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开始我们学习《群书治要·国语》，《国语》是记录西周末年及春秋时期周王室及鲁国、齐国、晋国、郑国、楚国、吴国、越国等七个诸侯国史事的先秦典籍。它的内容包括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

《国语》，它既是经又是史，在《汉书·艺文志》将《国语》列入“春秋家”。所以从汉朝以来，称《国语》为《春秋外传》或《春秋外传·国语》。称《左传》为《春秋内传》。唐朝的史学家刘知几做《史通》，开始把《国语》列入“国别家”，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国别史”之首，有别于《左传》的“编年家”，也就是编年体史书。在《四库全书》之中，“史部”没有“国别史”，所以《国语》列为“杂史类”。

《国语》的“语”字，《说文解字》解释：“语，论也”，又说“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可见《国语》是一部议论集，“语”就是记录春秋时期君臣及臣子之间有关治国理政论辩的文体，在《国语·楚语》上也说“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与民也。”可见《语》也是古圣先王用以教导后世明明德的典籍。

《国语》历来受到学者的重视，历史上有很多学者为它作了注解，其中以三国时期韦昭的《国语解》最为重要。

《国语》出自何人？它的作者是谁，有不同的说法？司马迁于《太史公自序》中最早提及《国语》的作者是左丘明，他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后来班固、刘知几等也持有这种观点。比如说在《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国语》21篇，左丘明著。《史通》上也说“《国语》家者，其先亦出于左丘明”。到晋朝之后，学者对他的作者持有异议，现在大多数认为《国语》是战国初期熟知各国历史的人，根据周王室及各诸侯国的史料，加工整理、汇编而成。这个是对《国语》做了一个初步的介绍。

下面我们看《周语》，就是记录西周末年及春秋时期周王室的史事，在《群书治要·周语》中选取了周景王铸大钱与铸大钟两个故事，铸大钱与铸大钟都使民财匮乏，导致民众离散，招致灾祸发生。“铸大钱”这一篇表明，为政者制定国家的经济政策，要根据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而“铸大钟”则表明，为政者应当视正听和，才能行政顺时，民有所依。好，我们先看第一篇，这个“铸大钱”这一篇。

“景王二十一年，将铸大钱。”

景王，就是周景王，名贵，是周灵王的次子，东周第十二任君主，公元前544年到公元前520年在位。

景王21年，就是公元前524年。大钱，就是大于旧钱，它的价值更重。周景王21年准备铸造大钱。

单穆公曰：“不可！古者天降灾戾”。

单穆公就是周王的卿士，降，降下。灾，指水、旱、蝗、螟之类的灾害。戾，至的意思，到达。单穆公说：“不可以，古时候天灾降临”。

我们先看到这，看到“天灾降临”这几个字，我们非常有感触，特别是进入2020年以来，像澳洲有大火，后来全球又有新冠肺炎疫情，还有蝗灾，现在全球温度上升，有的地方发水，有的地方却干旱，对于这些自然灾害，中国古人是怎么看待的呢？

在《群书治要·汉书五》中记载：汉武帝曾经下诏向群臣询问治国之策，其中就提到，灾害和异常现象的变化是因为什么而发生的？朕希望使教化传播而政令畅行，减轻刑罚而邪恶者改正，百姓和睦安乐，政事畅达显扬。要怎么样整顿治理才能使甘霖普降，百谷丰收，德行滋润四海，恩泽遍及草木；使日月星辰没有亏蚀，四季寒暑平稳正常，能够承受上天的福佑；让恩德广泛传播，施及到边远地区，扩展到所有的群生呢？请士大夫们明白地告诉朕，不要有所隐瞒。

董仲舒对答说：“国家将出现违背道义的过失时，上天就会先降下灾祸来谴责警告君主；若不知道自我反观自省，又会出现奇异反常的现象，使他警戒恐惧；如果还不知悔改，那么伤害和败亡就会来临。由此可见，天意对人君是仁爱的，希望帮助他制止国家的祸乱。倘若不是非常无道的时代，上天都希望帮助并且保全君主，事态发展都在于自己奋发努力，努力学习并询问，见闻就会广博，而智慧也会更加通达，努力行道，德政就会一天一天地兴起，而大有功绩，这些都是可以很快做到，而且立刻就会见效的事儿啊！

君主没有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安定存续而厌恶灭亡的。可是，政治混乱，国家危亡的情况却很多，这是因为所任用的人不得当，而且所奉行的也不是正确的治国之道。周代的治国之道衰败于厉王、幽王之时，不是治国之道灭亡了，而是幽王、厉王不再遵从了。到了周宣王时，他能够追思昔日先王的德行，周朝的治国之道又明显地再度兴盛，这是由于他日夜辛劳勤奋不懈地实行善政所达到的。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国家的安定与动乱、兴盛与衰亡，都决定于君主自己，而并非天命不可挽回。”

等到了后世，君王恣意享乐，王道衰败，诸侯背叛，废弃道德教化而任用刑罚，刑罚使用得不恰当就会产生邪气，邪气聚集于下，怨恨憎恶蓄积于上；上下不和，阴阳错乱，异常的现象就会产生了。这就是灾异所产生的原因。唐尧、虞舜实行德政，人民就仁德而长寿；夏桀、商纣施行暴政，人民就贪鄙而短命。在上位的君主教化下面的臣民，下面的臣民服从君主，犹如泥土放在制陶器的转轮上，听凭制陶工人的加工；又如金属在模具里任随铸造工人铸造。“以仁政安民，则远方之人就会前来归附；用教化感动人们，则百姓就会和睦喜悦”，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天道的主要体现是阴阳。阳代表德，阴代表刑，刑主杀，德主生。因此，阳常常处于盛夏，以生育长养为职事，阴常常处于隆冬，积聚在空虚不用的地方。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上天是任用德教，而不任用刑罚的。上天是阳气上升，在上普遍施予万物，主管一年的农业收成，让阴气隐藏于地下，而适时的来辅助阳气，阳气如果得不到阴的辅助，也不能单独成就丰年，王者顺承上天的意旨来行事，任用德教而不任用刑罚，刑罚不能单独用来治理天下，就犹如不能只靠阴气而成就丰年是一样的道理。治国理政而任用刑罚，这是不顺从天意。因此先王没有意愿这样做。现在废除了先王负责德教的官员，而只是用执法的官吏来治理人民，恐怕这是任用刑罚来治国的意思吧。孔子说：“不先对人民进行教化，而人们犯了罪就将其诛杀，这叫做暴虐。不教而杀谓之虐，使用暴虐的政令对待下民，却想使德教普及天下，所以很难成功。

