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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优秀中华传统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刘余莉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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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介绍
媒体
人民网-理论频道
题目
弘扬优秀中华传统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简介
党的十九大报告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厚重的历史感和强烈现实感的高度统一,坚持在传承中发展,在借鉴中创新,既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又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要作用,这表明在中国进入全新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领导中国人民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在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文字版
弘扬优秀中华传统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2017-11-30

                               网友们大家好!

党的十九大报告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厚重的历史感和强烈现实感的高度统一。坚持在传承中发展,在借鉴中创新。既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又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要作用。这表明在中国进入全新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领导中国人民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在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我们知道,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被誉为是安身立命之学,经世致用之学,但是在新时代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正确认识古今中外的关系问题,这样才能够增强文化自觉,树立文化自信,使中华传统文化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讲三个问题。

一、传统文化“变”与“不变”的辩证法

在处理古今的问题上,要正确认识传统文化的精髓是“道德”两个字。“道”是表示自然而然的,本来如此的规律。而“德”,“德者,得也”,也就是人体认“道”,得“道”后所具有的品质特征。我们知道《周易》上有一句话,古圣先贤,“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正是在观察天地自然之道的基础上,古圣先贤得出了促进身心和乐、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天下和平的常道。这种常道不能违背。所以孟子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荀子也说:“道者,古今之正权也;离道而内自择,则不知祸福之所托。”这些都告诉我们,如果我们顺着天道来修身治国,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的理想效果,反之必然会败亡。而“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既然是常道,既然是真理,必然是永常不变的,古人说“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恒常不变的治国的常理常法,在古代适用,在今天也依然适用。就像太阳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下一样,自古至今都是如此。我们在学习传统文化的时候,要知道这个不变的是“道”,而落实“道”、体现“道”的具体形式和方法,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与时俱进。

对于个人而言,我们学习传统文化,也就是掌握了这个“道”,有什么好处呢?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可以趋吉避凶。比如说《大学》上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易经》上也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所以我们看古代的读书人,他看到一个人目前的所作所为,就可以推断出他以后的结果如何。后来他的结果果然和人家预测的一模一样。

这是什么道理呢?这就是因为古代的读书人经常读圣贤书,圣贤书所记载的都是常理、常法、规律性的东西。比如说在《书经》上有一句话说:“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弗亡。”看一个人在内心起了迷乱女色之风,在外喜欢狩猎、游戏,没有节制,还喜欢饮酒,沉溺于靡靡之音,住的房屋又高又大,墙上还雕刻着花纹,雕梁画栋极尽奢侈之事。这样的人会怎么样呢?

古人说得很肯定,有一于此,未或弗亡。也就是以上六种情况,有一种出现在你的生活中,就没有不灭亡的。更何况现在很多的领导干部,这六种情况全都出现了呢?那还有不灭亡的道理吗?所以,你看一个省部级以上的官员突然锒铛入狱的时候,大家都在议论纷纷,说什么原因啊?莫衷一是。其实这个原因古人早都给我们揭示出来了,都在经典之中。所以,学了这些经典,我们才明白厚德载物的道理。这个物就是外在的财物、身份、地位、名称等等,它靠什么来承载呢?靠一个人深厚的德行。

对于国家而言,用治国的常理常法来治理国家就能够达到安定和平的效果。这些规律在书上也记载得很多,比如说在《春秋左氏传》上说:“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也就是说,我们看一个国家为什么可以兴盛呢?他把人民视为伤病一样,加以关心、加以爱护,这是一个国家福祉所在。而一个国家为什么会灭亡呢?就是把人民视为泥土和小草一样的低贱,可以随意践踏,这也是一个国家灾祸所产生的原因。你掌握了这些规律,你就知道,这些规律在古代是适用的,在今天也依然适用。这个就是告诉我们,“道”是不变的,不变的我们要加以继承,而变的是表现形式和方法。

二、“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

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是,很多人认为现代化和传统文化相去甚远。这是因为我们在理解现代化的问题上出现了偏颇,在处理中西关系的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都贯穿着关于坚定文化自信的思想,深刻阐释了这样的道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决定,中国的未来绝不是西化,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不在于发展阶段的差异,根本在于文化基因的不同。人不自信,谁人信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与魂,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都必然是中国特色。

这说明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需要明确现代化不等于西化,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贫富悬殊、形式民主、文化庸俗、社会混乱、生态恶化等等,这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要尽力避免的。所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的一些特征。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弥补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强国强在文化

