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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治要•孔子家语》第3集

刘余莉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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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治要•孔子家语》第3集
2022-03-03

诸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孔子家语》,请看《王言》。

曾子曰:“道则至矣。弟子不足以明之。”

曾子说:“这样的治国之道真是达到了极致了!只是学生愚钝,还不足以明白其中的道理。”

孔子曰:“参,汝以为姑止此乎?”

孔子说:“曾参,你以为只是这些就够了吗?”

“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有法,必裂地而封之,分属而理之,然后贤民无所隐,暴民无所伏。”

“裂地而封之”,“裂地”,就是划分属地。“封”,《说文解字》解释:爵诸侯之土也。“裂地而封之”,就是划分属地分封给诸侯。“伏”,就是藏匿的意思。

古代圣明的君王治理百姓是有方法的,一定把土地划分区域分封给诸侯,使其分别在自己的属地进行治理。这样一来,贤良之人就不会被埋没,凶暴之徒也就无处藏身。

我们要知道,在中国历史文化的语境中,“封”、“建”这兩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封建”就是分封建国的意思。在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说:“天子诸侯曰国,大夫曰家。”也就是诸侯所治理的区域称为“国”;卿大夫治理的区域称为“家”。所以“家”“国”都是表示一定的治理或管辖地域,在这个地域中有相似的政治架构和社会功能,只是大小级别不同,这就是所谓的家国同构。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体现家国同构的文献非常丰富。

比如在《易经•师卦》之中有这样一句话:“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大君”就是指天子。“开国”就是建立诸侯,“承家”就是封为大夫,承受家邑。天子颁布命令,封赏功大者,使之开国为诸侯;封赏功小者,使之承家为卿大夫。《象传》又说:“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天子颁布命令,是为了评定功绩,进行封赏。封爵要根据功劳的大小,目的是为了使国家安定。因此开国承家,必须用君子,不能任用小人。因为小人不符合治国平天下的正道,必将使国家陷入混乱。

从这里关于家、国的论述中可以看到,诸侯的属地就叫“国”,大夫的属地就称“家”。所以说“家国同构”,这里的“家”并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家庭,而是指大夫所封的“家邑”,它和诸侯所封的“国”具有同样的政治架构,承担着同样的治理、祭祀和教化等社会功能。所以对于“家国同构”的这个含义,不能够误解,更不能在误解的基础上对它进行错误地批判。

在这种制度下,每个诸侯管理多大的土地区域,每一区域又分封了多少大夫,每个大夫分封了多少家都一清二楚。在这种情况下,贤德的人就无处隐居,暴民也无处藏身。因为诸侯、大夫对于自己属地,每家每户的人口都了解得清清楚楚,无有遗漏。所以想隐居、想藏身都办不到。

其实这种“裂地而封之,分属而理之”的管理方式是一直承传到今天。比如说我们整个国土分成若干省、直辖市,再分为自治区;像自治区和省之下又划分成不同级别的市;市下面又划分为区或者县;县、区下面又划分成街道、乡镇;乡镇、街道下面又划分为村或者社区等等。每一个村或者是社区有多少户人口,每户、每家有多少人也都是一清二楚。

我们在现代社会又借助于高科技,比如说手机登记扫码,还有大数据的搜索,你是哪个社区的人,你现在住在哪里,也都是一清二楚。这种管理方式,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特别是在这次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可以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有人把它称之为网格化的管理,其实这种管理方式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都是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中,经过不断地试错、纠偏、改进和完善而形成的,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历史的经验不容忽视,古圣先贤已经累积了五千多年的管理经验、治理经验,这是我们最值得珍惜和借鉴的宝贵财富。

特别是我们看到“暴民无所伏”这一句话,我们更加有感触。在防疫的过程中,因为加强了社会基层的管理力度,结果很多犯罪分子、通缉犯都无处藏身,最后不得不投案自首。当然,这也从反面说明,在平时的时候,基层社会管理的效力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如果平时就加强基层社会管理,这些暴徒其实就不可能那么长时间,安然地逍遥法外。所以下面就讲了具体的方法,就是如何进行加强基层的社会治理,才在平时也能够达到这种效果。

使有司日省而时考之,进用贤良,退贬不肖,然则贤良者悦而不肖者惧。

这个“省”就是视察的意思。再派有关官员每日去视察、经常考核;提拔任用贤良的人才;降职、罢免不贤德之人,这样贤良之人就会喜悦,而不贤德之人就会惧怕。

这是一种举荐和发现人才的制度。贤良之人,在百姓中都有好的口碑,这样就被地方官进荐、举用;不贤德的人,在群众中口碑不好,人人也都知道他,就被贬退、甚至罢免。而且为了避免官员不作为、不举荐人才,或者晋用自己的亲戚朋友,和有连带关系的人,或者给自己送礼的人,还有一项重要的连带责任制度,那就是: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

这种制度自古以来就有了,比如说在战国时期的典籍中就有了明确的记载。在《群书治要·尸子》一书中讲到:“若能做到举荐贤者有赏,举荐不肖者负连带责任,若是没有能够举荐贤人,便把他称为是无能之人。如此一来,人们就会多多地举荐贤者,而且臣子如果立了大功,就一定追问谁是他的举荐者,一同赏赐。如果犯了大过,也同样追问是谁任用了他,连带给以处罚。”这种奖惩制度和连带责任制度,把能否荐贤纳入官员的政绩考核,而且是重要的考核目标。这样就调动了官员荐贤的积极性,也使官员不敢随便举荐无德之人,形成“进贤退不肖”的良好政治风气。

在《汉书·武帝纪》中记载,汉武帝就曾下诏说:“十室人家的县邑,一定有忠信之人;三人同行,其中一定有我可以向他学习的老师。但是如今全郡之中,却连一位贤良之士都没有被举荐给朝廷,这是因为朝廷的教行没有下达落实,而使得具有孝廉之行的君子向上进言的路途被阻塞。郡守、县令是维护人伦教化的地方官,这样将如何辅佐我了解下情、教化百姓、勉励民众、推行乡里的教化呢?何况举荐贤士会受到上等的赏赐,埋没、遮蔽贤士会受到重罚,这是古代的原则。”于是,汉武帝就命令当时的有关官员讨论,对那些不能举荐贤良的郡县官员应该如何处理。

这些官员经过讨论,上书分析说:“诸侯向朝廷举荐人才,首次推举的人才,如果得当,就称他为好德;第二次推举得当,就称其贤明;第三次推举人才得当,便称其有功。朝廷对他们进行崇高的奖赏。诸侯如果不向朝廷举荐贤才,第一次被发现就贬爵,第二次削地,第三次爵位和土地全部削尽。勾结于下而欺罔君上的人要处死;谄媚于上而欺罔臣民的人要处刑;参与国政而不能造福于人民的要弃逐;身居要职而不能进谏贤才的要退位,这就是劝善惩恶的措施。今日诏书要求发扬先代帝王选贤举能的传统,令郡守、县令推举孝廉贤才,是为了教化人民、移风易俗。那些对举贤诏令置若罔闻的官吏,当以不遵朝命论处。不能培养与发现贤才就是不能胜任其职,应该罢免。”这些上奏都被汉武帝所采纳。

