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学习《群书治要·礼记·经解》。请看这一句。

“发号出令而民悦，谓之和；上下相亲，谓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谓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谓之义。义与信，和与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无其器，则不成。”我们一句话一句话来看。

“发号出令而民悦，谓之和。”发号施令就是发布号令、施行政令，发号施令能够令百姓喜悦，这叫做“和”。为什么能够让百姓喜悦呢？就是因为领导者发号施令，目的是为了天下人谋福利，所以才能够使民众喜悦。古人说“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就像邹穆公，他能够为天下人所爱戴，就是因为他对自己非常地节俭，但是对百姓却非常地宽厚。真正做到了“爱民如子，视民如伤。”

邹穆公时，他有一个命令，喂养野鸭、大雁要用秕谷，而不能用粟米，粟米脱了壳就是小米，是人所吃的食物。等到粮仓里的秕谷全都用完了，他就派人到民间去用粟米来换秕谷，结果两石的粟米才可以换一石的秕谷。下面的人都觉得这样做实在太浪费了，就向他请示，说：“两石的粟米才换一石秕谷，还不如直接用粟米去喂养飞禽。”

邹穆公怎么说的？他说：“粟米是上等人的食物，不能用来养鸟。周朝有一句谚语叫‘囊漏贮中’，意思是说盛粮食的口袋漏了，但是粮食还是漏在了更大的容器里。君主是百姓的父母，我们把国库里的粟米转移到百姓的家中，难道这就不是国家的粟米了吗？让鸟儿吃这些秕谷，为的就是不损害国家的粟米。粟米是在我们的仓库里，还是在百姓那里，对我有什么区别呢？”意思是说，这些粟米在国库里，还是转移到百姓的手中，对他来说意义是一样的。只有明白私积的粮食和公家的粮食是一体的，才是真正的富国之道。正是因为邹穆公发号施令，都是为了利益人民，而不是出于自私自利，邹国虽然是一个很弱小的国家，但是像鲁国和卫国这样的大国，都不敢轻视它，像齐国和楚国这样的大国，也不能威胁它。

当邹穆公过世的时候，邹国的百姓非常地哀伤，即使是邹国四邻的百姓，也都朝着邹国的方向表达哀思，民间断绝琴瑟之音长达一年之久。贾谊对此评论说：“故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一位国君，他能以仁爱之心对待百姓，百姓对他的回报也同样是仁爱，能够为天下人带来福祉的人，他自己的福气也自然会到来。邹穆公发布施令，就是关心天下百姓的福祉，为天下百姓着想，而不是为了自己骄奢淫逸，一味地满足个人的私欲，所以他也受到了天下人的爱戴。

当然，发布政令，不仅仅要关心民众的物质生活，让人们衣食无忧，更要重视民众的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礼记·学记》上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建立一个国家，领导一国的百姓，什么是最重要的呢？最重要的就是兴起伦理道德的教育，把人人教成好人、教成善人。这样，人们才能够在物质生活丰富之后，还能够有精神生活的愉悦。

在近现代以来，从西方看，西方社会宣称“上帝死了”，人们就不再相信宗教了，宗教所承担的伦理道德教育的任务也随之被忽视了。在东方，人们疏离了孔孟儒家的教育。伦理道德的缺失，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孟子》上所说的：“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有人抛弃了“仁、义、礼、智、信”，做人、做事没有标准，甚至都突破了道德的底线。就像我们看到新闻，有儿子把母亲都能够活埋，像这样突破道德底线的事情屡屡发生。什么原因呢？这就是左丘明所说的“人弃常则妖兴”。人把做人的常理常法，“仁、义、礼、智、信”，“五伦八德”都给抛弃了，邪恶怪异的事情就产生了，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生活，就不可能身心安定。

所以国家发号施令要让民众喜悦，就不仅仅是重视经济的发展，重视物质文明的提高，重视社会民生，更应该重视伦理道德教育，重视精神文明建设。这也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该起到“君亲师”的作用，只有把老百姓教好，才能过上身心安乐的生活。对领导者如此，对一般百姓也是如此。古代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做官？做官，他可以用自己的所学所能，来贡献于国家、服务于人民。而且有一笔好的收入，可以养家糊口，让家人衣食无忧。而且是因为自己有德行，能够率先垂范，力行“仁、义、礼、智、信”，所以受到社会大众的尊敬。

