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一部在中国失传1300多年的书，但它却始终牵动着一群人为它呕心沥血，煞费苦心；它是一部被中国政治界和文化界称为千古秘笈的书，一千多年来，许多人知道它的名字，却因为难得一见而抱憾终生； 2011年6月，当它历尽曲折，重新出版，再次出现在人们案头，仅仅半年后，就引起中国高层和学界的重视，被中央党校定为学员必读教材，被学者大德称为能帮助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瑰宝…… 

【一】

1996年初春，日本东京，正是樱花怒放的季节。

此时，已年过八旬的中国著名外交家、原外交部副部长，此时担任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方首席委员的符浩先生，再次来到日本。此行，符浩并不是来完成外交使命，而是来了却自己的一桩特殊心愿……

符浩

符浩先生是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家，是典型的褪下戎装穿起礼服的中国外交界开山元老。其早年投奔延安，聆听过毛主席讲课，毛主席还为他题字签名。他打过日本鬼子，策动过一个旅的皇协军投诚反正。参加过解放战争，担任过周恩来秘书，并参与解放战争初期与国民党、美国代表团的谈判。他从晋冀鲁豫一直打过长江，解放上海，战功赫赫。 他同时也是新中国最有影响的外交家之一。建国后，历任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参赞，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驻印度大使馆参赞，外交部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司司长，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副部长，驻越南、日本大使，外交部顾问。在新中国50多年的外交活动中，每次重大事件，几乎都有符浩的身影出现。朝鲜停战谈判，中印边境纠纷谈判，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中美建交，中日建交，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人权对话。可以说，符浩的人生经历，是新中国外交历程的缩影。

然而，此时，这位在自己80多年人生历程中，取得辉煌成就的老人，却怀着惴惴不安的心境，住在日本东京一家馆驿中，焦急地等待着一个消息。

符浩是陕西礼泉人，礼泉也是一大批在中国历史上有杰出贡献的政治家、军事家的灵魂安息之地。符浩的家在礼泉县西张堡村。从西张堡抬眼北望，九嵕山高耸挺拔，如猛虎雄踞一方。在九嵕山上，安葬着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唐太宗李世民、魏征、褚遂良、房玄龄、李绩、长孙无忌、孔颖达、李靖。也安葬着著名的军事家秦琼、程咬金、尉迟敬德、郑仁泰、张士贵和郭子仪。这些人都是创造过中国历史辉煌一页的伟人，也是影响中华民族近千年的响当当的人物。

1916 年4月，符浩就出生在礼泉县一个世代种田谋生的穷苦人家。10岁时，符浩入私塾读书。在礼泉这个外表简朴贫穷，而内心激荡着英雄情节的地方，符浩从小听到的就是关于隋唐英雄的传说和贞观盛世的奇迹。他心灵向往的就是中国古代济世救民的境界。在私塾先生所教的课本中有一部分叫《诸子治要》，符浩知道了在贞观盛世，有一部书叫《群书治要》，正是这么一部《群书治要》是大唐治国的理论指南，是开创大唐百年盛世辉煌的思想基础。《诸子治要》正是《群书治要》的一小部分，而《群书治要》早在大唐覆灭之后，已经焚于战火，失传了。

在符浩心灵深处，从此铭刻下一个名字——《群书治要》。

今天，在60多年之后，在异国他乡，他终于快要见到这部让他牵挂了半个多世纪的奇书了！因为，一位日本皇室成员答应，要把日本皇宫收藏的《群书治要》影印，并送给他。这个消息，让这位身材高大，平静沉稳的老人，激动得坐立不安。他焦急的等待着…… 

