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群书治要·国语》，请看《楚语》。

这一篇选取了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楚灵王建造章华之台，伍举进行劝谏的故事；第二个故事讲的是斗且如何预见令尹子常的灭亡；第三是王孙圉论什么才是真正的国宝。

我们看第一个故事。灵王为章华之台，与伍举升焉，曰：“美夫？”对曰：“臣闻国君服宠以为美，安民以为乐，听德以为聪，致远以为明。不闻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镂为美。”

伍举，楚国的大夫，伍子胥的祖父。“升”，登。“服宠”，“宠”，禄位的禄。“服宠”，以贤受宠服。君主使贤德之人接受禄服，也就是表彰任用贤德之人。“丹楹”，楹，柱子的“柱”。涂以赤色，故曰丹楹。“桷”，榱。榱又是什么呢？方曰桷，圆曰椽，方形的椽子叫桷。

楚灵王修建章华台，和伍举一起登台，说：“这高台美吧？”伍举回答说：“臣听说，做国君的以任用表彰贤德之人为美，以安抚人民为乐，以能倾听纳受有德之言为聪，以能使远方之人归附为明，没听说过是以土木建筑的高大、用朱漆涂柱、在桷雕花为美的。”

楚灵王一开口，就炫耀章华台的华美，这就是没有文化的结果。我们学习历史，可以看到，作为国君，要治理好国家，应该注重从四个根本方面去努力。修身为本，教学为先，爱民而安，好士而荣。君主修身有成，才能够以身观身。耳聪目明，倾听纳受有德之言。教学为先，才能够使近悦远服，使近者心悦诚服，使远方之人前来归附。爱民，才能够使民众安乐，当然，爱民还包括教民。如果富而不教，会富而不乐，贵而不安，甚至牢骚满腹，怨声载道，看这个不喜欢，看那个也讨厌，不知“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更谈不上感恩戴德。比如说我们看西方很多发达国家，对鳏寡孤独者就是老弱病残幼，给予了特别的照顾。但是这些人没有感恩之心，甚至还做出一些手段来获取政府更多的资助。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忽视了对民众的教育。民众对于国家的付出，还有这些福利政策都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不知道感恩戴德，反而还净挑毛病。所以，爱民必须教民，提升他的道德修养和境界，帮助他明明德。好士，就是尊贤。只有尊重贤者，重视人才，才能够形成人才汇集的局面，众志成城。

在《墨子》中，曾经针对建造宫室有一段专门的论述。他说：“圣王作为宫室，便于生，不以为观乐也。”圣王建造房屋宫室是便于生活的，而不是为了让人观赏的。“故节于身，诲于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财用可得而足。”圣君自身节俭，并以此教育人民，因此天下的百姓都可以得到治理，财务用度都能够得到满足。

“当今之主，其为宫室则与此异矣。”如今的君主建造宫室就与此完全不同了。他们是怎么做的？“必厚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他们一定会向百姓大量征收财物，凶残地掠夺百姓用于衣食的资财，用来建造宫室台榭、曲直交错的景观和彩绘雕刻的装饰。“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国君建造这样的富丽堂皇的房屋，左右亲近的臣子也都纷纷效仿。“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振孤寡，故国贫而民难治也。”这样做导致的结果，就是国家的财务不足以用来防备饥荒，救济孤寡，所以国家贫穷，百姓难以治理。所以墨子最后得出结论说：“君诚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也，当为宫室不可不节。”如果国家的在位者、领导者确实想要天下太平，憎恶天下混乱，那么建造宫室就不能够不节俭。

墨子的这一段论述，把建造宫室台榭的节俭与奢华提高到关系到国家兴衰成败的高度来认识。这一点也为有识之士所共同赞成。历史上的君主，一旦出现这方面的奢侈，臣子们也都会极力劝谏。这一点也值得我们现代人加以借鉴。就像有一些地方政府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去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也包括建造豪华的政府办公大楼。看起来富丽堂皇，让人一看，感觉这个地方好像多么富裕，而实际上，地方政府却负债累累，无力偿还。

《后汉书》中说：“上之化下，犹风之靡草。今上无去奢之俭，下有纵欲之敝。”在上者对下面的人的影响，就像风能够把草吹倒一样。风向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如果在上位者不去奢从简，那么在下位的人必然会有纵欲的弊病。

在《史记》中也记载：“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斫。”当尧在治理天下的时候，所住的房屋非常简陋，茅草盖的屋顶不加修剪。栎木做的椽子也没有砍削。没有过多的装饰，非常质朴。

一些人听了之后，可能会说那是因为过去生产力不发达，物质不够丰富，所以才不得不节俭，而现在生产力提高了，物质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了，所以没有必要像以前那样提倡节俭了。确实我们看到了物质生活还有生产力水平，相对于传统社会，是大大地提高了，但是生产力的提高对环境的破坏，还有对地球资源的掠夺，也和以前不能相提并论了。

现在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越来越严重，而生态危机的根源，正是因为人们过分膨胀的欲望和地球有限的资源，有限的承载力之间构成了一种矛盾，这种矛盾是因为人的欲望越加的膨胀而不可避免、不可调和，这才是环境问题的根本所在。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看到现在灾害也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人的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也变得越来越恶劣。

