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孔子家语》，请看“问礼”。这一篇是鲁哀公向孔子请教“礼”的问题，所以以“问礼”作为篇名。孔子阐明了“礼”的作用以及古代先王是如何推行礼教的，为什么现代的君王不能够推行礼教。

“哀公问于孔子曰：‘大礼何如？子之言礼，何其尊也？’”鲁哀公问孔子说：“请问大礼是怎么样的？为什么您说到“礼”总是那么尊崇？”

孔子曰：“丘闻之，民之所以生者，礼为大。”孔子说：“我曾听说，人民之所以能够正常生活，礼是最重要的。” 中国古人特别强调上下尊卑之间的秩序，孔子向国君回答的时候，是自称自己的名，我们为了对孔子尊重，我们把他称为“丘”（读“某”音）。

“非礼则无以节事天地之神焉。”“节事”：这个“节”就是制的意思，也就是行事有节制，合乎标准。没有“礼”就无法按照合适的标准来祭祀天地神明。

古人通过祭祀天地神明，是表达一种知恩报恩、饮水思源、返本报始的意识。因为我们的生活所需、衣食住行，都来自于天地、自然，所以祭祀天地就代表了要对天地、自然万物保持一种敬畏之心、感恩之心，对于自然万物都不能够过度地浪费、过度索取。

这里提到天地之神，我们要对中国古书中的“神”有一个正确的理解。这个“神”和西方宗教中的“无神论”这个“神”是不一样的。这个“神”是指在世的时候，对国家、人民有贡献的人，他过世之后把他尊称为“神”，并且建立庙给以祭祀，比如说赵云庙、岳王庙、关帝庙等等，这些人在世的时候对国家、人民有贡献，他有某种品德值得后人学习。所以这个“庙”实际上就相当于现在的纪念堂、纪念馆、纪念碑等等，都是纪念前人的功德，让我们学习他的品格，所以这里边没有什么迷信的含义。在《礼记》中明确记载，对于哪些人应该祭祀，哪些人要定时地给予纪念，这都是教导人要不忘本，知恩报恩。如果人人都能够知恩报恩，饮水思源，心善、行善、言善，那么这个社会环境就非常美好。

根据《礼记•月令》记载，仲夏之月，就是在夏天的第二个月，国君要祭祀古代那些在有生之年，曾对人民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比如说句龙、后稷等等。句龙就是共工氏的儿子，共工氏被颛顼打败之后，颛顼任命句龙为土正官，负责平整土地，疏导河流。他在这个方面贡献很大，所以被后世作为“后土”之神加以祭祀。后稷就是帝喾的儿子，他教导人民稼穑、树艺五谷，所以被誉为“农耕始祖”、“五谷之神”。所以我们经常说社稷社稷，这个“社”就是指土地神，“稷”就是指五谷神。

再比如，大家都喜欢去供财神，中国人祭祀的这个财神就是文财神范蠡。为什么要把他作为财神来供奉？并不是说你在他面前放上一百块钱，他就保佑你赚一百万，这样做就是迷信的做法。范蠡本来是越王勾践手下的名士、谋士，他曾经协助勾践打败吴国，收复失地，但是在庆功的时候，他发现勾践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同富贵，所以他就偷偷地离开了越国，来到了当时的齐国之地，隐姓埋名，开始做生意。结果他很快就赚了一笔大钱，但是他没有用这些钱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反而把这些钱都拿了出去，救济那些有需要的穷亲戚、旧邻居等等，结果又从小本生意做起，又赚了一笔钱，他又把这个钱散了出去，如此往返，做了三次，所以历史上有“三聚财、三散财”之称。后人认为他很会做生意，所以供他为“财神”。看到这个财神像范蠡，就想到你要想赚钱就要懂得舍得的道理：“小舍小得，大舍大得，不舍就不得。”当然，有的时候你小舍，虽然花的钱很少，但是你的心量很大，那也会小舍大得。

这就是告诉我们中国古代的教育，它是一种高度艺术化的教学方式，让你看了这一个“像”，就让我们想到这个人在世的功德以及他身上所代表的品质，这是“神”的意思，“神”就是他在世的时候，对国家人民有重大贡献的人。所以我们不要认为古人一讲到“神”就是迷信，就是不可取的，实际上他都是有教育的内涵，这和西方文化背景中的“神”是不同的意思。

我们祭祀天地为什么也有教育内涵呢？祭祀天地，首先你就有敬畏之心，你就不敢去做坏事。像《周易》中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你说无法无天，什么叫无法无天呢？就是你既不相信世间的法律，世间的法律你可以行贿，就可以逃避，如果你又不相信天理，那就叫无法无天。这个天理、自然的规律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报时未到，时候一到，一切皆报”，你有了这个观念的话，你自然就会不敢去做坏事，你自然也就会远祸得福。而且你拜天地，你知道有天道的存在，你就会顺应天道自然的规律来生产、生活，不能够违背自然的规律。比如说一年有四季，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我们要按着这个节律来搞农业，才不违农时。

我们办政治，古人办政治，也是按着这个规律来办政治。比如说春生，在春季的时候来选拔人才，到秋天的时候问斩处罚人才，这也都是按着自然节律来办政治，而且天道好生而恶杀，天地都是成就万物、给予万物，无私地不求回报。

按照这种好生恶杀的规律办政治，就要“礼主刑辅”，要以伦理道德、礼仪的教化为主，而以刑罚的处罚为辅，这也是“一阴一阳之为道”的体现。

我们观察天地万物，我们从天地身上也学到一些美德，比如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它有一种平等无私的情怀，对万物一视同仁、包容关爱。不是说你是一个绵羊，我就对你很照顾；它是老虎、狮子、狼，我就对它不照顾，这就是平等无私的一种关爱。从这种理念去办政治，我们要对贫富贵贱的人都同样地关爱，一视同仁。所以为什么习总书记提出：“爱护百姓，在脱贫致富的路上，一个都不能少，一个民族都不能少。”这就是效法“天地无私”的一视同仁的精神。《孟子》上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我们不仅是把人当成是自己的同胞兄弟一样关爱，还要以这种仁爱之心关爱万物。包括关爱动物、关爱自然生态。你有这种爱心，你就不会破坏生态、破坏环境。

祭祀天地才有这么多种好处，怎么能够不得到福佑呢？所以孔老夫子说：“我祭则得福。”为什么孔子祭祀就得福呢？因为孔子“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他对天地万物都有一种恭敬之心、敬畏之心。而福田靠心耕，一个人有了这些存心，他才会有这些福报，这是他得福的真正的原因。

“非礼则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焉。”没有礼仪就无法区别君臣、上下、长幼的秩序，比如说君臣，君南面，臣北面，这是君臣之间的位次。“上”是指公卿大夫，“下”是指“士”，公卿大夫列于上，士列位于下。在家庭之中，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也需要有“礼”才能够得以实现。比如说父母要慈爱教导儿女，儿女要孝敬父母。所以怎么样？“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还有“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这都是对父母的恭敬。

