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丽君
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几千年来虽然历经朝代更替，但依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总是能在衰落之后再不断复兴，即使出现过短暂的断裂依然能够重新接续。著名汉学家马丁·雅克认为“文化是理解中国关键”。在历史上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共同守护着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虽然各个民族的民族文化、社会习俗、宗教信仰不同，但经过历史上长期统一的教化，各个民族都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作为最基本的价值观，都秉持着仁爱和平的理念。这种基本价值观和道德观的统一使不同民族之间形成患难相助、荣辱与共、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中华民族有着积淀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深深植根于中国人民的血液之中。这使得中华民族有着惊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能够整合具有不同信仰和阶层的人，使其融合为一体。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才能出现“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盛况。实现这样的局面，离不开历代统治者推行的教化思想，从“六合同风”到“四海一家”，其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教化思想，这对当今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六合同风”出自《汉书·王吉传》“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这是西汉贤臣王吉在上疏汉宣帝时所言，认为《春秋》之所以尊崇周天子君临天下的统一局面，是因为周朝实现了“六合同风”，全国上下政令贯通划一。那么，如何理解“六合同风”，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天下各处的人民都拥有共同的价值观，都能懂得并践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共通的风化遍及中华大地，全国各族人民融合在一起。在历史上，实现“六合同风”与为政者施行仁政紧密相关，所谓“仁政”就是先让百姓衣食无忧，然后对百姓进行教化，通过推行教化，使百姓形成共同的价值观，提高其综合素质，进而实现善治。《管子·治国》中讲“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治理国家必须先让百姓吃饱穿暖，然后对百姓进行教化，才是行之有效的。正所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1]。在这之后，孔子认为，应遵循一定的顺序推行教化，“既陈道德以先服之。而犹不可，则尚贤以劝之。又不可，则废不能以惮之。若是，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从化者，然后待之以刑，则民咸知罪矣。是以威厉而不诫，刑措而不用也。”[2]
首先，孔子认为，为政者要先提倡道德，以身作则，以德示人使人民信服。《傅子》上说：“上好德则下修行”[3]，如果在上位者是一个思想言行端正的人，那么属下就会纷纷修养自己的品行，自然而然地向他学习，进而天底下的人也都会品行端正了。据《群书治要·汉书》记载，汉文帝素以勤俭闻名于天下，平日里穿着粗布衣裳，曾穿着草鞋上朝，在位期间，从未大兴土木，就连曾经想修建一座露台，得知需要花费“百金”后，果断打消了这个念头。事实上，“百金”对于皇家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汉文帝自身的勤俭节约，为天下人树立了榜样，四海之内都形成了良好的风气。《汉书·文帝纪赞》说：“（文帝）专务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汉文帝施行仁政，对百姓施行教化，使得天下太平，国家富裕，民风淳朴。汉景帝即位后，继续施行仁政，开创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礼记·乐记》上讲，“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诗》云，诱民孔易，此之谓也。”
要确保上行下效，还要求为政者能够善于任用贤人，确保为官者也能以身作则。《群书治要·后汉书》中讲，“务进仁贤，以任时政，不过数人，则风俗自化矣”。这是在告诫君主一定要任用贤德的人来处理朝政。真正贤德的人在位，虽然不过数人，但社会风俗却能自然得到转化，由恶变善。因为通过贤德之人的言传身教，能使百姓培养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美德，树立起是非善恶的正确观念，进而达到扬善抑恶的效果，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为政者的最高境界就是“无为而治”，究其根本在于其自身德行高尚，能够任用贤德之人。在上位者能够用厚德令民众心悦诚服，当其倡导大家向善时，就能一呼百应；当其颁布政令时，民众会心甘情愿地追随，这就是《淮南子》中所讲的“上唱而民和，上动而下随，四海之内，一心同归。”[4]四海之内，百姓的心就能同归于一，就如同风吹草木，草木没有不随风而倒的。自然就能达到“六合同风”。
其次，孔子认为，除了上位者自己以身作则，还要通过表彰德行高尚的人，来劝导百姓修养自身的道德品行，这一传统也一直延续至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亲切会见全国道德模范。为充分展示思想道德建设的丰硕成果，凝聚全社会向上向善的强大力量，2019年3月起，全国开展了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授予张富清等58位同志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号。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广泛开展道德模范宣传学习活动，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在全社会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德行天下的浓厚氛围。