我们经常有一个故事，讲一群山羊去集体自杀了。人们很好奇：山羊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集体自杀呢？结果一调查才发现这群山羊并不是想去集体自杀，他们只不过是在草原上吃草而已。但是为了吃到比别的山羊更加鲜美的水草，就有一些山羊，跑到别的山羊前面去。因为前面的草没有动过。落后的山羊也不甘示弱，他们也会跑到他们的山羊的前面再去吃更加丰美的水草。结果这群山羊你追我赶都毫不示弱，莫名其妙地就在草原上奔跑起来，最后越跑越快，越跑越快，就忘记了去吃草的这个最初的目的，跑到山崖面前收不住脚。最后给人的印象就是集体跳崖自杀了。这个故事非常有启发性，提醒我们作为人，有理性的人，不能够像动物界的山羊那样，为了竞争、为了盲目地发展而不惜污染了空气、污染了水，甚至污染了地下水。结果，我们说“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不断满足人们提高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需要。”但是人要生存，最起码的物质需要就是新鲜的空气和干净的水。现在这些都不能够获得了，请问我们发展的目的何在？这个就是让我们去思考，避免盲目地竞争所导致的对资源生态的过度开发和破坏、不可持续的发展。所以我们才提出“可持续发展观”。

我们读《群书治要》有什么好处呢？它就是让人们建立一种共同的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我们到底应该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到底什么是荣？什么是耻？是你建造奢华的办公大楼为荣？还是以勤俭为荣？大家读了之后，就达成了共识。我们翻开《群书治要》发现，它没有太多具体的政策、制度、方法，它讲的就是道理。你把道理明白了，人们达成了共识，自然知道应该怎么做。中国古人说“理得心安”，道理明白了才会心比较安定。领导干部读《群书治要》，就成为有文化的人。 “文化”一词，古代是由两个字构成的，就是“以文化人”的意思。“文”就是文章、文字、礼乐、曲调等等。比如说，我们读了这首诗，看了这篇文章之后，使我们的气质发生变化，行为方式有所改变。这就叫“文化”。古人说读书贵在变化气质。如果我们读了这个《群书治要》形成了一种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提升了自己的德行，使人变得文质彬彬。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比如说，现在的富贵之人，谁都不愿意被人称为暴发户或者土豪，都希望人家称自己是贵族，有几分贵族气质。读了《群书治要》之后你才知道，贵族他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暴发户有了钱之后就拿着钱去骄奢淫逸，购买豪华别墅，建造亭台楼阁，雕梁画栋。当然了，还有买名牌的衣服，名牌的汽车，名牌的化妆品，名牌的佩饰、名贵的手提包等等。总之一句话就是在竞奢斗富，就是不知道该把钱用在哪里。而贵族即使有了钱，仍然过着很简朴的生活，拿着钱去兴办教育，救济穷苦。就像我们早年下南洋的那些华人，他们挣了钱之后，知道白手起家挣钱不容易，挣钱之后，自己仍然保持着勤俭的作风，但是慷慨资助祖国的建设，特别是建设了很多的学校，能够帮助贫穷的孩子上学，这就叫贵族。所以土豪和贵族，差得很多，因为什么？因为没有读经典，没有受过文化的熏陶。

“先君庄王为匏居之台，高不过望国氛，大不过容宴豆，木不妨守备，用不烦官府，民不废时务，官不易朝常，先君是以除乱克敌，而无恶于诸侯。今君为此台也，国民疲焉，财用尽焉，年谷败焉，百官烦也，数年乃成，臣不知其美也”。

庄王，楚庄王，是灵王的祖父，春秋五霸之一。

“高不过望国氛”， “氛”夹注解释为祲气也。氛、祲皆恶气也，“祲氛”都是凶象，都是恶气。气也有吉凶。凶曰氛，吉曰祥。凶气称为氛，吉气称为祥。

“大不过容宴豆”，夹注说“言宴有折俎笾豆之陈”。什么是折俎？折俎就是折骨。贾公彦疏：“凡节解牲体皆曰折，升于俎”，故名折俎，就是肢解。牺牲，祭祀用的牲畜，把它肢解之后升到盛放牺牲的祭器俎之上，叫折俎。俎是祭器。用来盛放牲体，就是牺牲的肢体。笾豆，礼器。竹曰笾，木曰豆。“征发”，“征”，召也。发，谓兴举众事。征发，征召兴办的意思。

这段话是讲，先君庄王建造匏居台。高度仅够观望国内的氛气，也就是恶气。大小仅够宴饮时摆放笾豆等礼器，所用木材不妨碍国家的守备，财物不劳烦官府，也就是财用不从国家的府库支出。用工不耽误民众农时，都是在农闲的时候才来建造，官员不更改上朝的常规。先君庄王正是靠着这些做法来消除祸乱、战胜敌国，而天下诸侯也都不会反感，而今君上建筑这高台，国家民众都精力疲惫，财力耗尽，收成大受影响，官吏烦乱不堪，因为要为这个事情征集调遣人力或物资。所以官吏也烦乱不堪。经过数年才完成，臣实在不知道它美在哪里？

看了这段话，让我们感受到古代的君王如果做事有差错，还有忠臣能够犯颜直谏。但是现在如果领导者想要做一个，比如说，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下边的人恐怕都是随声附和，没有人敢劝谏。我们看一些地方政府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和这段的论述有相似之处，使民众精疲力尽、财力耗尽，甚至还要占用耕地、污染环境，使收成大受影响；有的官员因此大捞一把、腐败不堪；有的官员为此事征调人力或物资，烦乱不堪。经过好几年才建成，甚至有的都没有建成，留下了一些烂尾工程，实在不知道它美在哪里？