【二】

时间再往前回溯1300年，公元7世纪，大唐贞观初年。

唐太宗李世民

刚刚经过“玄武门之变”登上大唐皇帝之位，而且只有28岁的青年君主李世民，面对自己龙椅之下这片百废待兴的土地，有些诚惶诚恐，一筹莫展。

李世民是一位有胆有识的皇帝。他从小跟随父亲南征北战，戎马倥偬。从16岁开始，李世民跨上战马，雁门救隋，晋阳起兵，攻取长安，金城平薛，马邑定刘，生擒窦建德，逼降王世充。李世民战马所到之处，莫不望风披靡。然而，李世民知道，打天下，靠兵戈厮杀，治天下，却要靠圣贤之道。而李世民正是在少年时期，错过了接受系统教育、汲取圣贤智慧的大好时机。他可以说是一位没有受过系统教育的皇帝。

大唐的江山，是建立在前朝废墟之上的。在大唐之前，中国历史经历了近400年的战乱纷争。从公元3世纪，直到公元7世纪中期，三国、两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直到隋朝，都相继在战火中灭亡。这几十个王朝，无一不是在战争和贫瘠中挣扎着生存，无一不是短命而仓促的。古老的华夏大地始终在血与火的侵袭中喘息，多少场战乱，多少次饥荒，多少次大汉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在李世民心中，怎样建立一个繁荣昌盛，长治久安，强大安稳的大唐帝国？这正是这位青年皇帝朝思暮想的问题。这个问题，让李世民寝食难安。

大唐往哪里去？中国往哪里去？李世民把这个问题带到他所出现的一切场所，朝议、私访、座谈、聊天，但是这个问题太大了，不是一般文臣武将所能回答的。这时候，李世民想起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魏征，他的敌对阵营中一个博古通今的智者。

魏征是起于草根，他是真正的贫苦出身，他是河北巨鹿人，从小父母双亡，家境一贫如洗。为了活命，魏征只好出家为道。在道观里，魏征可能受高师指点，也可能熟读了道观里珍藏的前朝典籍，总之，在十多年之后，当魏征再次还俗入世时，他已经成为一位知天命懂世故的饱学之士。

魏征

隋大业末年，魏征决心用自己的才华求得一官半职，他到朝廷求职，被隋武阳郡丞元宝藏任命为书记。此时，隋末动乱开始，李密揭竿反隋，元宝藏全郡归降李密，魏征又被李密任命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

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李密被新崛起的唐军打败，李密投降唐军，魏征跟随李密降唐，但是，谁也没有注意这个新来的降军中的文职人员，所以很长时间，并没有人理睬魏征。第二年，机会终于来了，李密的旧将徐世绩在主子已经归降后，依然盘踞河南黎阳，与大唐为敌。魏征因为与徐世绩是旧交，就主动请求劝降徐世绩。诏准后，魏征单人匹马，前往黎阳，凭三寸不烂之舌，讲古今做人之理，劝徐世绩归降大唐。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正当魏征天天围着徐世绩讲道理的时候，自立为大夏皇帝的窦建德攻占黎阳，打败了徐世绩，也俘获了魏征。此后，魏征被关押在窦建德军营中。李世民打败窦建德后，魏征才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

魏征作为太子李建成的主要参谋人员，他敏感地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剧，为主子考虑，魏征多次劝李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杀了李世民，以绝后患。但是，李建成怀有妇人之仁，不忍心对亲兄弟下手，不料，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斩杀李建成，登上帝位。

此时，魏征以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就此了断，不料，李世民却有海纳百川的胸襟，他早就看出魏征是治世能臣，他决定，抛弃前嫌，重用魏征。

当李世民告诉魏征，他要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大唐，苦于无从着手，魏征毫不犹豫的告诉他，应该从古代先贤那里寻找智慧。于是，李世民下旨，让魏征组织一个班子，将先贤的著作中，对治理国家有用的，编辑成一部书，以便他随时阅读学习。魏征就开始了编辑工作，他组织的编辑班子中，有萧德言、虞世南、褚遂良等人。都是才高八斗，学贯古今的人物。

