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起學習《〈群書治要〉與政德修養》。我們知道《群書治要》這一部書，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時候，派魏徵、褚亮、蕭德言、虞世南等大臣，把唐朝以前“經、史、子”之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精髓概括出來，這一部書奠定了唐朝貞觀盛世的思想理論基礎。我們知道在十九屆四中全會之後，大家都在談論“中國之治”。“中國之治”到底是什麼樣的境界？實現中國之治需要具備哪些條件？中國之治與政德修養又有什麼樣的關係？在接下來的時間裡，我們就和大家探討一下這三個問題。
首先我們看第一個問題，從《群書治要》看“中國之治”的境界。從歷史上看，“中國之治”所能夠達到的境界是超越“不敢欺、不能欺之”上的“不忍欺”的境界。這在《群書治要·史記》中有所記載，在鄭國的子產治理鄭國的時候，他設計了嚴苛的法制、監督機制。結果，老百姓不能夠欺騙他，他達到了“不能欺”的境界。西門豹在治理鄴縣的時候，他做鄴縣的地方官，他把法律設計得很嚴苛，就是老百姓一觸犯法律，就給以嚴懲，結果老百姓被嚇得戰戰兢兢，沒有人敢欺騙他。但是孔老夫子的弟子子賤在治理單父的時候，他起到了“君、親、師”的作用，把孔子“仁、義、忠、恕”的理念運用到管理之中，結果達到了“不忍欺”的境界，也就是老百姓不忍心欺騙他。
子賤有一個同學叫巫馬期，很想瞭解子賤治理單父到底有多好，於是他趁著夜色就去微服私訪，看到有一個人在夜色下捕魚，但是奇怪的事是，他把捕上的魚看了一看，又放回到河裡去了。巫馬期覺得奇怪就去問。這個人怎麼回答呢？他說：“我們的長官子賤告訴我們，不要去捕撈那些還在生長中的小魚，而我剛才所捕上來的，恰恰是那些還在生長中的小魚，所以我又把它給放回到河裡了。”巫馬期看了之後非常感慨，回來向孔子稟告，說：“子賤治理單父能夠達到即使在無人監管的情況下，也像有嚴刑峻法就在身邊一樣，不知道他是怎麼達到這種境界的。”孔子說：“子賤曾經說過，一個人對自己身邊的人有至誠恭敬之心，這個影響，自然會影響到遠方。他就是把這種方法運用到管理之中了。所以子賤能夠達到不忍欺的境界。”即使他在與不在，老百姓對他依然是像他在的時候是一樣的，不忍心欺騙他。這就是中國式治理的最高的境界。
唐太宗李世民的時候，他在貞觀六年的時候，命令把390位被判處死刑的犯人，放回家去處理後事。第二年秋天的時候，再回來接受死刑的判決。結果怎麼樣呢？這390位被判處死刑的犯人，居然沒有一個人逃跑，都按時回到朝堂接受死刑的判決。也就是說在唐朝的時候，即使是死刑犯都講誠信。這是怎麼達到的呢？其實很簡單，就是把“君仁臣忠”的理念運用到管理之中。
這就是《孟子》上所說的，他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就是領導者，“臣”就是被領導者，也包括人民。如果領導者把被領導者，當成是手足一樣加以關愛，你發現被領導者怎麼回饋你的呢？他會對你加倍地回饋，把你視為心腹一樣，更加關愛。相反，“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就像有的領導者，把被領導者呼來喚去的，不把他當人來看，對人格也不尊重。下了班，被領導者在超市遇到了領導，都是一低頭、裝沒看見就過去了，把他看成是一般的陌生人，沒有太多的親密。更有甚者，“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如果領導者把被領導者，視為泥土和小草一樣的低賤不值錢，可以隨意地踐踏，被領導者說起領導的時候，就像讎敵一樣加以痛恨。可見，被領導者之所以對領導者有不同的態度，都取決於領導者對被領導者的態度。
中國式管理就是要求一個好的領導者，同時具備三個職能，那就是“做作之君、做作之親、做作之師”（參考《圖書編輯校對實用手冊》規定：“首字是zuo的動賓詞組,全用‘做’）。既當他的領導，率領他、管理他，又要當他的父母、親人，像關愛兒女一樣去關愛屬下。當然，現在的兒女對父母也不聽話了，什麼原因呢？因為還有一個職能沒有做好，那就是“做作之師”，就是要教導屬下，怎麼樣做好一個屬下，怎麼樣盡到五倫關係。所以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的關係是一體的關係，互相感恩、團結合作、密不可分。而不是像西方人認為的，是互相對立、互相矛盾、互相衝突的關係。
