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諸位同學，諸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繼續學習《群書治要360》。上次我們學到第248句：“富國有八政”。我們講到了第二條“時以生利”。我們看第三條，“三曰貴農賤商”。貴農賤商，就是重農輕商。

為什麼古人重農輕商呢？我們首先從古代商人的職業特點來進行分析。在《漢書》中講：“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商人的職業特點是什麼呢？大的商人囤積貨物，獲取加倍的利息；小的開設店鋪，販賣貨物。他們用特殊的手段獲得利益。每日都去集市遊逛，趁上面急需貨物的時候，把所賣的物品價格成倍地抬高。

從這裏我們看到，古代的商人和現在的企業家並不相同。現代的企業家，他直接參與從生產到銷售的整個過程，但是古代的商人並不從事生產。只是通過低價買進，高價賣出，通過賺取差價的方式盈利。他的這種性質就是類似於現代的中間商，所以商人的作用僅限於流通領域。而國民經濟的基礎是生產，拉動生產的是消費。流通只是調節生產和消費關系的中間環節，對社會經濟的發展只是起到了輔助、協調的作用。在中國古代，發揮生產主導作用的主要是農業和手工業。尤其是農業就被稱為“本業”，商業就稱為“末作”。由於古代商業本身，在社會經濟結構中居於次要的地位，所以商人職業在“士農工商”之中，排序到最後也是自然的了。

而從文化傳統的角度來分析，輕商也是源於中國文化中重義輕利的價值取向。孔子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也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命是人之至寶，是最大的利。但是一個人連生命尚且可以捨棄，那身外之物就不足論了。孔子也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棄仁義而求私利的人，在中國文化中被稱為小人，所以小人未必是奸邪之人。從廣義的角度來說，小人就是只顧一己之私的小心量之人。

中國文化重視道德仁義，以德行的厚薄來作為判斷一個人社會價值高低的標準，而不是以地位或者財富。於是就產生了“位以德尊”的政治觀念，和“德本財末”的財富觀念。所以在“士農工商”四民之中，沒有權利、沒有財富，但是能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教的清寒之士，反而成為社會人群最受尊重的對象。因為士人“重義輕利”，堪為大眾的師表，能夠帶動社會，崇尚倫理道德的正氣。在中國文化中師道的重要性與孝道同等重要，甚至從某種意義上，師道比孝道更加重要。因為父母給了我們生命，老師給了我們的是慧命。所以中華民族有孝親尊師、尊師重道的優秀傳統。我們漢學院能否辦好，教學質量能否提高？主要取決於什麼？主要取決於能否請到好的老師。好的老師的標準是什麼？標準就是要“德才兼備”。我們想一想，現在這樣的老師到哪裏去找？德才兼備的老師，為什麼要會到這裏來教書？是因為我們對老師有尊重，因為我們這裏體現著尊師重道的傳統，而且我們對老師尊重，學生看到了才能夠對老師生起恭敬心。所謂“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誠敬得十分利益”。如果我們對老師不夠恭敬，結果是什麼呢？第一就是好的老師不會再來了；第二，學生對老師沒有恭敬心，不能夠獲得真實利益。我們需要讓老師學到的是尊師，而不僅僅是尊重“我”這位老師。這是我們講到，為什麼士人受到尊重？是因為重義輕利。商人與士人形成了鮮明對比，商人他以逐利為目的，在有利可圖之時，甚至會見利忘義。在以“仁義道德”作為價值標準的中國，自私自利的商人群體，自然不會受到社會大眾的特別尊重。

從政治穩定的角度來看，為什麼重農抑商？《孔子家語·六本》中指出：“治政有理矣，而農為本。”簡單地講，就是農業夯實國本。在古代，“農業”與“農桑”基本上是相互通用的概念。“農桑”是立國之本，因為農桑供給了民生最基本的需求，那就是糧食和衣服。對於人類而言，衣食也是生存底線的保障，“衣食無憂”才能夠從事其它的社會活動。《群書治要·三國志》中說：“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唯農是務。”又說：“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這裏的“儲”，就是指儲糧。國家糧食儲備不足，即使是在和平年代，就已經處於隱患之中。如果再加上水旱、天災、外敵入侵，國家很容易會土崩瓦解，所以古人重農，是因為看到農業是立國之本。