萧德言

萧德言，雍州长安人，他的祖辈和父辈都是南北朝时期梁国和陈国的高官。萧德言属于“官二代”。陈国灭亡，萧德言家族归降隋朝，此后又归降大唐。史书记载，“德言博涉经史，尤精《春秋左氏传》，好属文。”贞观时期，官做到著作郎，兼弘文馆学士。萧德言是典型的书痴，一生只好读书。通宵达旦，毫无倦意。他每次读书前，都要正襟危坐，洗手焚香。时间长了，看得他老婆很烦心，就问他：“你整天这样，烦不烦？累不累？”萧德言说：“面对前辈圣人的书，怎敢不恭敬？”此后，萧德言做了唐高宗李治的老师。除参与编写《群书治要》外，还写过不少文章。九十三岁寿终。历代史书记载《群书治要》时，编者中都没有萧德言，但是，据清朝大学者阮元考证，《群书治要》的第一作者，应为萧德言。为了不湮灭每一位对民族文化有重大贡献的伟人，也把萧德言在这篇文章中做一重点介绍。

虞世南

另一个编辑是虞世南，虞世南一生经历了南朝的陈、隋和唐三个时代。陈文帝听说虞世南博学，召为法曹参军。陈朝灭亡，他与兄虞世基同入长安，做了隋朝秘书郎，后官升为起居舍人。隋灭后，李世民闻虞世南之名，引为秦府参军，又授宏文馆学士，与房玄龄同掌文翰，后来又担任著作郎。虞世南身体文弱，博闻强志，读书勤学不倦，他和萧德言不同。萧德言读书，每次都要毕恭毕敬，净手沐浴，而虞世南每次学到关键地方，经常十几天不洗手不洗脸，搞得脏兮兮的。虞世南不但是饱学之士，他也是唐初著名的书法家。他与当时的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合称唐初四大书法家，而虞世南又是四人中最优秀的。唐太宗称他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为五绝。

褚遂良

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褚遂良。褚遂良也是一位在文坛、书坛灿若星汉的人物。褚遂良，字登善，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褚遂良属于“文二代”，他爸褚亮，是李世民文学馆十八学士之一。与虞世南、欧阳询等人是好朋友。 褚遂良父子最先是隋朝的官员，以后糊里糊涂跟随薛举起兵反唐，薛举死后，他的儿子薛仁杲继续高举反唐大旗，结果，被李世民打败投降。李世民接纳了他的部下，却将薛仁杲斩首了。此后，褚遂良父子就跟着李世民当官，协助李世民治理天下。最初，褚遂良是在秦王李世民手下做铠曹参军，掌管军务。李世民对褚遂良怀有好感。李世民曾对长孙无忌说过：“褚遂良鲠亮，有学术，竭诚亲于朕，若飞鸟依人，自加怜爱。” 另外据《唐会要》记载，当时汇聚天下文人雅士的弘文馆日常事务，就是由褚遂良来管理的，当时人们把他称作“馆主”。像这种尊称，在以前是没有的，在他死后，也极少听说，可见褚遂良的才学在当时也是顶尖的。贞观十年（公元636年），褚遂良又出任起居郎一职，专门记载皇帝的一言一行。《剑桥中国隋唐史》在提到唐太宗时，曾这样写道：“太宗的许多公开的举止，与其说是出自本心，倒不如说是想得到朝官——尤其是起居注官——赞许的愿望。”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褚遂良所占的地位是极重要的，至少，他在某种意义上督促了皇帝在有所作为时，应该考虑到会留给人们一个什么印象。《唐书》记载说，有一次李世民问褚遂良：“你记的那些东西，皇帝本人可以看吗？”褚遂良回答说：“今天所以设立起居之职，就是古时的左右史官，善恶必记，以使皇帝不犯过错。我是没有听过做皇帝的自己要看这些东西。”李世民又问：“如果我有不好的地方，你一定要记下来吗？”褚遂良回答说：“我的职务就是这样的，所以您的一举一动，都是要写下来的。”可见褚遂良的忠贞和耿直。

由魏征、萧德言、虞世南、褚遂良这些中国顶尖级的学问大德来编写一部书，如果编得没有水平，那才是咄咄怪事。于是，经过五年呕心沥血，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匡政辅政为主要职能的综合性文化典籍《群书治要》编纂成功。

