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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集《用人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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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集《用人的重要性》
2017-12-11

尊敬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讲用人的重要性,在《群书治要》中特别强调重用贤人的意义。我们可以把用人的重要性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就是用人,关系国家的治乱。

在《汉书》上说:“任贤必治,任不肖必乱,必然之道也”。任用贤德的人,国家才能够得到治理,而任用不贤德的人国家必然混乱。这可以说是总结历史发展规律,得到的必然结论.

在《典语》上也说:“夫世之治乱,国之安危,非由他也。”说这个国家治理得好坏,社会的安危,不是由其他什么原因所导致的,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俊乂在官,则治道清,奸佞干政则祸乱作。”如果君主喜欢的是有才华、有德行的人,而且德才兼备的人在领导的位置上,这个国家政治就会清明。相反如果君主喜欢奉迎巴结的人,而且邪恶之人干预朝政,这个祸乱就不可避免。

在《群书治要·墨子》中,提到一般人对于治理国家,任贤使能,并不重视。他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现在的王公贵族,都想使国家富裕,人民增多,希望法令得到合理有序的运转。但是却不懂得尚贤使能。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士君子只明于小术,而不明于大道。”为什么这么说?假如现在的王公贵族有一只牛羊不能够宰杀,他一定会找一个好的屠夫来宰杀牛羊;如果有一张破弓不能张开了,他也一定会找好的工匠来修补。虽然身边有骨肉至亲,或者无缘无故富贵起来的人、相貌俊美的人,但是他知道他们没有这个技能。一定也不会让他们去做这些事。为什么?唯恐他们败坏了自己的财物。王公贵族们对这些事,尚知道尚贤使能,但是对于治理国家,却不知道尚贤使能了。

为什么这么说?到真正治理国家的时候,王公贵族会不加思索地,举荐任用他们的骨肉至亲、无缘无故富贵起来的人、或者是相貌姣好的人。由此可见这些王公贵族,亲爱他的国家,重视他的国家,还不如亲爱他的坏弓,重视他的牛羊之类的财物。所以说天下的士大夫、君子们、在位者,都是明于小术,而不明于大道的。这一个比喻非常形象恰当。

在《说苑》上说,没有恒常安定的国家,也没有恒常得以治理的百姓。如果得到贤德的人,这个国家就会安昌;失去贤德的人,国家就会灭亡。自古至今无不是如此。

古代的这些圣明的君主,都非常尊重贤才。在《新序》中记载着魏文侯的一个故事。魏文侯非常重视贤才。他怎么表现的?每一次路过段干木所居住的巷子的门口的时候,他一定会站起身来,然后扶着车前的横木,向这个方向表示致敬。这个仆人就不理解了,就问他原因,魏文侯说:这不是段干木所居住的巷子吗,段干木是一个贤德的人,我怎敢不对他伏轼致敬呢?段干木是因为有德行而荣光,而我,不过是因为土地广阔而荣光。段干木富有的是道义,而我,富有的不过是财富。土地不如德行,财富不如道义。我理应重用这个人、我理应尊敬他。所以魏文侯就给了段干木百万的薪禄。而且经常向他去请教治国的道理。魏国人听说这就事后,都特别地欢喜。结果,不久之后,这个秦国想要出兵攻打魏国,这个时候司马唐雎听到了这件事,就劝谏秦王,说:段干木是一个贤德之士,而魏文侯对他礼遇有加,天下人没有不知道这件事的,这个时候还不应该去攻打魏国。秦国的君主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就按兵不动,不再去攻打魏国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重用贤德的人,让天下人都为之佩服,不敢轻易对他有所企图。为什么呢?《孟子》中说道:一个人一定是先侮辱了自己,然后才被别人侮辱;一个家庭,也一定是内部有了纷争,才让别人看到有机可乘;一个国家,也一定是自己的内部掀起了纷争。别的国家看到这个国家不团结,才会打它的主意。一个国家如果有贤德的人被重用,它兴起伦理道德的教化。从上到下都团结一致,没有私心,不自私自利。那么这个力量就是非常强大的。别的国家也不敢对他有所企图。