正是因为古人认识到了任贤选能的重要性,所以才有了连带责任制,以保证能够真正贤德的人被举荐出来,而不是举荐亲私。这种连带责任制也被后世所效仿,成为一项有效的荐贤保障制度。这种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官员不作为、不荐贤以及忌贤妒能、任人唯亲等问题,这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官员“带病提拔”,本来都有问题了,还三番五次地受褒奖、受提拔,这都是要追究连带责任的。下面说:

哀鳏寡,养孤独,恤贫穷,诱孝悌,选才能。

“鳏寡”,“老而无妻曰鳏”,所以叫鳏夫;“老而无夫曰寡”,所以称为寡妇。也就是成年无妻或者无夫的人称为鳏寡之人。“孤独”,“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所以孤儿就是幼年没有父亲的人。“恤”:“振贫老曰恤”,就是赈济贫穷的或者是老年的人,这个称为“恤”。怜悯鳏夫寡妇;抚育、赡养幼年失去父母的孤儿和年老无子的人;体恤救济贫穷困苦的人;诱导百姓孝敬父母、敬长爱幼;选拔贤能出众的人才,这些都是地方官的职能,这也是要求地方官要关心帮助社会的弱势群体,实现“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理想治理局面。

看到这句话就让我们想到,如果地方官员都能够负责尽职,把养老育幼的问题做好,把扶贫的工作做好,把孝悌的教育做好,把选贤举能的工作做好,那么基层社会是非常和谐、稳定的。就不会出现很多上访的问题,更不会像西方社会,出现很多示威游行的问题。

这里也告诉我们,扶贫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扶贫,给他物质上的照顾。如果不告诉他贫穷是怎么来的,不教育他要靠自己的勤劳来致富,可能会让他越扶越懒惰,越扶越没有志气,“等靠要”的习惯养成了。所以“扶贫先扶志”,更重视教育上的扶贫、精神上的扶贫。只有对那些弱势群体,确实是身体有疾病或者是身体能力不足的这些人,才是给以照顾和体恤。

此七者修,则四海之内无刑民矣。上之亲下也如腹心;则下之亲上也,如幼子之于慈母矣。上下相亲如此,故令则从、施则行,民怀其德,近者悦服,远者来附,政之致也。

如果国家做好这七个方面,四海之内就没有遭受刑罚的人了。身居上位者爱护属下,就如爱护心腹;属下爱戴居上位者,如同幼儿对于慈母。上下能如此相互亲爱,那么一下达命令,百姓就会遵从,一颁布措施就得以推行。民众感念君长的恩德,近处的人心悦诚服,远方的人也会前来归附,这便是政治的最高境界。

现在我们都在讲“中国之治”,我们学了《孔子家语》,就知道历史上最高的治理境界是什么样的了,四个字概括“中国之治”的特点,那就是“君仁臣忠”。“君”就是领导者,“臣”就是被领导者。领导者对被领导者仁爱、关心、教育,被领导者对于领导者回馈的就是忠心耿耿、竭尽全力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所以他是不忍心欺骗他们的领导。所以“不忍欺”才是最高的治理境界。这七个方面都与道德教化相关。

所以古代的社会治理,它特别重视人心的治理,特别是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要充分发挥教化的功能。这样才能使人心向善,养老育幼的问题都得以解决;鳏寡孤独、老弱病残幼都得以照顾,社会安定和谐。所以,基层领导干部作为和不作为,效果大不相同,而且如何作为也必须要有智慧。我们看到,现在习总书记倡导在基层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其实这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就有点像古代的庠序,就是地方、乡镇所建的学校,它承担着教导人们仁义慈悌道理的功能。人人都接受这样的教育,这样的话,这个地方社会风气良善,违法乱纪的人就非常少,这也是特别值得提倡的。

田猎毕弋,非以盈宫室也;征敛百姓,非以充府库也。“田猎”,就是打猎;“毕”,就是掩网的意思,是捕捉鸟兔的一种网;“弋”,夹注曰:“缴射也”,也就是把箭系在绳子上再射出去。打猎捕捉鸟兽,不是为了充盈宫室;征收赋税也不是为了充实国库。到底是为什么呢?

惨怛以补不足,礼节以损有余,多信而寡貌。

“惨怛”就是忧伤悲痛;“寡貌”就是质朴自然、不加矫饰的意思。而是以悲悯之心补给不足之人;用礼仪节度以减损有余之人;重视诚信,不重视浮华矫饰。这就是告诉我们,要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来减少贫富差距,避免富者更富、穷者更穷。富的人就会骄奢淫逸,贫穷的人连温饱问题都不能够得以解决,就会铤而走险,违法乱纪。

所以在《群书治要·说苑》中就记载,魏文侯问李克,刑法产生的根源。“刑法是为什么产生呢?”李克回答说:“生于奸邪淫佚之行也”。他指出,刑法产生的根源在于人们邪曲不正的、还有放纵奢侈的行为。他说:“凡奸邪之心,饥寒而起;淫佚者,文饰之耗。……饥寒并至,而能不为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饰美以相矜,而能无淫佚者,未尝有也。故上不禁技功,则国贫民侈。国贫民侈,则贫穷者为奸邪,而富足者为淫佚,则驱民而为邪也。民已为邪,因以法随而诛之,则是为民设陷也。刑罚之起有源,人主不塞其本,而督其末,伤国之道也。”

李克认为,凡是奸邪这种念头不是偶然产生的,都是因为饥寒交迫,不得已才引起的。而淫佚放纵的行为是因为耗神于文饰。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过分地关注于奢侈品,怎么打扮得美貌,怎么来进行装饰。饥寒交迫而能不做奸邪之事的人是很少的。男女装扮精美,并且以此互相夸耀而能不骄奢淫逸的人,也是未曾有过的。所以君主不禁止奇技淫巧,防止其泛滥,导致的结果就是国家越发贫穷,百姓越来越奢靡浪费。国家贫困、百姓奢侈,贫穷者为了谋求享受,也就去做奸邪之事;富足者则会放纵欲望,做出荒淫之行。这就是等于驱使着百姓去做坏事。百姓既已被驱向邪路做出坏事,又随即用法令诛杀他们。这不就是像给百姓设下了陷阱一样吗?所以刑罚的兴起是有根源的,君主如果不从根本上加以杜绝,而只从枝末上来禁止人们的恶行,这是“伤国之道”。

在《崔寔政论》中也有这样一段话,“夫人之情,莫不乐富贵荣华,美服丽饰,铿锵眩耀,芬芳嘉味者也。昼则思之,夜则梦焉,唯斯之务,无须臾不存于心,犹急水之归下,下川之赴壑。”

人性和人情是不一样的,人性是清净无染的,它没有任何的欲求,就像水一样的清澈,没有任何污染。但是人情,就是人的习气、习染,确实喜欢荣华富贵,华美的服装、漂亮的饰品、铿锵作响的音乐、炫人眼目的光彩,还有香喷喷的美味佳肴,这都是人情所喜好的。白天想着这些事,梦里做梦,还是想着这些事,一心一意就想着吃喝玩乐,须臾都不离开自己的心。这就像水往下流,瀑布会往深谷里流一样,自然而然。

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古人把人的欲望看得非常清楚,所以把“欲”比作深渊,欲是深渊,如果人对自己的欲望不加节制,任其发展,最后连自己也无法约束、控制自己。古人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就制定了“礼”来节制人们不合适的欲望,防患于未然。

