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余莉

2025年12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同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友好交流。习近平主席讲到，都江堰水利工程是全世界迄今唯一仍在使用的古代水利工程，也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最早的成功实践之一，修建过程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不畏艰难、勇于开拓的精神。每次来到都江堰都能感受到先人因地制宜、顺势而为、天人合一、治水利民的伟大，从中汲取到治国理政的智慧。

“治”，小篆体写作，左边的“”是水；右边的“”念“怡”，通“怡”字（篆体为“”），愉悦之意。古人所言的“治”，意味很深长，既指治理，又于治理中蕴含着为政的目的、道路与境界：目的，合于天道；道路，遵从天道自然规律的启示而行；境界，达到如水一般流畅的、政通人和、百姓安乐的理想治理境界。上善若水，水之善，妙在利万物而不争，随方就圆，唯道是从。最高层次的治理也是如此，非常圆融，只有圣人能够达到这个境界。从“治”这一字就可以约略感受到中国之治的独特性。“治”无论用作动词，还是用作形容词性的名词，都是集行动与行动的方向、行动的力量于一体，在对天理的体察中成就着行为，在实地的行为中见证着天理，而尊道贵德、尊圣崇贤的情怀与止于至善的追求又分明贯穿其间，平实而高远，深邃而亲切。

《史记·滑稽列传》记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种治理境界：春秋时子产治理郑国，通过制定严密的监督机制使人不能作恶，达到了为政“不能欺”的境界；战国时西门豹治理邺县，通过设置严厉的法律制度，使人不敢作恶，达到了为政“不敢欺”境界；春秋时孔子的弟子宓子贱治理单父，将孔子所倡导的仁义忠恕与治理之道相结合，起到了君、亲、师的责任，使民众不忍心违法乱纪，达到了为政“不忍欺”境界。宓子贱治理单父有多好，根据《群书治要·淮南子》的记载，宓子贱治理单父三年，巫马期前往观摩治理效果，见到一人在夜色下捕鱼，但却屡屡把捕得之鱼释放回去。巫马期问捕鱼者原因，捕鱼者回答：因为长官宓子贱不让人捕取小鱼。孔子认为，子贱的治理之所以能达到如此境界，是因为子贱做到了“诚于此者形于彼”。百姓被子贱的至诚心所感化，故不忍心欺骗他，社会治理自然达到了“不忍欺”的境界。

历史上盛世的出现，都是按照天道自然规律顺势而为进行治理的结果，达到了“不忍欺”的境界。《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六年，太宗亲自查录被关押的死刑犯的案情，生起怜悯之心，于是放他们回家，第二年秋天再回来就死。结果，到了第二年，这些被放回的死囚共三百九十人，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按时回到朝堂，竟无一人逃亡。于是太宗将他们全部赦免。有诗赞叹太宗曰：“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功成立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死囚四百来归狱，以心感人人心归”。太宗治国能达到“不忍欺”的治理境界，就是因为他能够重视道德教化，并且做到“以心感人”。

唐太宗从16岁开始带兵打仗，起义平定动乱，27岁登基，对于治理国家的经验的积累显然不够。因此他迫切希望学习古圣先贤治国理政的智慧。

《贞观政要·论政体》记载，贞观初年，唐太宗对萧瑀说：“朕从年轻就喜欢张弓射箭，自以为懂得识别弓箭的好坏。近来得到十几把良弓，于是拿给弓箭师傅看，结果他却说，这些弓都不是上好的良弓。我询问原因。弓箭师傅说，木头的中心不正，就使木头的纹理歪斜，这样的弓虽强劲有力，但射出的箭不直，所以不是上好的良弓。从中，我领悟出很多道理：我是用弓箭平定天下的，一生所用弓箭已经够多了，但尚且不懂识别弓箭的要领。而我得到天下的时间很短，对于治国的道理，肯定不比我对弓箭的知识掌握得多。我对弓箭的了解尚有偏失，更何谈掌握治国的要领呢？”从此，唐太宗定期召见五品以上的京官和中书省的官员，向其请教古圣先贤治国的智慧，并仔细询问宫廷外面之事，以对百姓疾苦和政教得失有详细了解。

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近代帝王和大臣治国多半不如古代，不知是何原因？”王珪说：“古代帝王治国，大都崇尚清静无为，以百姓为中心；然而近代的君王，却以损害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任用的大臣也不再是饱学经史的儒雅之士。汉代的宰相，没有谁不精通一种经书的，朝廷如有解决不了的疑问，都会引经据典，参照经书进行决断，于是人人懂得礼教，国家太平安定。但是近代却重视武功，轻视儒术，或用刑律治国，从而导致儒术受到破坏，古代纯朴的民风也就荡然无存。”太宗听了，深有同感。从此，官员中凡是精通儒学，懂得治国之道者，都得以提拔并委以重任。