兄弟姐妹之间也有一种伦常秩序，这要求兄长要友爱帮助弟弟妹妹。所以这个“友”在古代，写作两只手互相搀扶。意思是说弟弟妹妹有了困难，做兄长的要去帮助，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不要再讲什么条件。弟弟妹妹，即使是高官，即使是有财富，但是对于兄长依然要恭敬，要听从。所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之间，如果没有“礼”就没有办法确定他们的名位和本分。

在汉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国家的礼制还没有确定。很多的大臣都是出身草莽。有的时候喝醉了酒，就在皇帝面前争功，甚至大喊大叫，剑拔弩张，还破坏了宫殿的建筑。这不仅使皇帝的威严扫地，官员之间的凝聚力也大打折扣了。于是，叔孙通就建议汉高祖议定礼仪制度，并且在整个朝廷加以推行，以正君臣之位。让这些臣子知道见了皇帝，应该用什么样的礼仪来行事。结果经过一段时间地操练，这些王公大臣都学会了朝堂之礼，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松散邋遢了。汉高祖非常高兴，赞叹地说：“我到了今天，才知道作为天子的尊贵。”

从这里说明什么呢？说明治理国家，如果没有“礼”，臣子就会懈怠，君主也没有威严。君主没有威严，不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因为他说的话，大臣都不当一回事，政令也很难执行，就缺少执行力。 所以《弟子规》，它是最简单的“礼”。但是最简单的“礼”，你做到了，很多问题都迎刃而解。比如说“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无论是吃饭还是走路，都是长者在先，幼者在后。这个次序规定下来，就是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培养起孩子的恭敬心、感恩之心。比如说孩子的爷爷奶奶，已经忙碌了一天，又是做饭，又是收拾屋子，又是洗衣服等等。但是这个孩子，对家庭的贡献最少，付出最小，他怎么有资格先动筷子？所以，这个礼规定下来了，他就有对长辈的恭敬心和感恩之心。长幼之间也是一个有次序的伦理关系。这些通过“礼”，一规定，大家都很明确，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就不会把小孩子培养成小公主、小皇帝。

“非礼则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婚姻、亲族疏数之交焉。”“疏数”，就是指稀疏和密集，这里指亲疏的意思。

没有“礼”，就无法区别男女、父子、兄弟、婚姻、亲族之间的远近亲疏关系。所以“礼”的功能之一，就是确定了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在丧服之中有五服制度。丧服有五等，称为五服。这五服就是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通过看人所穿的丧服就可以看出他和亡者的亲疏关系，这就称为“五服制”。五服之内的亲属与亡者的关系越近，穿的丧服越粗；与亡者的关系越远，穿的丧服越精细。为什么？穿的越粗代表他和亡者的关系最近，因为这个时候他的哀思之情是难以控制的，他是毫不掩饰、毫不修饰地以尽哀思，所以来不及置办精细的丧服。而与亡者的关系越远，穿的衣服就越精细一点。这就是根据五服的礼制来确定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近的关系。这个制度一确立，你和亡者是什么样的关系，该穿什么样的服饰，你就很清楚了。

再如，我们讲“父子有亲”，父子之间的这个亲情到底亲到什么程度才叫亲？是否应该向西方人学习，父子之间直呼其名或者称兄道弟，像朋友一样，这样才显得亲近呢？其实西方人就是一个不懂礼的国家。我们五千年的文明，他是连一点皮毛都没有，但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后，崇洋媚外，认为凡是西方的，就代表了先进的东西，所以西方人怎么做，我们就跟着怎么学，其实就把人伦关系给搞紊乱了。

父母亲在家庭之中应该保持一份怎样的尊严？在《孝经》中说：“圣人因严以教敬”，这也都在“礼”上有规定。比如说，“祖可以弄孙，父不可弄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祖父、爷爷可以让孙子承欢膝下，享受天伦之乐，可以和孙子在那里玩耍，但是父亲跟儿子就不可以。为什么？因为做父亲的在家里还承担着教育儿女的责任，所以要让孩子对父亲有恭敬之心，他时时要表现出一种威严在。如果做父亲的威严扫地，孩子对他会很轻慢，把他的话不会放在心上，那就会很造次，怎么可能教育好孩子呢？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些道理，最后孩子长大了，教育出现了问题，最后后悔也来不及了。

所以“礼”，它有“定亲疏”的作用。懂得这些礼，对于我们现在一些流行的说法、做法，我们就知道它是对的，还是错的。对的原因在哪里？不对的原因在哪里？“礼”绝对不是繁文缛节，不是古人闲得没事干了，想出了很多的规定，用来约束我们。恰恰相反，这些礼都是源自于生活，具有深远的考虑。它一定是为了让人生活得更幸福。让人能够得以保护才设计的。

古人说这个“礼”，它有“起敬于微渺，绝恶于未萌”的作用。就是说在生活的微小之处，培养起人的恭敬之心。比如说“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这是很微小的一件事，但就是在这微小之处培养了一个人的恭敬心。“绝恶于未萌”，父子之间有亲，但是不能过分地亲密，这样就不会让儿女造次，对父、母亲的话不放在心上，就是说，在这个恶还没有萌芽之前就把它给杜绝了。

我们想一想，当一个刑事犯罪分子在逃亡的时候，我们要发动很多的警车、警察，然后来抓捕他，光是警察每一天要用的盒饭，都要花费很多很多，更何况他对国家生命、国家的人、财产所造成的损伤呢？我们想一想，如果有了这种礼仪道德的教化，后边所有这些全都给节省了，怎么能说它是繁文缛节呢？其实恰恰是因为“礼”让我们的社会治理是非常节省的、是非常高效的。

“是故君子此为之尊敬，然后以其所能教示百姓”。所以君王对此十分重视，用自己所能做到的事情教化、示范百姓，使他们也顺礼而行。

正是因为古代的君王对“礼”的重要性认识得非常深刻，所以他们能够带头恭敬、奉行礼。这样，身教者从，上行而下效，老百姓也会顺礼而行，所以礼教在全社会很容易推广开来。那他们是具体怎么做的？“卑其宫室，节其服御，车不雕玑，器不雕镂，食不二味，心不淫志，以与万民同利。古之明王之行礼也如此”。“卑其宫室”：就是使自己的宫室低矮简陋。“节其服御”：节制服饰、车马等器用。“雕玑”：就是刻画漆饰成凹凸花纹。“雕镂”：就是雕琢、刻镂。他们居住低矮简陋的宫室；使用节俭朴素的服饰、车马等器用。乘坐的马车不加雕刻漆饰，使用的器物不雕琢刻镂，饮食味道单一，不放纵欲望。以便与万民同享利益，古代贤明君王就是这样恭敬行礼的啊！

当我们看到这些经书上的记载，立刻就会想到历史上的一些圣君的所作所为。比如说《史记》中记载：“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尧在治理天下的时候，他的房屋非常简陋，茅草盖的屋顶不加修剪，栎木做的椽子也没有砍削，没有过多的装饰，非常质朴。

