢侈，貧窮者為了謀求享受，也就去做奸邪之事；富足者則會放縱欲望，做出荒淫之行。這就是等於驅使著百姓去做壞事。百姓既已被驅向邪路做出壞事，又隨即用法令誅殺他們。這不就是像給百姓設下了陷阱一樣嗎？所以刑罰的興起是有根源的，君主如果不從根本上加以杜絕，而只從枝末上來禁止人們的惡行，這是“傷國之道”。

在《崔寔政論》中也有這樣一段話，“夫人之情，莫不樂富貴榮華，美服麗飾，鏗鏘眩耀，芬芳嘉味者也。晝則思之，夜則夢焉，唯斯之務，無須臾不存於心，猶急水之歸下，下川之赴壑。” 

人性和人情是不一樣的，人性是清淨無染的，它沒有任何的欲求，就像水一樣的清澈，沒有任何污染。但是人情，就是人的習氣、習染，確實喜歡榮華富貴，華美的服裝、漂亮的飾品、鏗鏘作響的音樂、炫人眼目的光彩，還有香噴噴的美味佳餚，這都是人情所喜好的。白天想著這些事，夢裏做夢，還是想著這些事，一心一意就想著吃喝玩樂，須臾都不離開自己的心。這就像水往下流，瀑布會往深谷裏流一樣，自然而然。

這段話我們可以看出，古人把人的欲望看得非常清楚，所以把“欲”比作深淵，欲是深淵，如果人對自己的欲望不加節制，任其發展，最後連自己也無法約束、控制自己。古人認識到這一點，所以就制定了“禮”來節制人們不合適的欲望，防患於未然。

所以古人很早就告誡我們，不要對自己控制自己欲望的能力太過自信。告訴我們要遠離那些不正當的欲求。“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不要看到那些可以產生欲求的東西，比如說美色等等。為什麼呢？看了之後容易沉溺其中不能自拔。

人克制自己欲望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要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鬥鬧場，絕勿近。邪僻事，絕勿問”。這樣就可以遠離污染，保持自己的清淨心。既然接受不了誘惑，就要懂得遠離，以保護自己。當然更高層的功夫是見了錢、見了美色等等引起人欲望的東西，他也不被沾染，那就是“百花叢中過，片葉不沾身”，但是這不是一般人能夠做得到的，對於普通人來說，還是以遠離為好。

在《崔寔政論》中接著說，現在市場上都賣華麗的工藝品，商家也賣僭禮的服飾，百工也都可以做奢侈品。人們看到這些能夠滿足自己欲望的東西，經受不住誘惑，肯定就會購買。而商人之流，家家戶戶都超級享受，奢靡無度。國家的政策一旦有了偏失，普天之下的人都會去追求奢侈浪費、違背禮儀的生活，這是時勢潮流驅使他們這樣做的，因而這是天下最讓人憂心的事情之一。這說明了人之常情，莫不喜好並追逐物質的享受。好了還想再好，奢靡還想再奢靡，所以競奢鬥富無有止境。如果任其發展，就會做出違背本性、越禮非分、乃至喪天害理的事情來。所以古人把“欲”比作深淵，提出要調理情感、節制欲望。

所以先王治理天下，“必明法度以閉民欲，崇堤防以禦水害”，也就是要通過禮法制度，限制富裕的人生活過分奢靡，並通過教育使人明白“成由勤儉敗由奢”的道理。從而教導富人把欲望、享樂調適在合理的範圍內，做到“富而好禮”。我們現在在反對奢靡之風，很多人說，要從制度上來設立一些好的制度，反對奢靡之風。我們現在提倡八項規定，對於黨員領導幹部的奢靡之風有了很大的約束力。但是對於商人，他們還是該怎麼浪費怎麼浪費，該怎麼享受就怎麼享受。其實中國古人很早就看到了這一點，所以就制定了禮來約束富人的這種過分奢靡的行為。也就是說你再有錢，但是你沒有達到一定的級別，或者沒有對國家建功立業，這樣的器物，這樣的東西，你就不能夠用。這其實就是一種從制度上避免奢糜之風的做法，但是我們認為這是封建的，這是落後的，把它當成封建的禮教加以排斥，加以批判。所以我們現在對於奢糜之風怎麼樣從制度上進行約束，並沒有想們出太好的辦法。下面我們再看：

其禮可守，其言可複，其跡可履。

他的禮儀可為遵守，他的言語可被力行，他的行為可為踐履效仿。為什麼呢？因為他所宣導的，自己首先先做到，這就是“上行而下效”。而我們當前道德教育一個不得力的重要原因就是很多人把道德教育理解為說教，也把它變成了說教。所以道德教育是說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忙起來不必要。也就是說，很少有領導能夠像重視經濟建設那個程度來重視道德教育。

其於信也如四時；其博有萬民也如饑而食，如渴而飲；

民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驗也。

聖王守信，就像四季交替那樣一定；聖王得到天下民眾的擁戴，就像餓了吃飯，渴了喝水一樣自然而然；民眾信任他，就像相信寒來暑往的必然規律一樣毫無疑慮，這裏就強調了“信”這個重要性。

孔子也說：“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強調民眾信任政府的重要性。如果人民不信任政府、不信任領導，那麼政府、領導所頒佈的政策就得不到擁護和配合，那就很難實行、並且取得良好的效果。所以歷史上曾使秦國強大的商鞅變法，要得到人民的支持，首先要做的就是“立木取信”，要取信於民。

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習總書記他在講話中強調：要始終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擺在第一位。正是因為這個講話精神，使得中國人民對於政府擁有了足夠的信任，所以萬眾一心，眾志成城, 積極配合政府的各種防疫舉措。這和西方國家，民眾對政府的號召不屑一顧，產生了疑慮、質疑，甚至以暴力對抗的形式來反對政府的抗疫措施，就形成了鮮明對比，而產生這個反差的重要原因就是人民對政府的信任不同。