作为君主要先端正其心才能端正朝廷，端正朝廷才能端正百官，端正百官才能端正万民，端正万民才能够匡正天下。天下万民匡正了，远近之人就没有不统一于正道的，从而也就没有邪气干扰于天地之间了，因此，阴阳协调就会风雨及时，万物和谐相处，人民繁衍生息。天地之间的事物蒙受恩泽而显得十分丰富美好；四海之内的人民听闻天子高尚的德行都来臣服，一切能带来福运的东西、可以获得的祥瑞无不到来，于是王道也就完成了。

大凡百姓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不用教化来约束都不能阻止。因此，教化成立而奸诈邪恶之事就会停止，是因为防备完善；教化荒废而奸诈邪恶之事就会出现，用刑罚也不能制止，这是因为堤防坏了。古代的君王没有不把教化当作治国要务的。设立太学在国都推行教化，设立庠序，也就是地方的学校，在城邑、乡镇开展教化。用仁爱来惠及人民，用道义来勉励人民，用礼教来节制人民。所以刑罚虽然很轻，但却没有人违反禁令。这是因为教化施行而习俗美善的缘故。

圣明的君主继承于乱世之后，要把乱世遗留的弊病全部除去，重新恢复教化并使其振兴。教化既已昭明，良好的风气也已形成，后世子孙遵循照做，奉行了五、六百年仍没有衰败。到了周朝末期，君主大行无道之事，以致丧失了天下。秦朝继周之后，仍然未能改变这种形式，反而更加无道，严禁文章、经籍，抛弃礼义，其用心是想完全毁灭先圣之道，而专门实施能放纵自己、专权不仁的统治办法，所以做天子仅仅十四年，国家就灭亡了。自古以来，还未曾有像秦朝那样以乱救乱、严重危害天下百姓的朝代。秦朝遗留下来的危害和苦难，直到今天还未灭除。

现在汉朝继承于秦朝之后，天下的情况就像腐朽的木头和粪土筑起的墙，即使想好好地治理它，却也是无可奈何。法令一出而奸邪之事随即产生，命令一下而诡诈之行随之而起，正如用沸水去止息沸水，用柴火来救火，只会加重这种形式而无所裨益。

仁、义、礼、智、信，是五种恒常不变之道，是帝王所应当进行整治的。这五个方面能够得到整治，就可以受到上天的福佑，恩德普及于边远地区，并延及到万物生灵了。

董仲舒在上书中所讲的这段，其实就是古人所说的“天人合一”的道理。而“天人合一”的重要体现，就是“天人感应”。也就是古人认为自然界的天灾人祸并不完全是自然的，而是与人心密切相关。所以，人心向善，人人都讲仁义礼智信、五伦八德，社会风气就良善，相应自然环境也是清新美好的。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境随心转”的道理。这个伦理思想也为现代西方环境伦理学家所注意，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新思路。也就是说要提倡心灵环保，认为只有从心灵入手，克服贪嗔痴慢疑，大力宣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这样才有助于化解灾难，避免冲突，并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

这是董仲舒他在上书中对于灾难形成、以及如何避免、化解灾难，达到德政的一些见解，也非常值得我们参考。在《群书治要》中，也包括在历史书中，都有很多类似的故事。下面我们还会讲到“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

“量”就是度量，“资”就是财物，“币”就是“用以流通货物、交换有无的金、钱”。“量资币”就是度量资财的多少有无。“权轻重”，“权”就是权衡，“轻重”就是指用轻钱还是用重钱。“振”，拯的意思。“振救”也就是拯救。于是度量国库钱财，衡量用轻钱还是用重钱，目的是拯救民众。

“民患轻，则为之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

“民患轻”，就是人们担心钱币价值轻而货物的价值贵重，所以就制作重钱来平衡轻钱。“轻”就是指这个钱的形质较轻。比如说，一匹马值二十万，这就是币轻而物贵。

“母权子而行”，“重钱”称为“母”、“母钱”。“轻钱”称为“子钱”。在交易物品的时候，货物价值轻就单独用子钱。货物价值重就要用母钱来平衡子钱。所以，子、母两种钱相互配合使用，人们都能各得其所。人们苦于钱的价值不足，就制造重币来流通。于是，就用重钱平衡轻钱，人们都能有所得。

“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

“堪”，“任”也，承受的意思。“若不堪重”，如果难以承受钱币重而物价轻。有碍钱币使用。那么就制作轻钱混杂在重钱中配合使用。用重钱来交易贵重物品，用轻钱来交易便宜的物品。这就是“子权母”，就是在单独使用“母钱”不方便的时候，就用子钱来配合使用。因此，钱币无论大小，人民都能得到利益。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钱价值太大，就多铸轻钱来流通，同时也不废除重钱。于是又有了用轻钱平衡重钱，小钱、大钱同时使用的这个状况。但是无论是大钱、小钱、重钱、轻钱，母钱、子钱都对人们有利。

以上这段，是讲国家采取大钱还是小钱，是国家根据现实社会财物和金钱的状况所进行的一种调节和平衡。这就类似于现在的国家宏观调控。这里重点强调的是国家颁布货币政策，要以惠民、利民为根本目的，而绝不可与民争利。在位者不与民争利，这是国家德治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也是为什么习总书记一再强调，“一个人不能够既想当官又想发财”的原因。

