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群书治要•孔子家语》，请看“王言”。这一篇是孔子讲解“明王之道”，也就是王道政治，也就是如何实现最高境界的治理。因为在其中有孔子所说“吾以王言之”，故以“王言”作为篇名，也就是讲圣明君主的治国之道。孔子将它概括为“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也就是明王在国内要推行七种教化，就可以固守国家而不必担心外强进犯；对外推行三种“至行”，就可以征伐不义之国，战无不胜，而且不耗费财物。我们学习这一章，对于我们理解中国之治的治理境界，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们看经文“孔子闲居，谓曾子曰：‘参，汝可语明王之道与？居，吾语汝。’” 

孔子闲坐，对曾子说：“参，你能谈论一下圣明君王的治国之道吗？坐下来我给你讲。”“居”就是坐的意思，“语”就是论的意思，论说。

下面孔子就接着说了，因为说的比较长，所以坐下来听，心里比较安定。

“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道不尊也；非道，德不明也。”

“道”是用来彰明“德”的；“德”是用来遵循道的。所以没有德，道就不会得以尊崇，没有道，德就无法得以彰明。

那么什么是道？什么是德呢？在《中庸》开篇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所以道就是自然而然的本性，也就是法尔如是的自性。按着自性、本性去做就是德，符合道就是德，背离道就是不德。所以道是用来显明德的，没有道就没有办法判定什么是德、什么是非德，这个标准就没有了。所以说“夫道者，所以明德也。”

道虽然是本来如是，自然而然，而且还无处不在，但是如果人不去认识它，不去体悟它，也没有办法把道彰显出来。所以孔子也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就是说，没有德，道就得不到尊崇。

我们用世间的一个例子来做比喻，比如说牛顿，他为什么能够发现万有引力的定律呢？就是他观察到苹果往地上掉，它不往上飞，不往左掉，也不往右跑，它偏偏就往地上掉，他就去观察研究其中的原因，最后发现了万有引力的定律。这个引力的定律本来就如此，本来就在我们的生活中时时刻刻都存在着。但是，日用云为而不知，人们没有去注意它，也没有去追究它，所以也没有能够发现万有引力的定律。牛顿注意到了苹果往下掉的现象，去研究，最后才发现了万有引力的定律。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德，就是用来发现、体悟、遵循道的。所以没有德，也就无法体道、悟道、得道、弘道，道也就得不到尊崇，这个就是“是故非德，道不尊也”。

后面“非道，德不明也”，就是没有道，什么是德、什么是非德也不明了、不明确。比如说“父子有亲”，这个是道。因为父母爱儿女，儿女爱父母，他们之间有一种自然的亲情，本来如此，不是圣人给我们人为规定下来的，所以父子有亲就是道。父母爱儿女，儿女爱父母这种天性怎么样保持、维系一生而不改变呢？顺着“父子有亲”去做，就是父母慈爱教导儿女，儿女孝敬父母，所以慈和孝就是德。顺着慈、孝的德，就能够使父子之间的亲情保持一生而不改变，所以又把孝和慈称为性德。

《说文解字》中把德解释为：“德者，得也，外得于人，内得于己。”这个“德”和 获得的“得”是相通的，到底是得到了什么呢？其实就是得到了道。得道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得到呢？“外得于人”，就是通过向圣人学习、通过向经典学习，把自己本有的德行引发出来。“内得于己”，因为你本自具足这种性德，所以才能够把它给引发出来。就像一个光明、晶莹剔透的玻璃球，它本来就是光明四射的，圆满具足了智慧光明，这个就是我们的心性。但是它上面蒙了尘垢，我们通过把它外边的尘垢一层一层地剥落，使本性的光明显发出来，这个就是“修道之为教”，就是修行的过程。

那么孔子是怎么教学来让人修道的呢？孔子教育的最高境界就是“道”，所以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虽然最高的境界是“道”，但是他并不是对每一个人都讲“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法要契理、还要契机。如果讲法不契理，就是邪说、是魔说；而讲法不契机，对人没有利益，就形同于闲言语。

在《论语》中，我们看孔老夫子的大弟子子贡说过这样一句话：“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又说：“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这个“仁”都不容易讲，“道”就更不容易讲了，怎么学呢？所以“道”开始学的时候就要讲“仁道”，“仁”能讲听得懂，你在世间办事、办政治就是仁政；你做企业家就是一个有仁德的企业家，被称为儒商、有商道。你办任何其他的事业，从事任何的行业，你都能够既有利于自己又有利于他人，这个就是自他两利。人在世间，必须要知道“为仁之道”，这样才能够利己利人。如果没有了“仁道”，结果就是害人害己。“仁道”学起来很难，听起来也很难。所以孔老夫子也说，纵使朝闻夕死，也不虚此一生，“朝闻道，夕死可矣。”如果你听不到“仁道”，即使长命百岁，也是枉为人。

所以一旦闻到这个“仁道”，就不冤枉到人间走一回。就算早上听到“仁道”，虽然没有学成就，还没有成为圣人，也不枉为人。从这里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来听《孔子家语》，来学习圣贤之道，是多么的稀有难得、多么的幸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世间有多少人忙忙碌碌、从早到晚，但是一生都没有机会闻听到“仁道”，也不知道什么是“仁”，每一天吃饱了睡、睡了吃，然后再享乐人生。这样的人生与动物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能够听闻“仁道”，你就不枉为人，即使是死也可以。像在孔门之中，人家问孔子说：你哪一个学生是可以称为“仁”呢？孔子都不随便说“某某人已经是仁了”，可以见得这个“仁”并不容易学、并不容易成就。只有他的大弟子颜回，孔子说他：“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他都没有明确地说，哪个弟子已经成仁了。可见这个仁是很不容易学好的。

为什么学“仁”这么重要？首先你学了仁道，然后一步一步地再往前进，学成了仁的时候，学好了就到了“德”。为什么呢？因为“仁”字，我们看它是从人、从二，讲到我和他人的相处之道，也就是说我们处处以仁慈之心待人，一起心动念，我们就是为人着想，考虑他人的需要，就是关爱人、成全人、帮助人、提升人。久而久之就是“德”了。“德”是本性之中来的，我们说这个本性是什么呀？它是如如不动的，一动就有了作用，有了作用，这个动就是德，在动的过程中，那个德还是明德，还没有起变化。但是普通人不动念则已，一动念就起了变化，就牵涉到自私自利的心，明德就失掉了。明德就是被虚妄的私心给障碍了，这个叫烦恼障。“仁”学好的时候，就是你一起心动念，就是为别人着想、处处为别人着想。长期这么做就是达到了“仁者安仁”的境界，做得自然而然了。他不动念则已，一动念就是利益他人，这个就是由本性起的德，自然就出现了，烦恼障就不存在了。所以“仁”修圆满了，就是“德”。

