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我們繼續學習《群書治要·國語》，請看《晉語》。《晉語》選取了四個故事。“欒共子事君如一”的故事表明，對君主、父母、老師都應該致死勤事。“文公問政之難易”的故事說明，為國者當勤修善政，懷戒慎之心治理國家。“韓獻子比而不黨”的故事說明，為政者當忠心為公，不可結黨營私。“叔向論比而不別”的故事，說明臣子之間當團結一致，為國盡忠。

我們下面看原文。武公伐翼，弑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死，吾以子為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道乎？君何以訓矣。從君而貳，君焉用臣。”遂鬥而死。

這個武公就是曲沃武公。在魯桓三年（也就是西元前709年），曲沃武公伐晉國的都城翼，殺了晉哀侯。後來武侯把晉國的土地全部佔領，並以財寶賄賂周僖王。周僖王於是命武公為晉君。從那開始，武公名列於諸侯，更號曰晉武公。

欒共子也就是晉哀侯的大夫共叔成。“制”就是主的意思。這段話是說武公攻打翼都殺了哀侯，制止欒共子戰死，說：“你不要為哀侯戰死，我列你為上卿，執掌晉國的國政。”共叔成辭謝說：“我聽說人生中對三種人，侍奉他們要始終如一。這三種人就是君主、父母、師長。對這三者至死都要殷勤侍奉。父母生育我們，師長教導我們，君主給我們俸祿。只要他們處在他們的位置，我們都要以死相報，這是為人之道。臣豈敢為了一己之私而拋棄為人之道呢？如果這樣做了，您將來又怎麼去訓導別人呢？侍奉君王卻懷有二心，君王怎麼能用這種臣子呢？”於是便抵抗至死。

中國古人說：人無倫外之人。沒有哪一個人是生活在倫理關係之外的。而對人的一生有至關重要影響的有三種人，那就是君、親、師。父母給我們生命，所以《孝經》上說：“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對父母有孝心的兒女，首先要保護好自己的身體，更不能夠隨意傷害，甚至走上自殺的道路。這樣的孩子，都是因為沒有孝道的教育，所以心中沒有父母。《弟子規》上也說“身有傷，貽親憂；德有傷，貽親羞。”父母和兒女都是一體的關係。父母關愛教育兒女，為兒女的付出，可以說是無私無求，有求必應，不講條件。那麼兒女贍養孝順父母，那也是天經地義。

所以一生都要殷勤侍奉。老師給我們慧命。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師長，所以古人說“師徒如父子”，其實師徒雖然不是父子，但是關係卻勝過父子。老師對有培養前途的學生，甚至比對自己的兒女還要盡心教導，所以學生長大成才之後，也盡心盡力地照顧老師的兒女。這種照顧不僅僅是衣食物質上的幫助，更重要的是要幫助他們提升心性、修養道德，而且老師對學生的付出也是無私無求的，學生對老師的回報呢？更為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把老師傳給自己的道業繼承下去，使這個道業代代相傳。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老師把道業傳授給我，我們自己不能夠使老師的道業斷在自己的手上，而是要繼續培養後繼的人才。

這樣就使道業承傳後繼有人。不至於“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除此之外，對人一生成長影響最大的就是君長，用現在的話就是領導者。有一句話說“領導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領導說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這句話雖然是對領導者用人的不正之風進行了諷刺，但是也從反面說明了領導者對人才成長的重大意義，以及對一個人一生的重要影響。好的領導者首先不能嫉賢妒能，而且要想方設法地為屬下搭建平臺，發揮他們的聰明智慧，讓他們有機會立德、立功、立言於世。當然這並不是為了個人出名、出人頭地，而是為了給世人做出一個良好的榜樣，甚至能夠垂範後世。賢人也需要有君長的識人之明，才能夠發揮作用，建功立業，恩澤天下。

在《鹽鐵論》中，有這樣一段論述：“故舜耕於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於朝歌，利不及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德溢四海。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周。”這一段話說，舜在歷山耕田的時候，他的恩惠還達不到他的鄉里，姜太公在朝歌宰牛為生的時候，他的妻子兒女也得不到利益，但是等他們被重用，他們的恩惠遍及八方荒遠之地，仁德澤被整個天下國家。所以舜憑藉堯帝而利益天下，姜太公依託於周王朝而利益天下。

所以世間人常常地感嘆，說：“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一個人雖然有千里馬的才智，但是不一定就能夠遇到識得千里馬的伯樂。就如孔子雖然是聖人，但是他一生周遊列國也不被重用。所以賢人對能夠重用自己的君長都懷有知遇之恩。當然，君長有識人之明也不是偶然的，那是因為他有知人之智。君主的明智，那也是君主修身有成的結果。君主沒有私心，才能夠任人唯賢；沒有貪欲，才能不受制於人；能夠明辨是非，才不會聽信讒言譭謗，導致偏聽則暗；不好大喜功，才能實事求是；不喜阿諛奉承，才能夠謙虛謹慎，才能夠廣納善言，兼聽則明。