孟子也说：“爵一、齿一、德一”，就是让我们尊敬有爵位的领导者，尊敬上了年纪的人，尊敬有道德的人。所以古人做官，起到了“君亲师”的作用，把老百姓都教得非常好，几乎没有诉讼的案件发生。他没有事可做，就生活得很轻松，可以游山玩水，写诗作画。现在的领导干部，为什么日理万机还忙不过来？其实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忽视了伦理道德的教育，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纷争、怨恨、争讼越来越多了，让领导干部也是应接不暇。人们虽然富裕了，但是却“富而不乐，贵而不安”，生活在惶恐不安、牢骚抱怨、身心不乐之中，也谈不上有知恩报恩的心了。

下一句，“上下相亲，谓之仁。”上下能够相亲相爱、团结互助，这叫做“仁”。“上”就是指领导者，“下”就是指被领导者。为什么上下能够相亲？上下相亲的原因，在于他们之间是一种道义的结合，而不是纯粹的功利的结合。我们看现代的企业，企业家和员工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没有按照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理念，去治理企业，把企业之间上下级的关系，纯粹地变成了利害关系、功利关系。

孟子很早就提醒我们，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领导者把被领导者，当成手足一样加以关爱、加以照顾，被领导者会对领导者加倍地回馈，把他当成自己的心肝宝贝，更加地重视、更加地关爱。相反，“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就像现在的领导，认为我把你雇来了，已经给你工资了，你给我出力干活就好了，还把他呼来唤去的，不尊重人格。下班之后，员工在超市遇到了领导，都是什么样的反应呢？就是一低头，装没看见就过去了，就像看到一般的国人，一般的陌生人，没有太多的亲密。更有甚者，“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领导者把被领导者的生命，看得像泥土和小草一样的低贱、不值钱，可以随意地践踏。那么员工说起老板都是这样的态度，说：“我们那个老板简直就是一个吸血鬼，甚至连吸血鬼都不如。”就是像仇敌一样加以痛恨，原因就在于领导者对于被领导者的态度，他是一种功利的态度、利害的态度，甚至是一种剥削的态度。这个企业就不可能有和谐的文化。

有一个代表团到一个企业去参观，他们首先到了食堂，考察之后就非常不满意，说：“给员工这样的饭吃，员工都不应该给老板工作。”中午吃完饭，又来考察车间，考察完之后，他们就更不满意了，说：“员工用这样的态度给老板工作，老板都不应该给他们饭吃。”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彼此之间都没有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做老板的没有想到，企业之所以有利润的增长，能够长期地稳定发展，都是一线员工辛苦地付出，所以你起码对他们的健康要负责任，要把饭菜搞好。员工也感受不到领导的体贴关心，工作也就是混时间，只要把钱拿到手就可以了，所以也不是尽心尽力地认真负责。

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有一些西方的员工，他们因为老板拿不出工资了，他们就纷纷地示威、抗议、游行，结果这种不理性的举动，使企业雪上加霜，所以很多企业就倒闭了。但是韩国的员工，不仅没有去示威、罢工、游行，反而把他们平时的积蓄拿了出来，交给了老板，说：“老板呀，我们这么多年，之所以有稳定的收入养家糊口，都得益于您对我们的关爱。现在企业遇到了瓶颈，我们愿意和您同舟共济、共渡难关。这些钱您拿去用。因为一旦企业倒闭了，我们几千员工的家计也就没有了着落。”我们看一看，为什么这样感人的举动，没有出现在儒家的发源地——中国呢？其实就是因为在改革开放相当长的时间中，我们放弃了，或者说没有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为西方的管理方式是最先进的，纷纷到西方去学习。

还有人质疑，说“传统文化是在传统农耕社会发展起来的，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的基础之上的。到了现代社会，社会化的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使得血缘家族的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传统文化也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这些观点看上去似是而非，因为讲这些话的人都是专家学者、权威人士，也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抓到根本。因为中华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特点，强调的是“伦理道德的教育”，人与人之间的结合是道义的结合，而非功利的结合。这是它能够起作用的根本。比如说即使是同一家人、存在血缘关系的人，如果没有了伦理道德的教育，也仍然会出现儿子把自己的母亲活埋，兄弟因为一点点财产吵上法庭这样的现象。但是在古代重视了伦理道德的教育，可以一家族的人，上千口、几代同堂仍然是其乐融融。