所以古人很早就告诫我们,不要对自己控制自己欲望的能力太过自信。告诉我们要远离那些不正当的欲求。“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不要看到那些可以产生欲求的东西,比如说美色等等。为什么呢?看了之后容易沉溺其中不能自拔。

人克制自己欲望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斗闹场,绝勿近。邪僻事,绝勿问”。这样就可以远离污染,保持自己的清净心。既然接受不了诱惑,就要懂得远离,以保护自己。当然更高层的功夫是见了钱、见了美色等等引起人欲望的东西,他也不被沾染,那就是“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但是这不是一般人能夠做得到的,对于普通人来说,还是以远离为好。

在《崔寔政论》中接着说,现在市场上都卖华丽的工艺品,商家也卖僭礼的服饰,百工也都可以做奢侈品。人们看到这些能够满足自己欲望的东西,经受不住诱惑,肯定就会购买。而商人之流,家家户户都超级享受,奢靡无度。国家的政策一旦有了偏失,普天之下的人都会去追求奢侈浪费、违背礼仪的生活,这是时势潮流驱使他们这样做的,因而这是天下最让人忧心的事情之一。这说明了人之常情,莫不喜好并追逐物质的享受。好了还想再好,奢靡还想再奢靡,所以竞奢斗富无有止境。如果任其发展,就会做出违背本性、越礼非分、乃至丧天害理的事情来。所以古人把“欲”比作深渊,提出要调理情感、节制欲望。

所以先王治理天下,“必明法度以闭民欲,崇堤防以御水害”,也就是要通过礼法制度,限制富裕的人生活过分奢靡,并通过教育使人明白“成由勤俭败由奢”的道理。从而教导富人把欲望、享乐调适在合理的范围内,做到“富而好礼”。我们现在在反对奢靡之风,很多人说,要从制度上来设立一些好的制度,反对奢靡之风。我们现在提倡八项规定,对于党员领导干部的奢靡之风有了很大的约束力。但是对于商人,他们还是该怎么浪费怎么浪费,该怎么享受就怎么享受。其实中国古人很早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就制定了礼来约束富人的这种过分奢靡的行为。也就是说你再有钱,但是你没有达到一定的级别,或者没有对国家建功立业,这样的器物,这样的东西,你就不能够用。这其实就是一种从制度上避免奢糜之风的做法,但是我们认为这是封建的,这是落后的,把它当成封建的礼教加以排斥,加以批判。所以我们现在对于奢糜之风怎么样从制度上进行约束,并没有想们出太好的办法。下面我们再看:

其礼可守,其言可復,其迹可履。

他的礼仪可为遵守,他的言语可被力行,他的行为可为践履效仿。为什么呢?因为他所倡导的,自己首先先做到,这就是“上行而下效”。而我们当前道德教育一个不得力的重要原因就是很多人把道德教育理解为说教,也把它变成了说教。所以道德教育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必要。也就是说,很少有领导能够像重视经济建设那个程度来重视道德教育。

其于信也如四时;其博有万民也如饥而食,如渴而饮;

民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验也。

圣王守信,就像四季交替那样一定;圣王得到天下民众的拥戴,就像饿了吃饭,渴了喝水一样自然而然;民众信任他,就像相信寒来暑往的必然规律一样毫无疑虑,这里就强调了“信”这个重要性。

孔子也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强调民众信任政府的重要性。如果人民不信任政府、不信任领导,那么政府、领导所颁布的政策就得不到拥护和配合,那就很难实行、并且取得良好的效果。所以历史上曾使秦国强大的商鞅变法,要得到人民的支持,首先要做的就是“立木取信”,要取信于民。

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习总书记他在讲话中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摆在第一位。正是因为这个讲话精神,使得中国人民对于政府拥有了足够的信任,所以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积极配合政府的各种防疫举措。这和西方国家,民众对政府的号召不屑一顾,产生了疑虑、质疑,甚至以暴力对抗的形式来反对政府的抗疫措施,就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产生这个反差的重要原因就是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不同。

如何赢得民众的信任呢?

《群书治要·中论》中讲:“欲人之信己,则微言而笃行之;笃行之,则日用久;日用久,则事著明;事著明,则有目者莫不见也,有耳者莫不闻也,其可诬乎?”

如果为政者想要人们信任自己,即使是许下一个小的承诺,也都要尽力实现。真正兑现自己的承诺,效果才会越来越长久;效果日益长久,事情就会更加清晰;事情清晰就会有目共赌、有耳皆闻,谁还能够歪曲事实呢?

所以为政者要取信于民,就要做到“微言而笃行之”,并且久久为功,持之以恒。不仅只有言辞的承诺,更要靠实际行动来信守承诺。

在东汉,有一个“郭伋候亭”的故事,他就是一个“微言而笃行之”的典范。郭伋在做地方官的时候,一次巡行外出,路过了美稷,看到几百个孩童,骑着竹马在道路上迎拜。

原来这些孩子听说他要路过,特地从很远的地方赶来欢迎。郭伋向孩子们道谢,并且约定回来的时间再见面,就把自己归期告诉了孩子们。但是他回来的时候,却比预定的日期早了一日,于是怎么样?他怕失信于孩子们,于是就在野外的亭栈住了一天,到了约定的日期,才又进入美稷。

你看这个郭伋,他身为地方官,对于孩童们都信守承诺,可以说做到了一诺千金,所以深得百姓的信任与爱戴。

中国在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和 “一带一路”的倡议之初,也有一些西方国家质疑、猜测中国提出这些理念背后的政治企图。但是中国继续以诚待人,与世界各国积极展开互利合作,加强国际援助,坚持走共同繁荣之路。特别是在防控新冠疫情这个过程中,中国在国内疫情防控依然严峻的形势下,仍然无私提供援助、捐赠医疗物资、派驻医疗队,充分体现了 “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仁爱情怀,还有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担当精神。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世界各国雪中送炭的实际行动,让世界人民看到了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诚意,相信也会感召越来越多的国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携手努力。

那么要使人信任自己,为政者必须首先自己率先做到诚信,这样才能够带动整个社会朝着良善的方向去发展。所以《群书治要·傅子》中也说:“夫信由上而结者也。”诚信是由上位者来缔结的。君主以诚信的言行、态度教导臣子,臣子就会以诚信来忠于君主;父母用诚信的身教来教诲子女,子女就会用诚信孝顺父母;丈夫以诚信对待妻子,妻子就会用诚信顺承丈夫。在上位者如果能够依循伦常大道,来教化在下位的人,民众自然会顺从常道而顺应上位者。如此上行下效,还有不被教化的人,一百个人中也找不到一个。所以“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上行下效的效果,就如影之随形、响之应声一样迅速有效。

所以,《群书治要·文子》中也说:“信,君子之言也。忠,君子之意也。忠信形于内,感动应乎外,圣贤之化也。”

对于一个国家的领导者来说,讲求信用也是至关重要。在《群书治要·孙卿子》中说:“齐桓、晋文、楚庄、吴阖庐、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无他故焉,信也。”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庐、越王勾践,都原本是身处偏僻、狭小之地的国君,但是后来却威震天下,使那些中原诸国都感受到威胁,并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能够讲求信用。“是所谓信立而霸也。”这就是所谓的建立了信用,所以会称霸于诸侯。

