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群书治要·国语》，请看《晋语》。《晋语》选取了四个故事。“栾共子事君如一”的故事表明，对君主、父母、老师都应该致死勤事。“文公问政之难易”的故事说明，为国者当勤修善政，怀戒慎之心治理国家。“韩献子比而不党”的故事说明，为政者当忠心为公，不可结党营私。“叔向论比而不别”的故事，说明臣子之间当团结一致，为国尽忠。

我们下面看原文，武公伐翼，弑哀侯，止栾共子曰：“苟无死，吾以子为上卿，制晋国之政。”辞曰：“成闻之。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唯其所在，则致死焉，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废人道乎？君何以训矣。从君而贰，君焉用臣。”遂斗而死。

这个武公就是曲沃武公，在鲁桓三年（也就是公元前709年），曲沃武公伐晋国的都城翼，杀了晋哀侯。后来武侯把晋国的土地全部占领，并以财宝贿赂周僖王。周僖王于是命武公为晋君。从那开始，武公名列于诸侯，更号曰晋武公。

栾共子也就是晋哀侯的大夫共叔成。“制”就是主的意思。这段话是说武公攻打翼都杀了哀侯，制止栾共子战死，说：“你不要为哀侯战死，我列你为上卿，执掌晋国的国政。”共叔成辞谢说：“我听说人生中对三种人，侍奉他们要始终如一。这三种人就是君主、父母、师长。对这三者至死都要殷勤侍奉。父母生育我们，师长教导我们，君主给我们俸禄。只要他们处在他们的位置，我们都要以死相报，这是为人之道。臣岂敢为了一己之私而抛弃为人之道呢？如果这样做了，您将来又怎么去训导别人呢？侍奉君王却怀有二心，君王怎么能用这种臣子呢？”于是便抵抗至死。

中国古人说，“人无伦外之人”。没有哪个人是生活在伦理关系之外的。而对人的一生有至关重要影响的有三种人，那就是君、亲、师。父母给我们生命。所以《孝经》上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对父母有孝心的儿女，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更不能够随意伤害，甚至走上自杀的道路。这样的孩子，都是因为没有孝道的教育，所以心中没有父母。《弟子规》上也说“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父母和儿女都是一体的关系。父母关爱教育儿女，为儿女的付出，可以说是无私无求，有求必应，不讲条件。那么儿女赡养孝顺父母，那也是天经地义。所以一生都要殷勤侍奉。

老师给我们慧命。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师长，所以古人说“师徒如父子”，其实师徒虽然不是父子，但是关系却胜过父子。老师对有培养前途的学生，甚至比对自己的儿女还要尽心教导，所以学生长大成才之后，也尽心尽力地照顾老师的儿女。这种照顾不仅仅是衣食物质上的帮助，更重要的是要帮助他们提升心性、修养道德，而且老师对学生的付出也是无私无求的，学生对老师的回报呢？

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老师传给自己的道业继承下去，使这个道业代代相传。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老师把道业传授给我，我们自己不能够使老师的道业断在自己的手上，而是要继续培养后继的人才。这样就使道业承传后继有人，不至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除此之外，对人一生成长影响最大的就是君长，用现在的话就是领导者。

有一句话说，“领导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领导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这句话虽然是对领导者用人的不正之风进行了讽刺，但是也从反面说明了领导者对人才成长的重大意义，以及对一个人一生的重要影响。好的领导者首先不能嫉贤妒能，而且要想方设法地为属下搭建平台，发挥他们的聪明智慧，让他们有机会立德、立功、立言于世。当然这并不是为了个人出名、出人头地，而是为了给世人做出一个良好的榜样，甚至能够垂范后世。贤人也需要有君长的识人之明，才能够发挥作用，建功立业，恩泽天下。在《盐铁论》中，有这样一段论述：“故舜耕于历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于朝歌，利不及妻子。及其见用，恩流八荒，德溢四海。故舜假之尧，太公因之周。”这一段话说，舜在历山耕田的时候，他的恩惠还达不到他的乡里，姜太公在朝歌宰牛为生的时候，他的妻子儿女也得不到利益，但是等他们被重用，他们的恩惠遍及八方荒远之地，仁德泽被整个天下国家。

所以舜凭借尧帝而利益天下，姜太公依托于周王朝而利益天下。所以世间人常常地感叹，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一个人虽然有千里马的才智，但是不一定就能够遇到识得千里马的伯乐。就如孔子虽然是圣人，但是他一生周游列国也不被重用。所以贤人对能够重用自己的君长都怀有知遇之恩。当然，君长有识人之明也不是偶然的，那是因为他有知人之智。君主的明智，那也是君主修身有成的结果。君主没有私心，才能够任人唯贤；没有贪欲，才能不受制于人；能够明辨是非，才不会听信谗言毁谤，导致偏听则暗；不好大喜功，才能实事求是；不喜阿谀奉承，才能够谦虚谨慎，才能够广纳善言，兼听则明。

