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群书治要》。从今天开始，我们学习《孔子家语》。

《孔子家语》的书名，根据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孔子去世之后，“孔子家”成为学生们演习、讲礼、缅怀恩师的场所。后来在孔子的孙子子思的主持之下，他们共同编纂了《孔子家语》。

“语”，根据《说文解字》注释：“语，论也。”《广雅》说：“语，言也。”所以，《孔子家语》就是“孔子家”的论说集或言论集。正如孔安国在序文中所言：“既而诸弟子各自记其所问焉，与《论语》、《孝经》并时。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之，名之曰《孔子家语》。”可见《孔子家语》也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孔门弟子思想言行的著作。

今传本《孔子家语》是由孔安国整理撰集的，后来经过王肃做注，经历了一个很长的编纂、增补的过程。在《王肃注本》问世之后，出现了很多对《孔子家语》的怀疑，乃至于认定这本书是“伪书”的观点。但是在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西汉墓出土的竹简《儒家者言》，内容与今本《孔子家语》相近。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墓，也出土了篇题与《儒家者言》相应的简牍，内容同样与《孔子家语》有关。上海博物馆馆藏的战国楚竹书问世，这就使战国时期的《家语》呈现在世人的面前。现(残)存73行的英藏敦煌写本《孔子家语》中，它的内容也证明了今传本《家语》的真实存在，编号是S1891。这些新发现说明，今本《孔子家语》早在西汉即已有原型存在和流传，并非伪书，是孔氏家学的产物，对于学习孔子和孔门弟子的思想具有重要的价值。

在《群书治要》之中，《孔子家语》被列于经部，并且附于《论语》之后。《群书治要》中的《孔子家语》，是从王肃注的《孔子家语》中辑录了22篇，约8500字，集中阐释了孔子的治国理政思想。比如如何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如何慎用人才，如何观人、用人，以及圣主、明君所应该具备的品德，以及治理的理想境界等等。

我们现在都在讲“中国之治”，学习《孔子家语》，对于理解“中国之治”也非常有帮助。特别是习总书记到曲阜去考察，当时拿起了两本书，一本书是《论语》的注解，另一本书就是《孔子家语》的注解。他说这两本书，他要拿回去好好读一下。其实也是向我们的党政领导干部发出一个号召，这两本书总书记都要认真读一读了，我们更需要來好好学习，来理解古圣先贤治国理政的经验。

第一篇名字叫《始诛》。这一篇主要节录的内容是孔子审判的两个案件。因为篇中有“夫子为政而始诛”，所以名为《始诛篇》。下面我们看原文。

第一段讲的是一个故事，我们一句话一句话来看。

“孔子为鲁大司寇，朝政七日而诛乱法大夫少正卯，戮之于两观之下，尸于朝三日。”

“大司寇”是古代的官名，在《周礼•秋官》中有记载，属于六卿之一，掌理刑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司法部长。

“少正卯”，“少正”是官名，“卯”是人名，就是他官居少正，名卯，是春秋时期鲁国大夫。

“戮”，杀的意思。

“两观”，观，阙的意思，在古代宫门外两边供瞭望的楼台，中有通道。

“朝”，旧时君王听政、办事的地方。

孔子被任命为鲁国的大司寇，上朝理政七天，就处死了扰乱礼法制度的大夫少正卯，将他在宫外的两座观台下杀掉，并且陈尸于朝三日。

看了这段话，有人会提出疑义。在历史上也有学者提出异议：孔子的学说是以仁为主，孔子的学说也被称为仁学，“仁者，爱人”，既然爱人，为什么还会杀人？

的确，孔子强调治国理政要按着天理来行事，顺应天道。而天道有一个特点，就是要“好生而勿杀”。为什么孔夫子还要杀人？不仅仅诛杀了少正卯，而且还陈尸于朝三日，以示警戒。这样做是否不够仁慈了？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儒家也特别讲究权变，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不诛杀少正卯，少正卯传播的都是邪说邪见，让人迷惑，分不清孰是孰非、孰正孰邪、孰善孰恶。那么正邪、是非、美丑都混淆了，断送的是很多人的慧命。杀人的慧命比杀人的性命罪过还要重。所以孔子杀了少正卯，他救的是众人的慧命，其实也是救了少正卯。而且还使国家免于混乱，也是免得他造下更重的罪过。其实这恰恰是仁心的体现，与仁并不违背。