《大学》上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个“明德”是通过修行才得以彰显的。那怎么修呢？就是从“仁”开始修，“仁”修圆满了，“明德”自然就出现，“明德”出现，就跟本有的本性相一致了。这个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圣人能够达到的境界。所以孔子讲这个仁道就是这么重要，它是明德、是成道的基础。所以儒家的学问、孔子的教育，他不是从最高处讲，而是从基础这一个方面来讲。为什么呢？因为他一讲出来，人人都可以做到。如果一开始就讲最高的境界，人家问你，从哪里开始学呀？你说“道可道，非常道”，那别人确实没有办法学，“道”确实是不可言说，开口即错、动念即乖。但是你这样说，别人也得不到利益，也无从下手。所以相对而言，从仁入手开始，比较容易。

如果学仁还是觉得困难，还是不知道从何入手，怎么办呢？还不是没有办法，就是学“恕道”。孔老夫子说，恕是“为仁之方”，那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看，你一听就明白了，这件事我该不该做？我不希望别人怎么对我，我就不能够这样去对别人。为什么说它是行仁之方呢？因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有一个“己”和“人”的区分，所以他是爱人如己，只是达到仁的方法，它还不是仁。仁是什么呢？后面我们讲到的是“一体之仁”，但是你只要从这开始学，你由恕道学到仁，再到德，然后再到道，这是一以贯之的，你是能够学成就的。所以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是一贯的。这个道讲到深处，那就是孔子教育所达到的最高的境界，就是“志于道”的道，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为道”的道，也就是开发本性的、修养性德的道。

“虽有国之良马，不教服乘，不可以取道里；虽有博地众民，不以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

“服乘”，“乘”就是“驾”的意思，驾驭。有一个成语叫“服牛乘马”，什么意思呢？就是役使牛马驾车的意思。这句话就是说：即使有全国知名的良马，不教以正确的方法来驾驭，就不能够上路疾驰；虽然有广博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不用道来治理，也不可能王霸天下。这里主要是强调以道治国的重要性。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句话可以说是传统文化精髓的、纲领性的概括。在古人那里，为什么要学习技能呢？为什么要从事一个职业呢？它不仅仅是一个谋生的手段、谋利的手段，而是把它作为一种修道的途径、得道的方法。

这个道，老子曾经说“为道日损”。他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所不为。”这就告诉我们，求学的方法和求道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求学求的是广学多闻，知识越丰富、越广博越好。但是你有知就有所不知，比如说整个知识是一个整体，你只要有知的东西，那么相对应的，你一定有不知的东西，你就不可能获得“全知”。那怎么样才能做到无所不知呢？那就是必须求无知，无知起作用就是无所不知。所以求道的过程不是一个逐渐增加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减损的过程。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比喻，古人经常用比喻来说明问题。因为你这么说大家很难理解，比如说有一个镜子，镜子上面什么图画都没有，所以胡人来可以现胡，汉人来可以现汉，男人来现男人，女人来现女人，谁来都可以呈现谁的像。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上面什么图画都没有，是无知的境界，所以它起作用，一照就是无所不知。如果它上面画上了图画，那就是镜子上被画上了一些图画，涂上了一些涂料，谁来都映照不出谁的像。或者你有的画了，有的没画，画上的这一部分你就照不出来外境，它就不可能达到无所不知的境界。

镜子所达到的状态是无所不知，但是它本身是一尘不染，是寂而常照，照而恒寂。这说明中国古人求的是智慧，求的是道，而和西方人求学、求知识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智慧是圣人去除思虑之后所达到的本自具足、本自清净、本来如此的境界。而知识是通过人的思维想象、逻辑分析，最后设计得出来的结果。

不仅如此，中国古人还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涂之人可以为禹”。也就是你在大街上随便路过、碰到的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像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那样的圣人，可以无所不知。所以，无所不知并不是一般人不可企及的目标，这就和西方文化有所不同了，因为在西方的基督教之中，全知的上帝只有一个，其他人都是上帝的子民。所以用西方求知识、求学的方法来理解中国古圣先贤的智慧来求道，那就在方法论上有困难了。

中国古代的圣人通过“涤除玄览”的方法，就是把你的思虑放下，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最后就达到了得道之人。得道之人在儒家就称为圣人，在道家就称为“真人”。他们达到了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就是庄子所说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个就是“道”，按照这个“道”，也就是“一体”的宇宙观来为人处世、待人接物，这个就是有德之人。所以“德者，得也”，有德的人就是按着道来做的人，他就会达到“得道者多助”“顺天者昌”的境界。王阳明先生也说：“夫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他这里没有说“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你看这个字啊，一个字之差，境界不一样。为什么不说“与”呢？“我“与”天地万物，那就是“我”和“天地万物”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这和中国古人的观念不一样了，这是西方式的观念。为什么？西方人才有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人与自然的对立，这就叫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而在中国“一体”的观念之下，父与子是一体的，君与臣是一体的，夫与妇是一体的，兄弟一体、朋友一体。这种“一体”的宇宙观告诉我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在这种“一体”的宇宙观的指导下来治国理政、生产生活，才使中华文明得以延续五千多年而不衰。

用西方的二元对立的方式来理解中国的“一体”的思维方式就会产生误读和误判。比如说我们不理解父子是一体的，所以认为讲孝道就是对儿子的不尊重，对子权的忽视；因为不理解夫妇是一体的，你讲女德，认为是对女子的女权的践踏；因为不理解君臣是一体的，你讲“臣忠”，他认为是忽视了人权，这都是因为没有这种“一体”的观念。导致这种误解和误读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像孔、孟、老、庄这样的圣贤人才能够知晓“道”，才能够体悟“道”，才能够达到“道”的境界。所以老子也说：“道可道，非常道”，又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刚才我们也讲过孔子的弟子子贡也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所以，得道之人毕竟是少数人，他们站在二十层楼，而一般的人是站在二层楼，他们看不到圣贤人所达到的境界，而且还想把圣人拉到两层楼，说你所见到的就是我见到的境界，误解圣人，这也是常有的事情。

孔子他设立私学，有教无类，最终的目的，其实就是让弟子通过学习，身体力行，最后体悟到道，成为一个有德的人。顺应自然之道，安排生产、生活，这样才能够乐天知命、治国、平天下。所以道虽然存在，无处不在，但是如果我们不去主动学习它、体悟它、发现它，实践道，那么人也不能成为得道之人，这个道也不可能对人的人生有什么启发和帮助。所以孔子才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汉代的扬雄在《法言》篇上对儒下了一个定义，说“通天地人谓儒”。告诉我们学习儒家的人，他对于天地自然的规律、社会人伦关系的道理都通达无碍，了解得很透彻。在《周礼•天官》上说：“四曰儒，以道得民”，第四种执掌是儒，儒是干什么的呢？它给我们讲道，所以它深得民心，受得人们欢欣喜悦的拥护和接受。这告诉我们道德教育应该是人们主动地、欢喜地去接受的，不是我们逼迫着人们，让人们硬着头皮去参加的。那么“得民”说明它深得民心。“道”具有“费而隐”的特征，不为人们理解和接受。所以《中庸》上有一句话说：“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说明“道”近自夫妇居室之间，远而至于圣人、天地而无所不包，它的范围是非常广博的，道理也是非常深刻的。可以说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含。

