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一部在中國失傳1300多年的書，但它卻始終牽動著一群人為它嘔心瀝血，煞費苦心；它是一部被中國政治界和文化界稱為千古秘笈的書，一千多年來，許多人知道它的名字，卻因為難得一見而抱憾終生； 2011年6月，當它歷盡曲折，重新出版，再次出現在人們案頭，僅僅半年後，就引起中國高層和學界的重視，被中央黨校定為學員必讀教材，被學者大德稱為能幫助中國傳統文化復興的瑰寶…… 

【一】

1996年初春，日本東京，正是櫻花怒放的季節。

此時，已年過八旬的中國著名外交家、原外交部副部長，此時擔任中日友好21世紀委員會中方首席委員的符浩先生，再次來到日本。此行，符浩並不是來完成外交使命，而是來了卻自己的一樁特殊心願……

符浩

符浩先生是新中國第一代外交家，是典型的褪下戎裝穿起禮服的中國外交界開山元老。其早年投奔延安，聆聽過毛主席講課，毛主席還為他題字簽名。他打過日本鬼子，策動過一個旅的皇協軍投誠反正。參加過解放戰爭，擔任過周恩來秘書，並參與解放戰爭初期與國民黨、美國代表團的談判。他從晉冀魯豫一直打過長江，解放上海，戰功赫赫。 他同時也是新中國最有影響的外交家之一。建國後，歷任中國駐蒙古大使館參贊，外交部亞洲司副司長，駐印度大使館參贊，外交部政治部副主任兼幹部司司長，外交部辦公廳主任、副部長，駐越南、日本大使，外交部顧問。在新中國50多年的外交活動中，每次重大事件，幾乎都有符浩的身影出現。朝鮮停戰談判，中印邊境糾紛談判，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中美建交，中日建交，中國與西方國家的人權對話。可以說，符浩的人生經歷，是新中國外交歷程的縮影。

然而，此時，這位在自己80多年人生歷程中，取得輝煌成就的老人，卻懷著惴惴不安的心境，住在日本東京一家館驛中，焦急地等待著一個消息。

符浩是陝西禮泉人，禮泉也是一大批在中國歷史上有傑出貢獻的政治家、軍事家的靈魂安息之地。符浩的家在禮泉縣西張堡村。從西張堡抬眼北望，九嵕山高聳挺拔，如猛虎雄踞一方。在九嵕山上，安葬著中國歷史上偉大的政治家唐太宗李世民、魏征、褚遂良、房玄齡、李績、長孫無忌、孔穎達、李靖。也安葬著著名的軍事家秦瓊、程咬金、尉遲敬德、鄭仁泰、張士貴和郭子儀。這些人都是創造過中國歷史輝煌一頁的偉人，也是影響中華民族近千年的響噹噹的人物。

1916 年4月，符浩就出生在禮泉縣一個世代種田謀生的窮苦人家。10歲時，符浩入私塾讀書。在禮泉這個外表簡樸貧窮，而內心激蕩著英雄情節的地方，符浩從小聽到的就是關於隋唐英雄的傳說和貞觀盛世的奇跡。他心靈嚮往的就是中國古代濟世救民的境界。在私塾先生所教的課本中有一部分叫《諸子治要》，符浩知道了在貞觀盛世，有一部書叫《群書治要》，正是這麼一部《群書治要》是大唐治國的理論指南，是開創大唐百年盛世輝煌的思想基礎。《諸子治要》正是《群書治要》的一小部分，而《群書治要》早在大唐覆滅之後，已經焚於戰火，失傳了。

在符浩心靈深處，從此銘刻下一個名字——《群書治要》。

今天，在60多年之後，在異國他鄉，他終於快要見到這部讓他牽掛了半個多世紀的奇書了！因為，一位日本皇室成員答應，要把日本皇宮收藏的《群書治要》影印，並送給他。這個消息，讓這位身材高大，平靜沉穩的老人，激動得坐立不安。他焦急的等待著…… 