古人治理国家并没有放弃刑罚，也没有忽视武力。为什么要设置刑罚？

《尚书》中说：“刑期于无刑”，设置刑罚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因畏惧刑罚，而不敢去触犯刑罚，并不是以惩罚人为快事。同样也没有废弃“武”，为什么没有废弃武力？也是“止戈为武”，不废弃武力也是为了达到不使用武力的目的。所以从他的目的、态度上来说，都是出于一片仁慈之心。

设置刑罚的目的是为了杀一儆百，最后达到没有人触犯刑罚。孔子也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他说：“我作为诉讼法官，审理案件也和别的法官没有什么不同，也是根据案情，实际情况公正地处理，这一点，我和其他法官是相同的。我和其他法官不同之处在何处？就是一定要使人们不起争讼。怎么样才能使人不起争讼？就是在重视刑罚的同时，要注重伦理道德的教育，防患于未然，使人从心底不愿意去作恶。”这才是孔子的学说的重点之处，强调伦理道德的教育，也就是《学记》中所说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今夫子为政而始诛之，或者为失之乎？”子贡是孔子的大弟子，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卫国人，也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他善于言谈，办事通达，也曾任鲁、卫两国之相。他的弟子子贡向孔子进言说：“少正卯是鲁国的名人，现在您一上任就杀了他，是否有些失当啊”？孔子曰：“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

“窃”和“盗”有什么区别？《集韵》说：“盗自中出曰窃。”“窃”，内贼；“盗”，外来的盗。

“心逆而崄”，心思悖逆而险恶。

“行僻而坚”，行为邪僻而又坚持不改。

“言伪而辩”，“伪”，《说文解字》解释为“诈也”，言语伪诈而又能言善辩。

“记丑而博”，“丑”，夹注中有注解：谓非义，不符合道义的。“博”，广的意思，记述非义之事，并且十分广博。

“顺非而泽”，孔颖达疏：“顺非而泽者，谓顺从非违之事，而能光泽文饰”。顺从的是违理之事。但是他怎么样？他能够文过饰非。

这一段话就是孔子说为什么要诛杀他的原因。

孔子说，天下的大罪恶有五类，连盗窃这样的罪恶都不在其中：一是心思悖逆而且险恶狡诈；二是行为邪僻而且坚持不改；三是言语伪诈而且能言善辩；四是记述非义之事，而又不厌其多；五是顺从违理之事而又文过饰非。这五条很不好记，但是我们可以从“身、口、意”三方面来看，口就是言伪而辩，顺非而泽；身就是行僻而坚；意就是记丑而博，心逆而险。

少正卯这个人在常人看来似乎没有犯什么特别的罪，就是乱讲话、强词夺理，能够把邪的说成正的，所谓妖言惑众。这种人如果是在现代，就更没有什么问题了。为什么？我们知道现代人都讲言论自由，特别是我们盲目地向西方学习，讲言论自由是人权，没人说那是犯法，最多说他没有什么道德。但是道德对于这些人，实际上是没有约束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孔子却把他抓起来杀了头，为什么？因为这种人讲的话，祸害程度也就是对社会危害的程度，比盗窃还更加严重。盗窃的人，最多是伤人的身命和财产，这种人伤害的是人的慧命，所以罪过更大。

从这里我们看到，泛泛地讲言论自由并不是好事。特别是现在的新媒体发达，把个人的言论都可以全部发表出去，扩大它的影响力，影响的面很大。但是我们想一想，如果这个人所讲的不是正道，是邪道，他又口才很好，能言善辩。让人听起来头头是道、井井有条，就会影响很多人，就会影响人的思想，影响人的舆论，导致舆论混乱，让人分不清是非、善恶、美丑，这就会引起社会的动荡，这个罪恶就大了。

孔子在《论语》中也说，古人有三种毛病，今人比古人差多了，连这三种毛病都比不上了，这个毛病就是更严重、更难治了。而其中有一种毛病就是：“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狂”就是狂人，狂妄。“肆”，包咸的注解说：“极意敢言”，很放肆、很随意，敢于讲话不够谨慎。孔子说：“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告诉我们，言语乃祸福之门，讲话不可以不谨慎，很多的祸害、祸患都是因为言语不慎而导致的。轻者可以得罪人，重者会招来杀身之祸。所以说话不能够不谨慎。