虽然“道”具有“费而隐”的特征，但是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恰恰相反“道不远人”，而且也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就像《中庸》上说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孔子的伟大之处就是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在人的生产、生活、学习和技艺之中，能够体悟到道、接近道甚至能够得道，所以我们看，有琴、棋、书、画，孔子当时教弟子也有“六艺”。琴道、棋道、武道、茶道，后边只要加上一个道，说明它就不仅仅是一个技艺、谋生的手段、谋利的方式，而是和“道”相通的。各行各业都可以成就圣人，圣人也出现在各行各业，从事各种技艺也都可以成为求道的一种方式。对于从政的士大夫而言，办政治这个过程也同样可以成为求道的过程、成圣成贤的过程。“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其义自见”就是见到了本性。为什么“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呢？就是因为你通过读书把心给读得清净下来了，而通过读书的方法，把你的本性、本有的性德开启出来了，这个就是“明明德”，所以读书也是求道，办政治也同样是求道。通过办政治无私忘我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也是开启自性明德的一种办法。所以明德和亲民是一不是二，正是通过亲民来开启了自性的明德。什么叫“亲民”呢？就是帮助人民来觉悟，也让他找到自己的明德，这两者都达到至善圆满的境界，就是“止于至善”。中国人从政也是一种求道得道、成圣成贤的过程，所以把它称为政道、治道。

“道”对于一般人而言，虽然深不可测，似乎遥不可及，但是怎么样呢？孔子，他把这个东西变得非常的简单，能够从我们身边的人和事去入手，他就把这个道，统之于相对具体的“仁”。所以孔子的学说又被称为“仁学”，孔子所宣导的政治也被称为“仁政”。因为“仁”是“道”的体现，它也是建立在“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基础之上，所以“仁”也被称为“一体之仁”。

孔子对“仁”的解释，最基础的解释就是“仁者，爱人”要有爱人之心，才能成为具有仁德的人。要成为仁者，就必须爱人，而不能害人，一切恼害人的话不能说，一切恼害人的事也不能做。而且这里的人是一切人，包括我喜欢的人、也包括我不喜欢的人，包括我的亲人、也包括我的仇人。所以“仁”是一种平等的爱，它具有清净、平等、觉悟的特点。虽然是平等的爱，但是必由亲始，必须从孝亲，還有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孝悌来入手，来培养起仁爱之心。而且因为缘分的不同，它表现出来的形式也不一样。

这种仁爱之心表现在父子之间的关系，就是父慈子孝；表现在兄弟之间的关系，就是兄友弟恭；表现在君臣之间的关系，就是君仁臣忠；表现在夫妻之间的关系，就是夫义妇德；表现在朋友之间的关系，就是朋友有信，这个就叫随缘不变。随着你的所在的缘分表现出来的都是仁爱之心，仁爱的本质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形式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缘分不同，深浅不同，所以做父母的，爱自己的儿女要多一些，这也是人之常情。这就告诉我们，你要有仁心，才能够成为仁者，所以孟子提出“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仁政是怎么来的呢？是由仁心而来，在位者有仁心才能施行爱人的仁政。所以《大学》中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特别强调了君主，也就是领导者修身的重要性。唯有领导者克己复礼、惩忿窒欲、戒奢崇俭、戒骄守谦，才能够回归本性的、清净的明德。

仁心的主要体现就是爱人，所以有仁心、施仁政的领导者，他必须能够爱民如子、视民如伤。《六韬》中说：“善为国者，御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慈弟也。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对待百姓就像慈爱的父母对待儿女一样，就像兄长关爱弟弟一样，见到他们劳苦奔波，就会为他们感觉悲哀，看到他们饥寒交迫，也为他们感觉到哀愁。而历史的发展也表明能够爱民、能够重民，国家才能够兴盛，否则必然衰亡。《春秋左氏传》也说：“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

我们知道，很多西方人都批判说中国人不讲人权，因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提出过人权的概念，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有这种君仁臣忠的理念，所以不用提出“人权”的概念，已经把“人权”维护得很好了。一个好的领导者必须同时具备三个职能，那就是“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他既领导管理百姓，又像父母慈爱儿女一样去关爱百姓，除此之外，还教导百姓做人的道理，希望他们觉悟，也成为一个有明德的人，明明德。这样的领导者，老百姓对他是感恩戴德，所以不需要拿着人权再去和领导者讨价还价。这是中国历史上为什么没有提出“人权”的原因。

爱民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教民，也就是把民众也引向圣贤、君子之路，这就是《大学》上所讲的“亲民”。所以为政者不仅要自觉还要觉他，不仅要自利还要利他。《孟子》也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人们吃饱了饭，穿暖了衣服，也有了好房子住，但是没有良好的道德教育，人就会堕落得离禽兽不远了。所以良好的道德教育使人免于堕落为禽兽，使人能够往上提升，能够提升自己的境界。《礼记·学记》上说：“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良好的教育就是使人的善良不断地增长，使人的过失得以挽救。“长善”就是立德，“救失”就是树人，和我们现在的教育理念是完全一致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古人治国理政强调“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怎么教才能够取得效果？《说文解字》上解释：“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孔子在《论语》中也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这说明良好有效的道德教育必须是上行而下效，不能够把道德教育变成说教。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自己所说的做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才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这就是告诉我们，各级领导者都要以修身为本，自觉觉他，这样才能够达到“得道者多助”、“多助之至，天下顺之”的效果。如果不懂得以道去治国，没有学道，就是以盲引盲，最终就会成为桀、纣那样众叛亲离。从这里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古人特别重视对太子的教育，而且特别重视对他施以经典的教学。在太学之中，教导各级后备的领导者也是要接受经典的教学，科举考试也必须考经典，因为古人所体悟的“道”都记载在经典之中。所以，历代开明的君主都读经典，都学经典，把经典教学作为教育的基本功课，这样才能使国家的治理以及所颁布的大政方针都符合于道的方向。

如果你不学经典，那就对道一无所知，方向选错了，即使很努力，最后南辕北辙。就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地方讲创新，但是因为没有学道，不知道什么样的创新才是真正有益的创新。比如说有的地方开办赌场，认为能够吸引资金，能够赚钱，这个就是可取的。有的地方也向西方学习，把西方的这些游戏机全都搬过来了，开了游戏场。但是我们知道西方的这些游戏都是以杀人、打人的多少作为晋级的标准，如果孩子经常学习，就会产生一种暴力的倾向。包括我们看这些西方的大片，引进了很多西方的大片，很多大片都是以暴力色情的内容为主，看了这些大片就是把人的暴力色情的倾向都引发出来了。所以这些东西就是不知道“道”所做出的创新。所以讲创新，不是你发明了一个新的东西、发明了一个新的科技就是创新。创新，必须顺着道的方向去创新，必须是有利益社会大众的身心健康，也是要帮助人觉悟，符合于明明德、符合于道的方向去创新，这个创新才是可取的。