雖然重農無可厚非，為什麼要抑商呢？這裏邊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首先涉及到的是勞動力資源分配的問題。在崔寔《政論》上說：“農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入厚。故農夫輟耒而雕鏤，工女投杼而刺文。躬耕者少，末作者眾。”因為農業生產非常勤苦，但是收入微薄，工商業非常的安逸，但是收入豐厚。所以農夫就放下了鋤頭等，去學習雕花刻鏤；織女也把織布的梭子給停下來了，而學習刺繡文采。親自參與耕作的人少了，而從事商業的人就多了。這說明雖然從國家層面上來看，農業的基礎性地位不可動搖，必須大力發展。但是從個人盈利的角度看，制作精巧器物的工匠，和善於倒買倒賣的商人，付出的勞動少，但是獲利多。這就導致了很多農民，放棄了農業而轉向工商業謀生。

如果農業勞動力流失，就會導致糧食、布帛減產，進而引發全社會的衣食供應不足，人民生活水平驟降。《漢書》上說：“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民哉！”衣食難繼，就使人民都成了難民，為了維系生存，有的人賣妻鬻子，有的人揭竿而起，社會秩序必然混亂。商業妨害農業，動搖了國民經濟的基礎，國家也隨著就會很危險了，人民也隨著會貧苦。《管子·治國》中指出：“先王者，善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什麼是“興利除害”？就是把利益農事的事情興起，把有害於農業的事情禁止，這個就是“興利除害”。簡單地說，古人選擇重農抑商，是因為勞動力資源，它是一個固定的，就像一個固定大小的蛋糕。從事商業的勞動力多了，從事農業的就會減少。所以自然會優先考慮農業這個本業。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首先，重商政策容易引發經濟秩序的混亂。這首先是因為，活躍在流通領域的商人，經常扮演著投機倒把的角色，像《漢書》中記載，因為年景不好，糧食歉收，或年景大好而糧價下跌。商人經常利用囤積居奇的方法謀取暴利，而農民卻只能任其宰割。《傅子》中也記載，秦朝的重商政策，導致了“都有專市之賈，邑有傾世之商”的局面，商賈的壟斷行為，擾亂了國家正常的經濟秩序。在《六韜》中指出：“君無以三寶借人。”哪三寶呢？“以三寶借人，則君將失其威。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三寶完則國安。”如果商人控制了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領域，就可能會興風作浪，引發社會的動蕩和混亂。而商人富裕之後，還會向急需用錢的窮苦百姓發放高利貸，這樣就更加大了社會的貧富差距。商人群體如果不受限制的恣意妄為，對國家和人民的傷害是不可估量的。所以中國古代，把治國之權交予士人，而不是交給商人，就是看到商人以利害義、以私害公的行為的危害性。

其次，因為商賈易於缺乏誠信操守。《傅子》中指出商人的職業有一個特點，什麼特點呢？“眾利之所充，而積偽之所生，不可不審察也。”商人每天面對的都是金錢利益的誘惑，心術一旦偏斜，就會走向巧詐虛偽。所以中國有句俗語“無商不奸”，其實就是根據商人的職業特點總結出來的。如果奸商橫行，輕者騙取人財，重者謀財害命。現在社會出現的劣質產品、有毒食品，都是商人見利忘義的結果。

第三，就是商賈會加劇政治腐敗。商人不僅有可能直接控制國家的經濟命脈，還會間接通過交往官員而影響政治。在《漢書》中，就指出了商人攀附權貴的情況：“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埶，以利相傾，千里遊敖，冠蓋相望。”商人們憑借自己豐厚的財富交結王侯，勢力甚至超過官吏，他們權錢交易，千里之間四處遊蕩，一路上的冠蓋相望不絕。