為什麼在歷史上，中國人沒有提出人權的概念呢？很簡單，沒有必要。因為領導者把被領導者的權利已經維護的很好了，他自己想到的，領導者想到了，他自己沒有想到的，領導者也都想到了。他對領導者是感恩戴德都來不及，還需要拿著人權去和領導者討價還價嗎？中國在歷史上雖然沒有提出人權的概念，但是並不意味著它不講人權，恰恰相反，它有更好的理念，已經把人權維護的非常好了。這是我們講的第一個問題。也就是說，中國之治的管理境界，就是“不忍欺”。
第二個問題，從《群書治要》看“中國之治”的實現條件。怎麼樣才能實現不忍欺的治理境界呢？在《群書治要·傅子》中，有這樣一句話，它說：“明君必順善制而後致治，非善制之能獨治也，必須良佐有以行之也。”也就是說，明智的君主一定是順著好的制度，才能達到社會大治的結果。但是並不是說，有了好的制度，就一定能夠達到社會大治的結果。還必須有什麼呢？還必須有“良佐”，就是好的輔佐人才來推行好的制度。這一句話告訴我們，要實現社會大治，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第一，就是好的制度，第二，就是聖賢君子，具有一定美德的領導幹部。這也說明，完善的制度只是實現善治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
如果我們忽視了道德教育，只是重視制度建設，會有幾個問題是不可解決的。第一，就是難以防患於未然。中國古人說：“禮者禁於將然之前，法者禁於已然之後。”良好的倫理道德教育，禮儀的教化，可以防患於未然，讓人根本就不去觸犯法律。但是法律的制裁，只是在比如說腐敗現象產生之後，把腐敗分子判無期徒刑，但是他對國家所造成的損失，卻是無可彌補的。他只是在腐敗之後給以制裁，但是沒有辦法防患於未然，這也是中醫和西醫的最大區別。
現在我們都在呼籲，要弘揚中醫，中醫的一個特點就是可以防患於未然。在《群書治要》記載，魏文侯有一次把扁鵲請來，向他請教，說：“我聽說，你們家三個兄弟都是醫生。究竟誰的醫術最高明？”扁鵲很誠實，他說：“我的大哥醫術最高明。為什麼呢？因為他給人講養生之道，按照自然節律飲食起居，這個人基本上不得病。但是他的名聲出不了這個病人的家，只有這一家人知道他醫術高超。我的二哥醫術其次，因為他是在一個人有小小的病症，就給以對治，這個人也不會有大的病，但是他的名聲出不了病人所居住的這一條街。”
他說：“我醫術是最差的，但是我的名聲卻最高，傳遍了整個諸侯國。什麼原因呢？因為病人已經病入膏肓，我不得不採取一些大的手段。比如說要鉗開他的血脈，給他做一些手術，再給他吃一些副作用的湯藥，最後三下五除二，把他從死亡線上拽回來了。大家看了都佩服得不得了，說‘扁鵲呀，可以妙手回春、起死復生。’我的醫術最差，但是我的名聲卻最高。因為一般人只是從結果上判斷事情的好壞，對於防患於未然的效果卻看不到。“中國式治理”也是如此，它能夠防患於未然，讓消極、腐敗問題根本就不產生，但是卻往往被人認為它不夠高明。
在《屍子》中有這樣一個比喻：假設一家著火了，鄰居家有人過來幫他把火撲滅，他一定會對這些人感恩戴德。但是事實上，上了年紀、有經驗的人，早就提醒他：要把牆的縫隙塗好，把煙囪做的彎曲一些，讓他終身都沒有失火之患。但是他卻當成了耳旁風，不知道感恩戴德。同樣的道理，假設一個人現在被關進了監獄，如果有人能進入監獄，或者像我們現在，他找關係走後門，有人把他從監獄裡撈出來，免於牢獄之災，他們家三族的人、全家族的人，都會對這個人感恩戴德。問題是什麼呢？那些教導人們“仁義慈悌”道理的人，告訴你：“仁者愛人”、“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你要廉潔奉公、遵紀守法。你聽了這樣的教誨，保證你終身不會被關進監獄，但是卻沒有人對這些人感恩戴德。這就是倫理道德的教化，能夠起到的防患於未然的效果。
