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開始我們學習《群書治要·國語》，《國語》是記錄西周末年及春秋時期周王室及魯國，齊國，晉國，鄭國，楚國，吳國，越國等七個諸侯國史事的先秦典籍。它的內容包括朝聘，宴饗，諷諫，辯說，應對之辭以及部分歷史事件。

《國語》，它既是經又是史，在《漢書·藝文志》將《國語》列入“春秋家”。所以從漢朝以來，稱《國語》為《春秋外傳》或《春秋外傳國語》。稱《左傳》為《春秋內傳》。唐朝的史學家劉知幾做《史通》，開始把《國語》列入“國別家”，也就是現在所說的“國別史”之首，有別於《左傳》的“編年家”，也就是編年體史書。在《四庫全書》之中，“史部”沒有“國別史”，所以《國語》列為“雜史類”。

《國語》的“語”字，《說文解字》解釋：“語，論也”，又說：“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可見《國語》是一部議論集，“語”就是記錄春秋時期君臣及臣子之間有關治國理政論辯的文體，在《國語·楚語》上也說“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可見《語》也是古聖先王用以教導後世明明德的典籍。

《國語》歷來受到學者的重視，歷史上有很多學者為它作了注解，其中以三國時期韋昭的《國語解》最為重要。

《國語》出自何人？它的作者是誰，有不同的說法。司馬遷於《太史公自序》中最早提及《國語》的作者是左丘明，他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後來班固，劉知幾等也持有這種觀點。比如說在《漢書·藝文志》中記載：《國語》21篇，左丘明著。《史通》上也說：“《國語》家者，其先亦出於左丘明”。到晉朝之後，學者對它的作者持有異議，現在大多數認為《國語》是戰國初期熟知各國歷史的人，根據周王室及各諸侯國的史料，加工整理，彙編而成。這是對《國語》做了一個初步的介紹。

下面我們看《周語》，就是記錄西周末年及春秋時期周王室的史事，在《群書治要·周語》中選取了周景王鑄大錢與鑄大鐘兩個故事，鑄大錢與鑄大鐘都使民財匱乏，導致民眾離散，招致災禍發生。“鑄大錢”這一篇表明，為政者制定國家的經濟政策，要根據當時社會的實際情況，而“鑄大鐘”則表明，為政者應當視正聽和，才能行政順時，民有所依。好，我們先看第一篇，“鑄大錢”這篇。

“景王21年，將鑄大錢。”

景王，就是周景王，名貴，周靈王的次子，東周第十二任君主，公元前544年到公元前520年在位。

景王21年，公元前524年。大錢，大於舊錢，它的價值更重。周景王21年準備鑄造大錢。

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降災戾”。

單穆公就是周王的卿士，降，降下。災，指水、旱、蝗、螟之類的災害。戾，至的意思，到達。單穆公說：“不可以，古時候天災降臨”。

看到“天災降臨”這幾個字，我們非常有感觸，特別是進入2020年以來，像澳洲有大火，後來全球又有新冠肺炎疫情，還有蝗災，現在全球溫度上升，有的地方發水，有的地方卻乾旱，對於這些自然災害，中國古人是怎麼看待的呢？

在《群書治要·漢書五》中記載：漢武帝曾經下詔向群臣詢問治國之策，其中就提到：災害和異常現象的變化是因為什麼而發生的？朕希望使教化傳播而政令暢行，減輕刑罰而邪惡者改正，百姓和睦安樂，政事暢達顯揚。要怎麼樣整頓治理才能使甘霖普降，百穀豐收，德行滋潤四海，恩澤遍及草木。使日月星辰沒有虧蝕，四季寒暑平穩正常，能夠承受上天的福佑。讓恩德廣泛傳播，施及到邊遠地區，擴展到所有的群生？請士大夫們明白地告訴朕，不要有所隱瞞。

董仲舒對答說：“國家將出現違背道義的過失時，上天就會先降下災禍來譴責警告君主。若不知道自我反觀自省，又會出現奇異反常的現象，使他警戒恐懼。如果還不知悔改，那麼傷害和敗亡就會來臨。由此可見，天意對人君是仁愛的，希望幫助他制止國家的禍亂。倘若不是非常無道的時代，上天都希望幫助並且保全君主，事態發展都在於自己奮發努力，努力學習並詢問，見聞就會廣博，智慧也會更加通達，努力行道，德政就會一天一天地興起而大有功績，這些都是可以很快做到，而且立刻就會見效的事啊！

君主沒有不希望自己的國家安定存續而厭惡滅亡的。可是，政治混亂，國家危亡的情況卻很多，這是因為所任用的人不得當，而且所奉行的也不是正確的治國之道。周代的治國之道衰敗於厲王，幽王之時，不是治國之道滅亡了，而是幽王，厲王不再遵從了。到了周宣王時，他能夠追思昔日先王的德行，周朝的治國之道又明顯地再度興盛，這是由於他日夜辛勞勤奮不懈地實行善政所達到的。孔子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國家的安定與動亂，興盛與衰亡，都決定於君主自己，而並非天命不可挽回。

等到了後世，君王恣意享樂，王道衰敗，諸侯背叛，廢棄道德教化而任用刑罰，刑罰使用得不恰當就會產生邪氣，邪氣聚集於下，怨恨憎惡蓄積於上。上下不和，陰陽錯亂，異常的現象就會產生了。這就是災異所產生的原因。唐堯，虞舜實行德政，人民就仁德而長壽。夏桀，商紂施行暴政，人民就貪鄙而短命。在上位的君主教化下面的臣民，下面的臣民服從君主，猶如泥土放在制陶器的轉輪上，聽憑制陶工人的加工。又如金屬在模具裏任隨鑄造工人鑄造。“以仁政安民，則遠方之人就會前來歸附。用教化感動人們，則百姓就會和睦喜悅。”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天道的主要體現是陰陽。陽代表德，陰代表刑，刑主殺，德主生。因此，陽常常處於盛夏，以生育長養為職事，陰常常處於隆冬，積聚在空虛不用的地方。從這裏就可以看出，上天是任用德教，而不任用刑罰的。上天是陽氣上升，在上普遍施予萬物，主管一年的農業收成，讓陰氣隱藏於地下，而適時地來輔助陽氣，陽氣如果得不到陰的輔助，也不能單獨成就豐年，王者順承上天的意旨來行事，任用德教而不任用刑罰，刑罰不能單獨用來治理天下，就猶如不能只靠陰氣而成就豐年是一樣的道理。治國理政而任用刑罰，這是不順從天意。因此先王沒有意願這樣做。現在廢除了先王負責德教的官員，而只是用執法的官吏來治理人民，恐怕這是任用刑罰來治國的意思吧。孔子說：“不先對人民進行教化，而人們犯了罪就將其誅殺，這叫做暴虐。不教而殺謂之虐，使用暴虐的政令對待下民，卻想使德教普及天下，所以很難成功。

