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礼记》。请看《表记》。郑《目录》云：“名曰《表记》者，以其记君子之德，见于仪表。此于《别录》属《通论》。”根据郑玄的《目录》，这一篇之所以名曰《表记》，是因为他所记录的是君子的德行，显现于外在的仪表，所以称为表记。在《治要》中所选的片段只有两段。总结来说，可以称为孔子论仁。

我们看第一段。子曰：“仁有三，与仁同功而异情。与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与仁同过，然后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强仁。”

“仁有三。与仁同功而异情。”是说能行仁爱之事的人有三种，哪三种呢？那就是后面所讲的安仁者、利仁者、强仁者。

“仁者安仁”，就是安于行仁爱之事的人，他不行仁爱心里就不安，不是出于有所欲求，而是安心行仁。他无所畏惧，但是无所无有不仁。

“智者利仁”，就是有智慧的人，他是因为看到行仁能够得到利益而去行仁爱之事，这是有所欲求而喜好行仁。

“畏罪者强仁”，畏惧犯罪的人是因为有所畏惧而勉强行仁，是出于畏惧心而厌恶不仁之事。

虽然就三者行仁而言，所作所为是相同的，行为的功效也是相同的。但是却出于不同的存心和动机。这就是给他们分成三种，能行仁爱之事的人有三种。他们与仁者同样行仁爱之事，并获得同样的功绩，但其存心，却未必相同。

“与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与仁者同样行善，功绩相同，但是不是真正以仁爱存心呢？这还无法断定。也就是说，仅仅从一个人行仁的外在行为还不足以判断他是一个仁者。也就是一个以仁爱存心、安于行仁的人。

“与仁同过，然后其仁可知也。“如果与仁者犯了同样的过失。那么这个时候考察他过失的原因、还有存心，就可以断定它是否是真正的仁德之人。比如说在《论语·述而篇》，记载着孔子的一个故事。陈司败问孔子说：“鲁昭公知礼吗？”孔子回答说：“知礼。”陈司败为什么问孔子鲁昭公知礼还是不知礼呢？因为按照《周礼》，也就是周公之礼。同姓不婚，就是结婚不娶同姓。鲁君的祖先是周公，而周公是文王的儿子，同姓姬。后来呢，鲁昭公又娶了一位姬姓的女子，这就是同姓结婚了。所以陈司败就问孔子鲁昭公知礼不知礼。孔子怎么回答的呢？孔子说：知礼。后来陈司败就说，谁说君子不党。谁说君子是不讲朋党的呢？现在我问他，鲁君知不知礼。鲁君明明就是不知礼，他偏偏说鲁君知礼。这就是维护他的朋党。

孔子怎么看待这件事呢？孔子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他说我太幸运了，一旦有过失，别人都能够知道。可见这个过是从什么地方来讲的呢？是从维护朋党的角度来讲的。但是维护朋党如果是以公心出发，没有自私自利，是为了国家，为了公利,这就是合乎仁心。如果维护朋党有私情在的话，目的是为了结党营私。为了自私自利，那就不符合公心，不符合仁心。所以观察他所犯的过失。你就知道他有没有仁心在。为什么从他的过失里面能够看他是不是有仁呢？古人讲,过有的是可以避免的，有的是不可避免的。孔子也是一样。明明知道鲁昭公不知礼,但是他说鲁昭公知礼。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是直话直说，说鲁昭公娶同姓女子，那就是不知礼。虽是直话，也是实话。但是根据礼的规定，礼还有一个要求。就是臣子应该为君主掩恶。这也是礼。如果你说不知礼。那你就又犯了这一条礼。遇到这两难的时候，孔子只好承担自己的过失。而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来观察他的用心。就知道他是仁德之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宁愿自己担当这个过失，也不愿意扬君之过。从这个角度来看，它的动机是出于公心。所以出于这样的动机，我们就可以看到，虽然他犯了这个过失。但是即使犯了这个过失，也是有仁心在的。所以与仁者犯了同样的过失，观察他犯过失的原因和动机，就可以断定他是否是仁德之人。这就是“与仁同过，然后其仁可知也。

“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强仁。”孔子说真正的仁者他的一颗心时刻都安住在仁上,终日以此为乐，没有其他任何的念头。这就如孔子称赞颜回“其心三月不违仁”就是这个境界。智者知道行仁德之事对自己有利益有好处，所以才去行善以求福。有智慧的人他能够明了因果的规律,相信“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道理。所以为了求得福分，也会行仁义之事。畏罪者是害怕恶行会受到惩罚，才勉强去行仁。因为人都是贪恋功绩而回避过失。畏罪者是因为知道做不仁不义之事，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因为惧怕法律的惩罚，而勉勉强强地去做仁义之事。

那么我们现在社会有的人既缺少仁德之心，不是属于仁者安仁，又缺少智慧，不相信因果，也不相信行仁能够带来利益，所以也不会积极的去行仁。甚至不相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天然的、自然的规律，又自以为聪明，可以逃避世间法律的制裁，结果就是无法无天。什么叫“无法无天”呢？就是既不相信世间的法律，也不相信天理因果的规律。所以作恶是无所不为，这就是可怜愍者了。

