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我是葛斯青，今天為您分享的內容是《群書治要》卷九《論語》。
我相信很多人拿到一本書，都會首先翻一翻前言和目錄，就知道書的大概內容了。《論語》對我們來說並不算陌生，中國人幾乎每一個人都可以背出一兩句。可是如果你要是拿出《論語》還是用剛才那種看前言和目錄的方法，就好像有些行不通了。
為什麼呢？因為一打開目錄就是“學而第一、為政第二、八佾第三”等等，除了能看懂第一到第二十，根本看不出來這本書是在講什麼。再翻開正文，你會看到一會兒一個“子曰”，一會兒一個“曾子曰”，前後文看起來毫無聯繫，完全不知所云。
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論語》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語錄結集，由孔子、弟子及其再傳弟子編寫而成，全書一共二十篇，以語錄體為主，敍事體為輔，主要記錄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較為集中地體現了孔子的政治主張、倫理思想、道德觀念以及教育原則等等。
正因為如此，你在看的時候就會發現很多名字都在不同的章節裏面出現過好幾次，比如說顏回、子路、子張等等。
我自己在讀的時候竟然有一種斷斷續續看故事一樣的感覺，這就需要我自己把這些人、事、物串聯起來。這也引發了我對人物很大的好奇心，我覺得這種串聯是一個特別有意思的過程，就像在做遊戲一樣。因為串連起來以後，我自己就可以知道發生了什麼，每一個人都有怎樣的性格，還能夠看到孔子的評價以及孔子的思想觀念。
下面我就來舉一個例子，比如說，柳下惠。我在《衛靈公第十五》當中看到了提到了柳下惠這個人。
是這麼說的：“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孔子說：“臧文仲是一個竊居官位的人吧？他明明知道柳下惠是一個賢人，卻不舉薦他一起做官。”這句話反應了幾點資訊。
首先，柳下惠是一個賢人。孔子對柳下惠的評價很高，他說柳下惠是一個賢人。但是臧文仲卻不舉薦他，那就說明他們之間一定是還有什麼事情，柳下惠在做官方面一定是遇到了什麼麻煩。
可是《論語》當中的故事是不連貫的，所以他們之間具體發生了什麼我就不得而知了。於是我就只能繼續往下看了。等我看到《微子第十八》的時候，柳下惠這個人就又出現了。
這一次說了什麼呢？一上來就說：“柳下惠為士師，三黜。”“士師”就是典獄官，是掌管刑獄的人。“黜”就是罷免不用的意思。連起來就是說，柳下惠當典獄官，三次被罷免。所以說柳下惠的故事在這兒就又續上了。
稍微調查一下就知道柳下惠做了典獄官，當時魯國王室衰微，朝政把持在臧文仲等人的手中。柳下惠生性耿直，不善逢迎，自然就容易得罪權貴，造成了他接連三次都被罷免，特別地不得志。《微子》裏面這句話還沒有說完，後面說，“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意思是，有人說：“你難道不能離開魯國嗎？”言外之意就是，柳下惠，你是這麼好的一個人，在魯國這麼不得志，你為什麼不去其他的地方謀求發展呢？
我們知道，春秋時代周王室的勢力衰微，諸侯群雄紛爭，在一個地方混不好，完全可以去其他的地方。面對這種情況，柳下惠是怎麼說的呢？他說：“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意思就是，自己在魯國之所以遭到屢次的罷免，就是因為自己堅持了做人的原則。那如果要是一直堅持下去的話，即便是到了其他的地方，也很難就不被罷免；如果是放棄了做人的原則，在魯國就可以得到高官厚祿，那又何必離開生我養我的故鄉呢？
這句話真的引起了我的反思，我們今天很多人在工作單位做得不稱心如意，他就會想，我換一個地方就好了吧？但是換了一個地方以後，發現煩心事真的是一點都沒有減少，最後很有可能就象溫水煮青蛙一樣，自己被環境同化了。但是柳下惠保持了他的正直，也贏得了天下和後世人對他的好評。
《微子章》裏面還有一次出現了柳下惠，這一次就是孔子對他的評價，孔子說：“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意思是，柳下惠被迫降低自己的意志，屈辱自己的身份，但是他說話依然合乎倫理，行為依然合乎人心。那麼到這兒，《論語》當中關於柳下惠這個人就相對完整了。
你也可以用這種方法去看一看《論語》當中的其他人。當然如果還是對柳下惠這個人感興趣，還可以再找其他的資料研究柳下惠這個人。
柳下惠的故事給了我們幾點啟示：