第二，如果我們只是重視法治監督機制的健全，而忽視了道德教育，就會出現孔子所說的“民免而無恥”的現象。孔子說，如果我們用政治、法律來引導人們，人們觸犯了法律，就給以制裁、刑罰的處罰，結果是什麼呢？人們因為怕處罰，免於去做壞事，但是沒有羞恥心。甚至有人會因為自己免於法律的制裁而沾沾自喜，自以為聰明智慧。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比如說我們看現代西方社會，有很多的“反社會行為”，他們稱為“antisocial behavior”。就是青少年，他也沒有觸犯法律，但是鄰里糾紛、以強淩弱，還有吸毒、酗酒，包括青少年賣淫等等，比比皆是。這些事情雖然沒有觸犯法律，但是已經對社會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對於社會不和諧也產生了影響。這些問題怎麼辦呢？還有，嚴格的法律可以把人抓進監獄，但是現在的犯人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比如說犯人之間都在這樣交流，說：“你這是第幾次進監獄了？”這個人很不好意思說：“我是第一次。”結果沒想到，對方一拍胸脯：“你才是第一次呀！我已經是第三次了，三進宮了！”他不以進監獄為恥，反以進監獄次數多為榮，而且是屢犯不止，怎麼辦呢？
《鹽鐵論》上有句話說：“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在《淮南子》上，它講得更具體，它說法律確實可以把不孝的人給殺掉。在古代，一個人打罵父母，是會被殺頭的，一個人能不孝父母，說明他這個人沒有感恩心、沒有仁慈心。古人一看到這個地方，有多少位兒女殺害父母的現象，打罵父母的現象，不是殺害父母，就是打罵父母，都已經認為是滔天大罪了，都是覺得這個地方的社會風氣非常的不好，更談不上殺害父母了。所以法律能夠把不孝父母的人給殺掉，但是不能使人培養出像孔子、曾子那樣高尚的行為；法律能夠把偷盜人給以刑罰的處罰，但是培養不出像伯夷、叔齊那樣廉潔的節操。
孔老夫子培養的徒弟有三千多人，每一個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門尊敬長輩，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是社會大眾的表率。是什麼原因呢？是因為接受了孔子的教育所導致的。所以人是可以教得好的，就看你用什麼教。比如說孩子從小就生活在小偷的團隊裡，他長大自然就是小偷；從小他生活在恐怖分子的團隊裡，長大他自然是恐怖分子。相反，一個人從小和聖賢君子在一起，讀聖賢書，他當然就是一個聖賢君子。為什麼讀聖賢書如此的重要呢？其實就是向聖賢人學習，成為聖賢人。
第三個問題，如果我們忽視了倫理道德教育，只是重視法律監督機制，那就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在幾年前，我們去參加一個國際會議，有一位西方的女士，她站起身來，用非常諷刺的口吻說：“你們中國人，千萬千萬不要盲目向我們西方學習。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的西方國家，並不像你們想像的那麼美好，恰恰相反，出現了你們幾千年前，老子所說的現象。”很難得，一個西方的學者，她就引用了老子的這句話“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就是法律條款一天比一天更嚴密、更具體、更細緻，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社會因此安定和諧了嗎？恰恰相反，違法亂紀的人，鑽法律空子的人卻越來越多。所以西方國家也出現了“監獄以人滿為患，政府以警察短缺為憂”的現狀。這些問題不是靠嚴格的法律就能夠解決的。
在《袁子正書》上這樣說：“不能止民惡心”，你不能制止人民作奸犯科的心；“而欲以刀鋸禁其外”，而僅僅是以刑罰禁止人外在的行為；“雖日刑人於市，不能制也。”你每一天在外面執行死刑，執行判決、刑罰，都不能制止作奸犯科的事情發生。為什麼呢？因為人們作惡的心並沒有制止。