唐太宗善于听取谏言，特别重视用儒家伦理道德教育来治理国家。孔子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一般领导者都会因看到严刑峻法迅速的成效，而忽视道德教育，唐太宗却深信并践行圣人教诲，这也是他能够开创“贞观之治”的重要原因。

唐太宗不仅与群臣探讨治国经验，还希望能随时翻阅古圣先贤治国的教训。于是命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整理百世帝王几千年间治国兴衰的史料，将其中修齐治平的精要汇编成书。贞观五年，《群书治要》编纂完成。魏徵在序文中称赞其历史价值：“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可见，《群书治要》是一部鉴往知来的治世宝典。唐太宗认为这部书广博而切要，手不释卷地阅读，并感慨道这部书使自己治理国家遇事不迷惑，功劳实在是太大了。

受《群书治要》的影响，唐太宗以文治天下，厉行节约，使百姓休养生息，很快便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在太宗的统治下，因为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这说明，运用圣贤之道治国，不仅有效，而且迅速。太宗皇帝运用古圣先贤的智慧，治理大唐恢复安定，为天下做出“善治”的示范。

唐太宗以能用贤纳谏、尊儒重道、勤政爱民著称。《贞观政要·论政体》记载，贞观四年，唐太宗和秘书监魏徵漫谈自古以来治理国家的得失时说：“大乱之后恐怕不能急于实现大治。”魏徵说：“并非如此，大凡人在危难困苦时就忧惧死亡，忧惧死亡就盼望天下太平，盼望天下太平就容易教化。因此，大乱之后更易教化，正像饥饿的人对饮食更易满足。”

唐太宗说：“贤明之人治理好国家尚且需要百年之久，才能消灭残虐，废除杀戮。大乱之后要想大治，怎么可能在短期内做到呢？”《论语》中说“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所以，唐太宗认为，要恢复太平，即使是贤明的人来治理，也需上百年。魏徵却说：“这话是对一般人来说的，并不能用在贤明之人的身上。如果贤明之人推行教化，上下同心，就会像响之应声那样迅速。事情不求迅速，也会很快推行下去。一年就能见成效，也并非难事。如果说需要三年才成功，就应该说已经太晚了。”

唐太宗认为魏徵说得有理。但封德彝等却说：“夏商周三代以后，百姓逐渐浮薄奸诈。所以，秦朝专用严刑峻法来治国，汉朝以仁义杂用刑法治国，都是想教化好百姓，但却没有成功。怎么说是可以教化，却不去教化呢？如果相信了魏徵的话，恐怕要败乱国家。”魏徵说：“五帝三王治理国家，并没有把百姓换掉，但他们仍能够把百姓教化好，可见施行帝道就成为帝，施行王道就成为王。关键在于，当时的治理者是否施行了教化而已。读古书记载可知，黄帝与蚩尤作战七十多次，天下大乱，而胜利以后，天下很快太平；九黎作乱，颛顼出兵征讨，平定以后，仍不失其为治世；夏桀昏乱淫虐，商汤将他赶走，但在汤统治之时，就实现了太平；商纣荒淫无道，周武王便起兵讨伐，但到了武王的儿子成王时，也实现了天下太平。如果说百姓日渐浮薄奸诈，再也不会淳朴，那么到现在这百姓都应该变得和鬼魅无异，还能实行教化吗？”封德彝等人无法辩驳，但坚持认为魏徵的建议不可推行。魏徵引经据典，终于说服了太宗。

唐太宗坚持推行教化，毫不懈怠。结果几年之间，天下康复安定，突厥被打败臣服。太宗皇帝对群臣说：“贞观初年人们颇有异议，认为当今不能搞王道，施行道德教育、圣贤教诲，只有魏徵劝朕推行。朕听了他的话，不过几年就达到中原安定、边远外族臣服的结果。突厥从来就是中原的强敌，如今突厥首领却佩刀值宿来做禁卫，部落也跟着穿戴大唐的衣冠。朕能取得这样的成就，都是魏徵的功劳。”由此可见，贞观盛世的创建，与唐太宗运用《群书治要》的理念，以身作则，重视道德教化，并制定合于道的治理体系密不可分。