像我们以前讲过一个“陈昉百犬”的故事。因为这一家人吃饭的时候，长幼有序，如果有一个人没有来，大家都会等他。这种长幼有序的观念，无形之中就影响到他们家养的一百条狗，只要有一条狗还没有来，其他的狗都会东张西望，就等着这个狗来，等这个狗来了之后，才一起去吃食物、一起就食。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关键不在于血缘关系，而在于什么呢？有没有良好的伦理道德的教育。如果没有良好的家风、家教，即使是兄弟姐妹也可以吵上法庭，甚至反目成仇。关键在于接受了什么样的教育。

中国古人从小就学习礼让、谦让、退让，念念为对方着想。《弟子规》中说：“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兄弟姐妹之间，看中的是恩义、情义、道义、手足之情。“言语忍，忿自泯；财物轻，怨何生。”如果兄弟姐妹把财务看得淡一点、看得轻一点，把手足之情看得重一点，怎么可能因为一点财产就会起争执呢？彼此之间在交流沟通的时候，言语上互相忍让一下、少说一句，怎么会起争执呢？《弟子规》它就两句话，你只要做到了，兄弟姐妹之间就能够和谐相处。有了这样良好的伦理道德教育，使人做事念念都为对方着想。遇到利益的时候，也是首先考虑到对方，这就是礼让、谦让、退让。怎么会有争执发生呢？

但是，我们受到西方极端个人主义的影响，“竞争”成了主流的价值观，讲自私自利。为了获得自己的利益，就必须去和别人竞争，好像不竞争，就得不到自己的利益。竞争再向上提升就是斗争，斗争再向上提升就是战争。产生了一系列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问题，这些也都是战争产生的根源。英国著名的历史哲学家汤恩比先生，在系统地考察了各国的发展史，特别是文明发展史、文化发展史之后，从文化学的角度提出，说：“能够真正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的，唯有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它强调的是“一体的宇宙观”。父子是一体的，君臣是一体的，兄弟是一体的，夫妻也是一体的，朋友也是一体的，我和他人、和动植物、和天地万物都是“一体”的关系。既然是一体的关系，就像一个身体一样，谁也离不开谁，就应该是团结互助，就应该是力行仁爱。

古人讲“一体之仁”。什么是“一体之仁”呢？就是我们要向爱自己的身体一样去爱护他人，这个叫“一体之仁”。其实我们有“自己”和“他人”的时候，和“一体之仁”已经有差别了。因为“一体”是不分彼此的，你还有“我”，还有“他”，还有这种对立的观念，实际上已经和“一体之仁”差了一点了。但是对于一般人，他体会不到什么是“一体之仁”，所以就怎么样呢？告诉我们要“爱人如己”，就是你要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

“爱人如己”怎么样做呢？就是要从“忠恕之道”来做起，那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都是让我们要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弟子规》中也说“将加人，先问己；己不欲，即速已。”任何事你要做给别人之前，首先都要扪心自问，我希不希望别人以这样的方式、态度对我，如果我不希望，那也不能够以这样的态度、方式去对待别人。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仁、义、忠、恕”，你能够做到“仁、义、忠、恕”四个字，很多问题矛盾就会迎刃而解。

所以对人要有真诚的仁爱之心。别人对我没有真诚，我对别人还是一味地真诚，还要有仁爱心，那就是要“爱人如己”。正是因为传统文化有这些理念，所以汤恩比先生，在深入了解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后，对比了各国的文化，提出了“唯有中国的传统文化，才能够为世界带来希望与和平。”这是一个外国人说的。

“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谓之信。”也就是说，百姓有所需而不必去求，就能得到满足，这就叫做“信”。人民还没有提出要求，但是做领导者的、做君主的，已经看到了他们的需求。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领导者他有仁爱之心，他的心念念都关注着人们的福祉，念念想给百姓带来真实的利益，这就叫做“信”。如果一个君主能够主动地看到百姓的需要，在百姓还没有提出要求时，就对他很关心，满足他潜在的内心的需要，这个领导者就能够获取下属的信任。