商人靠手中的財富賄賂官員，官員利用手中的權力為商人提供便利。如果官商勾結，必然狼狽為奸，造成政治的腐敗和市場的不公平競爭。像我們國家目前很多官員腐敗，都是和商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有些商人，傍上“大樹”之後，呼風喚雨、為所欲為。國家制度不僅不能夠限制他們的不義之行，還會成為商賈謀利的工具。做到極致的商賈，還會利用財權操縱國柄，左右國家政策的制定。就像現在影響美國政治走向的是大財團而不是平民，一樣的道理。

從重商對社會風氣的影響來看，商賈容易帶動奢靡之風。在古代，商人普遍讀書較少，倫理道德的觀念相對淡薄。《漢書》中描述商人的生活作風：“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而有仟伯之得。”商人沒有勞動的付出，但是還好巧取豪奪。一旦發達，容易放縱耳目口腹之欲，過上驕奢淫逸的生活。即便是白手起家的商人，也常常不免於此。而那些不知創業維艱的富家子弟，更容易驕奢放縱、為所欲為，甚至成為地方惡霸、為害一方，對社會風氣造成惡劣的影響。

商業對社會風俗的影響，還表現在會帶動全社會的功利之風。秦朝曾奉行重商輕農的經濟政策，但卻導致了整個國家倫理道德的淪喪。在《傅子》中記載：“秦亂四民而廢常職，競逐末利而棄本業，苟合一切之風起矣。於是士樹奸於朝，賈窮偽於市。臣挾邪以罔其君，子懷利以詐其父。”說秦朝搞亂了“士農工商”四民的秩序，而廢棄常業，競相追求商業之利而放棄農業，苟且逐利之風興起。於是，官吏在朝廷行奸，商人在市場弄虛作假，大臣用邪偽欺騙國君，兒子為私利欺詐父親。在秦朝重商態度的影響下，人人逐利而忘義，父子無親，君臣相欺，官員腐敗，商賈欺詐。整個社會的風氣都敗壞殆盡。中國自古講求以倫理道德立國，如果倫理道德關系為利益關系所取代，結果就是《孟子》上所說的：“上下交征利，其國危矣。”

當然，在“士農工商”四民之中，商人佔有一席之地，說明商業也是國家經濟運行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傅子》中認為，商賈“伸盈虛而獲天地之利，通有無而壹四海之財。其人可甚賤，而其業不可廢。”雖然商人見利忘義的行為確實為人所輕賤，但是商人在促進財貨流通方面，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也是功不可沒。在合理經營的情況下，商賈會帶動財貨的流通，持續調節著供需的平衡，對社會經濟發展起到了有力的輔助作用。像中國古代的“絲綢之路”、“茶馬古道”等等，都是以商旅為主體，來促成不同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而在當時惡劣的自然條件下，商旅所付出的努力，常常會超越農夫，這種吃苦耐勞、敢於探險的精神也值得尊敬。

後來商人的職業性質、社會形象在逐漸發生了變化。從明清的徽商、晉商，到現代的粵商、浙商，都是獲得了良好口碑的商人群體。這是什麼原因呢？這是因為他們也從事生產，並且最重要的是以德立身。秉持了誠信、和氣、低調、共贏、慈善的經營理念，所以他們的社會身份也逐漸得到了認同。這種認同從根本上而言，是由於商人群體從“輕德”到“重德”的變化，由“見利忘義”到“重義輕利”的轉型。

這是從幾個方面來說明，為什麼中國古代要采取重農抑商的政策，而且這種政策至今還有它的意義。

“四曰常民之業。”四就是使人們都有固定的職業。人有固定的職業，就會心思專一，就不會遊手好閑、不務正業。為什麼要讓學生堅持復講不中斷？其實也有“常民之業”的味道在其中。就是把復講作為一種習慣固定下來，把心思就放在准備復講之上。這樣，心力比較集中，心無旁騖。這也是用一念取代一切妄念，就沒有時間打妄想了。而且在講的過程中，你要念念想到，如何使自己所講的內容利益社會大眾，讓社會大眾對傳統文化生起信心，所以自然會讓你把問題講清楚、講明白、講透徹。而且在復講的過程，本身也是修定的過程。講課的時候要全神貫注，否則你就會講錯，那麼這樣定的久了，講到最後，也會因定開慧，法喜充滿。有了這種法喜，想退轉都很難了。所以漢學院仰賴師父上人的威德加持，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一門深入，長時熏修”的學習機緣，其實就是幫我們做到“常民之業”。所以一定要抓緊時間，不能夠蹉跎歲月。