在《群书治要·墨子》中，针对建造宫室还专门有一段论述：“圣王建造房屋是便于生活的，而不是为了让人观赏的；制作衣服、腰带、鞋子，也是为了有益于身体，不是用来显示奇异的。圣君自身节俭，并且以此教育人民，因此天下的百姓都可以得到治理，财物用度都得以满足。如今的君主建造宫室与此完全不同，他们一定会向百姓大量征收财物，凶残地掠夺百姓用于衣食的资财，用来建造宫室台榭、曲直交错的景观和彩绘雕刻的装饰。国君建造这样的房屋，左右亲近的臣子也纷纷仿效，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国家的财物不足以用来防备饥荒、救济孤寡，所以国家贫穷，百姓难以治理。最后墨子得出结论说：如果国家领导者确实想要天下太平，憎恶天下混乱，建造宫室就不能够不节俭。

墨子的这一段论述，把建造宫室的节俭与奢华提高到关系国家兴衰成败的高度来认识，这一点也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历史上的君主一旦出现这方面的奢侈，这些臣子都会极力劝谏。

在《周语·楚语》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楚灵王建造了章华台，建造得非常奢侈，他和伍举一起登上楼台，就问：“这个楼台美吗？”伍举怎么回答的？他说：“臣听说，国君以尊敬、任用贤人为美事；以安定人民为乐事；以听从善言为耳聪；以能够招致远方的民众为贤明，还没有听说过是以建筑物的高大庄严、彩绘雕刻的考究精致为美的。先君庄王建造匏居台，高度能够观望预示吉凶的天象就够了，大小仅够容纳宴用的石器和餐具；所用的木材不妨碍城郭守备之所需；所用的经费也不由府库支出；百姓不会因此耽误农时，官吏不必改变上朝的常规，庄王因此能够平定动乱，战胜敌人，而不被诸侯所憎恶。如今，君王建造这座高台，劳民伤财，致使五谷不丰、官吏烦劳，历时几年才建成，臣不明白它究竟美在何处？所谓美，应该是对上下内外、大小远近都没有害处，这才称得上美。如果是看起来美观，但将财物用尽，还要盘剥百姓应有的利益，使自己富有而使百姓贫穷，怎么能算得了美呢？作为一国之君，要领导百姓，并且与百姓共处。如果百姓都瘦了，君主又怎么能独肥呢？”意思说，如果百姓都贫穷了，作为一国君主，又怎么能够独享富裕呢？“先王建造台榭，不过是用来讲习军事、观望显示吉凶的天象而已。选址不占用耕地，建造不浪费钱财；施工不烦扰官吏的事务，时间上不耽误百姓的耕作。建造台榭，选择的是贫瘠坚硬、不适合耕种的土地；用的是加固城防剩下的木料；官员、属吏是在政事之余，才到现场去参与，利用百姓四季的农闲时间来完成。建造台榭，是为了利益人民，没有听说是要穷尽百姓资财的。如果君主认为这楼台很美，把建造楼台视为正事，那么楚国就危险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提倡读《群书治要》呢？读《群书治要》，可以使人们建立一种共同的荣辱观和道德观。到底什么是荣、什么是耻，是以建造奢华的办公大楼为荣，还是以勤俭为荣，大家读了之后，就会达成一致。所以在《群书治要》中，它没有太多具体的政策制度，它讲的都是道理。这个道理你听明白了，大家就会达成共识，自然知道应该怎么做，这就是古人所说的“理得心安”。

我们现在都在讲文化，领导干部读《群书治要》，就可以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因为文化的本质就是“以文化人”，以这些《群书治要》“经、史、子”中的文章，来教化人民。从不知道节俭变得节俭了；从不知道感恩变得感恩了；从不知道孝亲尊师变得孝亲尊师了，这就叫“以文化人”。通过读文章，变化了人的气质，变化了人的行为方式，提升了人的品德，这就是文化的作用。

圣明的君主读了《群书治要》之后，对他们为政到底起没有起作用呢？我们知道，唐太宗就是靠《群书治要》这一本书的理念，来建成了“贞观之治”的盛世。

在《贞观政要》中，记载着唐太宗的很多故事。比如说在《贞观政要·论俭约》中记载，贞观元年，唐太宗对侍臣这样说：“自古以来，帝王凡是要大兴土木，都必须要顺应民心。从前大禹凿九山、通九江，耗费人力巨大，但是却没有人抱怨，为什么？因为这是人心所向，反映了百姓的意愿。秦始皇营建宫室，人们都反对，因为秦始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违背了民心的原因。朕现在想建造一座宫殿，材木等等已经都准备好了，但是想一想秦始皇的教训，决定不再兴建了。古人曾说，不要做无益的事情而损害了有益之事。见到不引起贪心的东西，心就不会被扰乱。由此可知，见到那些诱人之物，心很容易被污染。比如说，那些精雕细镂的器物、珠宝玉器、服装玩物，如果纵情享受，灭亡的日子立刻就会到来。”他还要求自王公以下，宅第、车服、婚嫁、丧葬等，如果用度超过了规定而过于奢华，都要一律禁止。从此之后，二十多年社会风俗崇尚俭朴，衣服没有锦绣，物质富饶，没有出现挨饿受冻的情况。虽然“贞观之治”，物产丰富，国家富强，但是没有骄奢淫逸，富人知道节俭，所以贫富之间悬殊没有那么大。

在贞观二年的时候，有公卿上奏皇帝说：“依照‘礼’,夏季最后一个月可以居住在建在高台上的楼榭。现在暑天未退，秋季的连绵大雨刚刚开始，皇宫低下潮湿，所以请陛下营建一座楼阁来居住。”唐太宗怎么说？他说:“朕是有气力衰竭的病，不适宜居住在低下潮湿的地方，但是如果同意了你们的请求，浪费实在太多。从前，汉文帝想建造一座露台，但是算了一下花费，相当于十户百姓人家的费用，他就放弃了这个念头。朕的德行比不上汉文帝，而耗费的财物却要超过他，难道这是作为民之父母的国君之道吗？”所以尽管公卿再三上书奏请此事，太宗终究没有答应。太宗确实是汲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知道要节制自己的欲望，不能够损害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以他才创下了“贞观盛世”。

在《贞观政要·论君道》中也记载，在贞观元年，太宗又对侍臣说：“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讟（dú）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唐太宗说：“朕常常想，能伤害自身的并不是身外的东西，而是由于自身有这样那样不良嗜好，才酿成灾祸。如果一味地讲究吃喝，沉溺于声色，欲望很多，损害也就很大，既妨碍政事，又扰害百姓；如果再说出一些不合理的话来，就会更加弄得人心涣散，怨言四起，众叛亲离。每当朕想到这些，就不敢放纵享乐，贪图安逸。”

魏征听了之后就说：“古代圣明的君主，也都是先从自身入手，才能远而推及一切事物。过去楚庄王去请教詹何，问他治理好国家的要领，詹何却用加强修身的方法来回答。”这在《群书治要》中也有记载，楚庄王问他，应该如何治理国家？“詹何说，没听说过自身修养好而国家却混乱的。陛下所明白的道理，实在很符合古人所说。”从这一段话中，我们也体会到魏征大人和唐太宗确实是同心同德，确实是古人所说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所以君臣能够齐心协力，共同创下“贞观盛世”。