我们看很多企业，员工到这里来，就是为了挣工资、养家糊口的，他也没有想到要学习传统文化，也没有想到去学夫妻相处之道、教育儿女之道，来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但是，站在高远的领导者，他能洞察到员工如果要实现幸福美满的人生，不仅要有物质上的保证、经济上的收入，还必须有一个正确的人生态度、正确的价值观。所以怎么样啊？主动送员工去参加免费的传统文化学习。开始的时候，还有很多员工不理解，甚至还会抱怨，但是他们学着学着，就越来越认识到，领导者确实是时时、处处、念念为自己着想，最后都被感化了。这就是“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他们对领导者的回报是什么呢？一定是忠心，就是竭尽全力地去为企业付出，不讲条件。这就是以心换心的结果。

“除去天地之害，谓之义。”消除天地间的灾祸、危害，这就叫做“义”。《大学》中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做人民的父母、做人民的领导者，应该是什么态度呢？人民喜好什么，自己要喜好，人民厌恶什么，自己也厌恶。人民喜欢什么呢？人民喜欢人际关系和谐、人伦关系稳定，每一个人都过上幸福安乐的人生，不要生活在惶恐不安之中。做领导者的就要兴起道德教育。人民也不喜欢颠沛流离，不喜欢战争，战争给人带来的痛苦是非常深重的，做领导的，也要解民之忧、济民之困。在历史上，像武王伐纣、汤王伐夏桀，那都是迫不得已，解民于倒悬。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而是为天下人除害。所以他们的行为被称为“义举”。

而有的时候，“天下之害”可能就是领导者自身。如果领导者利欲熏心、骄奢淫逸，一定会伤害天下百姓的利益，所以他本身就成了天下之害。比如说他为了满足自己的骄奢淫欲之心，他的心思就不会在治理国家、治理天下，满足老百姓的需要上，国家治理不好，老百姓就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甚至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想方设法地盘剥百姓，这样就成了天下之害了。所以领导者必须首先克除自己的私欲。

要克除私欲，就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就像《了凡四训》上讲，改过要发三种心：首先就是耻心，然后就是畏惧心，然后就是勇猛心。对于自己小的过失，“如芒刺在肉，速与抉剔”，就像你的肉里扎了一个刺儿一样，你得马上把它挑出来。对于自己大的过失，“如毒蛇啮指，速与斩除，无丝毫凝滞”，对于自己身上大的过失，就像毒蛇咬了你的手指一样，你赶快就把这手指斩断，不能够有丝毫的犹豫。否则的话，毒素遍满全身，自己的性命都难保，所以要毫不犹豫地克除自己的欲望，改过行善。

在佛教的寺院里，有一个大雄宝殿，大雄宝殿里面供奉的都是大英雄，什么样的人被称为“大英雄”？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不是战胜千军万马的人被称为大英雄，而是能够战胜自己的烦恼习气，自己的毛病习惯，自己的欲望的人，这样的人能够战胜自己，才能够无所不胜。竞争竞争，从来都不是去和别人争，都是和自己的烦恼习气做斗争。你能够战胜自己，那就是没有什么战胜不了的，这样的人才能够成为大英雄。在《续小儿语》中，有这样一句话，说：“威震四海，勇冠三军，只没本事，降伏自心。”你能够降伏自心，战胜自己的贪嗔痴慢，这样的人才被称为“大英雄”。

我们看了这四句话，我们感受到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抗疫过程中，中国政府所承担的，就是对这四句话的完美诠释。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中，之所以能够迅速的取得成效，就是因为遵循了这四点。

首先我们看“发号出令而民悦，谓之和。”在农历新年的第一天，习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就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绝不能因费用问题耽误患者救治。”这一点就赢得了百姓的喜悦，因而能够万众一心，积极主动配合政府的各种防疫举措。这和西方的某些国家民众对政府的号召不屑一顾、质疑，甚至以暴力形式反对政府抗疫措施的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产生这种反差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政府，它发号出令的出发点，就是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负责，所以能够赢得人们的喜悦，这个就是“发号出令而民悦，谓之和。”

再看“上下相亲，谓之仁。”正如习总书记在5月22日，也就是昨天，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的审议时所强调的，他说：“古人讲‘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党章明确规定，我们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在重大疫情面前，我们一开始就鲜明提出，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我们在全国范围内，调集全国最优秀的医生，最先进的设备，最急需的资源到湖北和武汉，全力以赴投入疫病救治，救治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他还说：“无论年龄再大、病情再重，我们也绝不放弃。”这次抗疫斗争中，我们成功救治的年龄最大患者108岁。