反之,“不务张其义,济其信,唯利之求,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内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不致力于伸张其道义,成就他的诚信,唯利是图,在内不顾后果地来欺诈人民,追求小利;对外不顾一切地欺诈与他结盟的国家,追求大利。在内不好好地治理自己已经拥有的国家,而常常想侵占别人所有的国家。如果这样,他的臣子和百姓就没有不以欺骗之心来对待君主的。君主欺骗臣民,臣民也欺骗君主,就必然导致上下分崩离析。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敌国会轻视他;与他结交的国家会怀疑他,权术阴谋日渐猖獗,以致国家不可避免地出现危机以至灭亡。从这里可以看到,导致一个国家衰亡的原因,在于“多行不义必自毙”。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者不遵行仁、义、礼、智、诚信这些治国的常理常法,而是专门靠玩弄权术、阴谋来治国,必然害人者终害己。所以中国古人特别强调了这个“信”字,因为“信立而霸也”。

我们看西方国家的两党制或多党制,使得政党颁布政策、采取措施,都是从本政党以及与政党相关的少数人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正是这种偏私的存在,使得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的国家,它难以得到最广泛的民众支持。而中国,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自己的执政理念,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所以它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抗疫的过程中,也形成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局面,使得中国的抗疫迅速取得成效,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这也是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的结果。

所以中国古人他认识到取信于民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所以也从各种制度上保证为政者做到取信于民。他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就是让办政治的人必须读圣贤书,也就是办政治必须任用读书人,从制度上落实“学而优则仕”。

我们知道中国古人所读的书都是圣贤书,所以从小耳濡目染的是圣贤教育的熏陶。比如说在《论语》中就多次强调了“信”的重要性:“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这些都为读书人日后从政,做到取信于民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在隋唐之后,开始了科举制选拔人才。科举制有很多科目,其中一个重要的科目就是明经科,主要的内容就是儒家经典,而经典中所强调的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智慧,记载的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治国之道,彰显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验和教训。把这些经典作为学习和考试的内容,就形成了古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所以,历史上也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所以这种教育和选人制度,都把德才兼备的人选拔到领导的位置上,具有“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显著优势。

与中国古代的选贤举能的制度相比,西方的两党制或多党制的民主竞选,基本都是采取了相互攻击、自赞毁他的方式。候选人都把对方候选人和党派的这些领导人的丑事公布于众,这就降低了人们对国家执政者,还有他的政党的信任。而总统候选人为了获得选票,在竞选中不惜花言巧语,许下了博取选民支持的承诺,但是在选上总统之后,又无法兑现他的承诺,所以这些诺言就不了了之,这就进一步丧失了信用。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国家可以复制中国的抗疫措施,但是却不能够得到民众的配合,不能够取得相应的效果。

所以,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只要人民信赖政府,虽无足食,仍可与国家共患难;如果去了民信,纵无外患,也有内乱,则国家不能安立。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取信于民,在抗疫过程中表现出很强的执行力,这是中国抗疫取得阶段性重要胜利的关键,也是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视取信于民的传统。

故视远若迩,非道迩也,见明德也。

这个“迩”,就是近的意思。所以民众看远处的国君,好像觉得君主就在身边,这不是因为离君王的距离很近,而是四海之内都能够感受他的明德,也就是说,他的这种德政惠及了四海的人民,虽然四海的人民离他很远,但是都能够感受到他德风的滋润。

是故兵革不动而威,用利不施而亲。此之谓明王之守,折冲乎千里之外者也。

所以,圣王不动用武力就有威严;不必惠施财利,臣民就会亲附,这就是圣明君王守卫国家能御敌于千里之外的道理。

曾子听了之后,接着问:

曾子曰:‘敢问何谓三至?’孔子曰:‘至礼不让而天下治,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至乐无声而天下之民和。明王笃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

这个“至礼”就是最高境界的礼。

孔子就是在这里进一步为曾子讲解了治理天下的最高境界,也就是“三至”。“至礼不让而天下治”,至高的礼不需要讲谦让,天下就能够得到治理;“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最高的奖赏不需要耗费资财,天下之士都喜悦;“至乐无声而天下之民和”,最高境界的音乐,不需要发出声音,就能使天下的百姓感到满足而和睦相处。如果明智的君主能够认真地实行这“三至”,天下的君主都会知道他的名声,天下的士人都可以做他的臣子,天下的人民都可以为他所使用。

曾子曰:“敢问此义何谓也?

曾子听了之后,还是不太理解,于是问道:“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能不能再详细解释一下?”

孔子曰:“古者明王必尽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实,既知其实,然后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谓至礼不让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禄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谓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如此,则天下之明誉兴焉,此之谓至乐无声而天下之民和。”

这就是“三至”。孔子说,古代明智的君主对于天下贤德之士的名字都很了解。比如说,现在有一些企业家在各自的企业落实《弟子规》,不仅自己企业变成了幸福企业,还无私无求地向社会大众义务办班,来推行伦理道德的教育。这些人对于社会风气转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对于这样的人,就要知道他们的名字。

“既知其名,又知其实”,仅仅知道他们的名字还是不够的,还要调查一下他们是不是名实相符、是不是名副其实。因为很多人特别喜欢做宣传,名声很大,但是不一定有真才实德,所以只是闻听到他的名声还不够,还要调查一下是不是名实相符。

“既知其实,然后因天下之爵以尊之”,知道他们确实所做的事名副其实,确实是不为名、不为利,就是无私奉献,目的就是使人们看到传统文化教育的效果,让人们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对传统化升起信心。相信人是可以教得好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依然是适用的。知道了这样的事实,就要以“天下的爵位”来尊重他,就是要给他一定的名位。虽然这些人做好事不图名、不图利,但是如果国家能够尊重他们,给他们一定的名位,必将带动一种尊贤的风气,引导大家向他们学习。“此之谓至礼不让而天下治”,这就是最高的礼不需要讲谦让,天下便能够得到治理。

“因天下之禄以富天下之士”,用天下的俸禄,使这些贤德之士都富裕。国家越是认可、承认、激励那些为国家建功立业的人,整个社会就越知道向他们学习,越去做利益国家、社会大众的事情。如果一个人越是谦让,国家越是忽视他,这样的结果,就会导致“不哭的孩子没奶喝”,结果就是大家就要靠着哭和闹,去换得自己的正当权益,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这不是鼓励人们去上访吗?所以越是谦让,越要得到鼓励;而越是去争,越要考虑是不是要给他应有的权益。这个权益不应该给,他即使是争,也不能够给;如果这个权益应该给他,他不争,也不能够忽视他。“此之谓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这就是最高的奖赏不需要耗费太多的资财,天下的贤良之士就会非常喜悦。

“如此则天下之明誉兴焉”,如果领导者做到这些,那么天下赞叹的声音自然就兴起来了。人们都赞叹你、佩服你,当然也愿意配合你领导的政策。“此之谓至乐无声而天下之民和。”这就是至高的音乐,不需要奏出声音,天下的人民都能和睦相处,都能够和谐。

这种治理境界当然是非常理想的、人人向往的,但是关键在什么地方呢?关键就在于领导者贤明,能够知人善任,能够任用贤德之士。这样就不需要花费力气,就可以使天下太平;也不需要耗费资财,天下的贤士都因各得其所而喜悦。如果贤德之士在位,他们言传身教,就会使人民受到良好的教化,彼此和谐相处,人民也会为国君所用。这个治理的境界听起来很容易,但是落实起来却很难。为什么难呢?因为君主任用贤德之士,存在着很多的难处。

在《群书治要·申鉴》之中就把任贤的难处总结为十个方面。换句话说,君主如果不能够克服这十个难处,贤德之人就不能够得到任用,也就不能够达到最好的治理效果。哪十重难处呢?

