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領導,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今天很有幸來到這裏,和大家分享《從〈群書治要〉論政德修養與國家興衰》。
在2018年兩會期間,習總書記在參加重慶代表團審議的時候強調,說領導幹部要講“政德”。確實“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政德建設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內在要求,也是整個社會道德建設的風向標,同時,這其實也是對中國傳統“為政以德”思想的一脈相承。《論語》上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這是一個比喻,比喻一個國家的國君行德政,以道德來治理國家天下,那麼天子居住在朝廷之中,臣子都會圍繞著他,全國的百姓也都會來擁護他。
在《孔子家語》和《左傳》上,也都提到了,說:“德者,政之始也。”“德,國家之基也。”也就是說,“德”,是政治的開端,是國家的基石。總書記在任中央黨校校長的時候曾經講過,他說:“我們國家曆來講究讀書修身,從政立德。”傳統文化中,讀書、修身、立德,不僅是立身之本,更是從政之基。確實,古聖先賢留給後人的治國之道,可以成為當今領導幹部講政德有益的借鑒。
在浩如煙海的中國傳統典籍之中,有一部很特殊的書,這一部書協助唐太宗開創了“貞觀之治”,後來,這套書又傳到了日本,幫助日本實現了“平安時代”的繁榮,這部書就是《群書治要》。《群書治要》是唐太宗令魏征、虞世南、褚亮、蕭德言等社稷之臣,編纂的一部治國理政的寶典。它是匯集了上從古代的五帝,到晉朝之間典籍之中《經》、《史》、《子》裏面有關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精華。它是匯集了曆代帝王治國理政的智慧與方法,以及國家興衰成敗的匡政巨著。《群書治要》也是受到了習仲勳習老先生以及習總書記的高度重視,習老在2001年2月25日為《群書治要考譯》這一部書,題詞“古鏡今鑒”。而且,《群書治要》這部書,也是習主席治國理政思想的重要來源。根據不完全統計,在《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這一部書中,習主席用典,其中所引用的典籍直接來自於《群書治要》的有82條。所以下面,我們就來看一看《群書治要》中,古人留給我們有關於為政者政德修養的借鑒都有哪些。
《尚書》中有一句話說:“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這個“懷”是來的意思。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天對於人來說,是沒有親疏遠近的,唯有有德行的人,上天才會輔佐他們。在民眾心中,也沒有恒常不變的領導者,唯有愛民的君王,才能夠感得百姓前來歸附。這個時候,或許可能會有人有疑問,就說既然是無親,皇天無親,為什麼還是惟德是輔呢?這樣不是有所親了嗎?其實,這並不是天偏向善人,天其實對於萬事萬物,它都是平等的,獎善懲惡正是平等的表現。如果是有所親,那麼就是對於喜歡的人作惡也不予懲罰,但是天並不是這樣的,其實這裏的天,就是“道”,就是自然而然的規律。
商朝著名的宰相伊尹就告誡當時的君王太甲說:並非是上天偏向我們殷商,而是上天在護佑永恒的道德。並非是殷商求之於天下的百姓,而是天下的百姓,歸附於永恒的道德。只要道德永恒不變,凡事無不吉祥,如果不能堅守道德,三心二意,那麼凡事就無不凶險。是吉是凶,在於人的所作所為,不會有絲毫的差錯,上天是降與災禍、還是吉祥(災祥,明顯是聶老師口誤),完全是在個人自身的德行。上天都有好生之德,治理國家的人,如果有德行,實行善政,長養一方,那麼天會應之以德,表現為風調雨順。比如《尚書》上記載,說:堯帝命令舜,在朝廷中總攬政務,在大舜的帶領下,整個國家是陰陽清和,烈風雷雨都按照時令而作,不會產生錯亂。這體現了什麼?這體現了其實是大舜的德行,與天地之心合而為一。
那麼相反會怎麼樣?在《群書治要·六韜》上記載了一個故事:武王伐紂,遇到了兩個人,便問道,說:“殷之將亡有妖乎?”就是殷朝要滅亡的時候,有什麼奇異的事情出現嗎?這兩個人中的其中一個人就說:“有。有下血雨、灰雨、石頭雨,這個石頭小的像椎子,大的像簸箕那麼大,而且,還六月飛雪,雪有一尺多厚。”這個時候,兩個人中的另外一個人就說了,他說:“其實,這些都不是殷朝大的反常和怪異的事情。”那麼什麼是殷朝大的反常和怪異呢?他說:“商紂王奢侈暴虐、殘殺百姓,忠誠勸諫的人被害死,阿諛奉承的人卻獲得了賞賜,這個時候社會、國家呈現什麼狀態呢?呈現的就是無禮義、無忠信、無聖人、無賢士,無法度、無度量衡的標准。這些才是殷朝大的反常和怪異的事情。”現在,這個故事講完了,我們要思考一下,這種反常和怪異是如何產生的呢?《左傳》上這句話說得好,叫:“人棄常,則妖興。”這個“常”是什麼?“常”是恒常不變。在這裏,指的就是治國的常理常法。那麼,古人留給我們治國的常理常法又是什麼呢?“五倫、五常、四維、八德”。中國自古以來就是用這些來教導百姓,這些是治國的常理常法。
剛才我們說“人棄常,則妖興。”這個時候可能就有人會問,說:“人為什麼要放棄倫常道德呢?”我們看到現在像幻燈片上所顯示的這些都很好啊?人為什麼會放棄不要呢?是因為“沒有人教”,所以他不知道。那麼教的人又是誰?大家一上來反應可能都是老師教,除了老師還有誰呢?還有父母。還有嗎?可能如果不追問,大家就不再想了,但是追問下去,就會想怎麼還有呢?還有一類人,那就是為政者,也就是官員。我們從“政”,政治的“政”的定義,其實就可以看得出來“政者,正也。”“政”,就是導正人們不正確的言行。那麼為政的過程,就自然有教化在其中了。而且,是“上正下”叫作“政”,“下從上”叫作“化”。上行下效,在上位的領導者的言行、他的喜好,深深地影響著在下位的民眾,這就是為什麼說“政德”是整個社會道德建設的風向標。剛才舉了兩個例子:舜王和商紂王。一位是德合天地帶給國家的,是仁義慈悌的道理,感得的是風調雨順,而另外一位,是罪大惡極,帶給國家的是悖德悖禮,最後身死國滅。所以,領導者的政德修養與他個人的榮辱,以及國家的興衰關系,從這裏是一目了然。領導幹部是為政者,是導正人民的人,所以就一定要講政德修養。
下面,就從“修身、尊賢、愛民、納諫”四個方面來說明,官員的政德修養,如何影響自身的榮辱及國家的興衰。
在《群書治要》這部治國理政的書中,有大量的篇幅告訴為政者應該如何修身。這裏大家會不會有疑問,說治理一個國家和修身這有什麼關系?下面我們就來先聽一個故事。在《群書治要·列子》上記載,有一次楚莊王,楚莊王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說一個成語,可能大家就知道了:“一鳴驚人”,還有“問鼎中原”,這些都是出自於楚莊王。有一次,楚莊王向詹何請教如何治國,詹何就回答說,他說:“我明白修身的道理,但是對於治理國家還不太明白。”楚莊王他也很謙虛,他就再一次地求教,他說:“我得以尊奉宗廟,擁有整個國家,希望學會怎樣來守護它。”這個時候詹何怎麼回答呢?他說:“我不曾聽說過君主自身修養很好,而他的國家卻沒有秩序的,也不曾聽說過君主自身的修養不好,而他的國家卻很安定的。所以根本在於自身的修養,像治理國家這樣次要的事情我就不敢對您講了。”楚莊王聽了之後,就贊歎說:“你說得很好。”所以從這個故事其實就是告訴我們,“修身”是治理國家的根本。就像《大學》上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大學》上還有一句話,它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這裏,特別是提出要自天子,也就是從最高國家領導人到庶人,也就是普通民眾,都要以“修身”為根本要務,因為在一個國家之中,領導者的德行修養是最重要的。《六韜》上說:“君主不賢明,則國家危亡,人民動亂;君主賢明,則國家安定,天下大治。國家的禍福在於君主的賢與不肖,而不在於天命。”這裏的君不僅僅是指一個國家的最高領導人,而是各級領導幹部都包括在其中。