这里边所说的“节其服御”，还有“心不淫志，车不雕玑，器不雕镂”，其实都可以想到历史上的很多案例。比如说“节其服御”，在《后汉书》中记载着汉明帝的皇后马皇后的故事。马皇后被立为皇后之后，更加地谦和恭敬。她能够诵《易经》，爱读《春秋》《楚辞》，尤其喜欢《周官》。她穿的衣服常常都是用厚缯做的，就是用粗布做的衣服，裙子上连装饰的花边都没有。宫中各位姬妃来请安的时候，远远地看她的衣袍很粗疏，还以为是绫绸绉纱之类的，但是走到跟前一看，才知道原来是用粗布做成的，她们就都笑了。皇后说：“这种厚缯特别适合染色，所以用它做衣服。”她的品德，后宫没有人不赞叹的。

在建元二年夏天，遇到了旱灾，谈论朝事的人认为这是没有封外戚的缘故，所以纷纷上奏，说应该按照过去的章程来封外戚。结果太后下诏，不准给自己的兄弟们进封，在诏书中这样写道，有这样一段话：“我虽然是天下之母，但是身穿厚缯衣服，饮食不求甘美，左右只穿黑布衣服，没有麝香、不加修饰的原因，就是想以身作则给下边做一个表率。认为外戚们看到这些情形会应该反躬自问，但他们只笑着说太后平日喜爱节俭。从前从濯龙门上经过，看到外家问候起居的人，车如流水，马如游龙，奴仆们都穿着绿色臂衣，领和袖子都是纯白色的。反回头看一看我的御者，不及他们很多。我之所以不加谴责他们，只是停止他们每年的开支费用，是希望能用这种方法使他们私下里觉得惭愧，但他们仍然懈怠，没有忧国忘家的观念。”也就是说，他们还是只顾着小家的幸福，没有忧虑到国家应该提倡节俭。马皇后考虑到整个国家的兴衰，为的是不给整个国家造成不良的影响，所以才不同意封这些外戚。但是在外亲中，凡是谦和本分、有义行的人，太后都对他们温言劝勉，并且赏赐些财物。若有人犯有细小的过错，她先以严厉的颜色，然后再批评教育。对于那些车服华丽，不遵守法度的人，便取消他们的资格，遣送回归故里。这样一来，朝廷内外都受到感化，衣被、车服规划如一，外家惶恐，比明帝永平年间更加谨慎。这都是马皇后自己率先垂范，所以能够感化自己的兄弟，让他们能够自己贬损，而不是去奢侈浪费、争功争名。

    再看“心不淫志”，不过分放纵自己欲望的故事。在东汉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位贤臣，就是宋弘，“糟糠之妻不下堂”的典故，就是说的宋弘的故事。有一天，他在和汉光武帝谈话，刚好宫廷里面换了几幅新的仕女图，仕女图上的美女都画得很美。光武帝边和宋弘讲话，眼神就飘到仕女图上去了。宋弘看到皇上的眼睛飘来飘去的，注意力也不集中了，马上就提醒皇帝。他说了一句很善巧的话，他说：“孔子说：‘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孔子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喜好女色那样喜好道德的。”圣人的话十分管用，为什么管用？因为古代的皇帝也是从小熟读圣贤之书。所以一经提醒，汉光武帝就不好意思了，马上说:“来人，把它撤掉。”并且对宋弘说：“闻义则服，可乎？”。

汉光武帝也很难得，他一听到正确的建议、规劝的话，马上就加以改正。所以他就问宋弘：“我听到这么好的教诲，马上就去做，这样可以吗？”你看这个皇帝，他有这样的态度，这也是百姓之福，社稷之福。所以我们学了这一段话 ，也想到在《尚书》上有一句话说：“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弗亡”对内兴起了迷恋女色之风，对外喜欢游猎、游戏，没有节制，还喜欢饮酒，沉溺于靡靡之音，住的房屋又高又大，墙上还雕刻着花纹，这都说明极尽奢侈。以上描写了六种情况，只要有一种情况出现在你的生活中，那都没有不灭亡的。这都是警告做君主，做领导者的，要克服欲望。

我们现在人讲竞争，其实竞争绝对不是去和别人争，而是和自己的坏毛病、坏习气做斗争。人在没有成为圣人之前，各有各的习气。比如说贪嗔痴慢疑，光这个贪，就有贪财、贪色、贪名、贪利、贪吃、贪睡等等不同的贪。还有的人贪玩，还有的贪功。这种贪，只要遇到有好的缘分，贪爱之心就生起来了。虽然习气不同，但是都离不开一个贪字。所以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

修行从哪里修起的？就是从克服自己的欲望开始，返回到礼的要求来。一个人能够改正自己的毛病习气，对于这些外在的财色名利都不贪了，这样的人才被称为大英雄，才被称为圣人。很多人喜欢看武侠小说，其实很多武侠小说没有代表中国文化的精神，为什么？真正的英雄一定能够过美人关。过不了美人关的，不配称为英雄。你看关公，他被称为豪义之人，特别讲道义。为什么他被关帝庙供奉，万世景仰？就是因为他能够克服这些财色名利的诱惑，而有道义、有恩义、有情义，所以一个人能够战胜自己的习气，这才是无往而不胜的。

所以你不要去跟别人争，而是要和自己的欲望和习气做斗争。我们现代人，也有很多富人，也有很多领导干部。都希望别人称自己为贵族。没有人希望别人称自己暴发户的。那你怎么成为贵族呢？读《群书治要》，你就知道贵族和暴发户的区别在哪里。暴发户有了钱、有了势之后，就拿着钱去骄奢淫逸，买名牌衣服、名牌轿车、名牌配饰、名牌化妆品，名牌手提包，不知道把钱该用在哪里。而贵族是即使他们有钱有势之后，仍然生活得很简朴，而拿着钱去救济穷苦、兴办教育、搞慈善事业。特别是我们看到早年下南洋的那些华人。他们身上都有贵族的气质。这些人很多人都是白手起家，但是他们挣了钱，事业有成之后，自己仍然过着很简朴的生活。但是对于祖国的建设，特别是兴建教育、办学校，特别地慷慨，这样的人才是贵族。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哀公说:“当今的君主，为什么不能行礼了呢？”

孔子对曰：“今之君子，好利无厌，淫行不倦，荒怠慢游，固民是尽，以遂其心，以怨其政，忤其众，以伐有道。”“固民是尽”，就是固执地搜刮尽人民的财物。“忤”就是逆的意思。孔子回答说：“当今的君王追求利益、贪得无厌、放纵行为不知疲倦，过分怠惰、游手好闲，一定要搜刮尽百姓的钱财，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使百姓抱怨朝政，违逆民众去征讨有道义的国家。

“ 求得当欲，不以其所，虐杀刑诛，不以其理。”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择手段，就是无原则地求取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暴虐地对待人民，肆意刑罚杀戮，不用正确的方式治理国家。