“今之狂也荡”，孔安国注：“荡，无所据”， “据”，根据的意思。既不根据道德，也不根据礼法，任意妄为、无所忌惮。所以“荡”比“肆”的问题更加严重。过去讲话是放肆，但是尚且懂得道德礼法。但是现在人没有道德底线，胡言乱语，甚至胡作非为。

现在的社会为什么比古代社会要乱很多？离婚率、犯罪率，特别是青少年的犯罪率为什么这么高？其实就是一些似是而非的思想害了好几代人。这就是孟子所说的：“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比如我们现在的很多电影、电视剧，特别是西方的很多大片，如果没有一个第三者插足，没有一个婚外恋，没有一个情人小秘，再来一段床上戏，这个电影、电视剧都演不下去了。这样的电影、电视剧普遍地传播，结果是什么？结果就让一些人感觉到我这一生只有一个配偶，没有一个情人、小秘，没有一段婚外恋，好像我这一生都白来了。觉得和朋友说起来很没面子，这就叫“积非成是”。这种状况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这些舆论，还有文艺、文学作品所导致的。

我们说现在要复兴传统文化，怎么复兴？必须要显正破邪才可以，也就是要把正确的观念树立起来，把邪曲不正的观念让大家都明了。比如说我们的文艺、作品；我们的小说、礼乐；还有电影、电视剧、微信、微博这些内容都要健康向上。在古代，很多的妇女，她没有学过“四书五经，”但她为人知道忠孝节义。为什么？因为就是看这些戏曲、民间的文艺作品学会的，这都起到了宣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作用，起到了“以文化人”的作用。

    我们的电影、电视、广播、新媒体都要播放健康向上的内容，能够唤起人良心的节目，不能够再宣扬杀盗淫妄。而且这些电影、电视、广播、新媒体都要秉持一个宣传的理念，那就是隐恶扬善。别人的过恶不能够大肆地去宣传、夸张，为什么？看似好像是这些人很有正义感，要维护社会公正，比如说，今天有一个贪官贪了一百万，明天有一个贪官贪了上千万，后天又贪了上亿。如果我们每一天报道的都是这些内容，我们想那一个只贪污了两万的人会怎么想？他觉得我这个是小巫见大巫，我贪污的还不够。那一个廉洁有守，一分钱都不贪不占的人会怎么想？他说，你看天下乌鸦一边黑，升官就是为了发财，我这样一分钱都不贪不占，人家都觉得我不正常，与社会格格不入，不仅没有受到鼓励，反而觉得自己和社会的主流不相容。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善没有得到褒奖，恶没有得到惩罚，没有得到鞭笞、谴责。久而久之的结果，人们对于向善好德的人就不相信了。因为我们周围所看的、所听的全都是这样负面的消息。你突然说一个人数十年廉洁有守，一分钱不贪不占，无私无求为社会大众去付出，怎么可能有人相信？从长远来看，就把我们的社会风气给带坏了，也让人们对向善好德丧失了信心。中国古人看事，是不论一时而论久远，不论一身而论天下，都是以发展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所以宣传报道不能够向西方学习，认为新闻怎么叫有价值？狗咬人不叫新闻，人咬狗才叫新闻。实际上，这都是个别案例，不是普遍现象。我们应该把数十年无私无求、为人民服务的廉洁官员给大家广泛地宣传报道。

在十八大之后，我们传播正能量，弘扬正能量的风气日益增强，很多最美人物都屡屡地出现。但是相比明星歌星，宣传得还远远不够。为什么这么说？比如说我们每年都评选“感动中国”的道德人物、道德模范，但是你去问问这些年轻人，今年我们评了哪些道德人物？他们有什么典范？他们叫什么名字？保证是一问三不知。你再去问一下他，什么什么传女主角是谁？她的成名作是什么？甚至她的星座是什么？他们都对答如流。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对正面的宣传，相对于歌星、影星的宣传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要把这些电视、网路、媒体、新媒体都要做宣传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内容，这就起到了社会教育。