所以我们说“人不学，不知道；人不学，不知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特别提倡要学习《群书治要》。《群书治要》是唐太宗的时候，派魏征等大臣把唐朝以前经、史、子之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髓都概括出来，也就是说把这些最精要的东西给概括出来。因为它是给皇帝看的，皇帝日理万机，时间有限，所以它所选取的一定是精华中的精华。又因为它是给皇帝治国理政看的，所以它的内容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然，怎么穿衣、怎么吃饭、怎么待人接物，当然也很重要，但并不是最重要的，这些内容就给删去了。当然，和礼有关的穿衣还是要明白的，因为古代的穿衣也不是随便穿的，也是有礼在其中，有教育的内涵在其中的。这就是告诉我们，从《群书治要》入手，我们可以最容易地明白什么是治国之道。如果全世界各党、各级、各层、各个方面的领导干部都能够学习《群书治要》，那确实可以达到见和同解、天下太平。所以我们不仅要给中国人讲《群书治要》，还要把《群书治要》翻译成各国的语言文字，向全世界去推广，特别是像美国等等这些大国更需要学习，后面我们还会讲到。

“是故，昔者明王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而可以守，三至行而可以征。”

“七教”后面会具体讲到，就是七种道德教化。“三至”就是三种至高的原则，后面也会讲到。因此，古代圣明的君王对内修明“七教”，对外实行 “三至”。修明“七教”，就可以守住国家，推行“三至”就可以征伐不义。

“明王之道，其守也，则必折冲千里之外；其征也，还师衽席之上。”

这个“冲”，“折冲”这个“冲”是战车的一种，是冲车。“折冲”就是使敌人的冲车折返，也就是克敌制胜的意思。“衽席”就是床席，“还师衽席”就是得胜回朝，安享太平。按照圣明君王的治国之道，守卫自己的国家，并能使敌人的战车折返于千里之外。如果征伐不义之国，也一定能够得胜还朝，安享太平。 

我们看，在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各个国家的治理能力都是一场平等的考验。在面对“新冠肺炎”入侵的时候，中国的领导人是从容应对、现场指挥，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结果迅速遏制疫情的蔓延，取得了应对疫情的一个又一个的阶段性的胜利，并且进而积极地提供国际援助，承担了一个世界大国应尽的责任，和世界各国共度难关。

相比较而言，美国的领导人却是自乱阵脚、谎话连篇；民众抗议、示威、游行，甚至暴力对抗，致使疫情不断升级。在这个时候，美国不仅不能够自我反省，反而还不断地甩锅、抹黑、指责、制裁别的国家；不断地“退群”、推卸责任。如今再加上美国换届选举中，民主选举所引发的对立，使美国社会更是处于混乱之中。昔日的世界强国，它的风采好像也一去不复返了。那么人们不禁要问，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如果我们想知道什么原因呢，我们读《群书治要》就能找到答案。

在《群书治要·文子》中说：“乱国之主，务于广地，而不务于仁义；务于高位，而不务于道德，是舍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也就是说，为国家造成动乱的领导人，他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只是注重扩大势力范围，而不重视施行仁义，只是致力于追求高位、权力，而不注重修养道德。这种做法就是舍弃国家所能生存的条件而造成灭亡的因素。

所以一句话，“务于广地，而不务于仁义；务于高位，而不务于道德”，这就是美国衰败的根本原因。你看我们童蒙教育经典《弟子规》上就说：“势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无言”。“势”不仅仅是讲政治上的权势，也包括经济上的优势、军事上的威势等等。中国古人从童蒙阶段受教育就知道“势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无言”的道理。

在《群书治要·淮南子》中记载这样一个故事：赵襄子指挥军队攻打敌国，结果怎么样啊？大获全胜。但是在吃饭的时候却面露愁容。他身边的人大惑不解，就问：“一天就攻下了两座城池，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啊！但是为什么大王您却面带忧色呀？”赵襄子怎么回答的呢？他说：“你看，江河发大水，不过三天就会退去，飓风暴雨在一天之中也不过是一会儿的事。如今我们赵家的德行积累得不够深厚，又一天攻下了两座城池，恐怕衰亡会接踵而至啊。”孔子听说了这件事怎么评价呢？他说：“赵家要昌盛了呀！”为什么要昌盛啊？因为赵襄子能够居安思危，认识到积累道德这个比扩大地盘更根本的问题，所以能够使国家昌盛。如果他获得了小小的胜利和成就，便沾沾自喜、骄傲自满，那就很容易失败。所以打胜仗并不难，难的是能够保持胜利的结果。所以创业不易，守成维艰。我们看在历史上，在春秋战国时期，齐、楚、吴、越这四个国家都曾经是战胜敌国的强国，但最后又都衰亡了，原因在哪里呢？就是他们不懂得如何保持胜利的结果，唯有有道德的君主才能够保持住胜利的成果。

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就强调“王天下”，而不是“霸天下”。“王天下”就是《大学》中所说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身修好了，德行涵养得深厚了，你才能够承载得了那么大的基业。所以我们中国国家领导人能够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口号、命题和理念。为什么呢？因为也是有中华文化的底蕴。君主能够率先垂范，以修身为本，那麼百姓也跟着来修身，结果是人心和善、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天下太平。当别的国家使臣来访的时候，看到人与人之间相处得非常的和睦，彬彬有礼，他自然生起效法之心，主动向中国学习礼乐文化，這就是为天下人做一个好的榜样，这就叫“内圣外王”，就叫“王天下”。

从历史上看，“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商汤一开始管辖的地盘是方圆七十里，但他能够成为天下诸侯国效法的榜样。西伯昌（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开始所管辖的地域也不过是百里之地，但是能够让所有的诸侯都臣服，都是因为他们的厚德。特别像周文王，还是做西伯昌的时候，做诸侯的时候，有虞、芮两国的国君因为田畔产生了争执，因为他们知道文王德高望重，所以就向他来请求裁决，让他来评理。结果他们来到了西伯昌所统辖的范围，看到人与人都互相谦让，没有人争执。他们看了之后很惭愧，就没有见西伯昌，回去了，而且互相以田畔相让。这就说明这些诸侯国之所以臣服周，就是因为他们为文王的厚德所折服，因而主动来学习他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文化。     从历史上看，中华文化之所以对邻邦、对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当时外国人来到中国，看到人与人之间相处彬彬有礼，五伦关系非常地和睦、社会安定，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所以他们非常地羡慕，把中国誉为“礼义之邦”、“华夏之族”，把当时中国的皇帝尊称为“天可汗”，就是天底下公认的领导者，愿意来学习中国的礼仪文化。这就是“中心悦而诚服”。

特别是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他带领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走过了很多的国家和地区。但是他每到一地，带给那里人们的是茶叶、丝绸、先进的造纸术、造船术，而没有侵占别的国家一寸一尺的土地。所以直到今天，郑和还为世界人们所纪念。我们今天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从根本上说，正是这种仁义精神的延续。

英国著名的历史哲学家汤恩比先生在系统地研究了各个国家的文化发展史的基础上，从文化学的角度提出，能够真正解决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的，唯有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在《未来属于中国》这一本书中，他提出，要避免世界动乱、拯救人类文明，未来的世界必须走向统一，因此，建立大一统国家是必要的。但是这个统一绝非是依靠军事、强权的统一，而是依靠文化的统一。特别是当今世界，生物圈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全球危机，依靠狭隘的政治国家是无法应对的，应该以整个地球的视野去应对。而中国在历史上，有长期统一的历史经验，中华文化也拥有天下一家的胸襟以及和而不同的智慧。所以，汤恩比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中华文化之上是非常智慧的。如果中华文化被世界各国所学习和接受，必然能够带来世界和谐、和平和希望。因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文化是符合道的文化，是讲求道德仁义的文化。