那麼“修身”從哪裏開始?《大學》上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後,才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是格物開始,“格物”,老師上午也有講過,是格除物欲的意思,在財色名利,各種誘惑面前如如不動,把持住自己。如果把持不住自己,是什麼心在作祟呢?是“貪心”在作祟。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貪”字,“貪”在《說文解字》,《說文解字》是我們國家第一部以部首來排序的字典,這部書是東漢時期許慎編著的。它解釋貪就是“欲物”的意思。我們可以看到投影上左邊這個圖,是“貪”的甲骨文,看到這個圖,像什麼呢?就像是張著口向著“貝”,下面是“貝”,“貝”是財物,表示貪財,就把錢財迷戀到想要把錢吞下去,這個就是“貪”字,字一開始就是這樣造出來的。所以想想曆史上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多少朝代,其實都是敗在了“貪”這個字上。古人說:“賢者多財損其志,愚者多財生其過。”原本是賢德之人,但是財富一多,可能就會驕奢淫逸,過上放縱的生活,不思進取,志願也不像以前那麼堅定了;愚者生財多其過,沒有智慧的人,雖然擁有很多的錢財,但卻不知道利用錢財去做利國利民的事情,反而拿著錢財去驕奢淫逸,結果,是富不過三代。現在,也都不是富不過三代,都是富不過當代,這一生還沒有過完,可能就已經衰敗,甚至鋃鐺入獄了。所以,修身是要從戒貪開始。在《群書治要·政要論》上告訴我們,修身治國的關鍵在節欲。“曆觀有家有國,其得之也,莫不皆於儉約;其失之也,莫不由於奢侈。”這就是“成由勤儉破由奢”。為什麼?因為勤儉的人節制欲望,奢侈的人放縱情欲,“放情者危,節欲者安。”
曆史上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康乾盛世,這些也都是因為皇帝可以帶頭力行節儉。我們來舉一個漢文帝的例子。在《資治通鑒》上記載,當時有人向皇帝獻了一匹千裏馬,但是皇帝他沒有貪心,他不為所動。他就說:“鸞旗車在前,跟班的車馬在後,吉日一天出行五十裏,軍隊行軍一天三十裏,那麼我自己一個人騎著千裏馬要到哪兒去呢?”於是他就將千裏馬歸還,不僅歸還,他還把獻馬人的路費也都給了他。不僅如此,他還又下詔說:“我不接受進貢,可以下令給天下的四方之人,讓那些君主們不要再請求進獻了。”這裏也是可以看出孝文帝他沒有貪心,對於這些遠方之物、難得之貨,不認為是貴重,因為皇帝可以率先垂範。當時社會情形出現什麼樣的狀況呢?班固在《漢書》上寫道,說:“當時文帝的統治時期,閑遊的娛樂禁絕了,珍奇的物品的饋贈也杜絕了,正位的靡靡之音,倡優也很少了。”因此而感歎說,他說:“如果後宮有很多的美色,那麼賢德的人就會隱居,如果任用的都是奸佞之人,那麼能夠諫言的臣子就會閉口不言了。”但是,在文帝的時候,這些都行不通,所以諡號才是“孝文”,廟號是太宗,就是因為他知道怎樣能夠把國家治理好。
古代的明王,都是儉以修身。我們來看看堯帝,《六韜》上記載:堯帝在治理天下的時候,不佩戴金銀珠寶,不穿華美的衣服,不觀賞珍奇的物品,不收藏供玩賞的寶器,不聽淫逸的音樂,不建高大的圍牆和工事,不修建茅草覆蓋的屋頂,衣服鞋子不破舊就不會去更換,不吃眾多的美味佳肴,不會因勞作的緣故而耽誤百姓的農時。堯帝,他去除私欲、約束欲望,致力於無為之治。他自身的日常生活很微薄,征用的勞役賦稅很少,所以天下萬民都富足安樂,沒有饑寒的面色,那麼百姓是怎樣來對他的君王的呢?百姓是尊奉堯帝如同像日月一樣,看待他如同父母一般。相反,如果是驕奢淫逸會怎麼樣呢?在《吳志》上記載,說:大臣陸凱當時向吳國的君王孫皓上書說,他說:“如果陛下不致力於修養德行,卻修築宮室,如果品德不能夠修養,行為不能高尚,即使是商紂王的瑤臺、秦始皇的阿房宮,也無法保證無喪身覆國,宗廟變為廢墟。”所以《孝經》上,這句話說得非常好,它說:“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在上位的人,只有富而不奢、貴而不驕,才能夠長久地守住富貴。
下面我們來看一個《公儀休拒魚,不與民爭利》的故事,看一看古人他是如何來約束自己的欲望的。在《史記下》上面記載,說:公儀休在擔任魯國宰相的時候,有一次,客人送給他一尾魚,但是公儀休不肯接受。客人就說我聽說您很愛吃魚,所以特意給您送來,為何您不接受呢?公儀休就回答說:“正是因為我喜歡魚,所以才不接受你的魚。我做宰相,自己買得起魚,不用別人送。一旦我吃了你的魚,改天把宰相的位子給丟了,誰還會送給我魚呢?”什麼叫做說“吃了你的魚,改天就把宰相的位子給丟了”呀?他的言外之意說:“今天我接受了只是一尾魚,明天呢?可能就接受的是越來越多,最後可能就會鋃鐺入獄了。所以,公儀休是說:“我不能接受。”從這裏也是可以看出他是為官非常的清廉,對自己的要求非常嚴格,一尾魚都不會接受。公儀休,不僅是奉公守法、循禮辦事,不隨便更改法令制度,使得百官自正,而且他還要求什麼呢?他還要求:“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這是什麼意思?就是說,享受朝廷俸祿的官員不能夠與百姓爭利,既然你受朝廷的大恩,眼裏就不能再盯著小利。公儀休,他覺得他自己家的蔬菜味道很鮮美,就把自己菜園裏的蔬菜都拔掉了;他看到自己家中織女織出的布匹是上乘的,就把家裏的織女送了出去,並且燒掉了織布機。別人就不明白了,就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公儀休就說,如果我家的菜種出的很鮮美,織出的布匹質地上乘,那麼,讓那些農夫、織女們哪裏去賣得出去他們的貨物呢?所以公儀休,他強調為官之人不與百姓爭利,也正是他愛民、利民的一個重要表現。聽到這個故事,可能大家覺得很熟悉。習主席在上世紀80年代末,當時,還是在任福建省寧德地委書記的時候,在柘榮縣調研考察時就告誡官員,說:如果覺得當幹部不合算,可以辭職去經商搞實業,但千萬不要既想著當官,又想發財。