所以领导者最重要的一项素质，就是能否知人善任，明辨忠奸。而是否具备这样的能力，还在于自己的修身是否达到一定的境界。所以人，他的心越清净，越能够识别人才，他的心公正无私，才能够任用人才，像历史上能够取得卓越成就的君主，无一不是因为任用贤才所致。所以有句话说：“不世之君，任用不世之臣，才能建立不世之功。”这个“不世”，就是不是世代都有的功绩，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卓越的功绩。

在《孔子家语》中记载，孔子说：“最高境界的礼制就是不需要谦让，便能使贤愚各就其位，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最高层次的奖励就是不需要耗费财物，便能使天下的士人满心喜悦；最美妙的音乐就是不需要发出鼓乐的声响，便能使天下百姓和睦相处。圣明的君王认真做到‘三至’，那么天下的诸侯都知道他的圣明，天下的贤士便会称臣服从，天下的百姓便可为他所用。”

曾子听了之后就问：“请问这段话具体的含义是什么？”孔子说：“古代圣明的君王，一定知道天下所有贤士的名声，不仅知道他们的名声，还了解他们是不是有真才实德，对他们了如指掌之后，便以享誉天下的爵位来封赏他们，使他们拥有尊贵的地位，这就是礼的至高境界：不需要谦让，便能使天下得以治理，把官位俸禄都留给天下那些真正的贤士，使他们都因贤德而成为富有的人，这就是奖励的最高境界——就是不需要耗费财物，便能使天下的士人都喜悦，这样天下百姓自然就会兴起对美好德行的赞誉，而这种百姓发自内心的赞誉，就是音乐的最高境界——就是不需发出声音就能使天下百姓心地祥和，相处无争。”

所以说天下最有仁德的人，就是能把全天下团结成一家人那样亲密无间的人；天下最有智慧的人就是能使天下达到高度和谐的人；天下最圣明的人就是能任用天下最贤良的人。这说明，圣明的君主必须要有识人之明。

那么真正的贤才对于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君主也是竭忠尽智，甚至不惜舍身相报，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于是在历史上演绎了一幕幕君仁臣忠的故事。就像这里的栾共子所说的一样，“不敢以私利废人道”。不会为了谋取个人的私利而废弃君臣之道，做出见利忘义的事情。

这种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师生之情，本来是令人非常感动的人伦道义，但是却被后人极端化为“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让子亡，子不得不亡。”并把这种极端化的东西视为传统文化所提倡的主要观点，因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也就甚嚣尘上。实际上，这种批判都是建立在他们所误解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的，都是因为没有深入经典所导致的。我们打开经典，从来找不到类似的话，反而我们看《孝经》上有《谏诤章》，告诉我们：臣子向君主犯颜直谏，这恰恰是忠臣的责任、忠臣的特点。《荀子》上也说：“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像这样的论述比比皆是，所以回归经典、讲经教学就显得特别重要，这是我们认识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方式。

我们再接着看下一段，“文公问于郭偃，曰：始也吾以国为易，今也难。对曰：君以为易，其难也将至矣；君以为难，其易也将至矣。”

文公：就是晋文公，他是春秋时候晋国的国君，也是春秋五霸之一。姓姬，名重耳，是晋献公的庶子，他曾因骊姬之乱，在外流亡了十九年。

郭偃：夹注说卜偃。因为他是晋国的大夫，掌占卜，所以也称卜偃。

“君以为易，其难也将至矣”，在韦昭《国语解》中注解，“以为易而轻忽之，故其难将至。”

这段话是说晋文公问郭偃道：“开始的时候，我认为治理国家很容易，现在感到很难。”郭偃回答说：“君上如果以为容易，困难将会来到了；君上如果认为困难，容易将会来到了。”

如果认为治国很容易，就会导致轻率、疏忽、傲慢而荒于政事，决策失误就不可避免，所以说困难也就来到了。反之，如果认为治国困难，就会采取恭敬慎重的态度，勤于政事，决策稳妥，因而也就容易把国家治理好了。

在《孔子家语》中记载，鲁哀公曾经对孔子说：“寡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哀，未尝知忧，未尝知劳，未尝知惧，未尝知危。恐不足以识别人才，治理好国家，应该怎么办呢？”

