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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治要•周书》上集

刘余莉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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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治要•周书》上集
2020-07-05

诸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开始学习《群书治要•周书》。《周书》又名《逸周书》,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历史文献汇编。《逸周书》之名最早见于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用以与《周书》,也就是《尚书》中的《周书》相区别。《汉书•艺文志》将这部书列于《六艺略》之《尚书》诸家之后。由此可见它的地位很重要。刘向认为,《周书》是“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后世据此认为《逸周书》,是孔子删定《尚书》后所剩余的篇目,故称为《逸书》。

刘知几于《史通》中说《周书》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终灵、景” 。现在的《周书》,全书一共十卷,正文七十篇。其中十一篇有目无文,所以文存五十九篇。记载了自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成王、康王、穆王、厉王,一直到灵王、景王之时的事迹。在现存的五十九篇文章中有四十二篇,是有晋朝五经博士孔晁注,篇名均缀“解”字,还有《序》一篇,是讲述各篇写作的缘由。

魏征从《逸周书》的《文传解》、《官人》、《芮良夫解》三篇中节录了部分内容,编入《群书治要》。《文传解》主要是提醒执政者要重视救济灾荒,储备粮食。《官人》篇提出“观诚”的十一条标准,以及“选贤”的十三条考核方法。《芮良夫解》主要告诫执政者为人父母如何用贤。

我们看《文传解》,这里边节取了一段经文:“天有四殃,水、旱、饥、荒,其至无时。非物积聚,何以备之?夏箴曰:小人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有也;大夫无兼年之食,遇天饥,臣妾与马非其有也;国无兼年之食,遇天饥,百姓非其百姓也。戒之哉!不思,祸咎无日矣。明开塞禁舍者,其取天下如化;不明开塞禁舍者,其失天下如化。兵强胜人,人强胜天。能制其有者,能制人之有,不能制其有者,人制之。令行禁止,王之始也。”

那我们一句一句来学习。“天有四殃,水、旱、饥、荒,其至无时,非物积聚,何以备之”。这个饥荒,在《尔雅•释天》中解释:谷不熟为饥,蔬不熟为馑,果不熟为荒。“无时”就是俄而至,不能预测。“积聚”就是积累、聚集,积财用,聚谷蔬。

天降的灾害有四种:水灾、旱灾、五谷不熟、蔬果歉收。其发生没有定时,若不积蓄财用、储备粮食,那么用什么来防备他们呢?民以食为天,所以治理国家,要保证粮食充足。就要重视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注重财粮的储备。特别是在水、旱、饥、荒等自然灾害到来的时候。如果没有粮食储备,人心不稳,社会动荡不安,甚至会发生动乱。特别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降临,让人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粮食充足对人民生活和国家安定的重要性。

人们平时所热衷而且不惜高价收藏的金银珠宝首饰、奢侈品工艺品、古玩字画等等,到了关键时候,是饥不能充,饿了的时候不能充饥,寒不可取暖,甚至都可舍弃不要,也并不影响人的正常生活。但是人一天也不能缺乏的就是粮食、蔬菜。

应该说中国在防控疫情过程中,没有出现西方国家所出现的过分抢购的现象,乃至于社会动荡,与中国人所具有的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传统智慧密不可分。这也是提醒我们:平时就要重视粮食等物资的储备,保证粮食等物资充足。这样即使遇到突发事件,也能够稳定民心。

在《荀子•富国》篇中就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怎么样才能够使国家富足呢?那就是通过节俭用度使人民充裕,有了多余的财粮就积蓄起来。这样才有足够的粮食、物资储备来应对凶荒、战争、瘟疫等突发事件。

“夏箴曰:小人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有也;大夫无兼年之食,遇天饥,臣妾舆马非其有也;国无兼年之食,遇天饥,百姓非其百姓也。戒之哉。不思,祸咎无日矣”。兼年就是两年。臣妾,这里边是指奴仆。“舆马”是指车马。《夏箴》中说,平民百姓没有足够吃两年的粮食,遇到天灾饥荒,妻子儿女都会离去;大夫没有足够吃两年的粮食,遇到天灾、饥荒,奴仆和车马就不为其所有了;国家没有足够吃两年的粮食,遇到天灾造成的饥荒,天下百姓也就会流亡,不再是自己的百姓了。一定要引起警戒。如果不把这些牢记于心,灾祸的降临就为时不远了。

这说明无论是平民百姓、大夫还是国家都要储藏至少足够吃两年的粮食。否则就是家不成家、国不成国。怎么样才能有足够的粮食储备呢?那就是必须重视农业生产。重视农业这个根本。所以中国传统社会把农业称为本业,把商业称为末业,是有很深刻的道理在其中的。

我们从历史上看,汉文帝即位之后,他一直就想着让百姓过安居乐业的生活。但是由于当时战国的动乱影响了汉初的发展,整个社会背离了以农为本的方针。很多人都弃农从商,这个时候贾谊就向汉文帝上书“管子曾经说过‘仓廪的粮食充足了,人们才懂得讲求礼节。’如果人们吃不饱,穿不暖,衣食不足,还想使国家得到治理的,从古至今还都没有听说过。”古人曾经说过:一个农夫不耕作,就有人会挨饿;一个织女不织布,就会有人受冻。万物的生长都是有时节的。若使用起来没有节制,物资势必会用尽。古代治理天下达到非常细致周详的地步,所以国家有足够的积蓄可以依靠。

贾谊还说“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如今,人们都背离了农业而趋向商业,不劳而食的人越来越多,这是天下的大害。奢侈浪费的风气日益严重,这是国家的大祸。所以他特意上书给汉文帝,希望汉文帝能够改变这样的局势。放弃了农业而争相从事商业,为什么这么值得人忧虑呢?