我们可以看,孔子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一些看法。在《论语》中记载,孔子对他的弟子有一段对话,孔子到卫国去考察,冉有给他驾车子,孔老夫子就说,这个地方人口已经很稠密了,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冉有就说了,人口已经很稠密了,还应该做什么呢?孔老夫子说,要使人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了:“既富矣,又何加焉?”孔老夫子还是回答了两个字:“教之”。这可以看出孔子关于一个国家发展阶段的看法。

如果说国家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大国到富国,再到强国的过程,那么,毛泽东思想使中国站起来;邓小平理论使中国成为一个富国,解决的是“富之”的问题;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使中国强起来,成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重点要解决的是“教之”的问题。靠什么来教呢?当然是靠文化来教,靠文化强国。所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强在文化。

说到强国与富国的区别,大家都容易理解,她不仅仅是经济的腾飞,更重要的是她的文化在世界上有影响力。当然说到强国,人们还可能会想到富国强兵,想到军事的强大、武力的强大,所以,西方人才提出“中国威胁论”。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特点。在中华文化中的强,并不是军事武力的强大,而是文化道德的强大。

习总书记在讲话中也提出:“大国者,好战必亡。”这个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贯特征。比如说在《群书治要·盐铁论》中有这样一句话,“地广而不德者国危;兵强而凌敌者身亡”。什么意思呢?土地广阔,但不实行德政者,国家就有危险;倚仗兵力强大而欺凌别国者,自己也会灭亡。在《群书治要·文子》中也有一句类似的话,现在有人认为只要强大就可以致胜,于是便丈量本国的地域,计算本国的人口,认为只要富有,就有利益,所以,热衷于计量储存的粮食,称量所拥有的金银。如果这个道理是靠得住的话,则千乘之君无不霸王,万乘之国无破亡者矣。国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轻。由此观之,存在得道,而不在于大;亡在失道,而不在于小也。这就是告诉我们,如果真的是强大就可以致胜,那么有千辆马车的君主无不可以称霸诸侯,有万辆马车的大国更是永远不会灭亡了。一个国家将亡,再大也是靠不住的,如果道义畅行,国虽小,也不能轻视。由此看来,国家得以存在,在于有道而不在于其大,国家所以灭亡,在于失道,而不在于其小。这种注重道义的文化,我们把它称为“王道文化”。

但是我们也看到,西方许多国家近百年来所奉行的都是“霸道文化”。早在1924年,孙中山先生就对“霸道文化”和“王道文化”作了一个对比。在《大亚洲主义》的演讲中,他讲到,就最近几百年的文化讲,欧洲的物质文明极发达,我们东洋的这种文明不进步。从表面的观瞻比较起来,欧洲自然好于亚洲,但是从根本上解剖起来,欧洲近百年来是什么文化呢?是科学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这种文化应用到人类社会,只见物质文明,只有飞机炸弹,只有洋枪大炮,专是一种武力的文化,这种文化专用武力压迫人,用我们中国古话来说就是行霸道。所以,欧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但是,我们东洋向来轻视霸道的文化。还有一种文化好过霸道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本质是仁义道德,用这种仁义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不是压迫人,是要人怀德,不是要人畏威,这种要人怀德的文化,我们中国的古话就说是行王道。所以,亚洲的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

简单地说,东方的文化讲王道,西方的文化讲霸道,讲王道就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就是主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是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孙中山先生在演讲中还指出,现在世界文化的潮流,就是在英国美国也有少数人提倡仁义道德,至于在其他各野蛮之邦也是有这种提倡。由此可见,西方之功利强权的文化,便要服从东方之仁义道德的文化,这便是霸道要服从王道,这便是世界的文化日趋于光明。

所以,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仅是使中国的经济强大,更重要的是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带给世界,为世界解决冲突,为实现世界和平提供启示。

中国自古就提出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箴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国泰民安,睦邻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理念世代相传。习总书记的一些重要讲话,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之所以广受欢迎,就是因为他对爱好和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同,体现了高度的文化自信。也正是因为这种文化自信,他才提出了要建设“一带一路”,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相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解决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的难题提供出路和答案。

当今世界冲突不断,危机四伏,英国有位著名的历史哲学家汤恩比教授就认为,要拯救今天的灾难,唯有从中华文化中寻找答案。他的这一个结论可以说是非常有启发性的。因为西方的文化是霸道文化,中国的文化是施行王道的文化,只有这种王道的文化,才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特色的文化,使中国成为一个能够贡献世界和平,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强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与魂,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都必然是中国特色。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哪些作用呢?