“五曰出入有度。”就是量入為出，開支有節制。這樣才不會有入不敷出的危險。古人說“成由勤儉破由奢”，像我們漢學院，是仰賴師父上人的福報，有很多的供養。但是我們也必須清楚，這些供養都是來自於十方四眾弟子的省吃儉用。所以一定要把錢用在該用的地方，學習師父上人的節儉。師父上人衣食住行都是為了恒順眾生，為了眾生生歡喜心，但是自己生活絕對不貪圖享受，自己用一個餐巾紙都是用一半的。

“六曰以貨均財。”六是以正確的貨幣政策調節財富。財貨遍布，就能夠使財富均衡，抑制兼並和壟斷的發生。

“七曰抑談說之士。”七就是抑制高談闊論的人。談說之士分為兩種。第一種就是很有口才，世智辯聰，演講能力也不錯，但是所講的有違大道。但是因為他的口才很好，社會大眾也很容易辨別不清，他講的道理是不是和“道”相符合的。像少正卯這樣一類的人，口才奇好，結果連孔老夫子的弟子都被吸引而去，所以要想辨別善惡談何容易？《弟子規》中講：“流俗眾，仁者希。果仁者，人多畏。言不諱，色不媚。”為什麼仁者能夠做到“言不諱，色不媚”呢？因為他沒有私心，一心為公，言語不需要諂媚巴結，所以令人生畏。又因仁者無所貪求，也不知道別人有類似的貪求，更不會去觀察別人的需要，滿足他人的慾望。即使是觀察別人，也是為了看到他人的需要，進而去幫助成就他人。

另外一種談說之士，就是能說不能行的人。《荀子》中講：“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這裏邊講，“能夠講道而不能行道”的人是國妖。為什麼被稱為國妖呢？因為會讓社會大眾喪失對道的信心。所以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我們講弘法利生，培養講經說法的人才。僅僅具備了演講的能力和知識，是遠遠不夠的，那頂多佔了成就的10%。最重要的是什麼？最重要的是要經得起考驗。而為學的第一功夫是什麼？為學第一功夫，首先要“降服浮躁之氣定”，也就是要做到氣定神閑。首先要讓自己慢下來，心才能定。為什麼曾國藩教誡子弟，吃飯要慢、說話要慢、走路要慢？其實就是為了“降服浮躁之氣定”。然後就是要面對自私自利、名聞利養、五欲六塵、貪嗔癡慢的考驗。這些都能徹底放下，面對這些誘惑如如不動，才能夠有能力承擔弘法利生的責任。所以這個學問，演講的能力，知識的累積，這才是“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八曰塞朋黨之門。”就是要杜絕結黨營私的門路。“黨”，在古代它是一個貶義詞，《荀子·強國》篇有一句話說：“不比周，不朋黨。”“黨”是什麼意思？“助也。相助匿非曰黨。”相互幫助幹什麼呢？隱匿他的過惡，這個才叫“黨”。《論語》說：“君子不黨。”“黨，偏也。”偏私就是黨。“黨”是一個貶義詞，所以通常和結黨營私連在一起使用。

講到了“黨”，我們就看到歐陽修他寫了一篇《朋黨論》，寫得非常好。“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他說，我聽說關於朋黨的言論，是自古就有的，只是希望君主能分清他們是君子，還是小人就好了。

“君子”和“小人”怎麼樣區分？這個古人看問題，真的是一語中的。他說：“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大凡君子，就是所有的君子和君子，都是因為志趣一致而結為朋友，是因為志同道合。而小人則是因為利益相同而結為朋友，這是很自然的規律。