说起道德教育，并不是我们上了一堂课，学了传统文化、礼义廉耻；上了一堂思政课，我们是接受了道德教育。其实我们每一天所接触的内容，全都是在给我们教育，这就叫“以文化人”。我们都讲文化的本质是以文化人，文就是文字、文章、礼乐、曲调、建筑、雕塑等等，包括我们的电影、电视剧，还有我们的微博、微信，每天传播什么内容，这些都是“文”。人们接受了这些文，起到了变化气质的作用，能够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这就叫“文化”。我们是让人们向着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方向转，还是向着杀盗淫妄的方向变化，就看我们传播什么内容了。

我们应该以正面的报道为主，即使要报道一些反面的例子，也要把其中的因果教育凸显出来，让人们知道作恶、贪污腐败，最后还是东窗事发、锒铛入狱，让自己的父母家人跟着蒙羞，而不是为了获得收视率、新闻看点，才传播这些不好的情节，这样的思想就是现在的少正卯了。

如果一个人口才很好，传播的范围很广，说的不符合正道，这就是蛊惑人心。听他的话听得久了，往往让人生起叛逆的心，产生很多恶念，还让听的人感觉很正确，这种危害社会是潜移默化的，所以君子必诛之，因为它的危害不是一般人可比的，也不是一般人能够看得到的。

“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皆兼有之。”这五种罪恶，人若犯了其中一条，都免不了受到君子的诛杀，何况少正卯具足了这五条？”

“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其谈说足以饰衺荧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此乃人之奸雄也，不可以不除。”“撮”，聚集的意思，聚集门徒，结成同党，结党营私；

“饰衺荧众”，“衺”通“邪”，邪恶不正的意思；“荧”，迷惑的意思。掩饰邪恶，迷惑大众。

他的住所足以集聚门徒、结党成派；他的言论足以掩饰邪恶、迷惑大众；他强悍有力，足以悖逆正道、独树邪见，这样的人是人中的奸雄，不可以不除掉。这就是故事所讲的情节。

我们现在都在讲“中国之治”，怎么样才能实现中国之治？中国古人治理国家，首先第一步必须讲求生活，首先让人不饥不寒，这就是孔老夫子说的要“富之”。富了之后，还要“教之”。教之，如果人们不知道遵从什么来教，也会出现问题。

为什么古人读书人都要学习经典？“经者常也”，它所说的是常理常法、自然天道。治国理政也好，生产生活也好，都不能够违逆常理常法。常理常法就是自然而然的规律，古人把它称为天理或者天道。这些天理、天道被圣人观察出来，记载在经典之中。当然并不是你拿出任何一本古书，就叫经典。“经”是有特指的。我们古代的文章按照“经、史、子、集”的顺序来排列。凡是列在“经”部的这些才被称为“经”。“经”也有一个发展的历史。一开始孔子教授生徒是“六经”。后来《乐经》失传，留下了“五经”。后来又发展到“七经”。唐朝“明经科”考“九经”。到宋朝，又发展到“十三经”。我们一般说的经典，不出这些“经”。这些经典所说的都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的道理，都是治国的常理、常法。

如果一个人口才很好，就像少正卯这样，是一个名人，而且是近乎所有人都恭敬的人。但是他说的是巧言。巧言的人就是心不直，花言巧语，让大众迷惑，分不清是非、善恶、美丑。最后的结果就是乱德，巧言乱德，败坏道德。我们知道“德”，古字也写作一个“直心”。“直心”是“德”，巧言就和“直心”相违背，所以叫巧言乱德。就像现在很多大学教授，他很有口才，也有很高的学历，演讲能力很强。演讲能力不强还算罢了，因为受他影响的人不多。但是他口才很好，学历又很高，又顶着大学教授的名号，演讲的口才又很好。但是怎么样，他所讲的都是有违于大道的。这就是惑乱人心。

在《群书治要·中论》中有这样一段阐述：“夫利口者，心足以见小数，言足以尽巧辞，给足以应切问，难足以断俗疑。然而好说不倦，谍谍如也。”

“利口者”就是能言善辩的人，他的心智足以看到、洞察到细小的环节；他的言辞非常巧妙，而且精于修饰；“给”：敏言、伶牙俐齿的意思，他伶牙俐齿，也足以应对急切的追问，别人一提问，他马上就能够应对；他的反驳也足以让世俗之人断定疑惑，但是他好说不倦，喜欢言谈，喋喋不休。