首先,从经济领域来看,中华传统文化对于建设富强中国提供可贵启示。

在《管子》中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所以,治国首先要富民,认为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生活条件是国泰民安的物质保证。但是,对于如何富民,中国古人却有着自己的见解。在《晏子》上也记载着,齐景公来请教晏子:“富民安众难乎?”说使人民富裕、百姓安定很困难吗?晏子回答说,很容易。“节欲则民富,中听则民安。”能够节制欲望,人民就富裕了,审判诉讼公平合理,人民就会安定。你想富民安众,只要把这两条实施到位就可以了。在古人看起来,怎么样富民呢?并不是简单地刺激消费、拉动内需、追求GDP的增长,人民才会富裕,如果仅仅追求GDP的增长,重视商业、轻视农业,反而还会导致两极分化,人民并没有真正地富裕,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而贫富分化还会导致其他的社会问题。

在《群书治要·说苑》上记载,魏文侯曾经问李克,“刑罚产生的根源在哪里?”李克说:是产生于百姓的两种心,那就是百姓邪曲不正的奸邪之心,还有淫佚之心,放纵奢侈的心。而这个奸邪之心是因为人们饥寒交迫生起的,淫佚之心是因为放纵奢侈的人把心思耗费在文饰之上,一旦人们把这些看成是有价值的东西,那么男人就会放弃农业,从事雕纹刻镂;女子就会放下织机,去学习刺绣,而农事受到防害是饥饿的根源,纺织受到防害是寒冷的根源。

“饥寒并至,而能不为奸邪者,未之有也”。老百姓饥寒交迫,吃不饱、穿不暖,还能够不作奸犯科的这是很少有的。“男女饰美以相矜,而能无淫佚者,未尝有也”。男女都互相炫耀衣服饰品华美亮丽,却不奢侈放荡纵欲的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所以,如果上面的人不禁止奇技淫巧,换句话说,就是奢侈品生产越来越多,结果就会导致“国贫而民侈”,国家很贫困,而人民越来越奢侈浪费。贫穷的人就会想出一些奸诈的邪取不当的方式来追求富裕的生活,而富足的人就会相互攀比,过上更加放逸纵欲的生活,这等于驱使人去做邪曲不正的事。

在《群书治要·崔寔政论》上也有一段类似的阐述。“夫人之情,莫不乐富贵荣华、美服丽饰、铿锵炫耀、芬芳嘉味者也。”人之常情都是喜欢荣华富贵,喜欢美丽的服饰叮当作响而且炫人眼目,喜欢吃的都是美味佳肴,而白天想着这些事,夜里做梦还是想着这些事,一心一意地就想怎么样吃喝玩乐,这就像水往下流,瀑布往沟壑里流淌一样,是自然而然的。古人把人的欲望比作欲是深渊,欲壑难填,通过礼法制度来防患于未然,让人把欲望设置在合理的范围内,并且做到欲而不贪。

但是现在却不是这个样子,现在市场上都卖那些奢侈的工艺品,商家都可以卖那种僭礼的服饰,百工也可以做奢侈品,人们看到这些能够满足自己欲望的东西就不可能不去买。而商人家家户户都是超越等级的享受奢靡无度,国家的政策一旦有了偏失,普天之下,率土之滨的人,都会去追求奢侈浪费、僭礼的生活,这并不需要到家家户户宣传,而是时势潮流驱使他们这样做,这是天下最让人忧心的事情之一。

而且,这还不止,世间奢侈的风气越来越重,服饰都违背礼制,没有实用价值的器具越来越昂贵,农业这个本业却越来越低贱,务农的人,种桑的人很勤苦,但是收入微薄,从事工商业的人很安逸,但是收入和利润却丰厚百倍。那会怎么样呢?那就会导致农夫放下了锄头,织女放下了织机,如此一来,亲自耕种的人越来越少,从事商业的人越来越多。这样怎么会有丰收的年景呢?财富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商家的手里,百姓穷匮,于是为了吃饱穿暖,很多人沦为奸寇、强盗。而国家的仓库越来越空虚,监狱却已人满为患,一旦年景不好,五谷不丰,受饥挨饿,流亡过世的人就数不胜数。而忧于从上到下都很穷匮,所以也没有办法做到互相接济。后面他还说,“国以民为根,民以谷为命,命尽则根拔,根拔则本颠。”国家是以人民为根本,人民是以粮食作为命根,现在粮食都没有人去耕种,人民不能够保命,这个根本就削弱了,根本被削弱了,国家就会陷入危难,这是国家最大的忧患。