第一, 它会导致天下的财产缺乏,甚至导致全球的环境危机。贾谊说,人民弃农从商的结果导致“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哉。”“生之者甚少”,就是生产的人,特别是生产粮食的人、亲自耕种粮食的人越来越少。“而靡之者甚多”,浪费的人、不参与生产的人不劳而食的人越来越多。奢侈浪费的风气也越来越严重,那么天下的财产怎么会不枯竭呢?

环境危机的根本就是人们过分膨胀的欲望和地球的有限资源之间构成了矛盾。所以奢侈浪费最后导致的也是环境危机和资源危机。

第二就是会导致衣食储备不足,无法应对突发事件。贾谊接着说,世上有荒年和丰年。这是自然运行变化的规律。即使是在夏禹、商汤的时候也都遭逢过。如果不幸遇到方圆二、三千里的旱灾,国家拿什么来救济百姓呢?如果边境突然发生紧急的军情,几十万的兵众国家拿什么来供给?战争、旱灾接踵而至,天下物资匮乏,有勇力的人就会聚众蛮横打劫。进而发动徒众争相起事,到了这个时候才惊慌失措地设法应对,还能来得及吗?所以储藏粮食等物资是天下的大事。如果粮食多而财资充裕,做什么事不成功呢?

“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凭借着这些条件,攻城能够成功,守城也能稳固,作战能够战胜,以此怀柔敌方,使远方之人前来归附,还有什么人招之不来呢?如今应该让百姓回归农业,着力于国之根本,让天下的人各食其力,使从事工商业和四处谋生的人转行来从事农业,那么积蓄就会充足,百姓也就能够安居乐业了。

汉文帝被贾谊的谏言所打动,他开始设置天子的责任田,并且亲自耕种,以勉励百姓回归农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富有”的观念,就是衣食无缺。有足够的衣食储备来防备天灾人祸就可以了,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奢侈无度、挥霍浪费的生活。

我们在前面讲《礼记》的时候也讲过,《礼记》中说,“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九年的粮食储备,是不富足;没有六年的粮食储备,叫危急;如果连三年的粮食储备都没有,国家就不称其为国家了。

《礼记》中还说,如果耕种三年,确保储备一年的粮食;耕种九年,确保储存三年的粮食。倘若三十年一以贯之,即使遇到凶年和水旱之灾,民众也不致挨饿。没有了后顾之忧,天子每天用餐的时候就可以奏乐了。

第三就是会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深。

在《群书治要•汉书二》中记载,晁错也曾经上书汉文帝,说:“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百姓就在于君主用什么方法来管理。他们趋从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并不在乎流去的方向。珠玉、金银,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然而大家都认为它贵重,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上层的人喜欢用。结果上行而下效,底层的人就会效仿上层的人,争相去抢购。

崔寔《政论》中也说,世间奢侈的风气越来越重,人们所穿的服饰都违背礼制,没有实用价值的器具越来越昂贵。比如古玩、字画、奢侈品,甚至一块石头等等。这些东西越来越贵,而农业这个本业却越来越低贱。务农的人、种桑的人很勤苦,收入却都很微薄。从事工商业的人很安逸,收入和利润却丰厚百倍。这就导致农民都放下了锄头去雕花刻镂,织女也放下了织机去学习刺绣。如此一来,耕种的人越来越少,从事末业(当时是商业),从事商业的人越来越多。虽然有荒地开垦,但是因为人们并没有把心思放在种地之上,没有尽心尽力地去耕种、收割,怎么会有丰收的年景呢? 财富都集聚在少数商家的手里,百姓穷困,很多人沦为奸寇、盗贼。国家的仓库越来越空虚,监狱却人满为患。一旦年景不好,五谷不丰。受饥挨饿、流亡过世的人就数不胜数,从上到下都很穷匮,也没有办法做到互相接济。

“国以民为根,民以谷为命,命尽则根拔,根拔则本颠”。国家都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命根,粮食没有人去耕种,百姓不能够保命,国家的根本当然就削弱了。整个国家就会陷入危难,这是国家最大的忧患。古人提出,“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贤明的君主都是把五谷看得很重,把农业看成是立国之本,而不是看重金银珠宝”。

晁错还通过农民与工商业者生活的对比,说明其中的道理。他说,“现在的农夫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砍伐薪柴,非常辛苦,还要服徭役。春天不能避开风尘,夏天不能避开暑热,秋天不能避开阴雨,冬天不能避开寒冻。一年四季没有一日可以休息,私下里还有送往迎来、吊问死者、探问疾病,养育孤儿,抚育子孙等事,其中包含了多少的辛苦。另外,自然灾害、暴虐的政治、赋敛的不适时、朝令夕改等等,也都会加到他们的身上。农民所拥有的东西,可能因为市场上太多了,就不得不半价出售。而自己所缺乏的东西,可能要用两倍的代价来获取。结果很多人卖了田地、住宅,儿孙,来偿还债务,这就是农夫的生活。

与此相对,商贾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大的商人积储了很多东西,价格高的时候可以加倍地获取利润;小的商人在摊上贩卖,手里有一些别人没有的货物,每天在市场上游荡。趁着上面征敛急迫的时候,把这些东西卖出去,得到加倍的利润。这些商人,男的不用亲自去耕种,女的不用亲自去养蚕织布,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山珍海味。他们没有农夫辛苦,土地生产出来的东西却被他们所享用。因为家产丰厚,他们还结交了很多王公大臣,他们的势力甚至可以超过官吏。他们到很远的地方游逛,冠盖相望,不绝于路,这就导致商人剥削农夫,农夫流离失所。而一旦农民吃不饱饭,穿不暖衣,就可能作奸犯科。