“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但是臣以為，其實小人並沒有朋友，只有君子才有，這是什麼原因呢？“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小人所愛的是薪俸利益，所貪的是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當他們利益相同的時候，暫時的結黨以為朋友，但那是虛假的。“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自保。”等到他們見到利益而爭先恐後，或者利益已盡而交情淡薄之時，就會反過來互相殘害，即使是兄弟親戚也不會互相保護。“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所以臣認為小人並沒有朋友，他們暫時結為朋友，也是虛假的，經不起考驗。

“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君子卻不是這樣。他們堅守的是道義，所履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以君子之朋來提高自身修養，那麼志趣一致，就會相互補益、相互提升。用他們來為國家做事，那麼觀點相同就能共同前進，始終如一。無論是富貴還是貧賤，都不離不棄，這才是君子之朋。“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這句話也說得特別好。所以當君主的，只要能斥退小人的假朋黨，進用君子的真朋黨，天下就可以安定了，天下大治。我們看古人寫的文章，確實非常地佩服，言簡意賅，而且一語中的。

講到了朋黨，也讓我們想到了《論語》上的一句話：“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周”和“比”，有不同的講法。有的講“周”就是公，“比”就是私，這是就“公私”來解釋“周比”；有的講“周”就是普遍，“比”就是偏黨，這是就普遍和偏黨而言的。君子人辦事，是為公而不為私；而小人恰恰相反，辦事是為私而不為公。君子人平時的修養，也是“去其私心，存其公心”，這就是“周而不比”。而小人平時心裏所思所想都是自私自利，這就是君子和小人最大的區別。

從有沒有私心上來區分，君子和小人就一目了然了，而且這也是分辨善行與惡行的一個標準。在《了凡四訓》中，講到有一群學儒的讀書人，向中峰禪師請教，說：“佛家講善惡報應，如影隨形，這個說法靠不住。為什麼呢？因為有人作善，但子孫並不發達，而有人作惡，但家道隆盛。所以佛家講的善惡報應是靠不住的。”中峰禪師怎麼回答的呢？他說：“我們是凡夫，情染還沒有洗滌乾淨，慧眼、法眼、佛眼都沒有開。往往把善的看成了惡的，把惡的看成了善的。自己不深自慚愧，反而責怪老天的報應不公平，這是罪上加罪。”聽了中峰禪師的這個說法，這些儒生就不服氣了。他說：“我們怎麼可能會把善惡看顛倒呢？”

中峰禪師確實很有智慧，他沒有直接回答，而是讓這些儒生說：“那你們看一看，到底什麼是善、什麼是惡呢？”結果有一位儒生就說：“罵人打人是惡人，敬人禮人是善。”中峰禪師說：“未必然也。”另一個儒生說：“貪財妄取是惡，廉潔有守是善。”中峰禪師也說：“未必然也。”結果他們說了很多種關於善惡的標準，中峰禪師都說不一定是這樣。這些儒生就開始疑惑了，就問：“那您說到底什麼是善，什麼是惡呢？”中峰禪師說：“你起心動念、言語行為，利益別人、利益團隊、利益社會就是善。如果你起心動念是自私自利，那就是惡。比如說你對這個人是有利益的，你打他、罵他、斥責他，這也是善。”

這讓我們想到了廣欽老和尚的一個故事。廣欽老和尚有一個弟子向老師來請教，他說：“我這個人‘我執’很嚴重，請師傅幫我破一下‘我執’。”廣欽老和尚看他很誠懇，就笑了笑說：“好。”結果這個學生就出去了，過了幾天，有很多有名望的人，還有各種各樣的人，都來拜望廣欽老和尚。這個弟子就在旁邊服侍，他無論做什麼，廣欽老和尚都斥責他，說他做得不對，想方設法地挑剔他、指責他。最後這個學生實在忍無可忍了，就向廣欽老和尚來請教，他說：“老師，為什麼你當著那麼多人的面來指責我？我也沒有做什麼做得不對呀？”這個時候，廣欽老和尚就笑了。他說：“你前幾天才來告訴我，讓我來幫你破‘我執’，結果我剛剛來想幫助你，你就受不了了。”這個學生在這個時候才恍然大悟，原來老師是來幫助他的。你利益一個人，即使是打他、罵他、斥責他，因為有利於他，那也是善。但是你恭敬別人、禮敬別人，甚至給人送禮，那也是賄賂別人，同樣是惡。你看我們世間人分不清善惡，所以怎麼樣？往往指惡為善、指善為惡，自己還不知不覺。