孔子怎么回答的呢？孔子说：“您每次进入宗庙时沿着右侧行走，上庙堂时沿着东侧行走，抬头看到屋顶各种木椽，低头看到盛满祭品的器物都在，却再也见不到逝去的先祖了。您因此感到哀伤，这样就知道什么是哀伤了。天还没亮就起床，您穿戴整齐；天刚亮就临朝听政，考虑国家的危机和困难，如果有一件事处理不当，往往就会成为国家混乱灭亡的开端，您以此来忧虑国家，也就知道什么是忧愁了。太阳出来的时候就开始处理政务，一直到午后，接待各国诸侯子孙等来往的宾客，行礼揖让，谨慎地按照礼法显示威严礼仪，您因此感到辛劳，也就知道什么是辛劳了。您缅怀思念古往今来的事情，走出国门，放眼四望，一定会看到许多灭亡国家的城池废墟。您从这里来感受恐惧，就可以知道什么是恐惧了。国君是舟，百姓是水，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国君从这里想到危险，就可以知道什么是危险了。国君明白这五个方面之后，再稍稍留意人才的识别任用，治理国家就不会有什么失误了！”

治理国家的方法和道理其实很简单，就是要修身有成，任人唯贤，而且能否识人、认人的根本也取决于自己是否修身有成，所以《大学》上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能否治理好国家，关键就在于君主修身有成。在《群书治要》中记载：楚庄王去向詹何请教怎么样治国。詹何怎么回答的？他说：“为什么您知道怎么样修身，却不知道如何治国呢？”楚庄王很诚恳地说：“因为我得以祭祀宗庙得到整个国家，所以我希望能够得到好的治国之法把国家治理得安定，把这个国家守护好。”詹何说：“我没有听说过一个君主修身很好，而国家却是混乱的；也没有听说过君主修身不好，而这个国家能够安定的。所以治国的根本的根本还在于自身的修养。所以我不敢用治国这些枝节小事来回答您。”从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君主要想把国家治理好，包括领导者要把一个团队带好，首先必须是自己是一个有德行的君主或领导，否则的话，就不要再谈论去治国、带领团队。楚庄王听了他的回答之后表示很赞同，称赞他回答得很好，因为他抓住了问题的根本。

所以说治国的道理和方法很简单，但是说起来简单，落实起来却也很难。为什么难？难就难在君主要修身有成，并不像说起来那么容易。修身有成，就必须去除贪、嗔、痴、慢、疑这些障碍和烦恼，但是这几个字，你去掉一个都不是那么容易。比如说“贪”，就有贪财、贪色、贪名、贪利、贪情、贪功、贪酒、贪玩、贪吃、贪睡、贪图享受等等不同的表现，你说去掉哪一个那么容易呢？再看嗔怒、嫉妒也是如此，虽然我们知道发怒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但是理可以顿悟，事需要渐修。一遇到不如意的事，这无名火还是“腾”的一下就窜了出来，听到别人取得了成就，就免不了自己心里不舒服。《太上感应篇》中说：“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这是一个人正常的心理，这叫同情心，但是我们是这样的心理吗？我们是“见人之得，如己之失；见人之失，如己之得。”往往看着别人干得比自己好，提升得比自己快，官位比自己高，名声比自己大，钱比自己多，甚至别人的孩子比自己的孩子出色，别人的学生比自己的学生优秀，都会因为嫉妒而障碍、毁谤、重伤、无中生有、黑白颠倒、挑拨离间等等这些事情都做得出来。这就是习性使然，而且这样做的人也是不明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其实这一句话中秘藏着因果的规律，为什么孔子教导我们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呢？因为你今天以这样的方式去对待别人，以后别人就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你。

所以《易经》中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不要等到灾殃降到自己的头上，才感觉到畏惧可怕，在自己种因的时候就应该懂得畏惧，加以避免。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乃至起心动念都不能够不小心谨慎。说明什么？这说明嗔怒、嫉妒也不容易克服。