如何贏得民眾的信任呢？

《群書治要·中論》中講：“欲人之信己，則微言而篤行之；篤行之，則日用久；日用久，則事著明；事著明，則有目者莫不見也，有耳者莫不聞也，其可誣乎？”

如果為政者想要人們信任自己，即使是許下一個小的承諾，也都要盡力實現。真正兌現自己的承諾，效果才會越來越長久；效果日益長久，事情就會更加清晰；事情清晰就會有目共賭、有耳皆聞，誰還能夠歪曲事實呢？

所以為政者要取信於民，就要做到“微言而篤行之”，並且久久為功，持之以恆。不僅只有言辭的承諾，更要靠實際行動來信守承諾。

在東漢，有一個“郭伋候亭”的故事，他就是一個“微言而篤行之”的典範。郭伋在做地方官的時候，一次巡行外出，路過了美稷，看到幾百個孩童，騎著竹馬在道路上迎拜。

原來這些孩子聽說他要路過，特地從很遠的地方趕來歡迎。郭伋向孩子們道謝，並且約定回來的時間再見面，就把自己歸期告訴了孩子們。但是他回來的時候，卻比預定的日期早了一日，於是怎麼樣？他怕失信于孩子們，於是就在野外的亭棧住了一天，到了約定的日期，才又進入美稷。

你看這個郭伋，他身為地方官，對於孩童們都信守承諾，可以說做到了一諾千金，所以深得百姓的信任與愛戴。

中國在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和 “一帶一路”的倡議之初，也有一些西方國家質疑、猜測中國提出這些理念背後的政治企圖。但是中國繼續以誠待人，與世界各國積極展開互利合作，加強國際援助，堅持走共同繁榮之路。特別是在防控新冠疫情這個過程中，中國在國內疫情防控依然嚴峻的形勢下，仍然無私提供援助、捐贈醫療物資、派駐醫療隊，充分體現了 “四海之內皆兄弟”的仁愛情懷，還有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的擔當精神。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對世界各國雪中送炭的實際行動，讓世界人民看到了中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誠意，相信也會感召越來越多的國家，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而攜手努力。

那麼要使人信任自己，為政者必須首先自己率先做到誠信，這樣才能夠帶動整個社會朝著良善的方向去發展。所以《群書治要·傅子》中也說：“夫信由上而結者也。”誠信是由上位者來締結的。君主以誠信的言行、態度教導臣子，臣子就會以誠信來忠於君主；父母用誠信的身教來教誨子女，子女就會用誠信孝順父母；丈夫以誠信對待妻子，妻子就會用誠信順承丈夫。在上位者如果能夠依循倫常大道，來教化在下位的人，民眾自然會順從常道而順應上位者。如此上行下效，還有不被教化的人，一百個人中也找不到一個。所以“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上行下效的效果，就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一樣迅速有效。

所以，《群書治要·文子》中也說：“信，君子之言也。忠，君子之意也。忠信形于內，感動應乎外，聖賢之化也。”

對於一個國家的領導者來說，講求信用也是至關重要。在《群書治要·孫卿子》中說：“齊桓、晉文、楚莊、吳闔廬、越勾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強殆中國，無他故焉，信也。”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闔廬、越王勾踐，都原本是身處偏僻、狹小之地的國君，但是後來卻威震天下，使那些中原諸國都感受到威脅，並不是因為別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能夠講求信用。“是所謂信立而霸也。”這就是所謂的建立了信用，所以會稱霸于諸侯。

反之，“不務張其義，濟其信，唯利之求，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內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不致力於伸張其道義，成就他的誠信，唯利是圖，在內不顧後果地來欺詐人民，追求小利；對外不顧一切地欺詐與他結盟的國家，追求大利。在內不好好地治理自己已經擁有的國家，而常常想侵佔別人所有的國家。如果這樣，他的臣子和百姓就沒有不以欺騙之心來對待君主的。君主欺騙臣民，臣民也欺騙君主，就必然導致上下分崩離析。這樣做的結果就是：敵國會輕視他；與他結交的國家會懷疑他，權術陰謀日漸猖獗，以致國家不可避免地出現危機以至滅亡。從這裏可以看到，導致一個國家衰亡的原因，在於“多行不義必自斃”。如果一個國家的領導者不遵行仁、義、禮、智、誠信這些治國的常理常法，而是專門靠玩弄權術、陰謀來治國，必然害人者終害己。所以中國古人特別強調了這個“信”字，因為“信立而霸也”。

我們看西方國家的兩黨制或多黨制，使得政黨頒佈政策、採取措施，都是從本政黨以及與政黨相關的少數人的利益為根本出發點。正是這種偏私的存在，使得實行兩黨制或多黨制的國家，它難以得到最廣泛的民眾支持。而中國，是中國共產黨代表了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以“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為自己的執政理念，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自己的根本宗旨，所以它能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在抗疫的過程中，也形成了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的局面，使得中國的抗疫迅速取得成效，充分彰顯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這也是繼承了中國傳統的政治制度的結果。

所以中國古人他認識到取信於民對於國家治理的重要性，所以也從各種制度上保證為政者做到取信於民。他的一個重要的制度就是讓辦政治的人必須讀聖賢書，也就是辦政治必須任用讀書人，從制度上落實“學而優則仕”。

我們知道中國古人所讀的書都是聖賢書，所以從小耳濡目染的是聖賢教育的薰陶。比如說在《論語》中就多次強調了“信”的重要性：“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裏行乎哉。”這些都為讀書人日後從政，做到取信於民奠定了基礎。特別是在隋唐之後，開始了科舉制選拔人才。科舉制有很多科目，其中一個重要的科目就是明經科，主要的內容就是儒家經典，而經典中所強調的是“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的智慧，記載的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治國之道，彰顯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經驗和教訓。把這些經典作為學習和考試的內容，就形成了古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政治抱負，“位卑未敢忘憂國”“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愛國情懷，“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氣，“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獻身精神，所以，歷史上也湧現了一大批優秀的人才。所以這種教育和選人制度，都把德才兼備的人選拔到領導的位置上，具有“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顯著優勢。