如果一個人到了沒有人能夠看到他的過失，並且能夠及時糾正、斥責的地步，會怎麼樣呢？那他就看不到自己的過失了，而且身邊總是有很多人讚歎他、稱揚他，久而久之，就自以為聖明，自以為自己修養的不錯了。《弟子規》上說：“聞譽恐，聞過欣。”古人聽到別人批評我們，給我們提建議的時候，都要給人鞠躬表示感謝。所以我們看到了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不能夠從形跡上看，而是要看一個人的存心。

後面說：“故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則為真，利己者私，私則為假。”這個是要把真善和假善區別清楚。起心動念、言語造作，決定沒有私心，都是大公無私，這個善才是真善。如果有利己之心，這個心是私心，這個私心就是假善。

後面還講“又根心者真，襲跡者假。”你做善事、利益大眾，出自於自己的真誠之心，這個是真善。如果是模仿別人，別人做了，我也跟著去做，這個就是假善。比如說看別人都鞠躬，我們也給人鞠躬，但是沒有發自內心的真誠、恭敬和感恩，這一個善就是假善。

後面還說“又無為而為者真，有為而為者假。”什麼意思呢？就是我們做善事，沒有什麼企圖和目的，這叫無為而為，這是真善。如果我們雖然做了善事，但是目的求的是供養，求的是名聲，這個善就是假善。所以古人特別強調陰德，什麼是陰德？就是做了好事，不要到處去宣傳自己。為什麼要宣傳自己？為了獲得別人的讚歎、肯定和恭敬，這都是名聞利養的心，這個心很微妙。雖然我們同樣是作善，但是還求得別人的肯定、恭敬、供養，這個善就是假善。所以做事就是單純的利益大眾，沒有什麼目的，也不想讓人知道，不露痕跡，這個善才叫真善。

在《後漢書》上，記載著一個第五倫的故事。這個故事看了，讓我們自己也很慚愧，讓我們反省，我們的心到底是公心，還是私心？在東漢的時候，有一個人叫第五倫，在建武年間被“舉孝廉”，出來做官。當時的皇帝就是光武帝，光武帝就向他詢問政事，結果兩個人談得很投機，一直談到了晚上。光武帝就問他：“聽說你在做小官吏的時候，曾經用竹板打過你的岳父，而且還不到你的堂兄家去吃飯，難道真有這些事嗎？”一個人非常忠正廉潔，又很能幹，別人想找毛病都找不到的時候，就難免會找一些誹謗的話，來中傷他，來造謠生事。而有德行的人，又不願意去辯護，所以謠言四起，沒有智慧的人可能就會信以為真。

第五倫怎麼回答的呢？他說：“臣娶過三房妻子，都沒有父母。”可見說他曾經拿竹板打過岳父的事情是謠言。他還說：“臣年輕時曾遭遇饑荒，確實不敢隨便到別人家去吃飯。”所以他很幽默，化解了誹謗。皇帝一聽就大笑，把他任為太守。

在任太守期間，第五倫奉公盡節，說話做事從來不為私情所左右。有人問他：“你也有私心嗎？”他怎麼回答的？他說：“過去有一個人曾經送了我一匹千里馬，雖然我沒有接受，但是每到三公選拔，推薦官員的時候，我心中總是對這個人念念不忘，當然到底也是沒有任用他。還有一件事說明我有私心。”什麼事呢？“我哥哥的孩子生病了，我一個晚上就去探望了十次。但是我回來之後，就安穩地睡著了，睡得很安心。而我自己的兒子得病了，我一次都沒有去探望，但是我整夜都睡不著覺，非常地擔心。你看我都有這樣的行為，難道說我沒有私心嗎？”你看古人反省自己，反省得多麼深刻，自己有一點點私心，不平等的心，都能夠反省出來。按理說，關愛別人的孩子，比關愛自己的孩子少，這是人之常情。但是這是凡人的人之常情，對於那些想成聖成賢的君子人來說，他就認為這是有私心的表現了。這些故事讓我們看了，也確實感到非常地慚愧。