我们再看下一段。子曰：“君子不以辞尽人。故天下有道则行有枝叶。天下无道则辞有枝叶。是故君子于有丧者之侧，不能赙焉，则不问其所费。于有病者之侧，不能馈焉，则不问其所欲。有客不能馆焉，则不问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坏。不以口誉人，则民作忠，故君子问人之寒，则衣之，问人之饥则食之，称人之美则爵之。”这一段也比较长，我们一句一句的来学习。“君子不以辞尽人”。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说：“言君子与人之交，必须验行。不得以其言辞之善则谓行之尽善。或发言善而行恶也。”君子与人交往必须要通过他的行为来验证，不能够仅仅因为他言词说得好，就认为他的行为也都是尽善尽美的。因为有的人会发言是善的，但是行为却是恶的。陈澔在《礼记·集说》中也说：“谓不可以言辞而尽见其人之实，盖有言者不必有德也。”不能通过一个人的言语就能够彻底全面地看到他是不是有实德，他是不是有实际的德行？因为有言者不必有德。所以孔子就说：君子是不会因为一个人说话动听与否，就断定他贤明与否。不因为一个人言语的动听，就断定他是好人。因为他在有的时候可能会做坏事。那么《论语》中确实也记载，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竹添光鸿在《论语会笺》中说：“有言，谓有善言也。”“有德者必有言”，这个“德”是德行，“言”就是有益于人的言语。有德行的人说话不会害人，也不会说错话。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存心在利益大众，只想对人有好处，所以所说之言必须是有益之言，必然是有益之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但是说有益之言的人，或者是言不由衷，或者是能说不能行，所以不一定有德。那么《论语》中也说“巧言令色，鲜矣仁。”一个人花言巧语致力于言语的好听，伪装出和善的面目，这样的人一味地去取悦别人，很少能有仁德之心。正是因为一个人巧言令色，很少有仁德之心，所以“有言者不必有德”，因此君子不以言举人。君子在任用或者推荐人的时候，不能够因为一个人的言语好听，就对他委以重任。

《论语》上还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说君子人在言语上应该迟缓、迟钝、缓慢，但是在行为上要敏捷、要雷厉风行，而不是相反。但是我们看现在西方的竞选中，有一些总统的候选人，说了很多漂亮的承诺，但是当选之后却很难兑现。正是看到了“有言者，不必有德”的弊端，所以古人强调，在选人用人的时候既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

在《群书治要》中，也有很多关于言语的论述，告诉我们为什么选人不能仅仅凭他的言辞，还要看他的德行。比如说在《中论》中有这样的论述：“夫利口者，心足以见小数，言足以尽巧辞，给足以应切问，难足以断俗疑，然而好说不倦，喋喋如也。”这是说能言善辩的人，他的心智足以洞察到细小的环节，他的言辞也非常巧妙，很注意修饰，伶牙俐齿，足以应对急切的追问。这个“给”，就是口齿伶俐的意思。“难”就是反驳的意思。他的反驳也足以让世俗人断定疑惑，但是他好说不倦、喋喋不休，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呢？“夫类族辨物之士者寡，而愚暗不达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但是世间能够按类推理分辨事物的人是很少的。而愚钝不通达的人是多数，谁知道他说的不正确呢？因为他讲得头头是道，又有演说的口才。结果一般世俗之人就会非常相信他的话。但是实际上他所说的东西很多都是有违大道的。“此其所以无用而不见废也，至贱而不见遗也。”这就是他之所以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却不被废弃，很低贱却不被遗弃的原因。“先王之法。析言破律。乱名改作。行僻而坚。言伪而辨者。杀之。为其疑众惑民而浇乱至道也。”古圣先王都有一个法律。对于能言善辩曲解法令的人，能够混乱礼法和名分，使其失去原意的人，行为邪僻却坚持不改，言语虚伪而能言善辩的人要处以死刑。比如说孔子当了大司寇，没过几天就诛杀了行僻而坚、言伪而辩的少正卯。因为这个少正卯，口才很好，但是所说的都不符合道，但是就是因为他口才好，能言善辩，吸引了很多人，甚至孔子的很多弟子都被他吸引而去。对于这样蛊惑人心的人。怎么办呢？只有把他杀掉。因为一般民众，他是很难辨别是非的。他的这种能言善辩，会使民众产生疑惑，而且使人辨不清是非善恶美丑，使世道混乱，使社会风气变得不醇厚。