與中國古代的選賢舉能的制度相比，西方的兩黨制或多党制的民主競選，基本都是採取了相互攻擊、自贊毀他的方式。候選人都把對方候選人和黨派的這些領導人的醜事公佈於眾，這就降低了人們對國家執政者，還有他的政黨的信任。而總統候選人為了獲得選票，在競選中不惜花言巧語，許下了博取選民支持的承諾，但是在選上總統之後，又無法兌現他的承諾，所以這些諾言就不了了之，這就進一步喪失了信用。這就是為什麼很多國家可以複製中國的抗疫措施，但是卻不能夠得到民眾的配合，不能夠取得相應的效果。

所以，孔子說：“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只要人民信賴政府，雖無足食，仍可與國家共患難；如果去了民信，縱無外患，也有內亂，則國家不能安立。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政府之所以能夠取信於民，在抗疫過程中表現出很強的執行力，這是中國抗疫取得階段性重要勝利的關鍵，也是繼承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重視取信于民的傳統。

故視遠若邇，非道邇也，見明德也。

這個“邇”，就是近的意思。所以民眾看遠處的國君，好像覺得君主就在身邊，這不是因為離君王的距離很近，而是四海之內都能夠感受他的明德，也就是說，他的這種德政惠及了四海的人民，雖然四海的人民離他很遠，但是都能夠感受到他德風的滋潤。

是故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王之守，折沖乎千里之外者也。

所以，聖王不動用武力就有威嚴；不必惠施財利，臣民就會親附，這就是聖明君王守衛國家能禦敵於千里之外的道理。

曾子聽了之後，接著問：

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

這個“至禮”就是最高境界的禮。

孔子就是在這裏進一步為曾子講解了治理天下的最高境界，也就是“三至”。“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高的禮不需要講謙讓，天下就能夠得到治理；“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最高的獎賞不需要耗費資財，天下之士都喜悅；“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最高境界的音樂，不需要發出聲音，就能使天下的百姓感到滿足而和睦相處。如果明智的君主能夠認真地實行這“三至”，天下的君主都會知道他的名聲，天下的士人都可以做他的臣子，天下的人民都可以為他所使用。

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也？

曾子聽了之後，還是不太理解，於是問道：“您這句話是什麼意思，能不能再詳細解釋一下？”

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既知其實，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明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

這就是“三至”。孔子說，古代明智的君主對於天下賢德之士的名字都很瞭解。比如說，現在有一些企業家在各自的企業落實《弟子規》，不僅自己企業變成了幸福企業，還無私無求地向社會大眾義務辦班，來推行倫理道德的教育。這些人對於社會風氣轉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對於這樣的人，就要知道他們的名字。

“既知其名，又知其實”，僅僅知道他們的名字還是不夠的，還要調查一下他們是不是名實相符、是不是名副其實。因為很多人特別喜歡做宣傳，名聲很大，但是不一定有真才實德，所以只是聞聽到他的名聲還不夠，還要調查一下是不是名實相符。

“既知其實，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知道他們確實所做的事名副其實，確實是不為名、不為利，就是無私奉獻，目的就是使人們看到傳統文化教育的效果，讓人們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對傳統化升起信心。相信人是可以教得好的，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依然是適用的。知道了這樣的事實，就要以“天下的爵位”來尊重他，就是要給他一定的名位。雖然這些人做好事不圖名、不圖利，但是如果國家能夠尊重他們，給他們一定的名位，必將帶動一種尊賢的風氣，引導大家向他們學習。“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這就是最高的禮不需要講謙讓，天下便能夠得到治理。

“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用天下的俸祿，使這些賢德之士都富裕。國家越是認可、承認、激勵那些為國家建功立業的人，整個社會就越知道向他們學習，越去做利益國家、社會大眾的事情。如果一個人越是謙讓，國家越是忽視他，這樣的結果，就會導致“不哭的孩子沒奶喝”，結果就是大家就要靠著哭和鬧，去換得自己的正當權益，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這不是鼓勵人們去上訪嗎？所以越是謙讓，越要得到鼓勵；而越是去爭，越要考慮是不是要給他應有的權益。這個權益不應該給，他即使是爭，也不能夠給；如果這個權益應該給他，他不爭，也不能夠忽視他。“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這就是最高的獎賞不需要耗費太多的資財，天下的賢良之士就會非常喜悅。

“如此則天下之明譽興焉”，如果領導者做到這些，那麼天下讚歎的聲音自然就興起來了。人們都讚歎你、佩服你，當然也願意配合你領導的政策。“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這就是至高的音樂，不需要奏出聲音，天下的人民都能和睦相處，都能夠和諧。

這種治理境界當然是非常理想的、人人嚮往的，但是關鍵在什麼地方呢？關鍵就在於領導者賢明，能夠知人善任，能夠任用賢德之士。這樣就不需要花費力氣，就可以使天下太平；也不需要耗費資財，天下的賢士都因各得其所而喜悅。如果賢德之士在位，他們言傳身教，就會使人民受到良好的教化，彼此和諧相處，人民也會為國君所用。這個治理的境界聽起來很容易，但是落實起來卻很難。為什麼難呢？因為君主任用賢德之士，存在著很多的難處。

在《群書治要·申鑒》之中就把任賢的難處總結為十個方面。換句話說，君主如果不能夠克服這十個難處，賢德之人就不能夠得到任用，也就不能夠達到最好的治理效果。哪十重難處呢？

“一曰不知。” 就是不知道誰是真正的賢明之人，沒有“知人之明”“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這都說明“知人”實際上很不容易。