从这一段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人思考问题看得很深远,他能够抓住根本,而不是就事论事,农民付出的多,收入少,工商业付出的少,收入却丰厚,导致了贫富差距加大,贫穷的人就会做奸邪之事,富裕的人就会做纵欲放荡之事,这样一来,作奸犯科的事情越来越多,一旦人们养成奢侈放纵浪费的习惯,国家的资源也就会越来越枯竭,如果国家再不重视农业,耕田的人越来越少,衣食都不能得以保证,那遇到灾荒就没有办法接济了,再遇上战争等突发事件,也更无法应对。中国古人告诉我们要重农、节欲,这才是富国之策。这些节欲务本的富国思想,对于解决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以及贫富悬殊的问题,解决今天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偏颇,可以说仍然具有借鉴的意义。

第二,从政治领域看,中华传统文化对于建设中国特色民主政治提供重要参考。

中国实行民主政治,这是我们明确的目标。问题是在中国这样的国情,包括在中国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我们需要提倡的是什么样形式的民主。基于对中国历史文化和国情的理解,我们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并且提出协商民主作为有益补充。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中国传统文化对选举民主的弊端有着深刻的分析,从传统文化看来,西方所采取的选举民主具有以言取人、结党营私、遗漏人才、自赞毁他,引发对立和竞争等等的弊端。在一篇文章中对这个问题我曾给予专门的论述。

比如说,西方一人一票制的选举,很难避免结党营私。在《群书治要·六韬》中有这样一句话,这句话可以说是把西方选举民主的弊端揭露得淋漓尽致。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智,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贤,忠臣死于无罪,邪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世乱愈甚,故其国不免于危亡。”如果以世俗大众所称赞的人,称为贤德有智慧的人,以世俗大众所毁谤的人,视为不贤德的人。喜欢结党营私的人,往往被举荐出来担任了领导,而党羽少的人就会被罢退,结果这些邪曲不正的人结党营私、排除异己,把真正贤德的人蒙蔽了、埋没了。忠臣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奸邪小人以虚有的声誉取得了领导的位置,这个世间的乱象会越来越严重,国家也就免不了要危亡。

从这段话中让我们看到了选举民主的弊端。我们才采取了民主集中制,并且提出协商民主作为选举民主的有益补充。不要一谈到民主政治就认为传统文化不能为它提供什么借鉴和参考,其实恰恰相反。所以,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民主政治上,也要有自尊心。要创造对人类有更大贡献的民主的好形式,而这种信心也是来自于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

第三,从文化领域来看,中华传统文化对于建设文明中国提供深厚滋养。

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被誉为礼义之邦、华夏之族,靠的是什么?当然靠的是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

中华文化被称为礼乐文化,但是我们现在一提到礼,就被人认为是吃人的礼教,认为是讲等级观念。像有些人说,古人有句话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不是讲等级、不平等吗?意思是说大夫犯了罪就可以不受处罚,而一般老百姓却要依法承办。实际上这是我们对这些话产生的误解所导致的。