所以領導者最重要的一項素質，就是能否知人善任，明辨忠奸。而是否具備這樣的能力，還在於自己的修身是否達到一定的境界。所以人，他的心越清淨，越能夠識別人才，他的心公正無私，才能夠任用人才，像歷史上能夠取得卓越成就的君主，無一不是因為任用賢才所致。所以有一句話說：“不世之君，任用不世之臣，才能建立不世之功。”這個“不世”，就是不是世代都有的功績，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卓越的功績。

在《孔子家語》中記載，孔子說：“最高境界的禮制就是不需要謙讓，便能使賢愚各就其位，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條；最高層次的獎勵就是不需要耗費財物，便能使天下的士人滿心喜悅；最美妙的音樂就是不需要發出鼓樂的聲響，便能使天下百姓和睦相處。聖明的君王認真做到‘三至’，那麼天下的諸侯都知道他的聖明，天下的賢士便會稱臣服從，天下的百姓便可為他所用。”曾子聽了之後就問：“請問這一段話具體的含義是什麼？”孔子說：“古代聖明的君王，一定知道天下所有賢士的名聲，不僅知道他們的名聲，還了解他們是不是有真才實德，對他們瞭若指掌之後，便以享譽天下的爵位來封賞他們，使他們擁有尊貴的地位，這就是禮的至高境界：不需要謙讓，便能使天下得以治理；把官位俸祿都留給天下那些真正的賢士，使他們都因賢德而成為富有的人，這就是獎勵的最高境界：那就是不需要耗費財物，便能使天下的士人都喜悅；這樣天下百姓自然就會興起對美好德行的讚譽，而這種百姓發自內心的讚譽，就是音樂的最高境界：那就是不需發出聲音就能使天下百姓心地祥和，相處無爭。”所以說天下最有仁德的人，就是能把全天下團結成一家人那樣親密無間的人；天下最有智慧的人就是能使天下達到高度和諧的人；天下最聖明的人就是能任用天下最賢良的人。這裏說明，聖明的君主必須要有識人之明。

那麼真正的賢才對於對自己有知遇之恩的君主也是竭忠盡智，甚至不惜捨身相報，殺身成仁，捨身取義。於是在歷史上演繹了一幕幕君仁臣忠的故事。就像這裏的欒共子所說的一樣，“不敢以私利廢人道”。不會為了謀取個人的私利而廢棄君臣之道，做出見利忘義的事情。

這種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師生之情，本來是令人非常感動的人倫道義，但是卻被後人極端化為“君讓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讓子亡，子不得不亡。”並把這種極端化的東西視為傳統文化所提倡的主要觀點，因而對傳統文化的批判也就甚囂塵上。實際上，這種批判都是建立在他們所誤解的傳統文化的基礎之上的，都是因為沒有深入經典所導致的。我們打開經典，從來找不到類似的話，反而我們看《孝經》上有《諫諍章》，告訴我們：臣子向君主犯顏直諫，這恰恰是忠臣的責任、忠臣的特點。《荀子》上也說：“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像這樣的論述比比皆是，所以回歸經典、講經教學就顯得特別重要，這是我們認識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的方式。

我們再接著看下一段，“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為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矣。”

文公：就是晉文公，他是春秋時候晉國的國君，也是春秋五霸之一。姓姬，名重耳，是晉獻公的庶子，他曾因驪姬之亂，在外流亡了十九年。

郭偃：夾註說卜偃。因為他是晉國的大夫，掌占卜，所以也稱卜偃。

“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在韋昭《國語解》中註解，“以為易而輕忽之，故其難將至。”

這段話是說晉文公問郭偃道：“開始的時候，我認為治理國家很容易，現在感到很難。”郭偃回答說：“君上如果以為容易，困難將會來到了；君上如果認為困難，容易將會來到了。”

如果認為治國很容易，就會導致輕率、疏忽、傲慢而荒於政事，決策失誤就不可避免，所以說困難也就來到了。反之，如果認為治國困難，就會採取恭敬慎重的態度，勤於政事，決策穩妥，因而也就容易把國家治理好了。

在《孔子家語》中記載，魯哀公曾經對孔子說：“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識別人才，治理好國家，應該怎麼辦呢？”