再看“痴”，就是愚痴，不明事理，不明了宇宙人生的大道。宇宙人生，西方人也把它分为现象界和本体界，但是西方人对现象界的事物规律研究得很透彻，像康德，他提出了“物自体”不可知，所以对于本体界就了解的甚少。中国人是通过放下思虑，他不是通过知的方式来了解到了“物自体”，就是本体界的东西，他达到了“无知而无所不知”的境界，所以对于本体的体悟就讲得多了一些，而西方人在这方面了知甚少，又拿着认识现象的方法，包括科学，去衡量属于本体界的东西，所以往往把中国古人所讲的很多东西都冠以迷信或者虚无缥缈等等这样的帽子，其实这就如同是柏拉图的洞穴比喻以及中国古人所说的井底之蛙的比喻。圣贤人都是从洞穴或者井底中跳出来看到真实的外部世界的人，但是如果洞穴里的人或者井底之蛙，还没有从这个洞穴或井底跳出来，看不到外部世界真实的样子，就会认为圣人所讲的并非真实，根本都是不在我所熟知的范围之内，他就认为你讲的是迷信，是天方夜谭，他不知道自己所见到的才是假象，是梦幻泡影，这其实都是愚痴的表现。此外，如果人只顾着纵情享乐，不知道生所从来，死所趣向，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这就像动物一样，吃了睡，睡了吃，这也是愚痴，但是愚痴的人，确实还是很多的。

再看这个“慢”，“慢”也是与生俱来的烦恼，连贫贱到乞丐的人，也都不例外。比如说，一个乞丐坐在街上，看到一个豪华的轿车从身边驶过，他就会：“哼，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你看，即使贫贱到乞丐的人，他还有一种傲慢之心，更何况是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才学、有一定的财富的人呢？自以为是就会形成习惯，一旦自以为是，一旦骄慢，就听不到别人的建议、批评而自以为是，这样也就容易决断失误。

“疑”：越是地位高、权位重，如果没有良好的修养，越是疑心重，越是怀疑他人都是有企图而来的。就如孔子，他是圣人，在世的时候周游列国，就是希望自己的仁爱学说能够为哪一位国君所采用，把他国家治理好，为天下人做出良好的示范，让天下人都来学习，但是却遭受了种种的困难。为什么？也是因为避免不了别人的怀疑。比如说孔子到达楚国的时候，楚昭王本来都想用孔子了，而且为了表示自己对孔子的敬重，还想把有居民的方圆七百里的土地都封给孔子。但是这个时候，令尹子西就进言了，他说：“大王，您看一看，在您出使诸侯国的使者之中（就是外交家），有哪一个人像孔子的弟子子贡这样的人才呢？”楚昭王一想，说：“确实没有。”子西又说：“大王的相国之中，有像颜回这样的人吗？有谁的德行能够和颜回相提并论呢？”楚昭王想了一想又说：“没有。”子西又问：“大王的将帅之中有像子路这样勇敢的人吗？”楚昭王说 “没有。”子西说：“大王的各部长官有像宰予这样的人吗？”楚昭王仍然说：“没有。”令尹子西就说：“楚国的祖先在周朝受封的时候，封号是子、男的爵位，封地仅有方圆五十里。现在孔子修治三王五帝统治天下之道，章明周公、召公的德业。大王如果任用他，那么楚国还能世世代代保住泱泱数千里的土地吗？从历史上看，周文王在丰地，周武王在镐地，他们的领地不过方圆百里，只是小国的国君最后都能够称王天下。而现在如果孔丘占有七百里的土地，又有贤能的弟子加以辅助，这恐怕不是楚国的福分了。”意思是说，楚国将来会有危险。楚昭王听了之后，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于是就放弃了给孔子封地、重用孔子的想法。这就是因为疑心所导致，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圣人周游列国，并不是想升官发财，而是希望遇到一位明君能够把自己的仁爱学说推广于天下，让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社会得以和谐，天下得以治理，但是这些国君臣子往往以小人之心、狭隘的心理去揣度圣人的心意，结果圣人在世也没有被重用。所以，正如前面所讲：“不世之臣要遇到不世之君，才能够建立不世之功。”卓越的臣子也要遇到英明的君主，才能够建立不朽的功勋。如果君主多疑，又没有智慧，即使如圣人孔子也难免被埋没。当然，受损失的并不是孔子，而是楚昭王丧失了一个“王天下”的机会。孔子晚年著书立说，从事教学工作，对后世的影响是历代君王都无法比拟的，这也显示了教育的功德是无量的，他影响的不仅仅是当时，而且是千秋万世，受益的不仅仅是中国，而且是全世界。所以说，君主要想把国家治理好，首先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有德行的君主，克服贪嗔痴慢疑。所以，当领导，当君主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他要让别人做什么，必须自己首先做到，这样说话才有说服力。

所以孔子在《论语》中也多次强调：“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如果在位者率领着大家去做正当的事，那谁还敢做不正当的事呢？他还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假使一个领导者，在位者，能够端正自身，那么办政治又有何难处呢？上行而下效。如果自己的行为端正，廉洁无私，克己奉公，手下的人自然也会起而效法；如果自己贪财好利，以权谋私，那么手下的人也会起而效法。所以，如果为君者不能端正自身，就不能够端正别人；领导者修身修不好，也就谈不上治国，领导者知道修身难，也就知道治国不容易。所以就会以戒慎恐惧的心来修身治国，也就容易把国家治理好了。