在《群书治要·汉书》中，有一个故事讲的就是不任人以言的故事。张释之和汉文帝一起出行，结果文帝就登上了虎圈，就是饲养虎的地方，并且向上林苑的主管来问关于禽兽簿的问题，但是他问了十几个问题。这个上林尉左顾右盼一个都答不上来。但是在旁边有一个官职很低的啬夫，他就主动来替上林尉回答这些问题。对于皇上所问的有关禽兽簿上的问题，他非常熟悉。而且为了让皇上看到他的才能，他是有问必答，滔滔不绝，喋喋不休。给人的感觉就是他对禽兽簿的情况很熟悉、业务很好，而且口才也不错。文帝看了，果然就很欢喜。他说：“当官吏的人不就应该是这样的吗？”于是他就下诏令提拔这个啬夫为上林令。这个上林令就是负责主管上林苑的最高官职。这个位置还在上林尉之上。这就是越级提拔的。张释之看了之后就赶忙上来劝谏。他说：“你觉得绛侯周勃是什么人？”周勃是西汉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也是西汉的功臣。因为被封在绛县，所以被称为绛侯。汉文帝就说：“周勃当然是德高望重的长者。”听了之后，张释之又问：“东阳侯张相如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个张相如，也是因为有战功才被封为侯，他在西汉143位的功臣中位居118位。汉文帝就回答说：“他当然也是长者。”张释之就说了：“您看绛侯、张阳侯都是德高望重的长者，但是这两个人在上书言事的时候，就好像说不出话来一样，没有什么口才。现在您越级提拔这个人当上林令，不就是让大家都仿效这个啬夫喋喋不休的口辩之才吗？秦国就是因为任用了那些只会舞文弄墨的刀笔之吏。这些人争相以亟疾苛察相比试，结果是徒有关文的形式，但是却没有恻隐的实德，没有恻隐同情之心。秦始皇听不到自己的过失，所以才逐渐的衰败。到了二世的时候，天下就土崩瓦解了。现在陛下您，因为这个啬夫能言善辩，就越级提拔，我恐怕天下会随风响应，争相去求能言善辩的人，而不求有真材实德的人。而且下级跟从上级他的迅速程度，就像响之应声、影之随形一样迅速。所以皇帝的一举一动都不能够不审慎、明察。”汉文帝听了之后啊，也受到了警醒。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皇帝其实从小也是读圣贤经典。他也是知道“巧言令色，鲜矣仁!”的道理。于是汉文帝就称张释之说的好，废弃了提拔啬夫为上林令的诏书。

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古人评判或者任用一个人才，并不主要看他的口才如何，说得多漂亮，而主要看他是不是有真材实德，做事能不能办好？有没有执行力？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刚刚担任总书记之后，带领着新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去参观复兴之路之后，就提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句可以说是切中时弊，而且也有深刻的意义。  

在《群书治要.傅子》中也说“上好德则下修行，上好言则下饰辩”。如果在上位的君主喜欢德行，那么下级就会纷纷地去修养自己的品行；如果上面的人喜欢言谈，下边的人就会争相修饰自己的言辞向能言善辩的方向发展。

“修行则仁义兴焉。饰辩则大伪起焉。”人人都重视修养品行，天下的仁义之风就兴盛起来；但是人人都学着能言善辩，虚伪的社会风气就会兴起，这是必然的征兆。

“德者难成而难见者也，言者易撰而易悦者也。”但是问题是德行的成就，修养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也很难成就，很难被发现，被了解。但是言语却是很容易被撰写出来的，也很容易取悦于人。像现在我们各个地方都在培养传统文化的老师，但是这个传统文化的老师非常的缺乏，为什么呢？因为能够讲的人可能有很多，但是能够把经典落实的人，确实并不多见。所以古人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所以真正培养一个好的传统文化的老师，那要十年二十年都不止，那不是速成班可以培养出来的。所以，这就更体现了这个人才培养，他就是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过程，不能够操之过急。“先王知言之易，而悦之者众，故不尚焉。”古圣先贤都知道，言语很容易，而且爱听好话的人很多，所以并不崇尚言谈。并不是像我们现在的人很喜欢去学演讲术，三个月可以速成，古人并不是崇尚言词。“不尊贤尚德，举善以教，而以一言之悦取人，则天下之弃德饰辩，以要其上者不尠矣。”如果不崇尚贤能之人，重视道德。也就是引导人们向善来教化百姓，却只凭说话好听来选取人才，天下背弃道德仅凭能言善变而要求他们的君主给予其封赏的人就不会少了。因为“德难为而言易饰也”，正是因为德行修养很难成就，很难成功，但是把口才锻炼得好，却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所以古人强调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言语能力很好，说的很好听，就对他委以重任。

《傅子》上还说“闻言未审，而以定善恶，则是非有错，而饰辩巧言之流起矣。”这句话对我们特别有启发，说如果领导者听了他人的言论，比如说对人毁谤，对人称叹，但是他并没有审慎地去考察这个人为什么要毁谤这个人，为什么要称叹这个人，没有调查研究就妄下结论，以此来确定是非善恶，那就很容易导致错误的判断。由此还会导致喜欢说不实言论的风气越来越盛行。比如说某人到领导面前说一个同事的坏话。这个领导听了之后，就信以为真了，也没有去调查研究他所说的是不是事实，就对这样的人他所毁谤的人产生了怀疑，或者是产生了误解，或者是留下了偏见，如果这个领导者总是这样做的话，那么就会导致什么呢？下边喜欢到他面前说别人坏话的人，讲那些不实言论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了。所以这里边就得出结论了，说：“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听言必审其本，观事必校其实，观行必考其迹”，

这句话就是提醒我们观察一个人、听人的言语，不如观察这个人所做的事。观察一个人所做的事，不如观察这个人的行为，而且听一个人的言论还一定要清楚他讲话的原因。也就是他讲话的目的，居心何在？观察一个人所做的事情，还要核查他是不是符合事实，真实可靠。观察一个人的行为，还要观察他这样行为的原因。在选拔和任用人才的时候，要把这三者都综合起来参照考虑,才能避免仅仅凭一个人的言语，就对人委以重任的弊端。

中国人有句话说“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有德行的人，他是不会在背后扬人之恶，也不会总到领导者面前，说别人的是非的。那么那个经常到你面前说是非的人，他往往也会到别人面前说你的是非。因为他的这个方法、习惯是恒常的，所以对于这样的人就要小心谨慎。要观察他说的是不是事实，他说话的用意何在、动机何在，是不是因为嫉贤妒能啊？这个就是需要领导者能够用心考察。 