【二】

時間再往前回溯1300年，西元7世紀，大唐貞觀初年。

唐太宗李世民

剛剛經過“玄武門之變”登上大唐皇帝之位，而且只有28歲的青年君主李世民，面對自己龍椅之下這片百廢待興的土地，有些誠惶誠恐，一籌莫展。

李世民是一位有膽有識的皇帝。他從小跟隨父親南征北戰，戎馬倥傯。從16歲開始，李世民跨上戰馬，雁門救隋，晉陽起兵，攻取長安，金城平薛，馬邑定劉，生擒竇建德，逼降王世充。李世民戰馬所到之處，莫不望風披靡。然而，李世民知道，打天下，靠兵戈廝殺，治天下，卻要靠聖賢之道。而李世民正是在少年時期，錯過了接受系統教育、汲取聖賢智慧的大好時機。他可以說是一位沒有受過系統教育的皇帝。

大唐的江山，是建立在前朝廢墟之上的。在大唐之前，中國歷史經歷了近400年的戰亂紛爭。從西元3世紀，直到西元7世紀中期，三國、兩晉、五胡十六國、南北朝，直到隋朝，都相繼在戰火中滅亡。這幾十個王朝，無一不是在戰爭和貧瘠中掙扎著生存，無一不是短命而倉促的。古老的華夏大地始終在血與火的侵襲中喘息，多少場戰亂，多少次饑荒，多少次大漢民族面臨亡國滅種。在李世民心中，怎樣建立一個繁榮昌盛，長治久安，強大安穩的大唐帝國？這正是這位青年皇帝朝思暮想的問題。這個問題，讓李世民寢食難安。

大唐往哪里去？中國往哪里去？李世民把這個問題帶到他所出現的一切場所，朝議、私訪、座談、聊天，但是這個問題太大了，不是一般文臣武將所能回答的。這時候，李世民想起一個人，這個人就是魏征，他的敵對陣營中一個博古通今的智者。

魏征是起於草根，他是真正的貧苦出身，他是河北巨鹿人，從小父母雙亡，家境一貧如洗。為了活命，魏征只好出家為道。在道觀裡，魏征可能受高師指點，也可能熟讀了道觀裡珍藏的前朝典籍，總之，在十多年之後，當魏征再次還俗入世時，他已經成為一位知天命懂世故的飽學之士。

魏征

隋大業末年，魏征決心用自己的才華求得一官半職，他到朝廷求職，被隋武陽郡丞元寶藏任命為書記。此時，隋末動亂開始，李密揭竿反隋，元寶藏全郡歸降李密，魏征又被李密任命為元帥府文學參軍，專掌文書卷宗。

唐高祖武德元年（西元618年），李密被新崛起的唐軍打敗，李密投降唐軍，魏征跟隨李密降唐，但是，誰也沒有注意這個新來的降軍中的文職人員，所以很長時間，並沒有人理睬魏征。第二年，機會終於來了，李密的舊將徐世績在主子已經歸降後，依然盤踞河南黎陽，與大唐為敵。魏征因為與徐世績是舊交，就主動請求勸降徐世績。詔准後，魏征單人匹馬，前往黎陽，憑三寸不爛之舌，講古今做人之理，勸徐世績歸降大唐。但是，天有不測風雲，正當魏征天天圍著徐世績講道理的時候，自立為大夏皇帝的竇建德攻佔黎陽，打敗了徐世績，也俘獲了魏征。此後，魏征被關押在竇建德軍營中。李世民打敗竇建德後，魏征才又回到長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為東宮僚屬。

魏征作為太子李建成的主要參謀人員，他敏感地看到，太子與秦王李世民的衝突日益加劇，為主子考慮，魏征多次勸李建成要先發制人，及早動手，殺了李世民，以絕後患。但是，李建成懷有婦人之仁，不忍心對親兄弟下手，不料，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斬殺李建成，登上帝位。

此時，魏征以為自己的政治生涯就此了斷，不料，李世民卻有海納百川的胸襟，他早就看出魏征是治世能臣，他決定，拋棄前嫌，重用魏征。

當李世民告訴魏征，他要建立一個長治久安的大唐，苦於無從著手，魏征毫不猶豫的告訴他，應該從古代先賢那裡尋找智慧。於是，李世民下旨，讓魏征組織一個班子，將先賢的著作中，對治理國家有用的，編輯成一部書，以便他隨時閱讀學習。魏征就開始了編輯工作，他組織的編輯班子中，有蕭德言、虞世南、褚遂良等人。都是才高八斗，學貫古今的人物。