孔子怎麼回答的呢？孔子說：“您每次進入宗廟時沿著右側行走，上廟堂時沿著東側行走，抬頭看到屋頂各種木椽，低頭看到盛滿祭品的器物都在，卻再也見不到逝去的先祖了。您因此感到哀傷，這樣就知道什麼是哀傷了。天還沒亮就起床，您穿戴整齊；天剛亮就臨朝聽政，考慮國家的危機和困難，如果有一件事處理不當，往往就會成為國家混亂滅亡的開端，您以此來憂慮國家，也就知道什麼是憂愁了。太陽出來的時候就開始處理政務，一直到午後，接待各國諸侯子孫等來往的賓客，行禮揖讓，謹慎地按照禮法顯示威嚴禮儀，您因此感到辛勞，也就知道什麼是辛勞了。您緬懷思念古往今來的事情，走出國門，放眼四望，一定會看到許多滅亡國家的城池廢墟。您從這裏來感受恐懼，就可以知道什麼是恐懼了。國君是舟，百姓是水，水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國君從這裏想到危險，就可以知道什麼是危險了。國君明白這五個方面之後，再稍稍留意人才的識別任用，治理國家就不會有什麼失誤了！”

治理國家的方法和道理其實很簡單，就是要修身有成，任人唯賢，而且能否識人、認人的根本也取決於自己是否修身有成，所以《大學》上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能否治理好國家，關鍵就在於君主修身有成。在《群書治要》中記載：楚莊王去向詹何請教怎麼樣治國。詹何怎麼回答的？他說：“為什麼您知道怎麼樣修身，卻不知道如何治國呢？”楚莊王很誠懇地說：“因為我得以祭祀宗廟得到整個國家，所以我希望能夠得到好的治國之法把國家治理得安定，把這個國家守護好。”詹何說：“我沒有聽說過一個君主修身很好，而國家卻是混亂的；也沒有聽說過君主修身不好，而這個國家能夠安定的。所以治國的根本的根本還在於自身的修養。所以我不敢用治國這些枝節小事來回答您。”從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君主要想把國家治理好，包括領導者要把一個團隊帶好，首先必須是自己是一個有德行的君主或領導，否則的話，就不要再談論去治國、帶領團隊。楚莊王聽了他的回答之後表示很贊同，稱讚他回答得很好，因為他抓住了問題的根本。

所以說治國的道理和方法很簡單，但是說起來簡單，落實起來卻也很難。為什麼難？難就難在君主要修身有成，並不像說起來那麼容易。修身有成，就必須去除貪、嗔、癡、慢、疑這些障礙和煩惱，但是這幾個字，你去掉一個都不是那麼容易。比如說“貪”，就有貪財、貪色、貪名、貪利、貪情、貪功、貪酒、貪玩、貪吃、貪睡、貪圖享受等等不同的表現，你說去掉哪一個那麼容易呢？再看嗔怒、嫉妒也是如此，雖然我們知道發怒是拿別人的錯誤懲罰自己，但是理可以頓悟，事需要漸修。一遇到不如意的事，這無名火還是“騰”的一下就竄了出來，聽到別人取得了成就，就免不了自己心裏不舒服。《太上感應篇》中說：“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這是一個人正常的心理，這叫同情心，但是我們是這樣的心理嗎？我們是“見人之得，如己之失；見人之失，如己之得。”往往看著別人幹得比自己好，提升得比自己快，官位比自己高，名聲比自己大，錢比自己多，甚至別人的孩子比自己的孩子出色，別人的學生比自己的學生優秀，都會因為嫉妒而障礙、譭謗、中傷、無中生有、黑白顛倒、挑撥離間等等這些事情都做得出來。這就是習性使然，而且這樣做的人也是不明白“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道理，其實這一句話中秘藏著因果的規律，為什麼孔子教導我們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呢？因為你今天以這樣的方式去對待別人，以後別人就會以這樣的方式來對待你。

所以《易經》中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不要等到災殃降到自己的頭上，才感覺到畏懼可怕，在自己種因的時候就應該懂得畏懼，加以避免。自己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乃至起心動念都不能夠不小心謹慎。說明什麼？這說明嗔怒、嫉妒也不容易克服。

再看“癡”，就是愚癡，不明事理，不明了宇宙人生的大道。宇宙人生，西方人也把它分為現象界和本體界，但是西方人對現象界的事物規律研究得很透徹，像康德，他提出了“物自體”不可知，所以對於本體界就了解得甚少。中國人是通過放下思慮，他不是通過知的方式來了解到了“物自體”，就是本體界的東西，他達到了“無知而無所不知”的境界，所以對於本體的體悟就講得多了一些，而西方人在這方面了知甚少，又拿著認識現象的方法，包括科學，去衡量屬於本體界的東西，所以往往把中國古人所講的很多東西都冠以迷信或者虛無縹緲等等這樣的帽子，其實這就如同是柏拉圖的洞穴比喻以及中國古人所說的井底之蛙的比喻。聖賢人都是從洞穴或者井底中跳出來看到真實的外部世界的人，但是如果洞穴裏的人或者井底之蛙，還沒有從這個洞穴或井底跳出來，看不到外部世界真實的樣子，就會認為聖人所講的並非真實，根本都是不在我所熟知的範圍之內，他就認為你講的是迷信，是天方夜譚，他不知道自己所見到的才是假像，是夢幻泡影，這其實都是愚癡的表現。此外，如果人只顧著縱情享樂，不知道生所從來，死所趣向，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這就像動物一樣，吃了睡，睡了吃，這也是愚癡，但是愚癡的人，確實還是很多的。