从这里我们看,古人思考问题是很深远的,能够考虑到根本,而不是就事论事。农民付出多、收入少;工商业付出少,收入却很丰厚,导致了贫富差距加大。贫穷的人就会做奸邪之事,富裕的人就会做放纵、奢侈之事,作奸犯科的事情就越来越多。一旦人们养成奢侈、放纵、浪费的习惯,国家的资源就会越来越枯竭,导致资源危机和环境危机。如果国家再不重视农业的话,会使农民都弃农从商,亲自耕田的人越来越少,人们的衣食都得不到保证。遇到灾荒的时候,国家就没有办法接济百姓,也应对不了突发事件。

这些都是讲不重视粮食储备、不重视农业生产导致的社会问题。所以说“戒之哉!不思,祸咎无日矣”。一定要引起警戒啊!如果不把这些牢记在心,灾祸的降临就为时不远了!

“明开塞禁舍者,其取天下如化;不明开塞禁舍者,其失天下如化”。“开塞禁舍”,这是四个字。“开”就是开其源,“塞”就是塞其流,“禁”就是裁其太过——对过分的、太奢侈的,要裁减其用度。“舍”就是施舍,就是补其所不足的意思。“开源”就是要开辟财源,“塞其流”就是节度支出,“禁”就是裁减过分的用度。“舍”就是施舍,补其不足。

《大学》中说,“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怎么样增长财富呢?古人早就告诉我们了,增长财富有大道可循:就是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创造的疾速;使用的舒缓;节约不浪费,财物就能长久保持富足。这里还讲到要裁减过度的,施舍、弥补不足的,这也符合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规律。

中国古人强调重视农业,并把农业视为本业,以及士农工商来排序,实际上都是按照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规律来治国理政。对于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不能够简单地批判。

在《群书治要ㆍ晏子》中记载,齐景公就问晏子:“我想使人民富足,这个事情困难吗?”晏子回答说:“这很容易。为什么容易呢?只要君主能够节制贪欲,人民自然就会富足起来了。”财富的保持不能仅仅依靠不断地去创造收入,如果只知开源,不知节流,那无论多么丰厚的物资财用,也总有消耗殆尽的一天。

为君者要节制用度,裁减过分的花销。这也是为什么必须提倡节俭,反对奢靡之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领导者、在位者率先节俭,以奢靡为耻,天下百姓才不会过分奢侈浪费,也会以节俭为荣。如此一来,节流之风畅行,即使收入有限,但是百姓也依然能够日益富足。

懂得开源、塞流、裁减过度、弥补不足的人,取得天下就像自然化育一样迅速;不懂得开源、塞流、裁减过度、弥补不足的人,失去天下也如自然变化一样迅速。

“兵强胜人,人强胜天”。“人强胜天”,这个“天”就是胜有天命,意思是说人力可以回天意。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人定胜天”。很多人把这个“定”解释为“一定”,认为人一定能够战胜天。实际上这个“定”是人定下来,可以超越天命、超越定数,这就是人改造命运的方法。

“人强胜天”这个“强”,强在哪里呢?强在道德。一个人自强不息,不懈地努力,“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不断地改恶修善、积功累德,就能够改造命运,超越天命的定数。所以中国古人,他不宣扬宿命论。中国的传统文化主流,它不讲宿命论:认为人生下来命运是一定的,是不能改变的。而是说:“命自我作、福自己求。”它也承认有命,但是这个命是可以改造的。怎么改造呢?你看《了凡四训》就知道了:通过改恶、断恶,然后修善、积功累德,这样就可以改造命运。所以“人强胜天”的意思就是胜有天命,人力通过不懈地、自强不息地积功累德就可以改造命运,超越天命的定数。“兵强胜人”就是兵力强大就能够战胜敌人,人依靠自己的德能也能够改变命运。

“能制其有者,能制人之有,不能制其有者,人制之。”“能制其有者,能制人之有”,在陈逢衡《逸周书补注》中,他这样解释:“谓我有土地而我自辟之,我有人民而我自植之,我有庶物而我自蕃息之,则天下之有皆其有矣,言能大一统也。”意思是说:“我有土地,我自己能够开辟;我有万物,我可以使之繁衍生息,那么天下的万物都尽归我所有,因而能够实现大一统。”

《大学》中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一个人能够齐家,才能够进而治国、平天下。为什么一个人能够齐家呢?说明他修身有成,仁、义、礼、智都具备,所以能够治国、平天下。所以说能够把握自己眼前所拥有的,才有能力去掌握别人所拥有的。不能把握好自己所拥有的人,就会受制于人。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自己的修身没有成就,所以家齐不了,自己所拥有的也不能够把握,还可能失去。

“令行禁止,王之始也。”有令即行,有禁即止,这是称王的开始。为什么能够做到“令行禁止”呢?一定是在位者起到了“君亲师”的责任。“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所以他能够感化属下、感化百姓,当然最重要的是教导百姓。