第一，就是我們要學習柳下惠為人正直，即便是在逆境當中還是可以保持“言中倫，行中慮”的品格。
第二，我們自己在生活當中可千萬不要當臧文仲這樣的人，嫉賢妒能，看到有人比自己強，就要刻意地壓人一頭。
第三，作為國家、企業、還有機構的領導者，我們儘量要避免這種事情的發生，儘量要給下屬營造良好的工作環境，不要使有才的人被埋沒。因為像柳下惠這樣有道德操守的人畢竟還是很少數，多數人可能會走向其他的兩種情況。第一種，就是變得比臧文仲還要壞，這叫做“以壞制壞”，在環境不好的時候，越壞的人，越能夠占上風，所以既然正直行不通了，那就只能跟著變壞。第二種人，選擇離開。但是我們知道，如果選擇離開，他肯定是帶著很大的遺憾走的，有能力的人離開本來就是一種損失，帶著一肚子怨氣離開，肯定不會帶走正面的宣傳。這樣一來，要麼是人都變壞了；要麼就是好人都走了，並且還帶走了不良的宣傳。你說這公司還能長久地存活下去嗎？
我們今天學習《群書治要》，就知道《群書治要》是一部給領導者看的書，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它是唐太宗李世民于貞觀初年令魏征等人，整理歷代帝王治國史料，編寫的有關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精要。《群書治要》當中也選了《論語》，既然《群書治要》是大臣選給皇帝看的，所以他們編選的《論語》對於我們今天領導者做管理有重要的啟示。
我們知道領導者首先要避免出現柳下惠和臧文仲的這種情況，才能夠為大家營造良好的工作環境。那如何為大家營造良好的工作環境呢？《群書治要》的《論語》部分就給了我們答案。
《群書治要》是一部中國領導者讀物，裏面全都是領導智慧。我們知道中國式的領導要解決的問題跟國外的不太一樣，他不是用外在的條條框框去解決人的問題。用外在的條條框框的確可以贏得顯著的效率和效果，但是也有可能造成群眾的不服氣以及惰性。
中國式的領導是主張發揚善的，他屬於一種內在的解決方式，使每一個人都能夠自覺自發地去為善。您可能說靠自覺，從來都不靠譜呀，現在的各項指標都是跟業績、工資掛鈎的呀！那《論語》當中的方法就更加值得我們借鑒了。
所以說，作為領導者一個重要的思路就是《論語》當中提到的“修己安人”。在《憲問第十四》孔子就說：“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我們知道，《論語》當中有一個字始終是貫穿其中的，那就是仁愛的“仁”字。修己使人的內心達到“仁”，表現出來就可以安人、安百姓、安天下。
下面我們就可以沿著“修己安人”的這個思路來看一看《群書治要》當中的《論語》部分。
首先是修己。其實《群書治要·論語》當中的第一句話，就明確地告訴我們“修己”應該如何修。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句話——“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你可能會問，什麼是“本”？什麼是“道”呢？不用著急，緊跟著這句話就舉了一個例子，它說：“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意思是孝悌就是仁愛的根本。為什麼孝悌是根本？其實這前面還有一句話，有子曰：“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就是說，一個人如果能夠做到孝悌，他就不太可能會做出頂撞上級的事情。就像《孝經》當中的思路一樣，“以孝為本，推己及人。”孝是根本，首先是自己意識到孝，並且做到孝，這才是根本。之後呢，“推己及人”，對別人也不會做出出格的事情。所以《論語》當中的這句話“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孝悌作為仁道的根本，行仁道，就能夠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樣一來，“本”和“道”的思路我們也就明白了。“本”和“道”的思路，其實就是體用一源，知行合一。有什麼樣的本體，就有什麼樣的發用；有什麼樣的知，自然就有什麼樣的行為。這個思路，其實在《中庸》當中也有體現。
《中庸》與《大學》、《論語》、《孟子》合稱為“四書”。《中庸》的作者是孔伋，字子思，是孔子的嫡孫，也就是孔子之子孔鯉的兒子。“本”和“道”的思路，在《中庸》當中是如何體現的呢？