在《漢書》上說，如果我們總是在法律上做文章，法律越來越嚴苛，但是人心沒有改變，會出現什麼問題呢？那就是“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法律一出臺，奸詐的行為就產生；命令一下達，欺詐的行為就生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之亡益也。”（參考《漢書·董仲舒传》修改）就像揚湯止沸，以薪救火一樣。對這個事情只是能夠往後延遲症狀的發生，其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根本上解決問題，就是從人心上解決問題。
“人心正，則國治；人心邪，則國亂”，各種各樣邪惡的行為，都是他邪惡的心的反映，也是在這個邪惡的心的指導下所進行的。你要改變人心，就必須重視道德教育。習總書記在一次重要講話中也說：“我在中央紀委全會上講，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這項工作要繼續堅持，去搞好完善、建設。同時，在我們國家有一句話叫‘面壁成佛’，就是自我境界的提升。”這句話其實就是講了兩層意思，要實現“善治”，就必須首先有好的制度，還要有德行的修養。這是不可或缺的兩個方面。
第三個問題，我們講一講“中國之治”與政德修養的關係。就是說我們怎麼樣在制度的安排上，在倫理道德的教育上，來提升人的道德修養？政德修養對於實現“中國之治”，究竟起到什麼樣的作用？
第一，“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建立一個國家，領導一國的老百姓，教育是最重要的。什麼是教？在《禮記》上這樣解釋，說：“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告訴我們教育的目的有兩個。第一就是使人的善良不斷地增長，第二就是使人的過失得以挽救。所以道德的教育、做人的教育是教育的基礎與核心，而中國古代的道德教育之所以能夠奏效，是因為它是一個由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所構成的一個完整體系。
教育是始於家庭，家庭教育是教育的開始，而且是始從胎教到慎終追遠，貫穿了一個人一生的過程。早在周文王的母親太任在懷孕的時候，就特別的重視胎教。她做到了“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不好看的景色都不去看，淫詞歌舞不去觀聽，口裡講的話很溫柔，連傲慢的言語都沒有，更何況粗魯罵人的話呢？正因為文王的母親是一位聖人，所以她教出的孩子文王也是一位聖人。
今天正好是西方的母親節，我們看看，母親的作用到底有多大？現在社會上缺少聖人，原因是什麼呢？原因就是缺少聖賢的母親。古人把夫人尊稱為“太太”，“太太”是怎麼來的呢？就是來自於周朝的三位女聖人。文王的祖母是太姜，夫人是太娰，母親是太任，這三位都是聖賢的母親，教導出聖賢的兒孫。把夫人尊稱為太太，就是期許對方也成為聖母，培養出聖賢的兒孫。
孩子一出生，眼睛一睜開還不會說話，不意味著他沒有在學習。父母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是他學習效法的榜樣。但是現在很多母親不明白這一點了，一邊抱著孩子餵奶，就一邊生氣、說謊、罵人，這些都被孩子學會了。現在的孩子為什麼這麼容易說謊呢？他的母親接到一個電話，對方問她丈夫在不在家，想找他出去應酬，她不希望丈夫出去喝酒，明明丈夫就在茶几面前喝茶。他說，你丈夫在不在家呀？她說，不在家，他去幹什麼幹什麼去了。結果恰恰不巧，這一幕被孩子看到了，孩子就學會了說謊，認為說謊是可以給自己帶來利益和好處方便的。
身教勝於言教，為什麼這麼重視女德呢？因為孩子和母親在一起的時間是最長的，受到母親潛移默化的影響是最大的，所以母親對於兒女的教育，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是強調女德的重要原因。古人強調女德，並不是對女子的歧視，恰恰是對女子的重視。如果她的德行無所謂，好也沒關係，壞也沒關係，也沒有必要那麼重視對她的德行教育了。
到終的時候，是“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謹慎地辦理喪事，追奠亡故的先人，民風自然淳厚。為什麼呢？因為一個人連他的祖宗都念念不忘，想著定時去祭祀，對於眼前的父母哪有不照顧的道理呢？他不可能一邊去祭祀祖先，一邊還打爹罵娘，這個於情於理都是說不過去的。所以祭祀祖宗，培養了一個人深厚的知恩報恩、飲水思源的意識。