“一曰不知。” 就是不知道谁是真正的贤明之人,没有“知人之明”“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这都说明“知人”实际上很不容易。

在《论语》中,有一段专门解释什么是“士”,就是孔老夫子的弟子子贡来问:“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实际上也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去辨别不同层次的人才。孔子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士”一定要非常有羞耻心,他自己的行为都要符合仁义道德,不违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如果一个人没有羞耻心,结果就是做什么事都无所谓,久而久之,就堕落得离禽兽不远了。所以孟子说:“耻之于人大矣。”“耻”为什么对人如此的重要?“以其得之则圣贤,失之则禽兽耳。”如果一个人没有羞耻心,特别是做老师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人,这个“耻”就更重要了。如果行而无耻,那就不堪称为“人师”。有羞耻心,进而就能够改过自新,“知耻近乎勇”,勇于改过,他就能够成圣成贤,退也不失为君子。“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这样的士人接受了国家的任务,出使任何国家,都不会给自己和他的国家丢面子,“不辱君命”,不会辱没他君主的使命,让他的君主也没面子。

子贡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于是他就问:“敢问其次。”孔子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悌焉。”在宗族里边、在邻里乡党之中,人人称他是个孝子,而且能做到兄友弟恭,这个德行也是相当不错的了,这种人也可以称为士人。

子贡又问:“敢问其次。”再退一步怎么讲呢?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说话讲诚信,做事很坚决,不能够知而不为。所以学习圣贤教诲也要真干、真落实。“硁硁然”就是形容石头碰撞时发出的声音,表示不改变的意思,就是矢志不渝、锲而不舍。“小人哉”,这里的小人是从德行意义上的小人,虽然没干什么大事,但是也能够做到谨守道德仁义,这样也不失为一个士人。当然这样的之所以被称为“小人”,是因为他一味地守信,但是不懂得权变,就像有一个叫尾生的人,他和女子约会,结果女子没有来,却来了大水,他却抱着桥柱,死死地不肯离去,最后被大水给冲走了,自己的命也丢了。这样的人为了守信而不懂得权变。

孔子讲了这三个层次的士人,即使是第三等的士人,也有坚持真理、锲而不舍的精神,还有知行合一的做法。虽然不能够兼善天下,至少也能够独善其身,这样的人才够得上士的资格、士的标准。所以,第一要知道各种人,他的德行层次在哪里,要知人善任。

“二曰不求。”就是不知道用心地去求取人才。《傅子》说:“夫圣人者,不世而出者也。贤能之士,何世无之。” 圣人确实不是世代都有的,古人说“五百年而有王者兴”,五百年才有一位圣王出现。但是贤德之士、有能力的人,哪一个时代没有呢?既然有,为什么领导者却得不到人才?

《傅子》中这样说道:像虞、舜、文、武这样的圣人,他们想实行王道,贤臣就出来辅佐他们;桓公想称霸天下,管仲这样的臣子就出现了;秦孝公想富国强兵,商鞅这样的法家人物也来辅佐他们了。所以,“欲王则王佐至,欲霸则霸臣出。欲富国强兵,则富国强兵之人往。求无不得,唱无不和,是以天下之不乏贤也,顾求与不求耳,何忧天下之无人乎?”天下并不真正缺乏人才,如果想称王天下,辅佐称王的人就出现了;如果想称霸天下,助力称霸天下的臣子就出现了;如果仅仅想富国强兵,帮助你富国强兵的人也就来到了。只要求,没有求不到的。至圣的明王一旦倡导,天下的贤人自然会应和。天下并不缺乏贤才,只看求与不求罢了,怎么还忧愁天下没有人才呢?

在《韩诗外传》中也记载了一个故事。晋平公到河里去游玩,玩得很开心,他就说:“怎么样才能让贤士和寡人共享这种快乐呢?”划船的人一听到,马上就跪下了,他说:“君主不喜欢贤士罢了。”为什么说他不喜欢贤士呢?“珍珠产自大江大海,玉器产自昆仑山,它们都没有长着脚,但还是来到了我们的国家,为什么?因为大王您喜欢它们。现在有贤士,贤士还长着脚,却没有来到我们国家,说明什么?是因为君主您没有真正喜好贤士的意愿,怎么担心没有贤士呢?”

晋平公听了之后就说:“寡人的食客,门左有一千人,门右有一千人。早晨的食物不够吃,就派人晚上去征收赋税;晚上的食物不够吃,就派人早晨到市场上征收赋税。怎么说我不喜欢贤士呢?我养了这么多的食客!”划船的人说:“鸿鹄一振翅能够飞翔千里,所依靠的是翅膀上六条强劲有力的茎羽,而背上的粗毛、腹下的细毛增加一把,也不会让它飞得更高;减损一把,也不会让它飞得更低。君主现在的食客,不过是背上的粗毛、腹下的细毛罢了。”意思是说,真正有用的贤德之人少之又少。《诗经》中也说,谋划的人太多,事业不能成功。所以不管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团队、一个企业,并不是人越多越好,而是真正贤德的、有能力的人越多越好,这才是古人所说的“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能否求取贤才,关键在于领导者对于贤才是否有恭敬、礼遇、真诚的态度。所以礼敬贤才、尊敬贤才也是评价领导者贤明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领导者能否建功立业的根本保证。

所以在《尸子》中说:“下士者得贤,下敌者得友,下众者得誉。故度于往古,观于先王,非求贤务士,而能立功于天下,成名于后世者,未之尝有也。夫求士不遵其道,而能致士者,未之尝见也。”礼贤下士的人才能够得到贤才;能够对敌人礼敬的人可以化敌为友;能够对众人礼敬的人可获得众人的称誉。纵观整个历史发展和古代圣王的治国经验,如果不依靠贤才,没有哪个先王可以立功于天下,成名于后世的。如果君主没有按照正确的道路来求取贤才,贤才也不会招致而来。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要求取贤才,领导者真诚、礼敬的态度非常重要。这是第二点。

“三曰不任。”就是不能够任用贤德之士。在《中论》中记载:“凡亡国之君,其朝未尝无致治之臣也,其府未尝无先王之书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他说,即使是末代的亡国之君,他的朝廷里也不是没有可以使天下大治的臣子;他的府库中也不是没有圣贤的典籍,但是最终还免不了灭亡,什么原因?虽然有贤德的臣子,却不被重用;虽然有圣贤典籍,但是却(被)束之高阁,“其贤不用,其法不行也”。虽然有贤德人,但是没有被君主重用;虽然有治国的方法策略,也没有被君主推行。这就是“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所以不能够重用贤德。