《中庸》講：“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這就提到了“大本”和“達道”。它說“中”是大本，那什麼是“中”呢？前面一句話就解釋了“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後面一句話說：“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意思就是喜怒哀樂表現出來合乎法度，就叫做“和”。如何使喜怒哀樂合乎法度呢？它的前提一定是喜怒哀樂在未發的時候就像鏡子一樣乾淨，像秤一樣平衡。“中”就是不偏不倚，就是心的本體能夠廓然大公。
時刻保持“中”的狀態，稱之為“大本”。做到合乎節度，稱之為“達道”。
所以如果心是至誠的，自然做什麼都是對的。我來舉一個例子，比如說射箭，射箭要是脫靶了，請問您是怪別人在旁邊影響您了呢，還是怪自己沒有擺正箭的位置呢？我們都學過唯物辯證法，當時說：內因是根據，外因是條件，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最終起決定性作用的肯定還是自己沒有擺對位置，才會導致射出去會脫靶。所以《中庸》當中就寫道，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君子是求己而不是求人，所以說國家要是有問題，君主一定有問題；企業經營不好，領導者一定有責任；如果要是一個人做人很不厚道，那麼就證明，這個人的心一定是出了問題的。
所以四書當中的《大學》就說：“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這就是一層一層地求己，而不是一層一層地找外因。這樣一來，我們再返回剛才的那一句“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是不是就覺得很清楚了呢？
說到這兒，我們就可以總結一下，《中庸》是理論基礎，告訴我們“大本”和“達道”，以及“中”和“和”之間的關係；《大學》給我們指出了修習的條目和框架，那《論語》最後就是給我們講了具體的做法和內容，並給我們舉了許許多多的實例。我們不妨按照這個思路就可以繼續往下看了。還是舉一個剛才孝悌的例子，不妨我們就把剛才的孝悌作為第一個“本”，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再看幾個“本”。
第二個“本”就是“求己”。我們剛才說了，內因是根本，所以“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群書治要·論語》當中，還有很多類似這樣的話語。《衛靈公第十五》，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人與人相處難免會遇到各種矛盾，還有糾紛，為人處事應該多替別人考慮，從別人的角度看待問題。因為俗話說“一個巴掌拍不響”，所以，一旦發生了矛盾，人們都應該多做自我批評，而不是一味地指責別人。“責己嚴，待人寬”，這就是保持良好和諧人際關係必不可缺少的原則。如果說“求己”屬於正心，也就是“喜怒哀樂之未發”，那麼求己之後的表現是什麼呢？一定就是“改過”。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子張第十九》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君子的過錯就好像日月蝕，他犯了錯誤，人們都能看得見；但是他改正錯誤，人們也都會仰望著他。
下面繼續來看第三個“本”，我總結的是“以德為本”。我跟大家說，2015年的時候，當時我還有一個學期碩士畢業，我對未來前途真的是一片茫然，因為我不知道自己要找什麼樣的工作，擁有什麼樣的位置。但是，當時我就看了《論語》，其中有一句話真的點醒了我，這句話是——“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意思就是說，不要怕自己沒有位子，怕就怕自己沒有學到能立得住腳的東西。我突然就明白，我之所以擔心自己的前途，是因為我還是沒有足以使自己立足的事物。如果我自己已經足夠強大了，走到哪兒都不用擔心沒有位置啊！做事情是先有能力，才有位置，做人也是一樣的，先有德行，然後才可以被人認可。
我們大多數人，現在都擔心沒有錢、沒有工作、沒有地位，但是孔子跟我們不太一樣，他擔心的是什麼呢？“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孔子擔心德不修，學不講，聽到義不能去做，有了不善的事情也不能改正，這些都是他憂慮的事情。《論語》當中還有一句話：“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如果一個人的能力和才華特別的棒，但是他是又驕傲又吝嗇，這樣的人走到社會上的命運一定不會特別好。