作為君主要先端正其心才能端正朝廷，端正朝廷才能端正百官，端正百官才能端正萬民，端正萬民才能夠匡正天下。天下萬民匡正了，遠近之人就沒有不統一於正道的，從而也就沒有邪氣干擾於天地之間了，因此，陰陽協調就會風雨及時，萬物和諧相處，人民繁衍生息。天地之間的事物蒙受恩澤而顯得十分豐富美好。四海之內的人民聽聞天子高尚的德行都來臣服，一切能帶來福運的東西，可以獲得的祥瑞無不到來，於是王道也就完成了。

大凡百姓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處流一樣，不用教化來約束都不能阻止。因此，教化成立而奸詐邪惡之事就會停止，是因為防備完善。教化荒廢而奸詐邪惡之事就會出現，用刑罰也不能制止，這是因為堤防壞了。古代的君王沒有不把教化當作治國要務的。設立太學在國都推行教化，設立庠序，也就是地方的學校，在城邑，鄉鎮開展教化。用仁愛來惠及人民，用道義來勉勵人民，用禮教來節制人民。所以刑罰雖然很輕，但卻沒有人違反禁令。這是因為教化施行而習俗美善的緣故。

聖明的君主繼承於亂世之後，要把亂世遺留的弊病全部除去，重新恢復教化並使其振興。教化既已昭明，良好的風氣也已形成，後世子孫遵循照做，奉行了五，六百年仍沒有衰敗。到了周朝末期，君主大行無道之事，以致喪失了天下。秦朝繼周之後，仍然未能改變這種形式，反而更加無道，嚴禁文章，經籍，拋棄禮義，其用心是想完全毀滅先聖之道，而專門實施能放縱自己，專權不仁的統治辦法，所以做天子僅僅十四年，國家就滅亡了。自古以來，還未曾有像秦朝那樣以亂救亂，嚴重危害天下百姓的朝代。秦朝遺留下來的危害和苦難，直到今天還未滅除。

現在漢朝繼承於秦朝之後，天下的情況就像腐朽的木頭和糞土築起的牆，即使想好好地治理它，卻也是無可奈何。法令一出而奸邪之事隨即產生，命令一下而詭詐之行隨之而起，正如用沸水去止息沸水，用柴火來救火，只會加重這種形式而無所裨益。

仁，義，禮，智，信，是五種恒常不變之道，是帝王所應當進行整治的。這五個方面能夠得到整治，就可以受到上天的福佑，恩德普及於邊遠地區，並延及到萬物生靈了。

董仲舒在上书中所講的這段，其實就是古人所說的“天人合一”的道理。而“天人合一”的重要體現，就是“天人感應”。也就是古人認為自然界的天災人禍並不完全是自然的，而是與人心密切相關。所以，人心向善，人人都講仁義禮智信，五倫八德，社會風氣就良善，相應自然環境也是清新美好的。這就是古人所說的“境隨心轉”的道理。這個倫理思想也為現代西方環境倫理學家所注意，作為解決環境問題的新思路。也就是說要提倡心靈環保，認為只有從心靈入手，克服貪嗔癡慢疑，大力宣講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愛和平。這樣才有助於化解災難，避免衝突，並從根本上解決環境問題。

這是董仲舒他在上书中對於災難形成，以及如何避免、化解災難，達到德政的一些見解，也非常值得我們參考。在《群書治要》中，也包括在歷史書中，都有很多類似的故事。下面我們還會講到“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

“量”就是度量，“資”就是財物，“幣”就是“用以流通貨物，交換有無的金，錢”。“量資幣”就是度量資財的多少有無。“權輕重”，“權”就是權衡，“輕重”就是指用輕錢還是用重錢。“振”，拯的意思。“振救”也就是拯救。於是度量國庫錢財，衡量用輕錢還是用重錢，目的是拯救民眾。

“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

“民患輕”，就是人們擔心錢幣價值輕而貨物的價值貴重，所以就製作重錢來平衡輕錢。“輕”就是指這個錢的形質較輕。比如說，一匹馬值二十萬，這就是幣輕而物貴。

“母權子而行”，“重錢”稱為“母”，“母錢”。“輕錢”稱為“子錢”。在交易物品的時候，貨物價值輕就單獨用子錢。貨物價值重就要用母錢來平衡子錢。所以，子、母兩種錢相互配合使用，人們都能各得其所。人們苦於錢的價值不足，就製造重幣來流通。於是，就用重錢平衡輕錢，人們都能有所得。

“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

“堪”，“任”也，承受的意思。“若不堪重”，如果難以承受錢幣重而物價輕，有礙錢幣使用。那麼就製作輕錢混雜在重錢中配合使用。用重錢來交易貴重物品，用輕錢來交易便宜的物品。這就是“子權母”，就是在單獨使用“母錢”不方便的時候，就用子錢來配合使用。因此，錢幣無論大小，人民都能得到利益。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如果錢價值太大，就多鑄輕錢來流通，同時也不廢除重錢。於是又有了用輕錢平衡重錢，小錢，大錢同時使用的這個狀況。但是無論是大錢，小錢，重錢，輕錢，母錢，子錢都對人們有利。

以上這段，是講國家採取大錢還是小錢，是國家根據現實社會財物和金錢的狀況所進行的一種調節和平衡。這就類似於現在的國家宏觀調控。這裏重點強調的是國家頒佈貨幣政策，要以惠民，利民為根本目的，而絕不可與民爭利。在位者不與民爭利，這是國家德治的一個重要條件。這也是為什麼習總書記一再強調，“一個人不能夠既想當官又想發財”的原因。

在《漢書》中記載了，董仲舒對漢武帝的上書，也就是接著前面那一段講。講明了為什麼不能夠既想當官又想發財的道理。他說：“古代的國土，也是今天的國土。同是一片國土，而在古代能夠使國家大治，上下和睦，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官吏沒有奸詐邪惡。沒有人犯罪，囹圄空虛，恩德潤及草木。福澤廣被四海。以古觀今，為什麼相差得這麼遠？是什麼地方出現了錯亂，以至道德風氣衰敗成現在這種狀況？”

