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经验

——以《弟子规》为例

       中国自古以来就强调伦理道德教育。《孟子·滕文公上》记载：早在尧帝时期，尧有感于百姓“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的状况，任命契为主管教育的官员，教导人民懂得五种最基本的伦理关系，这就是所谓的“五伦大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中国古圣先贤在观察“道”的基础上，把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身处世、齐家治国必须遵守的“德”概括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方面，也称为“八德”。在中国传统社会，每个人都要接受以“五伦八德”为内容的伦理道德教育。

       在很多人的意识中或许一直认为：伦理道德教育毕竟是软的，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实际上，这种看法是偏颇的，在实践中也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在历史上，中国人一向以道德教育著称于世，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因而被誉为“礼仪之邦”。目前我们的道德教育之所以不得力，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虚心地遵循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规律，对道德教育重视不够，对道德教育规律的理解不足，并进而使人们对道德教育丧失了信心。

       我们对道德教育的重视不够，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道德教育处于“谈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尴尬地位。而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之所以能够奏效，是因为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接受了儒家的观念，并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概要说来，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经验主要有五个方面。

高度重视道德教育，树立道德教育的明确目标

       我国古籍《礼记·学记》早就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就是说，建立一个政权和领导一国的老百姓，教育是至关重要的,而“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礼记·学记》），教育的目的是“长善救失”，即使人的过失得以挽救，善良的方面不断增长。可见，中国传统社会对道德教育的重视，是从治国理念的角度加以重视的。

     《论语·子路》记载了孔子与其弟子冉有的一段对话，从中可以得出孔子对于实现和谐社会途径的基本看法：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

       曰：“救之”。

       这段话讲到，孔子到卫国，冉有替他驾车子。孔子说：“好稠密的人口！”冉有道：“人口已经众多了，又该怎么办呢？”孔子道：“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道：“已经富裕了，又该怎么办呢？”孔子道：“教育他们。”

       孔子“先富后教”的主张在孟子那里得到了发挥。《孟子·梁惠王上》说：“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乐哉？”

       可见，在儒家那里，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实现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2006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强调：“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必须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为社会和谐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这一思路与儒家实现和谐社会的途径基本上是一致的。孔子从来没有否认过人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他曾经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意思是说，发大财，做大官，这是人人所盼望的事情，但是“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意即不通过正当的方法得到它，君子不接受。可见，孔子所反对的仅仅是那种不符合道义的利益追求。这一点，在孟子那里表现得更为明显。《孟子·滕文公下》记载：

       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 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

       虽然孔孟不反对追求利益，但是孔孟也看到，仅仅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对于实现和谐社会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道德的进步和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因此，孔子认为，在人们的生活富裕之后，必须“教之”，即应当重视对人们伦理道德的教育，使他们明了自己所处的人伦关系以及相应的道德要求。《孟子·滕文公上》记载：“人之有道也，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所以，社会和谐与否，不仅仅取决于物质生活的丰富，而更在于人心的善良和行为的正当，即古人所谓“人心正则国治，人心邪则国乱”。因此，要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就必须在发展经济、重视制度建设的同时，重视品格的培养和人心的治理。否则，就会出现经济增长了，人们富裕了，但是骄奢淫逸之风也就随之而来了；科学发达了，技术进步了，但是它对社会潜在的危害也更大了；法律完善了，机制健全了，但是人却越来越没有羞耻之心了。

       法律仅仅能够惩治恶的行为，但是却不能培养出人的爱心、同情心和团结互助的品质。因此，法治社会可能是秩序井然的，但也可能同时是冷漠无情的。

       因此，在实现和谐社会的途径上，儒家坚持了孔子所提出的“道之以政，齐之以礼，民免而无耻”的主张，特别强调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孟子也说：“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在孟子看来，这些都是构成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这一点，也被中国历代王朝所接受，成为治理社会的重要手段，为传统中国社会的安定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也能够为中国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中国提出“和谐社会”的理念，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具有很大的亲和力，与中国传统文化积淀在人们心底的这种社会心理是分不开的。

       可见，道德教育是古代教育的核心内容。道德教育首先必须修身，即从身心和谐开始，进而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乃至国与国之间的伦理关系。因此，只有教育办好了，人心得治了，伦理关系协调了，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人们真正长久的幸福生活。