再看這個“慢”，“慢”也是與生俱來的煩惱，連貧賤到乞丐的人，也都不例外。比如說，一個乞丐坐在街上，看到一個豪華的轎車從身邊駛過，他就會：“哼，有什麼了不起，不就是有幾個臭錢嗎？”你看，即使貧賤到乞丐的人，他還有一種傲慢之心，更何況是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才學、有一定的財富的人呢？自以為是就會形成習慣，一旦自以為是，一旦驕慢，就聽不到別人的建議、批評而自以為是，這樣也就容易決斷失誤。

“疑”：越是地位高，權位重，如果沒有良好的修養，越是疑心重，越是懷疑他人都是有企圖而來的。就如孔子，他是聖人，在世的時候周遊列國，就是希望自己的仁愛學說能夠為哪一位國君所採用，把他國家治理好，為天下人做出良好的示範，讓天下人都來學習，但是卻遭受了種種的困難。為什麼呢？也是因為避免不了別人的懷疑。比如說孔子到達楚國的時候，楚昭王本來都想用孔子了，而且為了表示自己對孔子的敬重，還想把有居民的方圓七百里的土地都封給孔子。但是這個時候，令尹子西就進言了，他說：“大王，您看一看，在您出使諸侯國的使者之中（就是外交家），有哪一個人像孔子的弟子子貢這樣的人才呢？”楚昭王一想，說：“確實沒有。”子西又說：“大王的相國之中，有像顏回這樣的人嗎？有誰的德行能夠和顏回相提並論呢？”楚昭王想了一想又說：“沒有。”子西又問：“大王的將帥之中有像子路這樣勇敢的人嗎？”楚昭王說 “沒有。”子西說：“大王的各部長官有像宰予這樣的人嗎？”楚昭王仍然說：“沒有。”令尹子西就說：“楚國的祖先在周朝受封的時候，封號是子、男的爵位，封地僅有方圓五十里。現在孔子修治三王五帝統治天下之道，章明周公、召公的德業。大王如果任用他，那麼楚國還能世世代代保住泱泱數千里的土地嗎？從歷史上看，周文王在豐地，周武王在鎬地，他們的領地不過方圓百里，只是小國的國君最後都能夠稱王天下。而現在如果孔丘佔有七百里的土地，又有賢能的弟子加以輔助，這恐怕不是楚國的福分了。”意思是說，楚國將來會有危險。楚昭王聽了之後，覺得他說的有道理，於是就放棄了給孔子封地、重用孔子的想法。這就是因為疑心所導致，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聖人周遊列國，並不是想升官發財，而是希望遇到一位明君能夠把自己的仁愛學說推廣於天下，讓百姓過上安居樂業的生活，社會得以和諧，天下得以治理，但是這些國君臣子往往以小人之心、狹隘的心理去揣度聖人的心意，結果聖人在世也沒有被重用。所以，正如前面所講：“不世之臣要遇到不世之君，才能夠建立不世之功。”卓越的臣子也要遇到英明的君主，才能夠建立不朽的功勳。如果君主多疑，又沒有智慧，即使如聖人孔子也難免被埋沒。當然，受損失的並不是孔子，而是楚昭王喪失了一個“王天下”的機會。孔子晚年著書立說，從事教學工作，對後世的影響是歷代君王都無法比擬的，這也顯示了教育的功德是無量的，他影響的不僅僅是當時，而且是千秋萬世，受益的不僅僅是中國，而且是全世界。所以說，君主要想把國家治理好，首先要把自己變成一個有德行的君主，克服貪嗔癡慢疑。所以，當領導，當君主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兒，而且他要讓別人做什麼，必須自己首先做到，這樣說話才有說服力。