所以，《大學》當中就講：“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還說，“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如果連根本都沒有做到，就去求結果，基本上是不太可能行得通的。如果一個人人品好，就很容易招人喜歡，別人自然就喜歡幫助他。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企業應該強調品質、強調社會責任、強調服務態度，而不是一味地只在績效上面去提要求。如果是只注重績效的話，不重視根本，最後一定會出現弄虛作假、欺騙消費者的現象，而這樣的企業一定不會長久地存在下去。
以上說了三個“本”，下面再看第四個“本”，“以信為本。”我們今天說一個人如果能說會道，這肯定是優點。比如說，選舉要發言吧，面試要說話吧，別人在短時間怎麼瞭解你呢？只能通過聽你說什麼。古時候的時候，社會節奏特別慢，農業使人們的地理位置相對穩定，在熟人社會當中，人們更傾向去看一個做什麼來評價他。但是現今社會，人與人之間的節奏變快了，人與人沒有那麼多時間才能瞭解到位，所以，最直觀的方式就是去聽一個人說話。但是，在快速瞭解的同時，也伴隨著很多問題：就是一個人說出來的話，他不一定能做得到啊。有些可能是為了得選票、得到支援，就會說一些能力範圍之外的話，如果說出來的話落實不了，就會失去人們的信任。
“信”，是儒家傳統倫理的準則之一。孔子就認為，“信”是人立身處世的基點。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就好像大車沒有輗、小車沒有軏一樣，它要靠什麼來行走呢？可見，“信”真的是根基。個人的信用上升到國家的層面，就是統治者也一定要建立起信用。子貢問：“怎樣治理國家？”孔子說：“足食，足兵，民信。”子貢說：“如果不得已去掉其中的一項，請問，先去掉哪一項呢？”孔子就說：“去掉軍備。”子貢接著問：“如果還去掉一項，去掉哪一項呢？”孔子說：“去掉糧食。自古以來，人總是要死的，如果老百姓對統治者都失去信任了，那麼國家都不能存在了。”可見，孔子認為治理一個國家，信任才是最重要的。百姓對統治者不信任，國家如何才能存在下去呢？所以，子夏就說：“君子必須先取得信任以後，才能去勞其百姓，否則的話，百姓就會認為他們是在虐待自己。”
所以說，誇大其詞地說話，其實是信任缺失的表現；有目的地說話，更是違背內心的仁道的。之前我們就說，心是行為之本，如果行為出現問題了，證明人的內心一定是有問題的。所以孔子就說：“巧言令色，鮮矣仁。”花言巧語的人，不太可能是有仁德的人，類似的句子還有“巧言亂德”。 作為個體來講，孔子提出：“君子欲訥于言而敏於行。”君子說話要謹慎，但是行為要敏捷。對於個體評價其他人來講，孔子提出：“不以言舉人，不以言廢人。”意思是不要根據別人說什麼就直接作出判斷。
進一步，“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不要根據大家的喜好直接作出判斷。作為領導者來說，無論是治理國家，還是治理公司，還是治理小家，都應該學會明察用人。怎樣做才算是“明察”了呢？來看一下《顏淵第十二》，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譖”就是讒言，“愬”就是誣告的意思。子張問：“怎樣才算是明智的？”孔子就跟他說：“誣告和讒言在你那兒都行不通了，那麼可以說，你是明智的了，也可以說你是很有遠見的了。”我們在課上也學過，事物的現象是外在的表現。可能是正確的，也可能是歪曲的。我們對現象的認識其實是感性認識，而本質才是事物的內在屬性，我們對本質的認識是理性的。所以這就需要我們透過現象看本質，就是要求我們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才能夠不被外在的表相所迷惑。
以上就是第一部分“修己”。我來總結一下，總的思路就是《群書治要》裏面的第一句話，“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然後我從《群書治要·論語》裏面總結出了四個“本”，分別是“孝悌為本”，“求己為本”，“立德為本”和“以信為本”。這四點看起來沒什麼聯繫，但其實它們都離不開“仁心”二字。“中者大本，和者達道”，“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有了“仁心”的“未發之中”，自然做什麼都是對的了。