最后，孔子认为，如果还有一些人施行犯罪，就要对这些人施以刑罚惩戒，以此来震慑百姓。这样一来，百姓就能因为受到教化，明白道德，而懂得礼义廉耻，羞于犯罪。那么也就不必使用严苛的政令、刑罚，就能达到教化百姓的目的。全国上下统一的民风自然就形成，国家治理就能行之有效。
实现“六合同风”离不开德才兼备之人的率先示范，而要培养德才兼备的人归根到底还是要依靠教育。《大学》开篇讲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恢复人本有的善良本性，并通过对百姓的仁爱、教化，使天下人都能够复归善良本性。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一直推崇的就是圣贤政治，即以伦理道德教育作为基础，以此成就了一代代明君，开创了“六合同风”的盛世。学校教育是教育的主体，中国古代设立太学作为国立的最高学府，设立庠序作为地方学校，讲授经典，在全国推行教育，使百姓受到教化。从西汉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开始，儒家成为正统思想，汉武帝建立太学，作为官方的大学，推行教育，讲授《六经》为其后来实现大一统的盛世奠定了基础。我国古代教育自秦汉奠基以来，历经魏晋南北朝，至唐代已走向全面繁荣。教育的发达和唐代的文学、艺术交相辉映，共同构成唐朝盛世景象。古代学校教育中，人们所学的经典承载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推行道德教育，培养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懂得是非善恶，这为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发挥了重要作用。
古代的道德教育往往从培养人的孝悌之心开始，让每个人都能够懂得感念父母的恩德，培养起知恩、报恩的品德，进而能够感恩老师的教导，对老师心怀恭敬，自然能用功学习，获得知识，主动修养自身。中国古代的教育是以家庭教育作为开端，家国同构的特点决定了家庭稳定对社会稳定的基础作用。中国历来重视家庭教育，许多的家规、家训传承千年，在形成良好的家风、教育子女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颜氏家训》《朱子治家格言》《弟子规》等成为中国传统家规、家训的名篇，代代相传，作为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范本，为形成良好的家风、民风发挥了重要作用。好的家风能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5]。父母对自己父母长辈做到孝敬有加，夫妻之间能相敬如宾，相互关爱，整个家庭形成良好的家庭氛围，有利于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帮助孩子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有助于培养孩子优良的品格。不和谐的家庭氛围，家庭成员之间矛盾不断，会给孩子造成心理阴影，使孩子性格扭曲。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6]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春节团拜会讲话中引用的话。这句话蕴含着深刻的道理，有国才有家，国是家的保障和后盾，而家是国家的根本和基础。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家风，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出表率。“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不只是人们身体的住所，也是人们心灵的归宿。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7]良好的家风对整个家庭和社会文明、和谐的氛围形成和发展有着强大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防止“枕边风”成为贪腐的导火索，防止子女打着自己的旗号非法牟利，防止身边人把自己“拉下水”。 社会风气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党员干部要以身作则，用良好家风影响身边的人，带动社风、民风全面向好，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实现“六合同风”，为政者要致力于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孝经》上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稳君长，治理人民，使上下各守本分，没有什么比礼教更好的了。改善社会风气习俗，没有什么比德音雅乐更好的了。中国古人非常看重礼乐在治理人民、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中的作用，渗透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形成良好的民风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礼记·乐记》上讲，“是故先王之制礼乐，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中国古代先王制礼作乐，不是为满足人们口腹耳目的欲望，而是为培养人们正确的是非善恶观，在社会中形成良好的风气。