《群书治要·新语》中也说：“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故尊于位而无德者绌，富于财而无义者刑，贱而好道者尊，贫而有义者荣。”意思是說，治理国家要以道德为上，处理事情要以仁义为根本。地位高贵却缺乏德行的人会被贬黜；富有财产但不讲道义的人会被处刑；地位低下但珍爱德操的人会受尊崇；贫寒但讲求仁义的人会荣耀。后边还举了例子。商纣王的酒池可以用来划船，糟丘可以用来登高远望，这难道还能算是贫穷吗？他拥有统领四海的权柄，主宰着九州的百姓，这难道能说是武力弱小吗？然而论其功业却不能够保全自身，论其威势却不能守住社稷，这绝对不是因为贫穷弱小，而恰恰是由于自身缺乏道德、对百姓不够仁义。所以懂得如何谋利却不明白大道的人，必然是众人所谋取的目标。敢于使用武力却缺少仁义的人，必定是战争攻伐的对象。

《史记》上记载，商纣王他天资聪颖，口才很好，办事敏捷，力气超过常人，他能够空手和猛兽搏斗。他有智慧足以应对臣下的劝告，言辞足以掩饰自己的错误。但是他骄奢淫逸，不听忠臣劝告，每天和妲己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还制造炮烙之刑残害百姓，使得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最后，周武王吊民伐罪，纣王兵败自亡。身为一国之君，纣王他拥有广大的地盘、强大的军队，但却因为没有道德，不讲仁义，最终逃不了灭亡的命运。在历史上，像纣王这样数不清的历史故事，也都验证了《周易》中所说的“厚德载物”，以及“德者，本也；财者，末也”的道理。《大学》中所说的“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在的财富、身份、名声、地位，都是枝叶花果，靠什么来承载呢？靠深厚的道德。作为一国之君，要使国家经久不衰，必须顺应道德、仁义，“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是否讲求道德仁义是理解中国之治和美国之乱的文化密码。为什么中国国力蒸蒸日上，而美国却越来越混乱？因为我们还是按照道德、仁义来治国。所以，我们也希望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的领导者，要学习《群书治要》。他学了《群书治要》，他的国家就不会乱作一团。很多治国方略、对外的政策也都会调整。

“故曰：‘内修七教而上不劳，外行三至而财不费。此之谓明王之道也。’”

只要对内推行“七教”，国君就不会因为政事而辛劳，对外实行“三至”，国家资财就不会耗费。这就是圣明君王的治国之道。

那我们看，在历史上，圣明君王的治国之道都能够得以体现。比如说，在贞观盛世的时候，对内社会治安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好到什么程度呢？我们通过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在贞观六年的时候，全国被判处死刑的犯人有三百九十个人。唐太宗心怀慈仁，他就命令他们这一年回家过年，第二年秋天的时候再返回来执行死刑的判决。结果怎么样了？到了第二年秋天的时候，这三百九十位被判处死刑的犯人，无一例外地按时回来接受死刑的判决。唐太宗一看，非常感动，又把他们全都赦免了。所以，推行圣贤教诲，对内确实可以国泰民安，对外实行王道，确实能够王天下，给世界各国都做一个好的榜样。

在《贞观政要》中记载，太宗曾经对群臣说：“贞观初年，人们颇有异议，认为当今不能够施行王道，只有魏征劝我推行王道，推行圣贤教诲。朕听了他的话，结果怎么样，不到几年就达到中原安定、边远外族臣服的结果。突厥从来就是中原的强敌。如今突厥的首领却配刀值宿来做禁卫，部落也跟着穿戴大唐的衣冠。朕能取得这样的成就，都是魏征的功劳。”用圣明的明王之道来治国，就可以对内安定，而对外也能够王天下，万国来朝，中心悦而诚服。

曾子曰：“不劳不费之为明王，可得而闻乎？”

曾子听了，非常想知道这种不为政事而奔忙，也不耗费资财，就能够称上圣明的君王之道。所以就再向孔子请教：“您能再给我详细地讲讲其中的道理吗？”

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劳乎？”

禹，大家都知道，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他是采取了疏导的方式治理黄河，结果受禅让得了帝位，他也是夏朝的第一位天子。禹最卓越的功绩，除了治理黄河之外，就是把中国的国土划分为九州，后人称之为“大禹”，就是“伟大的禹”。

皋陶，也是帝舜时候的大理官，就是司法长官，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大法官。据说他长着青脸鸟嘴，铁面无私、断案公正，所以他被史学界、司法界公认为是中国司法的鼻祖。孔子说：“古代的舜帝，有大禹和皋陶这样得力的臣子在左右辅佐，他不用离开坐席，而天下便得到治理，这样君王还有什么辛劳的呢？”舜之所以能够得到大禹、皋陶等贤能之人，也是因为他自己修养德行修养得好。《论语》上说：“舜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他就是把自己修身修到了，然后任贤使能，感召了天下的贤德之士来辅佐，他可以达到“无为而治”。

尧曾经问舜治理天下的方法，舜回答了两个字，这两个字就是“事天”。什么叫“事天”呢？就是按照天道自然的规律来治理。天道自然的规律是什么？后面接着讲：“平地而注水，水流湿”。比如说你同样是在平地上注水，水自然会流向潮湿低洼的地方。“均薪而施火，火就燥”。同样是想把一堆柴火点燃，火自然会把干燥的柴火点燃，“召之类也”，这就是“感召”的原因，这就是《周易》上所说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所以，后面他得出结论说：“尧为善而众美至焉，桀为非而众恶至焉。”尧帝凭着自己的美德，感召了德才兼备的人；夏桀王品行败坏，他所任用和感召的也是德行有缺失的人，甚至是狡猾奸佞之人。这告诉我们，要想达到无为而治，关键就在于自己要修身为本。

“若乃十一而税，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入山泽以其时而无征，此则生财之路也。而明王节之，何财之费乎？”     如果只按收成百分之十的标准征税；派用百姓服劳役每年不超过三天；按季节让百姓进入山林湖泊狩猎打鱼，却不向他们征收任何赋税，这些都是生财之道。而圣明的君王节制财物的用度，怎么会耗费资财呢？

这一段主要是讲，君主要按照自然节律来安排民众的生产、生活，而且要爱惜民力、节俭用度，这样才不会耗费民力、财力。

《群书治要·汉书》中说：“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则物力必屈。”古代的人说：一个农夫不耕种，有的百姓就会挨饿；一个织女不织布，有的百姓就会受冻。万物的生长是有时节的，但是使用却没有节制，这样财物一定会用尽。在康熙皇帝的时候，他曾经颁布《圣谕十六条》用以教导百姓，其中有一条就是“尚节俭以惜财用”。强调开其源尤当节其流。不仅要知道如何生产、聚集财富，还要懂得节俭、俭省财用，这样才使财物，就是各种物资、财富“不可胜用也”，用不完。在位者，也就是有权有势的人，他如果不明理，有了条件之后就容易走上奢靡之道，而奢靡之风会导致天下的物资缺乏，甚至导致全球的资源危机。《大学》中说：“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知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生产财富是有它的规律的，生产的人多，使用的人少，生产得急疾迅速，用得要缓慢，财才能够恒常地充足。反之，就像《群书治要·汉书》中所说的，“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哉？”生产的人，特别是生产粮食的人越来越少，而浪费的人、不劳而食的人越来越多，奢靡、放纵的风气越来越严重，天下的财产怎么会不枯竭呢？