对于贤德的人,一定要重用,对于不贤德的人也要宽容。就像中行氏那样,如果有了贤德的人却不能重用,有了不贤德的人却不能罢免,就很难治理好国家了。

《六韬》中列举了七种贤者不被重用的具体原因。哪七种情况下,虽然有了贤才,但是却不能够被国君重用呢:

第一,“主弱亲强,贤者不用。”君主弱小,他的亲属势力强大,权利无法集中于君主的手中。即使有了贤德之人,也不能被君主重用。

第二,“主不明,正者少,邪者众,贤者不用。”君主不够明智,而且身边正直的人少,邪曲不正的人多,进献谗言的人多,这样贤德的人也不会被重用。

第三,“贼臣在外,奸臣在内,贤者不用。”贼臣在外诽谤,奸臣在内进献谗言,贤德的人也不会被重用。

第四,“法政阿宗族,贤者不用。”法律政策都是偏向于自己的亲戚,最后导致任人唯亲,而不是任人唯贤,这样贤者也得不到重用。

第五,“以欺为忠,贤者不用。”把欺骗自己的人当成是忠臣,贤者就不会被重用。

第六,“忠谏者死,贤者不用。”忠臣发现国君有错误,不惜犯颜直谏,指正他的过失,但是君主却喜欢谄媚巴结、阿谀奉承,厌恶直言不讳的人,这样他不仅不会奖赏忠臣,反而会致贤臣于危险的境地,这样贤臣也不会得到重用。

第七,“财货上流,贤者不用。”也就是财货都流到上面去了。说明什么呢?说明在位者都是贪财好利,而贤德之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自私自利,没有贪财好利之心。君主有这种喜好,贤德之人当然不会得以重用。古人把这些贤德之人不能够得到重用的原因都一一列举出来,警示后代的领导者要引以为戒。

“四曰不忠。”虽然任用了贤德之人,但是不能够善始善终。在《典语》中把君主和臣子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夫君称元首,臣云股肱,明大臣与人主一体者也。”古代的人把君主比喻为头脑,把臣子比喻为大腿和胳膊,也就是四肢。这说明什么呢?大臣和君主之间的关系就像一个身体一样,就像头脑和四肢的关系一样,谁也离不开谁,互相配合,互相信任。

“尧明俊德,守位以人,所以强四支而辅体也。其为己用,岂细也哉?” 譬如尧帝,能够明了、辨别德才兼备之人,并且让德才兼备的人担任官职。这样就如同强健了四肢,也必然能够辅助身体,对自己的帮助怎么会小呢?

“苟非其选,器不虚假”。“假”,授予、给予的意思。假如一个人不符合选拔的标准,不是合适的人才,就不要白白地授予他官位。“苟得其人,委之无疑。”如果真正得到了德才兼备的人,就要任用他,没有怀疑。“君之任臣,如身之信手。臣之事君,亦宜如手之击身。” 君主任用臣子就像身体信任他的手一样;反过来臣子事奉君主,也就像手触摸他的身体一样。

“安则共乐,痛则同忧。” 他们同享安乐、共同患难,是一体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怎么能够互相怀疑呢?这段说明君主与臣子的关系,应该是头脑和四肢的关系,相互信任,没有任何的疑虑之心,只有这样任用贤才才能够善始善终。任用贤才不能够善终原因就在于对贤才起了疑虑,不能够完全信任。

“五曰以小怨弃大德,六曰以小过黜大功。七曰以小短掩大美。” 这三条都是在讲,求全责备。

《袁子正书》中说:“故凡用人者,不求备于一人,桓公之于宁戚也,知之矣。”凡是君主用人、领导用人,都不能对人求全责备。齐桓公和宁戚的故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宁戚想去齐桓公那里求得官职,事奉桓公,但是他穷困潦倒,没有办法举荐自己。于是他就为那些走商的人驾车,终于来到了齐国,晚上住在城门之外。这个时候,齐桓公正好到郊外去迎接客人,晚上开了城门,让赶车的人都回避。宁戚正好在车下喂牛,看到齐桓公,赶紧敲响牛角,唱起了凄厉的商歌。桓公听到歌声后说:“这个唱歌的人可不是一个平凡之人。”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桓公也了不起,他听一个人唱歌的歌声,就知道这个人不平凡。于是,桓公就命令把宁戚载进城去。

齐桓公返回国内,宁戚来求见,劝说他要统一整个国家。第二天,宁戚又来求见,劝说他要称霸天下。齐桓公听了他的进谏,非常高兴,就想任命他做官,委以重任。但是这个时候,群臣提出了不同意见。有人说,这个人是魏国人,魏国离齐国也不远,不如派人去打听一下,如果他确实是一个贤才,又有德行,再任用他也不迟。桓公说:“你讲得不对!如果去打听他,恐怕他会有小的过恶。因为他有小的过恶就忘记了他大的好处,这是君主之所以失去天下贤士的原因。而且人才本来就是难以用尺度去衡量的,并非十全十美,我们只要用他的长处就可以了。”所以桓公就没有派人去打听宁戚的为人,而是对他委以重任,封他为卿。正是因为桓公对于宁戚这个举动很得当,对他很信任,没有怀疑,所以得到了贤士,能够称霸天下。从这个故事中,让我们看到大多数一般人都不是圣贤人,都有一些小的过失、不足、缺点,如果希望人没有任何瑕疵是办不到的,所以任人不能够求全责备。

《文子》中也说:“今人君之论臣也,不计其大功,总其细行而求其不善,即失贤之道也。”现在,当君主评论臣子的时候,不在意他大的功劳和贡献,而在他细小的行为上作文章,挑剔他小的不善、小的错误,这是失去贤士的原因。“故人有厚德,无问其小节;人有大誉,无疵其小故。” 所以一个人有很高尚的德行,就不要在他细小的行为上作文章;一个人有很大的声誉,就不要在小的不足上去挑剔。这都是提醒我们,人无完人,要想求取一个十全十美、一点错误都不犯的人,是很难找到的。

《文子》中说:“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责备于一人。” 从历史上看,从古至今没有十全十美、德行无可挑剔的人,所以君子不求全责备于任何一个人。后面还作了两个很好的比喻:“夫夏后氏之璜,不能无瑕;明月之珠,不能无秽,然天下宝之者,不以小恶妨大美也。”夏禹佩戴的璧玉,也不是没有瑕疵的;夜明珠也不是没有污点的。但是天下人仍然认为它们是宝贵的东西,不以小小的瑕疵来妨碍它们的大美。“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长,而欲求贤于天下,即难矣。”如今只记着别人的短处,而忘记了他的长处,还想在天下求取贤才,这是难上加难呀!

可见,即使是很珍贵的璧玉、夜明珠,也都不是没有瑕疵的。如果我们对人求全责备、过于挑剔,就很难求得贤才。

古人说:“任人之工,不强其拙。” 任用人才只要任用他的特长之处就好,不强求他做不到的地方,这是任人的大纲。这都是提醒领导者任人不能够求全责备,否则也会失去贤才。

“八曰以干讦伤忠正。” 在《群书治要·刘廙政论》中说:“自古人君,莫不愿得忠贤而用之也。既得之,莫不访之于众人也。忠于君者,岂能必利于人,苟无利于人,又何能保誉于人哉?”自古以来,做君主的没有不想得到忠贤之士而任用的。但是得到这些忠贤之士后,却又不免去向众人调查,问一问这些忠贤之士究竟如何?忠于君主的人哪里能够事事都有利于他人呢?如果有一件事得罪了人,没有为人带来利益,怎么能够让众人都称赞呢,如何在众人中都得到好的名声呢?