在《汉书》中记载了，董仲舒对汉武帝的上书，也就是接着前面那一段讲。讲明了为什么不能够既想当官又想发财的道理。他说：“古代的国土，也是今天的国土。同是一片国土，而在古代能够使国家大治，上下和睦，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官吏没有奸诈邪恶。没有人犯罪，囹圄空虚，恩德润及草木。福泽广被四海。以古观今，为什么相差得这么远？是什么地方出现了错乱，以至道德风气衰败成现在这种状况？”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提出这个问题之后，董仲舒自己进行了回答：“想来大概是现今的治国之道，比之于古时有所差失，或者是与天理有所违背吧？上天对待万物都是公平的，因而也有所分配。比如说，给予一个动物很锋利的牙齿，就要去除它的抵角。动物长着翅膀的，就让它只长着两只脚。这就是接受到大的好处，就不能再获取小的好处。同样，古代凡是接受俸禄的为官者（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领导干部、公务员），他们不以体力劳动谋生，就不得从事商贸事业，这也是接受了大的好处，就不得再谋求小利。如果已经接受了大的好处又要谋取小利，连上天都不能使其满足，更何况是人？富有的人奢侈美满，贫穷的人艰难愁苦，而居上位者却不予救助，人们就不乐意生存下去。人们不乐意生存下去，连死都不躲避，又怎么会躲避犯罪？这就是刑罚之所以繁多，但是奸邪却仍然制服不了的原因。所以享受俸禄之家，以俸禄为生就行了，不能与人们争占产业，这样利益就可以普遍的分布，而人民也可以家给人足。这是上天的公理，也是上古的治国之道。天子应该以此道作为制度，大夫也应该遵循它，并成为自己的行为。”

这一段说明古代的圣贤君子，身居爵位的人，都不能够与民争利，更不能去从事商业、工业，谋取利益。所以百姓才崇敬他们的品行，听从他们的教导，被他们的廉洁所感化，而不贪婪鄙陋。因此看来，天子、大夫是百姓所效法的榜样，怎能身居贤人之位，却像平民百姓那样行为？惶惶不安地谋取财力，并经常担心财用匮乏的，那是一般百姓的意识。惶惶不安地求取仁义，并经常担心不能教化百姓的，这才是士大夫应该考虑的事。

最后董仲舒用《周易》上的一句话做总结：“负且乘，致蔻至。”也就是说，乘车是君子的位分，而背负肩挑是平民百姓所做的事情。身居君子之位，就是身为领导干部，而又去干平民百姓的谋利之事，必然会招致灾祸临头。

现在很多领导干部之所以出现问题，正是既想当官又想经商，或者官商勾结以谋取利益。所以习总书记多次强调，当官、发财两条路。既然选择了从政，当领导干部，就不要再去想着发财致富。因为你选择了领导干部这个职位，就要求应该把怎样为人民做表率、治理人民、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考虑的要务。古代贤明的为官者都明白这一个道理，选择出仕为官，就是选择了一个专注于如何治理国家、安定人民的职业，就意味着不能与民争利，甚至还愿意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个人对物质生活的过度享受。

在《晏子》中就记载，晏子上朝的时候，坐着破车，驾着劣马。齐景公看到就说：“先生的俸禄少吗？为何乘坐如此劣质的车？”景公非常关爱晏子，看到晏子乘坐破旧的马车，非常不忍。退朝之后，他就派梁丘据送给晏子一辆四匹马拉的大车，但是送去多次，晏子都不肯接受。齐景公很不悦，命人立即召晏子入宫，并且对他说：“您如果不接受所赠的车马，那我以后也不乘坐马车了。”晏子怎么回答的？晏子说：“您让我监督群臣百官，因此我节制衣服饮食的供养，目的就是为齐国人做出表率。尽管如此，我仍然担心人们会奢侈浪费，而不顾自己的行为是否得当。您作为君主乘坐四匹马拉的大车，而我作为臣子，如果也乘坐四马拉的大车，这是不符合礼的。百姓中不讲道义，衣食奢侈，而不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得当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我也没有办法禁止了。”于是晏子仍然没有接受。

晏子作为宰相，一心为国家着想，念念想着如何把国家治理好，怎样尽忠职守，而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的享受，所以才特别受到人民的尊重，这也是中国古人讲“爵一、齿一、德一”的重要原因，就是让我们尊重有爵位的人、领导者、在位者；尊敬上了年纪的人；尊敬有德行的人。因为古代的为官者都能够身体力行，做出表率，节制自己的欲望，而不能够与民争利。这说明国家之所以治理不好，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位者与民争利。

在位者手握权力，如果他要去与民争利，人民怎么能够争得过他？所以治国之礼就要求接受俸禄的人就不能再从事商贸事业，不能想方设法地去赚钱。当然一个人如果就是想赚钱，可以选择去经商，但是不能够既想当官又想发财。所以中国古人为什么对当官的人、从政的人特别的尊重？就是因为他选择了一个高尚的，实际上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职业，他不是就光想着自己挣钱发财，所以才特别受到人民的尊重。如果违背了这个礼，社会就会出现苦乐不均、贫富分化。古代圣贤人治理国家，他明白了解其中的道理，而且把这些运用到国家治理之中，并通过礼制来限制官员经商，目的就是不让他与民争利，这是防止贫富分化的一个很好的办法。

“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若匮，王用将有所乏，乏则将厚取于民。民不给，将有远志，是离民也。”  

“废轻而作重”，是把轻的旧钱给废弃了，用新的重钱来取代它，广泛地流通。人民所拥有的积蓄，以前所有的轻钱就没有用了，就会因为失去他的财产而匮乏。废掉轻钱而制作重钱，百姓手中原有的轻钱就会被迫作废，叫“本竭”，少数人才能拥有少量重钱，是“末寡”，民众就会损失资财。 “遗”字同匮乏的“匮”，就是缺乏的意思。“民财匮，无以供上，故王用将乏也。”人民资财匮乏，无法进贡，所以君王也会匮乏。“厚取”是“厚敛”，重敛财物。“民不给”， “给”是“供给”的意思。“将有远志”， “远志”就是逃离之心。

“现在君王要废掉轻钱而铸造重钱，民众将失去资财，能不穷困吗？如果人民穷困，君王也会匮乏。君王匮乏就会搜刮民财，民众又无力供给，就会萌生远逃的想法，这是离散人民。”其实人民不仅仅是逃离，很可能会引发犯罪，甚至社会动乱。《大学》中说：“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为什么？就是因为聚敛之臣贪得无厌，就会想方设法盘剥百姓，结果也会造成贫富差距拉大，人民怨声载道。

