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学习《群书治要•周书》，请看《芮良夫解》。这一篇主要节录的是芮良夫劝告周厉王：作为天子，应施行德政，倾听民众的呼声，不能用谄媚巴结的执政之臣，造成百姓对他的仇恨。天子与群臣都应该“静思以明德、备乃祸难” 。就是恭敬反思，以彰明德行，防备祸患和灾难的到来，不能等到灾祸发生才后悔莫及。

我们看经文：“厉王失道。芮伯陈诰做《芮良夫解》。芮伯若曰：予小臣良夫稽首谨告：天子惟民父母。致厥道，无远不服；无道，左右臣妾乃违。民归于德，德则民戴。否德民雠。兹允效于前，斯不远。商纣弗改夏桀之虐。肆我有周有家。” 我们先看到这里。

“厉王失道，芮伯陈诰做《芮良夫解》”， “芮”是古国名，古代一个诸侯国的名字，是周文王时候建立的，也是姬姓，在现在陕西省大荔县。“伯”在《礼记•王制》中说，“王者之制爵禄，公侯伯子男，凡五等。”也就是说古代爵禄制度是公、侯、伯、子、男，一共有五等。这个“伯”是五等爵位的第三等。“诰”，尚书有六种文体，就是典、谟、训、诰、誓、命，也称为六体。“诰”是六体之一，就是以言辞相诫约也，也是劝勉告诫的意思。周厉王丧失治国之道，芮伯上书劝诫作《芮良夫解》。关于厉王失道这一段，在《史记》中也有记载，说周厉王登位，贪图财利，亲近荣夷公，这时有一位忠臣就是芮良夫，劝谏他说：“王室大概要衰微了。荣夷公喜欢独占利益，却不知道会因此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财利是天地之间万物所依赖生存的资源。要有独占的现象，造成资源分配不均，害处可就大了。天地万物都需要用到这些财利，怎么可以独占呢？专有、独占财利所惹怒的人一定会很多。他这样做却不知道有大的祸患，还用这种方法来教唆君王，君王的统治怎么能够持久？”

芮良夫的劝谏可以说是非常诚恳，也非常直接，甚至是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来劝谏，这也是古代忠臣一贯的做法。因为如果看着君王做错事而不去劝告，就等于陷他于不义，看着他灭亡，也不闻不问，无动于衷。

“芮伯若曰：余小臣良夫稽首谨告：天子惟民父母，致厥道，无远不服；无道，左右臣妾乃违。”“致”就是推及的意思，这个“致”和 “至”在古代是相通的，就是“尽”的意思，就是尽力推行这个“道”，把这个“道”推行到极致。 “道”这里边解释为德政。“违”就是背叛的意思。芮伯这样说：“我小臣良夫，叩首谨告：天子是万民的父母，能够极力推行德政，再远的地方也没有不归服的；不推行德政，身边的近臣妻妾都会背叛他。”这其实就是《孟子》所说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寡助之至，亲戚叛之。”

所以中国古人治国特别强调“道”这个字。这个“道”用现代话来解释，就是恒常不变的规律。所以古人又说“天道”。突出强调天道自然而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征。天道有什么特点？在古人那里有很多的论述。比如说“天道无亲，唯德是辅。”“天”不是有意的亲近某一个人，它只是辅助那些有德行的人；“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天道也不是特意关照某一个人，它常常是帮助善良的人。又说“天道福善祸淫”，《尚书》说天道自然的规律就是给善良的人带来福分，而给过分的人招致灾祸，所以“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这些都是天道的表现。

这个“善”，什么样的行为才能称得上是善？很多人说我是个善人。但是实际上所作所为和“善”是恰恰相反的。所以这个善也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比如说“天道亏盈而益谦”。像《尚书》中说：“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谦虚的人给自己带来利益，骄满的人给自己招来损失，这是观察“天道亏盈而益谦”的道理得出的结论。又说“天有好生之德”，天道都是好生而恶杀，喜欢成就人，而不喜欢破坏人。就像圣人是“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圣人所作所为都是利益别人，不是会损害别人，他有所作为，但是不和任何人有竞争的念头。正是因为天道有好生而恶杀的特点，所以古人特别重视推行仁政，实行“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还有“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顺应天道，就应该提倡节俭，反对奢靡之风。所谓“成由勤俭破由奢”，这也是“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一种反应。

人一生的福分是有限的、是一定的。如果用得过分奢靡，过分浪费，很快就把自己的福分给用完了。你看古代的皇帝确实福分很厚，但是因为过于奢侈，结果平均寿命只有四十多岁。那我们再看凡是长寿之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非常节俭。虽然生活富裕了，物质条件好了，但是也不愿意浪费，不肯浪费。我们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对于反对奢靡之风就有非常大的帮助。像我们现在国家提出了《八项规定》。对于领导干部反对奢靡之风起到了很好的警戒作用，但是对于企业家依然是奢侈放纵。如果他们学了传统文化，明白了“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规律，就会自然而然地、自愿走上节俭之路。

还有 “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天地都是平等地爱护一切众生，无有遗漏，这个平等并不是给的相同叫平等。比如说大树和小草，它给大树的滋润就多一些，给小草的滋润就少一些，这就是根据它们的特点给予不同的关爱，所以平等不是给的都一样叫平等，那反而是不平等。因为它需要的多，你给它的少；另一个需要的少，你却给它的多，这反而造成了不平等。中国人讲的平等就是各得其所，得他所应该得的。