如果君主自己不贤明,就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是忠贤之士。即使得到了忠贤之士,忠贤之士已经来辅佐他了,君主也会怀着一种猜疑之心,向众人再去调查。而这些人又不一定都是贤德忠正之人。奸邪之人就免不了会对贤德之人有一些偏颇的言论和评语。如果君主听之任之,就会对忠贤之士产生怀疑,从而不予重用。

《体论》中也记载:“使贤者为之,与不肖者议之;使智者虑之,与愚者断之;使修士履之,与邪人疑之,此又人主之所患也。”这句话说得特别好。任命了贤德之人做事,又让不贤德的人来议论他;让有智慧的人来谋划,却又让愚钝的人来决断;让有修为的人去履行某一件事,却又让奸邪之人去怀疑他,这也是君主经常犯的错误。正是因为君主对于贤德之人不能做到用而不疑,经常产生猜疑之心。结果使得贤才不能够充分施展才华,这也是失去贤才的一个重要原因。

“九曰以邪说乱正度。”以邪说扰乱了正规的法度。这个法度就是指治国的常理常法,也就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等等。

我们在前面讲过,孔子去鲁国做司寇,上任了几天,就把少正卯给杀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少正卯“言伪而辩”,他的言辞伪诈,但却能言善辩,所以别人争辩不过他。但是他讲的又都是邪说,不是正道,这样会扰乱民心,使人心迷惑。这就是“以邪说乱正度”。对于这样的人,就只好把他杀掉了。实际上,如果不读圣贤书,人经常把错的看成是正确的,把邪的也看成是正当的。

我们看《群书治要》中就有记载,有人把制造出来的酒来献给禹王,禹王品尝之后怎么说的?他说:“以后肯定有人因为饮酒而亡国、丧身的。”所以对于饮酒这件事要特别谨慎。饮酒引起很多的过失,所以古人告诉我们:“酒以成礼,不继以淫”。这个酒点到为止,就是为了完成礼的,不能喝个没完没了、喝得酩酊大醉。特别是领导干部,喝多了,吐了一地,又胡言乱语,失去了领导的威仪。所以酒的害处是非常大的,但是因为不读圣贤书,现在酒的广告铺天盖地、到处都是。这个其实也都是分不清哪一个正、哪一个邪;哪一个善、哪一个恶;哪一个是、哪一个非所导致的,所以读圣贤书就特别的重要。

“十曰以谗嫉废贤能。”就是因为谗言、嫉妒而废弃了贤能之士。这也是一般领导者常常遇到的问题。

在《战国策》中,我们知道有一个“三人成虎”的故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魏国大臣庞葱,很受魏王的器重。有一次,魏国的一位世子要到赵国去做人质,魏王就派庞葱陪同他一起去。这说明魏王对庞葱能力非常认可,而且对他也是信任有加。庞葱确实非常有智慧,他知道国君很容易受左右人的影响。如果左右的人进奉谗言,久而久之,国君可能就不信任他了,所以在临行之前,他特意向魏王讲述了一则寓言。

他说:“大王,如果有人对您讲,大街上有一只老虎在逛,您会相信吗?”魏王想都没想,哈哈一笑说:“寡人当然不信,老虎招摇过市,这种事情怎么可能会发生呢?”庞葱接着问道:“如果又有一个人从街市上回来了,告诉大王说,街上有一只老虎,这回大王相信了吗?”魏王犹豫了一下,说:“这就难说了,得考虑一下才行。”庞葱继续问:“如果第三个人也这样说,大王会信吗?”这一次魏王肯定地点了一下头,说:“如果三个人都跑来这样讲,那肯定是真的了。”

这个时候庞葱就说:“街上怎么可能有老虎啊?街上没有老虎是事实,那些说街上有老虎的人,只是在互相传谣而已。可是大王您为什么会相信?就是因为说的人太多了,所以大王才相信。而我现在和世子要到赵国去做人质,赵国远离魏国,比从这到大街的距离不知道远多少倍。大王对我们在那里的情况肯定不清楚,而假如这个时候有人进谗言、诽谤我们的人又不止三个人,大王可能就会怀疑我们。希望大王能够明察。”魏王听了之后说:“我明白了,我知道应该怎么办。”

于是,庞葱告辞,陪着世子到赵国去做人质了。但是他走之后,诽谤的声音很快传到了魏王那里。结果当世子结束了人质的生活,回到魏国的时候,庞葱再也见不到魏王了。说明什么呢?魏王已经不信任他了,也不想任用他了。从这里我们看到,谗言的力量是多么的可怕,即使魏王已经提前受到提醒,做过预防,但是仍然抵不过谗言的泛滥。

古人说:“谗言止于智者”。作为领导者,要明智,要知道“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一个真正有德行的人,真正希望我们团队和谐的人,是绝对不会故意制造矛盾、影响人际和谐的。所以人要不听信谗言,臣子才能不受灾殃。当然,父子、夫妇之间也要能够不听信谗言,才能够相保如初。

听信谗言的原因在哪里呢?魏王也知道不能听信谗言,但是他最终为什么还是听信了呢?原因就在于“谗不自来,因疑而来”。谗言不是自己来的,就是因为自己先有了怀疑,才会感召谗言来。“间不自入,乘隙而入”,离间的话也是乘隙而入,是因为人与人之间有一些嫌隙、误会,所以离间的话语才容易听得进去。所以古圣先贤提醒我们,要“反求诸己”,要检讨自己是否疑心太重,对身边的人有成见、有嫌隙,才使得谗言乘机而入。

谗言一般都是出于嫉妒之心,一般人之所以会因嫉妒而进谗言,也是因为不明了因果,不知道嫉妒会给自己招致严重的恶果。所以《易经》中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句话我们要时刻的记在心里,时刻的提醒自己。

“君子乐得做君子,小人冤枉做小人。”君子看到别人做事,特别是做善事,自己去随喜赞叹,别人做的善事,自己也有一份功德在其中。如果别人做善事,生怕别人做的影响、声名超过了自己,而无端地去障碍、毁谤,结果别人应该做的善事,也不会因为你的障碍做不成,反而给自己招来祸患。所以嫉妒心让人心理失衡,还容易导致怨恨,甚至因此做出一些诽谤、伤害他人的行为,这种心态都是歪曲的心态。正常的心态就是《太上感应篇》中所说的:“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如果见人之得,如己之失,见人之失,如己之得,这个人的心就已经扭曲了,不正常了。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治国的道理说起来很简单,只要秉持“修身为本、教学为先”的原则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原则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却是难上加难。

比如说,我们修身,就要克服自己的习气,戒除贪、嗔、痴、慢、疑。这五个方面只是一个“贪”字,就很难克服。比如说贪财、贪色、贪名、贪利、贪吃、贪睡,只要有一个没有放下,戒贪就不能够圆满;还有瞋心,看人不满意、看人嫉妒,还有生气等等,这都是“瞋”心;愚痴,就像动物一样,吃了睡、睡了吃,不明理,不知道“生所从来,死所去向”,这都是愚痴的反应;傲慢,还有怀疑,所以修身不是那么容易的。把这一个“贪”字能够克服掉,也需要十年、二十年的功夫。所以,道理说起来都容易,但是落实起来却非常的难。