以上說的是“修己”的部分，下面理應說“安人”。但是在“修己”和“安人”中間有一個過程，就是“仁心的發用”。將仁愛之心用出來，其實就是親民，對於普通人來說就是“推己及人”，對於領導者來說就是“安人”。
我下面先來解釋一下“仁心的發用”。“仁心的發用”有兩個方面，正方就是“推己及人”，反方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還是用“孝”來舉例，如果一個人有仁愛之心，對自己的父母孝順，那麼他看見其他人的父母也會像對待自己的父母一樣去愛戴，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自己用仁愛之心對待別人，就是“推己及人”；反過來，自己不喜歡的，也不要要求別人，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群書治要》裏面有很多“仁心發用”的句子，下面我來總結三點。首先，“仁心發用”可以形成良好的品格。比如，曾子每天都反省自己：“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這就是一個很好地把“修己”和“推己及人”結合的做法。首先，反省屬於“修己”，“推己及人”則會想到自己為其他人辦事，是不是盡心竭力了呢？同朋友交往，是不是做到誠實可信了呢？這就是他在“修己”的同時，形成了對人忠、信的良好品格。還有一句，“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這是講仁愛之心的發用，能夠形成“孝、忠、信”等良好品格，再上升一個層次，就是可以用“推己及人”來為政。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這就是“仁心發用”用在政治上了。舉一個反例，孔子說，可以和鄙夫一起事奉君主嗎？他在沒有得到官位的時候，總是擔心得不到，已經得到了，又害怕失去它。如果他擔心失掉官位，那他一定什麼事都幹得出來了。鄙夫在心裏本來就存有自私自利的心，所以用來事君，肯定會出現很大的問題。
《論語》裏面還有許多關於君子和小人的話語，其實君子就是可以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比如說：“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還有，“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小人結黨營私，與人相互勾結，不能與大多數人和睦相處。然而君子則不同，君子胸懷廣闊，與人都能夠和諧相處。好，這一張PPT講的就是第一點，仁心的發用可以形成良好的品格。
第二，待人以禮是人內心仁德的外在表現。如果說仁德講的是人的內在道德修養，那麼可以說禮就是一個人內心有仁德的外在表現形式。簡單地說，禮是一種維持社會穩定和諧秩序的典章制度，禮儀條文，還有行為規範。如果一個人內在有仁德之心，那麼他必然能夠自覺自發地按照“禮”去行事，所以這就是為什麼說“待人以禮是內心有仁德”的外在表現。
《顏淵篇》說，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並且說，“為仁由己”。意思是說，仁德全都在於自己。顏淵再問師兄仁德的具體條件，孔子就講出了十六字名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一切行為都能夠不違背禮，就可以說是一個仁者了。
既然說到了禮，那我現在想展開來說一說，因為《群書治要·論語》當中選了許多條和禮有關的句子。禮還有一個作用就是調節。一個人光有仁愛之心是不夠的，必須用禮來調節，如果不用禮來調節的話，很有可能走到自己的反面，不然的話，“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現在來舉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比如說《泰伯第八》，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恭、慎、勇、直”本來都是很好的品質，但是如果它們不用禮來調節的話，就會出現“勞苦、拘謹、亂、說話刻薄”的反面效果，達不到修身養性的目的。這個引證說明在孔子看來，一個人光有仁愛之心肯定是不夠的，還必須遵循禮的規範來調節自己的行為，只有堅守了禮的規範，才能有仁德的實踐，所以說，仁是禮的靈魂，禮是仁德的表現。