“夫类族辨物之士者寡，而愚暗不达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

“类族辨物”，能够按着事物的事理来归纳，来分辨事物的人是很少的。也就是说，在世间愚暗的、容易被蒙蔽的、不通达的人是多数。谁知道他讲的是不正确的？因为他口才好，甚至还有名声，学历很高，演说起来滔滔不绝，让人一看就感觉这个人很有才华，说的很有道理，对他所说的话，也就生起了信心。但是实际上他所说的话是违背大道的，也就是不和事实相应。

“此其所以无用而不见废也，至贱而不见遗也。”这就是他之所以没有什么用处，但却不被废弃；虽然低贱但不被遗弃的原因。

“先王之法，析言破律，乱名改作，行僻而坚，言伪而辨者杀之。为其疑众惑民，而浇乱至道也。”古圣先王有一个法律：能言善辩、曲解法令的人，因为他们能够混乱礼法的名分，使它失去原意。还有行为邪僻坚持不改的人，言语伪诈而能言善辩的人，要给以处死。

这就像少正卯一样，他的口才好，好到什么程度？就连孔子的很多弟子都被他吸引而去听讲。你看看孔子的弟子，跟着孔子学圣贤之道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是怎么样？一听少正卯演讲，也被他吸引而去。这说明什么？说明能够分辨哪一个是符合道，哪一个不符合道，并不容易。跟圣人学了那么长时间了，还会被蛊惑。因为什么？他的行事是口才好，能言善辩，巧舌如簧。对于这样的人怎么办？没有办法，只能把他杀掉。因为他会使民众产生疑惑，分不清孰是孰非。但是他所讲的是不符合大道的，这就是巧言。巧言根本就是无实，无实就是不符合实际、不符合自然规律、不符合人性，也不符合大道。但是对于一般的世俗之人，他又分辨不出来。这样的人对社会的影响非常之大。只有学了圣贤之道的人，而且是熏修了很长时间的人，才有能力分辨。

有人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决定了世界的未来。也就是说他能拯救世界，也能够毁灭世界。哪两种人？一种就是国家的领导人，另一种就是媒体工作者。孔子当年就知道这种情况。他周游列国，对于那些国家的领导者，是用劝说来教化；另一方面，对少正卯这样的人，口才好、影响力大，讲的都不符合大道的人，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不良媒体，就干脆斩草除根，免得坑害更多的百姓。那些播放邪知、邪见、造谣生事的网络、公共微信号都被关闭，这是什么原因？目的是为了让社会大众远离不良媒体的熏染。国家对于媒体采取正确的引导和控制，是非常必要的，否则会贻害百姓、危害社会。舍弃这些不好的媒体内容、艺术，还要取而代之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这样社会风气才能够向善。

这是我们讲的这一个故事，再看下一个故事。

“孔子为鲁大司寇，有父子讼者，夫子同狴执之，三月不别。其父请止，夫子赦焉。”

“讼”，诉讼、控告；“狴 ”，本来是兽的名字，因为常把“狴”画在狱门之上，所以就用作牢狱的代称。 孔子在任鲁国大司寇的时候，有父子两个人前来打官司，孔子把他们关在同一间牢房里，过了三个月也不予审理。做父亲的请求撤诉，孔子就赦免了他们。

“季孙闻之，不悦，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为国家者，必先以孝’。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之，何哉？’”

季孙听了这件事就很不高兴了，他说：“司寇欺骗了我，你以前告诉我说，治理国家必须把孝道放在第一位。现在杀一个不孝之子，以教导百姓尽孝，不也可以吗？可是你却把他们父子全都赦免了，这是为什么？”

孔子喟然叹曰：“呜呼！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听其狱，是杀不辜也。”

“喟”，叹息的意思，“辜”，罪的意思，“不辜”，无罪之人。

孔子深叹了一声说：“身居上位不能恪行其道，没有教化好百姓，却要滥杀他们，这是不合情理的。不教百姓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却用孝的标准来判案定罪，这是滥杀无辜。”