所以孔子在《論語》中也多次強調：“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如果在位者率領著大家去做正當的事，那誰還敢做不正當的事呢？他還說：“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假使一個領導者，在位者，能夠端正自身，那麼辦政治又有何難處呢？上行而下效。如果自己的行為端正，廉潔無私，克己奉公，那麼手下的人自然也會起而效法；如果自己貪財好利，以權謀私，手下的人也會起而效法。所以，如果為君者不能端正自身，就不能夠端正別人；領導者修身修不好，也就談不上治國，領導者知道修身難，也就知道治國不容易。所以，就會以戒慎恐懼的心來修身治國，那麼也就容易把國家治理好了。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有死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言汝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勉之！苟從是行也。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趙宣子，就是趙盾，他諡號曰“宣”，也就是下文的趙孟，是晉國的正卿。韓獻子，就是韓厥，他的諡號是“獻”。司馬就是掌管軍事的大夫。“干”，就是觸犯。“行”，行軍的行列。“執”，《說文解字》解釋“捕罪人也”。“比而不黨”，這個“比”和“黨”，都有親密、結合、團結的意思。但是在這裏，這個“比”是以義相結合，而“黨”是以利益相結合，因此有一個詞說“結黨營私”，所以要做一個區分。“阿私曰黨”，夾註中說“阿私曰黨”，這個“阿”就是曲的意思，邪曲不正。“黨”在古時候常用作貶義詞，比如說《荀子·強國》中有一句話說：“不朋黨。”“黨”，就是助的意思，什麼叫助呢？幫助，幫助幹什麼呢？“相助匿非曰黨”，相互幫助，隱匿過惡叫“黨”。《論語》中也說：“君子不黨。”這個“黨”解釋為“偏也”，所以黨就是偏私的意思。綜合這幾種意思，在這句話中以利益相交而邪曲偏私就是“黨”，以道義相交而精誠團結就是“比”。所以這個“比”和“黨”的區分，關鍵在於是以道義相結交還是以私利相結交。“是行”就是這種行為。“臨”夾註說“監也”，就是主管的意思。“長”帥也，就是統領的意思。“二三子”就如同說“諸位”。“中”就是合適。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趙宣子向晉靈公舉薦韓獻子擔任司馬，在秦晉河曲之戰時，趙宣子故意讓人乘著他的軍車衝犯行軍的隊伍，結果，韓獻子就把那個人逮捕並且處死，趙宣子召見韓厥，並且禮遇他，說：“我聽說侍奉君主的人應該做到精誠團結，而不是結黨營私，出於忠信而舉薦合義，這叫做‘比’；出於私利而舉薦人才，叫做‘黨’。軍事行動寧死不能犯紀，一旦觸犯了不徇私隱瞞，這是公義。我把你舉薦給國君，就怕你難以勝任，如果舉薦了無能之輩，就沒有比這更大的結黨營私了，侍奉君王卻結黨營私，我還怎麼處理政事呢？希望你勉力而行，倘若能照此而行，公正無私，將來掌管晉國大政的不是你還有誰呢？”趙宣子告訴大夫們說：“諸位可以祝賀我了，我舉薦的韓厥是完全合適的，現在我知道我將不會獲罪於朝廷了。”

在這個故事之中，趙盾知道自己所舉薦的人，是名副其實、可堪重用的人之後，就對諸位大夫說“免於罪”了，這一句話可以說是意味深長。因為他所舉薦的人，特別又是舉薦的是軍事將領，不能夠承擔責任，不堪重用，就會給國家帶來危害甚至災難。一方面舉薦者會因“不慎舉”而獲罪於朝廷，因為古人講：“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如果你舉薦的人確實是人才，會受到國家的重賞，如果你所舉薦的人不合格，對國家做出危害的事，那麼這個舉薦者也連帶有責任。另一方面，在災難中，他自己恐怕也難以獨善其身。當然更重要的是，通過這三個字，我們可以感受到趙盾在舉薦人才時戰戰兢兢的態度，唯恐因為自己失察而舉薦偏差，因而誤國誤民，即使不獲罪於朝廷，自己的良心也有愧，因為他愧對君主和萬民的信任，所以不能夠原諒自己。從這裏我們也要體會到古人為官的態度，就像堯帝一樣，是“以天下為憂，未聞以位為樂也”。他是以治天下為憂，而沒有聽說是以自己得了一個高位而心懷喜悅的。正是因為有這樣一種謹慎的態度，所以在薦賢之前必須對所舉薦之人進行全面地考察，這才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

趙盾在論述了“比而不黨”之後，勉勵韓厥要守住公正無私的心志，並且預測了他日後的發展，結果韓厥後來確實如趙盾所言，在晉悼公時期，他成為“晉國八卿”之首，執掌晉國國政。到了戰國時期，韓厥的後人建立了韓國，他就成為韓國的先祖。從這個故事之中，我們看到趙盾舉薦韓厥是一心為公。一心為公的臣子，志同道合、精誠團結、親密合作、恪守大義，同行於“道”，這就是“君子之交”。而心有偏私的臣子則恰恰相反，他們所結交的基礎，無非是財色名利，是為了一己之利益而結黨，結果必將是“以利相交，利盡而交疏；以勢相交，勢傾而交絕”，彼此是以利益相交往，利益沒有了，交情就疏遠；彼此是以權勢相交往，權勢傾覆了，交情也決裂了。