在《論語》中，有一段專門解釋什麼是“士”，就是孔老夫子的弟子子貢來問：“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實際上也是告訴我們，怎麼樣去辨別不同層次的人才。孔子說：“行己有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士”一定要非常有羞恥心，他自己的行為都要符合仁義道德，不違背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如果一個人沒有羞恥心，結果就是做什麼事都無所謂，久而久之，就墮落得離禽獸不遠了。所以孟子說：“恥之於人大矣。”“恥”為什麼對人如此的重要？“以其得之則聖賢，失之則禽獸耳。”如果一個人沒有羞恥心，特別是做老師的，“學為人師、行為世範”的人，這個“恥”就更重要了。如果行而無恥，那就不堪稱為“人師”。有羞恥心，進而就能夠改過自新，“知恥近乎勇”，勇於改過，他就能夠成聖成賢，退也不失為君子。“使于四方，不辱君命。”這樣的士人接受了國家的任務，出使任何國家，都不會給自己和他的國家丟面子，“不辱君命”，不會辱沒他君主的使命，讓他的君主也沒面子。

子貢可能覺得這是一個很高的標準，於是他就問：“敢問其次。”孔子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悌焉。”在宗族裏邊、在鄰里鄉黨之中，人人稱他是個孝子，而且能做到兄友弟恭，這個德行也是相當不錯的了，這種人也可以稱為士人。

子貢又問：“敢問其次。”再退一步怎麼講呢？孔子說：“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說話講誠信，做事很堅決，不能夠知而不為。所以學習聖賢教誨也要真幹、真落實。“硜硜然”就是形容石頭碰撞時發出的聲音，表示不改變的意思，就是矢志不渝、鍥而不捨。“小人哉”，這裏的小人是從德行意義上的小人，雖然沒幹什麼大事，但是也能夠做到謹守道德仁義，這樣也不失為一個士人。當然這樣的之所以被稱為“小人”，是因為他一味地守信，但是不懂得權變，就像有一個叫尾生的人，他和女子約會，結果女子沒有來，卻來了大水，他卻抱著橋柱，死死地不肯離去，最後被大水給沖走了，自己的命也丟了。這樣的人為了守信而不懂得權變。

孔子講了這三個層次的士人，即使是第三等的士人，也有堅持真理、鍥而不捨的精神，還有知行合一的做法。雖然不能夠兼善天下，至少也能夠獨善其身，這樣的人才夠得上士的資格、士的標準。所以，第一要知道各種人，他的德行層次在哪里，要知人善任。

“二曰不求。”就是不知道用心地去求取人才。《傅子》說：“夫聖人者，不世而出者也。賢能之士，何世無之。” 聖人確實不是世代都有的，古人說“五百年而有王者興”，五百年才有一位聖王出現。但是賢德之士、有能力的人，哪一個時代沒有呢？既然有，為什麼領導者卻得不到人才？

《傅子》中這樣說道：像虞、舜、文、武這樣的聖人，他們想實行王道，賢臣就出來輔佐他們；桓公想稱霸天下，管仲這樣的臣子就出現了；秦孝公想富國強兵，商鞅這樣的法家人物也來輔佐他們了。所以，“欲王則王佐至，欲霸則霸臣出。欲富國強兵，則富國強兵之人往。求無不得，唱無不和，是以天下之不乏賢也，顧求與不求耳，何憂天下之無人乎？”天下並不真正缺乏人才，如果想稱王天下，輔佐稱王的人就出現了；如果想稱霸天下，助力稱霸天下的臣子就出現了；如果僅僅想富國強兵，幫助你富國強兵的人也就來到了。只要求，沒有求不到的。至聖的明王一旦宣導，天下的賢人自然會應和。天下並不缺乏賢才，只看求與不求罷了，怎麼還憂愁天下沒有人才呢？

在《韓詩外傳》中也記載了一個故事。晉平公到河裏去遊玩，玩得很開心，他就說：“怎麼樣才能讓賢士和寡人共用這種快樂呢？”划船的人一聽到，馬上就跪下了，他說：“君主不喜歡賢士罷了。”為什麼說他不喜歡賢士呢？“珍珠產自大江大海，玉器產自昆侖山，它們都沒有長著腳，但還是來到了我們的國家，為什麼？因為大王您喜歡它們。現在有賢士，賢士還長著腳，卻沒有來到我們國家，說明什麼？是因為君主您沒有真正喜好賢士的意願，怎麼擔心沒有賢士呢？”

晉平公聽了之後就說：“寡人的食客，門左有一千人，門右有一千人。早晨的食物不夠吃，就派人晚上去徵收賦稅；晚上的食物不夠吃，就派人早晨到市場上徵收賦稅。怎麼說我不喜歡賢士呢？我養了這麼多的食客！”划船的人說：“鴻鵠一振翅能夠飛翔千里，所依靠的是翅膀上六條強勁有力的莖羽，而背上的粗毛、腹下的細毛增加一把，也不會讓它飛得更高；減損一把，也不會讓它飛得更低。君主現在的食客，不過是背上的粗毛、腹下的細毛罷了。”意思是說，真正有用的賢德之人少之又少。《詩經》中也說，謀劃的人太多，事業不能成功。所以不管是一個國家、還是一個團隊、一個企業，並不是人越多越好，而是真正賢德的、有能力的人越多越好，這才是古人所說的“千軍易得，一將難求”。

能否求取賢才，關鍵在於領導者對於賢才是否有恭敬、禮遇、真誠的態度。所以禮敬賢才、尊敬賢才也是評價領導者賢明的重要標誌，也是一個領導者能否建功立業的根本保證。

所以在《屍子》中說：“下士者得賢，下敵者得友，下眾者得譽。故度于往古，觀于先王，非求賢務士，而能立功于天下，成名於後世者，未之嘗有也。夫求士不遵其道，而能致士者，未之嘗見也。”禮賢下士的人才能夠得到賢才；能夠對敵人禮敬的人可以化敵為友；能夠對眾人禮敬的人可獲得眾人的稱譽。縱觀整個歷史發展和古代聖王的治國經驗，如果不依靠賢才，沒有哪個先王可以立功于天下，成名於後世的。如果君主沒有按照正確的道路來求取賢才，賢才也不會招致而來。這說明什麼呢？說明要求取賢才，領導者真誠、禮敬的態度非常重要。這是第二點。