这句话非常重要。告诉我们作为领导者应该起到三个责任，那就是“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既要率领、管理他们，还要教导、引导他们，除此之外还要像父母、亲人一样关爱他们。身居上位的人，没有教育引导百姓，没有教育他们走正道、行孝悌，百姓犯了罪，就对他们处以刑罚，甚至把他们杀掉，这是不合情理的。

我们看了这一句话会非常感慨，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小学上到了博士，你看上了多年的学，所谓的受过了多年的教育，但是没有一堂课教过我们如何孝敬父母。你看古代的人，从小孩童蒙教育《弟子规·入则孝》，告诉我们“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人教“孝”了。你说现在的孩子他不孝父母，他会不认，他说我很孝父母，你怎么说我不孝父母？就像一个人，他已经被关到了派出所，人家说你这个人不孝，他说我很孝，我对我父母很好啊，你怎么知道我不孝？不知道“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啊！你都已经被抓起来了、犯了案，结果还说自己很孝。再如那些贪污腐败的人，被抓起来，父母跟着蒙羞，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这就是大不孝啊！还说他对父母很好，你们讲孝有什么用？这就是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孝，没有人教才会出现这些问题。

过去的人，他和父母、祖父母住在一起，他从父母如何对待爷爷奶奶的身上就学到了如何尽孝，怎么样低声下气、愉色婉容，说话不敢厉声厉气。

他上学第一堂课，教他如何孝顺父母。但是我们现在的孩子，父母和祖父母没有住在一起，偶尔周日回到爷爷奶奶家，爷爷奶奶为了迎接他们的到来，很早就要出去买菜做饭。做了一顿丰盛的饭菜，他们吃完了，抹抹嘴就走了，留下了一堆杯盘狼籍，让爷爷奶奶去刷。你说从父母身上怎么看到孝顺父母？再到学校教育，都追求升学率、高分，也没有人去教《弟子规》，如何孝敬父母，没有时间。你看这个孩子，他从哪里学到孝敬父母？这就叫“人不学，不知道；人不学，不知义。”

所以说“上教之不行”，罪责也不在孩子身上。古人说教育，我们现在人没有受过教育，为什么？“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育，养子使作善也。”告诉我们做人的教育、孝道的教育，是教育的基础和核心。但是现在是有知识没有文化的人很多。什么叫有知识没有文化？我们学习传统文化也把它当成知识来学习。比如说《三字经》、《弟子规》、四书五经，我都倒背如流，但是瞧不起父母，对父母说话厉声厉气。这就是“人不学，不知道”。有知识没文化，因为对你变化气质没有起到任何的帮助。

再比如我们现在都提倡节俭，我们从小就学过“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但是我们吃饭的时候，还把白花花的米饭、馒头扔得到处都是，高校里垃圾桶堆的剩菜、剩饭满满的，这不就叫有知识没有文化吗？唐诗对你来说就是知识点，为了我能考高分。现在学习儒家的人，目的就是能够写一篇论文，能够评教授，能够评博导，但是离“我做人”毫不相关，这就是把文化变成了知识。

所以“上教之不行”，罪责不在人民百姓身上。父母没有教化孩子，罪责也不在孩子身上，教儿教女先教自己。

“三军大败，不可斩也，狱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

“犴”，释文解释：“乡亭之系曰犴，朝廷曰狱。”在乡亭设置的监狱称为“犴”，在朝廷设置的监狱称为“狱”。所以“犴”，就是指乡亭牢狱，也引申为狱讼之事。

全军大败，不可因此而责杀兵士；司法混乱，不能轻易对犯人实施刑法。为什么？因为在上位的人推行教化不利，所以罪责不在百姓。

“夫慢令谨诛，贼也；征敛无时，暴也；不戒责成，虐也。政无此三者，然后刑可即也。”

“慢令谨诛”，法令松弛而刑杀甚严。法令松弛而诛杀甚严，叫残害百姓；征收赋税没有定时，这是暴政；不教化百姓，却苛求其守礼守法，这是虐政。国家治国理政，没有了这三种弊害才可以适用刑法。这三种弊害，一个是贼，一个是暴，一个是虐。

怎么样来进行道德教育？ 这也是有步骤的。

“既陈道德以先服之，而犹不可，则尚贤以劝之，又不可，则废不能以惮之。若是，百姓正矣。”