下面一段“夫美也者，上下外内，小大远迩，皆无害焉，故曰美也。若于目观则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夫君国者，将民之与处，民实瘠，君安得肥？”

瘠，奉养薄也。封，丰，丰厚；为，有，也就是说，何美之有？肥，饶裕，富裕。

“所谓美，是指无论对上下、内外、大小、远近都无害，这才叫美。如果眼睛看着很美观，却耗费财物，聚敛民财来厚待自己，而使民众贫困，这算什么美呢？治理国家的人，本应和民众共处，如果民众贫困，国君怎么会富裕呢？”意思说国君不能够独自富有，而且还有祸患来到。民众贫困，国君怎么会独自富有？这也是传统文化的一贯观念，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论语》中记载，有一年谷物收成不够好，鲁哀公因为年成不好，费用不足，便问孔子的弟子有若，应该怎么办？有若怎么回答的？有若就说：“为什么不推行彻法来征税？”也就是只征用十分之一的税？这也是古往今来一贯的税法。夏朝用贡法，殷朝用助法，周朝用彻法，其实都是征十分之一的税，但是法久就有了弊端。在实行井田制的过程中，好的土地大家都争着要，不好的土地才留给国家，所以除了井田之外，另外再加一分的税，这就是二了，也就是十分之二的税了。鲁国自鲁宣公十五年改变了税制，征税十分之二，孔子作《春秋》，把这段也记了下来，认为不符合礼。这种税制一直到鲁哀公的时候也没有改变。所以这个时候有若就建议他，实行十分之一的彻法来收税。哀公就说了，他说：“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他的意思说，我征收十分之二的税还感觉到费用不足，怎么能恢复到十分之一的税制？又去了一半，就更不足了。有若怎么回答的？有若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有若的意思是说，百姓如果富足了，就可以认为是君主富足了，即使君主的用度有小小的缺乏，也不害其可谓足也。改变税法，税收反而减少，有若何尝不知呢？但是鲁君税收的大部分，都是由季氏等三家大夫中饱私囊。鲁哀公因为政权被三家把持，他自己有一肚子的牢骚，又无计可施。所以怎么办？就只求自己享受，活一天就享受一天。这是糊涂。他不懂得道，也没有办法给他讲清楚。人的福报其实都是有一定的，福享尽了，就会受苦。人的寿和禄也是一定的。但是鲁哀公却不懂得这个道理。也没有办法给他讲得太明白。当时的这种积弊不除，纵使向农民征收再多的税，鲁哀公的收入也增加不多，还是不够用。徒徒使民众更加贫困而已。与其说两无实益，就不如减税。所以有若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在皇侃的《论语义疏》上引江熙说：“为家者，与一家俱足。乃可谓足。岂可足一己而谓之足也。”意思是说统领一家的人，要和一家人都富足，才称得上是足。如果只是满足一己之私欲，怎么能够称得上是足呢？中国古人都有这种家族的观念。他去奋斗努力工作，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家族。老的时候，由家族来养老，所以他感觉到很安心，老的时候也没有后顾之忧。而且每一个人都是为这个家族而贡献，富裕的就可以救济穷苦的，贫穷的也不用担心自己的收入不够。比如说孩子没办法上学，吃穿不够用，老人没有养老，因为什么？因为整个家族会来调配，这样人人都身心安稳，这就是一种家族式的方式。现在这种血缘基础上的大家族没有了，大部分人还是生活在公司、单位、企业、集体之中，实际上就可以把企业、单位、集体变成一个和睦的大家族，人人都为了这个家族而工作而奋斗而努力，企业单位来帮助员工养老育幼，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这样文化的精神就是可以承传。

古代的家族之所以能够承传，最关键的是它是一种道义的结合，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仁臣忠的教育，如果抛弃了五伦八德的教育，即使是兄弟之间也会起纷争，就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所以家族企业承传的关键并不在于血缘，而在于教育。教育让人人都有道义，人们接受了教育，都以道义相处，家族才能够兴旺，事业才能够办好。作为国君，当然也包括作为企业单位的各级领导人，都应该有这种认识，要与民众共处，如果民众贫困，国君怎么可能独自富有呢？不仅不会富有，而且还将有祸患。

“故先王之为台榭也，榭，不过讲军实，台，不过望氛祥。其所不夺穑地，其为不匮财用。其事不烦官业，其日不废时务。瘠硗之地，于是乎为之。城守之木，于是乎用之。官寮之暇，于是乎临之。四时之隙，于是乎成之。夫为台榭，将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匮之也。若君谓此美，而为之正，楚其殆矣。”

台榭，积土为台，四方而高曰台。台加木为榭，台上架木为屋，叫榭。榭，无室曰榭，台上只有大殿而无室，叫榭。讲，讲习。军实，车马、弓矢、戎兵是也，泛指兵戎之事。氛祥：我们刚才有提过，凶气为氛，吉气为祥。观察氛祥，观察吉凶。穑地，稼穑之地，庄稼地、农田、耕地。瘠硗，硗，硧的意思。硧，磨石。瘠硗，说明土地贫瘠、坚硬、不肥沃。官寮，寮通“僚”，我们一般讲的官僚的“僚”，官的意思。临，监，视察督导。四时，四季。