“三曰不任。”就是不能夠任用賢德之士。在《中論》中記載：“凡亡國之君，其朝未嘗無致治之臣也，其府未嘗無先王之書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他說，即使是末代的亡國之君，他的朝廷裏也不是沒有可以使天下大治的臣子；他的府庫中也不是沒有聖賢的典籍，但是最終還免不了滅亡，什麼原因？雖然有賢德的臣子，卻不被重用；雖然有聖賢典籍，但是卻（被）束之高閣，“其賢不用，其法不行也”。雖然有賢德人，但是沒有被君主重用；雖然有治國的方法策略，也沒有被君主推行。這就是“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所以不能夠重用賢德。

對於賢德的人，一定要重用，對於不賢德的人也要寬容。就像中行氏那樣，如果有了賢德的人卻不能重用，有了不賢德的人卻不能罷免，就很難治理好國家了。

《六韜》中列舉了七種賢者不被重用的具體原因。哪七種情況下，雖然有了賢才，但是卻不能夠被國君重用呢：

第一，“主弱親強，賢者不用。”君主弱小，他的親屬勢力強大，權利無法集中于君主的手中。即使有了賢德之人，也不能被君主重用。

第二，“主不明，正者少，邪者眾，賢者不用。”君主不夠明智，而且身邊正直的人少，邪曲不正的人多，進獻讒言的人多，這樣賢德的人也不會被重用。

第三，“賊臣在外，奸臣在內，賢者不用。”賊臣在外誹謗，奸臣在內進獻讒言，賢德的人也不會被重用。

第四，“法政阿宗族，賢者不用。”法律政策都是偏向于自己的親戚，最後導致任人唯親，而不是任人唯賢，這樣賢者也得不到重用。

第五，“以欺為忠，賢者不用。”把欺騙自己的人當成是忠臣，賢者就不會被重用。

第六，“忠諫者死，賢者不用。”忠臣發現國君有錯誤，不惜犯顏直諫，指正他的過失，但是君主卻喜歡諂媚巴結、阿諛奉承，厭惡直言不諱的人，這樣他不僅不會獎賞忠臣，反而會致賢臣於危險的境地，這樣賢臣也不會得到重用。

第七，“財貨上流，賢者不用。”也就是財貨都流到上面去了。說明什麼呢？說明在位者都是貪財好利，而賢德之人最大的特點就是不自私自利，沒有貪財好利之心。君主有這種喜好，賢德之人當然不會得以重用。古人把這些賢德之人不能夠得到重用的原因都一一列舉出來，警示後代的領導者要引以為戒。

“四曰不忠。”雖然任用了賢德之人，但是不能夠善始善終。在《典語》中把君主和臣子之間的關係做了一個形象的比喻：“夫君稱元首，臣雲股肱，明大臣與人主一體者也。”古代的人把君主比喻為頭腦，把臣子比喻為大腿和胳膊，也就是四肢。這說明什麼呢？大臣和君主之間的關係就像一個身體一樣，就像頭腦和四肢的關係一樣，誰也離不開誰，互相配合，互相信任。

“堯明俊德，守位以人，所以強四支而輔體也。其為己用，豈細也哉？” 譬如堯帝，能夠明瞭、辨別德才兼備之人，並且讓德才兼備的人擔任官職。這樣就如同強健了四肢，也必然能夠輔助身體，對自己的幫助怎麼會小呢？

“苟非其選，器不虛假”。“假”，授予、給予的意思。假如一個人不符合選拔的標準，不是合適的人才，就不要白白地授予他官位。“苟得其人，委之無疑。”如果真正得到了德才兼備的人，就要任用他，沒有懷疑。“君之任臣，如身之信手。臣之事君，亦宜如手之擊身。” 君主任用臣子就像身體信任他的手一樣；反過來臣子事奉君主，也就像手觸摸他的身體一樣。

“安則共樂，痛則同憂。” 他們同享安樂、共同患難，是一體的關係，誰也離不開誰，怎麼能夠互相懷疑呢？這段說明君主與臣子的關係，應該是頭腦和四肢的關係，相互信任，沒有任何的疑慮之心，只有這樣任用賢才才能夠善始善終。任用賢才不能夠善終原因就在於對賢才起了疑慮，不能夠完全信任。

“五曰以小怨棄大德，六曰以小過黜大功。七曰以小短掩大美。” 這三條都是在講，求全責備。

《袁子正書》中說：“故凡用人者，不求備於一人，桓公之于甯戚也，知之矣。”凡是君主用人、領導用人，都不能對人求全責備。齊桓公和甯戚的故事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甯戚想去齊桓公那裏求得官職，事奉桓公，但是他窮困潦倒，沒有辦法舉薦自己。於是他就為那些走商的人駕車，終於來到了齊國，晚上住在城門之外。這個時候，齊桓公正好到郊外去迎接客人，晚上開了城門，讓趕車的人都回避。甯戚正好在車下喂牛，看到齊桓公，趕緊敲響牛角，唱起了淒厲的商歌。桓公聽到歌聲後說：“這個唱歌的人可不是一個平凡之人。”從這裏也可以看到，桓公也了不起，他聽一個人唱歌的歌聲，就知道這個人不平凡。於是，桓公就命令把甯戚載進城去。