在《说苑》中记载着魏文侯曾经问李克说：“刑罚产生的根源在哪里？”李克怎么回答的？李克说：“饥寒并至而能不为奸邪者，未之有也。”老百姓饥寒交迫，吃不饱，穿不暖，还能够不作奸犯科，不做邪曲不正之事的是很少的。另一方面，“男女饰美以相矜，而能无淫佚者，未尝有也。”是讲富裕的人，男女都互相炫耀，衣服饰品华丽漂亮，却能够不奢侈放荡纵欲的，也是从来未有过的事。他说，“如果上面不禁止机巧之事，奇技淫巧的事情越来越多，奢侈品的生产越来越多，就会导致国贫而民侈。”国家贫困，人民越来越奢侈浪费。结果是什么？贫穷的人就会想出一些奸诈的、邪曲不正的方式过富裕的生活，因为他们也向往富裕人的生活。富足的人则会相互攀比，过上更加放逸纵欲的生活，这就等于驱使人们去做邪曲不正的事。当百姓被驱使走上了邪路，再用刑罚来诛杀他们，这就等于是为百姓设置了陷阱。他说：“刑罚之起有源，人主不塞其本，而督其末，伤国之道也。”刑罚的兴起是有根源的，如果君主不堵塞它的根源，只是在枝节上进行督促，这对国家是有损害的。

从这里我们看到古人思考问题很深远，能够看到根本。也就是说如果贫富两极分化，两极分化得很严重，就会导致贫穷的人做奸邪之事，富裕的人就会做纵欲放荡之事。“饱暖思淫欲”，一旦人们养成奢侈放纵、骄奢淫逸的习惯，国家的资源也会越来越枯竭；作奸犯科、违法乱纪的事情会越来越多。开明的君主都是想方设法减少自己的欲望而利益民众，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只有昏君才会想方设法搜刮民财，聚敛财富。这就是《大学》上所说的“财散则人聚，财聚则人散”的道理。如果国君或者在位者，把钱财都聚敛在自己的手中，人民就会逃散；如果把钱财都散给百姓，人民都会纷纷地归向，这也是明君和昏君的一个重要的区别。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且夫备有未至而设之。有至而后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备，谓之怠；可后而先之，谓之召灾。”

“备”就是国家的防备。国家的防备有两种：第一是“有未至而设之”，灾祸还没有到，而事先预备，这是有备无患，居安思危，所以在加注中说，为“预备不虞，安不忘危”。“虞”，忧患的意思，有备无患、居安思危。另外一种是“有至而后救之”，“至而后救之”是在灾害发生之后而施救。比如说救火、治病，以及像权衡轻、重钱这样的事情，包括上面所讲的子母相权之法，这都是灾害发生之后，所采取的施救方法。“有未至而设之”，比如说前面《礼记》讲的，要有粮食、物资储备来预防灾害的发生。还有，比如说修筑堤坝、疏通河道、预防水灾，这些都是事先的防备，都是防患于未然之道。“不相入”，不能够互相替用。二者在灾变前后各有作用，不能够互相替代。“怠”是松弛、迟缓、懈怠的意思。“可后而先之，谓之召灾”，指人民还没有担心轻钱，却铸造重钱，使得人民离散，财物匮乏，这样的做法就是招灾。况且国家储备、国家的防备，一是为灾变发生之前预先防备，二是灾变发生之后进行补救，这两件事不能够互相替代。本来可以事先预备，却没有准备，叫懈怠；应该在受灾之后才做的却先做了，叫招灾。

“周固羸国也，天未厌祸焉，而又离民以佐灾，无乃不可乎！”

“羸”，弱的意思。周本来已经很弱了，是一个弱国。“天未厌祸焉”， “厌”是“止”的意思。就是说周王室已经是弱国，上天还接连降灾祸，没有停止。“佐灾”，“佐”是“助”的意思。这句话是说，周王室本来已经衰弱了，上天又降灾不止，而今又要离散百姓以助长灾祸，怎么可以？

“将民之与处而离之，将灾是备御而召之，则何以经国？国无经，何以出令？令之不从，上之患也。故圣王树德于民以除之。”

“将”是“欲”的意思。“将灾是备御而召之”，“将”就是“欲”。“备御”就是防备。“经”国君实行善政称为“经”。臣子奉行善政称为“纬”。“树”，树德的“树”，就是树立。“除”，是指除去政令不被听从之患。本应该团结人民，却使他们离散；本应该预防灾祸却去招灾，还怎么治理国家？国家没有善政作为治国之道，政令从何而出？政令发布后得不到执行，这是君王最值得忧患的。所以，圣人在民众中树立威德，来消除忧患。

孔子也说：“民无信不立。”政令发布了却得不到执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位者还没有起到君亲师的作用，因此还不能够取得百姓的信任。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是通过树立威德、树立道德来解决问题。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在《群书治要·后汉书》中记载，鲁恭到中牟县去做县令的时候，他就是以道德教育来治理，而不用刑罚，结果百姓都受到了感化，整个社会的风气非常的良善。有一次，一个叫许伯的人，因为田产界线和别人发生了争执，别的官员拖了很久都不能够把这件事判好，于是，案子就送到了鲁恭这里。鲁恭没有责罚他们，而是耐心地教育他们，为他们评论是非曲直。因为鲁恭自己的德行深厚，人们对他都很尊敬，他的话也让那些有纷争的人感到惭愧，于是双方都退堂自责，甚至都暂时停下了田耕，还互相推让起田界来了。

还有一次，有一位亭长从百姓那里借了一头牛，结果就拒不归还了，这个百姓就找到了鲁恭。鲁恭把这个亭长叫过来，三令五申让他把牛还给人家。可是这个亭长依然不听从。鲁恭叹了一口气，他说：“这都是我没有教化好百姓。”于是他准备辞官不做，认为自己不够称职，不能够再做一县之长了，结果县内的吏员们，都一直哭着挽留他。亭长一看这个场景就很惭愧，不仅把牛还给了那个百姓，还要求自己到狱中去服刑，鲁恭最终赦免了他。从此以后，无论是官吏还是百姓，都更加佩服鲁恭的德行，纷纷向他学习。

在建初七年的时候，鲁恭所在的郡，发生了螟虫害，严重地危害了庄稼。鲁恭所在的县叫中牟县，中牟县和邻县非常接近，就是犬牙相交，但是奇怪的事是，邻县都有很多的螟虫，但是这些螟虫都没有进入到中牟县，这件事被当时的河南尹袁安听到了，他感觉到很奇怪。于是就派了一个叫肥亲的人到中牟县来视察，想看一看这件事到底是传说还是真的。