這個問題提得很好，提出這個問題之後，董仲舒自己進行了回答：“想來大概是現今的治國之道，比之於古時有所差失，或者是與天理有所違背吧？上天對待萬物都是公平的，因而也有所分配。比如說，給予一個動物很鋒利的牙齒，就要去除它的抵角。動物長著翅膀的，就讓它只長著兩只腳。這就是接受到大的好處，就不能再獲取小的好處。同樣，古代凡是接受俸祿的為官者（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領導幹部，公務員），他們不以體力勞動謀生，就不得從事商貿事業，這也是接受了大的好處，就不得再謀求小利。如果已經接受了大的好處又要謀取小利，連上天都不能使其滿足，更何況是人？富有的人奢侈美滿，貧窮的人艱難愁苦，而居上位者卻不予救助，人們就不樂意生存下去。人們不樂意生存下去，連死都不躲避，又怎麼會躲避犯罪？這就是刑罰之所以繁多，但是奸邪卻仍然制服不了的原因。所以享受俸祿之家，以俸祿為生就行了，不能與人們爭占產業，這樣利益就可以普遍的分佈，而人民也可以家給人足。這是上天的公理，也是上古的治國之道。天子應該以此道作為制度，大夫也應該遵循它，並成為自己的行為。”

這一段說明古代的聖賢君子，身居爵位的人，都不能夠與民爭利，更不能去從事商業，工業，謀取利益。所以百姓才崇敬他們的品行，聽從他們的教導，被他們的廉潔所感化，而不貪婪鄙陋。因此看來，天子，大夫是百姓所效法的榜樣，怎能身居賢人之位，卻像平民百姓那樣行為？惶惶不安地謀取財力，並經常擔心財用匱乏的，那是一般百姓的意識。惶惶不安地求取仁義，並經常擔心不能教化百姓的，這才是士大夫應該考慮的事。

最後董仲舒用《周易》上的一句話做總結：“負且乘，致蔻至。”也就是說，乘車是君子的位分，而背負肩挑是平民百姓所做的事情。身居君子之位，就是身為領導幹部，而又去幹平民百姓的謀利之事，必然會招致災禍臨頭。

現在很多領導幹部之所以出現問題，正是既想當官又想經商，或者官商勾結以謀取利益。所以習總書記多次強調，當官、發財兩條路。既然選擇了從政，當領導幹部，就不要再去想著發財致富。因為你選擇了領導幹部這個職位，就要求應該把怎樣為人民做表率、治理人民、為人民服務作為自己考慮的要務。古代賢明的為官者都明白這一個道理，選擇出仕為官，就是選擇了一個專注於如何治理國家，安定人民的職業，就意味著不能與民爭利，甚至還願意在一定程度上放棄個人對物質生活的過度享受。

在《晏子》中就記載，晏子上朝的時候，坐著破車，駕著劣馬。齊景公看到就說：“先生的俸祿少嗎？為何乘坐如此劣質的車？”景公非常關愛晏子，看到晏子乘坐破舊的馬車，非常不忍。退朝之後，他就派梁丘據送給晏子一輛四匹馬拉的大車，但是送去多次，晏子都不肯接受。齊景公很不悅，命人立即召晏子入宮，並且對他說：“您如果不接受所贈的車馬，那我以後也不乘坐馬車了。”晏子怎麼回答的？晏子說：“您讓我監督群臣百官，因此我節制衣服飲食的供養，目的就是為齊國人做出表率。儘管如此，我仍然擔心人們會奢侈浪費，而不顧自己的行為是否得當。您作為君主乘坐四匹馬拉的大車，而我作為臣子，如果也乘坐四馬拉的大車，這是不符合禮的。百姓中不講道義，衣食奢侈，而不考慮自己的行為是否得當的人就會越來越多，我也沒有辦法禁止了。”於是晏子仍然沒有接受。

晏子作為宰相，一心為國家著想，念念想著如何把國家治理好，怎樣盡忠職守，而不是為了追求個人的享受，所以才特別受到人民的尊重，這也是中國古人講“爵一、齒一、德一”的重要原因，就是讓我們尊重有爵位的人、領導者、在位者、尊敬上了年紀的人、尊敬有德行的人。因為古代的為官者都能夠身體力行，做出表率，節制自己的欲望，而不能夠與民爭利。這說明國家之所以治理不好，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位者與民爭利。

在位者手握權力，如果他要去與民爭利，人民怎麼能夠爭得過他？所以治國之禮就要求接受俸祿的人就不能再從事商貿事業，不能想方設法地去賺錢。當然一個人如果就是想賺錢，可以選擇去經商，但是不能夠既想當官又想發財。所以中國古人為什麼對當官的人，從政的人特別的尊重？就是因為他選擇了一個高尚的，實際上就是為人民服務的職業，他不是就光想著自己掙錢發財，所以才特別受到人民的尊重。如果違背了這個禮，社會就會出現苦樂不均，貧富分化。古代聖賢人治理國家，他明白瞭解其中的道理，而且把這些運用到國家治理之中，並通過禮制來限制官員經商，目的就是不讓他與民爭利，這是防止貧富分化的一個很好的辦法。

“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

“廢輕而作重”，是把輕的舊錢給廢棄了，用新的重錢來取代它，廣泛地流通。人民所擁有的積蓄，以前所有的輕錢就沒有用了，就會因為失去他的財產而匱乏。廢掉輕錢而製作重錢，百姓手中原有的輕錢就會被迫作廢，叫“本竭”，少數人才能擁有少量重錢，是“末寡”，民眾就會損失資財。 “遺”字同匱乏的“匱”，就是缺乏的意思。“民財匱，無以供上，故王用將乏也。”人民資財匱乏，無法進貢，所以君王也會匱乏。“厚取”是“厚斂”，重斂財物。“民不給”， “給”是“供給”的意思。“將有遠志”， “遠志”就是逃離之心。

“現在君王要廢掉輕錢而鑄造重錢，民眾將失去資財，能不窮困嗎？如果人民窮困，君王也會匱乏。君王匱乏就會搜刮民財，民眾又無力供給，就會萌生遠逃的想法，這是離散人民。”其實人民不僅僅是逃離，很可能會引發犯罪，甚至社會動亂。《大學》中說：“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為什麼？就是因為聚斂之臣貪得無厭，就會想方設法盤剝百姓，結果也會造成貧富差距拉大，人民怨聲載道。