《弟子规》开篇“入则孝”,就有四句话: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现在的父母对孩子不能说不爱,但是“爱之不以道,适足以害之也。”没有用正确的伦理道德去引导、教育孩子,结果恰恰把这个慈爱变成了溺爱,所以这个“溺”字写得很有味道,是一个“氵”加一个“弱”字,告诉我们什么叫溺爱呢?就是你把这个孩子爱得肩不能担、手不能提、他的身体能力都很弱了。上一个学书包还要有人给代劳,也没有任何承受挫折的能力,遇到一点点挫折就一哭、二闹、三上吊,这不就是溺爱的结果吗?而且你叫他的时候,他也带搭不理、听如未听、闻如未闻,哪里能够做到“父母呼,应勿缓”呢?是父母呼,带搭不理,“父母命”也不会“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现在的孩子,你是教他一句,一言九“顶”,他会顶你九句、十句。“父母责,须顺承”,你责备他,他做错了事,他还会给你来唱对台戏,这样的话就没有做到“君亲师”,所以就做不到“令行禁止”。能够使百姓做到有令即行,有禁即止,这才是称王的开端。

下面我们看《官人》篇。官人,就是选取人才并给予适当的官职。《尚书》中说:“知人则哲,能官人。”知人善任,这样的人是有智慧的人。孙星衍在《注疏》中说,“知人则能器使。”知人才能善任,使人尽其才。这一篇就是周公告成王“观诚”之法,提出了观察人才的十一条行为标准和十三条考核方法。对于管理者、领导者如何识人、任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们把这段看一下,“富贵者,观其有礼施;贫穷者,观其有德守;嬖宠者,观其不骄奢;隐约者,观其不慑惧;其少者,观其恭敬好学而能悌;其壮者,观其廉洁务行而胜其私;其老者,观其思慎,强其所不足而不逾。父子之间,观其慈孝;兄弟之间,观其和友;君臣之间,观其忠惠;乡党之间,观其信诚;设之以谋,以观其智;示之以难,以观其勇; 烦之以事,以观其治;临之以利,以观其不贪;滥之以乐,以观其不荒。喜之,以观其轻;怒之,以观其重;醉之,以观其失;纵之,以观其常;远之,以观其不二;昵之,以观其不狎;复征其言,以观其精;曲省其行,以观其备。此之谓观诚。”观人要从很多方面来观察。

首先我们看“富贵者,观其有礼施”。这个“施”就是施舍、施予的意思。礼施就是有礼而能够施惠。富贵之人看什么呢?看他是否举止有礼而好施惠。富贵者有礼而又能施惠,就会因为他不骄慢、不吝啬而得到众人的支持。

在《说苑》中记载:周公代理天子之位七年,在这七年之间,他以拜师之礼去求见的人,有十个人;以朋友之礼去求见的人,有十二个;那些贫寒之士之中,可以优先见到周公的,有四十九人;周公所举荐的德才皆备的贤才,有上百人;教导的读书人,有上千人;而他给那些来朝拜的人,封予官位的,大大小小有上万人。试想,如果周公既骄傲又吝啬,那么天下真正的贤士就很少能够来朝拜的,即使有来的,也一定是贪图财位、尸位素餐之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中国古代的读书人都很清高。清高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古人有一句话说,“人到无求品自高。”一个人又不贪名,又不贪利,也不贪财,什么都不贪求,一无所求,可以说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自然就清高,显得品格高尚。一个人既不为财,又不为名利,他为什么还要出来做官、出仕拜相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报答知遇之恩,进而能够兼济天下。就像诸葛亮一样,他本来在南阳隐居,“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为什么还出来帮助刘备呢?就是因为刘备有求贤、礼贤之心,三顾茅庐去请诸葛亮出山。诸葛亮看到刘备的诚意,也看到他那种仁爱天下的存心,所以才出来帮助他。如果在位者没有这样礼贤的恭敬之心,读书人也不愿意出来做官。

在《群书治要•三略》中这样阐述:“有清白之志者,不可以爵禄得;有守节之志者,不可以威刑胁。”意思是说,如果这个人很清高,志向纯洁,那就不能够用高官厚禄来获得他;如果这个人坚守节操,很有志向,也不能靠威刑来胁迫他。就像文天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愿一死也不接受威刑胁迫。“故明君求臣,必视其所以为人者而致焉。”所以明智的君主求取臣子,一定要看这个人的志向,然后才以适当的方法来招致他。那怎么招致清白之士呢?“致清白之士,修齐礼”,对于那些很清高、道德纯洁的士人,领导者必须首先修明自己的礼义,要有礼敬之心。“致守节之士,修其道”,要想招致那些坚守节操的人,领导者自己就要修明道义,“而后士可致,而名可保”。这样,真正的贤士才会被招来,自己的名声也才可以保全。这也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周公所礼敬的是真正有道德学问的人,无论贫富贵贱,他都非常恭敬,甚至还以见师之礼去求见。他礼贤下士,为国家求贤若渴,表现了周公一片公心,一点私心都没有,这就是“富贵者,求其有礼施”。

除了观察他有礼之外,还要观察他是否喜好施舍。就像范仲淹,本来他是买了苏州的南园,想作为自己的住宅。但是听风水家说南园的风水非常的好,代代会出贤士,就是后代会非常的发达。结果怎么样了呢?他不是马上据为己有,希望自己代代儿孙都贤达。他马上就把这个南园捐了出来,作为培养读书人的场所,作为学堂,结果确实培养出很多贫穷的读书人,最后能够为官,为国家服务,结果自己也是代代都有贤才出现。

所以《大学》中说:“仁者以财发身。”有仁德之心的人,他有了财富之后,会把财富捐献出来,兴办教育、救济穷苦,结果不仅帮助了别人,也为自己赢得了好的名声、好的身份,受到大家的尊重,而且是越施越多。

你看新冠肺炎疫情来临了,很多企业家慷慨解囊、率先捐助,就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有钱了。就是越施越多,越多越施,这个就叫“仁者以财发身”。