《後漢書·楊震列傳》記載,東漢時期有一位著名的清官叫楊震。他在去赴任東萊太守的路上,路過昌邑縣。昌邑縣的縣令王密,是被楊震舉薦出來的,王密,他聽說自己的恩人路過此地,就趁著夜色,帶了十斤金子要送給楊震。楊振看到這些金子,歎了一口氣,就說:“哎,我了解你,把你舉薦出來。但是很可惜,你卻不了解我。”王密還以為楊震是怕這件事情有人知道,才不願意接受,就對他說:“夜色之下沒有人知道。”但是楊震聽了之後怎麼回答的呢?他說:“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這個“子”就是你的意思,就是天知道、神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怎麼能說夜色之下,就沒有人知道了呢?楊震認為這是“四知財”,於是拒不接受,後來王密就羞愧地回去了。為了紀念楊震,昌邑縣的百姓修建了“四知堂”,楊氏的後世子孫也以“四知堂”為家族的堂號。不知道在座的大家有沒有姓楊的?這個楊氏的先祖楊震非常有德行。楊震曾說,他說:“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就是說,讓後世人稱自己的子孫為清白官吏的後代,把這些留給他們,不是很豐厚嗎?讀到這裏,大家有想到誰嗎?習老先生,習老先生在最後的日子裏對子女說,說:“我沒有給你們留下什麼財富,但是給你們留了個好名聲。”這個名,這個就是被習老視為留給子女最好的東西。
現在,有一些收受賄賂的官員,他說:“其實自己都是被動的受賄,都是人家主動把這些錢財送過來、送上門,推也推不掉。”那麼我們就來看一看,古人在遇到這種情況,他是怎麼做的。在《群書治要·魏志》(吳志是聶老師口誤)上記載,三國時期魏國的田豫,他擔任的是烏丸校尉,當時有一些少數民族,比如說鮮卑、僳傈,這些少數民族,就多次派人來拜見田豫,贈送給他牛馬,田豫事後,就把這些都轉送到了官府。後來這些少數民族的使者,又秘密攜帶了黃金30斤,對田豫說,說:“我看你貧窮,所以以前,前後多次送牛馬給你,但是你卻都交公了。今天是秘密地送給你這些金子,你可以把它當作家資。”田豫張開袖袍,收下了這些金子,並且答謝了使者的厚意,當這些客使走過之後,田豫把這些金子又都交公了。於是,皇帝就下詔表彰了他,說:“從前魏絳敞開胸懷與外族和睦相處,現在你張開袖袍,接受這些少數民族的使者送上來的金子,我要特別地嘉獎你。”於是,就賜給了田豫青絲500匹。所以從這個故事,其實我們也可以看到,清廉之人他在面對這些賄賂禮金的時候,他想到的不是自己,他(想到的)仍然是國家的利益,他接受之後全部都交公了。
剛才我們講了“儉”,那麼德行修養要用什麼來守住呢?要“守之以謙”。《說苑》上這樣評價謙德,說:“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德之所以重要,可以歸納為兩個原因。第一,謙德是天道:“滿招損,謙受益。”為什麼是天道呢?這個我們可以從自然界的現象來觀察,到十五的時候是滿月,但是滿月之後呢?就開始虧損。我們再看看地上,如果我們往地上注水,這個水自然而然是流向那些潮濕低窪的地方。中國有句話叫:“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為什麼大海能夠容納百川?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它處在最低的地方,所以這些河流都自然而然向它流。也正是通過觀察天地自然,古人明白了謙德是“天道”這一道理,所以教導我們要謙卑退讓。第二個重要原因是,謙德它關乎了國家的安危。在《抱樸子》上有一句話,它說:“勤勞、謙虛、忘我的人,前來歸附的人就很多;驕慢倨傲的人,離去的人就很多。歸附的人多,是安定的征兆;離去的人多,是危亡的征兆。”其實,不僅僅對一個國家是這樣,對於一個人來說也是相同的道理。謙虛,朋友就會多;越驕慢,朋友也就越少了。
周公在曆史上稱為“元聖”。在《史記》上記載,周公是被封在了魯國,但是因為他要輔佐成王,所以成王就命令他的兒子伯禽,代替周公前去治理魯國。在臨行前,周公就告誡他的兒子說,他說:“我以文王的兒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以如此不卑賤的身份輔佐周天子周成王,仍然是一沐三捉發,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這什麼意思?就說一次洗頭發,要多次將已經散開的頭發握起來,吃一次飯,要多次將口中的食物吐出來,來起身迎接賓客。這樣做,就是唯恐失去天下的賢士。周公進而告誡伯禽說:“你去魯國之後,千萬不可以驕慢國人。”周公攝政七年,在《說苑》上記載說:“這七年裏對於未做官的平民,他以拜師之禮前去拜見的,有十人;以朋友之禮去會見的,有十二人;優先接見的貧寒之士,有四十九人;向他進獻善言的,有上百人;受他教導的,有上千人;被他選拔到朝廷的,有上萬人。”試想一下,如果當時周公對人驕傲而且吝嗇,那麼天下的賢士肯定是很少有前來朝拜的,即使是有,那也必定是貪圖名利、屍位素餐之人,屍位素餐的人是不能夠保全君王的。周公以謙德來告誡他的兒子,他說:“德行高尚、對人恭敬,這樣的人能夠顯榮;土地廣博富裕,還能夠守持節儉,這樣的人就能夠獲得安寧;官位尊高,還能夠謙恭有禮、卑微自處,這樣的人便能受到尊敬,更顯得尊貴;人數眾多、兵器強大,還懂得小心謹慎,這樣就能夠戰無不勝;聰明睿智,還能夠守持愚拙的姿態,這樣的人可以增益他的道德學問,因為一個人一旦他自恃有才的時候,他覺得自己比別人都強,那他就不會謙虛地向別人學習請教,那他的人生也就不會再有所進步了;最後,見聞廣博,還以才疏學淺來自居,這樣的人便能夠學到更廣博的知識。剛才所說的這六種能夠守持的行為,就都是謙德的表現。”
剛才講了“儉”和“謙”,下面我們來講一講“仁”,“仁慈”的“仁”。“仁”,是立人之道,也是為政之本。什麼是“仁”?在《說文解字》上說:“仁,親也。從人從二。”就是它左邊是“人字旁”,右邊是一個“二”, 徐鉉在整理《說文解字》的時候,他注解說:“因為是仁者兼愛,所以從二。”也就是說要想到自己,就要想到對方。下面我們來看一個“仁”的古字,這是一個古文的“忎”,這個“忎”的寫法是:上面是一個“千”,下面是一個“心”。這個是一個古文,這個是什麼意思?古人認為“仁”是要先從千心做。這個千,其實也是個虛數,看到這個字,其實就是要想到,就是要先去親愛他人,愛萬事萬物。因此《漢書》上說:“仁者,愛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夏商周三代也是因仁而得天下,因不仁而失天下。
我們常說“一體之仁”,什麼是“一體”?“一體”就是比一家還要親,這種“一體”的仁慈之心是從哪裏來的呢?是從“孝”而來,“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我們看“孝”這個字,“孝”這個字,《說文解字》上解釋說是:“善事父母者,子承老。”“子承老”,就是兒女背負著父母。“孝”這個字,上面是“老”字的一半,下面是一個“子”字,上下合在一起組成“孝”字,這個父輩和子輩組成“孝”字,這說明上一代和下一代是一體的關系。孝養父母向上擴展,上一代還有上一代;慈愛幼者,向下延伸,下一代還有下一代。這種上一代和下一代,自始至終都是“一體”的關系,所以“孝”教給人們的,就是“一體”的觀念。將對父母的孝和子孫的慈愛橫向擴展,“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通過愛自己的親人,擴展到愛其他人。這種孝引發出來對人的愛,其實還可以進而擴展到萬事萬物與天地自然。《孟子》上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就是先親愛自己的親人,而後仁愛人民;仁愛人民,而後愛育萬事萬物。宋朝的張載就更進了一步,他說他是視人民為我的同胞,視萬物為我的同輩,在《西銘》上寫道是:“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這裏也由此而引出了一個四字成語,叫做“民胞物與”。張載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他就是寫下了著名的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莊子就又進了一步,他說:“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到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孝”教導人們一體的心,不僅和祖先和後代子孫是一體,和自然界萬事萬物,其實都是一體的關系。只有樹立這種一體觀,那麼人和人之間才能夠平等對待、和睦相處,社會也因此才能夠達到太平之境,這就是以孝治天下的道理。