如今我们面对人类无止境的贪求所导致的粮食不足、物资缺乏、以及资源枯竭和生态危机，古人的这些教诲，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全球环境危机、资源危机，从根本上说，就是人们越来越膨胀的欲望和地球的有限资源、有限的承载力之间，构成了一对矛盾，而这个矛盾是随着人的欲望的膨胀成为不可调和的了。所以，在上位者能够戒奢崇简，就能够带动整个社会的风气崇尚节俭、反对奢靡，这也是解决环境问题、生态问题、资源问题的根本出路。

曾子曰：“敢问何谓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则下益孝；上尊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宽；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无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知节；此之谓七教也。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则本正矣。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

“齿”是年龄的意思，“尊齿”就是尊敬年长之人。曾子说：“敢问老师，什么是七教呀？”就是怎么样教，才能够达到这么好的治理境界？孔老夫子回答说：“上敬老则下益孝”。在位的人能够尊敬老人，臣民就更加孝亲。古人特别强调尊敬老人，为什么？因为尊老、敬老就是提倡一种知恩报恩、饮水思源的意识，告诉人们要以“恩义、情义、道义的原则”为人处世、待人接物。老年人是对这个社会贡献最多的人。下一代人之所以能过上幸福的生活，都得益于上一代人所做出的贡献。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所以人要知恩报恩，对老年人特别尊重。

但是我们现代社会却恰恰相反，对老年人越来越忽视、越来越冷漠，甚至还出现了很多不赡养父母，甚至歧视、打骂父母的现象。这是什么原因？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越来越以功利的原则为人处世、待人接物。很多人认为老人他只有消费，没有生产，是年轻人的包袱，是社会的累赘。所以才对老年人不闻不问，而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教育孩子的身上，为什么？我现在对他好，他以后也会对我好，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功利的思想。殊不知“上行而下效”，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被儿女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以后他也会按着这种方式来为人处世，来对待你。

所以孔老夫子说：“弃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我们放弃了老年人，不去照顾，不去孝养，把所有的关爱放在了孩子的身上，结果家庭不吉祥了。为什么呢？小孩子自我为中心，成了小公主、小皇帝，他以后也不会有恩义、道义、情义，也不懂得孝敬父母，家道就不能承传，家道就会衰落。所以古人特别的重视敬老，这就是提倡一种知恩、报恩、饮水思源的意识。那么“上所施，下所效”才是良好有效的道德教育。

古代的皇帝也都是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尊敬父母、孝敬老人。比如说，历史上出现孝子最多的朝代是汉代，因为汉朝皇帝奉行孝道。汉文帝他的母亲薄太后在生病的时候，他亲自奉上汤药，真正做到了“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他母亲病重的三年之中，他每天睡觉都是衣不解带，为什么呢？怕的是在半夜的时候，母亲突然会有什么状况，他不用再穿衣服，浪费时间，随时都可以服侍。对父母的孝就体现在侍奉父母的点点滴滴，全心全意地为父母着想。正是因为他以“孝”治天下，所以汉朝出现了很多的孝子，纷纷效仿皇帝的孝心。

汉代的时候，每一个皇帝他的谥号中都有一个“孝”字，比如说汉孝文帝、汉孝武帝都是有一个“孝”字，说明汉朝是以“孝”治天下的，所以也出现了文景之治，天下太平。汉朝的皇帝非常的有智慧，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孝道，还把那些孝子选出来作为榜样，举善而教。比如说《三字经》上有“香九龄，能温席”，说的就是汉朝黄香的故事。汉朝的黄香，九岁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就用身体为父亲把床铺暖热，夏天的时候就用扇子把床席为父亲扇凉，然后才让父亲去住。这种体贴入微，从小就养成了习惯。当汉朝的皇帝知道这件事之后，立刻重赏黄香，并且赐给了他八个大字“江夏黄香，举世无双”。将这样的孝子榜样树立起来，让全天下的百姓都向他学习、效法。于是孝的观念就在全国普遍的推行。像我们现在评选全国道德模范，其中就有孝亲的模范，评选孝子。

“上尊齿，则下益悌”，就是君上、在位者，尊重年长者，年长者主要是指同辈之中的年长者，臣民就更加友爱兄长。我们知道中国自汉朝以来，一直到清朝，都是以礼治天下。礼有五种，吉、凶、军、宾、嘉，祭礼就是属于吉礼，婚礼、冠礼都属于嘉礼，还有乡饮酒礼，也属于嘉礼。这些礼渗透在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贯穿到人从始至终一生的过程。这绝对不是繁文缛节，而是把道德教育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朝廷中怎么样体现尊老之礼呢？朝廷中爵位相同的就以年长者为尊，七十岁以上的长者他就可以拄着拐杖到朝廷。国君询问事情的时候，要为他安置座位，就是后世所说的“几杖之礼”；八十岁以上便不在朝为官了，皇帝有事要向他请教，要亲自到家里去请教，这样敬老之风就扩展到整个朝廷。

在基层也是如此，我们现在讲基层治理，其实有很多经验可以从传统文化中学习。古代的时候，五百家为“一党”，“一党”的领导者就是“党政”，“党政”掌管“一党”的道德教化、祭祀等等。在《礼记·乡饮酒义》这一篇之中，记载了在“党政”所举行的乡饮酒礼之上是如何体现尊老敬长的精神的。“乡饮酒之礼，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所以名明尊长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悌。”在乡饮酒礼上，六十岁的长者坐在席上，五十岁的就在一边站着陪侍，听从差遣，以此表明对长者的尊敬。六十岁以上的人面前陈设三豆食物。“豆”就是高脚盘，是一种容器。七十岁者陈设四豆，八十岁者陈设五豆，九十者陈六豆。豆就象征着对长者的供养，长者的年龄越大，所获得的食物供养也就越多。在乡饮酒礼之中，处处透露出按着年龄长幼所形成的秩序，也是向当地的百姓传达出尊老、敬老的道德观念，而这种尊老、养老的观念也助长了百姓孝悌的德行。

比如说，我们看到乡里的领导人连我们自己的父母都这么尊敬，对自己的父母怎么能够不孝敬呢？陌生人都能够对我们自己的父母这样的尊敬、供养，作为儿女对于老人怎么能不赡养呢？所以人生最可贵的就是能将知恩报恩的心自自然然地保持一生而不改变。礼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提起感恩之心。最可怕的就是随着社会地位的逐渐提升，随着财富的逐渐累积，报恩的心越来越少，认为那些成就都是全凭自己的本事。所以很多学生在没有上大学之前还懂得孝敬父母、听父母的话，但是上了大学之后，就开始瞧不起培养自己成才的父母。像父母在农村，万里迢迢地来看他，他都不好意思介绍给同学，说是“我们家邻居的老伯”。这都是被外在的虚荣心把自己本性的本善给蒙蔽了。