“不仁者以身发财”,没有仁德之心的人,没有智慧的人,恰恰是相反的。他有了钱之后就开始竞奢斗富,过上了骄奢淫逸的生活。结果不仅会很快把钱败散掉,还给自己招致了身体不健康,甚至身份、名声遭受损害,这就是“不仁者以身发财”。他不惜用自己健康的身体,好的身份、地位、名声去发财,求取财富的增长。比如说有一些官员拿着自己的官位去营私舞弊、贪污受贿,结果败坏了自己的名声,锒铛入狱,这都是不明理所导致的。所以你观察富贵之人,看什么呢?就看这两点,是不是有礼又好施。

“贫穷者,观其有德守”

贫穷的人观察什么呢?“德守”就是以德自守,也有解释为操守。贫贱者能以德自守,就不会因为求晋升、求发财而辱没自身,凡所有的行动一定符合正道。所以贫穷之人,看他是否有德行操守。

就像范仲淹小的时候,家境非常贫寒。他在寺院里读书,每天煮一锅稀饭,把这锅稀饭分成四个格子.冬天天气冷了,稀饭就结成了冰,他每一顿饭只能是就着咸菜,吃其中两格子的饭。有一天他在寺院里读书,偶然发现了一坛金子。在常人看来,他生活俭朴、非常贫穷,这坛金子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但是范仲淹看到金子之后,他知道金子不属于自己,所以他马上又把它埋了回去。这件事是怎么被人发现的呢?后来他去参加科举,做了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很显达。这个时候,有一天,寺院的方丈要修建寺院,就来向他化缘。因为他以前在这个寺院读过书。这个时候范仲淹才告诉方丈,说:“其实你们寺院里就有足够的财宝”,接着就把埋金子的地方告诉了方丈。方丈回来一找,果然找到了。从这个故事就可以看到,范仲淹虽然家境贫寒,但是他能够以德自守、坚守节操,不义之财就不去获取。这样的人才是经得起考验的难得人才。

“嬖宠者,观其不骄奢”。

“嬖宠”,“为君爱曰嬖,承君恩曰宠。接人倨傲曰骄,用物汰侈曰奢”。就是为君所爱被称为“嬖”,“宠”就是承受君恩,所以经常说恩宠。什么叫骄呢?待人接物傲慢这个叫骄。什么叫“奢”呢?就是使用物品、物资太过于奢侈叫奢。备受恩宠之人怎么观察他呢?就是看他是否不骄不奢。

一个人很受领导的宠信,领导者很听信这位下属的话,就要看看下属有没有因此而骄慢,或者得意忘形;有没有借着这个机会谋取自己的名利,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还是领导越是信任他,他越是小心谨慎,抓住机会,成就自己的德行,彰显领导的恩惠。让实际行动告诉人们,领导的恩惠没有错误地施舍,没有看错人,而且还推展利民的政策。

孙叔敖在出任楚国令尹,也就是楚国的宰相的时候,全国的官吏、百姓全都来祝贺。但有一位老人却身穿粗衣,戴着白帽来向他吊唁。一个人遇到这种情况,自己正在势头上,大家都对他非常的赞叹的时候,居然有一个人穿着粗布的衣服,带着白帽子来向他吊唁,你说他会不会生气呢?孙叔敖不仅没有生气,而且很谦虚地问:“楚王不知道我德才不佳,以致使我忝居高位,受官民们的责骂。现在大家都来祝贺,只有您最后来吊唁,难道是有什么道理要讲给我听吗?”

老人说,“有。身已贵而骄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权者,君恶之;禄已厚而不知足者,患处之”。老人给他讲了三句话:身份显贵,但是对人傲慢的,百姓会离开他。像魏征大人在《谏太宗十思疏》中所讲到的“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如果一个人傲慢了,不仅人民百姓会离开他,即使是自己亲人也都会离他而去。职位很高而独揽大权的,国君会厌恶他;俸禄已经优厚却不知满足的,灾祸会跟随他。

孙叔敖听了之后非常受教,他再次向老人行礼,说道:“恭敬地接受您的教诲,我还希望听到更多的教诲。”孙叔敖确实非常地有智慧,老人看他愿意受教,就又说了一句话,“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禄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谨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怎么样才能保持自己的高官厚禄呢?爵位很高,爵位越高,但是心态是越来越谦恭;官越做越大,但是内心却越来越小心,心益小,谨小慎微;俸禄丰厚,就要更加谨慎,不敢妄取。如果你谨慎地坚守这三条,就能治理好楚国了,给了他三句箴言。

爵位越高,地位越高,越要谦虚。因为爵位越高,代表越受君主的信任、恩宠,同时责任越大、担子愈重。如果不谦恭谨慎,就会失去人心,没有助缘,自己做什么也很难成功。所以官愈大愈要谨慎。得的俸禄越来越丰厚,就要更加珍惜,不能愈加贪婪,甚至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否则一旦锒铛入狱,所有的官位、俸禄也就一同失去了。古代的皇帝、大臣都能够学习这些教诲,所以为人处世特别的小心谨慎、谦恭有礼。

“隐约者,观其不慑惧”。

什么是隐约者呢?就是身微不得志的人。潘振他这样解释,“隐,穷也;约,少也;慑,失气也;惧,无守貌”。总之就是身贫贱不得志,这样的人看他什么呢?看他是否不失气,不畏惧。

孔子的弟子子路,穿着破棉袄,但是和那些穿着裘皮大衣、狐皮大衣的人站在一起,也没有感到不好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他有内在的自信,有内在的道德学问,所以不依靠外在的东西来证明自己。所以孔子说,“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