中國自漢代以降到清代都是以“孝”治天下,其實不僅僅是漢代,從上古時期的聖王就是以“孝”治天下,《孟子》上說:“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確實,治理天下之道就在我們身邊,離我們很近,“孝悌之道”。但是,現在的問題是什麼?現在大家不知道了,更願意去舍近求遠,將簡單的問題複雜化,複雜之後,不僅沒有解決問題,還產生了更多的問題。其實“大道至簡”,如果人人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天下自然就太平,這就是“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相反,如果是采取競爭、對立的處事態度,與聖賢的這種教誨背道而馳,那結果就是冤冤相報、循環往複,最後沖突升級,雙方都痛苦不堪,社會也沒有辦法得到治理。有句話叫“仁者無敵”。什麼是“仁者無敵”?不是說打遍天下無敵手,“仁者無敵”是說真正的仁者,在他的內心不與任何人起對立。中國的古人之所以他能夠做到化敵為友,其實就是依靠這種一體的觀念,用真誠之心將敵人感化。《中庸》上說:“唯天下之至誠為能化”,至誠之心可以化育萬物、感通天地,當然也更能夠感通人心。
中國自古就有“求忠臣於孝子之門”的說法。忠從孝而來,可能大家總會說“忠孝不能兩全”,其實並不是這樣的。小孝是孝養自己的父母,大孝是孝養天下的父母。孝不僅僅是說在父母的身邊,給父母端茶倒水,那麼為國盡忠、為人民服務,孝養天下的父母,這是更高層次的孝。天下父母其實就是人民,這個為國盡忠,也往往都是父母對於子女的期望,所以,養父母之志,同樣是對父母盡孝。忠孝是一回事,只不過一個是對內、對家庭、對父母,我們說是孝;對外、對社會、對國家,我們說是忠。總書記在2019年(今年)春節團拜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時也強調,他說:“‘在家盡孝、為國盡忠’,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沒有國家繁榮發展,就沒有家庭幸福美滿;同樣,沒有千千萬萬家庭幸福美滿,就沒有國家繁榮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習總書記在不同場合多次強調:“要把愛家和愛國統一起來,把實現個人夢、家庭夢,融入到國家夢、民族夢之中。”
下面我們看看,古人認為的“不孝”有什麼,我們舉幾個例子。在《禮記》中,列出了五點“不孝”的內容:第一,“居處不莊,非孝也。”居住的地方不莊重,不是孝。因為生活起居不莊重,沒有規律,環境不整潔,對健康有影響。那麼“身有傷,貽親憂”,自己得病,會讓父母擔憂,這不是孝。
第二,“事君不忠,非孝也。”古人解釋這個“忠”字是什麼意思呢?叫“盡己之謂”,也就是竭盡全力地完成工作,就是盡到了忠心。如果對於領導分配的工作不夠盡心盡力,還沒怎麼做就覺得累、不順心,隨便辭掉工作,讓父母對自己擔憂,這也是不孝。
第三,“蒞官不敬,非孝也。”為官不謹慎,不是孝。比如有些領導幹部貪汙受賄、以權謀私、違法亂紀,最後鋃鐺入獄了。這個時候影響的,不是他一個人,而是他的整個家人,當然包括他的父母。不僅他的父母他沒有辦法再照顧,可能還要被人說,說是他的父母沒有把他教養好,使他的父母蒙羞。這是“德有傷,貽親羞”,更是不孝。
第四,“朋友不信,非孝也。”“人出言,信為先。”人而無信,在社會上就無法立足。朋友是我們的同輩,朋友之間,信沒有做到,被同輩看不起,會使父母擔憂,這不是孝。這個朋友,在這裏多說兩句,大家有的時候會覺得說,“朋友我們素不相識,我們是朋友嗎?我跟他不認識,哎呀,隨便說上一兩句話,有什麼信不信的呢?”“朋友”這兩個字是有它的定義的,不是我們想象中的那種酒肉朋友、哥們朋友。“朋”是“同門曰朋”,“友”是“同志曰友”。什麼是“同門”,也就是說我們同處在一個師門之下,同跟一個老師學習,這樣稱為“朋”;那麼“友”,就是不共學,但是有相同的志向,我們沒有跟著同一個老師學習,但是有相同的志向,這樣叫做“友”。那我們以這樣的定義來看一看,我們現在大家在座,可能我們互不相識,但是,是不是朋友呢?我們共同以古聖先賢為老師,學習古聖先賢的教誨,這是“朋”;我們有共同的志向,都是為了國家的安定繁榮,這是“友”。所以我們是“朋友”,所以對於任何人都要以信義為先。
第五,“作戰不英勇,不是孝。”在抵抗外辱的作戰中不英勇,結果使自己的這一方敗陣下來,進而殃及到了國家的安危、人民的利益,自己的父母妻兒也會受辱,這會讓父母蒙羞,這也是不孝。
所以我們看到剛才所說的這五點,其中三點是和忠有關,那麼歸根結底,“忠孝”是一致的。中國古代就有“舉孝廉”的選拔制度,因為一個孝子,他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會小心謹慎,念念想著父母的教誨,這樣就不會去做辱沒父母名聲的事,自然就不會去收受賄賂、以權謀私。
在《群書治要·晉書》上記載,就是記載了一個孝子吳隱之成為廉潔官員的故事。吳隱之早年的時候,父親過世了,他侍奉母親非常地孝敬,後來他母親也過世了,他在守孝的時候,因為悲痛差點喪失了性命。他的鄰居是韓康伯家,韓康伯的母親,也是一位很賢明、有德行的婦人。她每一次聽到吳隱之在哭泣的時候,如果她是在吃飯,就放下碗筷和他一起哭泣;如果是在織布,就放下梭子和他一起悲痛。這樣,就一直持續到吳隱之喪服期滿。後來,韓康伯的母親對韓康伯說:“她說如果你以後做了官,就應該舉薦像吳隱之這樣有孝順之心的人。”後來韓康伯到吏部去任職,吏部也就是人事部,他就推薦了吳隱之,而且是越級推薦,後來吳隱之是被封為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吳隱之在去廣州上任的時候,聽說廣州的北邊有一口泉,這口泉被稱為“貪泉”。當地的父老鄉親傳說,說:一旦飲了貪泉的水,即使廉潔的官員,也會變成貪官汙吏。吳隱之聽說之後,他到廣州的時候,就先到貪泉,喝了一口貪泉的水,作了一首詩。詩是這樣寫的,他說:“古人雲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意思是說,古人傳說喝了一口這貪泉的水,就會變成貪官汙吏,但是,假使是讓伯夷、叔齊這樣的廉潔之士飲了這貪泉的水,我想他們終究不會改變他們的廉潔之心。吳隱之後來到廣州做官的時候,他就更加注重德操,非常的廉潔,也非常注重教化,使那些沒有受教育的蠻荒之地也都受到了感化。當時的皇帝晉安帝就下了一個詔書,詔書這樣寫道,他說:廣州刺史吳隱之孝心過人,他把自己的俸祿平均分配給九族的親人,他處在可以貪的官位上,但是卻不改變他的節操,不貪求自己的享受。雖然家庭可以享受富裕的生活,但是他的家人所穿的還是粗布的衣服。他革除奢侈的作風,務求簡約,使南方地帶的社會風氣大大地改觀。這樣的行為應該受到嘉獎,所以可以給他進號為“前將軍”,賜錢五十萬,賜穀千斛。我們看到吳隱之,他之所以做官這樣的恭敬、廉潔,就是因為他是一個孝子,一舉足、一出言都不敢忘記父母,不會因為自己的言行而辱沒父母的名聲。