蕭德言

蕭德言，雍州長安人，他的祖輩和父輩都是南北朝時期梁國和陳國的高官。蕭德言屬於“官二代”。陳國滅亡，蕭德言家族歸降隋朝，此後又歸降大唐。史書記載，“德言博涉經史，尤精《春秋左氏傳》，好屬文。”貞觀時期，官做到著作郎，兼弘文館學士。蕭德言是典型的書癡，一生只好讀書。通宵達旦，毫無倦意。他每次讀書前，都要正襟危坐，洗手焚香。時間長了，看得他老婆很煩心，就問他：“你整天這樣，煩不煩？累不累？”蕭德言說：“面對前輩聖人的書，怎敢不恭敬？”此後，蕭德言做了唐高宗李治的老師。除參與編寫《群書治要》外，還寫過不少文章。九十三歲壽終。歷代史書記載《群書治要》時，編者中都沒有蕭德言，但是，據清朝大學者阮元考證，《群書治要》的第一作者，應為蕭德言。為了不湮滅每一位對民族文化有重大貢獻的偉人，也把蕭德言在這篇文章中做一重點介紹。

虞世南

另一個編輯是虞世南，虞世南一生經歷了南朝的陳、隋和唐三個時代。陳文帝聽說虞世南博學，召為法曹參軍。陳朝滅亡，他與兄虞世基同入長安，做了隋朝秘書郎，後官升為起居舍人。隋滅後，李世民聞虞世南之名，引為秦府參軍，又授宏文館學士，與房玄齡同掌文翰，後來又擔任著作郎。虞世南身體文弱，博聞強志，讀書勤學不倦，他和蕭德言不同。蕭德言讀書，每次都要畢恭畢敬，淨手沐浴，而虞世南每次學到關鍵地方，經常十幾天不洗手不洗臉，搞得髒兮兮的。虞世南不但是飽學之士，他也是唐初著名的書法家。他與當時的歐陽詢、褚遂良、薛稷合稱唐初四大書法家，而虞世南又是四人中最優秀的。唐太宗稱他德行、忠直、博學、文詞、書翰為五絕。

褚遂良

還有一個重要人物就是褚遂良。褚遂良也是一位在文壇、書壇燦若星漢的人物。褚遂良，字登善，浙江錢塘（今杭州市）人。褚遂良屬於“文二代”，他爸褚亮，是李世民文學館十八學士之一。與虞世南、歐陽詢等人是好朋友。 褚遂良父子最先是隋朝的官員，以後糊裡糊塗跟隨薛舉起兵反唐，薛舉死後，他的兒子薛仁杲繼續高舉反唐大旗，結果，被李世民打敗投降。李世民接納了他的部下，卻將薛仁杲斬首了。此後，褚遂良父子就跟著李世民當官，協助李世民治理天下。最初，褚遂良是在秦王李世民手下做鎧曹參軍，掌管軍務。李世民對褚遂良懷有好感。李世民曾對長孫無忌說過：“褚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親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 另外據《唐會要》記載，當時彙聚天下文人雅士的弘文館日常事務，就是由褚遂良來管理的，當時人們把他稱作“館主”。像這種尊稱，在以前是沒有的，在他死後，也極少聽說，可見褚遂良的才學在當時也是頂尖的。貞觀十年（西元636年），褚遂良又出任起居郎一職，專門記載皇帝的一言一行。《劍橋中國隋唐史》在提到唐太宗時，曾這樣寫道：“太宗的許多公開的舉止，與其說是出自本心，倒不如說是想得到朝官——尤其是起居注官——贊許的願望。”從這個角度上來說，褚遂良所占的地位是極重要的，至少，他在某種意義上督促了皇帝在有所作為時，應該考慮到會留給人們一個什麼印象。《唐書》記載說，有一次李世民問褚遂良：“你記的那些東西，皇帝本人可以看嗎？”褚遂良回答說：“今天所以設立起居之職，就是古時的左右史官，善惡必記，以使皇帝不犯過錯。我是沒有聽過做皇帝的自己要看這些東西。”李世民又問：“如果我有不好的地方，你一定要記下來嗎？”褚遂良回答說：“我的職務就是這樣的，所以您的一舉一動，都是要寫下來的。”可見褚遂良的忠貞和耿直。