“夫为台榭，将以教民利也。”有一个夹注，“台，所以望氛祥而备灾害，榭，所以讲军实而御寇乱，皆所以利民也。”古人建台是用来观望凶兆或吉瑞的云气，进而防备灾难与祸害。榭是用来讲习兵戎之事，进而抵御外患与内乱，这两者都是有利于民众的，不是为了观赏美观而建的。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因此先王建造台榭，榭不过是用来讲习军事，台，不过是用来观望吉凶之气，它不占用农田，其建造不耗费国库财政，工程不烦扰官吏政务，工时不耽误四季农耕，挑贫瘠无用的土地在那里建造，固城剩下的木材才会用来修盖；官员在闲暇时间，才前来监督指导；趁着四季的农闲时间，让民众来动工兴建。修建台榭，原本是要让民众得到益处，没听说是要让百姓财用匮乏的。如果君上要说这座台很美，并以此作为正道，楚国就危险了！”

《尚书》中说：“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弗亡。”其中就谈到了“峻宇雕墙”，房屋建造得又高又大，很庄严，墙上还雕饰着各种各样的花纹图饰，说明装饰得很奢华，有这样的事情出现，就避免不了灭亡了。所以明君，他都提倡简约，不提倡奢华。

在《贞观政要·论俭约》中，记载着唐太宗的一些故事，足以看出太宗皇帝很善于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来治理国家，约束自己的行为。在贞观初年的时候，唐太宗对侍臣说：“自古以来，帝王凡是要大兴土木，都必须要顺应民心。从前大禹凿九山，通九江，耗费的人力巨大，但是却没有人抱怨，为什么？因为这是民心所向，反映了百姓的意愿。秦始皇营建宫室，人民都反对，因为秦始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违背了民心。朕现在想造一座宫殿，材木等都已经准备就绪了，但是想想秦始皇的教训，决定不再兴建了。古人曾说：不要做无益的事情而损害了有益的事。见不到引起贪心的东西，心就不会被扰乱。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见可欲，使心不乱。由此可知，见到那些诱人之物，心就容易被污染。像那些精雕细镂的器物、珠宝玉器、服装玩物，如果纵情享受，灭亡的日子立刻就会到来。”他还要求自王公以下宅第、车服、婚嫁、丧葬等等，如果用度超过了规定而过于奢华都要一律禁止。从此二十多年社会风俗都崇尚俭朴，衣服没有锦绣，物质富饶，百姓没有出现挨饿受冻的情况。

贞观二年，有公卿上奏皇帝说：“依照《礼》，夏季最后一个月，可以居住在建在高台上的楼榭。现在暑天未退，秋季的连绵大雨刚刚开始，皇宫低下潮湿，请陛下营建一座楼阁来居住。”唐太宗怎么说的？他说：“朕确实有气力衰竭的病，不适宜居住在低下潮湿的地方。但是如果同意了你们的请求，浪费实在太多。从前汉文帝想建一座露台，但是要花费相当于十户百姓人家的费用，于是他就放弃了这个念头。朕的德行比不上汉文帝，而耗费的财务却要超过他，难道这是作为民之父母的国君之道吗？”所以尽管公卿再三上书奏请此事，唐太宗终究都没有答应。正是太宗皇帝能够节制自己的欲望，不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损害百姓的利益，所以才创下了“贞观之治”的一代盛世。盛世它都有它的规律，衰亡之世也有衰亡之世的规律。

在《贞观政要·论君道》上也记载，在贞观元年，太宗对侍臣们说：“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且复出一非理之言，百姓为之解体，怨讟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唐太宗说：“朕常常想，能伤害自身的东西并不是在身外，而是由于自身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良嗜好，所以才酿成灾祸。如果一味地讲究吃喝，沉溺于声色，欲望愈多，损害也就越大，既妨碍政事，又扰害百姓；如果再说出一些不合理的话来，就更加会弄得人心涣散，怨言四起，众叛亲离。每当朕想到这些，就不敢放纵享乐，贪图安逸。”太宗皇帝他确实是从自己的修身做起，所以才能够有盛世出现。

魏征听了他的话，怎么回答的？他说：“古代圣明的君主，也都是先从自身入手，才能远而推及一切事物。过去楚庄王去请教詹何，问他治理好国家的要领。詹何却用加强修身的方法来回答。楚庄王问他，治理国家该怎么办？詹何说，没有听到过自身修养好而国家却混乱的。陛下所明白的道理，实在很符合古人所说。”这就是明君贤臣，他们共同阅读经典，才能够达成一致，见和同解。这是我们学习的这一段，我们看第二个故事。

斗且廷见令尹子常，子常与之语，问畜货聚马。归以语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见令尹，问畜聚积实，如饿豺狼，殆必亡者。” 斗且，“且”，念“居”，也是楚国的大夫。“廷见”据王引之所说：“廷”当作“迋”的讹字，“迋”是王字加一个走之，是前往的意思。令尹，楚相称令尹，子常是子囊之孙，名囊瓦。“畜聚”，“畜”，积的意思。