下面,我們在結束“修身為本”這部分內容之前,我們來看一個短片。第二部分“尊賢為大”。仁君為政,修身之外的另一個關鍵是尊賢,“得賢與否,關乎成敗。”《說苑》上說:“無常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三略》中有另一段話,也體現了尊賢的重要,它說:“賢臣受到親近重用,那麼奸邪之臣就能被疏遠了;奸邪之臣受到重用,賢臣就會被害死。內外之職失宜,禍亂會延及後世子孫。傷害賢才,禍患殃及三世;遮蔽賢才,自身也會受到傷害。推薦賢才,能夠使德留子孫;嫉妒賢才,自己的名聲也難以保全。”因此自古之道就是“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國家之強,以得人為強。那麼要如何來得賢呢?如何來獲得這些賢士呢?《周易》上有句話,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這就好像是“水流濕,火就燥”,氣質相同的自然會相互感召,君臣之間也是這樣。君主以仁修身,仁君吸引仁臣,仁慈的君主吸引仁慈的臣子。那麼是“仁者在位,而仁者來;義者在朝,而義士至。”有什麼樣的君主就會任用什麼樣的臣子,也就會立下什麼樣的功業,成就什麼樣的國家。《魏志》裏有一句話叫“有不世之君”,這個“不世”就是“不是世代都能夠出現”的意思,也就是卓越非凡的意思,“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
下面我們看一看古代的君王,他是如何來尊賢的。有一次齊桓公,他去拜訪一個叫做稷的小臣,他一天之中去了三次都沒有看到。隨從的官員就說,他說:“一個大國的君主去拜見一個平頭百姓,一天去了三次都不能見到,也就可以就此作罷了吧。”桓公說:“話不能這麼說,士人當中那些輕視高官厚祿的,當然也會輕視他們的君主,如果他們的君主輕視稱王、稱霸的事,也就會輕視士人。”但是現在,他說:“即使這位先生,他輕視高官厚祿,但是我又怎麼敢輕視稱王、稱霸的事情呢?”後來齊桓公是直到第五次,才拜見到了這位小臣。當天下人都聽說這件事情之後,就說:“齊桓公對平頭百姓都能夠屈身去見,那麼何況於一般諸侯國的國君呢?”於是都率先前往,前去朝見桓公。齊桓公的這個故事,也正好證明了《典語》上的一句話叫做“敬一賢則眾賢悅。”禮敬一位賢者,那麼眾多的賢者都會歡欣喜悅。曆史上賢明的君主也無不是主動地去禮賢下士、去求取諫言。
我們剛才看了一個尊賢的例子,但是僅僅尊賢還不夠。尊賢之後要用賢,就是讓賢者能夠真正發揮作用。在《孔子家語》中記載,說:“子路問孔子,說,賢明的君主治國應首先重視什麼?”孔子說:“要尊敬賢德的人,輕賤不賢德的人。”子路又問,他說:“可我聽說晉國的中行氏也尊敬賢德的人、輕賤不賢德的人,但是為什麼他還是滅亡了呢?”孔子就說,說:“中行氏,雖然尊敬賢德的人,卻不任用他們;雖然輕賤不孝的人,卻又不能罷免他們。賢德的人知道自己不能被重用,便會心生埋怨,而那些不賢德的人,知道中行氏肯定是輕視自己,所以也會仇恨他。怨和仇兩種情緒並存在國內,而鄰國的敵兵又在郊外作戰。那麼中行氏他還想不滅亡,又怎麼可能呢?”所以這就是告訴領導者,一定要重用賢德的人,罷免不賢德的人。否則就像中行氏這樣,不僅很難成就事業,而且還很容易導致滅亡。這其實也是告訴我們了另一個道理,就是《三略》上的這句話,叫:“廢一善,則眾善衰;賞一惡,則眾惡多。……一令逆者,則百令失;一惡施者,則百惡結。”所以對於賢與不孝一定要明辨。賞罰要分明,要任賢遠佞,不能是是非不分、黑白顛倒。賢德之人是能夠通過言傳身教、德化百姓的人。所以尊賢就必定要尊師。古代聖王都明白尊師的道理,所以古代聖王沒有不尊師的。漢明帝就是一位尊師的典範,《資治通鑒》上記載:當漢明帝還是太子的時候,曾經向桓榮學習《尚書》,後來繼位之後,他仍然是以學生來自居。每次造訪太常府的時候,明帝都是以師生之禮與桓榮相見,而且還設置幾杖,召集百官和桓榮的弟子數百人,一起向桓榮行弟子禮,並且是由他親自制執禮,帶頭聽老師講學。老師每有不適的時候,身體不舒服,明帝就派使者前去慰問,專門負責皇帝膳食和醫療的官員,也就都絡繹不絕地去服侍桓榮。漢明帝還親自到老師家中詢問病情,進入老師居住的街巷,他就下車步行,手捧著經書到老師跟前,輕輕地撫老師垂淚,久久都不肯離去。他還送給桓榮一些床具、衣物,使老師能夠更加舒適地修養。自此之後,文武官員前來探病的時候,也就都不敢再到門口才下車了。而且也都是在桓榮的床前下拜,後來桓榮去世,漢明帝親自穿喪服送葬,把老師安葬在最尊貴的位置。
我們看到了古代的帝王這樣尊師,就是因為尊師非常的重要,這個重要性老師上午也講過,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屍子》上這個比喻告訴我們尊師的重要。說:“比如你家房子著火了,有人來幫你把火撲滅了,你一定會對他感恩戴德。但是上了年紀的人、有經驗的人告訴你,而且是很早提醒你,說你把煙筒做好、把牆的縫隙塗好,就不會有失火之患。但是人們對於這樣的建議往往是忽略掉了,不知道感恩。那麼同樣的道理,如果一個人被關進了監獄,有人能夠把他從監獄裏救出來,使他免於牢獄之災,全家的人一定對這個人感恩戴德。但是如果有人在這之前就教導了仁義慈悌的道理,按照這些仁義慈悌的道理去做,(保證沒有,聶老師口誤,可以去掉)保證是終身沒有牢獄之災。但是遺憾的是,沒有人對這些宣講倫理道德的人感恩戴德。”這個比喻非常形象,就是告訴我們社會的道德風氣之所以不好,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講道德、行道德的這些人沒有被重視。這就是告訴我們尊師重道有多麼的重要。
《荀子》上說:“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傅;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傅。”唐朝唐太宗,他之所以在隋朝戰亂之後,很短時間就開創了“貞觀之治”,使天下太平、萬國來朝,這與他尊師重道密不可分。特別是他將《群書治要》這一部治國理政的寶典,用在他治國之中,而且他還將這一部書,賜予了皇子、王儲們共同來學習。清朝的“康乾盛世”,這更是與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都設立了禮請“儒、釋、道”大德為國師,堅持經筵制度,經筵制度就是宮廷講學,堅持這種宮廷講學有關。那我們再反觀:唐朝之所以會衰於唐玄宗,清朝之所以是亡於慈禧太後,也都是因為他們對聖教的廢弛和對師道的忽略。所以縱觀中國幾千年的曆史興衰可以發現,凡是尊師重道的時期都是政治清明,乃至於盛世出現的時期;凡是輕師賤道的時期,都是王朝走向衰敗和滅亡的轉折點。這些就是我們所講的尊賢的內容。