“夫昔之用民也由前，今之用民也由后，是即今之君子莫能为礼也。”从前的君王治理人民，用的是前面所说的方法，现在君王却用的是后面的做法，这就是当今的君王不懂得修明礼教的原因了。在这里，孔子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的君王之所以不能成功地推行礼教，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自己不能够像古圣先贤那样厉行节约，节制欲望，反而过着奢侈浪费、荒淫无度的生活。在位者不能率先避免骄奢淫逸之风，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择手段，不顾民众的死活，所以礼教不能推行。这就是上行而下效。

在《淮南子》之中也这样讲到：“成康继文武之业，守明堂之制，观存亡之迹，见成败之变，非道不言，非义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为，择善而后从事焉。” 周成王和周康王继承了文王和武王的基业，遵守明堂制度，明察前代兴亡的事迹，看清国家成败的演变。不合乎道义的话不说，不合乎义理的事不做，言论不随便出口，举动不随便作为，先选择出好的方法，然后根据它去行事。正是因为他们能够做到这些，所以在成康盛世的时候，社会安定和谐，甚至达到了囹圄空虚、刑措不用的境界。

但是从成王、康王以后，一直到了汉代，几乎有将近一千年的时间，想治理好天下的君王很多，但是太平盛世却不复出现。这是什么原因呢？在《汉书》中，用一句话讲出了原因：“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也。”也就是说领导者、在位者放弃了治国的常理常法，放纵自己的情欲，奢迷风行荒废了仁义。所以乱世之臣和圣明的君主却恰恰相反，他们是以骄奢淫逸为乐，所以唐朝诗人李商隐在《咏史》中说：“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这就是总结了历史兴衰成败的规律得出的结论。

礼仪道德教育之所以不能够深入人心，不能够让人们对道德教育产生信心，甚至还产生反感，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位者、统治者把道德教育变成了“说教”，就是说得很好，但是自己做不到。所以《礼记》上说：“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而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矣，故上之所好恶，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这说明了良好有效的道德教育就是“正己化人”，就是“上所施，下所效”。所以在《论语》中记载，当季康子患盗而向孔子求教的时候，孔子怎么回答呢？“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如果你自己没有贪心，就是赏人家去做盗贼，人家都不会去盗窃。告诉他居上位者的人没有贪欲，在下位的人也会以贪欲为耻，纵然有赏，也不愿意去做盗贼。这说明“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就是说，要教育者和领导者先受教育，这才是符合道德教育的规律的。所以从领导干部开始做起，反对奢靡之风、享乐主义，才能够带动整个社会兴起勤俭节约的风气。

《礼记》中说：“国奢则示之以俭。”如果一个国家奢侈之风盛行，怎么办？就要教导人们崇尚节俭。《论语》中说：“礼，与其奢也，宁俭。”虽然奢和俭都不符合“礼”，一个是过，一个是不及，但是强调节俭更符合于礼的要求。要提倡节俭，必须从在位者做起，才能够起到好的效果。

针对我国奢靡之风的现状，习总书记就指出：“有些领导干部爱忆苦思甜，口头上说是穷苦家庭出身，是党和人民培养了自己，但言行不一，心里想的是自己当上官了，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要好好享受一下当官的尊荣，摆起官架子来比谁都大。享乐主义实质是革命意志衰退、奋斗精神消减，根源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正确，拈轻怕重，贪图安逸，追求感官享受。奢靡之风实质是剥削阶级思想和腐朽生活方式的反映，根源是思想堕落、物欲膨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提出了“八项规定”。在2020年，习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又作出重要指示。对于餐饮浪费现象，他用了八个字来做评价：“触目惊心，令人痛心！”所以他提倡节俭、反对浪费，这就是“国奢则示之以俭”。而在位者、领导干部能够带头节俭，就会起到上行下效、立竿见影的教育效果。

比如说在唐朝的时候，杨绾做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因为他为官清廉，崇尚节俭，结果怎么样？他被封的命令下达的当天，郭子仪正在宴客，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就把坐中的声乐减了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干的随从本来人数众多，也就于当天就减少了；中丞崔宽把房屋建造得豪华奢侈，结果怎么样？马上下令把它拆毁。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上行下效的感应效果，就像“影之随形、响之应声”一样迅速、自然。

总之，“读史使人明智。”研读《群书治要》这一部涵盖了经、史、子的资政巨著，可以让领导干部深刻地认识到奢靡之风的危害，从而自觉地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号召。把这个号召从外在的道德要求转化为自己的内心信念，主动追求，这样才能彻底的杜绝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特别是对于那些老板、商人来说，“八项规定”对他们没有什么约束力。但是如果他们能够学习《群书治要》，能够明白“成由勤俭破由奢”的道理，知道暴发户和贵族的区别，他们也会自愿地反对奢靡浪费，提倡勤俭节约。

这是我们讲的“问礼”，下面我们接着看“五仪”这一篇，这一篇记述了孔子将人分为五等，就是“五仪”，详述了“五仪”的不同标准，所以这一篇以“五仪”作为篇名。

哀公问于孔子曰：“寡人欲论鲁国之士，与之为治，敢问如何取之？”“论”，就是辩论的意思，“辩”就是辩识。“与之为治”，“与”，就是用的意思。鲁哀公向孔子问道：“我想辨识鲁国的贤能之士，用他们来治理国家。请问如何选用他们呢？”如何选拔人才非常地重要。

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贤，有圣，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孔子说：“人可以分为五个等级：有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能审慎地辨别这五等人，治国之道就具备了。”

 “所谓庸人者，心不存慎终之规，口不吐训格之言，不择贤以托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见小暗大而不知所务，从物如流而不知所执，此则庸人也。”“训格”，“格”，就是法的意思，也就是“规范、典范”。“托”，就是寄的意思，托付、寄托。“暗”，就是不明的意思。“务”就是专力的意思。

所谓庸人，就是心中没有谨记慎重行事、善始善终的规范；口里也不谈论可以奉为行为准则的教诲之言；不选择贤者以为人生的寄托；也不力行圣贤教诲以安定自己；小事聪明，而大事糊涂，不知道自己的追求，凡事随波逐流而没有主见，这样的人就是庸人。世间的庸人很多，每天谈论家长里短，张家长、李家短，甚至还损人利己，但是对于怎么样谨慎地落实圣贤教诲，怎么样提升自己的德行，或者说回归自性明德，他们都没有时间去理会。

 “所谓士人者，心有所定，计有所守。虽不能尽道术之本，必有率也；虽不能遍百善之美，必有处也。是故智不务多，务审其所知，言不务多，务审其所谓；行不务多，务审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得之，行既由之，则若性命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此则士人也。”“率”可以理解为遵循的意思。“处”可以理解为定。“性命形骸”这个“骸”就是手足首身也。

所谓士人，心中有坚定的目标信念，谋划有执守的原则，虽不能彻底洞悉道德、技艺的根本，但是一定有所遵循；虽不能完全具备所有的美善，但一定有其操守；所以，智慧不务多，务求慎重理解其所知的是非，也就是说对于自己所知的东西一定要有审慎的态度，我学的这个东西是合乎道的还是不符合道的，要有所辨别。言辞不务多，务必慎重言辞的意义，也就是说一定要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能够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行为不务多，务求慎重清楚行为的缘由，也就是说一定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行为的原因是什么。智慧已能判断所学正确，言谈已能得其要旨，行为也跟从了，就像人的性命、身体一样不可改变，这就是心有所主，不会随意地改变自己的志向。富贵不足以使他骄慢，贫贱也不会让他忧戚，这就是士人。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成为士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士人他的目标、志向非常地明确，而且坚持不懈、持之以恒，还能够做到宠辱不惊，这都是比较高的要求了。