在《群书治要·周书》中也说“以言取人，人饰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饰言无庸，竭行有成。”如果我们凭一个人的言语取人，那么人就会想方设法地致饰于言语的好听。如果我们是一个人的德行行为来取人，人们就会竭尽全力地提高自己的德行，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饰言无庸”就是装饰自己的言语没有用，会很平庸。竭尽提高自己的行为德行才会有所成就。那么这句话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就像我们在选人用人的过程中，要避免仅听一个人的言语，特别是演讲能力、演说能力就判断他能不能胜任这份工作。经常这样做就会出现差误，经常以言取人，就会要出现差误。

好，我们再看下一句。“故天下有道，则行有枝叶；天下无道，则辞有枝叶。”孙希旦在《礼记集解》中说：“天下有道，则人尚行，故行有枝叶；天下无道，则人尚辞，故辞有枝叶。行有枝叶，则行有余于其言；言有枝叶，则言有余于其行。故以言观人者，皆不足以尽其贤否之实也。”当天下有道的时候，社会有道德的时候，那么人们都崇尚修养自己的德行，所以这个德行就像枝叶一样茂盛，这叫行有枝叶就是有益于道德的提升。

当天下无道的时候，社会没有道德的时候，那么人人都崇尚言辞，所以说“言有枝叶”，就是说言语像枝叶一样茂盛，就显得过于虚伪和浮华。“行有枝叶则行有余于其言”就是你的德行像枝叶一样茂盛，那么结果就是你行得多而说得少。而言辞像枝叶一样茂盛，那就是说得多而德行不足，做不到知行合一，做不到言行一致。因此，“以言观人者，皆不足以尽其贤否之实也。”所以你仅仅听一个人的言语来观察人，这个不足以彻底地了解这个人是否是贤德。

“行有枝叶”那我们看在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季札挂剑”的例子，这个春秋时候季札是吴国的公子，他要去出使鲁国，在途中就路过了徐国，徐国国君就宴请他、招待他。在吃饭的过程中这个徐国的国君眼睛就盯着他身上的佩剑看来看去，这个佩剑是出使别国的信物。古人说“视思明，听思聪。”这个季札很聪明，他一看就知道徐国国君的心意了，就是特别喜欢这把佩剑。于是他在心里想，等我完成了出使任务回来，路过徐国的途中，我就把这个剑赠送给徐国的国君。他这样想了一下，然后就去出使鲁国了，在完成使命回来的路上，又经过了徐国。才知道徐国的国君已经过世了。但是季札仍然信守承诺，来到了徐国国君的墓前，就把这个剑挂在了他墓前的树上。他随从的人员看了就觉得奇怪，说“公子，你又没有说出来要把这个剑送给徐国的国君，你又何必如此呢？即使您说出来已经答应他了，可是他现在都已经过世了，你又何必这样做呢？”季札说“虽然徐国的国君过世了，但是我心已经许诺了，我不能够违背自己的心意。”于是坚持把这个剑挂在了树上，送给徐国的国君。

所以你看中国古人这种诚信，确实不仅仅是对自己说出来的言语信守承诺，就是连自己心里许下的诺言、没有说出来的话、别人不知道的，他都能够信守承诺，这就叫“行有枝叶”。一个人言语做事都守信，才能够受到信赖，在社会上处事，待人接物才事事顺利。

那么作为官员更要对百姓讲诚信，这样才能够取信于民。正如孔子所说的，“民无信不立。”因为你如果不能够取信于民，那么百姓对你颁布的各种命令、政策都不能够支持配合，不能够做到令行禁止，甚至政令不通，那么如何才能治理国家呢？那么怎么样取信于民呢？要取信于民，就必须做到“微言而笃行之”。就是你所许下的一个微小的承诺、所说的一个微不足道的话，都能够来例行它。

像我们看到的东汉“郭伋候亭”的故事，就是一个“微言而笃行之”的典范。郭伋他在做地方官的时候，一次外出巡行路过美稷，看到几百个孩童骑着竹马在道路上迎拜。原来这些孩子听说他要到来，特意是从很远的地方赶过来欢迎他。郭伋向孩子们道谢，并且约定回来的日子再和他们见面。但是他回来的时候却比约定的日期早了一天，郭伋怕失信于孩子们。于是怎么样呢？他就在野外的亭栈住下来，等了一天，到了约定的日子，才又进入了美稷。你看这个郭伋，他是一个地方官，对于孩童们都能够信守承诺，做到了一诺千金。所以他也深得百姓的信任和爱戴。这都是“行有枝叶”的例子。

那我们再往下看。“是故君子于有丧者之侧，不能赙焉，则不问其所费；于有病者之侧，不能馈焉，则不问其所欲；有客不能馆焉，则不问其所舍。”当君子跟有丧事的人在一起，如果不能资助他，就不会问他花了多少费用；跟贫困的人在一起，如果没有能力馈赠他，就不会问他需要什么东西；如果有行客路过，自己没有地方供他住宿，就不会问他打算在哪里投宿。为什么呀？都是为了避免说空话做空的承诺，没有发自真情实意，只是寒暄而已。