北宋的歐陽修寫了一篇《朋黨論》，在這篇文章中，他區別了真朋黨與假朋黨。他說：“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我”聽說關於朋黨的言論是自古就有的，只是希望君主能分清他們是君子還是小人就好。君子和小人怎樣區分？古人看問題確實是一語中的，他接著說：“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所有的君子都是因為志趣一致而結為朋友，是因為志同道合。而小人則是因為利益相同而結為朋友，這是自然規律。“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但是臣以為其實小人並沒有朋友，只有君子才有朋友，這是什麼原因？“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貨財也。”小人所愛的是祿位利益，所貪的是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當他們利益相同的時候，暫時地結黨成為朋友，但那是虛假的。“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等他們見到利益而爭先恐後，或者利益已盡而交情淡薄之時，就會反過來互相殘害。即使是兄弟、親戚也不會互相保護。就像很多貪官沒有事發之前，彼此都是酒肉朋友，互相幫忙、結黨營私、貪污腐敗。但是一旦一個人出事了，接著牽連出來很多人，這個時候也不會互相保護，而是爭先恐後地揭發對方的罪證，目的是為自己減刑。

“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所以臣認為小人並沒有朋友，他們暫時結為朋友也是虛假的，經不起考驗。“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君子卻不是這樣，他們堅守的是道義，履行的是忠信，珍惜的是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以君子之朋來提高自身修養，志趣一致就會相互補益，相互提升。用他們來為國家做事，觀點相同，就能共同前進，始終如一。無論是貧富，還是貴賤，都不離不棄，這才是君子之朋。“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君主只要能斥退小人的假朋黨，進用君子的真朋黨，天下就能夠得以安定。

古人寫文章，確實是言簡意賅，一語中的，說明了何謂真朋黨，何謂假朋黨。特別強調君子所守持的是道義，所踐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節。君子結成朋友，彼此之間用以修身就能夠因同道而行，相互協助；如果以此為國效力，也能夠因有共同的志向而一起完成使命，而且始終不變，天荒而地老，這就是君子之間所結成的朋友。所以以道相交，天荒而地老，無論貧富貴賤，榮辱禍福，都能同甘苦，共患難，交情天長地久，經得起考驗。所以一位君主只要罷黜小人虛偽的朋黨，重用君子之間所結成的真正朋友，天下就能得以大治。

我們再看下一段，“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其父之死，吾莫與比而事君矣。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藉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己，利己而忘君，別也。 ”

叔向：羊舌肸。羊舌氏，名肸，字叔向，是晉國的大夫，歷事晉悼公、晉平公、晉昭公三世。與穆叔、晏嬰、子產、季札等同代列國賢臣相交好。司馬侯是晉國的大夫汝叔齊，就是他向晉悼公舉薦了叔向。

“吾莫與比而事君”，“莫”在金澤文庫本寫作“蔑”，“蔑”，“無”的意思。“比”，“輔”的意思，“輔助”。

藉偃，又名籍游，也是晉國的上軍司馬。

“君子周而不比”，出自《論語•為政篇》，“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下邊我們會詳細講。

這段話是說，叔向看到司馬侯的兒子，撫著他哭泣道：“自從他父親去世，我就再也找不到人一起侍奉國君了。以前他父親在前，我就協助於後。”也就是說，凡所有諫言，或者有所諫爭，叔向和司馬侯始終相互配合，共同完成，“我在前，他就補充於後，意見沒有不被君主採納的。”籍偃在旁邊問道：“君子也講比嗎？”因為《論語》中，“君子周而不比”，所以籍偃才這樣問。叔向說：“君子親密團結而不結黨營私，同心同德，共襄國事，這是比；結成朋黨，厚待自己，專利自己，忘君於後，這叫別。”君子之間也有相互輔助進言的情況，但是君子之間的相互輔助是一心為公，所以同心同德，共襄盛舉，而不是為了謀取私利，所以能夠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

就像我們前面所講的，祁奚請免叔向的故事所表現的。祁奚不辭勞苦為叔向奔走求情，完全是出於國家的大義，而不是出於個人之間的私情，更不是因為這樣做能為自己獲取什麼好處。所以他能夠做到公正無私，這就是《說苑》中所講的：“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和則未見而相親”。《論語》中有一句話：”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周”和“比”有不同的講法。一個說法說“周”就是公的意思，“比”就是私的意思。這是用公私來解釋“周比”。另一種說法“周”是普遍，“比”是偏黨，這是就普遍和偏黨而言來講“周比”。君子人辦事是為公而不為私，小人恰恰相反，辦事是為私而不為公。君子人平時的修養就是“去其私心，存其公心”，這就是“周而不比”，而小人心裏所思所想都是自私自利，這是君子和小人最大的區別。從有沒有私心上來區分君子和小人，就會讓人一目了然，這也是分辨善行與惡行的一個標準。