中国古人都是按照天道的规律来治国。比如说宋仁宗，他就是一位仁德的皇帝，厉行节俭，在位期间虽然社会经济繁荣，百姓生活很富足，但是仍然不改节俭之风。有一次他对自己的一位近臣说：“昨天晚上我睡不着觉，突然感到饥肠辘辘，非常想吃烧羊肉。”他的近臣就说了：“吃烧羊肉岂是难事？皇帝您既然想吃，为什么不传旨要一个烧羊肉呢？”宋仁宗怎么回答的？宋仁宗却说：“我怕我一旦去传旨索要烧羊肉，恐怕从此以后就会成为惯例，即使不是每天都有烧羊肉吃，也会时常都有烧羊肉吃。这个先例一开，就不知道有多少羊会被宰杀，我怎么能够不忍受这一晚上的饥饿，而去开启日后无穷无尽的杀戮？”

宋仁宗的节俭不止于此，他平时在私下休闲的时候，常常是穿的洗了又洗的衣服。他的帷帐和被子也都没有华丽的装饰，都是用特别普通的布料制成的。他之所以能够仁爱百姓，甚至仁爱动物，就是因为他知晓天道好生而恶杀的道理，又知道“天无私覆、地无私载”这个道理，所以平等地关爱万物。他能够节俭也是符合“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规律。

观察历史兴衰存亡的规律，就如荀子所说的“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所以是否按照天道自然的规律来治国理政，就显得至关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学习《群书治要》的原因。目的就是认识道、掌握道、践行道，以此来避免灾祸，趋吉避凶。

古人之所以看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就能推断出他未来的前程。就是因为看他的行为是否走在“道”上，是否符合“道”而行事。所以荀子说：“道者，古今之正权也，离道而内自择，则不知祸福之所托。”

 下面一句，“民归于德，德则民戴；否德民雠。兹允效于前，斯不远。商纣弗改夏桀之虐，肆我有周有家。” “否德”： “否”通“鄙”，鄙陋之德。“雠”，和“仇”是相通的，就是仇怨、仇恨的意思。“允”是信的意思，就是确实。“肆”就是遂，因此的意思。

“百姓总是归附于有德之人，有德则百姓拥戴，无德则百姓仇恨，这确实在前代已有所效验，距今并不远，商纣王不改夏桀王的残虐，因此我们周王室才能拥有天下。”这就是列举夏桀行恶而夏朝灭亡，商纣也是不改夏桀的恶行，结果也因为这个灭亡了。

就像夏桀王，整天荒淫无度、喝酒作乐、不务朝政。他的臣子关龙逄（也有叫关龙逢）来觐见，站在他的身边不走。结果夏桀王很生气，把关龙逄关了起来，很快就把他处死了。因为他所任用的全是奸佞之臣，而不任用这种犯颜直谏的臣子，结果夏朝很快就灭亡了。

商纣王也是如此，在《史记》中记载，商纣王整天喝酒享乐，沉迷于靡靡之音，喜欢和女子饮酒取乐。他的手下也有一些忠臣，所任用的人才也并不少。比如说他任用的“三公”是鄂侯、九侯、和西伯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九侯有一个女儿长得很美丽，九侯把她进献给商纣王。但是九侯的女儿不喜欢过度淫欲，结果商纣王很生气，就把她杀死了。不仅如此，把九侯也杀死了，并且做成了肉酱。

鄂侯看到了，觉得太过分，就去劝谏商纣王，用非常严厉的话语指正他。商纣王很生气，把鄂侯也杀死了，还把他做成了肉干。西伯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听到了这件事儿，不免暗暗叹气。结果纣王知道了，就把他关到了羑里。后来西伯昌的几个臣子为纣王进献了一些美女、宝马、金银珠宝，才把西伯昌救了出来。

纣王的身边还有三个贤臣，那就是微子、比干和箕子。微子是三番五次地进谏纣王，结果纣王听不进去，于是微子就逃走了。比干犯言直谏，商纣王很生气，他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三窍，我要看一看比干的心是不是和凡人的不一样？”于是他杀了比干，而且剖视其心。箕子看到纣王这样荒淫无道，非常害怕，知道自己去进谏也不会有效果，于是装疯卖傻，沦为奴隶。但是商纣王还是不放过他，把他关了起来，结果没有人再敢去进谏，所以商朝也很快灭亡了。后来周武王吊民伐罪，商纣王穿着珠宝、玉石装饰的衣服，投入火中，自杀身亡。这些经验教训都不远，所以芮伯就是用这些历史的案例来劝谏。

“呜呼！惟尔天子，嗣文武之业。惟尔执政小子同先王之臣，昏行内顾，道王不若。专利作威，佐乱进祸，民将弗龛。治乱信于其行，惟王曁尔执政小子攸闻。古人求多闻以鉴戒，弗闻是惟弗知。尔闻尔知，弗改厥度，亦惟艰哉。夫后除民害，不惟民害，害民乃非后，惟其雠。民至亿兆，后一而已，寡弗敌众，后其殆哉！”