《群书治要》取材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上始五帝，下迄晋年”，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这些话读起来有些拗口，它的意思是说，《群书治要》从六部儒家经典《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与《春秋》，和四史，也就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与《三国志》，以及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著作中选择素材，它选材的时间是从五帝时期开始，一直到晋朝结束。魏征他们编书的宗旨是，为治国服务，劝导皇帝和官员从善如流。他们在编辑过程中，是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选择了六十五部，编成五十多万字的《群书治要》。对了，还有一句重要的话，就是“采摭群书，剪截淫放”，意思是说，从很多书中取材，但是把淫秽放浪与治国无补的内容删除掉了。

当50多万字的《群书治要》被搬到唐太宗李世民龙书案上的时候，李世民肯定是龙颜大悦。从此，李世民手不释卷，日夜苦读。并下令将《群书治要》手抄十多部，分送给王子及主要大臣。作为治国理政的思想指南。大唐从此在中国古代先贤的思想照耀下，一路走向盛世辉煌。

【三 】

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大和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大唐时期，由于还没有发现美洲大陆，日本以为自己处在世界的最东边沿上，往东看，一片汪洋大海，再没有别的国家。所以，日本人和那时的中国人一样，也以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再加上那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挑头的国家，所以他们就诚心诚意地向中国学习。日本派出大量的遣唐使来中国学习文化，同时，也有宗教人员前来学习宗教。他们费尽心力和财力，把中国的文化学回去，不放过任何一部书或者文化上的任何一件事。

日本遣唐使发现了在大唐宫室和大臣之间传阅的这部《群书治要》，所以，他们决心把《群书治要》带回日本去。唐初，活字印刷术还没有发明，因为那时候，历史还处在公元7世纪，而活字印刷术则发明在公元11世纪，还需要再等待400多年。因此，那时候的书籍都是手抄本。日本遣唐使煞费苦心，他们先从中国皇室花费巨资，租出来一部《群书治要》，再组织遣唐使、僧人抄写，经过半年努力，终于誊写完成，于是，日本僧人将《群书治要》欢天喜地地送回日本去了。我们今天要感谢日本遣唐使们，因为，是他们的努力，才为我们保存了《群书治要》这部千古奇书。

岁月在向前行走着。大唐帝国经过太宗、高宗、武周、中宗、睿宗，直到玄宗，在《群书治要》指导下，一步步走向辉煌的顶点。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符合《易经》中所说的“乐极生悲”的思想，终于，在玄宗天宝年间，安史之乱爆发。从此，这个当时世界上最文明发达的帝国，再次走向战争频繁的乱世，安史叛军攻入长安，大唐宫室被毁，《群书治要》失传。从唐以后的历朝史书中，《群书治要》已不见记载。明代编纂的《永乐大典》和清朝编纂的《四库全书》已经只存目录，而没有内容了。

北条实时

东方不亮西方亮。经由日本遣唐使带回日本的《群书治要》受到日本皇室的高度重视，被日本历代天皇及皇子、大臣奉为瑰宝。 成为治国的重要参考。

公元13世纪，日本镰仓幕府第五代武将北条实时，爱好学问，善收藏、书写、校刊，因其喜好藏书，建立“金泽文库”，将许多珍贵书籍收藏其中，得以传世。他在发现《群书治要》后，便收藏在“金泽文库”中，《群书治要》因此得以传世。

德川家康

400 年后，公元17世纪，《群书治要》归德川家康，德川家康是日本战国时代末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江户幕府的第一代将军。他在得到《群书治要》后，曾于 1616年正月命令用活字排印。但此时的《群书治要》已经缺失第四卷、第十三卷和第二十卷，残存四十七卷了。半年后，《群书治要》印成五十一部，每部四十七册。不幸的是，此时德川家康突然去世，印本只是分赠给了德川家康的后裔尾张、纪伊两家藩主。事实上等于没有公开发行，所以流传在外间的不多。

公元18世纪，日本天明元年，尾张藩主家的大纳言宗睦，有感于《群书治要》未能流行，就从枫山官库中借得原“金泽文库”收藏的僧人抄本，重新校刊。1786年（日本天明六年）重印本告成，分赠各藩主和各位亲臣。