在《潜夫论》上也说,国家为什么会乱?怎么能够判断出这个国家将要混乱?关键一点就看,这个国家是否重视贤德的人。古人告诉我们,不重视贤德的人,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君喜欢财货。《群书治要·六韬》中也说,如果在上位的国君喜欢财货,群臣就都喜欢获得利益。贤德的人最大的特点,他就是不自私自利,这些欲望、财利对他没有诱惑。贤德的人,一旦不被国君重用,他就会隐居起来。这个国家因为没有人兴起良好的伦理道德的教导,人自私自利的心全都生起来了。那就是《孟子》上所说的:“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这个国家就危险了,各种各样的祸患也都产生了。

在《新序》中,也记载着这样一个典故:秦国要去讨伐楚国,在去讨伐之前,先派使臣去看一看,秦国有什么宝器。楚王听到之后就把令尹子西召过来了,问他:说秦国要观一观我们国家的宝器,是不是可以把我们国家的和氏璧、随侯珠拿出来给他们看一看?令尹子西回答说,我也不太清楚。那楚王一看呢,就又把昭奚恤给召来了,也是向他询问这件事。昭奚恤说,秦国是想看一看我们的政治得失,而另有企图。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宝器,在于贤德的臣子。像珍珠玉器这些玩好之物,算不上国家最宝贵的东西。秦王一听,他回答的很有道理。所以就派昭奚恤来应对这件事。

昭奚恤怎么做的呢?他在东面设了一个高台,在南面设了四个高台,在西面建了一个高台。等秦国的使者来的时候,昭奚恤就对他说,您是我们国家的客人,那请到东面的上位就座。令尹子西,他就坐在南面的高台上,然后太宗子傲、叶公子高、司马子反都依次坐在南面,昭奚恤自己坐在西面的高台上。对秦国的使者说:您想看一看我们楚国的宝器,楚国的宝器是贤德的臣子,能够治理百姓充实仓库,使百姓各得其所,有令尹子西在这里;手里拿着圭壁,能够出使诸侯,化解彼此之间的仇怨,使两国能够结交友谊,没有战争的忧患,有太宗子傲在这里;能够保卫国土紧守边疆,不侵犯邻国,邻国也不能够侵犯我们国家,有叶公子高在这里;治理军队,整修军器装备,抵御强敌,手里拿着战鼓,可以激励百万的民众,他所任用的人,都可以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有司马子反在这里。缅怀先王霸业所成就的功绩,能够汲取治理动乱的经验,有我昭奚恤在这里。就请您尽情地观看吧。

这个秦国的使者听了之后,无言以对,非常地惊讶,回去之后,就向秦国的国君禀告说,楚国有很多贤德的臣子,这个时候出兵去攻打它,还不是时候,因此,秦国就放弃了征伐楚国的念头。

历史上这些贤明的君主,都是以贤臣为宝,而不是以珍珠宝玉为宝。这样,重用贤德礼贤下士,国家才得以安定。如果在位的人,都喜欢珠宝财富,上行而下效,整个国家就危险了。在《盐铁论》上对这一件事也做了这样一个评论,它说“随和,世之名宝也,而不能安危存亡。”随侯珠和和氏璧,虽然是世间的名贵的宝物,但是它有什么用呢?并不能是危亡的国家得以安存。所以“喻德示威,唯贤臣良相,不在戎马珍怪也。”你要彰显自己的威德,只有靠贤臣良相,而不是这些珍禽异兽、珠宝金银等等。因此,贤王以贤为宝,而不以珠玉为宝。这才是明智的选择。所以用的人是德才兼备的人,这个国家就能够治理得好。

第二点,用人也关系到民风的善恶。在《群书治要·后汉书》上记载,说“务进人贤,以任时政,不过数人,则风俗自化矣”。说一定要进用贤德的人,让他们来处理朝政。如果我们任用的是真正贤德的人在位,不过几个人,这个社会人心就会得到扭转,民风习俗会由恶变善。

我们看中国的历史上,有很多有道德学问的皇帝,都礼请儒、释、道三家的大德为国师。自己以学生之礼,礼敬老师。跟着国师学习,对国师礼遇有加。这些儒、释、道的大德,他每一天都给皇帝和群臣讲经说法,并且能够身体力行圣贤教诲;皇帝又对他们如此恭敬。这上行而下效,整个社会就兴起了追求道德、爱好仁义的风尚。