这里边有一些词，如果明白它的意思，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我们一句一句地来看。“呜呼！惟尔天子，嗣文武之业。惟尔执政小子同先王之臣，昏行内顾，道王不若。专利作威，佐乱进祸，民将弗龛。”“嗣”就是继承、积蓄的意思。“同先王之臣”，“同”是指地位与先王之臣相同。“昏行内顾”，“昏”就是昏暗的意思，指教导君王不顺道而行。“内”，王念荪认为“内”当做“罔”，就是无的意思。“道”通引导的“导”。“若”，有顺的意思。“龛”通“不堪”的“堪”，忍受的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您是天子，继承了文王和武王创立的基业。而那些执政臣子（虽然）地位等同于先王的大臣，却德行昏暗，不顾（先王基业的兴衰），引导大王不顺应德政、独占利益、滥用威权、助长动乱、加重祸害，百姓将不能忍受。”

芮良夫接着说，您是天子，继承了文王和武王创立的基业。作为天子应该怎么做呢？《史书》中记载，芮良夫劝谏时说：“作为君王，应该奖励生产、开发地利，公平地分配给上上下下的人，使天地自然、人和万事万物都各得其分。即使如此，还要每天警惕，怕招来怨恨。现在君王却要独占财利，这怎么能够行得通呢？普通人独占财利，还被称为“强盗”。君王如果干这样的事情，归附君王的人就少了。荣夷公若被重用，周朝必定会衰败。”

可惜的是，周厉王并没有听从劝谏，还是任用荣夷公为卿士，让他主管国事。结果他专谋私利，滥用威权，助长了动乱，加重了祸患。一个人独占财利，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贪欲过重。古人告诉我们“欲不可纵”。因为欲望一旦引发出来。“欲”是深渊是没有止境的，而且是越放纵越满足不了，最后自己就成为欲望的奴隶，所以古人都提倡要“节欲”。

在《群书治要·新语》中有这样一段论述：“夫怀璧玉，要环佩，服名宝，藏珍怪，玉斗酌酒，金罍刻镂，所以夸小人之目者也。”怀里揣着璧玉；腰间系着环佩；穿戴名贵的衣服，上面还有珠宝地装饰；收藏珍奇怪异的物品；用玉斗斟酒，在金杯上刻镂花纹，这些都是可以在小人面前夸耀的东西。“高台百仞，金城文画，所以疲百姓之力者也。”修筑百丈的高台，在坚固的城墙上绘画，这些都是导致老百姓筋疲力尽的因素。

故“圣人卑宫室而高道德，恶衣服而勤仁义。不损其行以好其容，不亏其德以饰其身”。所以圣人住着低矮的宫室却高扬道德；穿着极差的衣服却勤行仁义。他们不因为装扮容貌而损伤操行；不因为装饰外表而亏缺品德。“国不兴不事之功，家不藏不用之器，所以稀力役而省贡献也。”国家不兴办无益的功业；家中也不收藏不实用的器物，籍此减少民众的劳役，节省他们的赋税。

如果君主不喜欢璧玉珠玑，那么玩好之类的东西就会被百姓所抛弃；君主不收藏雕琢刻画，那么淫巧之类的物品也会被民众弃绝。放弃农业、蚕桑等重要事务，上山下海、采集珠玑、捕猎禽兽，消耗民众的劳力，浪费国家的资财，只是为了满足耳目一时的愉悦，满足骄奢淫逸的欲望，这难道不是荒谬透顶了吗？古人所说的荒谬透顶的事，现在很多人还乐此不疲，还以此为荣。所以人不学不知道，人不学不知义。

“治乱信于其行，惟王曁尔执政小子攸闻。古人求多闻以鉴戒，弗闻是惟弗知。尔闻尔知，弗改厥度，亦惟艰哉。”“鉴戒”就是引为教训，使人警惕的意思。

“国家的治乱取决于治理者的行为，这是大王您和您的执政臣子所听过的。”也就是说，推行善政，天下就会安治；推行暴政，天下就会动乱，这是人们都听说过的。古人治理国家总是力求多听，因为兼听则明，以作为借鉴和警示。不听，就有不知道的。所以古人因为担心没有听到，而有不知道的事儿。“而您已经听到，也知道了，却不改正自己的做法，要想守住先王的基业也是很艰难的。”知道了却不改正，就让人不知如何是好，所以说难。

周厉王施行暴虐的统治，骄奢淫逸，国都的民众都开始纷纷议论他的过失。这时候召公（也就是召穆公）又来劝谏他说：“民众都忍受不了君王的政令了。”结果厉王很恼怒，于是就找了一个卫国的巫师，派他去监视那些指责自己的人。只要这个巫师来报告有谁诽谤自己，就立刻把他杀掉。于是议论朝政的人越来越少了，诸侯也不来朝见了。

厉王更加严厉，国都的民众都没有人敢讲话了。在路上相遇的时候，也只能是互相递一个眼色示意一下。这下周厉王高兴了。他得意地对召公说：“你看，寡人能够消除非议了，民众都不敢乱讲话了。” 

召公说了一段话，这段话也成了一个历史的名言。他说“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他说：“您这不过是塞住民口罢了。堵住人民的嘴巴比堵住河流的后果还要严重。河水堵塞蓄积，一旦决口，受到伤害的人一定很多。堵住民众的口也是如此。所以善于治水的人要疏通河道，使水流通畅。治理民众的人要让民众发泄，让他们讲话。”民众有嘴巴，正像大地有山河一样自然而然。人类的财富用度都是从这里产出。又好像大地有高低干湿等各种类型的土地，人类的衣食也都是从这里产出。放手让民众讲话，政事的好坏得失都可以从这里反映出来。民众想在心里，说在嘴上，成熟的意见便可予以推行。若是堵住他们的嘴巴，不让他们发表意见，那么支持君王的能有几个人呢？