赵宣子言韩献子于灵公为司马。河曲之役，赵孟使人以其乘车干行，献子执而戮之。宣子召而礼之，曰：“吾闻事君者比而不党。夫周以举义，比也；举以其私，党也。夫军事有死无犯，犯而不隐，义也。吾言汝于君，惧汝不能也。举而不能，党孰大焉！事君而党，吾何以从政？勉之！苟从是行也。临长晋国者，非汝其谁？”皆告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贺我矣，吾举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于罪矣。”

赵宣子，就是赵盾，他谥号曰“宣”，也就是下文的赵孟，是晋国的正卿。韩献子，就是韩厥，他的谥号是“献”。司马就是掌管军事的大夫。“干”，就是触犯。“行”，行军的行列。“值”，《说文解字》解释“补罪人也”。“比而不党”，这个“比”和“党”，都有亲密、结合、团结的意思。但是在这里，这个“比”是以义相结合，而“党”是以利益相结合，因此有一个词说“结党营私”，所以要做一个区分。“阿私曰党”，夹注中说“阿私曰党”，这个“阿”，取的意思，撷取不正。“党”在古时候常用作贬义词，比如说《荀子·强国》中有一句话说：“不朋党。”“党”，就是助的意思，什么叫助呢？帮助，帮助干什么呢？“相助匿非曰党”，相互帮助，隐匿过恶叫“党”。《论语》中也说：“君子不党。”这个“党”解释为“偏也”，所以党就是偏私的意思。综合这几种意思，在这句话中以利益相交而邪曲偏私就是“党”，以道义相交而精诚团结就是“比”。所以“比”和“党”的区分，关键在于是以道义相结交还是以私利相结交。“是行”就是这种行为。“临”夹注说“监也”，主管的意思。“长”帅也，统领的意思。“二三子”就如同说“诸位”。“中”就是合适。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赵宣子向晋灵公举荐韩献子担任司马，在秦晋河曲之战时，赵宣子故意让人乘着他的军车冲犯行军的队伍，结果，韩献子就把那个人逮捕并且处死，赵宣子召见韩厥，并且礼遇他，说：“我听说侍奉君主的人应该做到精诚团结，而不是结党营私，出于忠信而举荐合义，这叫做‘比’；出于私利而举荐人才，叫做‘党’。军事行动宁死不能犯纪，一旦触犯了不徇私隐瞒，这是公义。我把你举荐给国君，就怕你难以胜任，如果举荐了无能之辈，就没有比这更大的结党营私了，侍奉君王却结党营私，我还怎么处理政事呢？希望你勉力而行，倘若能照此而行，公正无私，将来掌管晋国大政的不是你还有谁呢？”赵宣子告诉大夫们说：“诸位可以祝贺我了，我举荐的韩厥是完全合适的，现在我知道我将不会获罪于朝廷了。”

在这个故事之中，赵盾知道自己所举荐的人，是名副其实、可堪重用的人之后，就对诸位大夫说“免于罪”了，这一句话可以说是意味深长。因为他所举荐的人，特别又是举荐的是军事将领，不能够承担责任，不堪重用，就会给国家带来危害甚至灾难。一方面举荐者会因“不慎举”而获罪于朝廷，因为古人讲：“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如果你举荐的人确实是人才，会受到国家的重赏，如果你所举荐的人不合格，对国家做出危害的事，那么这个举荐者也连带有责任。另一方面，在灾难中，他自己恐怕也难以独善其身。当然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三个字，我们可以感受到赵盾在举荐人才时战战兢兢的态度，唯恐因为自己失察而举荐偏差，因而误国误民，即使不获罪于朝廷，自己的良心也有愧，因为他愧对君主和万民的信任，所以不能够原谅自己。从这里我们也要体会到古人为官的态度，就像尧帝一样，是“以天下为忧，未闻以位为乐也”。他是以治天下为忧，而没有听说是以自己得了一个高位而心怀喜悦的。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谨慎的态度，所以在荐贤之前必须对所举荐之人进行全面地考察，这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赵盾在论述了“比而不党”之后，勉励韩厥要守住公正无私的心志，并且预测了他日后的发展，结果韩厥后来确实如赵盾所言，在晋悼公时期，他成为“晋国八卿”之首，执掌晋国国政。到了战国时期，韩厥的后人建立了韩国，他就成为韩国的先祖。从这个故事之中，我们看到赵盾举荐韩厥是一心为公。一心为公的臣子，志同道合、精诚团结、亲密合作、恪守大义，同行于“道”，这就是“君子之交”。而心有偏私的臣子则恰恰相反，他们所结交的基础，无非是财色名利，是为了一己之利益而结党，结果必将是“以利相交，利尽而交疏；以势相交，势倾而交绝”，彼此是以利益相交往，利益没有了，交情就疏远；彼此是以权势相交往，权势倾覆了，交情也决裂了。