“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义在身而色不伐。

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此君子也。”“伐”，就是自我夸耀的意思，“专”，就是擅、自是，擅自、专断的意思。所谓君子，言语必定忠实守信，而且内心没有抱怨；身行仁义而没有自我夸耀的神色；考虑问题通达明智而言辞不专断；笃行自己所信守的道义，自强不息、从容不迫，好像人将超越他，但最终达不到他的境界，这就是君子。“油然”是什么意思呢？不进之貌，就好像他的所作所为也没有特别地努力、特别地精进，是自然而然的。就好像你能够超越他，但终究还是赶不上，这样的人就是君子。

“所谓贤者，德不逾闲，行中规绳；言足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道足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富则天下无宛财，施则天下不病贫，此贤者也。”“逾闲”，就是逾越法度。“行中规绳”“中”，就是合的意思；“规”就是有法度也；“绳”，就是戒的意思；“宛财”，就是积聚的财物。

所谓贤人，德行不逾越法度；行为中规中矩，他的言语可以让天下人效法，而不会招来灾祸，他的道德足以教化百姓，而不会伤害自身。他若富裕，天下没有积聚的财富，他若施惠，天下没有贫苦之人，这样的人就是贤人。

为什么他的言语足以让天下人效法，而不会招来灾祸呢？因为他的言语都符合于道德，而且他的德行和他的名声相互匹配。所以即使名扬天下，为众人所效法，他自己也不会有什么灾祸，不会出现德不配位的现象。如果他富裕了，天下没有积聚的财富，为什么？因为他不会“积财伤道”。他富裕了就会惠施百姓，而不是把钱财积累在自己的家中，那么“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就不会发生。

“所谓圣者，德合天下，变通无方，穷万世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并日月，化形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此圣者也。”“庶品”，就是众物、万物的意思。“敷”，就是布、散。“识”就是认识、识别。

所谓圣人，他们的品德符合天地之道，变通自如；能穷尽万事万物的发展规律，协调万物，使之自然和谐。把他的大道传布天下，因此成就其品性。他的明德智慧与日月同辉，

教化遍行若神，下层的民众不知道他的德行，见到他的人也看不出他的境界。他这样的人就是圣人。“邻”，有境界、域、界域的意思。

圣者的德行合于天地，就像《易经》中所说的，圣人与“天地合其德。”他不是像贤者那样中规中矩地做事，他会随着时节因缘的变化，变通无碍，没有一定的执着。就像我们经常所说的“法无定法”，他会随缘不变。就像孟子评价孔子，说他是“圣之时者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他能够穷通万事万物终始循环往复的规律。中国人不说“始终”，而说“终始”，说明这个结束并不是真正就结束了，而是又一个开始。所以他明白万事万物循环往复的规律，能够使万物自然协调，能够把大道传布天下，使天下人自然地改变情性。为什么？就是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他们自然地就改变情性了，然后形成了一定的道德品性；他的光明和日月同辉，他的教化影响非常神速，就像神明一般。百姓不知道他的德行，即使见到圣人，也不知道他高深莫测，不知道他的境界到底达到了怎样的程度，甚至还觉得他和常人没有什么两样。

从这里我们看到，圣人他不是故意表现得与众不同，更不会让人感觉到稀奇古怪。圣人看起来和常人无异，常人做什么，他也做什么。但是他的存心是不同的。他能够和社会大众和光同尘，但是实际上他的德行教化影响却非常地广泛，这样的人就是圣人。

君主能够区别这些由低到高五种境界的人，就能够知道如何辨别、重用君子、贤人、圣人，把国家治理好，建立不世之功。所以，首先要知道如何分辨不同等级的人才。

公曰：“善哉，非子之贤，则寡人不得闻此言也。虽然，寡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哀，未尝知忧，未尝知劳，未尝知惧，未尝知危，恐不足以行五仪之教。若何？”哀公说：“太好了，要不是您这样贤明，寡人就听不到这样的至理名言了。尽管如此，寡人从小生在深宫之中，被妇人们抚养长大，未曾感受过哀痛、忧虑、辛劳、恐惧、危险，恐怕不足以推行您所讲的关于五等人的教诲。该怎么办呢？”

孔子曰：“君入庙而右，登自阼阶，仰视榱桷，俯察机筵。其器皆存而不睹其人。君以此思哀，则哀可知矣。”

“阼阶”就是东阶，主人迎接宾客的地方。“榱桷”就是屋椽。“机筵”，就是几案和座席。“筵”，《说文解字》上解释为：“竹席也”，古人铺在地上的座席。

 孔子说：“君主您每次进入宗庙时，沿着右侧行走，从东侧阶梯登上庙堂，抬头看到屋顶的椽子，低头看到盛满祭品的几案和座席。这些器物都在，却再也见不到逝去的先祖了。君主您因此感到哀伤，就知道什么是哀伤了。”

 “昧爽夙兴，正其衣冠，平旦视朝，虑其危难，一物失理，乱亡之端。君以此思忧，则忧可知矣。”“昧爽”，就是天將晓而尚暗之时。“夙”，就是“早敬也”。“夙”，就是早的意思。“兴”，就是起的意思。“昧爽夙兴”就是天刚刚亮的时候就起床，早早地起床了。“平旦”古人根据天色，把夜半以后分为鸡鸣、昧旦、平旦三个阶段。鸡鸣就是指天明之前；昧旦就是指天将亮而未亮的时候；“平旦”就是指天亮的时间。天未亮就起床，穿戴整齐，天刚亮就临朝听政，考虑国家的危机、困难。一件事处理不当，就会成为祸乱灭亡的开端。君主您以此感受忧虑，就知道什么是忧虑了。

“日出听政，治乎中昃，诸侯子孙往来为宾，行礼揖让，慎其威仪，君以此思劳，则劳可知矣。”“中昃”，就是日过午而见西斜，下午太阳西落的时候。“日出听政”，就是太阳刚刚开始出来就开始处理朝政，一直到下午太阳西斜，接待各国诸侯子孙等来往的宾客，行礼揖让，谨慎自己的威严礼仪，君主您以此感受辛劳，就可知道什么是辛劳了。

“缅然长思，出乎四门，周章远望，睹亡国之墟，必将有数焉，君以此思惧，则惧可知矣。”“缅然”，遥远的样子。“周章”，周遍流行，遍及各地。追念遥远的历史，走出国门，放眼四望，看到许多灭亡国家的废墟。君主，您以此感受恐惧，就可知道什么是恐惧了！

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可知矣。既明此五者，而又少留意于五仪之事，则于政治乎何有失哉！