齊桓公返回國內，甯戚來求見，勸說他要統一整個國家。第二天，甯戚又來求見，勸說他要稱霸天下。齊桓公聽了他的進諫，非常高興，就想任命他做官，委以重任。但是這個時候，群臣提出了不同意見。有人說，這個人是魏國人，魏國離齊國也不遠，不如派人去打聽一下，如果他確實是一個賢才，又有德行，再任用他也不遲。桓公說：“你講得不對！如果去打聽他，恐怕他會有小的過惡。因為他有小的過惡就忘記了他大的好處，這是君主之所以失去天下賢士的原因。而且人才本來就是難以用尺度去衡量的，並非十全十美，我們只要用他的長處就可以了。”所以桓公就沒有派人去打聽甯戚的為人，而是對他委以重任，封他為卿。正是因為桓公對於甯戚這個舉動很得當，對他很信任，沒有懷疑，所以得到了賢士，能夠稱霸天下。從這個故事中，讓我們看到大多數一般人都不是聖賢人，都有一些小的過失、不足、缺點，如果希望人沒有任何瑕疵是辦不到的，所以任人不能夠求全責備。

《文子》中也說：“今人君之論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細行而求其不善，即失賢之道也。”現在，當君主評論臣子的時候，不在意他大的功勞和貢獻，而在他細小的行為上作文章，挑剔他小的不善、小的錯誤，這是失去賢士的原因。“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有大譽，無疵其小故。” 所以一個人有很高尚的德行，就不要在他細小的行為上作文章；一個人有很大的聲譽，就不要在小的不足上去挑剔。這都是提醒我們，人無完人，要想求取一個十全十美、一點錯誤都不犯的人，是很難找到的。

《文子》中說：“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責備于一人。” 從歷史上看，從古至今沒有十全十美、德行無可挑剔的人，所以君子不求全責備于任何一個人。後面還作了兩個很好的比喻：“夫夏後氏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能無穢，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惡妨大美也。”夏禹佩戴的璧玉，也不是沒有瑕疵的；夜明珠也不是沒有污點的。但是天下人仍然認為它們是寶貴的東西，不以小小的瑕疵來妨礙它們的大美。“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長，而欲求賢於天下，即難矣。”如今只記著別人的短處，而忘記了他的長處，還想在天下求取賢才，這是難上加難呀！

可見，即使是很珍貴的璧玉、夜明珠，也都不是沒有瑕疵的。如果我們對人求全責備、過於挑剔，就很難求得賢才。

古人說：“任人之工，不強其拙。” 任用人才只要任用他的特長之處就好，不強求他做不到的地方，這是任人的大綱。這都是提醒領導者任人不能夠求全責備，否則也會失去賢才。

“八曰以幹訐傷忠正。” 在《群書治要·劉廙政論》中說：“自古人君，莫不願得忠賢而用之也。既得之，莫不訪之於眾人也。忠於君者，豈能必利於人，苟無利於人，又何能保譽於人哉？”自古以來，做君主的沒有不想得到忠賢之士而任用的。但是得到這些忠賢之士後，卻又不免去向眾人調查，問一問這些忠賢之士究竟如何？忠於君主的人哪里能夠事事都有利於他人呢？如果有一件事得罪了人，沒有為人帶來利益，怎麼能夠讓眾人都稱讚呢，如何在眾人中都得到好的名聲呢？

如果君主自己不賢明，就不知道什麼樣的人是忠賢之士。即使得到了忠賢之士，忠賢之士已經來輔佐他了，君主也會懷著一種猜疑之心，向眾人再去調查。而這些人又不一定都是賢德忠正之人。奸邪之人就免不了會對賢德之人有一些偏頗的言論和評語。如果君主聽之任之，就會對忠賢之士產生懷疑，從而不予重用。

《體論》中也記載：“使賢者為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慮之，與愚者斷之；使修士履之，與邪人疑之，此又人主之所患也。”這句話說得特別好。任命了賢德之人做事，又讓不賢德的人來議論他；讓有智慧的人來謀劃，卻又讓愚鈍的人來決斷；讓有修為的人去履行某一件事，卻又讓奸邪之人去懷疑他，這也是君主經常犯的錯誤。正是因為君主對於賢德之人不能做到用而不疑，經常產生猜疑之心。結果使得賢才不能夠充分施展才華，這也是失去賢才的一個重要原因。

“九曰以邪說亂正度。”以邪說擾亂了正規的法度。這個法度就是指治國的常理常法，也就是“五倫”“五常”“四維”“八德”等等。

我們在前面講過，孔子去魯國做司寇，上任了幾天，就把少正卯給殺了。為什麼呢？就是因為少正卯“言偽而辯”，他的言辭偽詐，但卻能言善辯，所以別人爭辯不過他。但是他講的又都是邪說，不是正道，這樣會擾亂民心，使人心迷惑。這就是“以邪說亂正度”。對於這樣的人，就只好把他殺掉了。實際上，如果不讀聖賢書，人經常把錯的看成是正確的，把邪的也看成是正當的。

我們看《群書治要》中就有記載，有人把製造出來的酒來獻給禹王，禹王品嘗之後怎麼說的？他說：“以後肯定有人因為飲酒而亡國、喪身的。”所以對於飲酒這件事要特別謹慎。飲酒引起很多的過失，所以古人告訴我們：“酒以成禮，不繼以淫”。這個酒點到為止，就是為了完成禮的，不能喝個沒完沒了、喝得酩酊大醉。特別是領導幹部，喝多了，吐了一地，又胡言亂語，失去了領導的威儀。所以酒的害處是非常大的，但是因為不讀聖賢書，現在酒的廣告鋪天蓋地、到處都是。這個其實也都是分不清哪一個正、哪一個邪；哪一個善、哪一個惡；哪一個是、哪一個非所導致的，所以讀聖賢書就特別的重要。

“十曰以讒嫉廢賢能。”就是因為讒言、嫉妒而廢棄了賢能之士。這也是一般領導者常常遇到的問題。

在《戰國策》中，我們知道有一個“三人成虎”的故事，講的就是這個道理。魏國大臣龐蔥，很受魏王的器重。有一次，魏國的一位世子要到趙國去做人質，魏王就派龐蔥陪同他一起去。這說明魏王對龐蔥能力非常認可，而且對他也是信任有加。龐蔥確實非常有智慧，他知道國君很容易受左右人的影響。如果左右的人進奉讒言，久而久之，國君可能就不信任他了，所以在臨行之前，他特意向魏王講述了一則寓言。