在《說苑》中記載著魏文侯曾經問李克說：“刑罰產生的根源在哪里？”李克怎麼回答的？李克說：“饑寒並至而能不為奸邪者，未之有也。”老百姓饑寒交迫，吃不飽，穿不暖，還能夠不作奸犯科，不做邪曲不正之事的是很少的。另一方面，“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是講富裕的人，男女都互相炫耀，衣服飾品華麗漂亮，卻能夠不奢侈放蕩縱欲的，也是從來未有過的事。他說，“如果上面不禁止機巧之事，奇技淫巧的事情越來越多，奢侈品的生產越來越多，就會導致國貧而民侈。”國家貧困，人民越來越奢侈浪費。結果是什麼？貧窮的人就會想出一些奸詐的，邪曲不正的方式過富裕的生活，因為他們也嚮往富裕人的生活。富足的人則會相互攀比，過上更加放逸縱欲的生活，這就等於驅使人們去做邪曲不正的事。當百姓被驅使走上了邪路，再用刑罰來誅殺他們，這就等於是為百姓設置了陷阱。他說：“刑罰之起有源，人主不塞其本，而督其末，傷國之道也。”刑罰的興起是有根源的，如果君主不堵塞它的根源，只是在枝節上進行督促，這對國家是有損害的。

從這裏我們看到古人思考問題很深遠，能夠看到根本。也就是說如果貧富兩極分化，兩極分化得很嚴重，就會導致貧窮的人做奸邪之事，富裕的人就會做縱欲放蕩之事。“飽暖思淫欲”，一旦人們養成奢侈放縱，驕奢淫逸的習慣，國家的資源也會越來越枯竭。作奸犯科，違法亂紀的事情會越來越多。開明的君主都是想方設法減少自己的欲望而利益民眾，縮小貧富之間的差距。只有昏君才會想方設法搜刮民財，聚斂財富。這就是《大學》上所說的“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的道理。如果國君或者在位者，把錢財都聚斂在自己的手中，人民就會逃散。如果把錢財都散給百姓，人民都會紛紛地歸向，這也是明君和昏君的一個重要的區別。

“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

“備”就是國家的防備。國家的防備有兩種：第一是“有未至而設之”，災禍還沒有到，而事先預備，這是有備無患，居安思危，所以在加注中說，為“豫備不虞，安不忘危”。“虞”，憂患的意思，有備無患，居安思危。另外一種是“有至而後救之”，“至而後救之”是在災害發生之後而施救。比如說救火，治病，以及像權衡輕、重錢這樣的事情，包括上面所講的子母相權之法，這都是災害發生之後，所採取的施救方法。“有未至而設之”，比如說前面《禮記》講的，要有糧食、物資儲備來預防災害的發生。還有，比如說修築堤壩、疏通河道、預防水災，這些都是事先的防備，都是防患於未然之道。“不相入”，不能夠互相替用。二者在災變前後各有作用，不能夠互相替代。“怠”是鬆弛、遲緩、懈怠的意思。“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指人民還沒有擔心輕錢，卻鑄造重錢，使得人民離散，財物匱乏，這樣的做法就是招災。況且國家儲備，國家的防備，一是為災變發生之前預先防備，二是災變發生之後進行補救，這兩件事不能夠互相替代。本來可以事先預備，卻沒有準備，叫懈怠。應該在受災之後才做的卻先做了，叫招災。

“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 

“羸”，弱的意思。周本來已經很弱了，是一個弱國。“天未厭禍焉”， “厭”是“止”的意思。就是說周王室已經是弱國，上天還接連降災禍，沒有停止。“佐災”，“佐”是“助”的意思。這句話就是說，周王室本來已經衰弱了，上天又降災不止，而今又要離散百姓以助長災禍，怎麼可以？

“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

“將”是“欲”的意思。“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將”就是“欲”。“備禦”就是防備。“經”，國君實行善政稱為“經”。臣子奉行善政稱為“緯”。“樹”，樹德的“樹”，就是樹立。“除”，是指除去政令不被聽從之患。本應該團結人民，卻使他們離散。本應該預防災禍卻去招災，還怎麼治理國家？國家沒有善政作為治國之道，政令從何而出？政令發佈後得不到執行，這是君王最值得憂患的。所以，聖人在民眾中樹立威德，來消除憂患。

孔子也說：“民無信不立。”政令發佈了卻得不到執行，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位者還沒有起到君親師的作用，因此還不能夠取得百姓的信任。所以善於治理國家的人，是通過樹立威德，樹立道德來解決問題。這就是孔子所說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在《群書治要·後漢書》中記載，魯恭到中牟縣去做縣令的時候，他就是以道德教育來治理，而不用刑罰，結果百姓都受到了感化，整個社會的風氣非常的良善。有一次，一個叫許伯的人，因為田產界線和別人發生了爭執，別的官員拖了很久都不能夠把這件事判好，於是，案子就送到了魯恭這裏。魯恭沒有責罰他們，而是耐心地教育他們，為他們評論是非曲直。因為魯恭自己的德行深厚，人們對他都很尊敬，他的話也讓那些有紛爭的人感到慚愧，於是雙方都退堂自責，甚至都暫時停下了田耕，還互相推讓起田界來了。

還有一次，有一位亭長從百姓那裏借了一頭牛，結果就拒不歸還了，這個百姓就找到了魯恭。魯恭把這個亭長叫過來，三令五申讓他把牛還給人家，可是這個亭長依然不聽從。魯恭歎了一口氣，他說：“這都是我沒有教化好百姓。”於是他準備辭官不做，認為自己不夠稱職，不能夠再做一縣之長了，結果縣內的吏員們，都一直哭著挽留他。亭長一看這個場景就很慚愧，不僅把牛還給了那個百姓，還要求自己到獄中去服刑，魯恭最終赦免了他。從此以後，無論是官吏還是百姓，都更加佩服魯恭的德行，紛紛向他學習。

在建初七年的時候，魯恭所在的郡，發生了螟蟲害，嚴重地危害了莊稼。魯恭所在的縣叫中牟縣，中牟縣和鄰縣非常接近，就是犬牙相交，但是奇怪的事是，鄰縣都有很多的螟蟲，但是這些螟蟲都沒有進入到中牟縣，這件事被當時的河南尹袁安聽到了，他感覺到很奇怪。於是就派了一個叫肥親的人到中牟縣來視察，想看一看這件事到底是傳說還是真的。