鲁恭就带着肥亲来到了田间，他们坐在一棵桑树下面，正好有一只野鸡飞过来停在旁边，就在野鸡的旁边，还有一些儿童在那玩耍，肥亲就问了，说：“孩子们，你们为什么不去捕捉那些野鸡？”这些孩子怎么回答的，说：“野鸡还要喂养它们的鸡娃，它们也有鸡娃需要它们的母亲喂养。”所以他们不愿意去捕捉野鸡。肥亲听了之后，就突然站起身来要告辞，他说：“我到此地的目的，就是想看一看，您的政绩到底办得如何？现在螟虫不侵犯中牟县境，这是第一件让人感到奇异的事；教化施及于鸟兽，这是第二件令人感觉到惊异的事；即使连小孩儿都有仁爱之心，这是第三件值得惊异的事。我再待在这里，只是白白地打扰贤者，浪费您的时间。”于是他就告辞回到了府中，把所看到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向袁安禀报。就在这一年，中牟县还产出了双穗的嘉禾，这也是一种很吉祥的景象。

在鲁恭治理之下的百姓，能够积极地响应鲁恭的治理，并不是因为他们想讨好自己的长官，而是因为他们被鲁恭本身的德行所影响，他们每日亲近这样有德之人，不知不觉也逐渐的自己向善了，这就是上行下化的力量。这也是中国古人解决灾祸以及为什么没有执行力的一个方法，因为一切境缘都是自己心行的反映，所谓“境随心转”，我们自己的心变了，自然环境和人际关系也就跟着转变了。所以圣贤人他们是通过在人民中树立道德之威来消除忧患。

“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为潢污也，其竭也无日矣。”

“绝民用”，这里边就是指废止小钱，收税而铸大钱；“川原”，就是水源之本，河的源头；“潢污”，大水池叫“潢”，小水坑叫“污”；“竭”，就是枯竭；“无日”，就是没有多少时日，很快的意思。

断绝民财而充实君王府库，犹如用堵塞河源的办法去建造水池，它的枯竭也就为期不远了。为什么为期不远了？因为他没有按照“道”去治理，所谓“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治国者必须遵守天道自然的规律，而这些自然的规律都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古圣先贤把它记载下来，在《群书治要》中都可以看到。

比如说《群书治要·鬻子》中说 ：“发政施令，为天下福者，谓之道。”发布政令，施行教化，能够为天下人带来利益，谋取福利，这才被称为道义。道义之君，必然是“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就像邹穆公一样为天下人所爱戴。

邹穆公在做国君的时候，自己勤俭节约，但是对百姓却非常的宽厚，真正做到了“爱民如子，视民如伤”。邹穆公当政的时候有一个命令，就是要用秕谷来喂养野鸭、大雁，不能够用粟米，结果粮仓里的秕谷全都用完了，他就派人到民间用粟米去换秕谷，而且两石的粟米才能换一石的秕谷，官员们觉得这样做太浪费了，就向他请示，说：“两石的粟米才能换一石的秕谷，那还不如直接用粟米去喂养飞禽。”

邹穆公怎么回答的？他说：“粟米是上等人的食物，不能用来养鸟。周朝有一句谚语叫‘囊漏贮中’，意思是说盛粮食的口袋漏了，但是粮食还是漏在更大的容器中。君主是百姓的父母，我们把国库里的粟米转移到百姓的家中，难道这就不是国家的粟米了吗？让鸟吃这些秕谷，为的是不伤害我们国家的粟米，粟米在我们仓库里还是在百姓的手里，对我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这些粟米在国库里还是在百姓的手上，对他来说意义是一样的，这是真正的把人民看成和自己是一体的，这是真正的富国之道。

正是因为邹穆公发布命令，都是为天下人谋福利，而不是出于自私自利，更不像昏君那样搜刮民财，聚敛在自己的手中。所以邹国虽然是一个很弱小的国家，但是像鲁国、卫国这样的大国，都不敢轻视它；像齐国和楚国这样的大国，也不能够威胁它。

当邹穆公过世的时候，邹国的百姓都非常地哀伤。即使是邹国四邻的百姓，也都朝着邹国的方向表达哀思，民间断绝琴瑟之音长达一年之久。所以贾谊这样评论：“故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一位国君他是仁爱之心待人，人民回报给他的也同样是仁爱，能够为天下带来福祉的人，他自己的福气自然也会到来，这个就叫道义。

我们纵观中国的政治思想史，都十分强调以民为本的思想。《尚书》中早就强调：“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也反复阐述“政在得民”的仁政学说，认为：“桀纣之失天下者，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所以他告诫国君：“只有体恤民情，解民疾苦，争取民心，国家政权才能够长治久安。”

《孔子家语》中讲得更加明确：“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贾谊也说：“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

唐太宗他对民本思想也体会得更深刻。他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魏征就进而引用：“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的话，进一步深入阐发了这一个道理。

大凡有政治远见的思想家、政治家。对“民本思想”都有所论述，并能够体察民情，关心民众，因而采取了一些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这些重民、惠民的政策都是要求治理者必须从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这样才能够达到良好的社会治理。如果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人民的利益而横征暴敛，盘剥百姓，必然会自取灭亡。

中国共产党正是吸取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中为政者应该体恤民情的合理因素，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自己的执政理念；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心声，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明确提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并把这个当成自己的初心和使命，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所以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形成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局面，取得了中国疫情防控的显著成效，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后边还有一句话，“‘若民离财匮，灾至备亡，王其若之何？’王弗听。”

“亡”，“无”的意思，没有。“备亡”没有救灾的准备。“如果民众离散，财用匮乏，灾祸降临而没有防备，大王打算怎么办？”景王没有听从劝告。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铸大钱”的故事。

我们接着看下一段，“二十三年，王将铸无射，单穆公曰：‘不可。作重币以绝民资，又铸大钟以鲜其继。若积聚既丧，又鲜其继，生何以殖？今王作钟也，无益于乐，而鲜民财，将焉用之！’”