这段话是讲，斗且去见令尹子常，子常和他谈话，问怎样多积财宝，多得好马。斗且回来告诉他的弟弟：“楚国大概要亡国了，即使楚国不亡，楚令尹也一定不会免于灾祸，我去见令尹，令尹问我聚敛财富的事，活像一只饥饿的豺狼，恐怕是一定要亡了。”你看有道德学问的人，看一个人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就能够预测出他未来的结果。什么原因呢？其实并不是因为这些人有特异功能，或者说所谓的神通，而是因为他们经常读圣贤经典，他知道这个道——恒常不变的规律，他一看这人不问怎么样治理国家，而是问怎么样聚敛财富，就知道它要灭亡了。

昔斗子文三舍令尹，无一日之积，恤民之故也。成王每出子文之禄，必逃，王止而后复。人谓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对曰：“夫从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旷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无日矣。我逃死，非恶富也。”故庄王之世，灭若敖氏，为子文之后在，至于今为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后己之富乎？

“无一日之积”，“积”，储，积累储蓄。“每出子文之禄”，“出”，“高出、超出”。“复”，返，返回。“庇”，庇覆、庇护。“旷”，空匮、匮乏。“勤民以自封”，“勤”，劳苦。“封”，使自己丰厚。“故庄王之世，灭若敖氏，唯子文之后在，至于今为楚良臣。”庄王是成王之孙，若敖氏是子文的族，子文的族姓就是若敖。在鲁宣公四年，子文的弟弟子良的儿子斗椒为乱，楚庄王灭了若敖氏之族。子文的孙子箴尹克黄出使齐国返回到楚国之后，自己到司法官员那里去请求治罪，庄王想到子文治理楚国有功，于是就说“子文无后，何以劝善？”“如果子文都没有了后代，怎么能劝勉人们向善呢？”于是就“使复其所”，没有降罪于他。子文的后代子孙，到了楚昭王的时候为郧公，仍然很兴盛。

这段话是说，当年斗子文三次辞去令尹的职务，家里连一天的生活积蓄都没有，这是他体恤百姓的缘故啊！成王每次要增加子文的俸禄，子文一定跑掉，直到成王停止给他增加俸禄，他才返回朝廷。有人对子文说：“人活着就是求富贵，而您却逃避它，这是为什么呢？”子文回答：“为政者是庇护百姓的，百姓的财物匮乏，而我却得到了富贵，这是使百姓劳苦来增加我的财富，那么我离死亡也就不远了，我是在逃避死亡，不是在逃避富贵。”所以楚庄王在位时，灭了若敖氏家族，只有子文的后代活了下来，直到现在还做着楚国的良臣。这不就是体恤民众为先，自己富贵在后所得到的厚报吗？这就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和子常的做法是恰恰相反，子文看到百姓穷困，自己不愿意单独富贵，他的行为也是庇荫了后代子孙。接着看下一段：

“今子常，先大夫之后，而相楚君，无令名于四方，四境盈垒。道殣相望，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厌，其速怨于民多矣。积货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期年，子常奔郑。

“四境盈垒”，“盈”，满，布满。“垒”，军事壁垒。在《礼记·曲礼》中说，“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为什么“四郊多垒”就是卿大夫的耻辱呢？郑玄注曰：“辱其谋人之国不能安也。垒，军壁也。数见侵伐，则多垒”因为总是谋取别人的国家，所以自己也不得安宁。“垒”，军事壁垒。“数见侵伐”，总是被侵略征伐，所以才建了很多壁垒。“道殣”，道冢，路旁的坟墓叫“殣”。“蓄”，积。“速怨”，“速”，召，招来怨恨。“期年”就是一年。

“如今令尹子常是先大夫子囊的后人，辅佐楚君却没有好的声誉。国境四周壁垒林立，路旁的坟墓毗连相望，说明饿死在路上的人很多。这样他都不去体恤民众，却一心想着聚敛财富，贪得无厌，他从民众那里招来的怨恨很多了！积蓄的钱财越多，积聚的愤恨就越厚，不灭亡还等什么呢？”一年以后，子常就逃到了郑国。”

这说明果然不出斗且所料。有道德学问的人，看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就能够预判出他的结局。中国自古以来就强调，得人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在《说苑•建本》中记载：齐桓公曾经问管仲：“君王要重视什么？”管仲回答说：“要看重天。”桓公就仰望着天，管仲说：“所说的天，不是指苍苍茫茫的天空。当君王的，要把老百姓看作天，给予百姓恩赐就能社会安定，帮助百姓就能国家富强。非难百姓天下就会危险。违背百姓国家就会灭亡。”《诗经》中说：“人而无良，相怨一方。”百姓埋怨他们的官员，最后不灭亡的，从来都没有过。

唐太宗就明白这一道理，所以他能够节制自己的欲望而爱护人民。在《贞观政要·论君道》中就记载，唐太宗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啖腹，腹饱而自毙。”这个形容得非常恰当，他说，“为君之道，必须先使百姓能够生存，安居乐业，如果损害百姓的利益来奉养自身，这就像什么呢？就像割了大腿上的肉来填饱肚子一样，确实肚子填饱了，但是终究会亡身。”