如何理解古人所说的“礼”？《孝经》上讲，“礼者，敬而已矣。”礼的核心是“敬”。《孔子家语》中记载，鲁哀公向孔子请教：“大礼何如？”“子之言礼，何其尊也？”孔子说：“丘闻之，民之所以生者，礼为大。非礼则无以节事天地之深焉，非礼则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焉，非礼则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婚姻、亲族疏数之交焉。”[2]所以《礼记》上讲，“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中国古代司徒负责人们修习六礼，这里的六礼指的就是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乡饮酒和乡射礼、相见礼。通过礼在人们生活中方方面面的规定，来节制民性，体现恭敬，以外部规约的形式帮助人们建构适宜的伦理道德关系，通过这种方式来防范和制止社会上恶行的发生。夫妇相处要遵从婚姻之礼，才是夫妻的相处之道，违背了婚姻之礼，则淫乱邪恶之事就会多起来；没有丧礼、祭礼，对祖宗的恩德就容易遗忘，冷漠、淡薄的社会风气就会四起；没有乡饮酒礼，就会乱了长幼之序，目无尊长、以下犯上者就会越来越多，社会上争斗的刑事案件也会越来越多。礼就是通过规定生活中方方面面的事情，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帮助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如何理解古人所说的“乐”？《礼记·乐记》讲，“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音乐其实是和政事相通的。古时候，有智慧和德行的人只要听听当地的流行之乐就能判断此地的风气、政事。反过来，如果社会上的靡靡之音，躁动之乐盛行，久而久之，就容易动摇民众的耳目心性，使人们不知不觉陷入恣情纵欲之中。要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就要谱写、宣扬好的音乐，用德音雅乐培养出人们静穆淡远的儒雅性情，变化人们的气质，净化人们的灵魂。
除了礼乐文化，人们日常生活中见到的祠堂、孔庙、城隍庙等建筑，绘画、书法、戏曲、说书等艺术形式，都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承载着“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教化功能，发挥着净化社会风气、抑恶扬善的作用，以利于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中国古代，每个大家族都有自己的祠堂，祠堂主要是用来供奉和祭祀先祖，祠堂的存在提醒着人们要时刻感念祖宗恩德，进而培养起人们的孝悌之心。因为一个人如果能常常感念祖先的恩德，对眼前的父母怎会不孝敬？作为孝子，即使是出于对父母的爱，也会好好爱护自己的手足兄弟，不让父母忧虑、伤心，自然培养起友悌之心。孔庙是纪念孔子的祠庙建筑，在中国各地都有。孔庙时刻提醒人们要尊师重道，无论有多大成就，都要记得老师的恩德，不能忘本。城隍庙是古代中国宗教文化中崇祀天地神明的地方。中国有逛庙会的习俗，庙里供奉着阎罗王，拥有掌管万物生死的至高权力，民间流行一句俗语，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逛庙会的过程中，能够培养起人们敬畏生死、敬畏因果之心，因为害怕死后受到惩罚、得到报应，而不敢去做坏事、恶事。此外，绘画、书法、戏曲、说书等艺术形式，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积极向上的道德观、价值观，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在艺术享受中就受到教化。这些都为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六合同风”创造了条件。
对文化文艺事业，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重视。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会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文艺创作要以扎根本土、深植时代为基础，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肩负着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的重要职责，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使命。要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树立高远的理想追求和深沉的家国情怀，努力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有贡献的艺术家和学问家。要坚守高尚职业道德，多下苦功、多练真功，做到勤业精业。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尊自重、自珍自爱，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
“四海一家”出自《荀子·议兵》“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历代成就大业的帝王在实现中央集权的统治后，往往通过在全国推行统一的教化使百姓懂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最基本的价值观，培养起每个人的孝悌之心、仁爱之心。当整个社会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达至“六合同风”，四海之内自然就能够像一个大家庭。
之所以要首先培养起一个人的孝悌之心，是因为一个拥有孝悌之心的人，往往在家里能做到孝顺父母，爱护自己的兄弟姐妹，到外面能通过推己及人，进而爱护他人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就能做到《论语》上讲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同时，一个人在家里能够孝敬父母，在外面就能够做到尊敬长辈、上司。即使长辈、上司有哪里做的不周全的地方，也能做到《三字经》上所说的“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即和颜悦色，声音轻柔，委婉劝谏，而不是恶意顶撞，目无尊长。中国传统文化提倡“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做父母的要慈爱自己的孩子，做上司的要体谅自己的下属，做君主的要做到体恤百姓，爱民如子，如此这般，儿女怎会不尊敬、孝顺自己的父母，百姓怎么会不愿意服从一国的君主呢？通过教化把每个人的孝悌之心、仁爱之心培养起来，自然能够使得全国上下其乐融融，君主爱民如子，百姓因敬仰、爱戴君主，自然乐意服从，四海自是一家。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人人亲其亲，子其子，而天下平。”[6]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就民族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了新的历史性成就。这些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几次到民族地区调研，在雪域高原、天山南北，在祖国北疆、西南边陲，亲眼看到了民族地区面貌日新月异、少数民族群众生活蒸蒸日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友爱互助。