關於比、周的注解，西漢經學家孔安國這樣說：“忠信為周，阿黨為比。”什麼意思呢？我們看這個“忠”，上面是一個中間的中，下面是一個心字。告訴我們什麼叫忠呢？就是你必須把心放得中正，這個才叫忠心。為什麼不能夠把心放得中正呢？為什麼心會“不忠”呢？就是因為心中有私，有私了，這個心就不忠，言語就不信實。所以君子人內心公正、正直，說出來的話才會言而誠信，說的都是如實的話。古代的讀書人確實能夠把心放得很中正，所以為人處事讓人很信服，讓人信服、有威信，才能夠把事情處理好。小人卻恰恰相反，“阿黨為比”，“阿”就是曲媚的意思。阿諛奉承，攀緣、巴結、結黨營私，這個就是小人的特點。

皇侃在《注疏》中繼續解釋說：“周是博遍之法，故謂為忠信；比是親狎之法，故謂為阿黨。”這句話為我們解釋了為什麼君子能夠做到忠信呢？因為他的心量大。他的心量廣博周遍，所以起心動念不是為一身、不是為一家，甚至不是為一國而考慮。起心動念是為天下人著想。所以聖人的心量是“盡虛空，遍法界”，是“心包太虛，量周沙界”。這個就是周到了極處。君子能做到公正，就是因為他的心量廣博，凡事從大局著眼。而小人喜歡討好巴結，見到達官貴人，立刻就起阿諛奉承之心，跟他親近。這個親狎的狎字，狎也是親近的意思。但是這個親近有什麼特點呢？外表沒有莊重，內心沒有公正，言語沒有誠實，完全是為了依附權貴，為了自己的名利，得到自己的利益，滿足自己的私心。這種人為孔子所不齒，稱之為小人。

我們進一步要問，為什麼君子人能夠心量廣大、廣博周遍，念念為天下？而小人卻心量狹小，念念為一己之私，而結黨攀緣呢？原因很簡單，皇侃再引古注，進一步解釋“周”和“比”，就告訴我們原因了。“理備故稱周，無私故不比。”“理備”，就是得到天理了，他明了了宇宙人生的真相了，所以他的心量就廣大，能夠做到廣博周遍。天理就是自然而然的道理，天理是什麼呢？那就是莊子所說的“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既然我和萬物都是一體的，談私就沒有意義了。可是現在的人都迷惑顛倒，就像我們經常用海裏的水泡來比喻。認為這個水泡是我，那個水泡是他，所以才有了我與他的區別，而執著這個是我的利益，所以才會有私心，我和他才有了對立。而聖人就是一個明理之人，他明白了我和天地萬物都是一體的，就沒有了我與他的對立。所以他心量廣大、廣博周遍，沒有自私自利。

宇宙本來就是一體的，分不出自我和他人。所以本來就應該是心地無私。只是因為我們迷惑顛倒，產生了一個妄想，把這個一體的境界分為二。有了這個分別，再產生執著，這個是我、那個是他。為了滿足自己的利益，自私自利就產生了，這就是我執。既然執著我，那麼也肯定執著人，沒有了我，也就沒有了人。而有人有我是二法，佛法是不二法，所以學習聖賢教誨，首先就是要去掉我執。去掉了我執之後，你才知道了人我本來不二，真正明白了這個道理，就自然而然的做到“大公無私”。聖賢、佛菩薩都是覺悟了這個道理，所以他幫助眾生、教化眾生，無私無求。為什麼呢？因為他明白，我和眾生是一體的道理。所以覺者的生活，君子人的生活，他表現出來就是有公心。