魯恭就帶著肥親來到了田間，他們坐在一棵桑樹下面，正好有一只野雞飛過來停在旁邊，就在野雞的旁邊，還有一些兒童在那玩耍，肥親就問了，說：“孩子們，你們為什麼不去捕捉那些野雞？”這些孩子怎麼回答的，說：“野雞還要餵養它們的雞娃，它們也有雞娃需要它們的母親餵養。”所以他們不願意去捕捉野雞。肥親聽了之後，就突然站起身來要告辭，他說：“我到此地的目的，就是想看一看，您的政績到底辦得如何？現在螟蟲不侵犯中牟縣境，這是第一件讓人感到奇異的事。教化施及於鳥獸，這是第二件令人感覺到驚異的事。即使連小孩兒都有仁愛之心，這是第三件值得驚異的事。我再待在這裏，只是白白地打擾賢者，浪費您的時間。”於是他就告辭回到了府中，把所看到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向袁安稟報。就在這一年，中牟縣還產出了雙穗的嘉禾，這也是一種很吉祥的景象。

在魯恭治理之下的百姓，能夠積極地響應魯恭的治理，並不是因為他們想討好自己的長官，而是因為他們被魯恭本身的德行所影響，他們每日親近這樣有德之人，不知不覺也逐漸的自己向善了，這就是上行下化的力量。這也是中國古人解決災禍以及為什麼沒有執行力的一個方法，因為一切境緣都是自己心行的反映，所謂“境隨心轉”，我們自己的心變了，自然環境和人際關係也就跟著轉變了。所以聖賢人他們是通過在人民中樹立道德之威來消除憂患。

“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為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

“絕民用”，這裏就是指廢止小錢，收稅而鑄大錢。“川原”，水源之本，河的源頭。“潢汙”，大水池叫“潢”，小水坑叫“汙”。“竭”，枯竭。“無日”，就是沒有多少時日，很快的意思。

斷絕民財而充實君王府庫，猶如用堵塞河源的辦法去建造水池，它的枯竭也就為期不遠了。為什麼為期不遠了？因為他沒有按照“道”去治理，所謂“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治國者必須遵守天道自然的規律，而這些自然的規律都體現在日常生活之中，古聖先賢把它記載下來，在《群書治要》中都可以看到。

比如說《群書治要·鬻子》中說 ：“發政施令，為天下福者，謂之道。”發佈政令，施行教化，能夠為天下人帶來利益，謀取福利，這才被稱為道義。道義之君，必然是“愛出者愛返，福往者福來”，就像鄒穆公一樣為天下人所愛戴。

鄒穆公在做國君的時候，自己勤儉節約，但是對百姓卻非常的寬厚，真正做到了“愛民如子，視民如傷”。鄒穆公當政的時候有一個命令，就是要用秕穀來餵養野鴨、大雁，不能夠用粟米，結果糧倉裏的秕穀全都用完了，他就派人到民間，用粟米去換秕穀，而且兩石的粟米才能換一石的秕穀，官員們覺得這樣做太浪費了，就向他請示，說：“兩石的粟米才能換一石的秕穀，那還不如直接用粟米去餵養飛禽。”

鄒穆公怎麼回答的？他說：“粟米是上等人的食物，不能用來養鳥。周朝有一句諺語叫‘囊漏貯中’，意思是說盛糧食的口袋漏了，但是糧食還是漏在更大的容器中。君主是百姓的父母，我們把國庫裏的粟米轉移到百姓的家中，難道這就不是國家的粟米了嗎？讓鳥吃這些秕穀，為的是不傷害我們國家的粟米，粟米在我們倉庫裏還是在百姓的手裏，對我有什麼區別？”也就是說，這些粟米在國庫裏還是在百姓的手上，對他來說意義是一樣的，這是真正的把人民看成和自己是一體的，這是真正的富國之道。

正是因為鄒穆公發佈命令，都是為天下人謀福利，而不是出於自私自利，更不像昏君那樣搜刮民財，聚斂在自己的手中。所以鄒國雖然是一個很弱小的國家，但是像魯國，衛國這樣的大國，都不敢輕視它。像齊國和楚國這樣的大國，也不能夠威脅它。

當鄒穆公過世的時候，鄒國的百姓都非常地哀傷。即使是鄒國四鄰的百姓，也都朝著鄒國的方向表達哀思，民間斷絕琴瑟之音長達一年之久。所以賈誼這樣評論：“故愛出者愛返，福往者福來。”一位國君他是仁愛之心待人，人民回報給他的也同樣是仁愛，能夠為天下帶來福祉的人，他自己的福氣自然也會到來，這個就叫道義。

我們縱觀中國的政治思想史，都十分強調以民為本的思想。《尚書》中早就強調：“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也反復闡述“政在得民”的仁政學說，認為：“桀紂之失天下者，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所以他告誡國君：“只有體恤民情，解民疾苦，爭取民心，國家政權才能夠長治久安。”

《孔子家語》中講得更加明確：“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賈誼也說：“於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民者，萬世之本也，不可欺。”

唐太宗他對民本思想也體會得更深刻。他說：“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魏征就進而引用：“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的話，進一步深入闡發了這個道理。

大凡有政治遠見的思想家，政治家。對“民本思想”都有所論述，並能夠體察民情，關心民眾，因而採取了一些輕徭薄賦，休養生息的政策。這些重民、惠民的政策都是要求治理者必須從廣大人民的利益出發，這樣才能夠達到良好的社會治理。如果只顧自己的利益，不顧人民的利益而橫徵暴斂，盤剝百姓，必然會自取滅亡。

中國共產黨正是吸取了中國傳統“民本思想”中為政者應該體恤民情的合理因素，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作為自己的執政理念。關心群眾疾苦，傾聽群眾心聲，密切黨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自己的根本宗旨。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習總書記明確提出“我將無我，不負人民”，“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堅持“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並把這個當成自己的初心和使命，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所以在抗擊疫情的過程中，形成了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的局面，取得了中國疫情防控的顯著成效，充分彰顯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

後邊還有一句話，“若民離財匱，災至備亡，王其若之何？王弗聽。”

“亡”，“無”的意思，沒有。“備亡”沒有救災的準備。“如果民眾離散，財用匱乏，災禍降臨而沒有防備，大王打算怎麼辦？”景王沒有聽從勸告。這就是我們今天講的“鑄大錢”的故事。

“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今王作鐘也，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