下面我們講一講愛民。為人君者一定要愛民如子,所謂“天子”,什麼叫做天子?“天子”就是對天下人都像子女一樣愛護,而天下人對他像父母一樣親愛,這才是稱得上“天子”。為什麼要愛民?我們首先要了解一個君王,他是如何成為君王的,有人說靠民主選舉,我們看看(古人,聶老師口誤,可以去掉)古書上他是怎樣說的。《漢書》上說:智慧超群、卓越的率先恭行,敬讓博愛有德行的聖者,人們心悅誠服地跟隨,跟隨的人多了,形成群體,這個人就成了君;遠近的人都趕來歸附,這個人就成了王。比如:舜在曆山腳下耕種,曆山的人都相互謙讓田地邊界;舜在雷澤捕魚,雷澤的人都能夠相互謙讓居所;舜在黃河之濱制陶,那裏制作的陶器,就沒有粗制劣造的。舜所居之處是“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這些都是由於舜的德行所感召的。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人成為君王,不是強迫民眾聽命於他,而是人們仰慕他的德行,受到他的感化和恩澤,自然而前來歸附的。
為什麼要愛民,這裏歸納兩個原因:首先愛惡是禍福之源。對於一個人來說:“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夏商周三代的興國之君,與天下之民同憂樂。秦始皇秦二世欺淩天下的人們,而獨樂其身。“與民同樂者其樂長,獨樂其身者不久而亡。”這就是為什麼夏、商、周三代曆時數時,而秦二世就滅亡的原因。為什麼要愛民的第二個原因,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我們在一開始講過,說:“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君主有德、愛民如子,就能夠感召民眾前來歸附,例如:商湯是“以七十裏之地而王天下,文王以百裏之壤而臣諸侯”。這些都是因為商湯和文王有德行,自然感召民眾前來歸附。這也是《大學》上所說的:“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愛民就是要“從政治上利之,從經濟上富之,從文化上教之。”我們來看一個古代君王的例子:《群書治要·新序》上記載,戰國時期的鄒國鄒穆公,他頌布了一個命令。他說喂養野鴨、大雁一定要用秕穀,不能夠用粟米,粟米就是脫了殼的小米。等到糧倉裏的秕穀全都用完了,他就派人到民間用兩石的粟米去換一石的秕穀。官員們就覺得這樣做實在是太浪費了,就向他請示,說:“我們用兩石的粟米卻只換了一石的秕穀,來喂養這些野鴨和大雁。那還不如直接就用粟米去喂養它們,這不是很好嗎?”鄒穆公回答說:“你說的不對,百姓是光著脊背辛勤地耕作,才種植出這些粟米,難道就是為了要養這些野鴨和大雁嗎?喂養這些鳥獸嗎?粟米是上等人的食物,怎麼能用來養鳥呢?你只知道算小賬,卻不知道算大賬。周朝有一個諺語,叫作 “囊漏貯中”,就是說盛糧食的口袋漏了,但是糧食還是漏在了更大的容器裏面。你沒有聽說過這個道理嗎?”鄒穆公接著說,他說:“君主是百姓的父母,我們把糧倉裏的小米轉移到百姓的家中,這難道就不是我們國家的粟米了嗎?讓鳥吃這些秕穀,為的是不傷害我們國家的粟米。粟米在我們倉庫裏,還是在人民那裏,對於我有什麼區別呢?”我們從這個故事就是可以看到鄒穆公愛民,他是真正做到了利民、富民、教民。
在《賈子》上也記載,說:鄒穆公非常地節儉,而且他是真正做到了克己、尊賢、愛民。他對自己苛刻,但是對百姓卻很豐厚,他親近賢明的人,安邦定國,愛護百姓就像如同愛護自己的孩子一樣,因此他的臣下對他非常的聽從,就像是手背聽從心指揮那樣默契,而且當時鄒國是一個小國,但是鄒國雖小,它周圍的大國都不敢輕視鄒國。後來鄒穆公去世了,鄒國的百姓是真的像失去了慈父一樣悲痛,鄒國四邊的鄰國,士民們都朝向鄒國的方向而痛哭,而且民間連琴瑟的聲音都聽不到了,就是百姓都自發不再奏樂了,直到一年之後才又聽到了琴瑟的聲音。所以《賈子》上就總結說,這就是“愛出者愛反,福往者福來。”
愛民,歸根結底是要教民。《禮記》上說:“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建立一個國家,領導他們的人民,最重要的是要教學,中國自古便重視教育。中國傳統的為政者,不僅要“作之君”,更要“作之親、作之師”。不僅要領導他的下屬,還要像親人一樣去關愛下屬,還要教導下屬,起到為人師表、正己化人的作用。這一點我們從剛才“政者,正也。”這個定義就可以看出來。從領導者的角度講,“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從下屬的角度講,《禮記》上說:下級侍奉上級,並不是看他所下達的命令,而是看他的行為。如果上面的人喜歡某一個東西,那麼在下面的人只會比他在上面的人更加地喜歡。所以上級領導所喜好,或者所厭惡的事情,就不可不謹慎,因為他是人民的表率。這段話告訴我們的就是上行下效的道理。所以領導者如果真的希望社會風氣能夠好轉,真的希望人民的道德素質能夠提升,那就要以身作則、率先垂範。當民眾真切地從領導者的身上感受到了仁義慈悌的光輝,自然就會精神振奮,群起而效仿。《大學》開篇上就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這就是點明教育的目的是要“明明德”,即恢複人們本善的本性,並且通過親民、愛民、化民,使人民也明明德。“明明德”與“親民”就是自覺覺他的教育過程,這種“明明德”的教育就是成聖成賢的聖賢教育,他的內容就是倫理、道德、因果,教育直接影響年輕一代的成長,而年輕一代又是國家的未來,換句話說,教育關乎著一個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只有辦好教育才能夠導正人心,使社會得到治理,協調好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系,從根本上保證社會的長治久安,進而才能夠得到國家的安定、太平。
下面我們講第四個內容,納諫為要。《潛夫論》上有一段話說得好,他說國家之所以能夠治理得好,是因為君主英明;而國家之所以敗亂,是因為君主昏庸。君主之所以英明,是因為他能夠廣泛地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君主之所以昏庸,是因為偏聽、偏信。所以君主內心通達,廣聽兼納,聖德就會日漸擴大;而偏信奸佞之言,昏庸愚昧就會與日俱增。這段話是為我們點出了為政之道一個非常重要的態度,那就是“兼聽則明,偏信、偏聽則暗。”舜帝他曾經說過,他說:“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這句話什麼意思?“弼”是糾正過失的意思,“退有後言”,就是當面順從,背後卻有不服從的言論。大舜是說,說:如果我有過失,你們就輔助、糾正我,不要當面聽從我,背後又去議論。所以治理國家的方法就是要鼓勵人民進言、諫言,引導人民敢於講實話。這樣,君主就能夠明察真偽,通曉治亂的真實情況。
在堯舜時期,進諫的鼓,可以批評的木牌都是立在朝門之外,讓人們可以隨時的進諫。周朝和殷朝的聖哲君王,對於百姓的怨言,甚至是責備都是洗耳恭聽。這樣才能夠使他們自己耳聰目明,廣開言路、無所忌諱。甚至他們還要去征求那些砍柴的平民百姓的意見,使下情可以上達。但是相反,秦朝為什麼會滅亡?《後漢書》上說:“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能夠諫諍的人被誅殺,而阿諛奉承的人受到了賞賜,善言凝結於忠臣的口中說不出來,國家的命運都是出自於讒邪之人的口,這就是秦朝滅亡的重要原因。因此,《吳志下》上這句話總結得非常好,它說:使國家興盛的君主,無不是喜歡聽別人指正他的過失。比如說《孟子》上講到,說:孔老夫子的弟子子路,聞過則喜,聽到別人給他指正過失就非常地高興。禹聞善言則拜,大禹聽到別人給他進諫善言,他就向人禮拜以表示感謝。但是相反,那些使國家昏亂的國君,都是喜歡聽別人對他的贊譽,喜歡別人奉承他,為他歌功頌德。喜歡聽別人指正他過失的人,他的過失就會一天天地減少,福分也就來到了。相反喜歡聽贊譽的人,他的聲譽就會一天天地減損,最後災禍也就來到了。