还有的人，有了钱之后，觉得父母都是自己照顾，兄弟姐妹也是靠自己照顾，自己付出的最多，所以对父母说话不恭敬，对兄弟姐妹也没有礼貌了。“兄道友，弟道恭”，做弟弟妹妹的恭敬心就没有了，这也是内心被外在的虚荣污染了。这种变化可以说是潜移默化、不知不觉，但是自己却很难意识到。所以必须依靠教育，把人的这种本性、本善给唤醒。古人强调孝悌，就是要培养人知恩报恩的意识。从爱父母、爱兄弟，把孝悌之心，推广到爱一切人、爱一切生命。这种仁爱之心才是和天地万物保持“一体之心”的根本，做到“天人合一”的根本。孝悌是人的本性、人的天性。一个人懂得爱自己的父母，他也懂得天下的父母都不容易。他知道友爱自己的兄弟，也就知道天下的兄弟都要讲求情义。将这种友悌之心推而广之，就懂得尊重一切生命，也就爱好和平、反对战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宣导国际联盟、奠定世界和平基础的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威尔逊，他就是一位孝子。威尔逊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家里非常的贫穷。他的母亲是靠为别人洗衣服供他读书，而且经常鼓励他要刻苦读书。威尔逊深深地感受到母亲的伟大，对母亲的教导总是恭敬地听从。他时常地勉励自己，一定要发奋读书，无论如何也不能辜负母亲的期望。他读书有动力，也是因为他有孝心。古人说：孝心一开，百善皆开。我们现在修学不精进，每一天虚度时光，没有精进之心，什么原因？其实就是没有孝心。对父母的期望都放在耳后了，对那些如父母的、需要帮助的民众也都没有提起这种责任心。

威尔逊因为品学兼优，在毕业的时候，就获得了美国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所授予的特殊荣誉。普林斯顿大学有一个很有意义的传统，就是在每一届学生毕业的时候，都要从毕业生之中选出一位德才兼备，最优秀的、品行最端正的学生，授予荣誉金牌，表彰他的品学兼优，可以做大家的模范。但是这个学生的名字在毕业典礼之前都是保密的，只有校长和教务长两个人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

这一天，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典礼正在举行，几百位大学毕业生坐在大礼堂的中央。其他的来宾、家长都挤满了礼堂。大家心里最紧张而渴望知道的，就是谁能获得这一届的品学兼优的金牌，谁能得到这一最高的荣誉。毕业典礼依照程序进行，历史性的表彰时刻终于来了，当书记官以洪亮的声音宣布“本届获得品学兼优金牌的荣誉生是乌托罗·威尔逊”时，全场立刻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威尔逊忍住心中的激动，从校长的手中接过了金牌。但是当他走下台的时候，却没有回到自己的位置，而是一直向家长们的坐席走了过去。他在家长中寻找他敬爱的母亲，可是却怎么也没有找到。并不是因为他的母亲没有来观礼，而是因为他年长、家穷的母亲只穿了一件很粗陋的棉衣来出席典礼。所以不好意思和那些衣饰高贵的家长坐在前排，而是坐在了最后排的柱子旁边。威尔逊从前排寻找到后排，最后终于发现了他头发斑白的母亲。他跑到母亲旁边，双手捧着荣誉金牌，恭敬地对母亲说：“妈妈，请您接受！这金牌是妈妈多年辛劳养育的成果，不是我的。我是替慈爱的妈妈领取金牌。” 他说完以后就将金牌为母亲挂上，然后拥抱着母亲。孝顺的威尔逊感激母亲的辛劳养育，把自己的荣誉归功于母亲，使整个的会场都深受感动，很多人都流下了泪水。

孝敬父母本来就是人的性德。但是现在很多人认为孝顺是中国的古老思想，是落伍的行为。其实知恩报恩、饮水思源是人类的良知。不论古今中外，人类的良知是相同的。威尔逊虽然是美国人，他没有受过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教育，不知道孝敬母亲应该怎么做。但是“人之初，性本善”，人的本性、本善是相同的。通过威尔逊的故事，也让我们能够体会到《大学》中所说的“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正因为威尔逊是一位孝子，所以他能够知恩报恩，不仅荣获了品学兼优的荣誉金牌，后来更成为美国总统，并且令人赞叹的是他还宣导世界和平。所以美国的强大也不是偶然的，美国强大的时候，也是有一些德才兼备的领导者作为他们的总统，这也是它能够强大的原因。

如果人们忽视了孝心的培养，忽视了孝道的教育，结果会是什么样？不仅受恩者对施恩者的施惠行为表示冷漠，出现忘恩负义的行为，还会使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成为正常的现象，积非成是。什么是不正常的现象？人知恩报恩、饮水思源是正常的现象。但是现在有一些人不知恩、不报恩，甚至认为施恩的行为是理所当然，甚至还想方设法地去蒙骗施恩者。比如说西方国家有些福利政策很好，对于老弱病残、鳏寡孤独的人给予了特别的政策扶持、福利照顾。但是这些人并没有对政府生起感恩之心，反而抱怨政府做得不够好，甚至还有人做假账蒙骗政府。这都是因为缺少教育所导致的。虽然物质生活发展了，经济发达了，但是如果缺少孝悌的教育，并不能给人带来心性地提升，不能够让人活得心安理得，也就没有幸福可言，更体会不到君子坦荡荡的境界。

一个人从小培养起孝道的品质，对父母能够做到养其身、暖其心、解其忧、尊其言、承其志、继其业，这才是把孝道做得圆满。进一步把这种孝心扩大，关爱、尊敬所有的老年人，所以，大孝孝天下的父母。人们学习传统文化，能够对天下人生起爱心、生起同情心，正是因为有孝道的基础。如果父母处于悲苦的境界，都是冷漠的、麻木不仁的，你让他对其他的陌生人能够关心、有同情心，这也是不可能的。古人说“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也说“百善孝为先”。孝悌是和人的性德相应的，是本性本有的德行，自自然然。古人的教化也是顺应人性来施教，也会很容易得到好的效果。

“上乐施，则下益宽”，君上乐善好施，臣民就更加宽厚。我们在历史上也看到这一点，在《古文观止》中，有一篇文章叫《义田记》，记载的是范仲淹先生的故事。范仲淹在世的时候，兴办义田。当时的义田有一千亩，他自己乐善好施，有仁慈之心，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儿孙。到了清朝的时候，后代将义田扩大到四千亩。范仲淹在世的时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把自己的俸禄拿出来兴办义学、兴办义田，但是自己连丧葬费都不够。