他說：“大王，如果有人對您講，大街上有一隻老虎在逛，您會相信嗎？”魏王想都沒想，哈哈一笑說：“寡人當然不信，老虎招搖過市，這種事情怎麼可能會發生呢？”龐蔥接著問道：“如果又有一個人從街市上回來了，告訴大王說，街上有一隻老虎，這回大王相信了嗎？”魏王猶豫了一下，說：“這就難說了，得考慮一下才行。”龐蔥繼續問：“如果第三個人也這樣說，大王會信嗎？”這一次魏王肯定地點了一下頭，說：“如果三個人都跑來這樣講，那肯定是真的了。”

這個時候龐蔥就說：“街上怎麼可能有老虎啊？街上沒有老虎是事實，那些說街上有老虎的人，只是在互相傳謠而已。可是大王您為什麼會相信？就是因為說的人太多了，所以大王才相信。而我現在和世子要到趙國去做人質，趙國遠離魏國，比從這到大街的距離不知道遠多少倍。大王對我們在那裏的情況肯定不清楚，而假如這個時候有人進讒言、誹謗我們的人又不止三個人，大王可能就會懷疑我們。希望大王能夠明察。”魏王聽了之後說：“我明白了，我知道應該怎麼辦。”

於是，龐蔥告辭，陪著世子到趙國去做人質了。但是他走之後，誹謗的聲音很快傳到了魏王那裏。結果當世子結束了人質的生活，回到魏國的時候，龐蔥再也見不到魏王了。說明什麼呢？魏王已經不信任他了，也不想任用他了。從這裏我們看到，讒言的力量是多麼的可怕，即使魏王已經提前受到提醒，做過預防，但是仍然抵不過讒言的氾濫。

古人說：“讒言止于智者”。作為領導者，要明智，要知道“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一個真正有德行的人，真正希望我們團隊和諧的人，是絕對不會故意製造矛盾、影響人際和諧的。所以人要不聽信讒言，臣子才能不受災殃。當然，父子、夫婦之間也要能夠不聽信讒言，才能夠相保如初。

聽信讒言的原因在哪里呢？魏王也知道不能聽信讒言，但是他最終為什麼還是聽信了呢？原因就在於“讒不自來，因疑而來”。讒言不是自己來的，就是因為自己先有了懷疑，才會感召讒言來。“間不自入，乘隙而入”，離間的話也是乘隙而入，是因為人與人之間有一些嫌隙、誤會，所以離間的話語才容易聽得進去。所以古聖先賢提醒我們，要“反求諸己”，要檢討自己是否疑心太重，對身邊的人有成見、有嫌隙，才使得讒言乘機而入。

讒言一般都是出於嫉妒之心，一般人之所以會因嫉妒而進讒言，也是因為不明了因果，不知道嫉妒會給自己招致嚴重的惡果。所以《易經》中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這句話我們要時刻的記在心裏，時刻的提醒自己。

“君子樂得做君子，小人冤枉做小人。”君子看到別人做事，特別是做善事，自己去隨喜讚歎，別人做的善事，自己也有一份功德在其中。如果別人做善事，生怕別人做的影響、聲名超過了自己，而無端地去障礙、譭謗，結果別人應該做的善事，也不會因為你的障礙做不成，反而給自己招來禍患。所以嫉妒心讓人心理失衡，還容易導致怨恨，甚至因此做出一些誹謗、傷害他人的行為，這種心態都是歪曲的心態。正常的心態就是《太上感應篇》中所說的：“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如果見人之得，如己之失，見人之失，如己之得，這個人的心就已經扭曲了，不正常了。

所以我們從這裏可以看到，治國的道理說起來很簡單，只要秉持“修身為本、教學為先”的原則就可以了。但是這個原則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卻是難上加難。

比如說，我們修身，就要克服自己的習氣，戒除貪、嗔、癡、慢、疑。這五個方面只是一個“貪”字，就很難克服。比如說貪財、貪色、貪名、貪利、貪吃、貪睡，只要有一個沒有放下，戒貪就不能夠圓滿；還有瞋心，看人不滿意、看人嫉妒，還有生氣等等，這都是“瞋”心；愚癡，就像動物一樣，吃了睡、睡了吃，不明理，不知道“生所從來，死所去向”，這都是愚癡的反應；傲慢，還有懷疑，所以修身不是那麼容易的。把這一個“貪”字能夠克服掉，也需要十年、二十年的功夫。所以，道理說起來都容易，但是落實起來卻非常的難。