我们想一想,自己如果穿着破棉袄,穿的比较旧的衣服,到一个特别富贵的,像五星级的宾馆或者是商场里去走一圈,您看您感觉什么样子呢?是不是觉得怕别人瞧不起自己啊?这就说明自己的内心不够强大,没有足够的自信。我们发现越是暴发户,越喜欢用外在的名牌装饰自己。为什么呢?因为生怕别人说他没有文化,所以必须靠这些外在的东西来显示自己,证明自己。

“其少者,观其恭敬好学而能弟”。年少之人看他什么呢?看他是否恭敬好学而敬顺兄长。“弟”就是同“悌”,对待兄弟友善。年少之人,观察他是否有恭敬心、好学上进、敬顺兄长。就像曾国藩,他观察一家的子弟有没有发展前途,就观察三件事。哪三件事呢?第一,早晨几点钟起床;第二,是不是自己的家事自己做;第三是不是读圣贤书。“几点钟起床”也是看他是不是有恭敬心。敬时,珍惜时间;敬事,自己的家事自己做。是不是读圣贤书,这个也是尊敬圣贤、尊敬经典、好学上进。年少的人还要看他是不是敬顺兄长,有恭敬心。

“其壮者,观其洁廉务行而胜其私”。“胜私”就是克己。壮年人正是为国家出力之时,受到国家的重用,担任一定的职务,拥有一定的权位。所以这个时候要观察他是否廉洁有守、克己奉公;还是以权谋私、滥用职权。所以年壮之人看他是否廉洁务实而能克制私欲。

清廉是被古人视为修身、慎行的基本要求,特别是对于官吏而言。清代在河南仪封,也就是现在的兰考,有一名进士,名叫张伯行,在康熙朝做了江苏巡抚。他为政清廉,为了禁止人们向他送礼行贿,就发布了一道檄文。檄文上这样写道:“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若不义之财,此物何来?“

所以古代的为官者,对自己的要求非常的严格。在取与不取之间,既表现出对百姓的态度和利害,也体现出自己为人的名节与价值。这篇檄文既简洁又深刻,可以说做人的金玉良言,为官的金墙铁柜。这位巡抚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被公认为“江南第一清官”。

所以,清廉关系到官员的道德操守。一个人能否守身如玉,不为物惑,不为利诱,关键就在于能否克制私欲、戒贪拒贿,做到“穷不易节,达不失廉”。行贿为什么能够得逞呢?就是看到人人皆有所好,所以是抓住了人的贪欲,不是贪财,就是贪色;不是贪名,就是贪利,总有一个放不下。所以徐元瑞在《史学指南•吏员三尚》中这样讲到:什么叫尚廉呢?“尚廉,谓甘心淡薄,绝意纷华,不纳苞苴,不受贿赂,门无请谒,身远嫌疑,饮食宴会,稍以非义,皆谢却知”。

要崇尚廉洁,就要做到“甘心淡泊”,淡泊以明志。“绝意纷华”也就是要避免玩物丧志,不能过分奢侈。“不纳苞苴”“ 苞苴”,古人借指礼物,不收受馈赠的礼品。不受贿赂,则门无请谒,身远嫌疑,避免非义,这些才是为官廉洁的表现。

“其老者,观其思慎,强其所不足而不逾”,观察年老之人,看他是否思维慎密,并且努力弥补自己的不足而不逾越。这个“逾”。是和“踰越”这个“踰”是相通的。这个“不逾”就是《论语》中所说的“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的意思。就是在大的节操上,大的德行方面不逾越。在小的德行方面有一些出入是可以的。

“父子之间,观其慈孝;兄弟之间,观其和友;君臣之间,观其忠惠;乡党之间,观其信诚”。父子、兄弟、君臣,这被称为“人之大伦”,人生最重要的三种伦理关系,这三种伦理关系都能处理好,才可以为人。而人能够取信于乡党,那么大呢?天下国家也都可以托付。父子之间看他们是否慈爱或孝敬;兄弟之间看他们是否和睦友爱;君臣之间看是否仁爱或忠心;乡党之间看他们是否诚实守信。

在《吕氏春秋》中也记载:“论人必以六戚四隐。何谓六戚?父母兄弟妻子。”衡量一个人,考察一个人。还要依靠父、母、兄、弟、妻、子这六种非常亲密的亲属关系。也就是说,你要对一个人委以重任的时候,首先要向他父母了解,这个儿子对父母够不够孝敬,如果这个儿子在家不能孝敬父母,对父母没有恭敬心,父母对他都不满意。那么他对外、对领导也肯定不能尽忠。为什么呢?因为古人说“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他对父母不恭敬,对领导很恭敬,那一定是因为领导掌管着他的前途命运,对他来说,领导是对他有利益的人,所以他是有利害之心为人处世、待人接物,而不是以恩义、情义、道义的原则为人处世、待人接物。其次,你还要向他的兄弟了解一下,看他能不能够尊敬兄长,帮助弟弟妹妹。如果一个人连自己最亲近的兄弟姐妹都不能够给予帮助,那他对朋友也好不到哪儿去。最后还要问一问他最亲近的妻子儿女,因为这些人整日和他生活在一起,对他的生活习惯、毛病、习气、缺点是最了解的。

我们学了传统文化的人,经常说“家人难度”。说家人最难感化。什么原因呢?原因很简单,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让家人真正地信服、心服口服、心悦诚服。还没有做得让他们感动,让他们佩服的事,而且自己的毛病、习气在亲人面前袒露无疑。我们在外边还可以装模作样,别人也考察不了那么精微,但是在亲人面前,所有的习气都暴露出来了。所以能不能感动自己最亲近的人,这是考察我们修养功夫的一个重要的标准。从这些我们也看出古人用人非常地谨慎,而且也非常有智慧。要首先通过六种最亲密的亲属关系来考察一个人。