北宋的欧阳修写了一篇《朋党论》，在这篇文章中，他区别了真朋党与假朋党。他说：“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我”听说关于朋党的言论是自古就有的，只是希望君主能分清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就好。君子和小人怎样区分？古人看问题确实是一语中的，他接着说：“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所有的君子都是因为志趣一致而结为朋友，是因为志同道合。而小人则是因为利益相同而结为朋友，这是自然规律。“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但是臣以为其实小人并没有朋友，只有君子才有朋友，这是什么原因？“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货财也。”小人所爱的是禄位利益，所贪的是财货。“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当他们利益相同的时候，暂时地结党成为朋友，但那是虚假的。“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等他们见到利益而争先恐后，或者利益已尽而交情淡薄之时，就会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会互相保护。就像很多贪官没有事发之前，彼此都是酒肉朋友，互相帮忙、结党营私、贪污腐败。但是一旦一个人出事了，接着牵连出来很多人，这个时候也不会互相保护，而是争先恐后地揭发对方的罪证，目的是为自己减刑。

“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所以臣认为小人并没有朋友，他们暂时结为朋友也是虚假的，经不起考验。“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君子却不是这样，他们坚守的是道义，履行的是忠信，珍惜的是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以君子之朋来提高自身修养，志趣一致就会相互补益，相互提升。用他们来为国家做事，观点相同，就能共同前进，始终如一。无论是贫富，还是贵贱，都不离不弃，这才是君子之朋。“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君主只要能斥退小人的假朋党，进用君子的真朋党，天下就能够得以安定。

古人写文章，确实是言简意赅，一语中的，说明了何谓真朋党，何谓假朋党。特别强调君子所守持的是道义，所践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节。君子结成朋友，彼此之间用以修身就能够因同道而行，相互协助；如果以此为国效力，也能够因有共同的志向而一起完成使命，而且始终不变，天荒而地老，这就是君子之间所结成的朋友。所以以道相交，天荒而地老，无论贫富贵贱，荣辱祸福，都能同甘苦，共患难，交情天长地久，经得起考验。所以一位君主只要罢黜小人虚伪的朋党，重用君子之间所结成的真正朋友，天下就能得以大治。

我们再看下一段，“叔向见司马侯之子，抚而泣之。曰：自其父之死，吾莫与比而事君矣。昔者，其父始之，我终之；我始之，夫子终之，无不可。藉偃在侧，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别。比德以赞事，比也；引党以封己，利己而忘君，别也。 ”

叔向：羊舌肸。羊舌氏，名肸，字叔向，是晋国的大夫，历事晋悼公、晋平公、晋昭公三世。与穆叔、晏婴、子产、季札等同代列国贤臣相交好。司马侯是晋国的大夫汝叔齐，就是他向晋悼公举荐了叔向。

“吾莫与比而事君”，“莫”在金泽文库本写作“蔑”，“蔑”，“无”的意思。“比”，“辅”的意思，“辅助”。

藉偃，又名籍游，也是晋国的上军司马。

“君子周而不比”，出自《论语•为政篇》，“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下边我们会详细讲。

这段话是说，叔向看到司马侯的儿子，抚着他哭泣道：“自从他父亲去世，我就再也找不到人一起侍奉国君了。以前他父亲在前，我就协助于后。”也就是说，凡所有谏言，或者有所谏争，叔向和司马侯始终相互配合，共同完成，“我在前，他就补充于后，意见没有不被君主采纳的。”籍偃在旁边问道：“君子也讲比吗？”因为《论语》中，“君子周而不比”，所以籍偃才这样问。叔向说：“君子亲密团结而不结党营私，同心同德，共襄国事，这是比；结成朋党，厚待自己，专利自己，忘君于后，这叫别。”君子之间也有相互辅助进言的情况，但是君子之间的相互辅助是一心为公，所以同心同德，共襄盛举，而不是为了谋取私利，所以能够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