還是用孝來舉例子，如果對父母都沒有深厚的感情，只是依禮而行也算不得是孝，所以說禮的前提一定是內心深處要有真感情，但是在具體的做法上面可以依情況而定。比如說《八佾》當中，林放問孔子，禮的根本是什麼？孔子就回答說，“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甯戚。”意思是說禮就儀式來說，與其奢侈講排場，不如簡樸、樸素；就辦喪事來說，與其在儀式上辦得很周到，寧可內心真正的悲痛。孔子的思想就很明確了，孝心才是最根本的，而具體的禮節儀式則是次要的。在孔子看來，對於仁和禮還真的是要辯證地來把握，否則過於看重禮，只能走向形式主義，徒具形式的禮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它是失去了仁德這個根本。
孔子下面幾句話就是對這種現象的批評，《陽貨篇》說，“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樂雲樂雲，鐘鼓雲乎哉？”意思就是說禮絕對不止那些玉帛禮器，樂也不止那些鐘鼓樂器，不能夠只抓住玉帛和樂器的這些形式，而丟掉了禮和樂的靈魂。《八佾篇》中還有，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一個人如果失去了仁愛之心，就無需再去講求禮和樂了，丟掉仁的本質，空講禮樂就像是金絮其外，沒有任何的意義。
仁和禮的關係在我們今天來看可以是實質和形式之間的關係。我們做事情其實也是一樣的，“不忘初心”是重視實質，但是形式是實質的外在表現，沒有形式是缺乏實質的表現，但是過分強調形式就會變成形式主義，以上就作為禮的延伸。
下麵繼續再說回來，“仁心發用”的第三點。
第三，受人愛戴是“仁心發用”的效果。子張問：“如何才能使自己走到哪兒都能行得通呢？”孔子就說：“言忠信，行篤敬，即使到了蠻貊的地區也可以行得通啊。如果言不忠信，行不篤敬，即使是在本鄉本土也行不通。”所以說“仁心發用”帶來的效果就是能夠受人愛戴。我想起《群書治要》裏面有一句話叫“利天下者，天下亦利，害天下者，天下亦害之。仁人在位，常為天下所歸者，無他，善為天下興利而已矣。”這說明仁心的發用一定會能夠受到別人的愛戴，而這也是自然而然的現象。
以上講了修已，還有仁心的發用。對於領導者來說，仁心的發用最大的作用就是安人。第一，仁者愛人，有推行仁政。首先有仁德的人作為領導者，必然會表現為愛民。《論語・為政第二》，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意思是用法律禁令去引導百姓，是用刑罰來約束百姓，百姓只能夠求得免於犯罪，但是卻失去了廉恥之心。如果是用道德教化去引導百姓，百姓不僅會有羞恥之心，而且還會自覺自發地去守規矩，所以說刑罰可以使人們避免犯罪，但是不能使人們明白犯罪可恥的道理，沒准人們鑽了法律的空子，還會覺得自己很了不起呢，覺得自己占了大便宜。而道德教化要比刑罰高明得多，它能使百姓遵守規矩又能知恥，這也反映了道德在治理國家當中與法治不同的特點。這就能看出，孔子期望通過仁和禮的教育，把老百姓的日常行為都納入禮的範圍，這樣就可以出現和睦友愛，無紛爭，無爭訟的理想局面了。
所以他這樣表達過他的理想，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意思是審理案子，目的是在於訴訟不再發生，而不是以自己能夠破案而感到沾沾自喜，這也就是著眼于根本。由此可見教化是一種愛民的政治主張，教化首先是順著道而為的，使老百姓理解了，就能夠自覺自發地去遵守了。我們很熟悉的一條就是“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在這裏“庶”、“富”和“教”三個字，其實就可以理解為孔子的治國方針，治理國家首先需要一個安定的環境，使人民安居樂業，人口發展，家丁興旺，這是第一階段；然後就是要採用各種辦法使人民富裕起來，人人有飯吃，有衣穿，豐衣足食，國力強盛，這是第二階段；在國力強盛、人民富裕的基礎上再去進行道德教育，以建成文明禮儀之邦，這就是第三階段。以上也就是順道而為，愛民的一種政治主張。
還有一個例子可以體現愛民，魯哀公問有若說：“遭遇了饑荒，國家用度困難，怎麼辦呢？”有若就回答說：“為什麼不只抽十分之一的田稅呢？”魯哀公就說：“現在抽了十分之二，我自己還不夠呢。”有若說：“如果百姓的用度夠了，您怎麼會不夠呢？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夠，您又怎麼會夠呢？”這句話聽起來有點繞口，但意思就是以百姓為先，如果百姓都吃不上了，那麼作為領導者，夠用又有什麼意義呢？以上就說的是，仁者一定會實行愛民的仁政。