把道德教育视为一个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宗教教育构成的完整体系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之所以能够奏效，是因为它是一个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宗教教育等构成的完整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特别重视家庭教育，强调家庭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开始。《说文解字》说：“育，养子使作善也。”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续，诚如《大学》所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扩展，应当秉持孔子提出的“思无邪”的理念。因此，中国古代的文艺作品，都遵循着孔老夫子的这个思想，不论音乐、歌舞、戏剧、诗词，无不以宣扬道德、弘扬正气为主要内容，这样使社会正气不断上升，邪气不断下降。在科学迅猛发展的今天，网络已经渗透到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因此，社会教育对人们价值观的影响更起着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所以，我们的文化部门、新闻媒体等，更应当承担起弘扬社会正气的责任，为倡导和树立正确的道德观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此外，宗教教育在中国传统道德教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佛教，本质上就是一种教育。佛陀教导人“诸恶莫作，从善奉行”，这与儒家重视道德教育的思想本质上是一致的。佛教文化中国化的过程，本身也体现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兼容并包的气度。公元67年，佛教传到中国，受到中国朝野欢迎，成为一种高度艺术化的教育。而这种艺术化的教育，体现在佛教的建筑、雕塑、音乐、绘画之中，成为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的传播为形成淳朴向善的民风和实现社会的安定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

       道德教育应当是一个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宗教教育构成的完整体系。但是在目前，在家庭教育中，家长更加关注的是孩子的分数、才能而不是品德的提升。在学校教育中，由于受到西方人才观念的影响，人才的取舍几乎完全看学生的学习成绩和专业知识。大学的道德教育几乎是一片空白，没有起到“长善救失”的作用，所以才可能出现大学生的道德水平不如小学生的局面，而仅仅是作为“高等知识的传习所”的大学，为社会输出的也只能是“有才无德”的人。在社会教育中，如今在社会媒体中传播和流行的诗词、歌舞、戏剧、小说、电影、电视剧、广告等，又有多少褒扬人性的光辉和弘扬正气的内容呢？有的家长甚至抱怨找不到适合儿童学习的歌谣。而在当代中国，宗教教育对道德教育和社会风气的积极影响还很有限。这些都是进一步加强道德教育要解决的问题。

采取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 强调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作用

      《说文解字》把“教”解释为“上所施，下所效”。儒家看到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是身体力行的感化而不是空洞的说教，是开启人的爱心、羞耻心而不是强制灌输一种理念，因此特别强调“正人先正己”、“身教胜于言教”，强调作为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者的领导人的道德示范作用。《论语·颜渊》记载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意思是说，领导人的德行好比风，老百姓的德行好比草。风向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又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实践证明，上行则下效：“上有克让之风，下有不争之俗”，“上清而无欲，则下正而民朴”，“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大臣不廉，小臣必污；小臣不廉，风俗必败”。由此可见，作为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领导者，他的道德修养对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至关重要。

       孟子也很重视领导者以身作则的道德示范作用，《孟子·离娄上》说：“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只有仁人应处于统治地位。不仁的人处于统治地位，就会把他的罪恶传播给广大的群众。追溯历史，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士大夫阶层实现政治理想的过程中，尤其重视个体品格的高低，重视个体人格的力量，良好的个体道德修养成为为官者首要而基本的条件。包拯清正廉明、不畏强权的为官品格，海瑞为民请命、刚直不阿的崇高风范，都为统治者和平民所敬仰。

       作为领导，不妨扪心自问：当我们到处宣讲爱护环境、有责任意识的时候，我们是否肯弯腰捡起地面上的那一块垃圾？当我们告诉别人要讲礼貌的时候，我们是否首先从内心存有对他人的尊重？这些问题看似很小，却是教育成败的关键，因为道德教育不同于知识的传授，道德教育依靠的是领导者和教育者身教的带动，而不仅仅是“说”教，因为“上行下效，捷于影响”。如果从事道德教育的人认为自己所讲的都是要求别人去力行的，显然这样的道德教育是乏力的，不可能起到良好的效果。久而久之，还会引起人们对道德教育的反感和不信任。

把道德建设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通过各种制度建设保证推行道德教育

       中国古代对道德教育的重视，并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从法律、监督机制的健全、激励机制的完善上保障和推行道德教育。简单地讲，社会弘扬什么，就要通过制度激励什么；反对什么，就要通过制度约束什么。也就是说，中国古人重视道德教育，但绝不意味着因而忽视了制度的完善和健全。在中国古人那里，道德教育与制度建设这两者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

       中国传统社会对孝亲观念的强化，就是通过制度建设来实现的。例如在清朝，一个县如果发生了儿子杀父亲的逆伦事件，不仅这个儿子要被处死，县令因失职而被撤职查办，巡抚（相当于省长）也要被记过。除了这些行政处分外，皇帝还亲自下令，把这个县的城墙拆掉一个角，因为在古人看来，一个县出了这样一个大逆不道的人，是这个县所有人的耻辱。如此制度化的安排，自然起到了良好的警戒和教育作用，从而有利于形成人们明确的是非观念。