再看“教學為先”，就是要尊重賢德之人。但是賢德之人雖然有，如果遇不到明君，也很難被重用。所以在重用賢才方面，還要排除這十重難處，才能使賢人聖人受到重用。

比如說，孔老夫子是聖人，他在世的時候，就曾周遊列國，希望把自己良好的仁愛學說傳播天下，為哪一個國君所採用，把他的國家治理好，為天下人做出一個良好的示範，讓天下人都來學習，但是卻遭遇了重重的困難。當孔子到達楚國的時候，楚昭王本來都想任用孔子了，為了表示自己對孔子的誠意，還想把方圓七百里的土地封給孔子。但是這個時候，令尹子西就來進讒言了。他說：“大王您看，在您出使諸國的使臣之中，有沒有像孔子的弟子子貢這樣的人才啊？”楚昭王一想，搖了搖頭說：“沒有。”子西又問：“大王的相國之中，有沒有像顏回這樣德行高尚的人？”楚昭王又說：“沒有。”子西說：“楚國的各部長官有沒有像宰予這樣的人呢？”楚昭王仍然說：“沒有。”令尹子西說：“楚國的祖先在周朝受封的時候，封號是子、男的爵位，封地僅有方圓五十裏。現在孔子修治三王五帝統治天下的道術，彰明周公、召公的德業，大王如果任用他，楚國還能世代保住泱泱數千里的土地嗎？周文王在豐地，周武王在鎬地，他們的領地方圓不過百里，是小國的國君，最後都能稱王天下。而現在，如果孔丘佔有七百里的土地，又有賢能的弟子來輔佐，這恐怕不是楚國的福分了。”言外之意，就是楚國有危險了。楚昭王聽了之後，覺得他說得很有道理，於是就放棄了給孔子封地的想法，這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聖人周遊列國，並不是想升官發財，而是希望遇到一位明君，推行自己的仁愛學說於天下，讓百姓過上安居樂業的生活、社會和諧、天下太平。但是這些國君、臣子往往以小人狹隘的心理去揣度聖人的心意。結果聖人在世的時候，也不能得以重用。所以古人說：“不世之君用不世之臣，才能立不世之功。”也就是說，卓越的臣子要遇到卓越的君主，才能建立卓越的功勳。否則的話，即使像孔子這樣的聖人，也難免被埋沒。當然，孔子晚年著書立說，他從事教育工作，對後世的影響是歷代君王都無法比擬的，這也顯示了教育的重要意義。

後面說：“十難不除，則賢臣不用。賢臣不用，則國非其國也。”如果以上列舉的十難都不能夠排除，賢人就不能夠被起用；賢臣不能被重用，國家就不成其為國家了。如果君主不能任用賢德之人、遠離奸佞之人，或者是任人出於個人的喜好，任人唯親，那就必然導致國家的敗亡。

在《昌言》中，有一段話說得很好：“王者所官者，非親屬則寵倖也；所愛者，非美色則巧佞也。以同異為善惡，以喜怒為賞罰。取乎麗女，怠乎萬機，黎民冤枉類殘賊。雖五方之兆，不失四時之禮，斷獄之政，不違冬日之期，蓍龜積於廟門之中，犧牲群於麗碑之間，馮相坐臺上而不下，祝史伏壇旁而不去，猶無益於敗亡也。”

如果君主所任用的人，不是自己的親屬就是自己寵倖的人，沒有任人唯賢而是任人唯親，任人出於自己的喜好；所愛的，不是美女就是諂媚巴結的人；以和自己的觀點相同與否作為評判好人壞人的標準；根據自己的喜怒來行賞罰，自己高興了就賞，不高興了就罰；喜歡美女就忽視朝政，不理國家大事，百姓被冤枉殘害。在這種情況下，雖然對待各方祭祀非常恭敬，毫不違背四時之禮，該祭祀的時候就祭祀；審判案件都是嚴格地在冬日行刑；按著四時的節律處理國家大事；用於占卜的蓍草和龜甲，堆積於廟門之中；用於祭祀的純色牲畜，成群成對地系在豎石之上；占星的人坐在占星臺上不下來；祝史跪在祭壇旁不離去，縱使做到了這些，也無益於挽救敗亡。

這段話教育意義非常深刻，告訴人們要“任人唯賢”。賢德之人能夠教導百姓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道理，真正把人心轉變了，社會、國家才能夠治理好。相反，如果只是迷於形式，即使去搞占卜、祭祀等儀式，但是人心不能轉變，也不能免於敗亡。因為舉辦這些禮儀的目的，其實最終還是要改變人心，並不是為了儀式而儀式。如果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人心，效果也只是暫時的。所以國家治亂安危，不在於找人來算一卦，就可以避免不好的事情發生。即使算卦的人能夠推斷出有災禍，但是要避免災禍，仍然要改變人心、積德行善。人人都做有道德的事，社會風氣好轉，這樣才能夠避免災禍。

在《說苑》中，關於“任人尊賢”的重要性還有一段闡述，它說：“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君主要想平治天下，使自己的名聲不朽，必須任用賢德的人，禮敬讀書人、士大夫。《易經·益卦》中也說：“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身處上位的人而能以禮敬的態度對待下位的人，前途一片光明。《易經·屯卦》也說：“以貴下賤，大得民。”雖然身處高位，但是能夠謙恭地對待地位卑微的人，一定能夠大得民心。

“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將懷遠而致近也。”如果明智的君王能夠佈施恩德，並且能夠以謙恭的態度對待地位卑微的人，就能使遠方的人得以安撫，使近處的人得以親附。

“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雖有千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如果朝中沒有賢德之人，就像鴻鵠沒有翅膀一樣，雖然想翱翔千里，但最終也不能夠達到。

“是故絕江海者，托於船；致遠道者，托於乘；欲霸王者，托於賢。”如果想橫渡江海，就要依託於舟船；要想走很遠的路，就要依賴於馬車；要想稱霸天下興起王業，就必須依託賢德的人。

“非其人而欲有功，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這個比喻非常形象。如果所任用的不是合宜的人，而想成就功業，就像是在夏至那一天，卻期望夜晚更長；向天射劍，以求能射到魚一樣，這都是不可能的。“雖舜禹猶亦困，而又況乎俗主哉。”這樣的事對於虞舜、大禹這樣的人都是很困難的，就連他們都會陷於困境，更何況是一般的君主呢？所以要想成就功業，要把國家治理好，必須依託賢明之人。

那麼依託賢明之人會取得什麼樣的效果呢？在《袁子正書》中說：“夫處天下之大道而智不窮，興天下之大業而慮不竭，統齊群言之類而口不勞，兼聽古今之辨而志不倦者，其唯用賢乎？”想安處天下大道，而智慧無窮無盡；興辦天下的大業，思慮不會枯竭；能夠統一百家之言，而不費口舌；兼聽古今言論，而心智不感到疲倦，只有靠任用賢德之人才能實現。所以任用賢德之人，對於君主來說，可以不費勞苦、自身安逸就能夠使國家得以治理。

這就是今天要學習的內容。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