何谓“四隐”呢?“四隐”就是“交友、故旧、邑里、门廊”。“四隐”就是四种隐恶扬善,可以信任的关系。第一就是“交友”,他现在所交的朋友。第二“故旧”,就是他以前所结交的朋友。第三“邑里”,就是他的同乡、邻居等等。第四“门廊”,就是他的亲信。通过这四种人就可以对他的过去、现在都了解的清清楚楚。

“设之以谋,以观其智;示之以难,以观其勇”。后边是讲考察一个人有十三种考核的方法。考察一个人,首先要陈设给他谋略,从而观察他的智慧;将困难摆在他的面前,从而考察他的勇气。也就是要把危难的情形告诉他,或者说告诉他这件事很困难,观察他是否勇敢,有没有勇气去担当。所以现在我们特别强调领导干部要有担当精神,不能够不担当、不作为。

在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北村有一位叫郑苏仙的人,他做梦来到了地府。看到阎王正在审查新到的人。这个时候,一个身着官服的人颇有气势地走进大殿。自称为官所到之处只喝百姓一杯水,一生无愧于天地鬼神。阎王笑道:“设立官制是为了治理国家、造福百姓。要说不收百姓钱财的就是好官,那么立一个木偶在公堂上,它连水都不喝一口,不是比你还廉洁吗?”这个人就辩解说:“我虽然没有什么功劳,但也无过。”阎王说:“你一生处处所求,不外乎是保全自己。审办案件时,你为了避嫌,不敢说话,岂非有负于民?办理百姓之事,你怕麻烦,没有上报朝廷,岂非有负于国?对于官员的政绩应该怎么看?无功便是过!”这个官员听了之后,似有所悟,锋芒顿减。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为官者“无功便是过”。由此可见,是否勇于担当,这也是从政者的基本素养,也是观人、选人时要考察的重要方面。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危难,领导干部是迎难而上、奋勇前进,在危难面前敢于担当,做防控疫情的逆行者,还是推诿逃避、溜之大吉,正是考验干部的试金石。习主席在北京调研指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重大考验面前,更能考察识别干部。对表现突出的,要给予表扬表彰,大胆使用;对作风飘浮、敷衍塞责、推诿扯皮的,要严肃问责。”

古人说:“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审举,审举在核真。”识别和评价一个干部不仅要看他怎么说,更要看他怎么做。不仅要看他平时的言行,更要看他关键时刻的表现。在危难面前的反应,最能展现一名干部的担当精神。所以习主席也多次强调“考察识别干部,功夫要下在平时,并注重重要关头、关键时刻。”所以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既是对领导干部素质和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也为了解、考察、发现优秀干部提供了重要时机。

习主席说:“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这场没有硝烟的阻击战中,一大批党员领导干部闻令而动,挺身而出,抢救生命不遗余力;守护健康不畏危难;防控疫情不避艰辛。有一批干部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表现突出,得以火线立功。这体现了国家在重大危难和考验中,选人识人的鲜明导向。就是通过重大危难,来选人识人。这可以说是“示之以难,以观其勇”的观人、用人方法在当代的继承与发展。

“烦人以事,以观其志”,劳烦他去处理各种事务,从而观察他的理事能力。他到底有没有办事能力;能不能把事情办好,不能光凭他表态,光看他的言语,而要让他去试着治理各种事务,担当一些工作。

在《新序》中记载,子路治理蒲县三年,孔子路过这个地方,刚进入蒲县的县境,他就说:“子路治理得不错啊,能够恭敬、诚信。”进入了城镇,他又说:“子路治理得不错啊,他能够尽忠职守,与民讲求信用,而且宽容对待百姓。”到了县衙,也就是办公的场所,孔子又说:“子路治理得不错啊,他能够明察秋毫以审断案件。”子贡听了之后,手执着马缰就问:“夫子还没有看见子路,就已经三次称叹子路治理得不错,理由是什么呢?可不可以讲给我听一听?”孔子说:“我刚进蒲县县境的时候,看到荒地都得以开垦,田野修治得很整齐,沟渠都挖得很深,这是因为他恭敬而诚实,所以民众才愿意尽心尽力地耕种田地。到了城镇,看到房屋的墙都筑得很高大,树木长得很茂盛,这是因为他对待民众忠信而宽厚,所以人民做事就不敢苟且。到了县衙,发现衙门非常清闲,这是因为他平时判案就能够明察审断,所以人民就不会轻易来申诉打扰。”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通过一个人所做的事,就可以观察出一个人的理事能力和恭敬心。因为做任何一件事,都可以从中看到做事者的态度,只要你仔细去观察,都可以观察得出来。比如说《弟子规》中说:“字不敬,心先病。”当我们的心不恭敬的时候,看一看自己所写的字就非常的潦草,别人认都认不清楚。有一位朋友曾经送给我一份明末清初的状元的考卷。这个状元叫赵秉忠,这个考卷的复制品。结果我们打开这个卷子一看,非常地惊叹。为什么呢?因为状元所写的考卷,全都是一笔一画的小楷字,非常整齐,没有丝毫潦草,就好像现在印刷体印出的字贴一样,大小匀称、整齐,一笔一划地非常清楚。对比现在博士生的考卷,你就知道,现在人的心浮气躁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相比较而言,我们就能够体会出古人的修养,他的心地确实非常的清净。

“临之以利,以观其不贪”。这个“利”,包括财力,名利、福利等等。比如好的生活、工作条件、环境、各种利益。古人告诉我们:“见利思义,见得思义”。看到利益获得现前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态度呢?首先想它符不符合道义,如果不符合道义,这个东西就不能够取。所以让他面临利益的诱惑,从而观察他是否贪婪,够不够廉洁。