第二，仁者安人，正己化人。有仁德的人可以為周圍人做出很好的表率，起到帶頭作用。領導者自己做的好，其他人看到了，自然而然就願意效仿。所以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孔子還說：“苟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以上兩句都說的是普遍意義上的正己化人，如果用到政治上，就是領導者能夠率先垂範，上行下效。比如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所謂“政治”的“政”就是“端正”的“正”的意思。為政者行為端正，就是要為下面人做出好的表率，那麼下面人誰敢不正呢？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子路問為政之道，孔子就說，自己身體力行，帶個好頭，然後讓老百姓辛勤地勞作。所以說，“上好禮，而民莫敢不敬；上好義，而民莫敢不服；上好信，而民莫敢不用情。”要是做到這樣，四面八方的老百姓就都會前來投奔了。如果，反過來，上好錢，上好名，上好利，上好色，那您想一想，來投奔的都是些什麼人啊？您敢要嗎？如果您要真敢要，我奉勸您一句，別後悔。同樣的道理，“君子篤于親，而民興於仁；故舊不遺，而民不偷。”
季康子經常請教孔子問題，他問過：“要使老百姓對當政的人尊敬、盡忠，而且努力幹活，應該怎樣去做呢？”孔子就說：“你用莊重的態度去對待老百姓，他們就會尊敬你；
你對你的父母孝順，老百姓就會忠於你；你選用善良的人，教育能力差的人，老百姓就會互相勉勵，加倍努力了。”所以關鍵其實是在於領導者自己。
季康子問孔子：“如果殺掉那些無道的人，去成全有道的人，這樣行嗎？”孔子就說：“您治理政事，哪里用得著殺戮的手段呢？您要是想行善，老百姓也會跟著您行善的。在位者的品德就好像風，在下麵的人呢，就好像草，風吹到草上以後，草必然會跟著倒。”所謂“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社會的混亂和腐敗都是從上層開始的，如果在上位者內心失去了仁德，行為沒有了禮，自然就會帶動社會風氣的敗壞。小到個人、家庭，大到企業、國家都是這樣的。
哪一位領導者做到了率先垂範呢？孔子曾經這樣評價過禹，他說：“禹，吾無間然矣。”意思是說，我對禹這個人真的是沒有什麼可挑剔的了。為君者生活簡樸是榜樣，而當今不少人拼命地追求權力、地位和財富，而把人民的生活和國家的富強放在了次要的位置。孔子這樣是在對統治者發出警告。這句話就是說，“我對於禹真的是沒有什麼可挑剔的了。他的飲食簡單，但是卻盡力孝敬鬼神。他平時穿的衣服很簡樸，而祭祀的時候卻穿的儘量華美。他自己住的宮殿特別低矮，但是他卻致力於修水利。對於禹，我實在是沒有什麼可挑剔的了。”
孔子還講到了衛靈公的無道，但是衛靈公卻沒有敗亡，這又是為什麼呢？孔子說：“因為他身邊有賢人啊，有仲叔圉接待賓客，有祝鮀管理宗廟和祭祀，還有王孫賈率領軍隊，像這樣怎麼會敗亡呢？”
以上幾個例子，都說明了領導者自身的重要性。回顧一下，第一點說的是仁者肯定會推行仁政。第二點說的是仁者一定會起到表率的作用。接下來看第三點，人人感召，萬眾歸心。仁德的人必然就是會用賢人，用能人，不會使嫉賢妒能的風氣盛行，然後呢，就會吸引到四面八方有能力的人來投奔你。大家口口相傳，這樣你的團隊就會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這也就解決了，我在開頭的時候說過“柳下惠不被重用”的問題。
看一句話，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魯哀公就問：“怎樣做才能使老百姓服從呢？”孔子回答說：“把正直無私的人提拔起來放到小人的上面，老百姓自然而然就會服從了。如果反過來，老百姓就不服從了。”我們今天的公司和國家也一樣，領導層要正直無私，然後提拔正直的人，才能夠受到群眾的擁護。
孔子還說：“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意思是選拔正直的人，就能夠使不正直的人改邪歸正。子夏對這句話做出了解釋，他說：“舜有天下，在眾人中選拔人才，就把高堯選拔出來了，不仁的人自然而然就被疏遠了。湯有天下的時候，在眾人當中選拔人才，就把伊尹選拔出來了，不仁的人自然也被疏遠了。”所以既然當政者，可以選賢任能，除了可以使內部得到治理以外，還能夠使得遠方的人前來歸附，達到“近者悅，遠者來”的效果。這樣像柳下惠這種正直的賢人，就會紛紛加入你的團隊，是不是很期待您的柳下惠呢？怎麼做就不用我再重複了吧？