所以你看《论语》中就特别强调了这个“信”字。“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

那么在《德育课本》中，也有一个“范式守信”的故事。                这个范式他在年轻的时候在太学求学，和张劭是好朋友，两个人一起请假回家乡。范式就对张劭说：“两年之后我会返回来。到时会去拜访您的父母大人。”于是他们一起约定了见面的日期。后来约定的日期就要到了，张劭就把这件事全部向母亲说了，请母亲准备酒食来等候迎接范式。他的母亲说：“两年之前分别，约定在千里之外见面，你何必这么认真呢？难道他真的会来吗？”张劭说：“范式是一个讲信用的人，一定不会违背约定。”母亲看他说得这么肯定就说：“如果这样，我应当为你酿酒。”到了约定的那一天，范式果然来到了，两个人一起登上大厅拜见这个张劭的父母，并且尽情欢饮，然后分别了。所以你看古人说话，确实是一言九鼎，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说到就要做到。

我们再往下看。“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坏。”这个淡就是没有酸醋味，所以君子之间的交情像水一样。小人之间的交情，像甜酒那样。君子的交情虽然淡薄，却能相辅相成，可以长久。小人的交情虽然甘甜，但是日久就会败坏。为什么君子之交淡如水，但是却可以长久，可以相辅相成就呢？就是因为君子之间的交情是道义之交，所以可以天荒而地老。是因为彼此志同道合，而不是因为有利可图而交往。因此怎么样呢？“声同则处异而相应，德合则未见而相亲。”

就像在《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中记载着一个“祁奚请免叔向”的故事，这个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典型案例。在公元前552年，晋大夫栾盈因为晋国权臣范宣子的驱逐而逃亡去了楚国。范宣子杀死了栾盈的同党，叫羊舌虎。并且囚禁了羊舌虎的兄长叔向。叔向这个时候是太傅。因为他的弟弟羊舌虎是栾盈的同党，所以被牵连，身陷囹圄，被关进监狱。有人讥讽叔向不会自保，叔向对此却悠然淡定。这个时候有一位奸佞之臣叫乐王鲋,前来探望叔向，并且主动地提出，他愿意去向范宣子求情，为叔向免罪。乐王鲋在晋平公那里是一位宠臣，他的话可以说是晋平公无不照办。然而叔向面对小人的虚情假意却不为所动，他（乐王鲋）来了的时候，也没有施礼。乐王鲋走了的时候，也没有去送他，而且还说只有祁奚才能够救他。而这个时候的祁奚其实已经告老还家，不在朝中了。羊舌氏家族的老管家听说这件事之后就对叔向说：“乐王鲋在君王面前说话没有不照准的。他去请求赦免您，您却不答应。而祁大夫没有乐王鲋的这个能力，可是您却说只有祁大夫才能替你请免。您这是根据什么判断的呢？”叔向说：“乐王鲋是阿谀之臣，怎么能够救我呢？而祁大夫“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怎么会独独剩下我而不救呢？”这个叔向对祁奚非常地了解。说他“外举不避仇”，就是祁奚曾经举荐他的仇人解狐来接替他做晋国中军尉。说他内举不避亲，就是指解狐去世之后，祁奚又举荐他自己的儿子祁午接替晋国的中军尉。那么他举荐这两个人呢，一个是他的仇人，一个是自己的儿子。并不是因为他是自己的仇人，而不去举荐，也不是因为祁午是他的儿子就不敢去举荐。为什么呢？因为他都是选择最适合这个位置的人。所以叫“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叔向接着说，《诗经》中说：“有正直德行的人，四方之国的人都会归顺他。”而祁大夫就是正直无私、一心为公的人。所以他坚信祁奚一定会来救自己。果然，这个时候的祁奚虽然已经还乡。但是他听说了这件事儿，立刻乘上驿站的传车前来拜见范宣子。他不顾年迈、不惧颠簸，乘上驿站的车马，就是为了能够很快地到达晋国的都城，唯恐救人不及时。祁奚见了范宣子这样的劝谏他：“《诗经》上说：‘对社稷百姓的恩惠无边，子孙会永远保有它。’《尚书》中说：‘圣哲的谋略功勋是可以用来保国安民的。’有谋略，且很少犯过失，教导百姓不知疲倦，叔向就是这样的人。他是国家的柱石，是安定社稷所依赖的臣子。假使他十世的子孙有罪过，也要宽恕赦免。为什么呢？这就是为了鼓励贤能之人为国家做出贡献。现在因他的弟弟羊舌虎这一人一事就使他不能免于身难，杀了叔向这样的社稷之臣，不是很糊涂吗？”祁奚还接着劝谏，引经据典，他说：“鲧因为治水不力，被舜流放到羽山并且死在那里，舜启用鲧的儿子禹治水成功，由此，夏朝兴起。那么这个例子，就是不因父亲的罪过而废黜他的儿子。商汤之孙太甲即位后，荒淫无度。商汤的国相伊尹把他放逐到桐宫。在那里，太甲真心悔过，痛改前非。伊尹使之复位，并且继续辅佐他。太甲始终没有怨恨之色。伊尹是商朝的开国元勋、三朝元老，也是太甲的老师，这是君臣之间不相怨恨。管叔、蔡叔背叛周室，帮助殷朝遗民谋乱。周公平定叛乱之后，仍然辅佐周成王。你看周公和管叔、蔡叔是兄弟，但是并没有因为兄弟而遭到牵连，这是兄弟之罪不相牵连。怎么能够仅仅因为叔向的弟弟是栾盈的同党，就因此囚禁了社稷之臣，抛弃了国家。您若力行善事，树立好榜样，谁敢不听从您，并更加勉励效忠呢？为什么非要滥杀社稷之臣呢？”范宣子听了这一番话，很高兴。他接受了祁奚的劝谏。于是和祁奚同乘的一辆车去向晋平公进言，最终赦免了叔向。那么故事最精彩的地方在于后面。叔向被赦免之后，祁奚没有去见叔向就直接回去了。而叔向也没有去向祁奚道谢，就去上朝了。你看祁奚和叔向这两个人，一个不求谢，一个不道谢，而且双方都不用见面。这个境界之高，确实令人惊叹不已。而他们之所以能够达到如此的境界，都是因为他们相互了解对方的为人和德行。深知对方和自己都是一心为公，正直无私。做事的出发点完全是为社稷和百姓着想。