我們來聽一個故事。《說苑》上記載,樂師經在鼓琴,這個時候,魏文侯就聞樂起舞,而且還唱到:說讓我的言語沒有人違背。師經在聽到這句話之後,就抱起了琴去撞魏文侯,結果沒撞上,只撞到了文侯冠冕前的玉串兒,這個玉串兒被撞散了。文侯回視了一下左右的臣僚,就問:“說作為臣子竟然敢撞擊他的君王,該當何罪?”這個臣僚就說:“罪當烹。”於是魏文侯就命令把師經提下堂去受刑,剛下了一級臺階,師經就說,他說:“臣可以說一句話再死嗎?”文侯同意了,這個時候師經就說:“從前堯舜作為君王的時候,只怕自己的言語沒有人違抗,而桀紂作為君王的時候,唯恐自己的言語被人違抗。我撞擊的只是像夏桀、商紂這樣的暴君,並沒有撞擊我們的君王。”魏文侯聽了師經的話,說:“放了他吧,這是我的過錯。”魏文侯還命令,將琴懸掛在城門之上,作為他接受諫言、改過自新的憑證。又命令不要修補冠冕上被撞散的玉串,以此作為他的借鑒,使他一看到這個撞碎的玉串,就知道不要去做像桀紂那樣的君王。從這個故事,我們一是看到魏文侯他可以虛心接受臣子的諫言,同時也是看到古代臣子他盡忠職守,看到君主有過失的時候,能夠不惜生命而犯顏直諫。為什麼他們能夠做到這一點,就是因為他們沒有私心,沒有顧及自己的利害得失。
他們看到的是君主的危亡,以及由此給百姓帶來的禍患。
在《孔子·家語》上,記載的一個《史魚屍諫》的故事。衛國的蘧伯玉德才兼備,為人正直且德才兼備,但是衛靈公卻不任用他;彌子瑕無德無才,反而受到了重用,這個時候史魚就極力地勸諫,但是衛靈公卻不采納。史魚生病快要去世了,就叮囑他的兒子說:“我在朝為官,未能使蘧伯玉入朝為官,也沒能罷免彌子瑕,這是我作為大臣沒有起到匡正國君的職責。我活著的時候不能夠匡正國君,死後就不能夠用正常的禮儀來安葬我,我死之後,你把屍體放置在窗戶之下,對於我而言就已經足夠了。”他的兒子應該說也是一位孝子,確實是依言照辦了。史魚去世,衛靈公前來吊唁,看到史魚的屍體是在窗戶之下,就問這是什麼原因?史魚的兒子就把他父親的話告訴了衛靈公。衛靈公聽了之後愕然失色,他說:“這是寡人的過錯。”於是就命令按照賓客的禮儀安葬史魚,而且聽從了他的建議,提拔任用了賢人蘧伯玉,罷免了佞人彌子瑕。孔子聽後評論說,說:古代極力勸諫的人,到死也就結束了,沒有像史魚這樣,死了之後還要借著屍體來進諫,以忠義感動國君之人,怎麼不能稱他為正直呢?從這個故事我們也是看到,像史魚這樣的為官者,臨終仍然不忘盡忠職守,還要想方設法勸諫國君,最後終於感動國君采納了自己的建議。這種是至死不渝、匡正國君過失的忠義精神,也是為官者、忠臣特別受人民愛戴的重要原因之一。
《尚書》上說:“僕臣正,厥後克正;僕臣諛,厥後自聖。”“僕臣”在古代是侍女、僕從,(在現代的,聶老師口誤,可以去掉)用現代的話說就是秘書、司機、警衛員等等,他們都是和官員、領導者最近的人。《尚書》上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君主身邊的人都是正直之人,那麼君主就能正直,倘若君主身邊的人都是阿諛奉承之人,久而久之,君主就會自以為聖明。為什麼呢?因為他每天聽到的都是阿諛奉承的好話。所以古人他特別強調,君主不能讓諂媚迎逢之人留在身邊。但是人都用五欲六塵的喜好,為了防止欲望的蒙蔽,就必須親賢遠佞,要依靠身邊之人時時監督、時時提醒。
下面我們來講一講趙簡子與周舍的故事。上午老師講過,不知大家還記不記得,這個故事可以告訴我們作為一個領導者,要如何來選用自己身邊的人,比如說像秘書、司機。這是在《群書治要·韓詩外傳》上記載,說:趙簡子他是晉國的正卿,有一位臣子叫周舍,在他的門外站了三天三夜,趙簡子就派人去問他是不是有事相求。周舍就說,說我別無所求,只想做一個敢犯顏直諫的臣子,每天拿著筆墨跟在您的身後,每一天將您的過失記錄下來,然後每個月匯集在一起,一年看看他有什麼樣的效驗。趙簡子就答應了周舍的請求,從此以後,趙簡子走到哪裏,周舍就跟到哪裏,很認真地拿著筆對他的每一個過失都加以記錄,但是不幸的是,周舍沒過多久就去世了。有一天,趙簡子和群臣在洪波臺飲酒,當他和群臣飲得正高興的時候,突然就趴在桌子上哭了起來。臣子們看到趙簡子失聲痛哭都很惶恐,紛紛地離開自己的坐席來向他請教,說:“我們知道自己有過失,但是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過失,還請您明示。”趙簡子就說,說:“諸位大夫沒有過失,我只是突然想起了自己的一位朋友叫周舍,他跟我說過一句話,他說:‘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掖;眾人之唯唯,不若直士之愕愕。’也就是一千張羊羔皮,都不如一片狐腋貴重,眾人的唯唯諾諾,不如一個人的犯顏直諫對我有幫助。商紂王的臣子唯唯諾諾,商朝就滅亡了,周武王的臣子犯顏直諫,周朝就興盛起來了。自從周舍過世之後,我就再也沒有聽到自己的過失了,我知道自己離滅亡的日子不遠了,因此我才在這裏哭泣。”
從這個故事我們也是看出,趙簡子,他也是一位非常明智的領導者,他知道什麼樣的朋友、什麼樣的臣子對於自己真正的有幫助,而且他對自己的要求也非常嚴格,有警惕之心,以史為鑒,其實對於能夠指正我們過失的人要心懷感恩,也可以想一想,只有在小的時候,可能父母、老師有指正我們的過失。但是越來越大,能夠指正我們過失的人就變得越來越少了,所以當有一個人真正能夠指出我們過失的時候,還是要心懷感恩,勇於改正過失。
以上是從修身尊賢,愛民納諫四個方面,來說明了政德修養如何影響了自身的榮辱,以及國家的興衰。但是,我們也是看到十九大以來,仍然時不時有新聞報道官員落馬,因為貪汙受賄、以權謀私,這些人最後是鋃鐺入獄。陳毅元帥曾經寫過一首古詩叫《手莫伸》,這首詩在菲璘小的時候,爺爺就給我講過,記得很清楚,開頭就叫:“手莫伸,伸手必被捉。黨與人民在監督,萬目睽睽難逃脫。”有些官員違法亂紀,他總是抱著一種僥幸的心理,以為自己這樣做沒有人知道,不會有後果,但其實“天網恢恢,疏而不失”。領導幹部要深深地牢記下面的五點:
第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天,看似遙不可及,但是察人善惡卻沒有失誤,“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弗可逭。”天災尚可避免,自召之災是逃脫不掉的。還有,《左傳》上說:“多行不義,必自斃。”
第二,惠迪則吉,從逆則凶。《尚書》上說:“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這句話的意思是順正道而行則吉祥,違背正道則凶險,這效應就如同是“響之應聲,影之隨形。”《文子》上有一句話,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有些人可能看到一些人好像沒有做什麼,甚至以前還做過一些不太好的事情,但是現在飛黃騰達了,於是產生了不平衡的心態。但是這個時候一定是要想到,任何事情其實都不會無緣無故平白發生,可能是這些人改過向善,而且是在默默之中積累了大善,最後陰德陽報。“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老子》上有一句話,叫:“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什麼意思?聖人不積累財富,越將財富施與別人,自己越有,為什麼說不積聚財富呢?因為“積財喪道”,財富的積累損害的是道,聖人明了這個道理,所以他不積累財富,用這個財富來為人民謀福祉。《文子》上還有一句話,叫:“夫道者,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盡行之天下服。”關於這個道實行得小,就會得到小的福祉;實行得大,會得到大的福祉;完全按照道的要求來做,全天下的人都會信服。這個對於為官者有什麼啟示呢?古人說“官門好積德”,為官者如果發布了一個好的政策,利國利民,那麼無形之中就會為自己積功累德。但是同時也要知道“官門好造罪”,身處一個重要的位置,如果不能夠利國利民,結果,還反而拿著這樣的位置去以權謀私、誤民誤國,那麼無形之中就是給自己增添了很多的罪業。