“二十三年”，就是周景王23年，也就是西元前522年。“無射”是周景王所鑄的鐘名。因為它律和於十二律之“無射”而得名。“鮮其繼”，“鮮”是寡，少的意思。寡其繼者就是過度使用物資，有妨財用，使百姓難以為繼。這裏是指鑄造大鐘耗費物資，減少了百姓賴以為繼的財用。“積聚既喪”是指廢棄流通小錢。“生”， “財”的意思，資財。“殖”是長的意思，生長。這段話是說周景王23年，景王要鑄一口名為“無射”的鐘。單穆公說：“不可。上次鑄造重幣已經耗盡民財，這次又要鑄造大鐘，使百姓難以為繼。如果耗盡積蓄又難以為繼，財物還如何生長？如今，君王要鑄造大鐘，於樂沒有益處，卻又耗費民財，造它有什麼用呢？”

下面就說了理由：“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

“震”字就是震動。“眩”，惑也，宋庠曰“目無主也”。 “眩”就是眩惑的意思。“音樂不過是用來悅耳的，美物也不過是用來悅目的。如果聽音樂，而使耳朵震動，觀美物而使眼睛眩惑，禍患沒有比這更大的了。”

為什麼禍患沒有比這更大的了？在《呂氏春秋》中，也講了“亂世之樂”的特點。它說：“亂世之樂，為木革之聲，則若雷。為金石之聲，則若霆。為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躁。以此駭心氣，動耳目，搖盪生，則可矣。以此為樂則不樂。故樂愈侈，而民愈鬱，國愈亂，主愈卑，則亦失樂之情矣。”                   

亂世的音樂，演奏木制，革制的樂器，聲音就像打雷。演奏金屬，石制的樂器，聲音就像霹靂；演奏絲竹樂器，歌舞之聲就像大嚷大叫。用這樣的聲音來擾人精神、震動耳目、放蕩性情，倒是可以做到。但是用來作為音樂演奏，就不可能給人帶來和樂。所以音樂越是奢華放縱，人民越是抑鬱，國家越是混亂，君主的地位就越是卑下，這也就失去了音樂本來的意義了。                       

古希臘著名的哲學家柏拉圖，他也特別強調，音樂的節奏要務求簡潔，凝練。為什麼？因為音樂刺激感官與情緒最劇烈，無論是對於藝人還是觀眾，都應該格外講求情感與理性的平衡，尋求一個恰如其分的節度，而不能流於狂易。柏拉圖在談到對城邦護衛者的音樂教育時指出：“過度的快感會擾亂心智，容易與驕縱淫蕩兼容。藝術表現出動人一定是從心靈的純潔而來。倘若庸俗，漫無法紀的革新，彌漫於藝人的隊伍之中，他們如醉如癡聽從毫無節制的狂歡支配，還狂妄無知地說：‘音樂中沒有真理，是好是壞，只能聽憑聽者的快感來判定。’他們創造出一些淫靡的作品，又加上一些淫靡的歌詞，就會在群眾中養成無法無天，膽大妄為的習氣。使聽眾自認為有能力去評判音樂和歌曲的好壞。而一旦對音樂普遍地妄想風行，自由就接踵而來。人們都自以為知道，其實他們‘並不知道’的東西，就不再有任何恐懼，沒有敬畏。隨著恐懼的消失，無恥也就會隨之而來。”柏拉圖的這段話，就是告誡人們，音樂教育對於心靈的呵護至關重要。如果聽音樂而使耳朵震動，觀美物而使眼睛眩惑，禍患也就隨之而來了。

“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

“樞機”是萌發，啟動的關鍵，機關。心有欲望是由耳目所發動的，所以說耳朵和眼睛是心智的關鍵，必須耳聽和聲，而眼觀正色。在《樂記》中，我們講過人性本自清淨，但是因為受到了財，色，名，食，睡的染汙，就會迷失本性，喪失了本有的清淨。就如同水平如鏡的水面起了波瀾，如果被習氣控制，被欲望牽引而不能自已，人就會墮落，甚至不成其為人，也就毀掉了人的整個生命，這就如同平靜的水面變成了驚濤駭浪，失去了控制。所以必須進行教育，使人回歸清淨的本性。這也是《中庸》上所說的“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後天的教育就顯得格外重要。教育使人回歸本性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說禮、樂、射、禦、書、數，琴、棋、書、畫等等，都是可以使人心靜定的方式，都可以讓人回歸本性清淨的狀態。但是必須有所選擇，你聽什麼樣的音樂。這裏強調“聽和”而“視正”。

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他借蘇格拉底的口特別強調，音樂教育之所以比其他的教育要重要得多，就是因為節奏與樂調有著最強烈的力量，能夠進入到心靈的最深處。一個孩童從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節奏與和諧就在他的心靈深處牢牢地生了根，他就會變得溫文有禮。如果受到不良的教育，結果就會相反。而且一個受到過適當教育的兒童，他對於人工作品，當然也包括自然界的萬事萬物，它的缺點也最為敏感，對醜惡的東西會非常反感，就像厭惡難聞的氣味一樣，會不由自主地加以譴責。而對於優美的東西就會非常讚賞，感受到鼓舞，並從中吸取營養，使自己的心靈成長得既美且善。一個人對於美醜有正確的好惡，雖然尚且年幼，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但當他長大之後，理智來臨，就會似曾相識，向前歡迎理智，因為他所受的教養使他同氣相求。

真正受過良好音樂教育的人，在心靈裏會有一種內在的精神狀態的美。表現在有形的體態舉止上，也會有一種與之相應的調和的美。在社會交往之中，由於心靈的統一作用，他對同道中人必然會氣味相同，一見如故。而對於內心不和諧的人，他唯恐避之不及。而正確的愛就是對美的、有秩序的事物有節制的、和諧的愛。他與縱情，任性，涇渭分明。音樂教育的目的其實就是達到真善美的愛。

這其實也是所有素質教育的最終目的，包括道德教育、禮的教育、還有國畫的教育、包括古代的太極拳的教育，其實都是達到一種美、和諧、平衡。柏拉圖的論述就把音樂教育對於人心靈，心性的關係闡述得非常清楚，也是告訴了我們為什麼要“聽和而視正。”

後面接著講：“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什麼叫聰明？聽和聲則耳聰，也就是說，“耳聰”它是一個結果，原因在哪里？就是不能夠經常聽浮躁的，過度狂烈的音樂，而要聽德音雅樂，聽和聲。“觀正色則目明。”常聽和聲，觀正色就不會耳惑目眩。“耳聰”則能聽取善言，“目明”就能昭彰美德。