可以说，善于治民的人，一定要想方设法地让民众的心声得以上达。还要想方设法地设置好的制度措施，使他们的心声能够充分表达。所以这里讲，“古人求多闻以鉴戒，弗闻是惟弗知。”你听不到，你也就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过失。在《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着一个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这个乡校，就是古代乡间的公共场所。既是学校又是乡人聚会议事的地方。郑国人都到乡校休闲聚会，并且经常议论执政者施政措施的好坏。郑国大夫然明对子产说：“把乡校毁了怎么样？”子产怎么说呢？子产说：“为什么要毁掉？人们早晚干完活回来到这里聚一下，议论一下施政措施的好坏。他们喜欢的，我们就推行。他们讨厌的，我们就改正，这是我们的老师。我听说过尽力做好事，以减少怨恨。没有听说过依权仗势来防止怨恨的。很快制止这些议论不是很容易的吗？那样做就像堵塞河流一样。河水大决口造成的损害，伤害的人一定会很多，我是挽救不了的。不如开个小口导流。我们听取这些议论，把它当做治病的良药。”

所以，开明的领导者都是想方设法地了解百姓的心声。让百姓把他们的建议传达出来，而不是一味地把他们的嘴巴堵住，不让他们说话发表建议。中国人讲“民本”，民本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注重让民众反映心声，汲取民众的建议。在《群书治要》中记载，历史上很多开明的领导者设计了很多制度，目的就是使民众能够直接批评时政的得失，而且要选拔任用那些敢于犯颜直谏的臣子，听取他们对自己的批评和建议。

人要想改过，必须首先知道自己的过失。所以有一句话说：“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过失是开悟，把自己的过失改正过来，这就叫修行。”修行其实没有什么神秘的。就是修正自己的行为，把自己不正当的言语、行为、念头都改正过来。

《汉书》中记载：“古者圣王之制，史在前书过失，工诵箴谏……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然后君得闻其过失也。闻其过失而改之，见义而从之，所以永有天下也。”你看这个古代圣王的制度，有史官在面前记载君主的过失，像《汉书·艺文志》中就记载：“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左右史官负责把君主的言论还有行为都一一记载下来。特别要注意记载君主所犯的过失。其实这就是相当于一种独特的监督机制。让君主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小心谨慎。

“工诵箴谏”：乐工要读诵规劝的谏言。使听者提起正念和警觉。平民百姓在道路上可以批评时政的得失。做生意的人在市场上也可以议论朝政。要让民众有合适的渠道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使民情上达。从民众表达的意愿之中，为政者才能够看到施政的得失。国君也才能够听到他自己的过失。听到过失之后，重要的是能够改过。见到正义的、符合道义的，就听从，顺着去做，才能够永久的拥有天下。所以这里说“闻其过失而改之，见义而从之，所以永有天下也。”     在《管子》中记载：齐桓公有一次向管仲请教，他说：“我想拥有天下而不失去天下，得到权利而不丧失权利。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管仲怎么回答的呢？管仲说：“你要认真地考察百姓所厌恶的，从而引以为戒。”“黄帝立明台之议……，尧有衢室之问……，舜有告善之旌，……，禹立谏鼓于朝，……，汤有总街之庭。”黄帝的时候，他设立明台，让群臣在这里议论国事；尧设立衢室，为的是让下情上达，主动去问百姓有什么意见；舜在朝门外设立了进谏的旌旗；禹在朝门外设立了进谏的鼓；汤王设立了一个能够使街头巷尾的议论意见都能汇总的庭堂。这些制度是干什么的呢？“以观民诽也”，就是用来听百姓的批评建议的。“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这就是古代英明的圣王之所以能够拥有天下而不丧失天下，得到权利而不丧失权利的原因。在这里，管子就劝谏齐桓公要效法古圣先贤，主动听取民众的批评建议，这样才能够清楚自己的得失，不会失去天下。对于高高在上的君王而言，知道自己的过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因为手握权力，自然有很多人为了争宠，争权夺利，纷纷来谄媚巴结。很多人也是有求于你，所以每天都听到阿谀奉承的话，赞叹肯定的话。而人听这些话听得太多的时候，就会洋洋得意，自以为圣明。再有人来指出他的不足和过失的时候，就很难接受了。圣明的君主要明白这一点，不仅要让百姓说话，表达他们的意愿，而且还要主动地去求取谏言，了解民情，通过这些方式充分认识到自己施政的得失。这样才能够使下情上达，上面的决策才能够体现民心，得到人民的拥护。“夫后除民害，不惟民害。害民乃非后，惟其雠。民至亿兆,后一而已，寡弗敌众,后其殆哉。”这个后，是君主的意思，在《尚书》中，讲到后的时候，也是指君主、君王。

民害就是人民的祸害。谁是人民的祸害呢？就是专利之臣。那些独占利益的臣子是人民的祸害。亿兆这个是人民的数目，万万为亿，万亿为兆，这个就是言人数众多。君王除去专利之臣，就是为民除害，就不是人民的祸害。如果继续害民，就不再是民众的君王，而是民众的仇敌。百姓人数多达亿兆，而君王却只有一个，寡不敌众，君王非常危险。这是说君王和百姓之间缺少恩义，共相怨恨，那么人少的一方就危险了。所以中国古人，特别强调以民为本。像《尚书》中就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人民才是国家的根本，这个根本牢固了，国家才会安宁。