“二十三年”，就是周景王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前522年。“无射”是周景王所铸的钟名。因为它律和于十二律之“无射”而得名。“鲜其继”，“鲜”是寡，少的意思。寡其继者就是过度使用物资，有妨财用，使百姓难以为继。这里是指铸造大钟耗费物资，减少了百姓赖以为继的财用。“积聚既丧”是指废弃流通小钱。“生”， “财”的意思，资财。“殖”是长的意思，生长。这段话是说周景王二十三年，景王要铸一口名为“无射”的钟。单穆公说：“不可。上次铸造重币已经耗尽民财，这次又要铸造大钟，使百姓难以为继。如果耗尽积蓄又难以为继，财物还如何生长？如今，君王要铸造大钟，于乐没有益处，却又耗费民财，造它有什么用呢？”

下面就说了理由：“夫乐不过以听耳，而美不过以观目。若听乐而震，观美而眩，患莫甚焉”。

“震”字就是震动。“眩”，惑也，宋庠曰“目无主也”。 “眩”就是眩惑的意思。“音乐不过是用来悦耳的，美物也不过是用来悦目的。如果听音乐，而使耳朵震动，观美物而使眼睛眩惑，祸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为什么祸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在《吕氏春秋》中，也讲了“乱世之乐”的特点。它说，“乱世之乐，为木革之声，则若雷；为金石之声，则若霆；为丝竹歌舞之声，则若躁。以此骇心气、动耳目、摇荡生，则可矣。以此为乐则不乐。故乐愈侈，而民愈郁，国愈乱，主愈卑，则亦失乐之情矣。”                   

乱世的音乐，演奏木制、革制的乐器，声音就像打雷；演奏金属、石制的乐器，声音就像霹雳；演奏丝竹乐器，歌舞之声就像大嚷大叫。用这样的声音来扰人精神、震动耳目、放荡性情，倒是可以做到。但是用来作为音乐演奏，就不可能给人带来和乐。所以音乐越是奢华放纵，人民越是抑郁，国家越是混乱，君主的地位就越是卑下，这也就失去了音乐本来的意义了。                       

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柏拉图，他也特别强调，音乐的节奏要务求简洁、凝练。为什么？因为音乐刺激感官与情绪最剧烈，无论是对于艺人还是观众，都应该格外讲求情感与理性的平衡，寻求一个恰如其分的节度，而不能流于狂易。柏拉图在谈到对城邦护卫者的音乐教育时指出：“过度的快感会扰乱心智，容易与骄纵淫荡兼容。艺术表现出动人一定是从心灵的纯洁而来。倘若庸俗、漫无法纪的革新，弥漫于艺人的队伍之中，他们如醉如痴听从毫无节制的狂欢支配，还狂妄无知地说，‘音乐中没有真理，是好是坏，只能听凭听者的快感来判定。’他们创造出一些淫靡的作品，又加上一些淫靡的歌词，就会在群众中养成无法无天、胆大妄为的习气。使听众自认为有能力去评判音乐和歌曲的好坏。而一旦对音乐普遍的妄想风行，自由就接踵而来。人们都自以为知道，其实他们‘并不知道’的东西，就不再有任何恐惧，没有敬畏。随着恐惧的消失，无耻也就会随之而来。”柏拉图的这段话，就是告诫人们，音乐教育对于心灵的呵护至关重要。如果听音乐而使耳朵震动，观美物而使眼睛眩惑，祸患也就随之而来了。

“夫耳目，心之枢机也，故必听和而视正。”

“枢机”是萌发、启动的关键、机关。心有欲望是由耳目所发动的，所以说耳朵和眼睛是心智的关键，必须耳听和声，而眼观正色。在《乐记》中，我们讲过人性本自清净，但是因为受到了财、色、名、食、睡的染污，就会迷失本性，丧失了本有的清净。就如同水平如镜的水面起了波澜，如果被习气控制、被欲望牵引而不能自己，人就会堕落，甚至不成其为人，也就毁掉了人的整个生命，这就如同平静的水面变成了惊涛骇浪，失去了控制。所以必须进行教育，使人回归清净的本性。这也是《中庸》上所说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后天的教育就显得格外重要。教育使人回归本性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说礼、乐、射、御、书、数、琴、棋、书、画等等，都是可以使人心静定的方式，都可以让人回归本性清净的状态。但是必须有所选择你听什么样的音乐。这里强调“听和”而“视正”。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他借苏格拉底的口特别强调，音乐教育之所以比其它的教育要重要的多，就是因为节奏与乐调有着最强烈的力量，能够进入到心灵的最深处。一个孩童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节奏与和谐就在他的心灵深处牢牢地生了根，他就会变得温文有礼。如果受到不良的教育，结果就会相反。而且一个受到过适当教育的儿童，他对于人工作品，当然也包括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它的缺点也最为敏感，对丑恶的东西会非常反感，就像厌恶难闻的气味一样，会不由自主地加以谴责。而对于优美的东西就会非常赞赏，感受到鼓舞，并从中吸取营养，使自己的心灵成长得既美且善。一个人对于美丑有正确的好恶，虽然尚且年幼，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但当他长大之后，理智来临，就会似曾相识，向前欢迎理智，因为他所受的教养使他同气相求。

真正受过良好音乐教育的人，在心灵里会有一种内在的精神状态的美。表现在有形的体态举止上，也会有一种与之相应的调和的美。在社会交往之中，由于心灵的统一作用，他对同道中人必然会气味相同，一见如故；而对于内心不和谐的人，他唯恐避之不及。而正确的爱就是对美的、有秩序的事物有节制的、和谐的爱。他与纵情、任性，泾渭分明。音乐教育的目的其实就是达到真善美的爱。

这其实也是所有素质教育的最终目的，包括道德教育，礼的教育，还有国画的教育，包括古代的太极拳的教育，其实都是达到一种美、和谐、平衡。柏拉图的论述就把音乐教育对于人心灵、心性的关系阐述得非常清楚，也是告诉了我们为什么要“听和而视正。”

后面接着讲：“听和则聪，视正则明。聪则言听，明则德昭。”什么叫聪明？听和声则耳聪，也就是说，“耳聪”它是一个结果，原因在哪里？就是不能够经常听浮躁的、过度狂烈的音乐，而要听德音雅乐、听和声。“观正色则目明。”常听和声、观正色就不会耳惑目眩。“耳聪”则能听取善言，“目明”就能昭彰美德。

反之，“听不和、视不正”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老子》上所说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也就是丧失了本有的聪明灵气。所以你看孩子聪明有灵气，表现在哪里？其实也是因为素质教育培养得好，没有失去他本身的灵气，没有受到这种过度的污染。