在《群书治要·新语》中也讲“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故尊于位而无德者绌；富于财而无义者刑；贱而好道者尊，贫而有义者荣。夫酒池可以运舟，糟丘可以远望，岂贫于财哉？统四海之权，主九州岛之众，岂弱于武力哉？然功不能自存，而威不能自守，非贫弱也，乃道德不存乎身，仁义不加于下也。故察于利而惛于道者，众之所谋也；果于力而寡于义者，兵之所图也。”

这句话其实特别值得美国人学一学。这句话是说，治国要以道德为上，行为要以仁义为根本，对于权位尊贵但缺乏德行的人会被罢黜；富有财产但不讲道义的人遭受刑罚；地位低下但喜好道德的人受人尊重；家境贫寒但不失仁义的人荣光。商纣王的酒池可以用来划船，糟丘（酒糟堆的山丘）可以登高远望，这难道还算是贫困吗？拥有统领四海的权柄，主宰着九州的百姓，这难道说是武力弱小吗？然而论功业却不能够保全自身，论威势却不能守住社稷，这绝对不是由于贫困、弱小的缘故，因为什么？恰恰是由于自身缺乏道德、对百姓不够仁义的缘故。所以，明白如何赚钱，却不明白道理的人，必然是众人所谋取的对象；敢于使用武力却缺少仁义的人，必定是战争图谋的对象。

商纣王天姿聪颖，口才也很好，办事敏捷，力气也超过常人，能空手和猛兽搏斗。他的智慧足以应对臣下的劝告，他的言辞足以用来掩饰自己的错误，但是他骄奢淫逸，不听劝谏，每日和妲己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有忠臣来劝谏，他还给以严惩。最后没有人敢劝谏了。周武王吊民伐罪，最后他穿着宝玉为饰的衣服投入火中，自杀身亡。

身为一国之君，商纣王拥有这么大的地盘，也拥有强大的军队，却制造非常残酷的炮烙之刑来残害百姓，他没有道德，不讲仁义，最终逃不过灭亡的命运。这些历史经验都为我们阐述了“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势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无言。”的道理。所以，人要使自己的事业、企业、国家能够长久地保持昌盛不衰，必须讲求道义、讲求仁义，这才是决定个人、企业、国家兴衰成败最重要的因素。如果一味地聚敛财富，损人利己或者为富不仁，积财丧道，结果都是“多行不义必自毙”。这都是历史给我们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

我们再看第三个故事，“王孙圉聘于晋，定公飨之，赵简子相，問於王孙圉曰：‘楚之白珩犹在乎？’對曰：‘然。’”

聘，聘问的意思。《礼记·曲礼下》，“诸侯使大夫问于诸侯曰聘。”同样是诸侯国君，他派遣大夫，去问于另一个诸侯，叫聘。飨：《玉篇》解释“设盛礼以饭宾也”，置办盛大的礼仪来宴请宾客，宴飨之礼。相：佐也，佐主人之礼，辅佐主人来待客。“珩：系在佩玉上部的横玉。

楚国大夫王孙圉到晋国聘问，晋定公设宴招待他，赵简子佐助招待的礼仪，赵简子问王孙圉说：“楚国的白珩还在吗？”王孙圉回答：“还在。”

简子曰：“其为宝也几何矣？”曰：“未尝为宝，楚之所宝者，观射父，能作训辞，以行事于诸侯，使无以寡君为口实。”

训辞：外交辞令。寡君：臣下对别国谦称本国的国君。口实：诋毁取笑之资。

赵简子又问：“白珩作为国宝，有多少世了？”

王孙圉怎么回答？王孙圉说：“敝国从未视其为宝。被楚国视为国宝的是观射父，他能制定外交辞令，来与各诸侯国交往，使别国不得随意诋毁我们的国君。”

下面接着说“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无忘先王之业；又能上下悦于鬼神，使神无有怨痛于楚国。”

左史倚相，楚国的左史。《礼记•玉藻篇》记载“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左右史官，一个是记事，一个是记言。训典，先王典章制度之书。

怨痛： “痛”，疾的意思，“怨痛”，怨恨。

他说：“还有一位左史倚相，能够陈述先王典章制度，使各种事物都有条理，并随时向国君提供前代兴衰成败的实例，使国君不忘记先王的大业，又能取悦于天地鬼神，使神灵对楚国没有怨恨。”说明楚国不以这些珠玉为宝，而是以贤人为宝，这是楚国的一个传统。

在《新序》中也记载着一个类似的故事。秦国要去讨伐楚国，在讨伐之前，先派使臣去看一看楚国有什么宝器，探听一下虚实。楚王听说之后，就把令尹子西召过来了，问道：“秦国要观一观我们国家的宝器，我们国家的和氏璧 、隋侯珠是不是可以拿出来给他们看一看呢？”令尹子西回答说：“我不知道。”，他也拿不定主意。楚王又把昭奚恤召来了，问他这件事怎么办？昭奚恤说：“秦国是想看一看我们的政治得失而另有企图。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宝器是贤德的臣子，像珍珠、玉器这样的玩好之物，算不上国家最宝贵的东西。”楚王听他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就派昭奚恤来应对这件事。