最後來總結一下，以上說的是“修己”，然後再說了“仁心的發用”，即是推己及人，最後說的是領導者“修己以安人”。如果把《論語》當中“修己安人”和當代管理學結合起來，我們就可以得到以下四點啟示：
第一點，就是管理就是管自己。前面說了內因是根本，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一個團隊的治理，領導者身上其實有重大的責任。吉姆·柯林斯是美國著名的管理學作家，他的作品包括《基業常青》、《從優秀到卓越》等等，都影響力非常大，也很暢銷。吉姆·柯林斯曾經採訪過管理學大師彼得·德魯克，他說，德魯克對他的影響巨大。所以柯林斯曾經寫了一篇文章，談了談他從德魯克身上學到的十件事情。
第一件就是重視自我管理。德魯克說：“一個人能夠管理好別人，並不代表他能夠管理好自己。”柯林斯對此深表認同。如果你對自己沒有高的標準和要求，並且以身作則的話，那不可能指望團隊能夠達到高的標準。因此如果想要提高團隊的業績，一定是要先要提升自己，還要加強自我管理。
第二個啟示，知本知末，創造價值。前面我說了，《大學》當中講：“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如果連根本都沒有做到，就去尋求結果，這是不太可能的，就像種莊稼，揠苗助長一樣，老想著速成，就什麼都做不成。企業應該先問自己，“我能夠為大家提供怎樣的價值？”而不是先問，“我要怎樣賺錢？”因為如果你為大家創造的價值越多，錢就不會成為問題。這也就是為什麼企業應該強調品質，強調社會責任，強調服務態度，而不是一味地只在績效上面提要求。如果只注重績效，而不重視根本，最後一定會出現弄虛作假、欺騙消費者的現象，這樣企業也無法長期存在。如果一個人每天只想著“我能賺多少？”而不是想“我能為別人做多少？”這也是沒有搞清楚本和末。同樣道理，為政者，應該提倡教化，心系百姓，關心民生，才是做好本職工作，而不是想著“我能當多大的領導，我能讓多少人服我。”還是剛才柯林斯的那篇文章，談到從德魯克身上學習到的十件事，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專注于你創造的價值而非成功。柯林斯說，他在36歲的時候，曾經請教德魯克，自己要不要從斯坦福大學離職創業？格魯克的回答是：“看上去你很擔心你自己能不能存活下來，但是你花了太多的時間和精力去研究如何成功，這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錯誤。你應該問‘我如何創造價值？’”
第三個啟示，注重實質，明察用人。孔子提出：“不以言舉人，不以言廢人。”作為領導者，無論是治理國家，還是治理公司，還是治理小家，對人都應該學會明察，都應該懂得透過現象看本質，用人得當才能夠最大限度地減少內耗。德魯克提到，對於組織要精益求精，因為一個一流員工創造的價值要遠高於多個二流員工創造價值的總和。因此，總是去找那些一流的人，不要遷就。那麼在這裏，我認為一流的人應該是有良好品德的人，有良好品德的基礎上再去看能力，否則沒有品德，能力越強，他的破壞力就越大。
第四個啟示，率先垂範，愛護員工。在企業當中，領導者一定不能夠事必躬親，最終做事情的人還是員工。領導者修己安人，為員工起到帶頭作用是至關重要的。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曰：“先之，勞之。”以身作則就是為員工做出榜樣，如果能夠做到愛護員工，也會得到員工的擁護，形成良性的迴圈。同樣，為政者愛戴官員還有百姓，也能夠得到大家的擁戴。
以上是我自己學習《群書治要·論語》時粗淺的體會。今天的內容基本上涵蓋了《群書治要·論語》百分之八十的條目。我用“修己安人”的思路，來結合了當代的管理啟示，希望能夠對大家有所啟示。由於時間關係，我沒有逐條地精解，建議大家自己不妨去看一看《論語》的條目，一定會有不一樣的心得。對於其中的道理，我覺得明白了以後，我們不妨在生活當中加以實踐，哪怕是一點一滴的小事。孔子對於“學”這個字的觀點，跟我們今天人不太一樣，我們今天人可能覺得學英語，學數學，學了知識，就是學了。但孔子說：“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孔子還說：“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我們能夠把道理落實下來，一定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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