由魏征、蕭德言、虞世南、褚遂良這些中國頂尖級的學問大德來編寫一部書，如果編得沒有水準，那才是咄咄怪事。於是，經過五年嘔心瀝血，中國歷史上第一部以匡政輔政為主要職能的綜合性文化典籍《群書治要》編纂成功。

《群書治要》取材六經、四史、諸子百家，“上始五帝，下迄晉年”，以“務乎政術，存乎勸戒”為宗旨，從一萬四千多部、八萬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書，剪截淫放”，計六十五部約五十餘萬言。這些話讀起來有些拗口，它的意思是說，《群書治要》從六部儒家經典《詩經》、《尚書》、《儀禮》、《樂經》、《周易》與《春秋》，和四史，也就是《史記》、《漢書》、《後漢書》與《三國志》，以及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著作中選擇素材，它選材的時間是從五帝時期開始，一直到晉朝結束。魏征他們編書的宗旨是，為治國服務，勸導皇帝和官員從善如流。他們在編輯過程中，是從一萬四千多部、八萬九千多卷古籍中，選擇了六十五部，編成五十多萬字的《群書治要》。對了，還有一句重要的話，就是“采摭群書，剪截淫放”，意思是說，從很多書中取材，但是把淫穢放浪與治國無補的內容刪除掉了。

當50多萬字的《群書治要》被搬到唐太宗李世民龍書案上的時候，李世民肯定是龍顏大悅。從此，李世民手不釋卷，日夜苦讀。並下令將《群書治要》手抄十多部，分送給王子及主要大臣。作為治國理政的思想指南。大唐從此在中國古代先賢的思想照耀下，一路走向盛世輝煌。

【三】

日本是一個善於學習的國家，大和民族是一個善於學習的民族。大唐時期，由於還沒有發現美洲大陸，日本以為自己處在世界的最東邊沿上，往東看，一片汪洋大海，再沒有別的國家。所以，日本人和那時的中國人一樣，也以為中國是世界的中心，再加上那時的中國是世界上挑頭的國家，所以他們就誠心誠意地向中國學習。日本派出大量的遣唐使來中國學習文化，同時，也有宗教人員前來學習宗教。他們費盡心力和財力，把中國的文化學回去，不放過任何一部書或者文化上的任何一件事。

日本遣唐使發現了在大唐宮室和大臣之間傳閱的這部《群書治要》，所以，他們決心把《群書治要》帶回日本去。唐初，活字印刷術還沒有發明，因為那時候，歷史還處在西元7世紀，而活字印刷術則發明在西元11世紀，還需要再等待400多年。因此，那時候的書籍都是手抄本。日本遣唐使煞費苦心，他們先從中國皇室花費鉅資，租出來一部《群書治要》，再組織遣唐使、僧人抄寫，經過半年努力，終於誊寫完成，於是，日本僧人將《群書治要》歡天喜地地送回日本去了。我們今天要感謝日本遣唐使們，因為，是他們的努力，才為我們保存了《群書治要》這部千古奇書。

歲月在向前行走著。大唐帝國經過太宗、高宗、武周、中宗、睿宗，直到玄宗，在《群書治要》指導下，一步步走向輝煌的頂點。但是，任何事物的發展，都符合《易經》中所說的“樂極生悲”的思想，終於，在玄宗天寶年間，安史之亂爆發。從此，這個當時世界上最文明發達的帝國，再次走向戰爭頻繁的亂世，安史叛軍攻入長安，大唐宮室被毀，《群書治要》失傳。從唐以後的曆朝史書中，《群書治要》已不見記載。明代編纂的《永樂大典》和清朝編纂的《四庫全書》已經只存目錄，而沒有內容了。

北條實時

東方不亮西方亮。經由日本遣唐使帶回日本的《群書治要》受到日本皇室的高度重視，被日本歷代天皇及皇子、大臣奉為瑰寶。 成為治國的重要參考。

西元13世紀，日本鐮倉幕府第五代武將北條實時，愛好學問，善收藏、書寫、校刊，因其喜好藏書，建立“金澤文庫”，將許多珍貴書籍收藏其中，得以傳世。他在發現《群書治要》後，便收藏在“金澤文庫”中，《群書治要》因此得以傳世。