现代人听到这样的故事，可能会觉得范仲淹太傻了，谁能向他这样学习呀！但是“傻人有傻福”，他的后代子孙都非常地发达。在清朝的时候，有人做了统计，他的后代到了清朝的时候出了七十多位做到部长以上的官员。不仅如此，他的后代一直承传到今天，还出了很多有德行、有学问的贤人。他自己的四个儿子，也是都做了公卿、侍郎，个个道德崇高。所以“聪明反被聪明误”，很多人自以为聪明，自己费尽心思，贪占国家的利益、以权谋私、骄奢淫逸，但是“成由勤俭败由奢”、“富不过三代”。所以古圣先贤留下的教诲，一定是让人过上真正幸福、美满、成功、可持续的人生。而不遵循古圣先贤的教诲去做，人生必定会出现灾难，这就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诲，不能够有怀疑，一定要依教奉行。久而久之，就能够体会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越是在生活中力行圣贤教诲，越能够有发自内心的喜悦，验证古圣先贤的教诲真实不虚，就越对古圣先贤生起信心。这种内心的喜悦会让人感到人生很充实、很踏实，而不会让人越走越空虚。

“上亲贤，则下择友”。君上亲近贤士，臣民就重视选择朋友。在上位的人尊师重道、亲近贤德之人。比如在清朝的时候，皇帝礼请儒释道三家的大德到宫廷里讲经，并且率领百官、妃嫔一起学习，创建了“康乾盛世”。这是什么原因？因为从上到下都是学习圣贤教诲，都是顺天而行，得道者多助。但是后来慈禧太后也去听经，她去听的时候好像这些人都在讲她，她一生气，把宫廷讲经的传统给废弃了。宫廷不讲经，人自私自利的心就生起来了，才导致了清朝的腐败，这时候外国人才乘虚而入。清朝的衰落，并不是因为传统文化的原因，而是因为不讲传统文化的原因。但是当时的一批知识分子在去探讨清朝腐败的原因时，把原因错误地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所以才导致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

在《弟子规》中也说，“能亲仁，无限好，德日进，过日少”。如果我们能够亲近贤德之人，和圣贤人做朋友，潜移默化地受到熏陶，不知不觉地，你的思想行为、言谈举止、境界，也就得到提升。古人说“亲附善友，如雾露中行，虽不湿衣，时时有润。”和善良的、有道德学问的人做朋友，就像你在雾水中、露水中行走一样，虽然打湿不了你的衣服，但时时蒙受德风的滋润，不知不觉也成为一个贤德的人。我们学习《群书治要》，其实就是与圣贤人为伍，天天接受圣贤风范的熏陶，自己也不知不觉地沾染了圣贤的风范。

“上好德，则下无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知节”。君上注重道德修养，臣民就不会做不可告人之事。“无隐”，没有可隐瞒的事。就像司马光先生所说的，“我平生所为之事，没有一件不可与人言”，就是光明磊落。孟子说，人生有三乐，哪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所以“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这样的人才胸怀坦荡。君上厌恶贪婪，臣民就耻于相争；君上清廉谦让，臣民就知道坚守节操。这都是教导领导者、父母，还有教育工作者，要身体力行，所以，对下属、对儿女、对学生，就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后汉书·鲁恭传》中记载着鲁恭在做中牟县令的时候，他以德化治理百姓，不用刑罚，结果使民风淳善。有一个人叫许伯，他很多年一直在和人争田产，郡守和县令都不能判决。到鲁恭成为县令的时候，就为他评判曲直，因为鲁恭自己很有德行，评判合理、合情、合法，于是双方都退堂自责，并且暂停耕作，互相推让田界。

还有一位亭长，从老百姓手里借了一头牛，就借故不还了。牛主人就将此事告到了鲁恭的面前，鲁恭把亭长召来，屡次命令他把牛还给人家，但是亭长仍然不从。鲁恭叹息地说：“这是教化不行的结果啊！”，于是就准备辞官不做，结果县内的这些官吏、属下都哭着挽留他。亭长看到这种局面，心生惭愧，非常忏悔，就把牛归还给人家，并且还请求到狱中服罪。一个人有德行，确实能够感化下面的人悔过自新。鲁恭赦免了他，不再过问这件事，因为他能够知过改过。于是所有的官吏和人民，都更加心悦诚服。

在建初七年，与中牟县相邻的郡县都有螟虫危害庄稼。而鲁恭所治理的县，和邻县是犬牙交错，但是奇怪的是螟虫唯独没有进入中牟县。当时的河南尹袁安听说了这件事，怀疑这个情况不属实，于是就派一位叫肥亲的官员亲自去查看。鲁恭陪同肥亲来到了田间，他们坐在桑树之下，有一只野雉飞了过来，停在他们身边，也不怕人，旁边有一些孩童在玩耍。肥亲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去捕捉野稚啊？”儿童们怎么回答？他们说：“野稚还要喂养它们的小鸡娃。”听到这个回答，肥亲突然站了起来，对鲁恭告别说：“我这次来的原因，就是想查看您的政绩究竟办得如何？如今看来，螟虫不侵犯中牟县，这是第一件令人奇异的事；教化施及到鸟兽，这是第二件奇异的事；连小孩子都有仁爱之心，不去捕捉野稚，因为野稚还要照顾它们的鸡娃，这是第三件令人感到奇异的事。我久留在此，只能白白打扰贤者。”于是他就告辞离去了。回去之后，肥亲把在中牟县所看到的一切都汇报给袁安。这一年，嘉禾生长在中牟县，就是很好的稻米、稻子。河南尹袁安就上书，把这些情况一一地汇报给当时的皇帝，汉光武帝，光武帝对此也感到非常的惊异。这是《群书治要·后汉书》上记载的历史故事，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地方能够治理得好，和这个地方官员本身的修身、德行密切相关。

所以，这个“教”，左边是一个“孝”字，写作一个叉（乂），下面一模一样的叉（乂），再下面是一个“子”，右面是一个手拿着一个柳条。左边这个“孝”告诉我们“上所施，下所效也”，教育要从孝道开始。怎么教儿女孝呢？做父母的自己要做出孝亲的榜样，让孩子学习，让孩子看到。右面手里拿着一个教鞭，拿着一个柳条，告诉我们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要父母拿着柳条不断地耳提面命，时时提醒，要有耐心。所以孩子、学生、属下教不好，可以从两方面去找原因，第一个方面就是自己的身教做得如何，第二是不是有足够的耐心。因为一个人的习气养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要纠正他的习气也不是一堂课、两堂课就能够起作用的，所以要长时熏修。

“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则本正矣。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七教”就是上面所说的七条道德教育，是治理人民的根本。政治教化的原则确定了，根本就端正了。凡是在位者，都是人民的表率，表率端正，还有什么事物不端正呢？这就是强调，治理人民，在位者的率先垂范是最重要的。“上行而下效：大臣不廉，小臣必污；小臣不廉，风俗必败。”领导者、父母、老师这个身教是潜移默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甚至起心动念都要小心谨慎。在位者不能一味地要求、指责、挑剔下属，而是要负起责任，靠自己的言行身教，把家庭、团队、还有企业、单位的社会风气给它带起来。凡是传统文化学得好的企业，全都是“一把手”工程，就是企业家、老板自己能够率先垂范，力行《弟子规》的教诲，这样才能够“上行而下效”，带动一帮志同道合的人，把企业用传统文化给治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不足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