那么什么叫民本呢？整个的社会结构，就像一个金字塔，人民百姓处在最基础、最根本的位置上。越向上，官位是越来越高，但是人民是基础、是根本。所以强调以民为本是一点儿都没有错的。《孟子》中还有一句话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为贵”，虽然人民处于最基础的地位，但是人民是根本。根本不牢，地动山摇，所以应该把人民看得最贵重。“社稷次之”，这个“社”就是土地神。这个“稷”就是指谷神。古代要祭祀谷神和地神，所以经常用社稷来代表国家。“君为轻”，强调君主是最轻的。君主高高在上，只要下面的基础牢固，就可以稳坐江山。这些都是古代贵民思想的代表。在贾谊所写的政论书《贾子》中也说：“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对于办理政事而言，人民是一切政事的根本。国家以人民为根本，君主以人民为根本，官吏也是以人民为根本。既然人民是根本，那么应该怎样对待人民呢？

在《管子》中指出：“人主能安其民，则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如果人主、君主能够让人生活安定，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那么人民事奉他们的君主就如同侍奉自己的父母一样。“故主有忧则忧之，有难则死之。”如果君主有了忧困，人民就会为他感觉到忧伤。国君有了困难、有了危难，人民愿意为他拼命效力。

反之，“主视民如土，则民不为用，主有忧则不忧，有难则不死。”如果人君把人民视为泥土、草芥一样的低贱、不值钱，甚至可以随意地践踏、欺凌，人民反过来就不会被君主所使用。君主有什么忧困的，人民也不为他忧困，不会为他分忧，更不会为他感到担心；国君有难，人民也不会为他去赴汤蹈火。

故曰：“莫乐之，则莫哀之；莫生之，则莫死之。”如果国君不能够使人民安居乐业，人民也不会为国君感到悲哀。国君有了困难的时候，人民也不会为国君分忧。如果国君不能使人民安居乐业，人民也不会拼命地为国君效力。这说明要想治理好一个国家，深得老百姓的拥护，君主必须能够“安其民”，就是让人民过上安定的生活，做到“爱民如子，视民如伤”，把人民和自己视为是一体的。如果国君能够把人民视为与自己是一体的，国君自己有了困难、有了问题，人民怎么会不为国君去效力、不为国君去分忧呢？

齐桓公在位的时候，有一天管仲和隰朋来求见。他们站了一会，就看到两只鸿雁从天边飞过。齐桓公很感慨地说：“你看那只鸿鹄，时而南飞，时而北飞，不管四方有多远，他想飞到哪就能飞到哪。现在有仲父来辅佐我，就像鸿鹄有了羽翼，就像渡大河有了舟楫。仲父不教导寡人一句话，给我一句适时的教诲吗？”管仲回答说：“我想君王您一定是想称霸天下，干一番大的事业？既然如此，就应该从根本做起。”桓公就问了：“何为根本？”管仲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齐国的老百姓就是您的根本”。这些贤德之人之所以能够把国家治理好，就是因为掌握了治国的规律，认识到治国的根本，所以能够视民如伤，爱民如子，战战兢兢，小心谨慎。

《孔子家语》中有一句话，唐太宗也经常引以为鉴，就是“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唐太宗不仅经常学习这样的教诲，并且身体力行，还经常用这样的话来教导太子。在《贞观政要》中记载，唐太宗说：“我听说古人自古以来就重视胎教，我却没有时间顾及这些，但是我总是不失时机地教导太子。自从他被立为太子之后，我总是在生活中给予他适时地引导。”

比如当太子去乘船的时候，唐太宗就问：“你懂得船的道理吗？太子就摇了摇头，说：“不知道。”太宗说：“君主好比是船，人民就像水。水可以承载船，也可以把船颠覆。你以后要当皇帝了，对于这个道理不能够不小心警戒。”

从这里我们看到，中国古人之所以没有提出人权的观念，是因为古人有这样的“以民为本”的思想。领导者、统治者都能够做到爱民如子，视民如伤。从政治上利民，从经济上富民，从文化上教民，起到了君亲师的作用。

既领导、管理人民，又像父母关爱儿女一样去关爱人民，除此之外还身体力行，教导百姓做人、做事的正确原理、原则。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对君主、对领导者感恩戴德都来不及，还需要拿着人权去和君主讨价还价吗？

凡是有必要提出人权概念的地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老百姓的权利被践踏，没有得到良好的保护，所以才有必要提出人权的概念。而且人权的概念之所以会被提出，就是因为把君民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而不是一体的关系，所以才会提出人权来保护自己。而中国古代的这种民本思想，是建立在君民一体的关系之上的，所以领导者、统治者发自内心地去关爱百姓，倾听百姓的呼声，切实解决他们的困难，想方设法的解决民众的疾苦。而且最重要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还要教化百姓，当然这个教，不是说教，而是自己首先身体力行，为百姓做出良好的示范，让百姓效法学习，这样老百姓才会受教，而心服口服。

很多人都误解儒家文化是愚昧统治阶级的精神鸦片，实际上是没有深入经典所导致的。比如说《四书》中的《大学》就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首先讲到谁要修身呢？就是天子要修身。在《孝经》中讲孝道的时候，首先讲的是天子、诸侯的孝道，后面才是卿大夫、士人及庶人，就是一般百姓的孝道，所以领导者、统治者首先需要修身。我们翻开四书五经，其中很少的内容是对老百姓的道德要求，基本上都是对为政者、领导者、统治者的要求，告诉他们怎么样做才能是一个合格的、有威信的领导者；怎么样做才能够把国家治理好。教育者和领导者先受教育，这才是符合教育的规律，没有把道德教育变成说教，所以儒家文化不是愚昧老百姓的精神鸦片。愚昧老百姓怎么能愚昧两千多年？谁是那么好愚弄的？我们现代人都是以现代的眼光，以现代人的观点去解读古人的意思，把古人的思想都给批判错了，而且现代人是贡高我慢、自以为是，瞧不起古人，认为古人都不如自己，实际上是妄自尊大，不知道古人智慧是很高很高的。这是不读圣贤书，不肯虚心向古人学习所导致的。