叔向不应不拜乐王鲋，以此来回绝小人；不告不谢祁大夫径直上朝，以此来待君子。这表明叔向明白祁奚救自己并不是为了自己。公恩不必私门谢。叔向知道报答祁奚最好的方式就是尽忠报国。他把以公报德表演到了极致。祁奚不见叔向而归，表明自己救人是尽忠臣的本分。并不认为自己有私恩于人，也不求回报。自己是为了国家社稷才去救免贤臣，并不是对叔向有偏私。所以事前不去见叔向而请，事后也不需要叔向对他有所回报，所以不见叔向而归。祁奚只有对国家的忠心，对百姓的仁心，而毫无对自己的私心。所以无私才能做到无畏，无畏才敢于担当，犯颜直谏。祁奚本已告老，仍然念念不忘社稷百姓，不忘忠臣良将。确实做到了古人所说的“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不顾年老体迈，赶乘驿站传车，并且冒着生命危险，敢言直谏就是为了保住国家的社稷之臣。其实“栾盈出奔楚”这件事呢，在晋国一共有五位大夫逃亡，牵连了十位大夫被杀，三位大夫被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大忠大勇，没有高超的劝谏智慧，没有无私无我的精神。是根本无法行这个救人之事的。所以这个“祁奚请免叔向”这个故事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典范。《新序》中讲：“圣人以天下为度”。祁奚和叔向都是胸怀天下、心系苍生的人。他们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是以天下为出发点。这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他们彼此是志同道合，相互理解的人。祁奚与叔向之间的交往，就是以道义相交，是君子之交。所以在《说苑·尊贤》中讲，“声同则处异而相应，德合则未见而相亲”。声气相同，即使身处异地也会同频共振。德行相合，即使从未谋面，也会互敬互亲。真正君子、圣贤之间的交流，甚至不需要语言，是无声的交流，是心与心的交流。所以君子之交淡如水，虽然淡，但是却可以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直至天荒地老。相反，小人之交开始时像甜酒一样，甜腻腻的。是因为有利害喜好在其中，是功利之交，情欲之交。结果是“以利交者，利尽而交疏；以势交者，势倾而交绝；以色交者，花落而爱渝。”彼此是以利益相交往，这个利益没有了交情也就决裂了。彼此是以权势相交往，一旦权势不在了，那也就交情疏远了。彼此喜欢对方的美色，是以色相相交往,那么一旦脸上有皱纹了，荣华不在了，那么这个爱也就终止了。这说明什么呢？这个利害、功利之交、情欲之交都经不起考验。虽然开始的时候像甜酒一样，但是却不能够长久。

下面再看，“不以口誉人，则民作忠。故君子问人之寒则衣之，问人之饥则食之，称人之美则爵之。”君子不以空话讨人的喜欢。因为他的言语一定是出于本心。这是忠实之道。因此，人民也受到君子的感化，必然会兴起忠实的风气。因此说“不以口誉人，则民作忠”。所以君子问人是否觉得冷，同时就会送衣服给他穿。问人是否饥饿，同时就会送食物给他吃。称赞某人品德高尚，同时就会授予他相应的爵位。这都是为了说到做到，不说空话。那我们知道在《论语》中，孔老夫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这个“巧言”就是善于辞令。这个“令色”就是以容貌悦人。为什么“巧言令色，鲜矣仁”呢？因为这个仁德之心，他是由本性而来。像下午的时候，菲璘在讲《中庸》的时候，讲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个“性”就是人自然而然的本有的东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必须要明了这个“性”。但是什么是“性”呢？很抽象，所以就要讲“修道”。但是这个“道”还是很难理解，所以就讲要“修德”。这个“德”说起来还是很抽象。于是就给人讲“仁”。这个“仁”是从人从二。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要讲求厚道。而巧言令色之人，只是注重言辞的美善和外表的巧饰。所以很少有仁德之心。仁厚既少，与这样的人讲道德就更是难上加难了。所以学习仁道的人应该多从这句话来醒思自己是不是巧言令色之人？

这个“鲜矣仁”的“鲜”就是少的意思。也就是说，这样的人很少能够达到仁的境界。孔子在讲到人的言语和容色时说：“君子有九思。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他的颜色就是容貌，外表是温和的、恭敬的，言语是中性的。做事要有诚敬之心，竭尽全力。《论语》中还记载着子夏说，“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意思是说呢，你从远处看君子，感觉到他非常庄重。当你走近他，觉得他很温和，而听他的言语也是很严肃、很严厉的。