“听言昭德，民歆而德之，则归心焉。是以作无不济，求无不获，然则能乐。”

“歆”，就是欢欣、嘉服的意思。“济”成的意思，成就的意思。善言入耳而美德昭明，民众心悦诚服而感恩戴德，就会生起归顺之心。因此，君王没有什么事情做不成功，没有什么索求不到，这样就能和乐了。

怎么样才能和乐？在《群书治要·中论》中有一段话，说：“故人君苟修其道义，昭其德音，慎其威仪，审其教令，刑无颇僻。惠泽播流，百官乐职，万民得所，则贤者仰之如天地，爱之如其亲，乐之如埙篪，歆之如兰芳，故其归我也，犹决壅导滞，注之大壑，何不至之有乎。”

这段话意思是说：“如果君主、领导者修明道义，彰显自己美好的声誉，谨慎自己的言行、威仪，慎重地颁布教化、政令，刑罚没有偏颇邪僻之处。恩泽广泛地流布，百官都安于自己的本分，以尽职尽责为乐，万民百姓各得其所，安居乐业，那么贤德的人敬仰他，就像敬仰天地一样；爱戴他就像爱戴自己的父母亲人一样，快乐得就像听到了埙篪合奏出来的美妙音乐，愉悦得就像闻到了兰草的芬芳。所以贤德之人心悦诚服前来归附，就如同水流出堤坝一样通畅。如果这样做了，哪会有贤德之人不来归附的道理？”

身为领导者、在位者，都希望自己受人尊重，都希望自己有执行力，一呼百应。《群书治要》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如何达到这样的效果。但是遗憾的事，是很多人追求这样的效果，但是采取的方法手段却适得其反，结果也就不能够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这也说明学习《群书治要》非常的重要。这就是“人不学不知义，人不学不知道。”

“夫耳纳和声，而口出美言，以为宪令，而布诸民，民以心力，行之不倦，成事不贰，乐之至也。”耳朵听受和谐的乐音，口中说出美善的言语，以此作为法令、政令公布于众，人民尽心尽力，无所倦怠。欲成之事全无差错，这就是最快乐的事。

这就是《易经》上所说的：“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圣人因为自己有德行，有威望，所以言出必行，令出必行，禁出必止，上下同心。所以能够达到“所做的事情无不成就”这样的一种好的结果。反之，“若视听不和，而有震眩。于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出令不信，刑政放纷。动不顺时，民无据依，不知所力，各有离心。”如果视听不和谐，使耳震目眩，就会有狂乱悖理之言。眩惑无主，政令就会朝令夕改。刑法政令放任纷乱，所作所为不顺时令，百姓无所凭依，不知如何效力，便会各怀背离之心。

“上失其民，作则不济，求则不获，其何以能乐？三年之中，而有离民之器二焉，国其危哉。”

这个“二”就是指制作大钱、铸造大钟这两桩事。君上失去人民地拥护，做事就不能成就，所求也得不到，哪里还能乐得起来呢？三年之中，离散民众的东西就造了两件，国家将要危险了！

“王弗听，问之伶州鸠。”

“伶”就是“司乐官”。“州鸠”是他的名字。在《诗经》中说，在《诗经》《简兮》郑玄的笺注说：“伶氏世掌乐官而善焉，故后世多号乐官为伶官。”伶氏世世代代都是执掌乐官而且非常擅长，所以后世多把乐官称为伶官。“伶”就是司乐官，“州鸠”是他的名字。景王不听劝告，又去问乐官州鸠。

对曰：“夫匮财用，疲民力，以逞淫心，听之不和，比之不度，无益于教，而离民怒神，非臣之所闻也。”

“逞”，快的意思。“淫心”，贪心，“比”，类的意思。州鸠回答说：“如果像这样浪费资财，耗费民力，以快己贪心，这样铸造起来的乐钟，声音听起来不会和谐，也不符合先王法度。对政治教化无有益处，却只能离散人民，触怒神灵，这种铸钟之法不是臣下所曾听说过的。”

“王不听，卒铸大钟。二十四年，钟成，伶人告和。”

“伶人”就是乐人。景王依旧不听劝告，最后还是铸造了大钟，结果资财匮乏，民众离散，乐声失和，神灵恼怒。到景王24年的时候，大钟铸成，乐人向景王报告说：“钟声和谐。”

王谓伶州鸠曰：“钟果和矣。”对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

景王对乐师州鸠说：“钟声确实是和谐的呀。”州鸠回答说：“是否和谐还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说？州鸠认为，钟声实际上是不和谐的，是乐人为了谄媚王，才说它和谐，所以他说：“还不知道呢。”景王问：“为什么？”

对曰：“上作器，民备乐之，则为和。今财亡民疲，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

“上作器，民备乐之，则为和。”就是君上制造乐器，而民众都感觉到快乐，这才是和谐。这个是说，声音之道通于国家政事。

在《乐记》中，我们讲过：“音声之道与政通矣。”如何相通？《乐记》中说：“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宫是五声音阶的第一音级，它的声音极低极长。传说伏羲氏制五弦之琴，五弦就是以丝多声重者为尊。宫弦最大是八十一丝，所以尊宫为君，是其他四声的统帅。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古人听一个人的声音就可以知道他能不能当官，是不是王侯将相。你看这个“宫、商、角、徵、羽”，它代表的是不同的五种东西：君、臣、民、事、物。所以，听一个人的声音，就能够知道他的命运，这也是有道理的。

“商为臣”，这个商弦是七十二丝，它的低长仅次于宫，就如同臣的地位仅次于君。“角为民”，角弦六十四丝，它的声音半清半浊，在高下清浊之间，因此比之以民。“徵为事”，徵是五声音阶的第四音级。徵弦五十四丝，其声清澄，事在人为，故比之以事，列于民后。“羽为物”，羽声是商声的子音。羽弦四十八丝，其音最清，比之以物。物就是财，列于五声最末，这也是教人必须先尽职责，而后求财利。宫商角徵羽五声，在政比之为君臣民事财五事。“宫”代表君，“商”代表臣，“角”代表民众，“徵声”代表事，“羽声”代表财物。五声若是有序而不乱，就不会产生不和谐的音调。