我们也都看到，国家从各省派遣340多支医疗队，四万多名医护人员支援武汉，以举世罕见的速度建成了火神山、雷神山医院，还有十六所方舱医院，ICU一天的治疗费用高达百万人民币。这和西方国家拔掉老年人的呼吸机等等重利轻义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人为本”的这种方式、政策、政令，感化了亿万人民，让人民也不由自主地纷纷投入到疫情防控的工作之中。

在抗疫的关键时刻，有无数的逆行者舍小家为大家，义无反顾地奔赴战疫的最前线，千千万万的普通百姓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用各种方式为抗疫贡献一己之力。正如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讲到的：“广大医务人员英勇奋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勇挑重担，科技工作者协同攻关，社区工作者、公安干警、基层干部、新闻工作者、志愿者坚守岗位，快递、环卫、抗疫物资生产运输人员不辞劳苦，亿万普通劳动者默默奉献，武汉人民、湖北人民坚韧不拔，社会各界和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捐款捐物。中华儿女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筑起了抗击疫情的巍峨长城。”

确实，“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这次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涌现出很多英雄人物。比如说51岁的武昌医院院长刘志明，他说：“一张床位就是一条命。”带领医护人员用三天的时间，改造了504张床位，因为日夜连轴工作，而不幸因公殉职。火神山医院的参与建设者有七千余名，他们不分昼夜地赶工，从方案的设计到建成交付，仅仅用了十天的时间。许多工人在完成工作之后，还坚决不领工资，借此表达对国家的支持。汶川县龙竹村的村民们，驾车36个小时，走了1300多公里，将一百吨蔬菜运抵武汉，分送给六家医院。在灾害面前，举国上下患难与共，前方后方同心协力，海内海外和衷共济，无数平凡的人们守望相助，用无私和大爱彰显了民胞物与的精神境界，用责任和担当诠释了家国情怀的深沉内涵，这充分显现了“上下相亲，谓之仁。”

而中国之所以能够形成这种“上下相亲”的局面，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为什么这么说呢？西方国家，基本上采取两党制或多党制，这就使得政党颁布的政策、采取的措施，大都是从本政党，以及与政党相关的少数人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正是这种偏私的存在，使得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的国家政府，难以得到最广泛的民众支持。而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自己的执政理念，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特别是在十八大之后，习总书记明确提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所以能够形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力量的局面，在抗疫的过程中形成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局面，使得中国的疫情防控迅速取得成效。这就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第三，“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谓之信。”在这次疫情防控中，中国在国内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况下，依然无私的向疫情严重的友邦捐赠医疗物资，并且派驻医疗队伍实施援助。同时，还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在世界卫生组织被美国威胁断供之际，中国多次表示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并在疫情发生期间，先后向世卫组织提供了五千万美元的捐款，不仅如此，在第73届世卫大会上，中国还宣布将提供二十亿美元国际援助，支持疫情受灾国，在中国建立全球人道主义应急仓库和枢纽，建立三十个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同时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供全球使用等等。

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从上至国家领导人、疫控防治专家，下到百姓，都通过各种方式，与世界人民分享中国防控疫情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充分体现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仁爱情怀，还有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担当精神。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主动对世界各国人民”雪中送炭“的实际行动，就是“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的表现。也让世界人民，看到了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诚意，也一定会感召越来越多的国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携手努力。

第四，“除去天地之害，谓之义。”病毒没有国界，不分种族。面对疫情挑战，中国不断呼吁国际合作，呼吁各国人民应守望相助、风雨同舟，合作抗击疫情。也赢得了很多外国政要、智库学者的赞同和认可，他们说：“当人类面临公共卫生危机时，中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采取了一系列积极行动。中国向一百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提供支持和援助，推动抗疫国际合作，体现了大国责任与担当。”

国际合作抗疫，进一步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大意义，更加证明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命题，是顺应天道规律、办理政治、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体现。中国自古以来就提倡“天人合一”，强调 “与天地合其德”，而天地的大德就是生养万物，所谓“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正是“天有好生之德”，就要求我们效法天地之德，爱护万物一视同仁，这就是仁。王阳明先生也说：“夫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正是这种“一体之仁”，使我们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命题。