“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誠。”家家戶戶都有祠堂，供奉祖先的牌位，每到春秋祭祀的時候，把全家族的人召集在祠堂之中，宣講祖先的德行。說你們家哪朝哪代，有哪一位有德行的人，對國家民族有什麼貢獻，我們應該怎麼樣承傳他的精神、效法他的德行。這種精神道德就鼓舞著後人，讓他們也有責任感、使命感，也不能夠因為自己的行為給祖先抹黑。反腐倡廉的教育工作，其實在家庭教育已經開始了。
教育是始從家庭，學校教育就是道德教育的延續，而學校教育的首要內容就是孝敬父母。孝敬父母，它的內容很廣泛，不僅僅要養父母之身，還要養父母之心，養父母之志。很多人認為贍養父母就是盡到了孝道，孔老夫子說：現在的所謂孝子，認為能夠贍養父母，就是盡到了孝道，但是對於狗啊馬呀，也能以它們的體力奉養主人。如果僅僅是贍養而不尊敬的話，怎麼能夠把贍養父母，和犬馬對主人的這種奉養區別開來呢？所以贍養父母最重要的，是從內心表達出對父母的恭敬和感恩之心。
養父母之心的第二個方面，就是要做到“父母唯其疾之憂”，就是你的父母僅僅為你的疾病而擔憂，完全沒有必要為你任何其他事情而擔憂了，這才是一個“孝子”。比如說孩子功課不好，父母會擔憂，這就是不孝；到了工作崗位，不能和同事相處，對工作不負責任，讓父母擔憂，這還是不孝；當了領導，貪污受賄、違法亂紀，讓父母戰戰兢兢，不知道哪一天鋃鐺入獄了，這仍然是不孝。總之“身有傷，貽親憂；德有傷，貽親羞”，在我們身體上有疾病的時候，父母會擔憂，我們德行上有不足、有欠缺，讓父母跟著蒙羞，這也是大不孝。
除了養父母之心之外，還要養父母之志。也就是父母辛辛苦苦培養了我們一次，並不是希望我們能夠在他面前端茶倒水就好了，希望我們做一個對國家民族有貢獻的人。“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也就是你修身有成，而且你所作所為都走在“道”上，後世的人一提到你，都非常地尊敬，願意學習你、效法你，讓你的父母很顯榮，這才是盡孝的圓滿。所以古人說“求忠臣於孝子之門”，為什麼呢？一個孝子，他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要想著不能讓父母蒙羞，不能夠對不起父母，他就會小心謹慎，他就是一個完美的人了。
學校教育從孝道開始，進而講五倫大道，“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還有有經典的教學。比如說《大學》上有一句話，對領導幹部就至關重要。很多人就是因為沒有學習這一句話，本來可以平步青雲，卻鋃鐺入獄了。這一句話就是“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告訴你，你的財貨是以不正當的方式獲得的，也一定會以不好的方式敗散掉，這是必然的規律。當然古人也知道後人會半信半疑，所以非常用心，把不好的敗散錢財的方式概括了一下，總結為五個方面。財富不是賺到你手就是你的了，它為五家所共有。
首先就是官府，比如說我們這個錢是貪污受賄而來，最後東窗事發，自己鋃鐺入獄，不義之財被沒收、被充公，雖然賺到你手了，還沒等你享用，又曇花一現給收了回去。現在很多人沒有學習傳統文化，他做事就抓不到根本，比如說有的人用不法的手段，賺了很多錢、貪了很多錢，覺得放在國內不安全，就想方設法地把它送到國外去，以為轉移到國外就安全了，實際上他不知道，不義之財你放到哪里都不會安全。如果你是正當的勤勞致富獲得的收入，古人把它稱為“吉財”，吉祥的財，你放在哪里都會很安全。這就是“人不學，不知道；人不學，不知義”。
第二就是水災，第三就是火災，這些不義之財也會被大水給漂奪走，大火焚燒掉；還有盜賊，像黑社會的，盜亦有道，專門偷盜、敲詐勒索為富不仁者；最後一點，防不勝防，就是不肖子孫，敗家子、啃老族，也會把不義之財敗散掉。當然古人這也是拋磚引玉，引導我們要學會去觀察，告訴我們不義之財絕對不能去獲取。所以“理得”才能夠“心安”，不明理就不會心安理得。