第三點,作善百祥,不善百殃。《尚書》上說:“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這是說一個人的一言一行會產生非常大的影響。《周易》上說:“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裏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不善則千裏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這個邇就是近的意思,君子的言行它可以影響到遠方,更何況是近的地方。如果他出言善,在遠的地方都可以有人來響應,更何況是近的地方;如果是不善,那麼遠的地方都會違背他,更何況是他身邊的人。所以一定是要謹言慎行,對於領導幹部更是如此,因為謬誤出口,可能禍亂會殃及萬裏之外。此外,這個一言一行還有可能持續很長的時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三王五伯”,這個三王指的就是夏商周三代的開國之君,五伯就是春秋五霸。他們都是利益天下的君主,因此是“身貴顯而子孫被其澤”;“桀紂幽厲”,也就是夏桀、商紂、周幽王和周厲王,他們都是人主之害天下的人,因此是“身困傷而子孫蒙其禍”。
第四點,存亡禍福在己而已。剛才有關於個人榮辱和國家興衰講了很多,其實存亡禍福,都是在自己。《老子》中有一句話,叫:“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人遭禍能夠悔過向善,便會禍去福來,人得福卻驕恣放縱,則會福去禍來,禍福相更而生,無有盡時,禍福是會相互影響。在《孔子家語》上就有兩個例子,我們先看一個禍轉為福的例子。殷朝太戊統治時期,也曾一度是社會道德敗壞,國家法紀紊亂,以至於出現了“桑穀”二樹共生在朝堂之上的反常現象。太戊十分恐懼,就謹慎地修養德行、勤修善政,後來樹枯死了,殷朝中興,太戊也獲得中宗的稱號,享國75年。我們再看一個相反的例子,福轉為禍,太戊的後世子孫帝辛,也就是商紂王。在帝辛統治時期,有一只雀鳥在城牆腳下生出了一只大鳥,帝辛便妄以為他可以借助雀鳥之德,從而不修國政,後來殷朝也滅亡了。從以上兩個例子可以看出,“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天災地妖,並不能改變存亡禍福,不過也正是因為這些是自己決定的,這也就為改變自己的命運,甚至於改變一個國家的國運提供了可能。
第五,疑今察古,鑒往知來。在《管子》上說,“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這句話習主席也曾經引用過,意思是說:對於當今有懷疑的可以察看古代,對於未來不明了的可以察看以往。因為一件事情有的時候發生,從原因到結果需要時間、需要積累,量變到質變產生結果。例如對於一個人來說:“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
我們來聽一個故事。在《晉書》上記載,何曾曾經告老還鄉,被當時的世祖武皇帝也就是司馬炎召見侍座,但是何曾發現司馬炎不談國事,說的只是一些尋常語。何曾退朝之後就感歎,說恐怕會身不免難,何曾告訴他兩個兒子,尚可以善終,但是指著他的孫輩說:“到你們這一輩就必遭禍亂而死。”後來何曾的孫子何綏果然死於動亂,何綏的兄長就感歎他們的祖父預料如神。但是真的是預料如神嗎?其實何曾他之所以能夠預斷准確,就是因為他明白,德行是福祉的基礎,世祖武皇帝司馬炎昏庸,不談朝政,那麼長此以往,積累一段時間,必定會導致國家的混亂。
《國語·晉語》上就有這句話,叫:“德,福之基也。”《漢書》上說:“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周朝從始祖後稷開始,世代累善積德,到了文王,已經是傳了十餘世,文王也是德行廣大,當時是感召殷商三分之二的諸侯國前來歸附周。文王的兒子武王繼承了父親的志向和事業,孟津觀兵,也就是閱兵,八百諸侯不期而至,沒有邀請就前來響應武王伐紂。周能夠得天下,也是因為周從始祖開始就累世積德,到了武王的時候,滅殷商的因緣成熟,武王伐紂一舉滅殷而得天下,他並不是僅僅武王一世積功累德的結果。相反,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他使秦國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四百年後秦始皇吞並六國一統天下,但是緊接著做的是什麼?秦始皇焚書坑儒,疏遠賢臣、忠諫之臣,秦二世胡亥,也是親近奸佞諂媚之臣,濫用刑罰,秦朝十五年建立就滅亡了。這個是百年的積累,十五年就滅亡了,所以在史書上也討論說:“二世之禍,始皇所起也”(原文有也)。《賈子》上說:“自古而至於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矣。 ”以上這五點是從《群書治要》中總結出的,關於德行對於個人榮譽以及國家興衰的影響規律,古鏡今鑒,希望這些是能夠作為為政者的曆史借鑒。
魏征在《群書治要》序文中說:《群書治要》是可以“用之當今,足以鑒覽前古;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群書治要》,不僅是魏征向唐太宗進諫的重要理論依據,也是唐太宗創建“貞觀之治”的思想源泉和理論基礎。可以說,《群書治要》幫助唐太宗開創了“貞觀之治”,這就是魏征所說的“用之當今,足以鑒覽前古”,《群書治要》為唐太宗提供了曆史借鑒。那麼後來呢?《群書治要》這部書由日本的遣唐使帶回了日本,幫助日本實現了平安時代的繁榮,也就是在日本的承和、貞觀兩朝之間,社會所出現的安定繁榮的盛世局面。這就是魏征所說的“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的例證。
所以這裏我們也是可以看到,《群書治要》不僅在當時,也為後世;不僅在中國,也在外國輔助為政者實現了太平盛世。這是因為《群書治要》中所擇錄的古聖先賢的治國理政的智慧、方法和經驗是符合“道”的,特別是關於國家盛衰的經驗和規律,具有普遍的價值。“前世不忘後世之師”,唐太宗讀《群書治要》手不釋卷,感歎說可以使他“致治稽古,臨事不惑。”如果現在的各級領導者都能夠學習書中治國理政的智慧和經驗,《群書治要》也一定可以輔佐今天的為政者,使社會達到太平之境。
今天菲璘和大家的分享就到這裏,其中不足之處,還請大家批評。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