从《贞观政要》记载的唐太宗和臣子的谈话可知，太宗皇帝确实是将古圣先贤的治国之道力行在治国之中。

《贞观政要·论贪鄙》上记载，贞观元年，唐太宗皇帝对侍臣们说：“如果人有一颗价值连城的明珠，没有不视之为宝贵的，但是如果拿着宝珠去射鸟雀，岂不是很可惜吗？而人的性命是比明珠要珍贵得多，但一看到金银钱帛而不畏惧法律的惩罚，立即就收受，这就是不懂得爱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且不能拿去射鸟雀，怎么能用比明珠更加贵重的生命来换取财物呢？群臣如果能够尽忠职守、正直公道，有益于国家、有利于百姓，那么官职、爵位立即就可得到，一律不必用这种受贿的手段求取荣华富贵，随便收受财物。赃物、贿赂暴露以后，自身也将受到损害，确实是很可笑的。”太宗用“明珠射鸟雀”的形象比喻，告诫官员，不能不珍惜自己的官位，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是得不偿失的。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朕曾经说过，贪婪的人不懂得爱财的道理。例如，五品以上的官员，俸禄优厚，一年所得的收入本来就很多了。如果接受别人的财物贿赂，不过几万钱而已。一旦丑行暴露，就会被革去官职和俸禄，这样做哪里是懂得爱财的道理？他们是因小失大，得不偿失。过去鲁相公仪休很喜欢吃鱼，但从不接受别人送的鱼。”

唐太宗引用了一个典故：公仪休在鲁穆公时为执政之卿，为官很清廉，对属下要求很严格，从来不与民争利。他特别喜欢吃鱼，有属下想投其所好，给他送来了很多鱼。他却拒不接受，派人把鱼给送了回去。送鱼的人问：“我知道您爱吃鱼，所以特意选了一些上好的鱼送给您，您为什么不接受呢？”公仪休说：“正是因为我爱吃鱼，所以今天我不能接受您的鱼。我爱吃鱼，我自己去买就可以了。若我今天接受了您的鱼，不日就会因为受贿被抓进监狱，我被关进监狱，哪里还能再吃到鱼呢？还有谁再给我送鱼呢？”公仪休的明智之处就在于没有因眼前的小利而失去理智。

唐太宗以此得出了一个结论：从不接受别人送鱼的官员才可以长久地吃上鱼。“且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如果国君很贪婪，必定亡国；做臣子的很贪婪，必定丧命。他还列举了历史上的一些故事，说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提醒臣子不要做这样得不偿失的事。唐太宗作为皇帝，秉持了“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理念，时时警告朝廷百官，让他们引以为戒。

贞观四年，唐太宗对公卿大臣们说：“朕整天都不敢懈怠，不但忧念、爱惜百姓，也想让你们能够长守富贵。天高地厚，朕长久以来小心谨慎以敬畏天地。你们如果能小心遵守法令，总是像朕敬畏天地那样，不但百姓安乐，自己也可常得快乐。古人说：‘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生其过。’”这句古语的意思是，虽然原本是贤德之人，财富一旦多了，可能就会骄奢淫逸，过上放纵的生活，不思进取，志愿就不像以前那么坚定了。没有智慧的人，给他很多钱，结果拿着钱无恶不作。所以，“自古公卿出白屋”，很多有成就的人，年轻时生活都很贫苦，为的是让自己长守这种清白的志向，磨炼自己的意志。唐太宗继续说：“这句古话可以引以为戒。如果徇私贪污，不但破坏国法，伤害百姓，即使事情没有败露，心中怎能不常怀恐惧？恐惧多了，也有因此而导致死亡的。大丈夫岂能为了贪求财物，而害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使子孙蒙受羞耻？”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又对侍臣说：“古人说，飞鸟栖息于树林，还唯恐树木不够高，要筑巢于树木的顶端；鱼藏于水中，还唯恐水不够深，穴居于水底洞穴之中。然而它们仍然被人们所捕获，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它们贪图诱饵、抵不住诱惑的缘故。现在大臣接受任命，居高官、享厚禄，应当忠诚正直，清廉无私，这样才没有灾祸，长守富贵！古人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那些以身试法的人，都是因为贪图财利，这些人与那些鱼和鸟又有什么不同？你们应当好好想想这些话，作为借鉴和告诫。”

唐太宗曾临朝对群臣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唐太宗阅读《群书治要》，深信其中的道理，又能践行圣贤教诲，知道贪财好利的恶果得不偿失，因此经常引经据典教育臣子，避免其“利令智昏”。

古人提醒我们，面对财色名利，要始终保持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当别人用金钱美色来诱惑，千万不要得意，因为这不过是拿着诱饵诱惑跳下悬崖。在利益面前，如果失去冷静，昏头昏脑，就会做出不理智的行为，把持不好，经不起诱惑，就会滑向深渊，一失足成千古恨。古人说：读书明理，理得心安。礼乐、道德教育，可以唤起人的理智，将人的贪欲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让人做到欲而不贪。

唐太宗之所以能够成为“千古一帝”，是因为他真正明瞭古圣贤王治国的道理，正如他自己所说：通过阅读汇集了古圣先贤的治国理念、方法、经验、教训的《群书治要》，知道了社会风俗教化的根本，也明白了治理国家应该从君主自身的修身、任贤开始入手。所以唐太宗听取魏徵的建议，兴起了伦理、道德、圣贤教育，在短短的时间就达到了国泰民安、万国来朝的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