昭奚恤怎么做的？他在东面设立了一个高台，在南面建了四个高台，在西面也建了一个高台，秦国的使者到来时，昭奚恤对他说：“您是我们国家的贵客，请到东面的上位就座。”然后又请令尹子西、太宗子敖、叶公子高、司马子反依次坐在南面的高台上。昭奚恤自己坐在西面的高台上，他对秦国的使臣说：“您想看一看我们国家的宝器，楚国的宝器就是贤德的臣子，能够治理百姓、充实仓库，使百姓各得其所，有令尹子西在这里；手里拿着珪璧出使诸侯，能够化解彼此之间的仇怨，结交两国之间的友谊，使双方没有战争的忧患，有太宗子敖在这里；能够保卫国土、谨守边疆、不侵犯邻国，邻国也不侵犯我国，有叶公子高在这里；能够治理军队、整修军器装备，抵御强敌，手里拿着战鼓激励百万的民众，他所任用的人都可以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有司马子反在这里；能够缅怀先王霸业所成就的功绩，并吸取治理动乱的经验；有我昭奚恤在这里，请您尽情观看。”

秦国的使者一看，惊讶得无言以对，回去之后就向秦王禀告：“楚国还有很多贤德的臣子，这个时候出兵攻打它还不是时候。”结果，秦国就没有敢去征伐楚国。可见，一个国家人才济济，别的国家就不敢轻易冒犯。当然我们要知道，古人讲贤人，说明国家的强盛，既需要能够使国家富国强兵的军事人才，包括科技人才，也需要使人心凝聚、上下齐心的教育人才。古人说“上下同欲者胜。”怎么使上下同欲？必须要靠教育，能够言传身教，从事道德教育的人，这样的人应该受到国家特别地重视，因为正是他们的言传身教，可以起到长善救失的作用，使人心向善，上下齐心。   

我们再往下面看，“又有薮曰云，金木竹箭之为生也；龟珠齿角、皮革羽毛，所以备赋以戒不虞者也。所以供币帛，以享于诸侯，寡君其可以免罪于诸侯，而国民保焉，此楚国之宝也。”

薮：《礼记·月令》上解释“山林薮泽。”孔安国注说“大泽曰薮”。孔颖达《礼记·正义》说“大泽曰薮者，以有水之处谓之泽；旁无水之处谓之薮。”

在楚国有一个云梦泽，云梦泽又称为薮。薮和泽有什么区别？就是有水的地方称为泽，旁边无水的地方称为薮。

云梦泽在现在的湖北省。皮：虎豹之皮，可以做茵鞬，盛弓的器具。革：犀兕之皮，可以做甲胄。羽：鸟羽，可以做旌，旌旗。毛：牦牛尾，所以注竿首，可以用牦牛尾装饰旗杆。虞：度。“不虞”，不测。币帛：币，财币；帛，绸缎等丝织品。币帛泛指古人用来馈赠的礼物。

“又有一个大湖叫云梦泽，盛产金属、木材、竹子和弓箭，还有龟甲、珍珠、象牙、兽角、虎皮、犀革、鸟羽、毛尾，这些东西或者作为军备以预防不测，或者用作礼品以馈赠诸侯、酬谢来宾。这样寡君就不会获罪于诸侯，而敝国的社稷和人民也就能得以安定，这些才是楚国的国宝。”

楚国除了以贤人为保，还以自然资源为宝，自然生态环境和资源确实应该特别重视保护，这也就是我们习总书记所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特别是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更应当认识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性。

古人有天人合一的理念，他们深刻地认识到人的生存发展离不开天地自然的赐予，所以对天地自然要怀有敬畏之心、感恩之心，并且通过祭天之礼来提醒人们按照天道自然的规律来生产、生活，敬畏天地自然的规律。像万物的生长都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过程，对于自然资源的获取也要符合这一规律，不能过度索取，采取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要给自然这些动物植物万物生长充足的时间和空间，这样才能够反过来有利于人类自身，为子孙后代也留下良好的生存环境和发展资源。

我们经常把大地比作母亲，说明大地是人类赖以健康生活的家园，人类的生产生活资源都离不开地球的供给，但是如果人缺乏环境保护的思想，就会把大地变得伤痕累累、满目疮痍，不堪重负。现在由于温室效应，全球变暖，南北极的冰川都在迅速地融化，导致空气、土壤、水资源也被严重污染，资源在匮乏，物种在消失，土地在沙化，耕地在减少。所以，习总书记在吉林四平考察时特别强调，说“要采取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这些观念是我们在发展中特别要注意的。由于人对自然的过度索取以及错误的生活生产和消费态度，使得自然灾害也与日俱增。古人认为人与天地万物本身就是一体的关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境随心转，自然环境与人的心行息息相关，也是人的德行的外在显现。可以说天人合一的思想贯穿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史。比如说，早在《周易》中就讲：“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老子也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孟子也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到了张载也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到了明朝王阳明先生说：“夫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都是强调人要有保护自然和天地万物一起共存共荣的这种观念。要解决现代的环境问题，还是需要从古圣先贤的天人合一思想中汲取智慧，这样才能够共同建设生态命运共同体。

最后一句话：“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宝焉？”这个玩就是玩弄之物。至于白珩，不过是先王的把玩之物，又有什么可宝贵的呢？