在《孔子家语》中记载,冉有去问孔子:“从前的君王制定法律,规定刑不上大夫,就是刑罚不施加于处在上层的大夫;礼不下庶人,礼仪不涉及在下层的百姓、平民。如果这样的话,大夫犯了罪就能够不用刑罚,普通人办事就可以不讲究礼仪了吗?”这句话的误解其实在古人那里已经存在了。而孔子已经给予了很好的解答。但是我们现在人没有去读古书,仍然按照自己的误解去理解古人的思想。孔子说,并不是这样。大凡整治君子,要用礼义来引导他的心志,是为了用廉洁知耻的节操来勉励他们。为什么要讲礼呢?讲礼的目的就不仅仅是为了惩罚人的行为,而是要引导人的心智,培养起一个人的羞耻之心、廉耻之心,让他从根本上就不想去触犯法律。所以古代的大夫如果有犯贪污受贿罪而被罢免流放的就叫“簠簋不饰”。你看他犯了贪污受贿的罪,要被流放了,要去被罢免,但是不直接说他犯了这样的罪,而给他起了一个很隐讳的名字叫“簠簋不饰”。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了维持他的羞耻之心。有犯淫乱、男女不别之罪的,就叫“帏薄不修”,这个“帏薄”就是帐幔和帘子,古代用以隔离内外。“帏薄不修”,就是指男女不分,内外杂沓,指家庭生活淫乱。有犯欺骗君主不忠诚之罪的就叫“臣节未著”;有犯软弱无能、不胜任工作之罪的就叫“下官不职”;有犯了冒犯国家纲纪之罪的就叫“行事不请”。这五个方面对大夫已经有单独确立的罪名了,但是还是不忍心以斥责的语气直呼其罪名,而且为给他们避讳,就采取了这样的称呼。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和耻辱。

大夫的罪行如果是在五刑范围之内的,他收到责罚的通知之后,就戴上白色的帽子并系上牦牛毛绳,用盘盛盥洗之水,并架上一把剑,前往宫廷自行请罪。国君不派执法人员前去捆绑捉拿他,如果把他捆得五花大绑,又在街上一走,那让人看了之后他会很没面子,这都是为了给士大夫留面子,这是一种尊敬贤人的体现。士大夫很有羞耻之心,如果犯了罪大恶极的罪行,他听到责罚的命令下达之后,自己就感觉到惭愧,感觉忏悔,于是他就面向北方,也就是君主的方位,拜两次,然后就跪地自裁,自己就自杀了。所以,国君不派人押送斩杀他,并且对他说,您大夫是自取其罪,我对您已经有礼了。因此,刑罚不施加于处于上层的大夫,但是大夫并不会因此就逃避其应有的惩罚,这是靠什么达到的呢?这是靠礼仪的教育,因为礼使他培养了一种廉耻之心。使得这些大夫,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中高层的领导干部,都有强烈的羞耻之心,他做错事,事情一败露,国家要责罚的时候,用不着捆绑、捉拿、解压,他自己就知道惭愧自裁了,所以刑不上大夫,这实际上是尊贤的一种体现。虽然“刑不上大夫”,但是大夫并没有因此逃避惩罚。

为什么“礼不下庶人”呢?庶人就是一般的老百姓,因为他们要经常急促地做事,忙于生计,不能完满地实行礼仪,所以就不责求他们完成安全礼仪行事,这实际上是对老百姓的一种宽厚之心。

在礼仪教化的情况下,比如说周朝的“成康盛世”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是刑措不用,囹圄空虚。当时的刑罚虽然很完备,但是都搁置不用,监狱里没有犯人,囹圄空虚,为什么呢?因为人人都有羞耻之心,没有人去犯罪。

在唐太宗的贞观年间,比如说公元632年,这一年全国被判处死刑的犯人有290人,但是,这一年年末,唐太宗准许他们回家处理后事,到第二年秋天再回来接受死刑。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到第二年9月的时候,这些被判处死刑的囚犯无一例外地都回来,没有一个人逃跑。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些囚犯、死刑犯也都有羞耻之心,都讲礼义。

在这种礼义的教化之下,即使是囚犯、盗贼都有廉耻之心,都有羞耻之心。但是,我们现在社会,由于缺少了礼义道德的教化,一般的民众,甚至一些知识分子、领导干部,都寡廉鲜耻,所以,缺少了礼的教育,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孟子》上所说的,“饱食、暧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谈不上文明,和文明社会相去甚远。文明靠什么达到呢?靠礼乐这种教育来达到的。

除了礼教还有“乐教”,比如孔子的时候,他就以六经教导学生,其中就有《乐经》。孔子最了解音乐的特性,所以,他强调放郑声,用韶舞。到了秦汉之后,《乐经》就失传了,《六经》变成了《五经》。但是,在《书经》还有《礼记》,还有《史记·乐书》中都保留有重要的乐理,可以奉为《乐经》。比如《书经·虞书》中记载,舜帝命夔典乐,以“教胄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舜帝命夔这个人来主管音乐教育,教导这些嫡长子,教导的效果是什么呢?是“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经过音乐的教化,使人的性格可以变得“直而温”,正直而又温和,有的人确实很正直,但是往往理直气壮,失去了温和的态度。“宽而栗”,为人宽和,而且恭谨,人一随和就往往流于随意,失去恭敬心,但是礼乐的教化可以让人既保持宽和,又有威仪,让人不敢轻慢。“刚而无虐”,刚强又不暴虐,这个刚有刚正、刚直、刚强的意思,一个人有刚强的品质,但是没有流于残暴、暴虐。“简而无傲”,虽然处事风格很简约,但是没有很傲慢,这都是“乐教”的结果。