我们社会,如果能够选拔出那些德才兼备的,对传统文化有认知的,又能够力行传统美德的人。每一天在中央电视台、地方电视台,宣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我们相信,不过两三年,这个社会风气就会为之一新。中国古人说邪不胜正,只要有一个频道是播放正确的,正面的教导。那么大家,都会能选择正确的,明辨是非善恶的这种教诲。

《群书治要》中有一本书叫《文子》,它就指出了国家为什么不能任用贤德之人的原因。“上多欲则下多诈,上烦扰则下不定,上多求则下交争。不治其本而救之于末,无以异于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也。”领导者之所以不能任用贤德的人,没有兴起教化,原因就是自己欲望太多。自己的欲望太多,听了圣贤教诲,让他要节俭,要杜绝骄奢淫逸,他听了之后也做不到。每一天又在说他,他听着也很不顺耳。他也知道民众学习之后,分得清是非善恶美丑,再去投票选举的时候,自己也选不上了。所以这个在位者不能任用贤德的人,还是因为自己已经习惯于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

《文子》上说,社会上层的人欲望很多,底层的百姓就会升起欺诈之风。上面的法令非常的繁多,而且经常没有条理,下面的百姓就会不安定。上面的人有很多的贪求,下面的人就会交相争夺利益。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只在枝叶上解决问题,就如同是想止住水,却要开凿河渠,想要救火,却要往里边放木柴一样。这告诉我们要想任用贤德的人,必须要有圣王出现,明君出现。《文子》中提到,“圣王在上,明好恶以示人经,非誉以导之,亲贤而进之,贱不肖而退之,刑措而不用。礼义修而任贤德也。”圣明的君主在世,他会把他所喜好的,还有他厌恶的,明明确确地宣告天下。经过非议或者称誉来引导舆论。通过亲近任用贤德之人,鄙视并且罢退不肖之徒来治理国家。刑罚虽已颁布,但是却能够放置不用。也就是说古代的人,不是没有刑罚,这个刑罚也都很完备。但是因为没有人犯罪,就可以把这个刑罚搁置不用。这都是因为礼义道德得到了推行。而礼义道德之所以能够得到推行,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那些贤德的人得到了重用。也就是说,如果贤德的君主出现,任用贤德的人,兴起伦理道德的教化,那么社会风气,也可以在短期之内扭转过来。

历史上,每一个朝代兴起,其实都是在乱世的基础上。为什么它建立朝代几年之中,就可以恢复和谐?就是因为开国之君,往往都汲取了灭亡之君的教训,所以他自己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修身修得很好,而且任用贤德之士。这样的话,在短短的时间,这个国家也就走上了正轨,社会也就很快地安定和谐下来。

第三,就是用人,关系到领导者个人的安危。我们知道任用什么样的人,对于领导者他的事业成败,还有自身的命运都至关重要。首先,任用贤德的人关系到领导者的正邪与否。在《蒋子万机论》中就讲到,说:“君王之治,必须贤佐,然后为泰。故君称元首,臣为股肱。譬之一体相须而行也。”说君王要治理国家,必须有贤德的人来辅佐,才能达到国泰民安。因此,这个领导者被称为头脑,而臣子被领导者称为四肢。这就像一个身体一样,他们必须相互协调,才能治理好国家。你用什么样的人,关系到君主的正邪。

在《说苑》上记载,齐桓公来向管仲请教,说:治国最大的忧患是什么?管仲就说最担心的就是“社鼠”,桓公听不明白,什么是“社鼠”?管仲就说,“社”就是土地的神像。要用很多的木头,把它捆绑在一起,然后在上面涂了泥,就做成了这个土地神像。因为神像的中间一般都是空的,所以老鼠就经常以神像为托身之所。如果你用烟去熏它,你怕烧了一根整根的木头,也烧不死老鼠。你用水去灌它,又怕把神像上面的泥给毁坏。里边的老鼠不能杀死,就是因为这个土地神像的缘故。而齐国也有“社鼠”,就是君主身边的这些人。君主身边的人如果不正,就会蒙蔽善恶,让君主无法了解实情。君主身边的人仰仗着君主的庇护,就会在百姓中夸耀自己的权势,而鱼肉乡里。你不诛杀他们,会给国家带来混乱。你诛杀他们,他又是君主所庇护的人。很难把他诛杀掉。所以要治理国家,最担心的就是君主身边的人不正。