此后，天明本《群书治要》一直在日本皇室收藏。

【四】

时光再回到20世纪1996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国原驻日本大使符浩先生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一位日本皇室成员送来天明时期出版的《群书治要》影印本。这天夜里，符浩先生终于等来了，当他看着满满两大箱《群书治要》影印本时，这位80岁的老人，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第二天，符浩先生将装着《群书治要》的两只大木箱空运回国。

习仲勋

此后，符浩在北京寓所潜心阅读《群书治要》。一天，同是陕西老乡的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见到符浩，符浩将得到《群书治要》的事情告诉了习仲勋，习仲勋听完激动不已，要符浩送几卷到他那里，习仲勋读了，并告诉符浩，应该尽快组织人对这部千古奇书进行断句、标点、校对、翻译。让这部著作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参考。

符浩遵照习老指示，积极物色能够担当此项工作的人选，这时候，他想起一个人，他的礼泉老乡吕效祖。

吕效祖，与符浩几乎同岁，是陕西著名的关学研究大家，唐史研究专家，魏征研究专家。他一生致力于教育和古文化研究工作，成果颇丰。先后出版过《魏征谏言选注》、《新编魏征集》和《古代陕西廉吏》等近20部著作。这位耄耋老人，在接到符浩要他编译《群书治要》的电话，不顾年老体衰，欣然应允。当夜，吕效祖作诗一首，“友朋笑我老来傻，著述竟忘身与家。目瞽耳聋终不悔，要留史镜照中华。”

吕效祖

对天明版《群书治要》的译注工作是一项艰苦的工程。首先要对原书逐句标点断句，再对每句话进行校对翻译。吕老此时已经80岁高龄，身体衰弱，视力极差。而原书影印本字迹模糊，很难辨认。但是，吕老不顾年迈，夜以继日，终于在两年后完成全书的断句工程。此后，又开始对原文进行白话翻译。在吕老翻译《群书治要》期间，吕老夫人张爱玲女士也参与其中，对大量篇章进行翻译。

赵保玉

吕老考译《群书治要》的事情，在一个个礼泉乡党中传说，便有许多礼泉人自愿参加进来，原陕西省人事厅厅长赵保玉，原澄合矿务局党委宣传部长张耀武，原新疆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张学谦，原渭南市委书记、陕西省人大常委王志伟，以及众多礼泉籍专家学者参与进来，终于使《群书治要考译》一书编纂完成。

在此期间，《群书治要》一书的考译工作得到习仲勋和符浩的关怀和支持。习仲勋在2001年2月25日为《群书治要考译》一书题词：“古镜今鉴”。

但是，当《群书治要考译》一书还没有公开出版的时候，吕效祖先生溘然长逝。

张耀武

书编好了，虽说吕老已经辞世，但是，赵保玉、张耀武、张爱玲等人还是怀着喜悦，做下一步的出版工作。接着，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他们面前，他们联系的陕西许多家出版社，开口就提出要编译者交几万元的书号和印刷费。面对这样大的一笔开支，几位老人都只能摇头叹息了。

但是，赵保玉等人并没有放弃，他们通过多方努力，最后筹集了几万元，正规书号买不起，就交由香港的国际炎黄出版社出版。2008年8月，由香港国际炎黄出版社出版的《群书治要考译》一书正式问世。印数1000册，属于自费出版。

2009 年，同是礼泉籍的青年作家、学者石岗从外地回到陕西，他在看望赵保玉老人的时候，赵保玉赠送给他一套《群书治要考译》，博古通今，嗜书如命石岗闭门不出，通读这部巨著。但是，他在阅读的过程，发现这部书存在许多翻译和出版上的瑕疵。他便开始进行更正和修订，并决心不让这部中华民族的伟大著作再次湮灭，他背着修订后的书稿来到北京。

经与北京出版界联系，最后，交由团结出版社出版。2011年6月，《群书治要考译》一书正式公开出版发行。

文章摘自（人人网）

作者：石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