国君是舟，百姓就是水，水可以载舟，也可以使舟沉没。国君从这里感受危险，就可知道什么是危险了。国君明白这五个方面后，再稍稍留意五等人才的识别任用，那么办理政治又怎么会有失误呢？”“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这也成了一句名言。唐太宗对这一句话就深信不疑，并且常常用这句话来教导太子。

在《贞观政要》中记载，唐太宗说：“我听说古人自古以来就很重视胎教，我却没有时间顾及这些，但是，我总是不失时机地教导太子。自从他被立为太子之后，我总是在生活中给予他适时地引导。”

譬如，太子在吃饭的时候，唐太宗就问：“你知道饭的道理吗？”太子答：“不知道。”唐太宗就说：“饭是经过农民辛勤耕种、收获才能够获得的。要注意使民以时，不夺农时，才能够经常吃到这样的好饭。”

看到太子骑马的时候，他就又问：“你懂得马的道理吗？”太子又摇摇头说：“不知道。”太宗说：“马可以帮人做很多事，帮人劳作、拉车。但是不能够把马力用尽，才能够经常有马骑。”

太子去乘船的时候，太宗就问：“你懂得船的道理吗？”

太子又答：“不知道。”太宗说，“君主就好比是船，人民就好比是水，水可以载船，也可以把船颠覆。你以后要当皇帝了，对于这个道理，不能够不小心警戒。”

看到太子靠在一棵树上休息，太宗又问：“你懂得树的道理吗？”太子又答：“不知道。”太宗说，“你看这棵树虽然弯曲了，但是你用墨线来校正它，仍然可以把它当成直木来使用。君主虽然德行不够，但是只要听从臣下的劝谏，仍然可以成为圣君。”

太宗这样经常引导太子，说明他对这些道理深信不疑，认为按照这些道理去做，才能够使自己的位置坐稳，使天下太平，江山代代能够承传。所以读书，特别是读经典的好处就是让人明理，理得心安，这样才不会像一般人那样忙忙碌碌地去追求大房子、名车，过上骄奢淫逸的生活。所以《易经》中也说：“君子以俭德避难，不可荣以禄。”领导干部常常学习这些教诲，并且身体力行，相信很多的灾祸确实可以避免。

当然也有人会问了，他说：“你看我们不贪、不占，又不能贪财、贪色、贪名、贪利、贪吃、贪睡、贪玩。那么人生还有什么自由可言啊？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呢？”其实他们所说的这个‘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他们是被自己的欲望所控制而不能自拔，就像吸毒一样，越吸越上瘾。

中国人认为的自由，就是能够掌控自己的欲望，面对财色名利的诱惑如如不动，能够把持住自己。比如说你在钱面前不动心了，你对钱就自由了；别人拿美色来诱惑你，你面对女色能够不动心了，你在色面前就自由了；如果你对名利不动心，那么在名利面前你就自由了，这才是真正的自由。

所以为什么孔子的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因为他已经看破了，已经把这些外在的财色名利放下了，那么这些东西就不足以成为控制他身心的枷锁了。

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名缰利锁”，你喜欢“名”，这个名就是一个缰绳，把你缠了一道；你喜欢利，这个“利”又是一个缰绳，又把你缠了一道，经过层层地捆绑，你就喘不过气儿来了，怎么会不烦恼重重，压力很大呢？颜回为什么活得这么自在呀？因为这些外在的东西，财色名利，古人把它称为身外之物，因为你连自己的身体都不能够控制，对于这些身外之物，又怎么能够控制的了呢？颜回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把这些东西放下了，他就获得了真正的身心自由。所以如果你喜欢贪财，别人拿钱来贿赂你，你就得为人去办事，甚至冒着丢官的危险，这个钱财就成为诱饵，你就可能跳下深渊；如果你贪色，就有人给你送美色作为诱饵，诱惑你，你也会因为贪色而身败名裂，哪有自由可言？

儒家常讲：“人到无求品自高”。如果你有求，你就会对人低三下四，哪有什么清高可言呢？所以，儒家的君子确实能够做到“人到无求品自高”。

“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无论是进还是退，都是随缘而已。有没有人用我呢？有人用我，我就兼济天下；没有人用我，也很好，就独善其身。所以，有求就没有放下，就会被这些所求之物束缚身心。就像李白他写的诗中所说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你对名利没有放下，对权势没有放下，你就得“摧眉折腰事权贵”。

看庄子，楚威王听说庄子很贤能，就派遣使臣带着丰厚的礼物去聘请他出任宰相。庄子笑着对楚国的使臣说：“千金，确实是厚礼；卿相，确实是高贵的位置，但是您难道没有见过祭祀天地用的犀牛吗？喂养了它好几年，然后给它披上带有纹饰的绸缎，把它牵进太庙去做祭品，在这个时候，它即使再想做一头独立的小猪，难道还能办得到吗？您赶快离去，不要玷污了我，我宁愿在小水沟里身心愉快地游戏，也不愿被国君所束缚，我终身不愿意做官。这样可以使自己的心志愉快。”

中国人给隐士也做了传记，为什么给隐士做传呢？因为这些隐士有一个特点，就是“与人无争，与世无求”，他们把财色名利这些东西都看得很淡，所以不愿意为这些事情所束缚。当然，还有一种人，他们连“品自高”这个“品”都不求了，那是干什么呢？他把“我”完全放下了，把“我”放下了，去干什么？去帮助众生觉悟，这样的人就是更高境界的人。他把“我”放下了，“我贪、我爱、我痴、我慢、我疑”自然就没有了。如果还有一个“我”，就会有“我”要控制、“我”要占有、“我”很得意等等。这个“我”实际上是不好放下的，相对于贪财色名利这些外在东西的人，儒家的一些君子已经把这些身外之物放下了，但是还有一个“品自高”。言外之意，他并没有真正地放下“我”，还有一个“我的品”没有放下。真正把“我”放下的人就是：看对方需要什么，大众需要什么、社会需要什么、民族需要什么、国家需要什么，那我的身体算什么？我的生命算什么？这些全都可以奉献出来，这就是更高境界的了。

 “哀公问于孔子曰：‘请问取人之法？’”哀公问孔子说：“请问选取人才的方法。”孔子对曰：“事任之官，无取捷捷，无取钳钳，无取啍啍。”不是“哼哼”，“哼哼”没有这一横。“捷捷”，就是贪食不已的样子，引申为贪得无厌。“钳钳”，就是胡乱应对，不谨慎诚实。“啍啍”，多言而欺诈的样子。孔子回答说：“根据个人所能胜任的事情授予官职。不要任用贪得无厌的人，不要任用言语胡乱应对、不谨慎的人，也不要任用多言欺诈、不诚实的人。“捷捷，贪也；钳钳，乱也；啍啍，诞也。”“捷捷”是贪得无厌，“钳钳”是胡乱应对，“啍啍”是多言欺诈。