反之，“聽不和，視不正”的結果是什麼呢？就是《老子》上所說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也就是喪失了本有的聰明靈氣。所以你看孩子聰明有靈氣，表現在哪里？其實也是因為素質教育培養得好，沒有失去他本身的靈氣，沒有受到這種過度的汙染。

“聽言昭德，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

“歆”，就是歡欣、嘉服的意思。“濟”成的意思，成就的意思。善言入耳而美德昭明，民眾心悅誠服而感恩戴德，就會生起歸順之心。因此，君王沒有什麼事情做不成功，沒有什麼索求不到，這樣就能和樂了。

怎麼樣才能和樂？在《群書治要·中論》中有一段話，說：“故人君苟修其道義，昭其德音，慎其威儀，審其教令，刑無頗僻。惠澤播流，百官樂職，萬民得所，則賢者仰之如天地，愛之如其親，樂之如塤篪，歆之如蘭芳，故其歸我也，猶決壅導滯，注之大壑，何不至之有乎。”

這段話意思是說：“如果君主，領導者修明道義，彰顯自己美好的聲譽，謹慎自己的言行、威儀，慎重地頒佈教化、政令，刑罰沒有偏頗邪僻之處。恩澤廣泛地流布，百官都安於自己的本分，以盡職盡責為樂，萬民百姓各得其所，安居樂業，那麼賢德的人敬仰他，就像敬仰天地一樣。愛戴他就像愛戴自己的父母親人一樣，快樂得就像聽到了塤篪合奏出來的美妙音樂，愉悅得就像聞到了蘭草的芬芳。所以賢德之人心悅誠服前來歸附，就如同水流出堤壩一樣通暢。如果這樣做了，哪會有賢德之人不來歸附的道理？”

身為領導者，在位者，都希望自己受人尊重，都希望自己有執行力，一呼百應。《群書治要》實際上就是告訴我們如何達到這樣的效果。但是遺憾的事，是很多人追求這樣的效果，但是採取的方法手段卻適得其反，結果也就不能夠達到自己預期的目的。這也說明學習《群書治要》非常的重要。這就是“人不學不知義，人不學不知道。”

“夫耳納和聲，而口出美言，以為憲令，而布諸民，民以心力，行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耳朵聽受和諧的樂音，口中說出美善的言語，以此作為法令，政令公佈於眾，人民盡心盡力，無所倦怠。欲成之事全無差錯，這就是最快樂的事。

這就是《易經》上所說的：“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聖人因為自己有德行，有威望，所以言出必行，令出必行，禁出必止，上下同心。所以能夠達到“所做的事情無不成就”這樣的一種好的結果。反之，“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如果視聽不和諧，使耳震目眩，就會有狂亂悖理之言。眩惑無主，政令就會朝令夕改。刑法政令放任紛亂，所作所為不順時令，百姓無所憑依，不知如何效力，便會各懷背離之心。

“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

這個“二”就是指製作大錢、鑄造大鐘這兩樁事。君上失去人民地擁護，做事就不能成就，所求也得不到，哪里還能樂得起來呢？三年之中，離散民眾的東西就造了兩件，國家將要危險了！

“王弗聽，問之伶州鳩。”

“伶”就是“司樂官”。“州鳩”是他的名字。在《詩經》中說，在《詩經》《簡兮》鄭玄的箋注說：“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為伶官。”伶氏世世代代都是執掌樂官而且非常擅長，所以後世多把樂官稱為伶官。“伶”就是司樂官，“州鳩”是他的名字。景王不聽勸告，又去問樂官州鳩。

對曰：“夫匱財用，疲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

“逞”，快的意思。“淫心”，貪心，“比”，類的意思。州鳩回答說：“如果像這樣浪費資財，耗費民力，以快己貪心，這樣鑄造起來的樂鐘，聲音聽起來不會和諧，也不符合先王法度。對政治教化無有益處，卻只能離散人民，觸怒神靈，這種鑄鐘之法不是臣下所曾聽說過的。”

“王不聽，卒鑄大鐘。二十四年，鐘成，伶人告和。”

“伶人”就是樂人。景王依舊不聽勸告，最後還是鑄造了大鐘，結果資財匱乏，民眾離散，樂聲失和，神靈惱怒。到景王24年的時候，大鐘鑄成，樂人向景王報告說：“鐘聲和諧。”

王謂伶州鳩曰：“鐘果和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

景王對樂師州鳩說：“鐘聲確實是和諧的呀。”州鳩回答說：“是否和諧還不知道。”為什麼他這麼說？州鳩認為，鐘聲實際上是不和諧的，是樂人為了諂媚王，才說它和諧，所以他說：“還不知道呢。”景王問：“為什麼？”

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為和。今財亡民疲，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

“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為和。”就是君上製造樂器，而民眾都感覺到快樂，這才是和諧。這個是說，聲音之道通於國家政事。

在《樂記》中，我們講過：“音聲之道與政通矣。”如何相通？《樂記》中說：“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宮是五聲音階的第一音級，它的聲音極低極長。傳說伏羲氏制五弦之琴，五弦就是以絲多聲重者為尊。宮弦最大是81絲，所以尊宮為君，是其他四聲的統帥。我們從這裏也可以理解，為什麼古人聽一個人的聲音就可以知道他能不能當官，是不是王侯將相。你看這個“宮，商，角，徵，羽”，它代表的是不同的五種東西：君，臣，民，事，物。所以聽一個人的聲音，就能夠知道他的命運，這也是有道理的。

“商為臣”，這個商弦是72絲，它的低長僅次於宮，就如同臣的地位僅次於君。“角為民”，角弦64絲，它的聲音半清半濁，在高下清濁之間，因此比之以民。“徵為事”，徵是五聲音階的第四音級。徵弦54絲，其聲清澄，事在人為，故比之以事，列於民後。“羽為物”，羽聲是商聲的子音。羽弦48絲，其音最清，比之以物。物就是財，列於五聲最末，這也是教人必須先盡職責，而後求財利。宮商角徵羽五聲，在政比之為君臣民事財五事。“宮”代表君，“商”代表臣，“角”代表民眾，“徵聲”代表事，“羽聲”代表財物。五聲若是有序而不亂，就不會產生不和諧的音調。

“宮亂則荒，其君驕。”“荒”，就是荒廢，棄置的意思。宮為主聲，如果宮亂，那麼五聲皆廢。“驕”就是驕傲，驕縱的意思。若是宮調混亂，則五聲皆隨之荒廢。從中可以看出君主的驕傲放縱。