在《曲礼》中也说“俨若思，安定辞”。这个人的容貌，给人的感觉是很庄重的，他说话是非常的平和、平稳，心平气和。又说“礼，不妄说人，不辞费。”从礼的要求上来讲，或者说凡是符合于礼的行为，“不妄说人”，也就是不随意的去谄媚巴结，讨人喜欢。这个“妄”就是没有实际的；“不辞费”就是言语非常简单。

刚才我们也说《论语》中讲“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这个“讷”呢，就是看起来言语很迟钝，说的话也很少。但是句句中肯，能够说到实处，没有闲言碎语。从这句话来看呢，都是讲一个人的语、色，都是要做到诚于中而形于外。他内心有真诚恭敬之心，所以表现出来的言语容貌自然而然就是如此。这句话呢也是教导人从言语上不要去学谄媚巴结，在容貌上要恭敬，而不是装出一个美善的样子。

在蕅益大师的《论语点睛》中解释：“巧言，口为仁者之言也。令色，色取仁也。仁是心上功夫，若向言色处下手，则愈似而愈非。”这就是告诉我们“巧言”呢就是口里讲的是仁者的言语。“令色”呢就是“色取仁也”，换句话说，他的容貌言行都做的像一个仁人君子的样子，外表上装成这样。但这个是做作的并非真实。所以孔子才说“鲜矣仁”，就是很少能够达到“仁”这个境界。

下面这句话说得也很好，“仁是心上功夫，若向言色处下手，则愈似而愈非”，也就是说“仁”是靠修行心地得来的。所以《论语》中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这个仁爱之心从哪里培养起来的呢？就是从对父母的孝敬之心，对兄弟的友悌之心来长养。所以孝悌之心是仁爱之心的原点。因为修仁就是修这颗仁爱之心。那么一个人如果仅仅是从语言和容貌处下手。反而会越装越装不像。因此，巧言令色的人是很难体会到“仁”这个境界的。

这个“巧言”呢，就是古人所说的“好其言语，口为仁者之言。”“好其言语”就是将世间所说的好话都说尽。好话说尽就是愚弄人。目的无非是恭维别人、谄媚别人。但是其内容无实。

“无实”这两个字意思很深刻。当然它可以浅讲，也可以深讲。从浅的层次上来讲，言语无实，就是言语不诚实。如果一个人的言语诚实，就应该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表里如一，内外一致，能够做到诚实不妄语，这也算得上是诚实，这是从浅处讲。那么从深处来讲，什么叫“无实”呢？什么样的人说的话才是真实的呢？如果一个人能够看到“诸法实相”，也就是了解到宇宙人生真相的人，他所说的话才是真实的。才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妄语者。”如果一个人没有见到宇宙人生的真相，那他所说出来的言语不是真实的。那就是“巧言”。所以这个“实”从哪里来的呢？这就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了。

所以孔子想教导学生的，也就是希望人们怎么样去求实。那么求这个“真实”。就是此地所讲的“仁”。“仁”它是万事万物的根本。为什么说它是万事万物的根本呢？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植物,核桃里有核仁？杏核里有杏仁。这个“仁。就是我们说的“仁”，就是生机。它是活的，不是死的。”如果说死的就变成“麻木不仁”了。所以我们说求真实，就是求这个仁。  

那么这个“仁”是怎么求得到的呢？换句话说，这个真实诸法实相怎么样修学才能够得到呢？圣人告诉我们，要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来做起。“格物”就是要我们革除物欲。这个格物历史上有很多种解释，实际上，一个很可以让人接受的解释就是要“革除物欲”。也就是我们在财色名利的面前，能够如如不动把持住自己，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个才叫“格物”。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说明你格物有功夫了才能达到“致知”。就是你有智慧了，你的心性没有被蒙蔽了，那你就能够判断是非善恶美丑，这就叫“致知”。

“诚意、正心”都是心地上的功夫，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直心、深心。要从心地上下功夫，我们就需要离开巧言。所以凡是圣贤人，都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要在这个上面用功。就像司马光先生讲他的修身从哪里入手呢？就是从“不妄语”开始入手。不说谎话骗人。后面还说，巧言不仅仅是我们说出的言语，“凡著书立说，不本之躬行心得者皆是”，这就严重了。也就是说，我们著书立说，不是我们自己的躬行心得。那么这些也都属于“巧言”。

什么是“心得”呢？这两个字很重要。后面的小注是这样写的：“心得者，悟入实证也。”也就是说，所谓的心得都是圣贤人，经过修学后体悟到、亲证道、亲眼所见的境界，这个写出来的报告才是“心得”。

所以古圣先贤，他们几乎都是这样来做的。比如说我们读的四书。四书除了《论语》和《孟子》之外，还有《中庸》和《大学》。《中庸》就是古圣先贤所体悟的、所觉悟的、观察的宇宙人生的真相。它是真实的道理，所以属于理论。而《大学》是把《中庸》的这理论运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它讲的是具体的方法。所以在儒家讲知行合一。这个理论是王阳明先生提出来的。他也是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和启发。佛教中讲“解行相应”。他把这个“解”换成了“知”。把“相应”换成了“合一”，所以提出了“知行合一”的理论。这就是启发我们圣贤之学都是讲理论，讲方法，讲解行相应、讲知行合一，讲实行。而这个《论语》就是孔子把《中庸》的理论和《大学》的方法在生活中躬行实践运用得出的一个心得报告。所以孔子他说啊自己一生“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也并非是孔子谦虚。因为圣贤人的心性和我们一般人的心性都是一不是二。圣人和圣人的心性更是相通的。因为他们都证得了同样的境界。所以他们所看到的所体悟到的古圣先贤的道理是一不是二。没有增加一点，也没有减少一点。所以他没有什么创新。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通过学习古圣先贤的这些理论、方法，最后自己也达到了圣贤的境界，就是亲证了圣贤的境界。所以《论语》就是孔子根据古圣先贤的理论方法去实践而得出的心得报告。而《孟子》是孟子作为贤人，学习古圣先贤的道理之后，在生活中去实践应用所做出来的心得报告。