后面这一段很重要：“故弓调而后求劲焉，马服而后求良焉，士必悫而后求智能者焉。不悫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迩也。”“悫”，就是谨慎诚实的样子。所以射箭的弓要调整好之后才能使它强劲；马驯服之后才能期待它成为良马；读书人必须先具备诚敬的德行，然后才看他的智慧和才能。没有德行而又能力很强的人，就像豺狼一样不可接近。这段话用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告诉我们，为什么选人必须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弓如果没有调整好，但是它却强劲有力，可能伤到自己或自己的人；马还没有把它驯服，是一匹烈马，你骑上去，它可能把你摔下来，伤到自己；士人必须首先具备恭敬、谨慎、诚实等美德，才求他有智慧能力。如果他没有这些德行，却多才多艺，能力很强，那就像豺狼一样不可亲近，因为你亲近他，他也容易伤害最亲近的人。

司马光先生在《资治通鉴》中曾经对德才的关系有这样一段论述：“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并且根据德与才将人分为四类，“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在这四类人中，最当引起注意的就是才能胜过德行的“小人”，因为博学多才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没有德行作为基础，就可能知识越多、能力越强，对社会的危害反而越大。所以司马光提出，凡是选举人才，如果得不到圣人、君子，与其得到小人，还不如得到愚人。这是因为君子用才能来行善，而小人却用才能来作恶。用才能行善，则善无不至；用才能来作恶，恶也会席卷而来。

古人这个比喻确实非常好，现代人用很简单的语言也把人才分成了四个层次：第一，“有德有才是正品”。就像工厂生产产品，培养人才也是可以做类比，一个人既有德行又有能力的，这是我们社会所急需的，叫正品。第二，“有德无才是次品”，这个人有德行，但是才能不够，经过培养还是可以任用的，虽然不像正品那么好用，但也不至于给国家社会带来损害。第三，“有才无德是毒品”，有才能、聪明智慧，但是没有德行的人，就如毒品、危险品一样，会对国家、社会造成很大的危害。比如说我们现在出现的高科技犯罪，电脑专家用自己的技能去“黑”别人的网站，为别人制造障碍，设置很多的障碍让人家的网站不能顺利工作，这样的人虽有才能，但对社会的危害比较大。这些犯罪之人没有将所学的知识、技能转化为贡献社会的资粮，反而窃其为犯罪的工具。另外还有一种人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打着冠冕堂皇的道德外衣，带着伪君子的面具，但是却做着自私自利、以权谋私的丑恶勾当，一旦被人发现，就令人们对道德教育丧失信心。比如说有一些腐败分子，前几天还在反腐败的大会上慷慨激昂地说：“我们一定要把反腐败作为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要问题来抓”。结果过了几天，自己被纪检机关带走了，他们作为道德体系的腐蚀剂，危害更加深远，这是毒品。最后，“无才无德是废品”，当然这样的人属于少数。

《韩诗外传》中也记载着，孔老夫子把士分成了五种：有权势的士人，家庭富裕、资财雄厚的士人，天资勇猛强悍的士人，智慧聪敏的士人，相貌美好的士人。看这五种士人都是拥有美好的天然禀赋。但是如果家里有权势的士人，不用尊贵的权势爱护民众、实行道义，反而以尊贵的权势横行无忌、暴戾傲慢；家庭富裕的士人不用财富赈济穷苦，反而凭着财富过着骄奢淫逸、糜烂、没有节制的生活；天资勇猛、强悍的士人，不去勇敢地保家卫国、攻城野战、建功立业，反而因为勇敢而欺凌百姓，甚至挑起私人之间的争斗；智慧敏锐的世人，不用智慧为国家出谋划策，反而用聪明做邪恶之事，掩饰奸诈的行为；相貌美好的士人，不用美貌统御群臣、治理民众，反而要用美貌蛊惑女子，满足私欲，这些士人就是丧失了他们各自的美好禀赋。

所以，虽然有一些人有优势、有才能，但是没有道德，不为国家、为人民做贡献，反而对国家人民造成危害。孔子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领导者任用人才，要以公义为出发点，不能够由于私心用人，结党营私。只有任用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人才，才能够把政事办好。

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国家之存亡祸福，信有天命，非唯人耶？”哀公问孔子说：“国家的存亡祸福，确实是由天命支配，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吗？

孔子对曰：“存亡祸福，皆在己而已，天灾地妖，弗能加也。”地妖就是在大地上生长的反常怪异之物。在《左传•宣公十五年》说：“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天时不正常叫灾，比如说六月飞雪；“地反物为妖”，地上长出了不正常的动植物等等，这就叫妖。孔子回答说：“国家的存亡祸福都是由人自己决定的，天灾地妖都不能改变国家的命运。”后面举了两个例子。

“昔者，殷王帝辛之世，有雀生大鸟于城隅焉。”“城隅”，就是城的角落。“帝辛”就是商纣王，因为他沉湎酒色、穷兵黩武，和夏桀并称“桀纣”，是典型的暴君。从前殷商帝辛时期，有一只鸟雀在城墙角生下了一只大鸟。一只小鸟雀却生下了一只大鸟，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吉祥的征兆。“帝辛介雀之德，不修国政，殷国以亡。”商纣王借助鸟雀的瑞相福德而不理朝政，结果怎么样？殷朝因此灭亡。“此即以己逆天时，得福反为祸者也。”这就是因为自己违逆天道，得到上天的福瑞却把它转为灾祸的事例。

“又其先世殷太戊之时，道缺法邪，以致夭孽，桑榖生朝，七日大拱。”“夭孽”，就是物类反常的现象，古人也是认为是不祥之兆。“夭”通妖怪的“妖”。“桑榖”就是两个木的名字，古时候以桑榖生于朝，是作为不祥之兆。 “大拱”这个“拱”，就是“敛手也”，两只手收敛在一起，拱手，“大拱”，就是形容粗大。又在纣王的祖先殷太戊统治时期，道德缺失，法度邪曲不正，以至树木生长出现反常的不祥现象，桑榖二树生长于朝堂，七天就长到两手合拢那么粗了。“太戊恐骇，侧身修行，三年之后，远方慕义，重译至者，十有六国。”“侧身”，倾侧其身，表示戒惧不安；“重译”就是重重翻译。太戊十分恐惧，马上谨慎、恭敬地修养德行，三年之后，远方国家仰慕他的道义，通过重重翻译前来朝拜的国家多达十六个。“此即以己逆天时，得祸转为福者也。”这就是因为自己改变天道，将祸兆变为福祉的事例。

“故天灾地妖，所以儆人主也；寤梦征怪，所以儆人臣也。”“寤梦”就是醒时有所见而成的梦，“征怪”就是怪异的征兆。所以说，天降灾害、地生妖异，是用来警告国君的；各种梦异和怪诞的征兆是用来警告大臣的。

“灾妖不胜善政，梦怪不胜善行。能知此，至治之极也，明王达此也。”天降的灾害，还有地生的妖异胜不过国家的善政；梦异和怪兆胜不过人的善行。能明白这个道理，就是治国的最高境界，只有圣明的君王才能达到这个境界。

这个故事主要是告诉我们，天灾地妖都是上天垂相，是用来警告君主和大臣的，让他们能够反省自己。如果君主和大臣及时反省，修养自己的德行，推行善政，就可以改变这种不祥的征兆，能够转至太平，所以根本还在于人心的转变。

所以《易经》上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决定一个人前途、命运、祸福，还有祥瑞的，是什么？是自己的德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才是必然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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