用人还关系到领导者的安逸与否。如果你用人用得得当,你自己就不用很劳苦,自己就会很安逸。《尸子》上说“夫用贤,身乐而名附。事少而功多,国治而能逸。”如果您能够任用贤德的人,你自身会很安乐,而名声自然跟随而来。事情少而功绩大。国家得到治理,自身也很安逸。

在《说苑》上记载着孔子的弟子子贱,在治理单父的时候,他弹着琴,自己从来没有离开公堂,单父就得到了治理。而孔子的另一个弟子巫马期,他也治理单父,但是他怎么样呢,披星戴月事必躬亲,忙忙碌碌的不得安居。不过,这个单父也得到了治理。巫马期就问了,说为什么子贱弹着琴,很安逸地就把单父给治理好了。子贱回答说,我的做法就是任用贤人,而你的做法是任力,靠的是出力。“任力者固劳,任人者固逸也”。出力的人,肯定是劳苦奔波。但是能够任用贤德的人,把这些贤能之士都发挥作用,自身就会很安逸,国家也能治理好。子贱就属于后者。他四肢安逸,耳目不劳,平心静气,让百官把事情给治理好,而巫马期却不然,他损害自己的性情,而且辛辛苦苦地亲自去教诲百姓。虽然单父也得到了治理,但是还没有达到最高的境界——就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治的根本,在于领导者自己有德行,而又不嫉贤妒能。信任那些贤德的人,对他们委以重任,这样就能够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境界。

怎么样任用贤德的人,具体的做法,就是把天下最贤德的人举荐出来,任为三公。把国家中最贤德的人举荐出来,任为九卿。把一县之中最贤德的人举荐出来,任为二十七大夫。把一乡之中最贤德的人举荐出来,任为八十一元士。都是以他们的才能大小给以适当的官职,让他们做合适的事。这样一来,道德教化就由天子达至百姓,这样以位重的人来制约位轻的人。因为位重的人他有德行,位轻的人德行稍稍不够,但是他受到有德行的人的限制、引领,他也会逐渐地转而去做道德的事。上面一倡导什么,下面的民众就跟着应和什么。上面有所行动,下面也会自然跟随。四海之内同归一心,都背弃贪婪鄙陋,而心向道义。用这样的办法来教化民众,就像风往哪吹,草就往哪倒一样,没有人不跟从。

古代的人任用贤才,都是以德行才能的高低为取舍,而不是任人唯亲,或者是徇私枉法。

用人还关系到领导者自身的成败,我们举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一点。在《晏子》上,记载着一个齐景公的故事。齐景公有一次问晏子,他说我的先君齐桓公,曾经率领兵车三百辆,九次会盟诸侯,一统天下。现在我率领的兵车有一千辆,可以赶上齐桓公的业绩,在他之后一统天下吗?晏子怎么回答的呢?晏子说,齐桓公率领兵车三百乘,九次会盟诸侯,一统天下。那是因为他左有鲍叔牙,右有管仲的辅佐。而您,现在左右全是娼优,谄媚邪恶的人在前,阿谀奉承的人在后。又怎么可能赶上齐桓公而成就霸业呢?

晏子的话就是从一个侧面提醒景公,桓公之所以称霸天下,是因为他能够任用贤才,信任贤才。如果你也想称霸天下的话,不是要效法他有多少的兵力,而应该效法他任用贤人的智慧,还有度量。用人,确实也是关系到君主的成败。正是因为用人如此地重要,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下一次课再讲。

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谢谢大家 !


刘余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士、硕士毕业。现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伦理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客座教授。著述丰硕。曾获英国赫尔大学哲学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后,并应邀到英、意、美、加、澳、日、新加坡、印尼、中国香港等地进行演讲和研讨。2015、2016年,先后两次应邀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国巴黎总部,围绕“从《群书治要》看圣贤教育的重要性及如何加强道德教育”做主题演讲,对中国传统文化“东学西渐”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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