《尚書》有這樣一句話，說：“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自然災害我們可以通過人力把它扭轉，人心的變化可以把自然災害扭轉，但是人自己作孽，不知道回頭，懲罰、災禍就不可避免。《孔子家語》上也說：“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天災地妖，弗能加也。”也就是告訴我們，一個人是生存還是滅亡，是禍還是福，都取決在自己的行為善惡。天災地妖不能給你增加一點，也不能給你減少一點。
魯哀公有一次向孔子請教。他說：“我聽說向東擴展房屋是不吉祥的，這件事到底可信還是不可信呢？”孔子怎麼回答？他說：“我聽說天下有五種不吉祥的事，但是向東擴展房屋並不包括在其中。”哪五種不吉祥？
首先，“損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也就是損害別人的利益，增加自己的利益，損人利己，就給自身招致了不吉祥。因為你損害了別人，下次人家有機會一定會打擊報復你，你無形中給自己埋下了禍根。幫助別人才是幫助自己。
“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就像我們現在很多人，不孝順父母、關愛父母，把所有的關愛放在了孩子的身上，結果孩子被養成了小公主小皇帝，自我為中心，家教、家風就不能承傳，這個家庭就不吉祥了。很多人用一個大樹比喻父母兒女之間的關係，樹的果實是孩子，樹的樹幹是孩子的父母，樹的樹根是孩子的祖父母。意思是說，你希望孩子長得枝繁葉茂，應該把養分澆在根上，去孝敬自己的父母。而我們現在很多家長，把養分直接放在了果實上，果實吸收不了，反而都腐爛了，這就是兒女教育出現問題的癥結所在。
“釋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也。”把賢德的人放任了，任用的都是不賢德的人，這是一個國家的不吉祥。
“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有經驗的老年人不願意教了，年輕人沒有虛心好學的心了，這是社會風氣的不吉祥。
最後，“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不祥也。”聖賢人、有智慧的人都隱居起來，把持領導位置的都是愚鈍的、自私自利的人，這是天下的不吉祥。所以孔子說，我聽說天下有五種不吉祥的事，而向東擴展房屋並不包括在其中。
這告訴我們什麼？告訴我們看風水，並沒有對自己的吉凶禍福有幫助。古人說“福人居福地，福地福人居”，什麼意思呢？你自己是一個有福德的人，你所在之處一片吉祥；如果你自己的德行不夠，雖然把一塊風水寶地據為己有，但是過了一段時間，你也把這好的風水給破壞了。所以根本還是要從自己的心來入手，這些都在《群書治要》中有講到。
為什麼唐朝“貞觀之治”，是歷史上唯一一個沒有貪污腐敗的王朝呢？就是因為唐太宗手不釋卷地來閱讀《群書治要》，經常用這裡面的道理教導身邊的臣子。他說：“很多人不懂得愛財的道理，作為一個官員，俸祿也不少，地位也很尊榮。但是拿著自己的官位不珍惜，去貪污受賄、違法亂紀，就如同是拿著珍珠做的子彈去打麻雀，分不清哪一個重，哪一個輕。”這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比喻，也都是值得領導幹部引以為戒。
社會教育，就是詩詞、歌舞、戲劇、小說，包括我們現在的電影、電視劇、微視頻，各種各樣的傳播手段、媒體。都應該秉持一個孔老夫子的理念，那就是“思無邪”，不要引起人民邪曲不正的思想和行為。在《禮記》上就說：古聖先王制禮作樂，並不是為了滿足人們口腹耳目的欲望，不是娛樂至上。“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目的是教導人們養成正確的好惡之心，而返回到做人的正道上來，要能夠明白”仁、義、禮、智、信“的道理。
《呂氏春秋》還說：“亂世之樂”，亂世的時候，演奏的音樂，如果演奏木質、革質的聲音，就像打雷；演奏銅質、石質的聲音，就像霹靂；演奏絲竹歌舞之聲，就像大嚷大叫；以這樣的聲音來驚駭人的心氣，動盪人的耳目，搖盪人的性情是可以辦到的。但是以此作為音樂來演奏，絕對不會讓人產生快樂。音樂越是奢侈放縱，人民越是抑鬱，國家越是混亂，君主的地位越是卑微，也就失去了音樂本來的性質了。這就是告訴我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我們流行什麼樣的歌曲，也是非常要謹慎的。