德川家康

400 年後，西元17世紀，《群書治要》歸德川家康，德川家康是日本戰國時代末期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江戶幕府的第一代將軍。他在得到《群書治要》後，曾於 1616年正月命令用活字排印。但此時的《群書治要》已經缺失第四卷、第十三卷和第二十卷，殘存四十七卷了。半年後，《群書治要》印成五十一部，每部四十七冊。不幸的是，此時德川家康突然去世，印本只是分贈給了德川家康的後裔尾張、紀伊兩家藩主。事實上等於沒有公開發行，所以流傳在外間的不多。

西元18世紀，日本天明元年，尾張藩主家的大納言宗睦，有感於《群書治要》未能流行，就從楓山官庫中借得原“金澤文庫”收藏的僧人抄本，重新校刊。1786年（日本天明六年）重印本告成，分贈各藩主和各位親臣。

此後，天明本《群書治要》一直在日本皇室收藏。

【四】

時光再回到20世紀1996年春天的一個晚上，我國原駐日本大使符浩先生正在焦急地等待著一位日本皇室成員送來天明時期出版的《群書治要》影印本。這天夜裡，符浩先生終於等來了，當他看著滿滿兩大箱《群書治要》影印本時，這位80歲的老人，激動得說不出話來。

第二天，符浩先生將裝著《群書治要》的兩只大木箱空運回國。

習仲勛

此後，符浩在北京寓所潛心閱讀《群書治要》。一天，同是陝西老鄉的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習仲勛見到符浩，符浩將得到《群書治要》的事情告訴了習仲勛，習仲勛聽完激動不已，要符浩送幾卷到他那裡，習仲勛讀了，並告訴符浩，應該盡快組織人對這部千古奇書進行斷句、標點、校對、翻譯。讓這部著作成為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參考。

符浩遵照習老指示，積極物色能夠擔當此項工作的人選，這時候，他想起一個人，他的禮泉老鄉呂效祖。

呂效祖，與符浩幾乎同歲，是陝西著名的關學研究大家，唐史研究專家，魏征研究專家。他一生致力於教育和古文化研究工作，成果頗豐。先後出版過《魏征諫言選注》、《新編魏征集》和《古代陝西廉吏》等近20部著作。這位耄耋老人，在接到符浩要他編譯《群書治要》的電話，不顧年老體衰，欣然應允。當夜，呂效祖作詩一首，“友朋笑我老來傻，著述竟忘身與家。目瞽耳聾終不悔，要留史鏡照中華。”

呂效祖

對天明版《群書治要》的譯注工作是一項艱苦的工程。首先要對原書逐句標點斷句，再對每句話進行校對翻譯。呂老此時已經80歲高齡，身體衰弱，視力極差。而原書影印本字跡模糊，很難辨認。但是，呂老不顧年邁，夜以繼日，終於在兩年後完成全書的斷句工程。此後，又開始對原文進行白話翻譯。在呂老翻譯《群書治要》期間，呂老夫人張愛玲女士也參與其中，對大量篇章進行翻譯。

趙保玉

呂老考譯《群書治要》的事情，在一個個禮泉鄉黨中傳說，便有許多禮泉人自願參加進來，原陝西省人事廳廳長趙保玉，原澄合礦務局黨委宣傳部長張耀武，原新疆醫科大學黨委書記張學謙，原渭南市委書記、陝西省人大常委王志偉，以及眾多禮泉籍專家學者參與進來，終於使《群書治要考譯》一書編纂完成。

在此期間，《群書治要》一書的考譯工作得到習仲勛和符浩的關懷和支持。習仲勛在2001年2月25日為《群書治要考譯》一書題詞：“古鏡今鑒”。

但是，當《群書治要考譯》一書還沒有公開出版的時候，呂效祖先生溘然長逝。

張耀武

書編好了，雖說呂老已經辭世，但是，趙保玉、張耀武、張愛玲等人還是懷著喜悅，做下一步的出版工作。接著，一個嚴峻的問題擺在他們面前，他們聯繫的陝西許多家出版社，開口就提出要編譯者交幾萬元的書號和印刷費。面對這樣大的一筆開支，幾位老人都只能搖頭歎息了。

但是，趙保玉等人並沒有放棄，他們通過多方努力，最後籌集了幾萬元，正規書號買不起，就交由香港的國際炎黃出版社出版。2008年8月，由香港國際炎黃出版社出版的《群書治要考譯》一書正式問世。印數1000冊，屬於自費出版。