实现“四海一家”还要培养仁爱之心，以道治天下。孔子认为，所谓仁就是爱人之心，在践行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时，用“爱”的方式达到彼此之间的和谐，所以，培养每个人的仁爱之心至关重要。对中国古人来说，人与人之间是一种互爱、互助的关系。因为中国文化以天人一体观为基础，是遵从道的文化。五伦关系正体现了天人一体的观念。能把五伦关系处理好，就能处理好家庭关系，从而，使天下得以安定。《尚书》上说：“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确立爱人之心要从亲人开始，确立恭敬之心要从长辈开始。也就是说仁爱之心应从对亲人的感情为开端来培养，最终达至爱天下人。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陷入人情冷漠，彼此之间因为不懂礼、不讲礼，常有摩擦，世界上一些地区国家之间冲突不断。《孝经》上讲：“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把对父母的孝推而广之，就必然是一个对君尽忠之臣，在家里能够友爱兄弟，出门对待长辈就能够懂得恭敬顺从。能操持好家里，就能懂得如何当官把地方百姓治理好。
孟子继承并发展孔子关于仁的思想，明确提出仁政的主张。强调为政者要有仁爱之心，在处理国与国的外交事务时，也要以仁义之道作为核心原则，以道治天下。以天下观念超越国家观念，用仁义道德作为基本的价值思维来处理国家间的外交事务。“仁者无敌”是孟子的政治理想，意思是说一个拥有仁爱之心的人，以仁义之道治天下，必然能得到天下人的拥戴而处于无往不胜的地位。“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是“仁者无敌”的最高境界。把国家间的关系视作家庭间的关系，国与国之间情同手足，所以，儒家提倡的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兄弟有难，自然要施以援手，因为国与国之间是休戚与共的关系。
中国一直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就是希望在当前世界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通过不同国家之间共同的利益、责任和挑战，把所有国家都联系起来，进而把不同民族、政体、文化、信仰的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休戚相关、荣辱与共，互惠互利、共建共享，和而不同、兼收并蓄，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之间最大的共同利益，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各个国家之间的利益息息相关，彼此之间休戚与共。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人把自身发展和全人类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重要表现，体现了中国人的天下情怀和大国担当。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传承，希望助推中华民族与各国人民共同实现美好的梦想。中国在多变世界舞台中不断诠释中国的理想与信念、使命与担当，不断诠释中国与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的美好愿景，这是中国“四海一家”文化精髓在当代的重要诠释，推动中华文明在世界闪烁智慧的光芒。
传统中国是文化国家的典型代表，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个文化体而存在的。从“六合同风”到“四海一家”的道德教化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为核心内容的儒释道文化，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和内核，至今仍是深刻影响中国人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基本文化形态。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对中国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能够真正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的，唯有中国的传统文化。日本著名汉学家沟口雄三提出“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相信中国在长期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文化能够为当今世界化解冲突、促进和平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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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魏徵.群书治要·卷十·孔子家语[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8：622，632.
[3] 魏徵.群书治要·卷四十九·傅子[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8：2822.
[4] 魏徵.群书治要·卷四十一·淮南子[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8：2408.
[5] 魏徵.群书治要·卷一·周易[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8：08.
[6] 孟轲.孟子·离娄章句上[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7：130，135.
[7] 中共中央宣传部. 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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