从前的读书人，读书志在圣贤。古人做学问呢讲求四个步骤，那就是信、解、行、证。首先需要对古圣先贤的理论方法要相信。因为圣贤人告诉我们要诚信，不妄语。那么他自己当然也是诚信，不妄语。所以首先要对他们生起信心，然后要理解他们所说的这些理论方法，在生活中去实行，最后自己也证得了同样的境界，这是我们做学问要达到的目的。所以我们著书立说，如果确实是自己躬行心得的报告。那么这个是可取的。如果著书立说的目的是为了牟取私利，为了自己出名，这个就离圣贤的学问越来越远了。这就叫自欺欺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句话呀，就要反省自己。我们自己所学的是不是躬行之后的心得。

那么再看“令色”。“善其颜色，少能有仁也”。这是说外表上装出一副慈悲仁厚的面貌。只有外表，但是没有内容，内心却是另外一样，没有仁慈、恻隐之心。“致饰于外，务以悦人。则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就是外表装成谄媚巴结，迎合别人的一副面孔,但是其目的是为了得到自己的利益，满足自己的私欲。这样的人就迷失了自己的本性。如果一个人本性没有迷失,即使是对自己有利益的事，他也不会因此去谄媚巴结别人。所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也就是说，一个君子在利益和欲望获得或者现前的时候，他首先看的是符不符合道义。如果不符合道义，纵然有这个机会，也不肯去获得。而小人则无所顾忌，他不顾道义，只顾自己的欲望，这就是小人。而“巧言令色者”，实际上就是麻木不仁的这一类人，他不知道通过巧言令色所获得的利益,实际上通过正常的手段和方法也同样能够获得，没有必要通过谄媚、巴结、伪装去获得。所以古人说“君子乐得为君子，小人冤枉做小人”。

那么学了这句话，确实是让我们自己时时反省。这个巧言令色的人，是不是我们自己？比如说我们总是想装出一副仁慈的样子、装出一副有修养的样子、装出一副很关心人的样子。但是心里并没有恻隐的实际，就很可能成了巧言令色之人。还有我们著书立说写了很多东西，但不是自己的心得报告，自己也并没有亲证到那个境界，甚至很可能很多都是道听途说，这样也容易导致巧言令色。如果我们是这样的，就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所以学君子，学圣贤之道，并不是用这一个标准去衡量别人，说某某某是巧言令色，某某某是小人。如果我们这样学，恐怕孔老夫子都要掉眼泪了。“鲜矣仁”。仁者，人心，所以要从心地上来下功夫。

在下面还有几条小注写得也非常好。“朱子曰，圣学不外求仁。”圣学，圣贤的学问，儒家的教育，宗旨都是在求仁。仁讲的是两个人相处之道，要推己及人。实际上说两个人相处之道，推己及人的时候，已经和真正的仁差了一层。真正的仁是什么呢？是“一体之仁”，我和别人就是一体的，其实哪有我和别人之分呢？这都是我们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出来的，本来就是一体的。

那么怎么样做到这个一体，达到这个一体呢？孔子他特别的平实，他就是告诉我们从孝悌来做，所以圣贤之教宗旨是求仁。“其行之也，以孝悌为先”。也就是在实行上要以孝悌为基础。也就是说，你求仁德求圣贤，从哪里学起呢？就是从孝敬父母，尊敬师长，来体会这种“一体之仁”。

“其贼之者，以巧言令色为甚。”这个“贼”就是贼害的意思。破坏人道、破坏孝悌、障碍我们求仁的第一个因素，就是“巧言令色”。所以一个人不诚实、处处想欺骗别人，在做学问上、在求道之上就很难前进。这就是说“巧言令色”和“求仁”是很远的，相差甚远，而且是“贼害”求仁道的。后面还说“但务巧令以媚人者，必非诚实之事。”这个不仁之人他心术不正，专门用巧言令色来谄媚、巴结人，讨人喜欢，这样的人是假仁假义，不是真正的仁。所以一定不是诚实的人。

“故学，必先诚意正心也”。也就是说，一定要从诚意、正心来学习，来提升自己的修行。所以修身前面有四个步骤，那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个就是让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首先问一问自己的存心。存心能够正，这个事情才会有好的结果；存心不正，这个结果也一定不好。这就叫“因地不真，果招迂曲”。所以这就是主要强调的是我们在言语上、容貌上应该保持真诚。

古人知道一个人花言巧语致力于言语的好听，而装出伪善的面目，很少有仁德之心。所以古人对于言语就不会过分地重视，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么重视。现在很多地方特别是西方选拔领导者，像总统竞选的时候都要进行演讲。演讲的时候言语非常巧妙，非常感染人，可以说是妙语连珠。但是这个人是不是有真才实德呢？那我们看一看特朗普就知道了。所以我们很难从他一两次演讲中就辨别出，他是真正的有仁德之心的人。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学习到这里，不足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