历史上的明君都是以贤臣为宝，而不是以珍珠宝玉为宝，认为贤德的臣子才是国家得以安定的根本。在《群书治要.盐铁论》中，对此这样评论，它說“隋和，世之名宝也，而不能安危存亡。”隋和就是“隋侯珠”和“和氏璧”，这都是世间最名贵的宝物，但是它们并不能够使危亡的国家得以安存。所以“喻德示威，唯贤臣良相，不在戎马珍怪也。”要彰显自己的威德，只有靠贤臣良相，而不在于这些珍禽异兽、珠宝等等。如果沉溺于珍禽异兽、珠宝等难得之货，反而对人的心行有所损伤。正如《老子》中所说的“难得之货，令人行妨。”“难得之货”就是指很贵重的、难以获取的这些宝物，比如说金银珠宝、珍禽异兽、玉石古玩等等，这些东西都会让人人心浮动，“妨”就是损害的意思，人看到这些金银珠宝、玉石古玩、珍禽异兽就起了贪心要去追求。有些人一生都耗费在对物欲的追求之中，买房子、买车子、买昂贵的奢侈品，收藏这些玉石古玩等等，最后连自己的孩子、家庭都没有照顾好，更谈不上心性的提升了。

除了对自身的伤害之外，对社会风气的损害也很严重。在《淮南子》中记载：衰败之势的社会风气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贵远方之货，珍难得之财。”重视远方而来的东西，珍视难得的财物，而不注重生活的必需品，使天下质朴敦厚的风气日渐淡薄，以清为浊。

“贵远方之货，珍难得之财”的风气一旦形成，人们就会去抢购、收藏这些东西，想方设法地获得这些东西，结果偷盗的现象也会越来越多。像《论语》中记载，季康子患盗，就去请教孔子。孔子回答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如果你自己不贪图财物，包括这些远方而来的财货和难得的珍宝，即使你奖励人们去盗窃，人们都不会去做的。说明什么？上行而下效，上边的人喜欢什么，下边的人就会跟着效法。上边的人重视伦理道德，下边的人也会注重修身。上边的人重视这些难得之货，下边的人也会跟着去收藏、抢购。《老子》中说：“我无欲而民自朴者也。”如果在位者自己没有欲望，那么百姓之间也会形成淳朴自然的风气。

在《群书治要·尚书》中记载，在周武王的时候，西旅国来向周朝朝见时，献上了一种名叫“獒”的猛犬。太保邵公知道这件事之后，立刻撰写了《旅獒》一文，来提醒劝诫周武王。这篇文章这样写道：圣明的君王慎修德行，四方外族之邦来归顺朝见，不论远近都献上当地的特产，不过是一些吃穿器具之类。圣明的君王，于是借此来显扬恩德与异性诸侯国，使他们不要荒废了政事；又将宝玉分赐给同姓的诸侯国，以表达对亲情的重视。人们不轻看这些物品，为什么呢？因为它代表了君王的恩德。君王德行隆盛，就不会轻视、怠慢他人。君王若轻视怠慢了在位的君子，他们就不会尽心。君王若轻视怠慢了百姓，他们就不会尽力。玩人丧德，玩物丧志。玩弄人就会丧失自己的品德，玩物就会让自己丧失志向，不要做无益之事，而耽误、妨害了有益的事，这样才能够成就事业。不看重奇异之物，不轻视实用之物，百姓才能富足。犬马不是土生土长的不畜养；珍禽异兽不在国内繁育。不要把远方之物看得那么宝贵，远方的人就会归服。所看重的只有贤德之人，近处的人就会安心。要从早到晚无不勤奋，平时不慎重对待细微的行为，最终会损害大德。就像要堆积九仞的高山，却功亏于一簣。若能真诚地奉行这些劝告，百姓将安居乐业，天子才能世代称王。

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古人是“见微知著”，看到有人送了猛犬獒，立刻就担心武王会沉溺于远方之物，把远方的贡品看得很珍贵，而丧失自己的德行，所以马上写了这篇文章来劝谏，防微杜渐。如果人把心思都花费在追求远方之货、难得之财之上，就不会有时间提升自己的德行，更谈不上“明明德”，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有一个“明德”要“明”。多少人醉生梦死地沉溺于欲望的享受和满足之中，一天一天地堕落，自己却不知不觉，哪里还懂得“明明德”呢？

一位好的领导者就会带动整个社会形成好的风气，领导者是以贤才为宝，还是以金银美玉为宝，关系到整个社会的风气，也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古人也看到，一个国家能否治理好，并不在于珍宝玩好之物，甚至也不在于军事上的强盛，而在于是否有贤才辅佐，这才是国家能否兴盛的关键。

在《潜夫论》中说，国家为什么会动乱？怎么会判断出国家将要混乱呢？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是否重视贤德之人。为什么有的国君重视贤德之人，有的国君却不重视贤德之人呢？国君不重视贤德之人，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喜欢财货。《六韬》中说，如果在上位的国君喜欢财货，群臣也就喜欢获得利益，而贤德之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自私自利，甚至视钱财如粪土，所以财利对他就没有诱惑，也不可能成为他出来做官的动力。贤德之人一旦遇不到明君重用，就会隐居起来，而一旦贤德之人都隐居起来了，老百姓就没有人教导了。国家因为没有兴起伦理道德的教育，自私自利的风气就会越来越严重，国家的祸乱也就到来了。为什么？因为孟子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从上面的领导者到底下的老百姓都在干什么？都在交相地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所以在位者是喜欢贤才还是喜好财货珍宝，决定了自己的荣辱祸福，也决定了国家的兴衰成败。因此不能够不谨慎。

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这个《国语》，到今天也讲圆满了。不足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