对于“乐教”的重要性,古今中外的名人,都有一致的看法,比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曾借用苏格拉底之口,强调了音乐教育之所以比其他教育重要得多,是因为节奏与音调有着最强烈的力量能够进入心灵的最深处。一个真正受过音乐教育的人,在他的心灵里,会有一种内在的精神状态的美,表现在有形的体态举止上也会有一种与之相应的调和的美。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由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它对同道中人必然会一见如故,而对于那些浑身不和谐的人,它避之唯恐不及。所以,音乐的教育达到的最后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培养了人对真善美的爱,培养了一种对和谐的向往。

其实不仅仅音乐教育是达到这种对和谐的,对美的爱。一切的艺术熏陶,我们所说的素质教育,其实都是要达到对真善美的爱。

比如说,有一个故事,讲的是末代皇帝溥仪,他是王国维的朋友。有一次,王国维请他到家里作客,在这个过程中就向他展示了很多收藏的书画作品、艺术品。结果溥仪就说,这一件是假的,这一件是赝品。王国维开始有点不相信,因为他在几秒钟之间就可以告诉他,哪一个是假的,哪一个是赝品。于是就派来一些鉴宝专家鉴定,结果惊讶地发现,凡是溥仪所认为的赝品,确实都是赝品。王国维就问他,你怎么可以在两三分钟之内就可以告诉我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呢?溥仪怎么说的呢?他说:很简单,因为它和我们家所收藏的那些艺术品有点不一样。因为溥仪从小生活在皇宫之中,他们家所收藏的都是货真价实的正品,他看这些真的东西看得多了,自然对那个假的东西一眼就能够分辨,这就叫素质教育。所谓的音乐教育、绘画、美术教育,以及包括我们说的修身,这些统统称为素质教育,最后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呢?其实达到的就是对和谐的、对真善美的热爱,他能够辨别是非善恶美丑,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他对于同道中人就有识别能力,对那些不和谐的人也能够有所感受。

这个就是讲礼乐文化使我们成为文明国家,成为礼义之邦、华夏之族。

第四,从社会领域看,中华传统文化对于建设和谐中国能够提供有效方法。

把和谐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特征,也正是借鉴了传统文化的结果。现在我们都在讲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们前面讲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理论渊源和基础就是被后世奉为百代常行之法的圣人之道。圣人之道就是古圣先贤治理国家的纲领。用圣人之道治理国家的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平章百姓,协和万邦”。这种圣人之治也是恒常不变的,也是可以为我们今天所借鉴的。

圣人之道就是仁之道,用孟子的话来说,“亦有仁义而已”,也就是《周易》上所说的,“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也就是说,仁义是在位者治国理政所应当奉行的准则。既然如此,在法律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也必须体现出仁义的精神。所以,制定和实施法律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而不是以惩罚为目的。如果忘记了制定法律背后的仁义实质,而以残酷之心来施行法律,那就违背了制定法律的初衷。

在《群书治·新序》上记载着“臧孙行猛政”的故事。臧孙这个人施行很严苛的政治,结果受到了子贡的批评。臧孙就把子贡召过来,并且向他请教:“我没有奉公守法吗?”子贡回答说:“你是守法的。”他又说:“我不廉洁吗?”子贡说:“你也很廉洁。”臧孙又说:“我没有执政能力吗?不会办事吗?”子贡说:“你也很能办事。”臧孙就说了:“这三者我都唯恐自己办不到,既然这三者我都办到了,为什么你还批评我呢?”子贡说:“你虽然守法,但是好以法来损害人;你虽然很廉洁,但是因为廉洁就很骄慢;你虽然有执政能力,但是以此欺凌属下。”