要从根本上除去“新冠肺炎”这一天地之间的祸患，还是必须重新认识中国古人“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宇宙观，重新树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生态观，重新理解“民胞物与”的价值观。摆正人在自然界中“与天地参”的位置，按照自然规律来生产生活，这样才能够“赞天地之化育”，保持人与自然万物和谐一体的发展关系。要赢得抗疫的胜利，走真正可持续发展之路，也还是必须依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理念。这种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可以帮助全人类转危为安、化险为夷，除去天地之害。

我们接着往下看，“义与信，和与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无其器，则不成。”“器”，就是用来做事的方法、工具。“义与信，和与仁”是推行王道、君临天下的必备工具，如果只有统率治理百姓的愿望，而没有统率治理百姓的工具，那是不会成功的，而且“义、信、和、仁”，也都需要通过“礼”来表现。也就是说，在古人看来，即使要称霸诸侯，也要讲求“义、信、和、仁”，要把“义、信、和、仁”作为称霸天下的工具。所以，对于一个国家的领导者来说，讲求“义、信、和、仁”是至关重要的。比如说在《荀子》中就说：“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无他故焉，信也。”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都原本是身处偏僻狭小之地的国君，但是后来他们能够威震天下，使那些中原诸国都感受到威胁。为什么呢？并不是出于什么其他的原因，而是因为他们讲求信用，“是所谓信立而霸也”，也就是说他们建立起了信用，所以才称霸诸侯。

在《左传》中也讲：“信不可知，义无所立。”如果为政者的信用还没有得到彰显，不能够为民众所知晓，道义就无法建立。怎么样才能够让民众信任自己呢？在《群书治要·中论》中讲：“欲人之信己，则微言而笃行之；笃行之，则日用久；日用久，则事著明；事著明，则有目者莫不見也，有耳者莫不闻也，其可诬乎？”如果为政者想让人们信任自己，即使是许下一个小小的承诺，也都要尽力实现，真正兑现自己的承诺，效果才会越来越长久。效果日益长久，事情会更加清晰，事情清晰，则有目共睹、有耳皆闻，谁还能够歪曲事实呢？所以为政者要取信于民，就必须做到“微言而笃行之”。小小的承诺，要认真去实行来兑现、履行自己的诺言，并且要久久为功、持之以恒。不是只有言辞的承诺，更要依靠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信守承诺。

就像中国在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之初，有一些国家也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猜疑中国提出这些理念背后的政治企图，但是中国继续是以诚待人，与世界各国积极开展互利合作，加强国际援助，坚持走共同繁荣之路。特别是在这次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中国的负责和担当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可。他们也越来越相信，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确实是出于诚心，而没有其他的目的企图。

反之，如果不能够使自己的信义彰显，会是什么结果呢？在《荀子》中这样说道：“不务张其义，济其信，唯利之求，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内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这句话说得非常好。它说你不致力于伸张自己的道义，成就自己的诚信，反而唯利是图。在国内不顾后果地来欺诈人民、追求小利，对外不顾一切地欺诈与他结盟的国家，以追求大利。在内不好好地治理自己已经拥有的国家，而常常想侵占别人所有的国家。结果是什么呢？“如是，则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得其上矣。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也。”如果这样，他的臣子和百姓，就没有不以欺骗之心来对待君主的。君主欺骗臣民，臣民也欺骗君主，就必然导致上下分崩离析。

“如是，则敌国轻之，与国疑之，权谋日行，而国不免危亡。”这样一来，敌国就会轻视他，与他结交的国家也会怀疑他。权术阴谋日渐猖獗，以至于国家不可避免地出现危机，以至灭亡。这说明，导致一个国家衰亡的原因，在于自己“多行不义必自毙”。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者，不遵行“仁、义、礼、智、信”这些治国的常理常法，而是专门靠玩弄权术、阴谋来治国，必然害人者终害己。这一段话特别值得美国人学习和警醒，即使在处理国际关系上，也并非强权就是公理。它也是有“道”存在的。

中国传统文化，它讲的是兴衰存亡的普遍规律。谁按照这个规律去做？谁就是“得道者多助”，多助之至，天下顺之；谁违背了这个规律，必然是“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叛之”。我们观察如今的国际形式，正是中国时时处处都是顺天道而行，所以必然是顺天者昌。而美国很多时候都是有逆天道的，是逆天而行，结果也必然是走向衰败。通过学习传统文化，我们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此地。我们下次再见，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