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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文化與中國式管理》
2020-05-04海口廣播電視臺——海口大講堂

【全文3877字  閱讀需要3分鐘】


如果能夠用八個字來概括一下傳統文化的內容的話,那就是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古人把它稱為八德。這個八德有兩種說法,第一種就是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另一種就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這兩種八德,我們把重複的去掉,留下十二個字,這就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神,這十二個字就是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愛、和、平。整個四庫全書它講的其實不出這十二個字。

英國有位著名的歷史哲學家叫湯恩比,他說:能夠真正解決二十一世紀社會問題的,只有中國的傳統文化。這也促使我們作為炎黃子孫,去深入研究、理解中華傳統文化。為什麼使一個文明古國屹立在世界的東方,達到五千多年而不衰。

今天我們一起來學習《傳統文化與中國式管理》。如果能夠用四個字來概括一下“中國式管理的特點”,那就是——君仁臣忠。這個“君”就是領導者,這個“臣”就是被領導者。領導者仁慈關愛下屬;下屬竭盡全力地完成自己的工作,那麼這種君仁臣忠的管理被松下幸之助運用到管理之中,使他成為經營之神。

松下幸之助是怎麼做的呢?松下幸之助有一位廠長有一次沒有來上班,結果恰恰不巧在這個時候廠房著火了,燒了大片的廠房,給企業造成了嚴重的損失。這件事發生之後,松下幸之助沒有馬上去興師問罪,他馬上就去調查原因——這個廠長為什麼沒有來上班。結果一調查才知道這個廠長的母親得了重病,而且住進了醫院。他是一個孝子,他為了照顧自己的母親,結果不得已沒有來上班,誰知道恰恰不巧,在這個時候企業著火了,發生了火災。

知道這個原因之後,松下幸之助是怎麼做的呢?他馬上就去買了禮物,親自帶著這個禮物來到醫院,探望廠長的母親。並且安慰地說:你的母親已經得了重病,而且都已經住進了醫院,但是這一件事我卻沒有關心到,我也有責任。你現在就全心全力地把你的母親照顧好,等你母親出院之後再說。你不必擔心。結果他的母親康復了,這個廠長又回到了企業。

我們看一看松下幸之助的做法,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哪些特點呢?

第一,“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任何事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他不是首先責怪別人,因為中國古人說“各自責,天清地寧;各相責,天翻地覆。”所以他首先反省自己的過失。第二,他懂得“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因為他看到這個廠長孝敬父母,他知道他對領導也會竭忠盡智。第三,就是“君仁臣忠。”他對屬下可以是非常的仁慈,換位思考,對他非常地信任。在《孟子》上有這樣一句話:“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之視君如腹心。”

領導者把被領導者當成是自己的手足,加以關愛、加以體恤,那你發現被領導者怎麼回饋你的呢?他會對你加倍的回饋,把你當成心肝寶貝一樣更加關愛。相反,“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之視君如國人。”就像我們現在很多的老闆把員工雇傭來了,說我已經給你工錢了,你給我出力就好了。把他當牛做馬地來使喚,也不尊重他的人格。結果呢,下了班之後在超市裏遇到老闆,這個員工是怎麼表現的呢?這個員工裝沒看見,一低頭就過去了,就像看到了陌生人。更有甚者“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寇仇。”領導者把被領導者雇傭來了。目的就是要榨幹他的最後一滴血汗,甚至怎麼樣呢?連他的生命安全都不能夠保證。結果這個員工說起老闆的時候都是這樣的——我們那個老闆簡直就是個吸血鬼,甚至連吸血鬼都不如!說起來就像仇敵一樣加以痛恨。

屬下對領導為什麼有這許多種不同的表現呢?原因很簡單:就是領導對被領導者的態度不同,這才是根本的原因。  

在中國古人看來,一個好的領導者要同時具備三個職能,那就是——“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作之君”就是當他的領導者,要率領他、管理他;第二“作之親”就是像父母關愛兒女一樣去關愛屬下。我們現在都在講“執行力”,我們都在說作企業家的,對員工沒有執行力,那我們在反省一下:哪一個領導者、企業家像關心自己的兒女一樣去關心屬下了呢?所以你沒有執行力也是正常的。當然,我們也看到,現在的兒女對於父母也是帶搭不理的,父母說他什麼也不見得聽。這是什麼原因呢?這是因為我們沒有起到第三個責任,那就是“作之師。”沒有把老師的角色承擔好。也就是要教他為人處事、待人接物的正確的原則和方法。當然,作之師最重要的是為人師表、正己化人,身教重於言教。如果一個好的領導者同時具備了這三個職能,那我相信,他一定非常有執行力。

在歷史上記載,孔老夫子的一個弟子叫子賤,他去治理單父的時候,他起到了君親師的作用,而且把仁、義、忠、恕的理念運用到管理之中,結果他達到了“不忍欺”的境界,就是老百姓都不忍心欺騙他。他有一個同學叫巫馬期,他很想瞭解子賤治理單父到底有多好。於是他就去到單父微服私訪。結果看到一個人在夜色下捕魚,但是很奇怪的事是:他捕上了很多魚,他看了一看,又把這些魚給放回到河裏去了。巫馬期覺得奇怪,上前詢問,他說:我看您捕魚,但是為什麼捕上了很多魚又把它給放回到河裏了呢?這個人怎麼回答的呢?這個人說:我們的長官子賤告訴我們不要去捕殺那些還在生長中的小魚。而我剛才所捕上來的,恰恰是那些還在生長中的小魚,所以我看了一看,又把它們給放回去了。巫馬期聽了之後非常的感慨,回來之後向孔子稟告說:子賤治理單父能夠做到即使沒有人監管,在夜色下捕魚,就像有嚴刑峻法在身邊一樣,不知道他是怎麼樣達到這種境界的?孔老夫子怎麼回答的呢?孔老夫子說:我聽子賤說過,一個人對自己身邊的人事物有至誠恭敬之心,這一個影響自自然然地就會波及到遠方。