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祁奚请免叔向的故事所表现的。祁奚不辞劳苦为叔向奔走求情，完全是出于国家的大义，而不是出于个人之间的私情，更不是因为这样做能为自己获取什么好处。所以他能够做到公正无私，这就是《说苑》中所讲的：“声同则处异而相应，德和则未见而相亲”。《论语》中有一句话：”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周”和“比”有不同的讲法。一个说法说“周”就是公的意思，“比”就是私的意思。这是用公私来解释“周比”。另一种说法“周”是普遍，“比”是偏党，这是就普遍和偏党而言来讲“周比”。君子人办事是为公而不为私，小人恰恰相反，办事是为私而不为公。君子人平时的修养就是“去其私心，存其公心”，这就是“周而不比”，而小人心里所思所想都是自私自利，这是君子和小人最大的区别。从有没有私心上来区分君子和小人，就会让人一目了然，这也是分辨善行与恶行的一个标准。

《了凡四训》中记载，有一群学儒的读书人向中峰禅师来请教。请教什么？他说：“佛家讲‘善恶报应，如影随形’，这个说法靠不住。为什么靠不住呢？因为有人做善，但子孙并未发达；而有人作恶，却家道隆盛，所以善恶报应是靠不住的。”中峰禅师说：“凡夫的情染还没有洗涤干净，正眼未开，所以往往会把善看成是恶，把恶看成是善，自己不深感惭愧，反而责怪老天报应不公，这是罪上加罪。”听了中峰禅师的说法，有些儒生就不服气了，他们问：“我们怎么可能会把善恶看颠倒呢？”中峰禅师很有智慧，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让这些儒生先说一说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结果有一位儒生说：“打人骂人就是恶，敬人礼人就是善”，中峰禅师说“未必然也”，另一个儒生说：“贪财妄取是恶，廉洁有守就是善”，中峰禅师又说“未必然也”，不一定是这样。这些人就说了很多，中峰禅师都说“未必然也”。于是他们就问：“那您说一下到底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呢？”中峰禅师说：“有益于人，是善，有益于己，是恶。”也就是说，你起心动念、言语行为是利益别人、利益团队、利益国家，这就是善的。如果你起心动念是自私自利，那就是恶的。比如说，你真正对一个人有利益、有帮助，即使你打他、骂他、斥责他，那也是善。比如说老师教训学生，父母斥责儿女，是为了改正他的过失，这也是善，如果你恭敬人、礼敬人，甚至给人送礼，目的是贿赂别人，以权谋私，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也是恶，但是一般人往往分不清善恶，所以会指恶为善，指善为恶，自己还不知不觉。

后面要接着说：“故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则为真；利己者私，私则为假。”如果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没有私心，都是大公无私，利益他人，这个善才是真善；如果有利己之心，这个心就是私心，私心就是假善。

“又根心者真，袭迹者假”，做善事利益大众是出于自己的真诚之心，无所求，这是真善；如果是模仿别人，别人做某事我也跟着去做，这就是假善。比如说，我们看别人鞠躬，自己也给人鞠躬，但是没有发自内心的真诚、恭敬和感恩，这个善就是假善。

“又无为而为者真，有为而为者假”。没有什么企图和目的的去行善，这叫无为而为，这是真善。如果做了善事，但是目的是求得钱财或名声，这个善就是假善。古人特别强调阴德。什么叫阴德呢？就是做了好事不要到处去宣传自己，博取好的名声。为什么呢？为了获得别人的赞叹、肯定和恭敬，这都是名闻利养的心。这个心很微妙。虽然同样是行善，但是还求得别人的肯定、恭敬、供养，这个善就是假善。而做善事是单纯地利益大众，没有目的，也不想让人知道，不露痕迹，这个善才叫真善。

在《后汉书》中记载着一个第五伦的故事，这个故事就让我们反省自己的心到底是公心还是私心。在东汉的时候，有一个人叫第五伦，在建武年间被举孝廉，出来做官。当时在位的是汉光武帝。有一次，光武帝向他询问政事，两个人谈得很投机，一直谈到了晚上。光武帝就问他：“听说你在做小官吏的时候，曾经用竹板打过你的岳父，而且你还经常不（根据教授的原稿修改）到堂兄家去吃饭，难道真有这些事吗？”你看一个人忠正廉洁又很能干，别人想找毛病都找不到的时候，就难免会找一些诽谤的话来中伤他，造谣生事，而有德行的人又不愿意去辩护，所以谣言四起，没有智慧的人就会信以为真。皇帝听了这些谣言，就问了第五伦这两个问题。第五伦回答说：“臣娶过三房妻子都没有父母。”可见说他曾经拿竹板打过岳父的事情就是谣言。他还说：“臣年轻时曾遭遇饥荒，确实不敢随便到别人家去吃饭。”这个皇帝说：“而且还不到你的堂兄家去吃饭，这个是不是真的？”第五伦他非常的风趣、也很幽默。他说 “臣年轻时曾遭遇饥荒，确实不敢随便到别人家去吃饭。”这样就化解了诽谤。皇帝一听就大笑，把他任为太守。