“宫乱则荒，其君骄。”“荒”，就是荒废、弃置的意思。宫为主声，如果宫乱，那么五声皆废。“骄”就是骄傲、骄纵的意思。若是宫调混乱，则五声皆随之荒废。从中可以看出君主的骄傲放纵。

“商乱则陂，其臣坏。”“陂”是偏颇，邪僻不正意思。商为配声，如果商乱，则曲调邪僻不正。“臣”就是泛指各级官吏。“其臣坏”，这个“坏”就是变质腐败的意思。如果商调混乱，曲音邪僻不正，从中可以看出各级官员的昏庸腐败。

“角乱则忧其民怨。”“忧”就是忧愁。角声在高下清浊之间。如果角乱，它的声音低沉，忧虑愁苦。“怨”就是怨恨，“角声比民”。民众为什么会产生怨恨？一定是在上者失其政，让人民不能安居乐业，所以才会产生怨恨。若角调混乱，曲音忧虑愁苦，从中可以看出，民众因不能安业而心生怨恨。

“徵乱则哀，其事勤。”“哀”就是哀苦。徵声次高次清。若徵乱则其音便浊哀伤痛苦。“勤”就是劳倦辛苦。徵声比事，闻到徵声哀苦就知道一定是为政者一再施劳于民所导致的。若是徵调混乱，曲音哀伤痛苦。可以从中看出，为政者必是一再施劳于民，致使民众辛劳，辛苦劳倦。

“羽乱则危，其财匮。”“危”就是不安，羽声极高极清。若羽乱，则其音危惧不安。“匮”就是空乏的意思。羽声比物，闻到羽声危惧不安，就知道是上下都不知节用而导致财务匮乏。

“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如果五声不合，互相侵扰，就称为慢。这个“慢”就是滥无节制。如果五声都出现混乱，互相侵凌，名之为慢。当慢乐出现，亡国的日子就快到了。真正通达音乐的人，他听到一个地方的流行音乐，就知道这个地方的政事如何，它的兴衰状况如何。

州鸠回答说：“君上制造乐器，而民众都感到快乐，这才是和谐。这就是说，声音之道通于国家政事。如今，国库财力耗尽，百姓疲惫不堪，无不怨声载道。臣不知道有什么和谐的。”这就是乱世之音，充满了怨恨和恼怒。所以说不知其怎么和谐。

“且民所曹好，鲜其不济；其所曹恶，鲜其不废。谚曰：众心成城，众口铄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兴焉。惧一之废也。”“曹”就是群的意思，众人。“好”是喜好，“恶”就是厌恶。“众志成城”，众人之心共同所好，没有谁能够摧败，坚固得如同城墙。

古人说：“不世之君，用不世之臣。一定能够立不世之功。”这就是因为众志成城。还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你看两个人一条心，就有这么大的力量，更何况众人同心同德呢，其结果一定是能够成就愚公移山的事业。

为什么六和敬的道场特别的殊胜？就是四个人在一起能够修六和敬，这一个地方都得到庇荫，就是因为众志成城。那么相反，“众口铄金”，“铄”就是消的意思，通“销毁”的“销”，也就是消融。众人之口共同所毁，即使是金石，也能够被熔化。

在《战国策》中，有一个“三人成虎”的故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魏国大臣庞葱很受魏王的器重。有一次，魏国的一位世子要到赵国去做人质。魏王就派庞葱陪同他一起去。这说明什么？说明魏王对庞葱的能力非常地认可，对他也非常地信任。庞葱确实也很有智慧，他知道国君很容易受左右人的影响。如果左右的人进奉谗言，久而久之，国君就不信任自己了。在临行之前，他就向魏王讲述了一则寓言。他说：“大王，如果有人对您讲，大街上有一只老虎在逛，你会相信吗？”魏王想都没想，哈哈一笑，说：“寡人当然不信。老虎招摇过市，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庞葱接着问道：“如果又有一个人从街市上回来了，告诉大王，大街上有一只老虎，这回大王信吗？”魏王犹豫了一下说：“这就很难说了，要考虑一下才行。”庞葱继续问：“如果第三个人也这样说，大王会信吗？”魏王肯定地点了一下头，说：“如果三个人都跑来这样讲，那肯定是真的啦。”

这时候庞葱就说：“街上怎么可能有老虎呢？街上没有老虎是事实。那些说有老虎的人，只是在互相传谣而已，可是大王您为什么会相信？就是因为说的人太多了，所以大王您才相信。而现在我和世子要到赵国去做人质了，赵国远离魏国，比从这到大街的距离不知道远多少倍，大王对我们在那里的情况肯定不清楚，而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进谗言，诽谤我们的人又不止三个，大王可能就会怀疑我们，希望大王您能够明察。”魏王听了之后说：“我明白了，我知道该怎么办。”于是庞葱告辞，就陪着世子到赵国去做人质了。但是他走了之后，毁谤的声音很快就传到了魏王那里。结果世子结束了人质的生活，回到魏国的时候，庞葱就再也见不到魏王了。说明什么？魏王已经不信任他了，也不想任用他了。从这里可见，谗言的力量，众人的诽谤是多么可怕，他就可以黑白颠倒。即使魏王已经提前受到提醒、做过预防，但是仍然抵不过谗言的泛滥。

这就是一个众口铄金的例子。当然，这是一个把好人毁谤成恶人的例子。在本段中，用“众口铄金”，是提醒周景王，不要违背民众的利益，更不能做恶，免得遭到众人的反对而被厌弃。

中国人有句话说：“千夫所指，无疾而终。”当一个人被一千个人指着脊背骂的时候，这个人也会被骂死了。这是遭众人的痛恨，众人的心念的力量也是很可怕的。这段话说，再者众人所喜欢的很少有不成功的，众人所厌恶的很少有不被废弃的。所以谚语说：“众志成城，众口铄金。”而今三年之内，害民的金器就做了两件，就是大钱大钟，恐怕至少有一件要被废弃吧。

王曰：“尔老耄矣，何知？”

耄就是昏惑的意思。周景王说：“你老糊涂了，懂什么？”没有听从他的劝告。

“二十五年，王崩，钟不和。”

到25年的时候，景王驾崩。大钟之声果然不和谐。但这个周景王驾崩之后，才说钟声不和谐。说明什么呢？说明乐人当初就是在阿谀周景王说钟声和谐。

这个故事我们讲完了。今天我们也就学习到这里，不足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