中国在历史上没有提出人权的概念，不是因为不够进步，而是因为实在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提出人权的概念，因为老百姓都安居乐业，都心悦诚服，他们过的日子很顺心、很幸福。现在有一些企业开始学习传统文化，学习《弟子规》，用传统文化的理念来治理。结果有一个企业的董事长率先学了《弟子规》，不仅仅关心员工的收入，提高他们的工资，而且还让他们在上班的时候去学习“幸福人生讲座”，学习传统文化，关心他们的儿女教育、夫妻相处等等的问题，帮助他们孝敬老人、养老育幼。这些员工对老板感恩戴德都来不及，还需要拿着人权去讨价还价吗？

在北京有一个企业，学了《弟子规》，几年之后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就是到年终发年终奖的时候，有一个中层管理人员拿到奖金之后，就找到他们的董事长，说：“老板，今年你给我的奖金，大大超出了我的意料，给我的实在太多了，能不能把更多的钱用于企业的扩大再生产，用于弘扬传统文化。”所以他们企业员工不满的，不是嫌老板给自己的工资少，而是嫌老板给自己的奖金太多。我们想一想，在这种情况下，还需要拿出人权和老板去讨价还价吗？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在之所以会出现了一些人权问题，甚至还被西方人指责为不讲人权，不是因为传统文化落后，没有提出人权的概念，而是因为有的人不再力行、学习传统文化的圣贤教诲，当了领导之后就怎么样呢？没有经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过程，当了领导之后，就作威作福，想方设法地盘剥百姓，更没有起到“君、亲、师”的作用，所以做不到爱民如子，视民如伤，甚至还把人民放在了自己对立面上，这些才是导致我们现在被人指责的根源所在。

所以看问题要看的深入，不要人云亦云，不要因为西方人指责我们不讲人权，我们也会认为自己的文化落后，从来没有提出人权的概念。没有提出人权的概念，不意味着中国人没有把人权问题保护的很好，正是因为他把人权问题保护的很好，所以根本不必要提出人权的概念。

中国古人自古以来就是一种一体的价值观：父母与儿女、兄弟之间、夫妻之间、邻里乡党之间是一体的；君臣之间、君民之间也是一体的；朋友之间还是一体的；师生之间、医患之间还是一体的关系。不仅如此，人与动植物，乃至天地万物都是一体的关系。而西方人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所以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兄弟之间、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都是一种对立的关系。以他们对立的眼光、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来看中国人的价值观，结果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把中国人讲的孝道认为是愚孝，是对儿女人权的践踏；把中国人讲女德认为是对女子权利的践踏，批评中国人不讲人权，对人民没有维护好利益。这根源都在于他们没有一体的观念。他不明白儿子尽孝最幸福的是儿子，因为他的人生很踏实，他从尽孝中看到自己人生的价值，不再活在“忙、盲、茫”的人生道路之中，他看到自己的所作所为能够让父母幸福，所以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很充实。

凡是觉得累的人都不是因为尽孝而累，是因为追名逐利而辛苦。女子深爱一个人，她心里不能再接受另外一个人，是她自己心甘情愿去守节，不是因为别人去逼迫，只是国家对这样重情重义的行为给予褒奖。

而中国历史上最高的治理境界就是能够达到“不忍欺”的层次。是因为领导者能够克己奉公，爱民如子，视民如伤，起到君亲师的责任，老百姓不忍心欺骗他，更不需要拿着人权去和他讨价还价，这才是中国古人没有提出人权的根本原因。

因为他的思维方式不是对立的，而是一体的，这是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产生的误解。我们作为中国人要深入自己的文化传统，不能够跟着西方人也批评自己的文化，这个就非常可悲了。

 下面讲“乌虖！野禽驯服于人，家畜见人而奔，非禽畜之性，实惟人民亦如之。人养之，故扰服，虽家畜，不养则畏人，治民亦然也。” “乌虖”是一个叹词。“扰”，驯服的意思，“扰服”就是顺服。

“野禽也能被驯服得顺服于人，家畜见到生人也会奔逃，可见顺服和奔逃并不是野禽和家畜的本性，实际上人民也是如此。”意思是即使是野禽，人饲养它，对它好，它也会训服于人；虽然是家畜，人不去喂养它，它也会畏惧人。治理百姓的道理也是如此。这就是“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的道理。“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百姓，百姓回馈你的也是什么样的态度。

“今尔执政小子，惟以贪谀事王，不勤德以备难。”“贪”，这里解释专利为贪，就是独占财利。面谀：面从为“谀”。“谀”就是表面顺从。“现在您那些执政臣子，只用独占财利和阿谀逢迎来事奉大王，却不勤于德政以防备灾难。”

贪婪，就会盘剥百姓，从而招致民愤、民怨，使百姓离心离德；阿谀奉承就不能使君主看到自己的过失，也就无从改过、提升，他所颁布的政策也很难得到民心，所以难以得到人民的支持。