“惮”是“畏惧”的意思。应该首先提倡道德，并且以身作则，使人民信服；如果还不行，就要通过崇尚贤德来劝励勉励大众向善；如果还是不行，就要废黜那些违背道德的人，使他们畏惧，这样百姓自然就会端正了。

就像首先要告诉大家孝是什么？孝要“养父母之身、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养父母之慧”，都有哪些具体的内容，让大家都一清二楚。陈述了、提倡了，还不可以，就要崇尚那些孝子，比如树立道德模范、道德典型，来引导、劝勉大众向他们学习。还不行，就要废黜那些不能够行道德的人，比如说那些打爹骂娘的，就要给他以刑罚的处罚。像古代，打骂父母、打骂祖父母，按刑律都是要给以严惩。这样就使人畏惧了，百姓自然会品行端正。

“其有邪民不从化者，然后待之以刑，则民咸知罪矣。是以威厉而不诫，刑措而不用也。”

“诫”，《增韵》解释为：“警敕之辞曰诫。”如果这样做了之后，还有奸邪之徒顽固不化，最后采用刑罚制裁他们，如此民众就能明理而知耻、羞于犯罪。于是就无需言辞警戒，严刑峻法也可搁置不用。这是正确的做法，就是先要进行道德教育，屡教不改、个别顽固不化的人，才给以刑罚的处罚。

“今世不然，乱其教，烦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罪焉，又从而制之，故刑弥繁而盗不胜也。世俗之陵迟久矣，虽有刑法，民能勿逾呼？”

“弥”，益的意思，更加；“凌迟”，由盛转衰的意思。当今社会却不是这样，教化混乱，刑法繁多，使民众迷惑而陷入犯罪之中。如此，再加以遏制，结果刑罚越来越繁多，而盗贼却屡除不尽。社会风气的败坏已经很久了，即使有严刑峻法的存在，百姓又怎能不违犯？

这一段的阐述非常明确，告诉人们先要教化民众。如果民众因为没有伦理道德的教化做了邪曲不正的事，应该给以宽恕。但是宽恕了之后，还是要兴起伦理道德的教育，只有那些个别的屡教不改的顽固分子，才给以刑罚的处罚。

历史上夏、商、周三代都曾经出现过天下大治的局面。特别是“成康盛世”的时候，监狱四十年没有死刑犯，治理得非常好。但是后人没有再按着这些治国的常礼、常法来治理国家，后代子孙也不能身体力行这些圣贤教诲，没有按这些礼法去要求自身、治理天下，所以也导致了夏、商、周的败亡。

治理国家，重要的是要找到社会乱象的根源。社会出现乱，一方面是无法可依，也就是法规、法治、监督机制等等不健全；另一方面，虽然法制、监督机制都健全了，但是人们明知故犯。而且后者属于多数。

如果认为社会乱象产生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法律监督机制的不健全，只是停留在法治层面解决问题，就会导致老子所说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现象。也就是法律的条款一天比一天的更严密、更具体、更细致，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贪污腐败问题出现了，就有《反腐败法》；环境问题出现了，就有《环境保护法》；酒后驾车的人多了，就有《酒后驾车惩罚条例》；食品安全出现问题了，就有《食品安全法》；现在有恐怖现象出现了，又有专家呼吁要设立《反恐怖法》。有一个问题就有一个法律来对治，法律是不是很繁多了？但是社会因此安定和谐了吗？

老子就说了：“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原因在哪里？就是很多人以能够钻法律的空子而沾沾自喜，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社会乱象很多，这些乱象就像树上的枝叶一样特别的多。根源在哪里？根源在于人心坏了，人的良心泯灭了。法制监督机制只是从人外在的行为上禁止他不去干什么坏事，并不能解决人的良心问题。要挽救人的良心，使人转恶为善，只有靠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

我们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理念。这就是《傅子》上所说的：“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明智的君主一定是顺着好的制度达到社会大治的结果，但并不是说有了好的制度，就一定能够达到社会大治，还必须有圣贤君子、良好的辅佐人才来推行好的制度，这两者缺一不可。既要把权力放在制度的笼子里，也要提升人的政德修养，也就是提升人的道德水平，这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

今天，我们先学习到这里，下一次再继续学习，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