《了凡四訓》中記載，有一群學儒的讀書人向中峰禪師來請教。請教什麼？他說：“佛家講‘善惡報應，如影隨形’，這個說法靠不住。為什麼靠不住呢？因為有人做善，但子孫並未發達；而有人作惡，卻家道隆盛，所以善惡報應是靠不住的。”中峰禪師說：“凡夫的情染還沒有洗滌乾淨，正眼未開，所以往往會把善看成是惡，把惡看成是善，自己不深感慚愧，反而責怪老天報應不公，這是罪上加罪。”聽了中峰禪師的說法，有些儒生就不服氣了，他們問：“我們怎麼可能會把善惡看顛倒呢？”中峰禪師很有智慧，他沒有直接回答，而是讓這些儒生先說一說什麼是善，什麼是惡，結果有一位儒生說：“打人罵人就是惡，敬人禮人就是善”，中峰禪師說“未必然也”，另一個儒生說：“貪財妄取是惡，廉潔有守就是善”，中峰禪師又說“未必然也”，不一定是這樣。這些人就說了很多，中峰禪師都說“未必然也”。於是他們就問：“那您說一下到底什麼是善，什麼是惡呢？”中峰禪師說：“有益於人，是善，有益於己，是惡。”也就是說，你起心動念、言語行為是利益別人、利益團隊、利益國家，這就是善的。如果你起心動念是自私自利，那就是惡的。比如說，你真正對一個人有利益、有幫助，即使你打他、罵他、斥責他，那也是善。比如說老師教訓學生，父母斥責兒女，是為了改正他的過失，這也是善，如果你恭敬人、禮敬人，甚至給人送禮，目的是賄賂別人，以權謀私，達到自己的目的，那也是惡，但是一般人往往分不清善惡，所以會指惡為善，指善為惡，自己還不知不覺。

後面要接著說：“故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則為真；利己者私，私則為假。”如果你起心動念、言語造作沒有私心，都是大公無私，利益他人，這個善才是真善；如果有利己之心，這個心就是私心，私心就是假善。

“又根心者真，襲跡者假”，做善事利益大眾是出於自己的真誠之心，無所求，這是真善；如果是模仿別人，別人做某事我也跟著去做，這就是假善。比如說，我們看別人鞠躬，自己也給人鞠躬，但是沒有發自內心的真誠、恭敬和感恩，這個善就是假善。

“又無為而為者真，有為而為者假”。沒有什麼企圖和目的的去行善，這叫無為而為，這是真善。如果做了善事，但是目的是求得錢財或名聲，這個善就是假善。古人特別強調陰德。什麼叫陰德呢？就是做了好事不要到處去宣傳自己，博取好的名聲。為什麼呢？為了獲得別人的讚歎、肯定和恭敬，這都是名聞利養的心。這個心很微妙。雖然同樣是行善，但是還求得別人的肯定、恭敬、供養，這個善就是假善。而做善事是單純地利益大眾，沒有目的，也不想讓人知道，不露痕跡，這個善才叫真善。

在《後漢書》中記載著一個第五倫的故事，這個故事就讓我們反省自己的心到底是公心還是私心。在東漢的時候，有一個人叫第五倫，在建武年間被舉孝廉，出來做官。當時在位的是漢光武帝。有一次，光武帝向他詢問政事，兩個人談得很投機，一直談到了晚上。光武帝就問他：“聽說你在做小官吏的時候，曾經用竹板打過你的岳父，而且你還經常不（根據教授的原稿修改）到堂兄家去吃飯，難道真有這些事嗎？”你看一個人忠正廉潔又很能幹，別人想找毛病都找不到的時候，就難免會找一些誹謗的話來中傷他，造謠生事，而有德行的人又不願意去辯護，所以謠言四起，沒有智慧的人就會信以為真。皇帝聽了這些謠言，就問了第五倫這兩個問題。第五倫回答說：“臣娶過三房妻子都沒有父母。”可見說他曾經拿竹板打過岳父的事情就是謠言。他還說：“臣年輕時曾遭遇饑荒，確實不敢隨便到別人家去吃飯。”這個皇帝說：“而且還不到你的堂兄家去吃飯，這個是不是真的？”第五倫他非常的風趣、也很幽默。他說 “臣年輕時曾遭遇饑荒，確實不敢隨便到別人家去吃飯。”這樣就化解了誹謗。皇帝一聽就大笑，把他任為太守。