“下民胥怨，财单力竭，手足靡措，弗龛戴上，不其乱而？”“胥”就是全、都的意思。“财单力竭”，“单”和“竭”都是“尽”的意思。“措”，置的意思。“小民全都怨恨执政者，财物枯竭，气力用尽，手足无措，不堪奉事君王，这样怎么能够没有动乱呢？”

“惟祸发于人之攸忽，咎起于人攸轻。心不存焉，变之攸伏”。“攸 ”就是所的意思。“灾祸发生于人所疏忽的地方，过咎产生于人所轻视的地方。人不用心之处，便是变故所潜伏的地方。”这就是说人所轻视疏忽的地方，灾祸就会由此产生。古人强调谨小慎微，在小的地方不谨慎，往往容易导致大的灾祸。

“尔执政小子，弗图大艰，偷生苟安，爵以贿成。贤智拑口，小人鼓舌，逃害要利，并得其求，惟曰哀哉。”“拑口”：“拑”就同“钳”，闭口不言的意思。“鼓舌”指花言巧语、调弄口舌。 “要”发音是“邀”，就是求的意思。

“您那些执政臣子，不图谋防备大的灾难，苟且偷生，没有远虑；爵位的获得都是凭借贿赂来实现。”这个“苟安”就是没有远虑的意思，“贿成”说明他不任用有德行之人。“如今贤智之人都闭口不敢言，谗佞小人鼓动口舌，谄媚奉承。贤者不敢进谏以躲避祸患，小人谄媚奉承以谋求私利，他们都得到自己所求，只能说太悲哀了。”

古人说，亲君子远小人，国家才能够兴旺发达；亲小人远君子，国家就会衰败甚至灭亡。如今贤智的君子为了逃避远离灾祸而闭口不言，阿谀奉承的小人因顺从逢迎而得宠，君子和小人都是各得其所，君主听不到真话，反而还洋洋自得，国家处于危难而不自知，所以君子人看到了感到很悲哀。

“我闻曰：‘以言取人，人饰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饰言无庸，竭行有成。’惟尔小子，饰言事王，实蕃有徒。”“饰言无庸，竭行有成”，“饰”是致饰于外而无实。“竭”，竭尽于内而无伪。“成”是成功的意思。“实蕃有徒”，“蕃”也写作繁多的“繁”，也作“实繁有徒”， “徒”是“众”的意思，不是一个、两个，是很多。意谓确实有不少这样的人，一般是用作贬义。

“我听说：以言辞取用人，人就会修饰自己的言辞；以行为取用人，人就会竭尽自己的行为。花言巧语并不会带来治民的功绩，竭尽全力去实行德政才会有所成就。您的那些执政臣子用花言巧语事奉大王，这样的人确实不少。”

在《群书治要•傅子》中讲：“闻言为审，而以定善恶，则是非有错，而饰辩巧言之流起矣。”“饰辩”是指粉饰巧言、浮华不实的言语。“巧言”是动听而不实在的话。领导者听取言论而没有审慎地判断，就轻易地断定善恶，容易颠倒是非，于是卖弄言语、巧辩的风气就会兴起。

如果领导者听了他人的言论，没有谨慎地审查言论是否真实，就轻易地下结论，以此来确定善恶，就很可能判断错误、是非颠倒，由此还会导致巧言令色的风气越来越浓。比如说某某人到领导面前说另一个同事的坏话，领导没有去调查研究，就信以为真，对那个同事产生怀疑，甚至产生偏颇的看法。如果领导者常常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处理问题，那结果是什么样？那就会导致经常有人到他的面前来讲别人的坏话，甚至故意进献谗言，身边讲不实言论的人就会越来越多。

所以“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我们听一个人的言论，不如观察他所做的事情；观察他所做的事情，不如观察他具体的行为。这还不够，“听言必审其本”，听一个人的言论，还要审慎地考察他这样说的原因，用心何在。“观事必校其实”，观察他所做的事情，还要核查是不是符合事实，是否真实可信。比如说他是否做事一贯如此？这是他做事的一贯风格，还是在搞面子工程、政绩工程。“观行必考其迹”，观察一个人的行为，还要考察他如此行为的原因，将这三者综合起来，对一个人进行全面考察，才能减少仅仅依据一个人的言语就判断是非、善恶所导致的失误，这个就是“三参”，把言语、他所做的事情和行为合起来考察。

中国人有一句话说，“谣言止于智者”，当然谗言也应该止于智者。作为领导者一个最重要的素质，就是要能够明辨是非善恶，所谓“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来说是非者，他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来说是非的人，他别有用心、无中生有，故意进献谗言、谣言。作为领导者，如果听到谗言，不分青红皂白就信以为真，往往会使好人蒙受不白之冤。因为好人他不愿意，当然也不知道别人在后边诽谤他，即使他知道有人诽谤他，也不会想着去辩驳。因此只是听信了一个人的言语就做出判断，往往会导致好人被冤枉。所以当下属说别人是非之时，不要轻易相信，也许这个人说别人的过失是出于嫉妒同事的成就；或者是因为他对一个位子很感兴趣，而恰恰这位同事是他的竞争对手，所以才来进献谗言、恶意诽谤，因此不能不明辨事实真相，就轻易信以为真，那就等于鼓励人来进献谗言。

第二是别人确实有过失，有人来讲给你听。这个时候要分几种情况，特别是要看一看这个人的存心：是为了帮助同事纠正错误，让领导者兼听则明，全面地掌握事实真相,还是故意扬人之恶，败坏人的名声，或者挑拨人际关系。