在《論語點睛》中，蕅益大師的解釋，把這句話的境界更提升了。他怎麼解釋的？他說：“生緣、法緣、無緣、三慈皆是周，愛見之慈即是比。”在《大智度論》中，提出了三種慈悲，那就是眾生緣慈、法緣慈和無緣慈。什麼是“眾生緣慈”？“眾生緣慈”就是緣眾生的相而生起的慈悲。比如說《弟子規》上說的：“事諸父，如事父；事諸兄，如事兄。”《孟子》上所說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把他人看成我們的父母，看成我們的兒女，進而做到“泛愛眾”，做到“凡是人，皆須愛”，這是有相的。是緣眾生的相而生起的慈悲，這個就叫眾生緣慈。世間聖賢的慈悲，都是這種意義上的慈悲。這個也稱為周。

第二種慈悲叫“法緣慈”，這個法就是真理，也就是說，你認識到了真理，知道了一切相本空。眾生是五陰假合而成的假相，是眾緣和合而生起的，“當體即空，了不可得”。但是眾生不覺悟，在這裏產生了虛妄的分別、執著，迷惑了就造業，造業了就受苦，苦不堪言。聖人看到了，憐憫眾生，讓他們離苦得樂，這個就稱為“法緣慈”，是依法而起的慈念，稱為“法緣慈”。

什麼是“無緣慈”？緣就是條件的意思，“無緣”就是沒有條件的慈悲。我們知道聖人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他是“無住生心”。不住人相、我相、眾生相、壽者相，也不住過去、現在、未來，不住色聲香味觸法，這些法都不住。就沒有妄想、分別、執著，心無所緣。在無住的心中生起憐憫眾生的心，這個慈悲心就是無住生心，這個就叫“無緣大慈”。這是因為什麼呢？因為眾生都不知道諸法實相，不知道“一切法無所有、畢竟空、不可得”，所以才虛妄造業。有了這個惡業，就會有惡的苦果。眾生有這樣的苦，聖者看到了，聖者慈憫眾生，就來救度眾生，令他離苦得樂，明了諸法實相。以上所講的三種慈：眾生緣慈、法緣慈，還有無緣大慈，都是周。

下面講“愛見之慈即是比”。“愛見之慈”就是我們一般世間人所有的，有情愛的這種慈悲。比如說父母愛兒女，丈夫愛妻子，是因為愛而產生了慈悲。因為他是你的兒女，你就愛他，他不是你的兒女，你就不愛他。這個叫什麼呢？這個是產生於愛見當中的慈悲。這個稱為“比”。我們把境界向上去提升，拓開心量，不存有愛憎之心、分別之心，一切眾生我們都應該愛，做到“凡是人，皆須愛”，這就是“眾生緣慈”。而當我們有了般若智慧，視一切法皆空，這就是“法緣慈”。再向上提升，就是“心無所住而生大悲之心”，這就是“無緣大慈”，真正成了大聖人。

我們學了這一句話就知道了，學聖、學賢的路非常的遙遠，不可以得少為足。不能夠稍微有了進步就沾沾自喜，我們和聖賢人相比，境界差的非常的遠。這樣，人的謙虛之心才能夠真正生起。

後面還講，“夫儉則能廣，時則農業修，貴農則穀重，賤商則貨輕，有常則民壹，有度則不散，貨布則並兼塞，抑談說之士則百姓不淫，塞朋黨之門則天下歸本。”這一段話是講，把以上八個方面做到了，有什麼利益？有什麼好處？節儉則資源財富能夠運用久遠，按照時節勞作就保證收成，重視農業糧食價格就會高，抑制商業貨物價格就低。如此社會才易穩定。職業固定則百姓工作專一。開支有度就會使財富不散。財貨均衡遍布各處就可以抑制兼並產生。摒棄空談的人就會使百姓不迷惑混亂。堵塞朋黨之門則天下就會歸順君主。懂得這八者，國家雖小，必定能稱王。不懂得這八者，國家雖大，最後必定滅亡。

我們今天就先學習到這裏。我們下次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