“商亂則陂，其臣壞。”“陂”是偏頗，邪僻不正意思。商為配聲，如果商亂，則曲調邪僻不正。“臣”就是泛指各級官吏。“其臣壞”，這個“壞”就是變質腐敗的意思。如果商調混亂，曲音邪僻不正，從中可以看出各級官員的昏庸腐敗。

“角亂則憂其民怨。”“憂”就是憂愁。角聲在高下清濁之間。如果角亂，它的聲音低沉，憂慮愁苦。“怨”就是怨恨，“角聲比民”。民眾為什麼會產生怨恨？一定是在上者失其政，讓人民不能安居樂業，所以才會產生怨恨。若角調混亂，曲音憂慮愁苦，從中可以看出，民眾因不能安業而心生怨恨。

“徵亂則哀，其事勤。”“哀”就是哀苦。徵聲次高次清。若徵亂則其音便濁哀傷痛苦。“勤”就是勞倦辛苦。徵聲比事，聞到徵聲哀苦就知道一定是為政者一再施勞於民所導致的。若是徵調混亂，曲音哀傷痛苦。可以從中看出，為政者必是一再施勞於民，致使民眾辛勞，辛苦勞倦。

“羽亂則危，其財匱。”“危”就是不安，羽聲極高極清。若羽亂，則其音危懼不安。“匱”就是空乏的意思。羽聲比物，聞到羽聲危懼不安，就知道是上下都不知節用而導致財務匱乏。

“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如果五聲不合，互相侵擾，就稱為慢。這個“慢”就是濫無節制。如果五聲都出現混亂，互相侵淩，名之為慢。當慢樂出現，亡國的日子就快到了。真正通達音樂的人，他聽到一個地方的流行音樂，就知道這個地方的政事如何，它的興衰狀況如何。

州鳩回答說：“君上製造樂器，而民眾都感到快樂，這才是和諧。這就是說，聲音之道通於國家政事。如今，國庫財力耗盡，百姓疲憊不堪，無不怨聲載道。臣不知道有什麼和諧的。”這就是亂世之音，充滿了怨恨和惱怒。所以說不知其怎麼和諧。

“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諺曰：眾心成城，眾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懼一之廢也。”“曹”就是群的意思，眾人。“好”是喜好，“惡”就是厭惡。“眾志成城”，眾人之心共同所好，沒有誰能夠摧敗，堅固得如同城牆。

古人說：“不世之君，用不世之臣。一定能夠立不世之功。”這就是因為眾志成城。還說：“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夫妻一條心，黃土變成金。”你看兩個人一條心，就有這麼大的力量，更何況眾人同心同德，其結果一定是能夠成就愚公移山的事業。

為什麼六和敬的道場特別的殊勝？就是四個人在一起能夠修六和敬，這一個地方都得到庇蔭，就是因為眾志成城。那麼相反，“眾口鑠金”，“鑠”就是消的意思，通“銷毀”的“銷”，也就是消融。眾人之口共同所毀，即使是金石，也能夠被熔化。

在《戰國策》中，有一個“三人成虎”的故事，說的就是這個道理。魏國大臣龐蔥很受魏王的器重。有一次，魏國的一位世子要到趙國去做人質。魏王就派龐蔥陪同他一起去。這說明什麼？說明魏王對龐蔥的能力非常地認可，對他也非常地信任。龐蔥確實也很有智慧，他知道國君很容易受左右人的影響。如果左右的人進奉讒言，久而久之，國君就不信任自己了。在臨行之前，他就向魏王講述了一則寓言。他說：“大王，如果有人對您講，大街上有一只老虎在逛，你會相信嗎？”魏王想都沒想，哈哈一笑，說：“寡人當然不信。老虎招搖過市，這種事情怎麼可能發生？”龐蔥接著問道：“如果又有一個人從街市上回來了，告訴大王，大街上有一只老虎，這回大王信嗎？”魏王猶豫了一下說：“這就很難說了，要考慮一下才行。”龐蔥繼續問：“如果第三個人也這樣說，大王會信嗎？”魏王肯定地點了一下頭，說：“如果三個人都跑來這樣講，那肯定是真的。”

這時候龐蔥就說：“街上怎麼可能有老虎呢？街上沒有老虎是事實。那些說有老虎的人，只是在互相傳謠而已，可是大王您為什麼會相信？就是因為說的人太多了，所以大王您才相信。而現在我和世子要到趙國去做人質了，趙國遠離魏國，比從這到大街的距離不知道遠多少倍，大王對我們在那裏的情況肯定不清楚，而這個時候如果有人進讒言，誹謗我們的人又不止三個，大王可能就會懷疑我們，希望大王您能夠明察。”魏王聽了之後說：“我明白了，我知道該怎麼辦。”於是龐蔥告辭，就陪著世子到趙國去做人質了。但是他走了之後，譭謗的聲音很快就傳到了魏王那裏。結果世子結束了人質的生活，回到魏國的時候，龐蔥就再也見不到魏王了。說明什麼？魏王已經不信任他了，也不想任用他了。從這裏可見，讒言的力量，眾人的誹謗是多麼可怕，他就可以黑白顛倒。即使魏王已經提前受到提醒，做過預防，但是仍然抵不過讒言的氾濫。

這就是一個眾口鑠金的例子。當然，這是一個把好人譭謗成惡人的例子。在本段中，用“眾口鑠金”，是提醒周景王，不要違背民眾的利益，更不能做惡，免得遭到眾人的反對而被厭棄。

中國人有句話說：“千夫所指，無疾而終。”當一個人被一千個人指著脊背罵的時候，這個人也會被罵死了。這是遭眾人的痛恨，眾人的心念的力量也是很可怕的。這段話說，再者眾人所喜歡的很少有不成功的，眾人所厭惡的很少有不被廢棄的。所以諺語說：“眾志成城，眾口鑠金。”而今三年之內，害民的金器就做了兩件，就是大錢大鐘，恐怕至少有一件要被廢棄吧。

王曰：“爾老耄矣，何知？”

耄就是昏惑的意思。周景王說：“你老糊塗了，懂什麼？”沒有聽從他的勸告。

“二十五年，王崩，鐘不和。”

到25年的時候，景王駕崩。大鐘之聲果然不和諧。但周景王駕崩之後，才說鐘聲不和諧。說明什麼呢？說明樂人當初就是在阿諛周景王說鐘聲和諧。

這個故事我們講完了。今天我們也就學習到這裏，不足之處歡迎大家批評指正。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