2009 年，同是禮泉籍的青年作家、學者石崗從外地回到陝西，他在看望趙保玉老人的時候，趙保玉贈送給他一套《群書治要考譯》，博古通今，嗜書如命石崗閉門不出，通讀這部巨著。但是，他在閱讀的過程，發現這部書存在許多翻譯和出版上的瑕疵。他便開始進行更正和修訂，並決心不讓這部中華民族的偉大著作再次湮滅，他背著修訂後的書稿來到北京。

經與北京出版界聯繫，最後，交由團結出版社出版。2011年6月，《群書治要考譯》一書正式公開出版發行。

石崗

【五】

正當石崗背著書稿，到處尋找出版單位的時候。在馬來西亞，一位高僧大德在講經的時候，講到了《群書治要》。2011年1月19日，淨空法師在講經的時候說：“我在過去曾經念過一部《諸子治要》，這個書從哪里來的？它上面注明是《群書治要》後面的二十卷，《群書治要》總共五十卷，最後的二十卷，所以我知道有這本書，但是沒見過。我看到世界這樣的動亂，每個國家都需要，都需要這些治國的參考資料，它這套資料非常有價值。所以在講經的時候講過幾次。”

與此同時，2011年5月，馬英九先生也將《群書治要》一書贈送給臺灣國民黨的民意代表。

淨空法師

《群書治要考譯》出版後，淨空法師得到兩套，他再次講經時說道：“就有一些有心的同學，他們留意替我找，居然找到了。找到寄到香港，寄給我，我收到兩套，兩種本子我都看到了，真難得，真稀有！中國國內也有有心人，我看到國內出了兩種本子，已經用簡體字排印，不是沒有人，真有人，真有識貨的人，太難得了。 所以我把我這兩套就交給臺灣世界書局，每一種印一萬套，這個書以後就不會失傳。我印這些東西，希望在今年，我委託聯合國世界宗教和平組織，秘書長跟我很熟，我委托他就用聯合國世界宗教和平組織的名義分送給聯合國所有的會員國，我作為禮物送給他們。送給每一個國家領導人，給他們做參考。‘《群書治要》講堂’，開這樣的課程，二十四小時不中斷地向全世界播放。讓全世界的人都能夠聽到，都能夠讀到，吸取中國過去幾千年古人治國平天下的經驗，來幫助今天的世界恢復到安定和平，讓人民遠離災禍，都能夠過幸福美滿的一生。 ”

2011年7月1日，《群書治要》對和諧社會的現實意義專題論壇在雲南開講。

2011 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中央黨校校長習近平在2011年中共中央黨校秋季開學典禮上所做的《領導幹部要讀點歷史》講話中指出：“領導幹部學習歷史，要學習中國歷史，瞭解和懂得自古以來中國人民創造的燦爛歷史文化，繼承中華民族在漫長歷史發展進程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從中汲取思想精華，結合新的實踐不斷發揚光大。中國歷史是中國人民、中華民族堅持不懈的創業史和發展史，蘊涵著十分豐富的治國理政的歷史經驗和寶貴的思想文化遺產，其中包含著許多涉及對國家、社會、民族及個人的成與敗、興與衰、安與危、正與邪、榮與辱、義與利、廉與貪等等方面的經驗與教訓。”

2011年10月28日，《群書治要》與中國古代治國思想座談會在中央黨校召開。

在2012年3月19日，兩會召開期間，全國政協委員、葉劍英元帥之女淩孜說，“中央黨校已經準備將《群書治要》引入課堂。這是一本由唐太宗李世民下令編輯的書，主要回溯了歷朝歷代執政的共同經驗和教訓。所有盛世都有共同經驗，所有末日都有共同教訓。這本書是一面鏡子。”淩孜說，“唐太宗能創造貞觀之治，正是因為有魏征這樣的大臣講負面的意見，皇上就是聽了難受但是愛聽。但崇禎就是被貪腐包圍了，看不清誰是好人，誰是壞人，最後國家就壞了。”

2012年4月5日，清明節。石崗將《群書治要考譯》一書，在唐太宗昭陵及魏征、虞世南、褚遂良之父褚亮墳前焚化。

文章摘自（人人網）

作者：石之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