       为了落实孔子“举贤才”的主张，孟子提出了“尊贤使能”的主张。《孟子·公孙丑上》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这一观点也为历朝历代的开明统治者所接受，因而注重从官吏的选拔、考核、监察、奖励、培训和管理制度上落实“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的主张，这对于维护传统社会的和谐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新形势下，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挑战。一些领导干部见利忘义，骄奢淫逸，利用自己掌握的特殊权力，明目张胆地索贿受贿、权钱交易，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了自己谋取私利的资本，结果从受人尊敬的领导而变成历史和人民的罪人，而且对社会风气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这不仅与领导干部个体的思想道德水平有关，更与我们的人才选拔、考核、 监察、管理、激励的机制有关。因此，在强调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和权力观的同时，在人才 选拔机制中贯彻、坚持、健全和完善“德才兼备”的用人机制、落实“举贤才”的主张是极为重要的。

       除了从法制、监督机制等方面强化道德教育外，中国传统社会还通过建筑物的设计强化伦理道德教育，把伦理道德教育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民间的四合院建筑，正是为了便于中国传统大家庭的生活。此外，在中国传统社会承担着重要道德教育的建筑物有三种：一是供奉祖先的祠堂，它承担着教“孝”的功能，教导人知恩报恩，达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效果；二是供奉至圣先师孔子的孔庙，它教人尊师重道，使人“志于道，据于德”，因而承担着道德教育的功能；三是供奉了阎王的城隍庙，让人明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关系，这有助于帮助人们形成内在的自律，使人从内心不敢去做坏事，承担着因果教育的功能。

       目前道德教育之所以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从制度建设上看，主要是因为官员的政绩考核、提拔升迁主要看的是 GDP 增长，而不是社会道德风气的改善；道德教育似乎是任何人都可以承担的责任，所以经常把那些没有专业特长的人安置在道德教育岗位上；即使是偶尔举办一场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讲座，也是为了完成任务，思想上未必真正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一把手”往往因为有更重要的事情而不能出席。这些现象都说明，对道德教育的重视是形式上、口头上、表面上的重视。如果有一天，我们真正做到“像重视经济建设一样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道德教育”，相信社会风气将是另外一番气象。

着重培养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能力

       世界所有的冲突、不和谐，根源在于利己与利他之间的冲突。儒家认为人性本善，因此，冲突的根本是本性的本善和习性的不善之间的冲突。因此，要化解冲突，每个人都要首先反省自己的不足，而不是去指责对方。孟子对这一点的阐述尤为详尽。

     《孟子·离娄上》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公孙丑上》又说：“仁者而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矣。”《中庸》则说：“射有似乎君子，失之正鹄，反求诸身。”意思是说，我们做事如果没有成功，我们应当马上回过头来从自己身上发现不足。这正如一个射箭的人，如果他射箭偏离靶心，他不是去寻找客观的原因，而是回过头来反省自己的技艺不精湛。孔孟所称道的尧、舜、禹、汤等古代圣人，都是这样“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楷模。

       史书记载，有一次，尧帝走在路上，看到两个犯人正在被押往监牢。他看到自己的两个百姓犯罪，内心很惊慌，就跑过去问他们：“你们两个为什么会犯法？”两人回答：因为上天久旱不雨，我们家没有东西吃，没办法偷了别人家的东西，所以被抓了起来。尧帝听完，就对押解犯人的士卒说道：“你把他们放了，把我抓起来。”大家都很惊讶，尧帝接着说：“我犯了两大过失：第一，因为我没有德行，上天才不下雨；第二，我身为一国之君，没有把我的人民教好，所以他们才会犯罪。”商朝的汤王，在自己洗脸的盆子上面刻了“苟日新，又日新”几个字，时时督促自己要不断进步。《论语·尧曰》记载，汤王时，天下大旱，汤王说：“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意思是说，如果是我自身有罪，都是我自己没做好，都该由我负责。周武王也说：“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正是因为上古的圣王有这样“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态度，才能够把国家治理好。

       在中国古人看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社会风气的好坏，与社会中的每个人息息相关，而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对社会风气的好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不仅每个领导者，而且每个普通的人，都应当有这样“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态度。陈寅恪说过：士大夫无耻，是为国耻。而作为读书人，作为知识分子，更应当具有这样的反省能力。应当说，从自己做起，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和道德观，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也必须承担的道义责任。

       古人说：各相责，天翻地覆；各自责，天清地宁。如今小至家庭夫妇之间的冲突，大至种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在相当程度上都是由彼此之间只知道责怪对方，而不能反躬自省导致的。只有人人都“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才能最终化解冲突和矛盾，维护社会的和谐和世界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