在他任太守期間，第五倫奉公盡節，說話做事從來不為私情所左右。有人問他：“你也有私心嗎？”他怎麼回答呢？他說：“有一個人曾經送了我一匹千里馬，雖然我沒有接受，但是每到三公選拔推薦官員的時候，我心中總是對這個人念念不忘，當然到底也沒有任用他。還有一件事也說明我有私心。什麼事呢？我哥哥的孩子生病了。我一個晚上就去探望了十次，但是我回來之後就安穩地睡著了，而我自己的兒子得病了，我一次都沒有去探望，但是我整夜都睡不著覺，非常擔心。你看我還有這樣的行為，難道說我沒有私心嗎？”你看，他探望哥哥的兒子，從形式上看，很關心一天去探望了十次，但是晚上回來很安心地就睡著了；自己的兒子得了病，雖然一次都沒有探望，從形式上看，好像大公無私，但是到晚上睡覺的時候，卻因為擔憂而睡不安穩。這說明什麼呢？說明自己還是有私心的，沒有做到完全平等。從這裏我們看古人反省自己是多麼的深刻。自己有一點點私心、不平等的心，都能夠反省出來。按人之常情，關愛別人的孩子比關愛自己的孩子少，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叫人之常情。但是這是凡人的常情。對於那些想成聖成賢的君子人來說，他就認為這是有私心的表現。從這些故事，我們就體會古人的公心，確實不是我們現在人可以相提並論的。

關於“比”和“周”，在孔安國那裏這樣批註：“忠信為周，阿黨為比。”這個“忠”上面是中間的“中”，下面是一個“心”字。也就是說，你必須把心放到中正，這才叫“忠”。為什麼不能夠把心放到中正呢？其實就是因為心中有私。有私心就不忠，言語就不信實。君子人內心公平正直，說出的話才會言而誠信，說的話都是如實的話。古代的讀書人都能夠把心放到中正，所以為人處事令人信服，做事也有威信。這樣才能夠把事情處理好。小人卻恰恰相反，“阿黨為比”。這個“阿”就是曲媚的意思。阿諛奉承，曲媚巴結、結黨營私，這是小人的特點。

以上是解釋《論語》中的“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為什麼要解釋這句話呢？因為這裏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這個“比”和《論語》中的這個“比”不是一個意思。在徐元誥《國語集解》中，他引了潘維城的這個解釋。他說：“此之所謂比，即《論語》之所謂周；此之所謂“別”，即《論語》之所謂“比”。比與黨相近，則辯之曰：“比而不黨”。“比”與“別”相近，則辯之曰：“比而不別”。也就是說，在這裏邊所說得“比”就是《論語》中所說的“周”。而這裏邊所說的“別”就是《論語》中所說的“比”的意思。因為比和黨的意思有相近之處，都有親密、結交、團結的意思，但是“比”是以道義為基礎而結交，“黨”是以利益為基礎而結交，所以要作一個區分，而“比”和“別”的意思也相近，都有助的意思。但是“比”是相助為公，成就善事，而“別”，是相助謀私，隱匿別人的過惡以私廢公。所以也要作一個區分。

學習了這一段，就是告誡作為臣子的，不能夠結黨營私，因為營私舞弊者終究不會逃離法網，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如果其中一個人出了問題，其他人也都免不了受到牽連。這一段也告誡領導者，要能夠辨別忠臣和邪臣，避免被朋黨蒙蔽而顛倒黑白。在《群書治要·說苑》中講到了六種正臣，六種邪臣。而第六種邪臣被稱為亡國之臣。這個亡國之臣有什麼特點呢？他說：“諂主以邪，墜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無別，是非無聞，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也就是說，亡國之臣他是用邪曲不正的道理諂媚君主，陷君主於不義；結黨營私，排除異己，蒙蔽君主的視線，結果使君主黑白混淆、是非不分；使君主的惡名傳佈於國內，聞於四鄰，這樣的臣子被稱為“亡國之臣”。為什麼結黨營私會使君主黑白混淆是非不分呢？因為這些人他不是一個人。如果他們都來向君主說某一個人的壞話，結果就會“三人成虎”，就會黑白混淆、是非不分了。就像趙高，為了獨斷專權，就勸導秦二世只聽他的聲音，而不要經常見其他人，這樣才能保持君主的威嚴。結果秦二世聽了他的話，不再經常上朝，最後導致趙高指鹿為馬，獨攬大權，秦二世也就被蒙蔽了。如果一個國家任用的是像趙高這樣的弄權之臣，結黨營私之臣。這樣的亡國之臣就會一手遮天，使國家陷於危亡之境。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學習的內容。不足之處歡迎大家批評指正，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