《弟子规》中说，“扬人恶，即是恶”。人心厚道的人都是隐恶扬善，即使别人确实有过失，也不会到处去张扬。因为我们知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你想找到个一点错误都不犯的圣人确实很难。每一个人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习气，或者做得不完美的地方。如果你想故意挑剔一个人，总有可挑剔的地方。所以有的人故意把别人的过恶到处宣扬，这本身也是德行浅薄的表现。

《格言别录》中说“德盛者，其心和平，见人皆可取，故口中所许可者多。”德行厚道的人，都是看到每个人有可取之处，有我值得学习的地方、肯定的地方、赞叹的地方。所以他口里所认可的人就有很多很多。相反，“德薄者，其心刻傲，见人皆可憎，故目中所鄙弃者众。”德行浅薄的人，心地刻薄傲慢，见到每一个人都有可挑剔的地方，不如我的地方，所以他眼睛中所鄙视的人就有很多很多。所以我们观察一个人，要看他的言语。是他经常赞叹人肯定人，还是经常批评人、挑剔人。由此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德行的高低。

第三，有人说别人的过失，很可能是因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就是他误以为别人有过失，往往是指善为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以自己的眼光去看别人，就像我们都戴了一个有色眼镜去观察别人，所以很难做到客观公正。我们戴了一个黄色的眼镜，看到谁都是黄色的；我们戴上一个黑色的眼镜，看谁都是黑色的。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眼光，或者我们自己的德行是有问题的。人都是依照自己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原则去看别人，所以往往会误解他人的善行。为什么会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句话？这是每一个人常常犯的过失。因为我们都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所以在这个世间做善事比较难。为什么做善事难？因为人做事普遍都是不为名就是为利，不是贪财，就是贪名利。你说有一个人做事不为名、不为利，他怎么可能相信？这和他的经验、他的经历、他的认知是不相符合的，所以他会误解你，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做善事比较难，因为人自私自利的风气比较普遍。甚至你自私自利的行为比较能够得到接受，但是你不自私自利，要纯粹地做善事，没有企图的时候，往往会被那些有私心的人误以为有目的。古人说“善人常得谤，善事常易败。流俗众，仁者希。”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判断别人，是不是判断的公允、判断的客观，纯粹在于我们自己的心，是清净还是不清净，是刻薄还是平和。所以善人经常被误解，做善事也经常不能顺利推行，原因很简单，就是社会似乎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势，那就是“人不为（wèi）己，天诛地灭。”当然这个说法是被我们现代人误读的。这句话是“人不为（wéi）己，天诛地灭”。这个人，不修为自己，人活着不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境界，才会遭到天诛地灭。我们现在人都误解为人不自私自利就会天诛地灭。哪有这样的事？你看孔老夫子一生不为自己，虽然在当世的时候不为人所知、不为人所用。但是他培养的弟子三千多个，七十二个贤人。在他的影响下，中华民族代代都有贤人出现，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孔老夫子的后人一直承传到今天，也是代代都有贤人出现。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很多的皇帝，但是我们不是能够记住每一个人的名字，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孔老夫子的。当然这样说也有绝对的，现在人文化水平不像过去那样了，过去家家户户，无论是读书的，不读书的都要知道孔子，知道至圣先师。但是现在有人不知道孔子也是可能的了。现在人之所以不能够做到坦坦荡荡，无论贫富贵贱，都是身心不安。就是因为社会上流行的一些错误的价值观，但是这些价值观还很普遍。所以怎么样呢？人都是想着自己的利害得失，结果就是“小人长戚戚”。小人为什么长戚戚？小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件事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应该从中得到什么利益，我有什么损失，念念想的都是自我的利益。一个人为了自己利益的满足，往往就会和别人竞争，竞争再向上提升就是变成了斗争，结果，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现象就出现了。竞争还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利益，那就变成了战争。所以英国著名的历史哲学家汤恩比先生在系统地考察了各个国家的文明历史的基础上提出，能够真正解决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的，只有中国的传统文化，他是从文化学的角度提出的，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现在有一些专家也特别提倡学习汤恩比先生的几本书。比如《在未来中生存》、《未来属于中国》、《汤恩比的中国观》等等。这些书对我们树立文化自信、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古人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观人无数，观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名师指路不如自己开悟。”如果自己的心还没有达到水平如镜，波澜不兴的程度，我们还是用自己的知见心态、道德境界来观察万物，往往会出现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这种过失。把人、事、物给看错了。所以要看人看得准，根本的原因还要修自己的清净心，要修自己的心地清净。

“尔自谓有余，予谓尔不足，敬思以明德，备乃祸难。难至而悔，悔将安及。”“有余”是宽裕之貌，“不足”是讲不足于道义，就是缺乏道义，“以”就是“用”；“乃”就是“你”。“您自认为自己德行宽裕，我却认为您缺乏道义。您应当恭敬反思，以彰明美德，以防备您的祸患和灾难。待到灾难到来才后悔，后悔又怎能来得及呢？”芮良夫的这一篇劝谏确实出于忠心一片，但是厉王并没有听进忠臣的劝谏，结果百姓不堪忍受他的虐政。三年之后，民众联合起来反叛，袭击周厉王。结果，周厉王逃到了“彘”这个地方。这个就是《周书》的内容。

我们今天把《群书治要•周书》讲圆满了。不足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