我們再看,在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時候,很多西方的企業拿不出工資付給工人,西方人都講人權,你不給我工資,那對不起,你侵犯了我的人權,這還得了,於是,他們就去罷工,甚至上街示威遊行,結果這一種不理性的舉動使企業雪上加霜,有很多企業在這個過程中就倒閉了。但是大家知道韓國的員工是怎麼做的嗎?韓國的員工不僅沒有去罷工、示威遊行,反而把他們平時的積蓄都拿了出來。交給了他們的老闆說:老闆,這幾十年來,我們之所以有一個穩定的收入養家糊口,都得益於您對我們的關愛,現在企業遇到了瓶頸,那我們願意和您同舟共濟,共渡難關。這些錢您先拿去用,等企業經營狀況好轉之後再說,您不必擔心。結果,很多的韓國企業就挺過了難關。為什麼這樣感人的現象沒有出現在儒家的發源地中國呢?因為在文革之後,我們批林、批孔、批周公,把中華文化批判得體無完膚,使人們對傳統文化的認識、誤解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但是韓國人從小沐浴在儒家文化的薰陶之中,從小學習的就是仁義禮智信,所以表現出來也是溫良恭儉讓。

我們一個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古國,不要盲目地向一個有二百年歷史的國家去學管理。有人說,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它是一個移民國家,他們沒有長期統一歷史的經驗,那怎麼把這些移民國家管理起來呢?他們想了一個辦法,就是民主選舉。通過民主選舉,選出一個領導者,來把這些小攤販搞管理好,這個制度適合於美國,但是不適合於中國。因為中國在漫長的歷史上已經形成了超級市場的管理方式。結果我們現在有一些人想做的是什麼事呢,讓我們放棄超級市場的管理方式去學習小攤販的管理方式。這是非常幼稚的,也是非常可悲的行為。

有一群企業家他們坐了飛機,萬裏迢迢地飛到了美國,向通用公司學管理,通用公司的人很謙虛,他說我們這一套管理都是從日本豐田公司學來的;你們不如直接到日本去學,學得更加徹底。結果這些企業家又坐了飛機,萬裏迢迢從美國飛到了日本。但是他們下了飛機,來到了豐田公司的大門口還沒有進門的時候,就看到在門口赫然寫著幾個大字,還是用中文寫的,寫的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在二戰之後,在日本,凡是稍有成就的企業家,可以說無不是熟讀《論語》。比如說被譽為日本經濟的最高指導者、日本的企業之父和日本的金融之王的澀澤榮一,他就是一手執《論語》一手執算盤,開創了日本儒家式的企業經營之風。被譽為經營之聖的稻盛和夫之所以在短短的一年左右挽救了瀕臨破產的日航,而且在一年之後,使日本航空公司成為所有航空公司中效益最好的一個,什麼原因呢?當中央電視臺的記者採訪他的時候,他說:其實我不過是把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運用到管理之中。正是因為我小的時候讀過孔子、孟子這些聖賢人的著作,所以才成就了今天的我。所以你看,他創下了三個世界五百強的企業,靠的是什麼?靠的是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

很難得的是,有一些開明的企業家把他們的目光轉向了具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中華文化。創下了中國式管理的最佳案例。比如說在蘇州有一個錮得企業,他們就是把傳統文化、《弟子規》等等聖賢經典引入到管理之中,加強對員工的傳統文化的學習教育。結果四、五年之後,他們的案例引起了哈佛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的重視,把這一個案例引入了他們的教學之中。像韓國的一些管理大師,還有德國的隱形大師都到他們企業參觀過,認為這是中國式管理的最佳案例。而他們認為這一種管理方式是可以複製的,也就是說這個方式不僅僅在我們自己的企業做得好,任何一個企業如果想要按照這個方式去做,只要下決心,都可以做得好。所以他們希望能夠找到二十家企業共同用傳統文化打造“中國式管理”的最佳模式。現在他們已經找到了六家企業,這六家企業到目前為止都做得非常成功。當諸多的案例出現在大江南北的時候。才讓我們生起了對傳統文化的信心。

我們知道在海南省的監獄管理局,也是把傳統文化引入到對服刑人員的教育之中,也是取得了效果,非常的顯著,中央電視臺還曾經就這一個事情進行了專門的報導。那麼這些案例出現在監獄、出現在企業、出現在學校、也出現在各種各樣的單位、醫院等等。當這麼多的案例都出現的時候,就讓我們對傳統文化、對中國式管理增加了信心。我們今天的課就講到這裏,謝謝大家。


劉余莉,中國人民大學哲學係學士、碩士畢業。現為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倫理學專業博士生導師、中山大學新華學院客座教授,著述豐碩。曾獲英國赫爾大學哲學博士、新加坡國立大學博士後,並應邀到英、意、美、加、澳、日、新加坡、印尼、中國香港等地進行演講和研討。2015、2016年,先後兩次應邀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法國巴黎總部,圍繞“從《群書治要》看聖賢教育的重要性及如何加強道德教育”做主題演講,對中國傳統文化“東學西漸”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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