在他任太守期间，第五伦奉公尽节，说话做事从来不为私情所左右。有人问他：“你也有私心吗？”他怎么回答呢？他说：“有一个人曾经送了我一匹千里马，虽然我没有接受，但是每到三公选拔推荐官员的时候，我心中总是对这个人念念不忘，当然到底也没有任用他。还有一件事也说明我有私心。什么事呢？我哥哥的孩子生病了。我一个晚上就去探望了十次，但是我回来之后就安稳地睡着了。而我自己的儿子得病了，我一次都没有去探望，但是我整夜都睡不着觉，非常担心。你看我还有这样的行为，难道说我没有私心吗？”你看，他探望哥哥的儿子，从形式上看，很关心一天去探望了十次，但是晚上回来很安心地就睡着了；自己的儿子得了病，虽然一次都没有探望，从形式上看，好像大公无私，但是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却因为担忧而睡不安稳。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自己还是有私心的，没有做到完全平等。从这里我们看古人反省自己是多么的深刻。自己有一点点私心、不平等的心，都能够反省出来。按人之常情，关爱别人的孩子比关爱自己的孩子少，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叫人之常情。但是这是凡人的常情。对于那些想成圣成贤的君子人来说，他就认为这是有私心的表现。从这些故事，我们就体会古人的公心，确实不是我们现在人可以相提并论的。

关于“比”和“周”，在孔安国那里这样批注：“忠信为周，阿党为比。”这个“忠”上面是中间的“中”，下面是一个“心”字。也就是说，你必须把心放到中正，这才叫“忠”。为什么不能够把心放到中正呢？其实就是因为心中有私。有私心就不忠，言语就不信实。君子人内心公平正直，说出的话才会言而诚信，说的话都是如实的话。古代的读书人都能够把心放到中正，所以为人处事令人信服，做事也有威信。这样才能够把事情处理好。小人却恰恰相反，“阿党为比”。这个“阿”就是曲媚的意思。阿谀奉承，曲媚巴结、结党营私，这是小人的特点。

以上是解释《论语》中的“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什么要解释这句话呢？因为这里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别。”这个“比”和《论语》中的这个“比”不是一个意思。在徐元诰《国语集解》中，他引了潘维城的这个解释。他说：“此之所谓比，即《论语》之所谓周；此之所谓“别”，即《论语》之所谓“比”。比与党相近，则辩之曰：“比而不党”。“比”与“别”相近，则辩之曰：“比而不别”。也就是说，在这里边所说的“比”就是《论语》中所说的“周”。而这里边所说的“别”就是《论语》中所说的“比”的意思。因为比和党的意思有相近之处，都有亲密、结交、团结的意思，但是“比”是以道义为基础而结交，“党”是以利益为基础而结交，所以要作一个区分，而“比”和“别”的意思也相近，都有助的意思。但是“比”是相助为公，成就善事，而“别”，是相助谋私，隐匿别人的过恶以私废公，所以也要作一个区分。

学习了这一段，就是告诫作为臣子的，不能够结党营私，因为营私舞弊者终究不会逃离法网，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如果其中一个人出了问题，其他人也都免不了受到牵连。这一段也告诫领导者，要能够辨别忠臣和邪臣，避免被朋党蒙蔽而颠倒黑白。在《群书治要•说苑》中讲到了六种正臣，六种邪臣。而第六种邪臣被称为亡国之臣。这个亡国之臣有什么特点呢？他说：“谄主以邪，坠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闻，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也就是说，亡国之臣他是用邪曲不正的道理谄媚君主，陷君主于不义；结党营私，排除异己，蒙蔽君主的视线，结果使君主黑白混淆、是非不分；使君主的恶名传布于国内，闻于四邻，这样的臣子被称为“亡国之臣”。为什么结党营私会使君主黑白混淆是非不分呢？因为这些人他不是一个人。如果他们都来向君主说某一个人的坏话，结果就会“三人成虎”，就会黑白混淆、是非不分了。就像赵高，为了独断专权，就劝导秦二世只听他的声音，而不要经常见其他人，这样才能保持君主的威严。结果秦二世听了他的话，不再经常上朝，最后导致赵高指鹿为马，独揽大权，秦二世也就被蒙蔽了。如果一个国家任用的是像赵高这样的弄权之臣，结党营私之臣，这样的亡国之臣就会一手遮天，使国家陷于危亡之境。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不足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