什麼是素質教育？為什麼我們要聽好的歌曲，看世界名畫？其實它不是讓人多學幾個技藝而已，而是通過這些音樂，還有藝術的薰陶，培養起人對自然的、和諧的，美的、善的事物的一種自然而然的愛，這種東西就像我們的第六感一樣，因為你看得多了，你看真善美的多了，你對假惡醜自然能辨別，這才是素質教育的最終目的。古人把教育從家庭、學校、社會，制定了一個完整的體系，貫穿了人一生的過程。
第二個方面，就是制度建設要導人向善，剛才我們講了“百善孝為先”，我們要從教育制度上導人向善。比如說《漢書》上記載：“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古代的聖王沒有不把教化作為是最重要的事務的，在國都設立大學來教導，在鄉鎮，城邑，設立鄉間的學校來教導。教導什麼呢？就是“仁義禮智、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道理。結果是他的刑罰很輕，但是沒有人作奸犯科，這都是因為教化盛行，而社會習俗非常淳厚的結果。中國古人並不是不重視法治建設，但是因為有了好的倫理道德的教育，可以達到“刑措而不用”的效果，就是刑罰都擱置不用。就像周成王和周康王時期，“成康盛世”，監獄四十多年都沒有犯人，確實是“囹圄空虛，刑措不用”。
在選拔制度上，我們說“孝”很重要，我們選官的時候就要“舉孝廉”。地方官把這個地方具有孝廉品質的孩子舉薦出來，由國家培養作為官吏的候補。因為一個孩子“孝”，就會對國家“忠”，一個人廉潔，就沒有貪心。為了使地方官把真正具有孝廉的孩子舉薦出來，而不是把我的親屬、我認識的人，給我送禮的人舉薦出來了，還有一個制度加以保證，就是“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你給國家推薦了德才兼備的人才，這樣的人受到國家最高的獎賞。而有人才，你埋沒他、蒙蔽他，這樣的人被發現，受到國家最高的懲罰。評價一個地方官的政績，不是看他經濟發展的程度、GDP的增長，那只是一個很小的參考。看他什麼呢？為國家推薦了多少德才兼備的人才，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德才兼備的人都出現在領導位置上，這個國家還能治理不好嗎？所以中國人都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再看考試制度。我們知道隋唐以後實行“科舉制”，科舉考試都是以經書的內容為主。所以他從小就受到了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思想的影響，他有一種浩然正氣。
還有法律制度，《孝經》上說：“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就是處罰最重的“五刑”，這種刑罰有三千多種，而沒有比不孝的罪更重的罪了。因為你說“百善孝為先”，所以不孝，當然罪也是最重的。
再看激勵制度。中國人非常尊重領導者，像孟子說：“爵一、齒一、德一。”為什麼這麼尊敬領導者呢？很多人很不屑，說：“這不是官本位嗎？”實際上，它有它的道理。因為中國人在選官的時候，他就秉持了一個前提，那就是“爵非德不授”，你的爵位，沒有德行的人就不授予；“祿非功不與”，就是你的俸祿、工資獎金，你沒有對國家建功立業，就不給與。這樣一個前提一設立，我們就知道，他的官位越高，意味著德行越高；他拿的工資越多、俸祿越多，說明他對國家的貢獻越大。這是人們尊重領導者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群書治要·劉廙政論》中，還講到了“高薪養廉”的問題，它說：“我們都希望人很清廉，但是給人的俸祿卻很微薄。這種微薄的俸祿不能夠使人清廉，不足以讓人保持清廉。”它說：“故知清而不知所以重其祿者，則欺而濁”，你只是想讓人為官清廉，但是不知道給這些官員很高的俸祿，那麼官員就會欺詐，而且道德也是污濁；“知重其祿而不知所以少其吏者，則竭而不足”，你知道提高這些官員的俸祿，但是不知道減少官員的數目，稅收就不足了。假如官員的人數很多，都人浮於事，你還再提高他的俸祿，那麼老百姓不滿，而且他交的稅收也不足以供奉這麼多的官員；“知少其吏而不知所以盡其力者，則事繁而職缺”，你知道減少官吏的數目，但是不知道教育他們要竭盡全力，就會使事情繁多而顯得職務缺少，實際上並不缺少，只是他們沒有盡力。所以它講，必須高薪養廉，但是養廉的前提是什麼呢？減少官員的數目，使人當於事，這樣你再提高他的俸祿，才不至於竭而不足，讓老百姓竭盡全力，還感覺到供應不足。而且還要使官員竭盡全力地承擔他的責任，這樣高薪養廉是可取的。