“滥之以乐,以观其不荒”。这个“乐”就是指歌舞、音乐,其实也泛指声色犬马之类的诱惑。这个“荒”有解释为失,也有解释为过度、过分的意思。使他过度地欣赏歌舞乐曲,也就是让他过度地娱乐,从而观察他是否不迷失、不沉湎。

《尚书》中说,你观察一个人他以后有没有发展,就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弗亡。”对内兴起了迷恋女色之风,而且也很过度;对外喜欢游戏、打猎,也是没有节制;还喜欢饮酒;沉溺于靡靡之音;住的房屋又高又大,墙上雕梁画栋,雕刻着花纹,也是极尽奢侈。这怎么样呢?“有一于此,未或弗亡。”有一种在生活中出现了,那都没有不灭亡的。

“喜之,以观其轻”。让他欣喜,从而观察他是否轻佻。比如说对他说一些阿谀奉承、令人欢喜的话,赞叹他,看他是否因欣喜而轻浮。什么叫轻浮?你看一浮就飘飘然了,这样就失去了自知之明。

“怒之,以观其重”。使他发怒,从而观察他是否厚道、稳重。一个人为多大的事情发脾气,他的心量就有多大。所以你看刘宽,他的心宽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他穿好了朝服,带好了官帽,时间还早,就在那等待上朝。恰好有一个奴婢给他送一碗肉汤,热腾腾的,刘宽的夫人就想知道他的丈夫修养到底有多好,到底会不会发脾气,所以就让奴婢故意失手把热腾腾的肉羹全都撒在他的朝服上,结果这件事发生之后,刘宽不仅没有发脾气,反而很关心地问:“烫到你的手没有啊?”所以你看贤人君子他的反应,都不是考虑到“我”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你把“我的朝服”给弄脏了,而是考虑到对方有没有烫到手。孔子下朝了,知道家里失火了,马上就问:“伤人乎?”不问马,“伤到人没有啊?”他没有说:“我的马有没有伤到啊?”他的心不在自己身上,而是在对方身上。还有一次刘宽外出,遇到一个人丢了牛,他看到刘宽的牛,就觉得和自己的牛一模一样,最后他就认定刘宽的牛就是自己的。结果刘宽就跳下车,自己走回家去了,也没有生气。过了几天,这个丢牛的人找到了自己丢失的牛,又牵着牛上门去道歉。刘宽说:“天下长得一模一样的东西太多了,认错也是情有可原的,还需要道什么歉呢?”刘宽确实不会因为一点小事,甚至大事来发脾气,就是没有瞋心。

“醉之,以观其失”。使他喝醉,观察他是否失去恭慎的仪态。让他喝醉酒,观察他的行为有没有过失。很多领导干部,平时都是温文尔雅、恭敬有礼、说话慢条斯理、有条不紊。但是喝了几杯酒之后,就失去了领导的威仪,话也多了起来,不讲分寸了,甚至还吐了一地,嬉笑怒骂全都来了;平时不敢做的事,也借着酒疯敢做了,因而犯下了杀、盗、淫、妄种种过失。所以有人说戒酒最好的办法,就是喝酒的时候自己不要喝醉,看看别人喝醉的丑态,就知道自己喝醉酒之后是什么样的了,这样就很容易把酒戒掉。

“纵之,以观其常”。放纵他行事,从而观察他是否遵从惯常的行为准则。比如说有一些领导干部,经常被一些老板请去KTV、卡拉OK ,然后再去喝酒。喝酒之后还有很多的节目,在这些可以放松的场合,看看他是否能够守住自己的节操,遵从惯常的道德准则,不去做邪僻之事。当然,一般人没有这个定力,往往接受不了糖衣炮弹的考验。所以《弟子规》上教导我们:“斗闹场,绝勿近;邪僻事,绝勿问。”知道我们自己的修养功夫不够,所以对这些邪僻的、放纵的场合,要懂得远离,保持自己的清净心不受诱惑。当然,在考察一个人的时候,可以让他有放纵的机会,然后检验他。如果遇到放纵的机会就浸淫其中,不能自拔,说明这个人的定力、修养、功夫都还很差。很多领导干部就是在欢乐场中慢慢地放纵,走向了邪僻,养成了一些不良的习气而不知不觉,结果习惯成自然。这些不好的习气一旦染上,想改、想纠正就非常的困难了,比如说贪色、贪赌、贪酒等等都是如此。

“远之,以观其不贰”。就是疏远他,从而观察他是否忠贞不二。疏远一个人,他可能会心生怨恨,而失去忠诚。如果你疏远他,他还对你忠贞不二,这个才是值得信任的。

“昵之,以观其不狎”。“昵”就是亲的意思,“狎”就是亲近而不庄重、违背礼。也就是你亲昵他,从而观察他是否轻浮失礼。

孔子他说,小人有一些特征。什么特征呢?“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你对他太亲近了,他就不恭顺、不恭敬,失去了礼,就不庄重了;离他太远了,他又心怀怨恨,这个就是小人的特点。

“复征其言,以观其精”。“征”就是征求、征询的意思。反复地征询他的言论,从而考察他的学问是否精深。

“曲省其行,以观其备”。“曲”就是委曲。“备”就是具也,完备的意思。委曲地省察他的行为,从而观察他的德行是否完备。就是方方面面在隐微、委曲之处观察他的行为,你才能知道他的德行到底如何。

把以上这些都做到了,才能够彻底了解一个人,这个就叫“观诚”。我们今天的课就学习到这里,我们下次再继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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