再看“教学为先”,就是要尊重贤德之人。但是贤德之人虽然有,如果遇不到明君,也很难被重用。所以在重用贤才方面,还要排除这十重难处,才能使贤人圣人受到重用。

比如说,孔老夫子是圣人,他在世的时候,就曾周游列国,希望把自己良好的仁爱学说传播天下,为哪一个国君所采用,把他的国家治理好,为天下人做出一个良好的示范,让天下人都来学习,但是却遭遇了重重的困难。当孔子到达楚国的时候,楚昭王本来都想任用孔子了,为了表示自己对孔子的诚意,还想把方圆七百里的土地封给孔子。但是这个时候,令尹子西就来进谗言了。他说:“大王您看,在您出使诸国的使臣之中,有没有像孔子的弟子子贡这样的人才啊?”楚昭王一想,摇了摇头说:“没有。”子西又问:“大王的相国之中,有没有像颜回这样德行高尚的人?”楚昭王又说:“没有。”子西说:“楚国的各部长官有没有像宰予这样的人呢?”楚昭王仍然说:“没有。”令尹子西说:“楚国的祖先在周朝受封的时候,封号是子、男的爵位,封地仅有方圆五十里。现在孔子修治三王五帝统治天下的道术,彰明周公、召公的德业,大王如果任用他,楚国还能世代保住泱泱数千里的土地吗?周文王在丰地,周武王在镐地,他们的领地方圆不过百里,是小国的国君,最后都能称王天下。而现在,如果孔丘占有七百里的土地,又有贤能的弟子来辅佐,这恐怕不是楚国的福分了。”言外之意,就是楚国有危险了。楚昭王听了之后,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就放弃了给孔子封地的想法,这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圣人周游列国,并不是想升官发财,而是希望遇到一位明君,推行自己的仁爱学说于天下,让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社会和谐、天下太平。但是这些国君、臣子往往以小人狭隘的心理去揣度圣人的心意。结果圣人在世的时候,也不能得以重用。所以古人说:“不世之君用不世之臣,才能立不世之功。”也就是说,卓越的臣子要遇到卓越的君主,才能建立卓越的功勋。否则的话,即使像孔子这样的圣人,也难免被埋没。当然,孔子晚年著书立说,他从事教育工作,对后世的影响是历代君王都无法比拟的,这也显示了教育的重要意义。

后面说:“十难不除,则贤臣不用。贤臣不用,则国非其国也。”如果以上列举的十难都不能够排除,贤人就不能够被起用;贤臣不能被重用,国家就不成其为国家了。如果君主不能任用贤德之人、远离奸佞之人,或者是任人出于个人的喜好,任人唯亲,那就必然导致国家的败亡。

在《昌言》中,有一段话说得很好:“王者所官者,非亲属则宠幸也;所爱者,非美色则巧佞也。以同异为善恶,以喜怒为赏罚。取乎丽女,怠乎万机,黎民冤枉类残贼。虽五方之兆,不失四时之礼,断狱之政,不违冬日之期,蓍龟积于庙门之中,牺牲群于丽碑之间,冯相坐台上而不下,祝史伏坛旁而不去,犹无益于败亡也。”

如果君主所任用的人,不是自己的亲属就是自己宠幸的人,没有任人唯贤而是任人唯亲,任人出于自己的喜好;所爱的,不是美女就是谄媚巴结的人;以和自己的观点相同与否作为评判好人坏人的标准;根据自己的喜怒来行赏罚,自己高兴了就赏,不高兴了就罚;喜欢美女就忽视朝政,不理国家大事,百姓被冤枉残害。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对待各方祭祀非常恭敬,毫不违背四时之礼,该祭祀的时候就祭祀;审判案件都是严格地在冬日行刑;按着四时的节律处理国家大事;用于占卜的蓍草和龟甲,堆积于庙门之中;用于祭祀的纯色牲畜,成群成对地系在竖石之上;占星的人坐在占星台上不下来;祝史跪在祭坛旁不离去,纵使做到了这些,也无益于挽救败亡。

这段话教育意义非常深刻,告诉人们要“任人唯贤”。贤德之人能够教导百姓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真正把人心转变了,社会、国家才能够治理好。相反,如果只是迷于形式,即使去搞占卜、祭祀等仪式,但是人心不能转变,也不能免于败亡。因为举办这些礼仪的目的,其实最终还是要改变人心,并不是为了仪式而仪式。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心,效果也只是暂时的。所以国家治乱安危,不在于找人来算一卦,就可以避免不好的事情发生。即使算卦的人能够推断出有灾祸,但是要避免灾祸,仍然要改变人心、积德行善。人人都做有道德的事,社会风气好转,这样才能够避免灾祸。

在《说苑》中,关于“任人尊贤”的重要性还有一段阐述,它说:“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荣名者,必尊贤而下士。”君主要想平治天下,使自己的名声不朽,必须任用贤德的人,礼敬读书人、士大夫。《易经·益卦》中也说:“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身处上位的人而能以礼敬的态度对待下位的人,前途一片光明。《易经·屯卦》也说:“以贵下贱,大得民。”虽然身处高位,但是能够谦恭地对待地位卑微的人,一定能够大得民心。

“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将怀远而致近也。”如果明智的君王能够布施恩德,并且能够以谦恭的态度对待地位卑微的人,就能使远方的人得以安抚,使近处的人得以亲附。

“朝无贤人,犹鸿鹄之无羽翼,虽有千里之望,犹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如果朝中没有贤德之人,就像鸿鹄没有翅膀一样,虽然想翱翔千里,但最终也不能够达到。

“是故绝江海者,托于船;致远道者,托于乘;欲霸王者,托于贤。”如果想横渡江海,就要依托于舟船;要想走很远的路,就要依赖于马车;要想称霸天下兴起王业,就必须依托贤德的人。

“非其人而欲有功,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长也,射鱼指天而欲发之当也。”这个比喻非常形象。如果所任用的不是合宜的人,而想成就功业,就像是在夏至那一天,却期望夜晚更长;向天射剑,以求能射到鱼一样,这都是不可能的。“虽舜禹犹亦困,而又况乎俗主哉。”这样的事对于虞舜、大禹这样的人都是很困难的,就连他们都会陷于困境,更何况是一般的君主呢?所以要想成就功业,要把国家治理好,必须依托贤明之人。

那么依托贤明之人会取得什么样的效果呢?在《袁子正书》中说:“夫处天下之大道而智不穷,兴天下之大业而虑不竭,统齐群言之类而口不劳,兼听古今之辨而志不倦者,其唯用贤乎?”想安处天下大道,而智慧无穷无尽;兴办天下的大业,思虑不会枯竭;能够统一百家之言,而不费口舌;兼听古今言论,而心智不感到疲倦,只有靠任用贤德之人才能实现。所以任用贤德之人,对于君主来说,可以不费劳苦、自身安逸就能够使国家得以治理。

这就是今天要学习的内容。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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