最後一點，就是領導者要重視提升政德的自我修養。要教育百姓，你必須首先自己受教育。像《說文解字》上說：“教，上所施，下所效。”良好有效的道德教育，就是上面怎麼做，下面跟著怎麼效法。就像孔子也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在位者的德行像風一樣，一般百姓的德行像草一樣，風向哪邊吹，草就向哪邊倒。《禮記》上也說：“下級侍奉上級，並不是服從他的命令，而是服從他的行為。”上級領導喜歡某一個東西，下邊屬下一定有比他更加喜歡的，所以上級領導所喜好和厭惡的事情，就不能夠不謹慎，因為他是人民的表率。
實踐證明，“上行則下效。大臣不廉，小臣必汙，小臣不廉，風俗必敗。”所以領導者，當然也包括教育者，先受教育，這是一個自然而然的規律，這也是“中國之治”要達到預期的目的的一個關鍵所在。為什麼有的地方學習傳統文化，結果能夠治理得好，有的地方同樣學習傳統文化，但是收效甚微。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一把手”的態度，如果“一把手”他真正身體力行傳統文化的教誨，從自己做起，效果就非常好。如果他是希望拿著傳統文化，去教育員工、教育屬下，大家就覺得這是愚民政策，就不會跟著去學習。習總書記他也強調說：“領導幹部要講政德。政德是整個社會道德建設的風向標。”所以領導幹部的道德狀況，也決定了整個社會的道德風氣，也是“中國之治”能否實現的關鍵所在。
領導幹部要加強學習，特別是要學習《群書治要》，為什麼呢？《尚書》上這樣說，你看一個人有沒有前途，可以看六件事。哪六件事呢？都說的很具體，我們可以一一對號。如果一個人對內興起了迷戀女色之風，對外喜歡什麼呢？過去的遊戲就是狩獵，打獵沒有節制；還喜歡飲酒、沉溺於靡靡之音；住的房屋又高又大，牆上還雕刻著花紋，雕樑畫棟。以上說了六種情況，如果有一種情況出現在你的生活中，那都沒有不滅亡的。“未或弗亡”，古人說話非常謹慎，用詞非常的準確，但是他在說這句話的時候，他說的很肯定，說：“沒有不滅亡的。”所以你看了這些話，就要引以為戒，是不是自己有這些問題，如果有這些問題，趕緊怎麼樣啊？“懸崖勒馬，亡羊補牢，未為遲也。”你對照現在落馬的高官，再對照經典，你就知道經典有多麼可貴了，它確實可以防患於未然，確實可以讓一個人少走彎路。
很多人特別喜歡學《易經》，《易經》上有兩句話，我們記住了，終身受用無窮。第一句話就是，“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另一句話，“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省部級以上的高官突然鋃鐺入獄了，大家都在議論紛紛，說什麼原因啊？什麼原因啊？是不是他站錯隊了？這些話不在經典之中，經典上怎麼說呀？它說：“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如果他的“惡”沒有積累到一定的程度，不足以讓他身敗名裂，所以還是“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讀聖賢書、讀經典，好處就是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遠，讓我們的人生少走很多的彎路，特別是要重視加強自己的政德修養，對自己的前途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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