子贡还说,你没有听说过当时的子产是怎么治国的吗?子产在治国的时候用仁爱礼义教导人们,以使人们从不违道,所以政事非常宽松。对于奖赏的多少,难于确定就宁可从重奖赏;对于惩罚的轻重难于判定的时候,就宁可从轻惩罚。因为实行了这样宽松的政治,子产治政七年之后,社会风俗非常和平,自然灾害都没有,国家也不需要用刑罚处罚,监狱都空了。到子产过世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百姓都痛哭流涕,并且说:“子产已经死了,我们还怎么过上安稳的生活,我们把安定的生活寄托给谁呢?如果能够让子产重新活过来,用我们家任何人的生命去换,我们都愿意。”这是因为他行了仁恕之道的缘故。

而你现在执政是什么情况呢?听说你有病了,人们都欢喜,互相祝贺,说:“臧孙子病了,最好他能够死去。”你的病刚刚有一些好转,人民都非常恐惧,说:“臧孙的病又痊愈了,我们的命运太不幸了,为什么臧孙子没有死呢?”所以,你病了的时候,人们都非常欢喜,互相祝贺,你生活在这个世间,人们都以你为恐惧,可见你害人的心是多么地深了。你这样办理政治,怎么还能够不遭受批评呢?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虽然为官者赏罚分明,也很廉洁,但是如果过于苛刻,人民也不会感恩戴德,而且还会怨声载道。所以子贡说,“盖德厚者报美,怨大者祸深”。德行深厚的人,回报给他的也很丰厚,与人结怨太深的人,自己也有灾祸。最大的德行莫名过于人,最大的祸害莫过于刻薄、苛刻,这说明为政要宽和、仁恕,而不能够过于苛刻。

古人把地方官称为“父母官”。所谓的“民之父母”,本应该爱民如子,要效法天有好生之德。对待犯罪的百姓,就如同是对待有疾病的或者犯错的孩子一样,要想方设法地帮助他、教育他转恶为善,而并不是以能行惩罚为乐事。

《盐铁论》中也说,“故为民父母,似养疾子,长恩厚而已。”作为百姓的父母官,对待犯了罪的百姓,就应该像父母对待自己有病的孩子一样,不过是增施恩惠,宽厚罢了。《盐铁论》上说:“古者周其礼而明其教,礼周教明,不从者,然后等之以刑,刑罚中,民不怨矣。”古代的君王首先要完善他的礼义,昭明他的教化,礼义完备,教化昭明,还有人不服从,才按照他违法乱纪的程度给予不同的刑罚。刑罚得当,老百姓就没有怨言了。“今废其德教,而责之礼义,是虐民也。”如果忽视了道德教化,人民因为无知而犯法,再用礼法去苛责,这就是残害百姓。

所以,《盐铁论》中对刑罚与道德教化的关系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刑罚对于治理国家就像马鞭对于驾车一样,好的御手不能没有马鞭去赶车,而是拿着马鞭,但是不轻易使用。圣人借助于刑罚来实现教化,教化成功了,刑罚就可以搁置不用。这就是《尚书》上所说的“刑期于无刑”。为什么要设立刑罚呢?就是要起到警戒、威慑的作用,它的目的是期望人们不要去触犯法律,而不是拿着法律去制裁人民,并以制裁津津乐道,以此为荣。为什么人们不触犯法律呢?就是因为兴起了道德教育,人人都具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德行,人人都向善、守信,这样和谐社会才能实现。

人要按照天地之道来治国,才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达到社会和谐的结果。所以,我们提倡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要重视“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理念,这样才能使社会呈现出祥和的气氛。

第五,从生态领域看,中华传统文化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关键理念。

中国古代自古以来就有“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个“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是强调人与自然万物是一体的关系,既然是一体的,也是相互感应的。这种思想贯穿在儒释道的思想之中。比如说庄子,他就说:“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为一”。王阳明也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

深受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的影响,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自然从来没有被认为是人类征服、主宰、控制、利用的对象。比如说,传统社会,中国建筑的最高美学标准就是“巧夺天工”。什么意思呢?建筑的工艺如此地精妙,如同自然天造。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的建筑不仅没有破坏自然环境,而且还能够与自然完美融为一体。比如我们看到的颐和园、苏州园林等等。还有一些千百年前建造的水渠大坝至今仍然造福着当地的人民和自然环境。正是因为人与自然这种“天人合一”的关系,使得中国人民长期以来保持着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建设美丽中国都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总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思想源泉、思想渊源和丰厚滋养。我们相信,中国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必将为世界各国正确认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提供借鉴,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提供出路,在世界文明史上再创辉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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